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方面，湘军、淮军都是由农村里招募农民，来自本乡本土，并没有向外募集。这些人立了军功，可以因为军功而上升，在作战中又可以得到财务上的支持，也就等于一种雇佣兵。湘军、淮军人数不多而作战精神旺盛，与一般征兵征来的普通充员的作战精神是很不一样的。他们的长官曾国藩组织军队是为自己的理想，而他的部下参军则是为了感情、为了保乡，成为雇佣兵之后，又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所以这种部队人数不多，也不够专业化，却能够在战争中训练自己，成为一支相当不错的精兵。
从打太平军的事业中，曾国藩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些资源来维持大规模的长期军事活动，这些经验并进而延伸到他功业里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在太平军打完，捻军也平定下来了之后，曾国藩和左宗棠、李鸿章这一批人又着手进行另一个工作：中国的军队近代化、国防近代化。由此，曾国藩等人将中国带入了近代化的途径。
军队近代化
19世纪中叶，一次又一次，中国在战场上面临洋人的洋枪大炮而一筹莫展。在打太平军的将领中，第一个对洋人的枪炮轮船有很深感受的大臣是胡林翼。胡林翼是曾国藩的朋友与支持者，当曾国藩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胡林翼负责后方支援。胡林翼在长江岸看到外国人的轮船逆水上驶，疾如奔马，速度与载重量都不是中国的木船可以比拟，当场就受到极大的刺激，认为将来中国的大患，不在太平天国的兴起，而在外力的侵犯。曾国藩在作战之中，取得经验，也了解到一定要用洋枪洋炮，才可以打赢战争。[23]
所以湘军尽量取得外国武器，甚至雇用外籍的雇佣兵。英国军人戈登及美国军人华德，都曾参加上海之战，后来也参与其他的战役。这些外籍雇佣兵的作战方法和使用的枪炮，都让湘军的将领们印象深刻。所以他们在一步步改组自己部队时，也都模仿洋人军操，购买洋人武器。
太平天国和捻军被平定之后，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主要任务是与洋人谈判的外交工作。当时的天津教案，他为国家受了许多批评，却宁可自己委屈，也不愿意惹起战火。因为他觉得当时中国没有和洋人交战的实力，所以宁可多赔钱、受委屈。由于当时办外交深受刺激，他更认为中国若要自立图强非办洋务不可。
签订《天津条约》
李鸿章是曾国藩训练出来的人，他在曾国藩的幕府底下做事，跟着曾国藩学习，直到后来让他自己招募部队，才建立了淮军。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尽力要使中国几个重要的省份近代化：北方是直隶，南方是两江，在华南是两广。这三个地区，在太平军平定之后，由曾、李及其同僚分别建立了国防工业，在上海有江南机器制造局，在南京有水师学堂，在福建有马尾船厂，北洋有现代装备的北洋军，湖北也有现代装备的新军，这些都是国防工作的新事业。他们办航运、办兵工厂、办钢铁厂、办电报局、开电灯厂、开煤矿、开铁矿，从曾国藩到张之洞，这一批不同地区的人员，都为了同一个理想，要做好近代化的工作。
近代化的财源
近代化的财源从哪里来呢？政府没有钱，历经几次赔款，政府已经相当穷困，光靠厘金也不够了。海关税不在中国手里，自庚子之乱之后，中国的海关税是由外国人收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把这些花钱的洋务办好呢？这些洋务大臣的办法是收集民股，调动民间的资源，用官督商办的名义，公家发动一个事业，由当地的绅士与商人包去经营。这种买卖当然不会亏本。最初清朝的办法是买洋枪洋炮来装备军队，这些洋务大臣则是想自给自足，除了武器以外，将制造、矿冶、运输、交通、通信……所有配套的设施，一一办起来。这些配套的装备大多是跟民生工业有关系的，也有相当的利润，所以要招收民股事实上并不困难。
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到最后的盛宣怀，他们在东南、华南、华中的洋务推动工作大多用官督商办的模式。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些企业的规模并不大，但在开创之初，也不能算小了。由无生有很难，由小变大就比较容易了。曾、左、李、盛等人开创的事功，要从没有章程、没有前例可循、没有市场结构之下，办成这些事业，的确不容易。调动民间资源，也要有相当的办法，一方面让商人指望将来的利润，甘心参加运作，另一方面劝募参加股份的士绅商人也可以得到政府的褒奖，例如，一个虚衔的官职，满足募集股份有功之人的虚荣心。
洋务工作，实际上是无中生有，将中国的近现代工商业一步一步建设起来。相较于德国、日本及俄国等举国致力投入近代化的情形，中国投入的人力财力，都不够大，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缺憾。但是整体上来说，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这一份意义是相当值得纪念的。
曾国藩的办事精神
接下去再说曾国藩的办事精神。曾国藩有一点值得表扬的，是他坚毅不拔、不屈不挠的“挺”劲。他自己说过，他做事有一股挺的精神，挺，就是挺住、挺下去，挺得过要挺，挺不过也要挺，就是要挺过难关。他是不是受过考验？是不是都能挺过来呢？有一次在安徽跟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因为战略错误而大败，损兵折将，他的好友也阵亡了。曾国藩气恼自己，投水自杀，看来他的挺劲也不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从水中被救起来后，他发誓从此以后要挺下去，不管艰难困苦，不管多大困难、前途茫茫，都要熬下去。做大事业的人，一定要有坚毅的决心，绝对不能中途停顿下来。一旦中途停顿下来以后，前面的一切努力，就全部化为乌有了。
