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80年后，当真主之剑落在美国人头上的时候，这些伪善者却站了出来，为那些践踏穆斯林的鲜血、尊严和圣洁的凶手的命运哀叹……当他们挺身而出，保护巴勒斯坦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弱者、保护他们的儿童、保护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时候，那异端的世界里，伪君子们却开始聒噪。这些伪善的家伙，他们和屠夫一起残杀受害者，和压迫者一起践踏无辜的儿童……这一事变之后，每一位穆斯林都应该为信仰而战。
奥萨马·本·拉登，2001年10月7日
我们必须担忧战争时期的人类生存状态。有一个价值体系是不能够妥协的——就是神授的价值。那不是由美国创造的价值，是自由、人类生存状态、母亲爱孩子的价值。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外交途径和军事行动非常清楚明白地表明一点，我们从未表现得我们在创造——（好像）我们是这些价值的作者。
乔治·W·布什
涌向圣地
历史上的所有帝国都会为了世界上某些地区的矿产财富，寻求控制那些地方。公元1世纪，是铅矿和银矿将罗马人引诱到英国。公元16世纪是金矿把西班牙征服者吸引到了秘鲁，也把公元19世纪的英国人吸引到了南非的德兰士瓦省。这些帝国还有在榨取了那些国家的矿产后向这些国家输入自己文化的传统。英国被罗马化了的过程就好像南非兰德金矿区被英国化了一样。这个模式使许多当代分析家们看到了美国与中东关系中的帝国特征。一方面，美国对这个地区巨大的石油储备有着明显和长期存在的兴趣。另一方面，据说美国人渴望改变这一地区的政治文化，即改变那种对民主化有特别强大的抵抗力的政治文化。
如果上述这些是定义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原因的话，那么那个政策离成功的目标就太遥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有化政策的影响，使得美国对阿拉伯油田的控制力迅速降低——国有化是公开反美政权所采用的一贯政策。根据每年“自由之家”的调查所给出的分数——只有以色列和土耳其，中东地区15个国家中的两个国家——在今日可被称作是民主国家。1950年的情形也一样，不同的是，当时的埃及、伊朗、黎巴嫩和叙利亚比现在更加接近政治自由。
如本章一开始引用的号召所示，美国领导人的措辞有时看上去确实证实了他们在阿拉伯世界最充满敌意的反对者对他们的指控，即他们要进行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来反对伊斯兰教。在短暂的期间，甚至乔治·W·布什自己也用十字军东征来描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他想发动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然而美国人提出的“文明冲突”的概念同外国人将美国的中东政策仅仅定位在石油利益上是一样荒谬的。事实上，将美国想象成一个并不怎么热心于介入该地区那种特别的“冲突性的文明”也许更具启发性。在这种功能失效的文化里，互相对抗的宗教信仰和自然资源是政治冲突的基本原因。但它的冲突形式倒十分特殊，那就是恐怖主义。
一般人都认为，2001年9月11日是现代历史转折点之一。如果我说决不至于，那并不是要缩小恐怖分子带给成千上万家庭的巨大痛苦——或带给美国人民的集体精神震动。毋庸置疑，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们必须为他们所犯下的恐怖的累累罪行负责。但如果不考虑他们的动机的话，也完全应该这么说。在历史学家们眼中关键的一点是，那些动机都是长期历史原因造成的，其根源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种下，其发展方向随后几乎完全没有改变过。美国与中东的关系史只是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夏末的早晨达到了一个转折点。然而，就像德国历史上1848年的“三月革命”一样，从很多方面来讲，2001年9月的事件并未真正形成一个转折点。
起初的步骤
人们通常认为冷战期间美国政策最大的失败就是越南战争的失败。在中南半岛输给了共产主义政权的结果证明这里在战略上并不重要，虽然使得美国在政治上陷入窘境。美国丢了面子，这才是美国遭受损失的全部。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为美国的失败付出了令人无法想象的高昂代价，美国人自己却能够从“遏制政策”造成的残垣断壁旁走开了。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也渐渐地明白了这个现实，越南其实并不重要。经过充分考虑，古巴其实也并不重要，所以美国悄悄地放弃了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想法。不管共产主义在河内也好，在哈瓦那也好，发展中国家的共产主义分子相对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多大危害。就古巴来讲，美国目睹着卡斯特罗一边积极参与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的内战，一边在冷战的外围战场上竭尽其能给华盛顿制造麻烦。如果说加勒比海地区对美国还有一定重要性的话，黑非洲就无疑是无关紧要的地带，尤其是与世界上的一个地区相比更是如此——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时候，美国已经不能失去的那个地区就是中东。
