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者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能做些什么，他们能创造些什么!他们掠夺了这个大陆（非洲）的亿万财富，但全因为目光过于短浅，他们不明白他们掠夺来的这亿万财富跟这块大陆的潜在价值比起来不过是可怜的一点点好处而已。潜在价值必须包括为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更好的生活。
富兰克林· D·罗斯福 1943年
对许多独立尚不知时日的领地而言，谈什么给予其完全自治的政府，根本是愚蠢且危险的胡话。就好比给一个10岁的小孩子一把打开弹簧锁的钥匙、一个银行账户和一把手枪，对他而言又有什么用处呢？
赫伯特·莫里森 1943年
对帝国说不？
与帝国比较起来，民族国家是一个新生事物，因为自有历史记录以来，帝国就已经存在了。殖民——即由大批的移民建立新的聚居地的行为——当然更是早于有历史记载的事情了。以有中心城区的复杂社会结构出现为标志的文明，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 000年。然而，帝国则代表着更为复杂的含义：一种文明的延伸，通常是借助军事武力，来统治其他地方的人民。历史的真实性之一，就是帝国的兴衰。一个通常不大被人们理解的事情是，历史上有些阶段并没有主导性的帝国的存在，实际上，有时候根本就没有帝国。20世纪90年代，世界就处于这种状态中。说得更彻底些，苏联帝国垮台之后的世界是身处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和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的两个选择之间，虽然这些国家并非都采用民主制度。2003年，那些小布什政府的反对者们的标语口号是“对帝国说不”，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前者的这个选择现在并且仍将是可行的世界秩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总统自己，以及他的大多数高级顾问们也都持同样的观点。如我们所见，美国虽然使用军事力量对“流氓政府”和“失败的国家”实施政权变更，但就“国家重建”而言，他们没有多大胃口。“国家重建”是一种新形式的“多边主义帝国”的委婉表达方式，由美国和联合国共同接管和管理政权变更后的国家。理论上，这种国际主义化的帝国主义是可以在那些明显地不能实现稳定自治的国家之中永远维持下去的。但就小布什而言，美国在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存在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这绝非是克林顿式的国家重建方针，而只能算是过渡性的、行政管理的一种临时的形式，为那些国家回归自治政府铺平道路。
总之，无论是支持或是反对颠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人们，都认可尽快将完全的政治主权还给伊拉克是符合民心的，这同样也适用于那些处于国际行政管理下的其他国家。本章所要讨论的就是将国家独立——也就是伍德罗·威尔逊所谓的民族自决——视作是一个全世界通用的可行模式是否是正确的问题。对于某些国家而言，能不能存在这种情况，即以一定形式的帝国统治。其含义是，不仅仅是数月、数年，而是数十年里部分或完全忽视它们的国家主权，这样做是否优于它们在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呢？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这些国家变为成功国家的唯一前提（特别是，如果我们认为民主是成功的一个关键标准），也许恰恰是对其政治独立和代议制机构进行权力的限制的那个阶段。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对帝国和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两种体制的成本和收益作一下比较。
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帝国时代从19世纪80年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达到它的顶峰。那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几乎统治着整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这些国家的国土面积不足全球土地面积的1%，人口不足全球人口的8%，却统治着1/3的世界土地面积和超过1/4的世界人口。大洋洲的全境、90%的非洲和56%的亚洲处于某种形式的欧洲统治下，还有加勒比海地区、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的几乎所有的群岛。并且，虽然美洲大陆只有大约1/4——主要是加拿大——处于类似于附属国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不同时期里，有过被帝国统治的经历。所有的美洲共和国都是由过去的殖民地形成的。
西欧海上帝国所控制的区域面积计算并没有将19世纪帝国的整个历史述说清楚。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在俄国、德国或奥地利帝国的统治下。实际上，俄罗斯帝国的范围从波罗的海延伸到黑海，从华沙延伸到海参崴。未被占领的地方只有中东的奥斯曼帝国和远东的中华帝国。虽然在欧洲帝国眼中，这两个帝国是由劣等的民族所统治的。总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帝国统治的例外。即便是日本，这个最著名的抵抗殖民主义（虽然其经济被美国强行打开）的亚洲国家也征服了朝鲜，踏上了帝国化的征程。如前所述，美国虽然是在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大熔炉中造就，却已经在通向帝国的道路上迈出了步伐。美国在1845年吞并了得克萨斯州，1848年吞并了加利福尼亚州，1867年吞并阿拉斯加以及接着1898年又吞并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夏威夷和关岛。实际上，美国在19世纪的历史可以被认为是从北美大陆帝国向西半球帝国的过渡阶段。