曾国藩另外一个长处是他不贪财。左宗棠也不贪财。李鸿章是有一些财富，但是和他经手的财富相比较，也没有到离谱的程度。李鸿章在投资中也动员了自己的力量，因此得到了不少利润。他并没有卖官，或是将国家的公款纳入自己的口袋。盛宣怀倒是假公济私，为自己图了私利。以曾和左而论，他们都是相当干净的，因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儒家学者。李鸿章书虽读得不错，但他是个官吏。盛宣怀却不是学者。真正是学者的人，他由学问上得来的良心，应当是维持他不贪污的一个重要因素。
曾国藩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肯找接班人，并不恋栈。他曾经说：要做大事情，第一个要想到的就是要找替手；等到我不能做事情的时候，谁接替我做下去。这一找替手的观念，相当重要。很多大人物总觉得舍我其谁，做到了一定的岁数，还是要继续做下去。这些大人物，总是振振有词：没有人接手，非得自己做下去不可。这种想法是一种自我期许，是自负，也是自私。这种人物的罪过是他没有训练别人接手。曾国藩就非常注意培训人才，他招揽人才到幕府做参谋的工作时，就时时观察人才，加以训练。他最早的合作伙伴左宗棠，就是他罗致训练成的一个人才。左宗棠在功名上不过是举人，但是他非常有才华，后来帮骆宾章做事情。等到湘军有了规模，曾国藩请左宗棠在浙江也组织一支部队，由南边进攻太平军。左宗棠是曾国藩提拔的一个重要助手，另一个提拔的人才是李鸿章。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里原本是一个并没有什么特殊声望的年轻学者，但是，曾国藩看出这个人胆大、心细、有魄力，曾国藩就特别培训李鸿章，后来还派他去组织一支淮军。李鸿章最后真正继承了曾国藩的工作，在清朝晚期支撑大局。
培育接班人
曾国藩训练替手的观念，在李鸿章身上完全得到印证。一个能训练替手的人，就可以随时离开。曾国藩在太平军平定之后，就立刻解散自己的军队，不让自己成为拥有私人军队的将领，这样的胸襟怀抱后来的军阀没有一个能赶得上。而他回到中央政府后，以及在担任直隶总督时所做的事情，总是私下注意某一项事业由某人管，有一人能够接下去工作，事业就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终止。曾国藩在这一方面不贪图自己独占，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
相对而言，李鸿章就不如他了。李鸿章也培育人才，比如说盛宣怀。不管盛宣怀人品如何，今天仍然有许多争议，但是盛宣怀是个能干的人。李鸿章训练盛宣怀作为他的接班人，使得许多洋务工作可以进一步地展开。从曾国藩、李鸿章到盛宣怀以下，中国一直有一群所谓技术官僚的存在。这批人的人数越来越多，从当年办洋务，到抗战前的资源委员会，抗战期间的美援会，以及后来台湾地区由美援会改成的“经合会”、“农复会”、“经建会”，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些技术官僚，也就是有事业知识的人在做事。中国的金融业、工业、交通业，基本上都是靠一代又一代的人做出来的成绩。一代一代，人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专业化。追溯源头，这些人才都是从曾国藩要找替手的观念上发展出来的。
有培育接班人想法的人，才不会恋栈，不会认为“非我不可”而一直做下去。不懂培训接班人的领袖，通常他的事业及身而止，也留下了一个不可收拾的残局，因为没有人晓得如何收拾，也没有人晓得如何继续。这实在是很不幸的现象。世上许多大企业往往犯了这个毛病，许多大企业的创业者没有替自己训练真正的接班人，有人训练自己的亲属或子孙，但是并不成功；也有人自负太深，只想部属互相牵制平衡，而不想让这些人接替自己的工作，到了最后企业垮了，只剩下旁人的惋惜。
掌握资源为国家做事
从秦汉到明清，这一个长系列的王朝，我们以曾国藩做一个殿军，来说明一个名臣可以为国家做一些什么事情、能留下什么重要影响。曾国藩能掌握到前人没办法掌握的资源，能调动前人没办法调动的资源，他不但能看到资源之所在，更能利用这些资源去开拓新的事业，为中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以企业界为例，曾国藩由本来生产的范围，转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事业范围、完全不同的市场，利用完全不同的资源、完全不一样的结构，才造就了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曾、李之辈，能够成此功业，也有一定的条件，因为那时中央衰弱，地方强大，他们才得以开展力量。同时，由于他们留下的基础，使中国的东南、华中与华南，具备了举足轻重的力量，革命才能够在这些地方发轫，而致成功，使得几千年的帝制王朝终于转变成为民国。
曾国藩这批人开创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局面，这局面以洋务为名，但事实上并不只是模仿西洋而已。这一运动的意义是在中央政府管不着的范围里，地方找到了自己可以用的力量；利用这一新的力量，构成了新的结构（新的军事组织、新的经济结构、新的权力结构），使得原本的王朝不得不被这新的结构所代替。民国成立，事实上只是继承了曾国藩和李鸿章他们留下的结构。
结语
本书是讨论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们重要的领袖，尤其是宰相身份的领袖，如何为每个问题找到解决的方法。有的解决得很好，有的则不然。这本书也讲到了个人品德的问题。早期的个例中有一些可以规劝皇帝的人，如魏徵，而晚期就看不到这种人物了。中国王朝的体制里，皇帝的独裁权越来越大，对于大权独揽的皇帝，谏官能尽到的功能就越来越小。在汉朝还有一些能够真正为国家规划长远计划的人物，像萧何、诸葛亮，后来也慢慢地少了。这是因为规模已经成型，许多制度已经确立，能够变动的地方就少了。