有关美国对该地区的态度的认识存在很多的误解。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是被与以色列的一种无条件、绝对的“特殊关系”所驱使。另一种观点则声称，美国主要是被中东茫茫沙漠下面巨大的石油储备所吸引。第三种说法是，“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在该地区犯下种种罪行之后，应当得到的惩罚。鼓吹这个观念的绝不仅仅局限于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们。在下曼哈顿中心商区的大火刚刚熄灭，混乱尚未平息之时，已有大批的评论家们在报纸和其他新闻媒体上发表过类似的观点。现实则要复杂得多。首先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长期以来的特点呈现出既存在抵触情绪，又有爱恨交加的一面。这个“婚姻”绝不是天作之合。第二，石油储量丰富的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远低于西欧和日本，美国早就否认要“控制”阿拉伯的石油储备；如果出于保证西方世界的石油供给的目的，这种控制是有必要的话，也应该是德国和日本这两个贫油国家最为起劲。第三，中东的恐怖活动现象——但实际上还有其他地区——直到最近才与美国扯上一点关系。“9·11”恐怖袭击事件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只不过在于恐怖分子拖了这么久才施行了对美国本土进行的一次重大恐怖暴行。激发攻击的原因如果被归结于美国的罪行，看起来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美国在沙特阿拉伯派驻军队是为了保卫那个国家免遭其邻国——即另一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的入侵。
中东在过去30年美国外交政策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人们很容易忘却它曾经是多么被忽视的一个地区。50年代以前，美国在中东存在的战略重要性不过是在教育方面，具体体现在一些著名学府的建立上，如开罗和贝鲁特的几所美利坚大学，伊斯坦布尔的罗伯茨学院和伊朗的阿尔伯兹学院。1946年9月，美国国务院近东及非洲事务办公室主任罗伊·W·韩德逊将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目标”定义为：“防止那个地区相互竞争的对手之间的利益冲突升级为公开的敌对事态，从而最终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至多使美国扮演了一个和蔼仁慈的裁判角色。美国并没有寻求更多的约束性的承诺，事实上是1947年英国决定推卸其在土耳其（以及希腊）的责任才促使美国接管了中东地区的事务。那之后的至少十年时间里，英国仍然是该地区的主要外部力量。即便在苏伊士危机惨败之后，英国仍然继续把波斯湾视作他们势力范围的一部分。
美国长期从该地区获取经济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自20年代以来，美国石油公司都努力在那里插足， 1927年在巴巴格格地区发现油矿之后的一年后，他们强迫并非心甘情愿的英国公司将土耳其（后来还有伊拉克）石油公司的一部分股权分给他们，这还是中东石油生产的初始阶段。即便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中东石油生产商的产出也占不到世界石油供应量的5%。但是美国人那时已经相信这里有巨大的未被开采的石油宝藏。30年代里，他们辛勤工作，在后来叛逃的英国的阿拉伯专家，哈里·圣·约翰·菲尔比的帮助下，将沙特王室家族统治的这个沙漠王国变成了美国的一个附属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乘英国人之危提出一个交易方案：美国将拿下沙特阿拉伯，将波斯留给英国；而伊拉克和科威特则大家共享。美国–沙特两国的关系模式已经建立起来了：美国为沙特王室提供金钱与武器，沙特王室则以石油开采特许权以及军事基地加以回报。由石油公司财团组成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ARAMCO），这个石油公司则变成了王室收租的一个渠道：很快他们付给沙特相当于他们一半的收入所得，这个收入在美国财政部看来是可以免税的。1953年访问中东的第一位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该地区印象深刻。他宣称，这个地区的“石油资源和其他矿产资源将对我们的经济利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美国当真这么想的话，那么它肯定会在一个基本问题上表现得非常不同：没有什么能比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更能疏远阿拉伯人了。在以色列建国之初，哈里·杜鲁门立即承认了这个新国家的合法性，对此他负有个人责任。1948年5月他不顾国务院的反对建议，坚持己见。杜鲁门的承诺不顾艰难险阻持续了下来，到1958年为止，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条基本原则。用前美国驻埃及大使的话来说：“以色列代表了我们在该地区最早的直接利益……继续支持以色列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当然代表了美国基本外交政策的一个承诺……”许多分析家将注意力集中在产生这个承诺的诸方面因素：所谓犹太复国主义的院外集团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多数美国人民就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所产生的负疚感；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一片民主绿洲的事实；对基督福音派的信仰，认为犹太人民重返圣地是基督快要再来的征兆。然而，人们并不太关注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多少意见上的分歧。杜鲁门对以色列的支持并不涉及军事协助方面，例如，杜勒斯不止一次暂缓对以色列的援助。1956年以色列占领西奈山和加沙地带时，美国是持反对态度的，并坚持要求以色列公民撤出。