然而，20世纪是拒绝帝国的，如果说在实践中不是这样的话，在理论上至少如此。这种拒绝帝国说始于J·A·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的出版，这是所有反帝宣传册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该书认为：大英帝国是一只球拍，随一小撮金融界的精英和他们的客户的指令选择攻击目标。这本书的中心论点后来触发了列宁的灵感，成就了他的宣传小册子——《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者们互相竞争的直接后果。其后果是要颠覆4个以上的中欧和东欧的帝王们。依然健在的5个西欧帝国则步履蹒跚地走过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到了40年代却被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竞相建立的新帝国击得粉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个以胜利者姿态浮现出来的超级大国，却都采用了一种坚定反帝的语言风格，他们除了名字以外，在其他各方面根本就是帝国。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他的前任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建设新的世界秩序的第一次努力作了详尽的阐述，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想象成为帝国的终结。而苏联人一直将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划上等号，1945年后不久就指责美国说一套，做一套。两个反帝的帝国都相信他们可以从非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获得战略上的利益。
罗斯福为所有的前殖民地设想过一个暂时的托管体系，成为他们基于威尔逊民族自决原则获得独立的序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极力排除了非欧洲的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尽管丘吉尔尽了最大努力加以阻挠，罗斯福仍然如愿以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一波又一波的巨大浪潮的推动下，非殖民地化运动出现了。只有在美国愿意资助的打击共产主义“叛乱”的欧洲殖民地（如中东和印度尼西亚），非殖民化才被耽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拆毁了三个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室（德国普鲁士王室）和奥斯曼帝国——但他们的许多领地在尝到了转瞬即逝的独立甜头后，最终都落入其他帝国的手中。 1945年以后的情况则不同了。不仅英国，而且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的帝国都开始寿终正寝，在世界上一些地区，非殖民化的速度较快，而在其他地方则缓慢而痛苦。到了20世纪70年代，只有少许的帝国痕迹被保留了下来。只有三个帝国继续得以维持：苏联、中国，当然，还有不愿自我标榜的美利坚帝国（罗斯福认为前两个国家在某些无法解释的方面，有别于西方的帝国，因为他们没有殖民地。也许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公开的平等主义）。结果，世界上独立国家的数量出现了飞跃，不止翻了一倍。1920年，世界上有69个主权国家。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89个，在1995年，有192个独立国家，此时的苏联帝国也已经寿终正寝，其中两个最大的增长期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60年代主要是非洲，1960年到1964年之间有不少于25个的新国家形成了，90年代则主要在东欧）。
因此，欧洲的筋疲力尽、欧洲以外的民族主义以及美国的理想主义三者相结合，合力向前推动着世界，开始了一场划时代的实验。这场实验要验证这样一个假设，即帝国主义导致了贫穷和战争，而民族自治将会最终铺就走向繁荣与和平的康庄大道。
为什么非殖民地化失败了
那个假设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政治独立的到来只给很少的一部分前殖民地带来了繁荣。虽然前帝国的大国不再互相拼杀，很多情况下，非殖民地化的进程总被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更多时候是在其内部反复出现的冲突所左右。这已经成为自“二战”结束以来的60年里的双重失败。自治理应与民主携手并行，但是非殖民地化经常不能导致民主，而是在短暂的插曲过后，形成国内的专制政体。这些专制中，许多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而言，比旧政府的殖民体制更加糟糕：更多的腐败、更多对法律的漠视、更多的暴力。实际上，恰恰是这些特征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黑非洲地区的国家自从赢得了独立以后，实际生活水平却恶化了的原因。
大多数在中东的前殖民国家都更为富裕，只是因为自然赋予了他们中一些国家以丰富的地下石油储备，而这些石油的全面开采也是他们赢得独立后才开始的。但他们的政体几乎无一例外：跟专制差不多。殖民主义并非都是好的，当然，独立也并非都不好。但是要将今天发展中国家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殖民统治的不良后果上，并不能让人信服（虽然这样做对像津巴布韦暴君罗伯特·穆加贝这样的人来说，要方便得多）。用非洲发展银行2003年报告中的话来说：“40多年时间的独立……也应该有足够的时间理清殖民遗产，开始向前发展了。”非洲和中东，还有亚洲的大部地方，自1945年以来有很多经验证明，罗斯福对非殖民地化的信心是错位的。
就拿贫困来说。虽然人均收入的历史数据非常不完整，也不精确，但仍然有可能去估算从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到后帝国主义阶段中，这些前帝国和前殖民地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48个国家的长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可以获得的，其中8个国家被认为是战前帝国，14个国家为殖民地。有两件事情在表6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表6将这些国家在1913年和1998年的两套数据进行了比较。首先，唯一显著提高其相对经济地位的前殖民地是：新加坡，1913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1/4，但到了1998年，新加坡超越了所有的前欧洲帝国。另一个地位有进步的前殖民地是马来西亚，只是幅度小得多，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美国水平的17%提高到了26%。其他所有的前殖民地比1913年的状况，都更加落后于美国，有些国家更是大大落后于美国。第二点，从第一点延伸而来，就是世界前帝国和前殖民地之间的差距急剧拉大。1913年菲律宾、埃及、印度、越南、加纳和缅甸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处在美国水平的13%到20%之间。到了1998年，所有6个国家的平均收入还不到美国人均GDP的1/10。相比之下，所有前帝国仍稳稳地跟在世界经济领袖的身后，彼此差距不大，唯一一个例外是英国，英国跟它在1913年的相对经济实力比较，则明显要差许多。
