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唐朝与高句丽和百济的关系却在恶化，特别是当两国的战舰开始侵扰大唐与新罗的海上贸易之后。高句丽的渊盖苏文杀了国王高建武，独掌大权，拘留了大唐出使高句丽的官员，并联合百济出兵新罗。唐太宗被渊盖苏文的所作所为激怒，于是下令征伐高句丽。[144]
吸取了隋朝对高句丽作战的教训，唐太宗做了充分的准备，其中一项就是加强水师力量。644年秋，他下令在今江西南昌、鄱阳和九江地区建造四百艘战舰。[145]四个月后，大唐开始出征。唐太宗的战略是让陆军攻打辽东，以便将高句丽的兵力都赶到前线，再让水师奇袭高句丽的王城。某次朝会上，唐太宗曾说：“高丽地止四郡，我发卒数万攻辽东，诸城必救，我以舟师自东莱帆海趋平壤，固易。”[146]因此，唐军联合契丹、靺鞨等部发兵六万，在李的率领下直趋辽东，张亮领兵四万三千，战舰五百艘自东莱泛海趋平壤。[147]
水军率先到达并攻克卑奢城，并占领了离平壤不远的海岸线。这路抢滩登陆的水军立即成为高句丽防御的重点对象，但高句丽并未如唐朝预期的那样，将所有的兵力都派往鸭绿江一线。唐军渐渐退让，撤回战舰上，苦等另一支唐军未果，只好返航。而那一支唐军随着冬日临近，供给不足，无法再向高句丽前进，只好撤退。[148]
647年，唐太宗准备再次攻打高句丽。这一次他有意打造一支实力雄厚的水师。建设水师的重任落到了江南一带(大约是今天的江苏、江西和浙江地区)，十二州工匠受命建造一百艘大型战舰，每艘要耗费一千两百匹缣，以及小型的船。而蜀地(今四川)的百姓则受命为这些战舰出资，蜀地不堪重负，邛、眉、雅三州爆发动乱。[20][149]当战舰造好、叛乱平定，一切准备就绪后，所有战舰都行驶到东莱，港口已有一万水军在牛进达的指挥下整装待发。唐太宗再次任命李带领陆军。这一次，高句丽通过外交手段赢得了时间[21]，唐军出发的时间拖到了冬季，为时已晚，不适宜攻伐。
648年，唐太宗计划第三次出征高句丽。这一次，部分战舰由远在今天四川地区的百姓打造。这些战舰长百尺，宽五十尺，每艘耗资2236匹。出资造船或能雇用劳力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建造完毕的战舰都顺长江而下抵达扬州集中，由水军将领接收，并和其他新建的战舰一起行驶到东莱。[150]征伐高句丽的舰队共有三万人，由薛万彻带领。但由于唐太宗驾崩，出征高句丽的计划取消。
唐太宗征高句丽虽以失败告终，但却牢牢牵制了高句丽，使新罗得到了十多年的安定时期。660年，高句丽和百济在日本的支持下，再一次联兵入侵新罗。唐朝又一次派兵支援新罗。这一次，大唐采用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战略。之前，高句丽在北线一直成功地贯彻“坚壁清野”的策略，因此，唐军很难从陆路穿过辽东平原，海路力量也不够强大到攻破高句丽海岸。如今，形势不同了，大唐同时和高句丽及百济作战，而百济的兵力比较弱。大唐便制订了新的作战方案：新罗从陆路、大唐从水路一齐向百济进攻；攻灭百济之后，两路联军就能从两面夹击高句丽，并切断日本对高句丽的支援。[151]
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率兵十三万，由战舰护送从山东渡过黄海抵达百济。大唐的战舰在熊津江(今锦江)入海口不费吹灰之力击溃了百济的战舰[22]，之后未受任何阻挡自熊津江向北深入。7月10日，唐军大破百济王城熊津，同时五万新罗骑兵从后方穿过险隘，不停骚扰百济军队。在联军的夹击下，百济覆灭。[152]留下刘仁愿及一万兵力镇守百济后，苏定方继续沿海岸向北航行讨伐高句丽。661年9月，苏定方在大同江击败高句丽军，围攻平壤。渊盖苏文闻风而逃，然而守卫高句丽王城的军队却负隅顽抗，不肯投降。苏定方包围平壤却迟迟未能攻下，军资供应开始短缺。662年初，一场暴雪让高句丽得以解围，唐军只能返回。[153]
与此同时，唐朝和新罗在朝鲜半岛上不断扩大的势力，让日本感到了威胁。齐明女皇亲自挂帅率军为百济解围，但行至九州染病去世，这次远征也被迫取消。[154]661年，天智天皇令由五千日本军和一百七十艘战舰组成的舰队护送百济的质子丰璋王子归国即位。当时百济的旧将福信聚集了百济旧众，组成一支军队，得到日本兵力和物资的支援。[155]新罗兵撤退之后，镇守的唐军发现百济暴动四起，也退守到熊津城，但很快受到围攻。
获悉朝鲜半岛的战况后，唐高宗命刘仁轨火速在山东集结人马，急攻百济。662年夏，刘仁轨大败百济军，解除了对熊津的包围。[156]与镇守百济的人马合军后，刘仁轨开始攻打百济残余。即使有奉诏出兵的新罗人帮助，要剿灭百济依然困难重重。