尽管在联合国面前保证会确保以色列船只在“六日战争”前夕自由通行于蒂朗海峡，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后来美国赞成耶路撒冷的国际化，批评以色列在1967年从阿拉伯抢来的领地上实行殖民主义的政策。以色列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很明显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20世纪50年代，真正把美国卷入中东的既不是以色列，也不是石油，而是对苏联的畏惧。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害怕苏联人利用欧洲各殖民帝国的危机在阿拉伯世界一举成功，就像他们在亚洲获得的成功一样。首先，苏联人表现得特别笨拙，斯大林向德黑兰进军却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相比较而言，英国发起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执行的对伊朗总理穆罕默德·穆萨德的颠覆却似乎保证了美国以最低成本进行统治的优势。穆萨德曾鲁莽地将英国–伊朗石油公司进行国有化。美国的颠覆计划称为“阿贾克斯行动”，从实质上讲是一场先发制人的遏制行动。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所回忆的那样，“那是针对苏联所作所为的行动，而我们对他们未来的计划也了然于心。”在他看来，伊朗在苏联的“优先列表”上，排名十分“居前”。
一些美国人对美国政府支持老的殖民主义者，反对一个明显不是马列主义者，并且为大众所喜爱的政治领袖的做法表示怀疑态度。在埃及，美国起初是支持一个反对英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治煽动家——这就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上校。实际上，美国国务院肯定并鼓励了埃及领导人要求结束英国军方继续留在苏伊士运河区域的做法。但是到了1956年，纳赛尔和苏联人暧昧了起来，同时，他的个人风格对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一切都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大为光火，他们决定迫使纳赛尔（与赫鲁晓夫）摊牌。美国拒绝资助纳塞尔的阿斯旺大坝的项目触发了又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这次的矛头直指苏伊士运河。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能够控制住它的两个理论上最亲密盟友——英国和以色列——的话，历史的结局可能会大不相同，而且不仅局限于在中东地区。但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爵士却同意了法国的一个愚蠢的计划。他们将以阻止一场阿拉伯–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作为托辞，用武力收复苏伊士运河地区。以色列共和国当然很乐意为其效劳。艾登不仅没有跟艾森豪威尔商量此事，而且，他实际上已经受到美国方面关于此事的明确警告——美国将不会同意发动这场打击。原因很简单，美国方面认为，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做法看起来要比颠覆穆萨德政权更为过分，所冒的风险更大，很有可能会将除了以色列之外的所有中东国家推入赫鲁晓夫的怀抱。艾森豪威尔忧心忡忡地问道：“如果这么做会让我们失掉整个阿拉伯世界，我们怎么可能支持英国和法国呢？”
不幸的是，在世人的眼中，赫鲁晓夫公开威胁将使用核武器成了英–法联军撤退的原因。然而，真正的原因是英镑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灾难性的一路下滑，而且，除非艾登同意撤军，美国是不肯借给英国任何资金以解救危机的。更糟糕的是，西方世界的混乱给了苏联人为所欲为的机会，它以极端残忍的手段镇压了匈牙利改革主义者伊姆雷·纳吉的政府。这样一来，美国结束艾登的行动计划并没有为其在开罗赢得信誉，并且仅在两年之后，一群受到纳赛尔鼓动的伊拉克军官在巴格达上演了一出军事政变，致使亲英的哈希姆王朝被颠覆，费萨尔二世及其总理努里·埃斯·赛义德总理被暗杀，美国对此却无能为力。此次政变后，美国派驻1.5万名海军陆战队到黎巴嫩的决定也未能取得任何结果。实际上，很难看出他们在那里能做出什么影响巴格达和其他地方的事件（此时的贝鲁特还是大都会的游乐场所，同它后来变成的战火纷飞的地区大相径庭）。如果美国的战略是受操控中东石油的欲望所驱使的话，这便是一次严重的受挫。政变发生不久，新的伊拉克政府便取消了伊拉克石油公司的特许经营权（由此也切断了英国自1917年侵略伊拉克成功以来的主要收入来源）。伊拉克是首批实行石油产业国有化的阿拉伯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也停止了其从美国购买武器的行为，并且拒绝与美国续约以出租达兰空军基地。纳赛尔与古巴的卡斯特罗不同，他对苏联的经济模式兴趣不大，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地接受莫斯科的施舍，并以此来讥笑华盛顿的无能。
加沙与海湾之间
