増田美子“古代服飾の研究”第四章第一节“礼服、朝服、制服之制”。
武田佐知子‘古代天皇の冠と衣服’。
而进入奈良时代以后，虽然《衣服令》中并没有记录天皇的服制如何，但是从其他史料中，可以得到部分的信息。其中常为学者引用的，是如下两条。《续日本纪》天平四年（732年）正月一日：“春正月乙巳朔。御大极殿受朝。天皇始服冕服。”《日本纪略》弘仁十一年（820年）二月：“诏曰。云云。其朕大小诸神事及季冬奉币诸陵。则用帛衣。（元）正受朝则用衮冕十二章。朔日受朝。日听政。受蕃国使。奉币及大小诸会。则用黄栌染衣。”增田氏据此认为，奈良时代就已经采用了仿照中国制度的冕服作为礼服。而到平安时代的弘仁十一年，进一步明确了天皇的服制：在传统神事以及祭祀祖先时着白色帛衣，这是天皇的传统正装；元旦受朝则着中国风格的冕服，且明确为“衮冕十二章”；在其他的公事场合，则着黄栌染衣 。而武田氏则根据对于天平胜宝四年（752年）东大寺大佛开眼会之时天皇服装的研究，推测天平四年天皇所着之“冕服”，可能只是引入了“冕冠”，至于衣服则仍然是传统的白色帛衣 。
“衮冕十二章”最初是作为元旦朝贺之际天皇的礼服而成立的。虽然自993年之后，朝廷不再举行元旦朝贺，但是仪式本身被天皇的即位仪礼所继承。也就是说，平安时代中期以降，天皇着用“衮冕十二章”，就只限于即位仪礼的场合了。“礼服御览”作为天皇即位之前的一种仪式也随之成立，参看松本郁代：‘中世の‘礼服御覧’と袞冕十二章’。
无论如何，自平安时代开始，中国风格的“衮冕十二章”确实作为天皇的礼服之一而成立，并一直持续到江户时代 。这显示了中国文明对于古代日本的巨大影响。不过，天皇的礼服虽然称为“冕服”“衮冕”，却也并非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中国制度。主要的不同之处有如下三点。
松本郁代‘中世の‘礼服御覧’と袞冕十二章’。
第一，中国古代王朝的冕服，是自皇帝至于群臣通用的。即将君臣作为同一体系对待而加以差别化。但是日本古代则只限于天皇自身（皇太子亦着“衮冕九章”），其他自亲王、诸王至于诸臣，是不允许着用冕服的。也就是说，天皇着用“衮冕十二章”的机能性意义，并不在于视觉性的显示身份性差别，而在于通过着用来显示其身份的独特存在 。
武田佐知子‘古代天皇の冠と衣服’。
第二，中国古代冕服中的冕冠，其十二旒以白玉珠制成，分布于冕版的前后方。日本天皇冕冠之旒，最初也是这样前后垂下的。但到了17世纪初的江户时代初期，就改变为自四周垂下的形制了。并且其材质为各种各样的宝石，并不仅限于白玉珠 。
武田佐知子‘古代天皇の冠と衣服’。
第三，中国的衮衣，自汉代以降一直为“玄衣 裳”，即黑色上衣与红色之裳的组合形制；而日本天皇的衮衣，则自弘仁年间以降，上下装均为红色。不过武田氏认为，这一特征实际上也是自中国引入的 。
附记
自己前几种书的研究动机，都萌生于史实细节考证。《品位与职位》的写作，是从北周“双授”的考证发端的；《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的写作，是从“宦皇帝者”的考证发端的。本书也是如此。
2005年春开始的那个学期，我打算在古代官阶的课上加入等级舆服的内容，为此开始阅读历代《舆服志》。这时在《唐书》中看到一个现象：唐前期的某些祭祀上，皇帝冕服等级竟然只相当四五品官。兴趣油然而生了。那种“君臣倒置”之事，在中国礼制史上似乎绝无仅有。它是如何发生的呢？结课后我开始动笔，觉得至少可以写篇知识性的东西吧。暑假结束时完成了七八万字，超出预期。其主体部分以《宗经、复古和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为题，在《北京大学学报》上连载。
这个论题，涉及了很多服饰史、经学史的知识。服饰史、经学史是非常专门的学问，而我完全是门外汉，满眼陌生，只能边学边写，从ABC开始。不过心态尚好，仍像年青时那样不怕出错，不懂的东西也敢碰，不怕说了外行话。当然，现在对服饰史和经学史照样不懂，只是冕服部分稍微多知道了一些罢了。