诸葛亮、王导之类的人物，他们的工作是致力于族群的融合，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在宽宏大量的领袖的领导之下，大家一步步走向融合。我们也讨论了南北朝的领袖，王猛、李沖……他们帮助不同的文化融合。
我们也看到唐朝的贤相陆贽、李泌，在王朝快要覆亡的时候，为国家寻找新的税收方式，调动新的力量；也在国家面临新的外来因素的情势之下，调动外援的力量，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都是在中国一步步扩大成为东亚新的国际化社会的时候，才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农业提升到了一个水平、中国的工商业逐渐开展的时候，政府才会有新的经济基础，才能有新税源。宋、明两朝的宰相，比如说王安石和张居正，他们都想在现有的结构上进行修正，翻陈出新，增加效率、调动新的资源、创造条件，引导更好的经济制度。可是他们的工作基本上都只是修改的性质而已，要等到清朝晚期的时候，才有像曾国藩这一批人所做的这么大规模的改变，使得中国有了崭新的面貌。
最后到了我们今天看见的情况，这是一代又一代累积的历史的结果，每一个朝代都有这些能够尽心尽力为国家想事情的人，他们为国家做了事、为人民做了事，为中国长远的发展做了推进的工作。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尽心尽力将中国的历史方向导向我们所见的各个阶段。文化与政治体系演变的大方向，有集体推动的力量，也有个人控制的部分，但这些重要的人物是凭借他们个人的能力、修养、操守，以及韧性，才能够一个接一个推动历史的变化。虽然中间隔了几百年之久，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这些人对中国发展的方向都有一定的指引与推动的作用。这些人物都是在人类历史上可以刻下姓名的人物，我们对他们充满感激与佩服，我们永远纪念他们，他们也成为今天我们可以学习与效法的模范。
今天的时代和过去当然不一样了。我们有政府机关也有私人企业，我们的经济情况也比过去更宽广与多样。我们有更庞大复杂的经济体系，我们处于国际社会里，不能再关门过日子。但不管我们的情况如何改变，我们周围的条件如何改变，若干种领袖的条件与品质还是必须的。领袖必须眼光远大、必须坚毅果决、必须胸襟宽阔、必须公忠体国；他们必定能够开创新一代的风气，也必定能够带动一批人，成为他们事业的继承者，这些都是重要的条件。希望我们今天不仅在政府里面有这样的人物，在民间也有更多这样的人物，一批又一批，一代传一代，让我们变得更好，也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更加提升。
我们在这几个章节里面的讨论，都不外以历史的例证作为学习的对象。在这些历史个例中，哪些是治国时面临的困扰？哪些是治国过程中发展的缺陷？将这些治理国家的经验，转换成为管理经营的原则，看看是不是适用于一些营利或非营利组织。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了，若干原则与方向是一个团体或社会组织（不论是国家、企业、基金会）都必须遵循的。第一是权责要清楚，第二是权力和能力最好要分隔开，执行者的工作由有所有权的人来替他做考核，第三是平时不断的稽查是很重要的。
首长本身作风理性是必须的，不能听信小人、不能逞意气、不能任用非才，因为他本身对团体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团体所要进行的任务，不能因为一个领导者、一个首长本身个人的好恶、个人能力的偏差或不足、个人的偏见而使整个团体受到损害。我们前面屡次讲到，一个人要多听建言，要多听不同人的意见。我们也讲到，一个团体最好是能够容纳许多不同的意见，使得各种意见可以有沟通与讨论的机会。不去顾及别人的意见、不去找到新的资讯来源、不去注意到各种发展的机会以及隐藏性的危机，这种人是自己将耳朵、眼睛、鼻子都塞住，虽然有手有脚，但不会有作为。即使他有再大的智慧，也没有办法突破没有讯息之后的迷惘，以致一切都是闭门造车得出来的决定，完全不能和外界的实际情况相吻合。一个领导者对团体有其责任，是不可以如此任性的。我们过去常常说，治大国犹如烹小鲜，烧好一条鱼有一些应当掌握的原则，治理一个国家也有一些应当掌握的原则。要烧好一条鱼，有许多要注意的事项，要考虑各种方向、各种可能，也要约束自己不要冒失。同样地，治国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设计一个结构，使得结构里个人的成分可以降到最低，组织的成分可以提升到最高。分工合作、选贤与能、因能任事、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几个原则是在所有组织的管理经营中，无论中外都行之有效的通则，即所有文官制度的通则。营利、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也不外乎此。只是非营利组织存在的目的不是推销商品，而是推展某些观念和服务，其实和营利组织生产产品、推销产品也是一样的。
治大国的经验用于学习管理组织，选拔贤才即是必须注意的项目。在古代有科举和保任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靠考试、一是靠推荐；现在又有学校这一训练专才的途径。一个公司不一定能设立学校训练自己所需的专才，但是现在外面有许多学校、许多科系，可以提供专业的训练。企业用人，也可经过考试，按照我们的需求，请合适的人加入我们的组织。参加一个公司、参加一个企业，其情形与国家考选公务员是一样的。为了使这些专才能够适人适任、人地相宜，企业可以举办内部训练，使这些新进人员了解公司的任务、组织与政策以及在每个岗位上应该做的事情。企业应该让同仁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些项目，这样才能使得公司有一批好的专家做事，而好的专家也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从历史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例子，也得到许多经验，怎样将这个团体管理得妥妥当当、怎样将自己的工作队伍组织得有效率、怎样将政策推行彻底、怎样节省成本、怎样完成任务，企业的管理也不过遵循这几个原则而已。章后注
[1]
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呜呼！君已曰时我。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公曰：“君奭！天寿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灭威。今汝永念，则有固命，厥乱明我新造邦。”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
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同未，在位诞无我责。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尚书·君奭》）
[2]
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小白母，卫女也，有宠于僖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桓公之中钩，详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鲁。秋，与鲁战于干时，鲁兵败走，齐兵掩绝鲁归道。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仇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渎。召忽自杀，管仲请囚。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于是桓公从之。乃详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史记·齐太公世家》）
[3]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4]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戄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史记·管晏列传》）
[5]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史记·李斯列传》）
[6]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无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耗矣哀哉！
乌虖！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仲舒对曰：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避，乃即天下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太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董仲舒：《对贤良策二》）
[7]
上疏曰：“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使为治，劳志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匈奴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立经陈纪，为万世法；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虖！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黄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蚤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虖！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下。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一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搐，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盭。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胜，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今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政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下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氂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贾谊：《治安策》）
[8]
癸卯晦，日有食之。诏：“群臣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罢卫将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