20世纪50年代末，关乎美国在中东所处的严峻形势表现在三件事上。第一，以色列人认为美国对他们的支持是无限制的，这样以色列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第二，美国的石油公司与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利益同样脆弱，都受到阿拉伯政府的国有化政策的制约，那些政府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兴趣要与外国人分享石油收入。第三，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的和平共处非常困难，也许是不可能的了。美国不得不设法将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苏联对中东的渗透远不如1958年所预期的那样成功，这是好的一面。但是，糟糕的一面是，在那里激起了比苏联渗透更为可怕的——或至少更难以预测的——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所导致的危险后果。这就是恐怖主义——现代中东的原罪。犹太复国运动的极端分子曾经为了把英国人赶出巴勒斯坦采用过恐怖主义的做法。现在，一旦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军事胜利的希望破灭之后，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以色列人。阿拉伯国家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失败，解决犹太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的两国分治的方案从一开始就存在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托管制中，并体现在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案中，而阿拉伯世界却选择了战争。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约旦以及埃及的军队联手想要将以色列扼杀于摇篮之中，却遭到了惨败。苏伊士事件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是一个羞辱，而对以色列来说却是一场胜利：他们占领了加沙地带和沙姆沙耶克，虽然该地区后来被联合国所控制。战争给埃及军队造成了重大损失，以色列国防军的损失则相对较低。1967年的“六日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是以色列军队对完全由埃及一手炮制的战争的直接的、合理的反应。第一次以色列空袭之前十天，纳赛尔曾明确号召阿拉伯人将以色列从世界地图上抹掉。于是阿拉伯世界又一次被轻易打败，以色列则再一次占领了西奈山和加沙。而现在为了回应约旦要加入埃及一方的决定，以色列又拿下了（古代罗马所统治的）巴勒斯坦南部，包括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即西岸地区）以及戈兰高地。埃及和叙利亚虽然在1973年10月发动的“斋月战争”中一开始取得了胜利，但最终仍以失败告终，为其攻击以色列续添了拙劣的一笔。即便是有了伊拉克，后来还有苏联的帮助，阿拉伯军队还是被赶回了他们自己的领土范围。到1982年，以色列已经是踌躇满志，准备入侵黎巴嫩了。
在对这些外来威胁作回应时，以色列并不认为有向美国请示的义务。美国人因此并没有接到爆发“六日战争”的警告，他们也没有为以色列所取得的一系列战争的胜利而欢呼雀跃。正如1970年尼克松在一次采访中所评论的那样，中东已经变得“十分危险了。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巴尔干一样——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因为存在分歧，有可能会被卷入一场两方面都不想发生的交锋中”。当时，由于冷战遏制政策给国际缓和政策让了道，两个超级大国都不希望看到又一场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战争的爆发。1973年时，只有当美国人很明确地知道苏联人正在帮助阿拉伯时，美国才向以色列提供了支持。两个超级大国都以促成停火来标榜自己给予帮助的目的。然而，要促成和平的进程却是极度困难。美国和以色列的政客们继续念着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咒语，他们的“特殊关系”和“深厚友谊”云云，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1976年到1985年间，美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的1/4提供给了以色列——总共大约250亿美元。这大约相当于以色列国民收入总额的13%（见图7）。但是美国越是想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扮演一个公正的和事佬，花出去的这些钱越是买不到什么结果。
图7 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相当于以色列国民收入总额的百分比，1966年-2000年
注：1988年基金回报以及主要偿还款项超出了新的基金和贷款
诚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说服了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为了与埃及达成和平而放弃西奈山。然而，那是他所能做的极限了，关于被占领地区的未来的谈判终于还是成为泡影。1981年12月，以色列决定改变戈兰高地的状况，将那个地方纳入自己的法律、司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下，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了联合国一项谴责此行动的决议。7个月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美国派维和部队增援以防止双方的冲突升级。同年罗纳德·里根“开始一个崭新”的和平进程的想法实际上是被以色列否决了。事实上，1983年里根和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之间签订协议后，就追加了大量的军事合作和经济协助。然而以色列坚决抵制住了来自于美方的压力，不与巴勒斯坦人进行谈判。早在1988年12月，亚西尔·阿拉法特就接受了美国双边对话的条件（弃绝恐怖主义，承认以色列的现存状态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和338号决议），然而以色列已经不愿意考虑回到1967年时的疆界里去了。在此前的每一年中，被占领地区定居的新移民都在不断地增加着（到1983年，已有将近3万的定居者），而且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重新恢复了使用暴力手段，要回到战前状况的想法越发困难起来。美国反对定居政策，抗议对近在咫尺的巴勒斯坦使用实弹镇压，但是这丝毫没有帮助。