然而，这些数字低估了全球贫富分化的程度，因为这些数字疏忽了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国家，它们的历史数据根本就无从考察。要是集中关注从1960年到1989年，这个对非洲、亚洲和中东的后殖民地国家们至关重要的时代阶段，有可能发现更令人震惊的结论：由于政治上的独立导致经济失败的证据是确凿的。41个前英属殖民地中，只有14个成功地缩小了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往昔英国统治下的这30年里的差距。实际上，总共只有两个非洲殖民地（博茨瓦纳和莱索托），比率比前殖民地时期的收入有明显增长。
一方面，这个后殖民时代的大分化已不再明显，因为印度这个所有前欧洲殖民地中人口最稠密的国度，已经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时期，这个时代早就应该到来。然而，多数前殖民地继续加大了落后于富有国家中坚部分的差距。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世界上只有14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或超过美国水平的3/4。其中，除了两个不在欧洲，其余的全部都是在欧洲。这两个（日本和中国香港）代表了亚洲的两个极端的例子。前者从未有过成为殖民地的经历，后者在英国统治下长达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然而，在天平的另一端有20个国家，他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或还不到美国水平的3%。世界上超过3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每天低于1美元。除了6个国家以外，其余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获得了独立的非洲国家。在最贫穷的前英属殖民地，塞拉利昂，现在人均收入每年是140美元，而英国的人均收入要高出其200倍，而在1965年，收入差别仅有8%。冈比亚，那个1943年时的国内状况让罗斯福感到震惊的国家，只是稍稍有那么一点小小的进步。他们的收入只有英国的0.8%，比1965年取得独立时的差距大得多了。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尽管自独立以来，冈比亚获得的援助总计达16亿美元之多——平均起来，几乎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20%，其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增长实际上自1970年以来只有14%。
简而言之，对极端贫困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在非洲，政治独立是一次灾难性的实验。非洲人口的平均寿命正在不断下降，现在仅为47岁。这还包括了援助、贷款以及各种各样的债务减免项目。46个国家中只有两个黑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是逆经济失败的整体潮流而动的。
为什么如此多的新独立的国家在取得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输得那么惨？为什么没有几个国家在离开了帝国统治后提高了他们的相对地位？有人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贫富国家人均收入相差如此巨大的原因所在是全球化。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从理论上讲，全球化仅仅意味着商品、公共设施，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的国际一体化，这应该会增加其经济有效性，从而在所有相关领域中获利。21世纪早期的真正问题不但不是全球化，而恰恰是全球化的缺失以及对全球化的限制。实际上，一个关于全球化的可悲的事实是，现在的全球化根本不是真正的全球化。
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世界贸易仍远没有达到真正的自由。至少其中一些责任，可以归咎于世界上一些最富裕的国家继续给予本国农民相当于非洲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补贴。美国对农业生产商支持的额度仍高达其农作物售出收入总额的20%左右，欧盟的这个数字则超过了30%。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予美国棉花生产商的补贴降低了每年从贝宁、马里、乍得湖以及布基纳法索地区的棉花出口价值达25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他们这些国家国民收入总和的3%。但是，不只是富有国家负有责任，许多贫困国家也设置了形形色色制约商贸的壁垒，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国际经济不平等得以上升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不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这一点可以被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在发展中国家中进行的一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研究发现，更为“开放”的经济体制每年以4.5%的速度增长，而“封闭”的国家的增长还不足0.7%。这些发现，广泛地被诠释为今天之所以需要全球化的理由——也就是说，论证了那些降低贸易障碍的国家比倾向于在经济上闭关自守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经济上的快速发展。
从劳动力流向方面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现在，国际移民（或对国际移民的限制）在决定国际不平等的程度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劳动力的移动越是自由，国际收入的水平越是上升。现代全球化是与高度的不平等水平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一条原因是，相对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要向发达社会自由迁移，存在太多限制。一项近期的评估表明，解放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总体经济利益比进一步解放商品和资本流动预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大25倍。