对如何把握论题，学生们曾提出过若干意见。比如，有个建议是可以从人类学角度考察十二章。斟酌之余，我仍维持原先的视角，即“服饰背后的权力，学术背后的利益”。当然，这就跟另一些论著的视角不同了，比如把冕服视为灿烂遗产而加歌颂的视角。真理不止一个，不同出发点，我想可以并行不悖吧。
具体操作时，采用了一种非常“形式主义”的方法，大量进行结构分析。这给了我一种干理工科的有趣感觉，可能跟自己干过雷达兵有关吧。在我的想象中，事情总是在一个结构中展开的。期待人物、情节与场面的读者，会觉得缺乏历史感，那就没法兼顾了。好比我选择了吃苹果，那我并不指望品尝到梨子的味道。曾有一种倾向：把制度史视为政治史的附庸，制度史是为政治史做注脚的，制度研究只有从政治史开始、并最终归结到政治史上去，才算有深度。但我不那么看。从“政治史主体”的立场观察，有血有肉的人的活动才是历史，人的思想言行、人与人的关系，集团、事件和冲突，才是历史的中心。而在“制度史主体”的目光中，人的活动也好，政治事件也好，它们都发生在一个结构之中。宛如湖面上的一场风波，政治史把它刻画得栩栩如生；但制度史关心的，却是湖泊的水文、地质、气象问题。在“制度史主体”的立场中，研究应首先从法定成文制度开始，随后是其运行状况，最后才是其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民族等因素的关系。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所以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后来在冕服和冠服上，陆续又发表了几篇文章，算来有十多万字了，就想把它们凑成一书完事。不过在把文章连缀成书时，实际耗费的时间超出了预先估计很多。写书毕竟跟写论文不相同，要有整体的规划和连贯的主线，各个论点需要彼此支撑、彼此照应，结构上也要调整得匀称均衡。好比一堆石材，在把它们搭在一起的时候，彼此间就出现了很多空隙需要填补；而且搭成什么样子好看，又成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就很花时间。而且细节上也枝蔓丛生了。重新审视史料，又感觉若干细节仍未澄清，试图澄清时又发现了更多的未知细节，如同陷进泥塘，越陷越深。这期间还得应付别的事情，断断续续地磨着拖着。觉得自己很缺少一种本事，就是“恰到好处”地写一本书，不浪费一丝时间精力，差不多了就抽身而去。后来都有“久病不愈”之感了。屡下决心将此“病灶”一刀了断，不过在几乎结稿的前几天，还是被一个细节缠了腿，多写出了一节，就是“‘重行’与‘小章’”那一节。从最初动笔至今，这个课题做了四年。
勉强“出院”了，然而感觉是“带病出院”的。所涉时段太广，浩瀚史料，主要是历史后期的相关史料，无力遍检通读。精力大不如前，视力明显变坏，每次关电脑时都眼睛疼。“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老话，现在觉得很亲切。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个人的能力太有限了，能做多少算多少，做到哪儿就算哪儿。另外，本书文风比较随意。如果有人认为那不是学术著作的应有写法，没关系，别把它看成学术著作就成了。写不了几本书了。手中既然还有一个东西可写，就宁愿按自己开心的样子写，不会为别的什么委屈了自己。
感谢张继海君为编辑此书付出的心血，我的屡屡改动给他添了麻烦。感谢叶炜、孙正军、陈文龙诸君在校对上耗费的精力。书稿中的大量疏误因他们而得以纠正。
阎步克
2009年5月最后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