对于美国来说，关键的难点在于，当以色列人的军事优势高高地凌驾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上，而巴勒斯坦人被逼迫只能诉诸恐怖主义手段来取代传统战争时，阿拉伯国家的经济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1953年，美国仍然拥有超过世界一半的石油产量；到1973年美国所出产的份额只占到21%，美国的石油进口曾一度无关紧要；到1977年的时候，石油进口量占总消耗量的份额上升至46%，增长的那一部分石油都来自于中东。这对美国来说利弊参半，因为富裕起来的石油输出国们不断增加购买美国商品的金钱，并将大量的石油美元投资到美国。例如，1970年到1972年间，沙特阿拉伯从美国公司购买的武器量增加了20倍。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等值于830亿美元的武器被出售给了沙特。无论如何，相当部分的中东石油产业仍然掌握在美国人手中，虽然当沙特最后对沙特阿美石油公司（ARAMCO）进行了国有化之后，这一比率有所下降。此外，并不只有美国，还有其他主要同盟国都确实开始依赖阿拉伯的石油了。冷战期间，这给了中东不仅战略方面的未来，也给了他们经济方面的未来。正如尤金·V·罗斯托所认为的那样：“（美国）首要的、最为基本的利益在于中东对欧洲防务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我们与西欧的同盟对世界权力的平衡至关重要，是美国安全最基本的依托……苏联霸权对中东的石油、空间和人民的统治，也能够使它支配整个西欧。北约将解体”。话说到这里，其实，并没有太多需要担忧的理由。苏联自1972年他们的军事顾问被埃及驱逐以来，多少已经逐渐停止对开罗施加影响了。虽然他们在叙利亚还有一些优势，但是那也算不上是什么“霸权控制”。相比较而言，美国人则表现出要在“黑金”最富饶的波斯湾各小国接管英国先前的统治地位：其中包括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卡塔尔和阿曼。与此同时，基辛格的穿梭外交不仅说服了埃及和以色列于1973年—1974年从交战状态中摆脱出来，此举还很快结束了沙特对西方的石油禁运。
然而，并不是苏联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才会给美国及其盟国的经济带来烦恼。对阿拉伯国家的控制已足够他们头疼的了。利比亚独裁政权领导人奥马尔·卡扎菲已在1967年阿以战争之后就证实，他会充分利用西方对利比亚石油需求的增长，提高油价和赢利份额，最后实现石油公司资产国有化。直到1972年，既支持以色列，又支持沙特国王，这一看起来不可能办到的事情，美国却做到了。要知道沙特国王是如此憎恶犹太复国主义，就好比憎恶共产主义一样。1973年，沙特支持埃及人对以色列进行攻击。沙特的支持不是以派驻军队的方式，而是将油价上涨70%，并以滚动禁运的方式切断以色列支持者们每月5%的石油供给。当美国对以的增援加倍时，沙特强行封锁了对美的全部石油出口。美国和西欧的金融管理机构还在学习如何使用浮动汇率时，他们的财政当局还在广泛地拥护凯恩斯主义庸俗化的需求管理时，油价这把锋利的尖钉发挥了其戏剧性的效果。通货膨胀大幅上升，公共财政全面出现赤字，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在上升（见图8）。美国外交政策倒退的最为糟糕的事件是1979年的伊朗革命。将美国支持的伊朗国王，曾经极度自负的穆罕默德·雷扎·巴列维赶下了台。不过他并不是被苏联的傀儡所取代的，而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势力：一个激进的、拥护神权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朗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各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局面。
图8 油价和美国“受难”指数1970年—2002年
伊朗国王并不是美国冷战期间所扶植和支持的最糟糕的专制君主。诚然，这个政权离自由相去甚远，而且，这位国王还有挥霍无度的嗜好。然而，与美国在尼加拉瓜和智利扶植的统治者相较，他还算是一位开明的君主。按照美国和西欧的标准来看，伊朗国王的伊朗是一个相对不平等的社会，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伊朗的情况不比土耳其更糟糕，跟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比起来，还要好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现代伊朗的美国规划师对它滑入革命边缘的倾向却表现得漠不关心。如我们所见，尽管越南被胡志明和他的继承人所攫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真的算不上什么。而将伊朗交给伊斯兰教什叶派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伊斯兰宗教革命的“列宁”，则是一个大灾难，其造成的后果在当时和现在都无法估算。伊朗是继土耳其之后，中东最大的国家，其人口是伊拉克的3倍。关键的一点是，它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产油大国，占1973年全世界产油总量10%以上，成为全世界第三产油大国（当时，美国依然是世界头号产油大国）。