百济人顽强死守，并不断接受日本的援助。663年春，两万七千日本兵乘坐一千多艘战舰抵达百济海岸。[157]刘仁轨迅速要求增兵，但朝廷只派了孙仁师从山东统水军七千出发，于8月抵达。[158]
百济军在内陆的炭岘和港口周留建立了两个大本营。刘仁轨决定攻打周留，因为由日本支援的军资兵马都要在此地下船。刘仁轨携副将杜爽及百济末代世子扶余隆出了熊津江向周留进发。当时他的舰队有170艘船，其中包括战舰、船舶以及粮船。[159]另一方面，新罗军自内陆进军，并于8月13日发起进攻，攻占了炭岘。
8月17日，唐军的舰队列队抵达熊津江口的伎我岛附近。8月27日，日军从周留港突然出击，猛攻大唐战舰。日军不自量力，用小战舰冲撞唐军的楼船，四战下来，伤亡惨重，唐军四战四捷。[160]
与百济王子匆匆商议之后，日本决定撤出周留。10月5日，日本调集残余战舰和兵力突围，一驶出港口，日本战舰就呈楔形，意图冲向大唐舰队陈列的中心。然而据日本史书记载：“大唐便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161]
刹那间，大部分日本战舰受创严重，将领朴市田来津也“于焉战死”[162]。“烟焰涨长，海水皆赤。”[163]从当时战况的描述来看，唐军似乎使用了火箭，将士随身携带一小葫芦油，然后火烧日本战舰。两日来的激烈海战，唐军“焚四百艘”[164]敌舰，唐军损失未有记载。
白江口海战使大唐对朝鲜半岛战争趋于白热化。七天后，唐军攻破周留城，迫使日军撤离，平定了百济。接着，大唐和新罗联军向高句丽推进，并经历五年苦战，于668年10月进至平壤城下，破城而占。高句丽在大唐的攻击下最终灭亡。[165]高句丽被灭后，朝鲜半岛东面[23]曾一度归入唐朝疆域，朝廷曾有一段时间在此设置都督府进行管理。而日本在白江口战败后，近一千年间，未敢再对亚洲大陆开战。
五代十国和北宋时期
白江口战役的胜利使唐朝水师活动达到巅峰状态。水军配合了西线陆军的推进。然而，8世纪至9世纪，在西面与突厥、吐谷浑、吐蕃、大食的战争以及西南面与南诏的战争使得唐朝国库空虚。同时，由于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等几次大规模的叛乱，中央政权变得虚弱无力，国内经济衰退。最终，唐朝于907年灭亡。
时局又像回到了公元前221年之前的战国时期和公元589年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段历史中的中国分裂成许多割据政权，每一个政权都想通过军事武装力量获得政治统治。在分裂的前期，北方的国家主要依靠陆军的力量，而南方的沿海国家更加依靠水师的力量，这种军事平衡的局面持续了几十年。
沿海的政权中，实力最强的是位于今天浙江的吴越和位于今天广东的南汉。吴越都城在杭州，在钱镠的领导下实力逐渐强盛。历代吴越王鼓励发展工商业，与统一了朝鲜半岛的高丽、日本及东南亚的沿海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建港埠，挖运河，因此吴越国的经济繁荣富庶。钱镠打造水军，并以此对付周边的吴(今江苏)和闽(今福建)，增强了国力。
在这一时期的众多海战中，有一场战役尤为特殊。发生在919年夏的狼山江(位于今南通东南方，靠近长江口)战役，不仅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更采用了新颖的战术。钱镠命儿子钱元瓘率领五百艘“龙船”(因形似龙而得名)作战。船队于4月出发攻吴，吴国立即派彭彦章从淮河地区(今苏北地区)召集士兵组成舰队拦截。以下是吴越史书对这场战役的描述：
夏四月乙巳，大战淮人于狼山江。将战之夕，王召指挥使张从宝，计之曰：“彼若径下，当避其初以诱之，制胜之道也。”乃命军中宿理帆樯，每舟必载石灰、黑豆、江沙以随焉。翌日昧爽，淮人果乘风自西北而下，危樯巨舰，势若云合，我师皆避之。贼船既高且巨，不能复上，我师反乘风以逐之，复用小舟围其左右。贼回舟而斗，因扬石灰，贼不能视。及轴轳相接，撒豆于贼舟，我舟则沙焉。战血既渍，践豆者靡不颠踣，命纵火油焚之。……斩其将百胜军使彭彦章，获士卒七千余人、贼船百余艘，余皆焚之。其斩馘甚众，自江及岸数十里，皆殷焉。[166]
除了采用撒豆子这种非正统的手段以外，钱元瓘的战术安排有几点也十分有意思。他充分发挥吴越战船体形小、速度快、操作灵活的特点，同时从大食国购入猛火油，装入铁银筒发射，重创敌军。[167]