1980年卡特总统还在为禁闭在德黑兰大使馆里的52名美国人质忧心忡忡、举棋不定时，他迫切希望重新定义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从此以后，他宣布，“任何‘外部力量’想要获取波斯湾控制权的企图将被视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攻击……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手段抵御此种攻击行为，包括军事武力手段”。这是给苏联的警告信号：不要利用伊朗危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此时正好在一次考虑欠妥的阿富汗入侵行动中惨败。这个时候是冷战过程的一个新的低点：卡特自己将苏联的行动描述为是1945年以来对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其后果是，欧洲的军备竞赛进入了也许是最危险的阶段。在此过程中，首先是苏联部署了中程核导弹，然后——时常是在一片强烈抗议声中——美国也加入进来，对莫斯科会从德黑兰的混乱状况中渔利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长久以来，俄国人一直把波斯湾看作是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区域，而且实际上，它与英国一起从19世纪晚期就开始非正式地分享那个地区的权益，直到20世纪40年代。然而，卡特心中所想象的“外部力量”结果并没有成为中东的大问题。从这时开始，来自该地区内部的力量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了最为严重的威胁。
如同所有革命政权一样，霍梅尼的伊朗很快陷入与其邻国的战争中。伊拉克独裁统治者萨达姆·侯赛因由于害怕自己国家亲伊朗的什叶派民众起来反对他，1980年决定入侵伊朗。基辛格不无讽刺地如此评论——“遗憾的是他们双方都不能战败”——这恰好反映了美国所面临的窘境。一个将美国视为“大撒旦”的伊朗政权几乎不可能成为美国的政治工具。然而，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的巴斯党暴政虽然是非宗教的老式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形式，但其对美国的吸引力也不会比伊朗大多少。20世纪70年代，现实政治的功绩甚至盖过了基辛格的水平，因为美国最终对交战双方都提供了帮助。美国将武器秘密出售给了伊朗，先用这笔交易来换取大使馆人质的获释，后又为美国在中美洲的秘密行动募集资金。萨达姆同时也收到大量的商业信贷，而在1989年则超过了10亿美元。尽管事实上他的军队不仅使用化学武器，有一次还攻击了美国的一艘战舰。如果海湾战争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失败，那么它至少归功于美国马基雅维利式的谋略——同样是这个迂回战术启发了里根政府另辟渠道，将金钱与武器送给了在阿富汗与苏联红军作战的反苏圣战游击队。
但是美国面临的真正难题是，在海湾地区施加任何直接影响都必须有赖于美国在那里保留其军事存在。而伊朗革命的一个结果就是，沙特政权对提供通道给美军进入海湾基地一事不再热衷。虽然在德黑兰革命发生之时，沙特迎来了美国的F–15战斗机中队，1980年10月，空中预警指挥机又接踵而至，但是沙特政府对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所暗示的提供美军更广泛进入海湾地区军事基地通道的“战略共识”不感兴趣。值得注意的是，旨在执行“卡特主义”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的指挥部一开始是设在远离中东的佛罗里达州的坦帕。1981年5月，沙特主导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宣布，应当保持整个海湾地区“无国际冲突，尤其不应出现军事战舰和外国军事基地”。后来只是当伊朗和伊拉克都明显准备攻击经过海湾的中立国运输船只时，美国海军的出现才被接受。1987年，科威特油轮重新插上美国的旗帜使得美国海军对其的保护成为正当的行为。最后，到1990年，沙特才变得温和起来，并允许美军踏上他们的土地。那是一个对双方都充满危险的决定。美利坚帝国在不经意之间，结下了一个新的、危险的仇敌（即沙特籍的奥萨马·本·拉登——译注）。
恐怖的逻辑
为什么身为沙特人的奥萨马·本·拉登会命令21名他的追随者（他们大多也为沙特人）劫持4架飞机去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华盛顿五角大楼以及（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白宫呢？1998年2月23日，在世界穆斯林对抗犹太人及西方十字军的圣战阵线的宣言上，拉登和其他的签名者对下达“消灭美国及其盟国”恶名昭彰的判决书给出了三条理由：
首先，美国占据伊斯兰的至圣之所，阿拉伯半岛，长达7年时间，掳掠这里的财富，对这里的统治者指手画脚，羞辱这里的人民，恐吓四周邻国，利用其在半岛的军事基地将矛头直指邻国的穆斯林人民。
……其次，基督教十字军—犹太复国同盟给伊拉克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毁坏……美国人还要试图在此上演恐怖的大屠杀……
再次，如果美国隐藏在这些战争背后的目的是宗教信仰和经济利益的话，这些目的也是为犹太人的这个弹丸小国服务的，以此达到转移人们对他们占据耶路撒冷，谋杀那里的穆斯林教民的注意力。最有力的证据是，他们急于摧毁最为强势的阿拉伯邻国伊拉克。以及他们还致力于将这个地区所有的国家，如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苏丹瓦解成纸做的小国。再利用他们的分裂和软弱来保证以色列的生存，并继续在半岛进行其残忍的十字军占领。
因此，消灭美国人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从他们的魔爪中解放阿克萨清真寺（又名远寺和麦加清真寺），为了把他们的军队赶出伊斯兰的全部土地，把他们打败，使之不能再威胁穆斯林”。11个月后，“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仅8个月前，本·拉登在一次采访中重申了上述这些话，这次采访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简而言之，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军队赶出沙特阿拉伯，从整个中东地区统统赶出去，消除阿拉伯各国政府对美国的同情心，摧毁以色列。他在随后的声明中，始终坚持这些观点。
一些西方的评论家被本·拉登的泛伊斯兰主义、全球圣战的花言巧语所欺骗，把他想象成一个诚恳的文明冲突的预言者。如下解释本·拉登会更加准确些：中东有着独特的冲突性质的文明，这是一种发展缓慢的政治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长期以来，恐怖主义取代了和平政治以及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拉登正是这种文明的产物。无疑，人们满足于想象一个全体穆斯林的历史性觉醒，它是一种古老而高傲的情结，历经数世纪的历史衰落，转化为“一股由仇恨、敌意、狂暴和自怜以及压迫的复杂情结交织而成的黑洞”。然而，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与大部分穆斯林国家的绝大多数穆斯林的信仰体系是不太一样的，如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更不用说来自西方的穆斯林社区的移民了。即便是本·拉登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深深烙上了瓦哈比教派的印记，该教派历史上是属于阿拉伯沙漠地区的。所以还是这样理解基地组织为好：它是特殊的阿拉伯政治宗教的极端派。这个用词是近年来的史学家迈克尔·布尔雷启蒙性抓住其纳粹主义实质特性的一个术语。这些特性是：救世主般的领导人、灌输教义的必要性，以及迫害他人的强烈欲望。
应当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基地组织就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法西斯主义”的产物，虽然它们两者都有暴力和反犹主义的共同点。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法西斯运动从未能特别熟练地操控恐怖主义，他们更倾向于夺取现有民族国家的控制权，利用传统军事力量发动战争。
恐怖主义——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通过非国家军队手段，不规则地使用暴力——根本不是什么新概念，尤其在中东不是这样，而且它肯定不是只用来反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到20世纪40年代，英国人对它已经相当熟悉了，因为他们国家中一些极端的爱尔兰少数民族和孟加拉人民为了寻求独立，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暗杀活动。恐怖主义手段在打倒哈布斯堡皇室和罗曼诺夫家族的沙皇帝国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19世纪60年代以来，像谢尔盖·涅查耶夫这样的沙俄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散布、鼓吹恐怖主义信念，其中暴力的使用——名义上是为了深化“革命”——本身渐渐地变成了一个目的。正是涅查耶夫写了那本《革命问答》（1868年），宣称：“革命所知的唯一科学就是：毁灭的科学……（它的）目的只有一个：以最快、最有把握的方式毁灭这个丑恶的政治体系。”另一个欧洲人，意大利的卡罗·皮萨卡纳更是生造了一个短语“以行动作宣传”。约瑟夫·康拉德也会立即想到本·拉登目标的选择。读他小说《秘密特工》的读者可以回想起弗拉基米尔先生，那个密谋轰炸格林威治天文台，并要“在这个国家实行一系列暴行”的危险阴谋家的一番话。弗拉基米尔解释说：“这些暴行必须是能够引起足够震惊效果的。比方说，操控它们撞击建筑物……攻击必须达到骇人听闻的震惊效果，（并且）成为最具警示性的凶残易懂的表现形式。”简而言之，它必须是带有象征性的，能够代表自己意见说话的行动。“资产阶级认为最时尚的是什么呢？维洛克先生？”弗拉迪米尔向他的一个准备执行爆炸任务的爆破员问道。一百年前，“时尚”是对科学的崇拜，因此也就引发了爆炸天文台的设想。2001年的时尚是经济，准确地说是，是经济全球化，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就是产生爆炸世贸中心大厦计划的动因。
然而，现实世界中的恐怖主义不仅仅只是有象征性的意义。它是一种无力发动正常战争，却以其他方式继续战争的手段，并以此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恐怖主义的特性是，其使用的暴力无规则性，它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与大多数人所认为的恰恰相反，操作恐怖活动的人员面对反抗措施时是极为脆弱的——尤其当恐怖分子在没有基地的外国国土上发动恐怖袭击时。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远比那些他们所对抗的国家军队要差许多，所以大多数恐怖分子组织只能依赖偷窃和乞求得来的钱维持他们的经费。在没有外援资助的情况下，恐怖组织要在一个国家里面进行运作并非不可能，但这要求一个非常安全的地理位置，好让恐怖分子成员们在准备他们的攻击时，免受政府的明令禁止所造成的干扰。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恐怖分子肯定得寻求来自外国的协助。向他们提供支持的国家——或甚至仅仅是对他们表示同情的国家——是不太可能成为他们暴力攻击的目标的。相反，协助另一方，即恐怖分子所反抗的政府——的外国政府很可能会发现他们自己也被卷入冲突当中去了。