南方的南汉海外贸易发达，经济富庶；水军强大，称霸一方。例如，930年，南汉王刘岩派舰队远征占城，并掠回大量金银珠宝。[168]南汉的势力向南一直扩张到今天的越南北部。因此，939年，曾为唐朝官员的安南人吴权在交趾起兵造反时，刘岩派出舰队平乱，希望夺取该地。舰队的将领是刘岩的儿子万王刘洪操。
刘洪操率舰队离开广州，穿越琼州海峡，渡过东京湾(今北部湾)到达红河入口。吴权刚刚诛杀了兵变的矫公羡，获悉南汉来袭，立刻顺河而下。吴权乘涨潮时先使人以轻舟出战，佯败后掉头逃入白藤江(今南赵江)。[169]体形庞大的南汉战船紧追其后。及至退潮，南汉军惊慌地发现江底探出了暗藏的包上铁尖的巨型木桩，让他们无法撤退。此时，安南人再趁机利用轻舟包围并袭击南汉战船，重挫南汉军，刘洪操及大半将士阵亡。[170]白藤江之战使安南人摆脱了中国人一千年的统治，从此独立出来。吴权于两年后自立为王。
五代十国大分裂末期，中国北方的统治者在与南方诸国的战争中发现，水军和陆军配合作战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后周世宗柴荣从南方请来了擅长水战的行家，帮助自己修造战船、训练水军。如此一来，两年后(956—957年)他便能够成功地在淮河地区水陆两路进攻南唐。[171]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曾是后周的将领，深谙水军用兵之道，他的水军在971年灭南汉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978年，吴越国主动向宋称臣。经过一系列战争后，宋朝又重新统一了中国。
北宋初期的皇帝都十分注重培养水师力量。宋太祖多次检阅战船，经常举行模拟水战让自己的水师保持状态。[172]宋太祖去世后，为他的继任者们留下了规模庞大的江河舰队。即使中国很快便陷入了对契丹辽国和西北党项西夏国的战争，但还是时不时会攻伐越南北部，希望重新恢复对其控制。1052年，宋朝将领狄青通过海路远征占婆国，在归仁附近取得海战胜利，平定叛乱[24]。向南扩张也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中的一项政策，1076年，另一支宋朝舰队南下夺取并占领广南[25]一年，直到占婆人和安南人同意成为宋朝的藩属国。[173]
结论
至12世纪，中国已有1700多年的航海历史。中国很早便有海员出现，他们取得了丰富的航海经验。中国人水战区域包括内陆江河湖泊、开阔的长江和珠江入海口、沿海水域以及海洋，这些水战既有内战也有对外战争，尤其是对高丽人及安南人。中国人的船队在东海上开始探索之旅。充足的人力和物产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曲折的海岸线让中国人可以建造出坚固结实的舰队。如果主将才干卓绝又运筹帷幄，那么这些舰队在对外的海战中通常都是所向披靡的。
但是，此时的中国还不能被称为真正的海上强国，水军只是辅助的武装力量。在国内，水军通常受地方指挥，用于剿灭海盗；对外战争时，水军作为辅助力量，通常用于运输兵力和物资。而且水军通常只在战争期间才调动起来，组建时间很短暂，只有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政权才拥有长期固定的水军。
尽管海上贸易始于中国人民和东亚海上国家人民之间的交往，但中国其实并没有一支大型的商贸舰队，原因可能是当时的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带有的封闭性。传入中国的舶来品大部分是奢侈品，由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带到中国的海港。去海外的中国商人和行者不搭乘中国的船舶，而是外国的船舶。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业船运垄断了东亚海域的运输业务。[174]因为没有大型的商业船队，当时的朝廷也不需要一支长期稳定的水军来保护贸易。
早期的中国在海上事务中缺乏活力和创新，原因之一是中世纪末之前的中国将政治和战略眼光聚焦在北方和西北的边境。河西走廊是中国对外的门户。东面和南面的海洋在战略上居于次要地位，被视为后花园而未受过多的关注。要让中国的视线从大陆转向海洋，国家需要一次彻底的基础目标转向。称雄东亚海域之前，中国必须将视线从西北转向东南。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转变发生在南宋时期，具体内容会在下一章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