阿拉伯国家在战场上受到了羞辱，一开始它们曾诉诸对巴勒斯坦流亡的解放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助。1949年后，巴勒斯坦突击队队员（实际上就是“人体炸弹”）在位于埃及、黎巴嫩和约旦境内的基地进行活动，对以色列平民发动了不计其数的攻击。在1951年到1956年的6年时间里，有超过400名的以色列人被杀，900人因攻击受伤。“六日战争”之后，巴勒斯坦自由组织在约旦境内进行活动也不受任何惩罚，直到1970年迫于以色列的压力，约旦不得不将他们驱逐出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然后转战黎巴嫩南部地区，黎巴嫩随后陷入了内战之中，正好为恐怖组织提供了绝佳的温床（1976年叙利亚对黎巴嫩的侵略也没有任何改变）。基地设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游击队，不断进行恐怖攻击行动，从而导致了以色列入侵该国，结果便发生了1978年3月的极为血腥的劫机事件。虽然黎巴嫩后来同意将边界区域交联合国部队接管，4年后的1982年6月，以色列还是竭尽全力发动了对黎巴嫩的侵略，围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西贝鲁特的要塞，再一次将该组织的领导人赶了出去——这次赶到了遥远的突尼斯。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里埃勒·沙龙不满意于此，他玩世不恭地决定放手让以色列的黎巴嫩盟友，基督教马龙派联盟来对付巴勒斯坦人，直接导致黎巴嫩的萨布拉和沙提拉两座巴勒斯坦难民营有700到1 000名无辜难民惨遭屠杀。在一片国际声讨中——美国也参与其中——联合国再次部署了维和部队，其中包含了数百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它的盟友多年来一直在两条战线上发动攻势：他们不仅直接对以色列发动战争，而且也采取非直接的手段对以色列公民以及被认为是同情以色列的外国人发动攻势。但恐怖主义就像是条多头蛇：虽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中遭到重创，但是20世纪80年代里新的组织层出不穷，如阿布·尼达尔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更多的是受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新一代的恐怖分子主要认同的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他们在战术上与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恐怖分子的不同之处是，他们采用的是自杀式爆炸以及更愿意攻击美国人——也许这两个特点中的第一点没有那么重要。在多数国家里，大多数犯了谋杀罪的恐怖分子实际上只能是坐以待毙了，因为他们要么死在邪恶的行动中，要么会因为他们的罪行被处死。那些不时为“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为了杀死别人而甘愿自杀”的攻击者的行为所困惑的专家们忘记了许多类似的先例。然而，恐怖分子现在已经把美国人当作了合理的攻击目标，这个特点则重要得多。这一现象的转折点发生在1983年4月18日，一个自杀式人体炸弹袭击了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造成63人死亡，其中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东地区的整个情报小组。6个月之后，另一敢死队执行任务，将满载TNT炸药的卡车驶入黎巴嫩兵营，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驻地，造成241人死亡。同样的战术在袭击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时又导致了4人丧生。
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影响实在太大，以至于人们很容易就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国际恐怖袭击事件的数量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一直呈下降态势（见图9），1987年恐怖袭击的数量是2002年的3倍（虽然此数字在1994年~1995年间有些微下降）。但与此同时，攻击矛头指向美国人和美国利益的比率正在上升。如表4所示，自1991年以来，跨国恐怖主义事件中伤亡人数超过1/10的人为美国人。世贸中心大厦第一次遭受攻击是在1993年，接着是1996年美国驻沙特阿拉伯的兵营被炸，1998年8月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先后被炸，以及2000年10月停泊在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库勒号驱逐舰被炸。由盖里·哈特和沃伦·B·鲁德曼两位参议员就任主席的美国国会属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99年9月的报告中就发出了警告：“恐怖分子和其他不满美国的一些势力将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些人会使用这种武器。将有大量的美国人死在美国土地上的可能性。”这个警告绝非是耸人听闻。有必要重申一遍，“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惊奇之处只是在于，这类攻击在此前尚未发生过。美国多年来资助以色列，它也在伊朗支持过伊朗国王的政权，它还在阿拉伯半岛部署军队。中东不管哪一个恐怖小组都不乏对其实施攻击的动机。
图9 国际恐怖事件总数，1977年—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