首先，要考虑国际资本流动的迹象，这是全球化的另一关键组成部分。发展经济学家们花费几十年时间试图找出如何在落后的农业社会制度中提高投资水平。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从资本丰富的地方——也就是说发达世界进口资本。根据世界经济最基本的古典模式，这应当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资本应当自动从发达的经济体制流动到不发达的经济体制中去，这样收益可能更加高。但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鲁卡斯在1990年出版的一篇具有重大影响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似乎并不会发生这种事。国际金融一体化的一些举措表明90年代经历了特别巨额的跨国境资本流动，而现实中的今天，大部分的海外投资还是发生在发达国家里。1994年，只有36%的海外直接投资和10%的证券投资流向了贫穷国家（被定义为收入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水平的1/3或者不到1/3的国家），到了2000年，贫穷国家所获得的份额分别下降到12%和2%左右。今天的一些赤贫国家几乎没有从海外获得任何投资。大部分的跨境资本实际上是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之间流动。原因非常简单，富有国家的投资者们更喜欢向其他的富有国家进行投资。近几十年来的巨额的资本流动因此与国际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没有多大关系，罪魁祸首就是从富国流向穷国的净资本的缺乏。
有一种思想流派认为，地理、气候和疾病的发生为全球不平等提供了充分的解释。那些远离主要海上航线，坐落于热带地区的国家，他们的人民更有可能因患上如疟疾之类的疾病而变得更加贫穷，即使不完全按照宿命论的提法来诠释。然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有益于投资和改革法律、金融和政治制度——而不应当去考虑它和地理位置、平均温度以及携带流行疾病的昆虫的关系。因此，投资者更喜欢把他们的钱放在私有财产的权利受到有效保护的国家中，虽然这个要求应当被看作是最低要求。在《新国富论》一书中，大卫·兰蒂斯主张如下观点——要取得“理想的经济成长与发展”，政府就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保证私有财产的权利，更好地鼓励储蓄和投资；
2. 保证个人自由的权利……反对专制与……犯罪和腐败等弊端；
3. 坚持执行合同的权利；
4. 提供稳定的政府……采取公开的法规进行统治；
5. 提供负责任的政府……
6. 提供诚实的政府……没有权力寻租；
7. 提供谦虚、有效、不贪婪的政府……缩减税收（并且）降低政府对社会公积金的要求……
经济学家罗伯特·巴洛在对战后经济增长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中总结道：与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密切相关的有6个重要的变量。其中就有法律规则的强行实施和避免过度的政府开支，以及通货膨胀。在主权受代议制政体制约的国家里，财产权会更加受到尊重，这是现在被广泛接受的观点。而且，基于法治的宪政政权也更倾向去推行鼓励外国投资和国内资本组合的金融改革。代议制的立法、透明的财政系统、独立的货币权力机构以及一个有秩序的证券市场创造了各类公司——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在其中能得以繁荣的制度环境。一个基于全民投票选举进行立法的民主制度对经济发展而言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从近期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泰国经济上的成功就可以得到证明。如果太过急于拓宽公民权，释放了公众对整体国民经济有害的财政以及货币政策的需求，民主化反而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所减缓。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民主的社会更有可能对公共教育和公共健康进行追加投资，这将会提高一个社会的经济表现。亚洲的集权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发展得很好，而大多数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国家却并不像它们那么成功。当然也有例外，诸如1973年以后的智利，在经济领域也许有法治制度，但在人权领域一定是有所缺失的。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下，财产比人有着更多的权利。
正是在这个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领域里，许多贫穷的国家倒下去了。过去的50年中，通过贷款和援助手段想要解决经济落后问题的努力及尝试不计其数。1950年到1995年间，西方国家无偿转账给较贫穷国家的金额高达1万亿美元（以1985年美元为基准）。但这些努力往往收效甚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接受国缺乏必要的政治、法律和金融制度使得这些援助成为有效的经济发展资金。专断而腐败的统治者们对这一经济失败负有很大的责任。大笔大笔涌入的款项源源不断地逃逸到国外，通常流向瑞士的银行账户中——因为腐败的统治者通常将非法所得的财富隐匿海外。一项研究表明，1970年到1996年间，30个黑非洲国家的资本外逃共计高达1870亿美元，算上利息的增长，就暗示着非洲统治阶层的私人海外资产相当于他们国家所欠公共债务的145%。一些学者总结道：“非洲国家每借的1美元中大约有80美分就在同一年以资本转移的形式回流了。”黑非洲地区的经济失败以及法规与政治责任的缺失之间看来存在密切的联系：今日非洲的50个国家中只有5个可以被列为自由的民主国家。
也许最好的制度理论依据就是即使是地处穷乏地区的国家依然能够依托一个好的制度繁荣起来。博茨瓦纳，虽然比起其他黑非洲国家在地理、气候和自然资源方面处于劣势，但它却在过去的35年时间里成为全世界人均收入增长率最快的国家。根据一份最近的分析表明，博茨瓦纳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成功地采用了良好的制度：
法律与合同的基本体制运作比较合理。国家和私人的掠夺行为相当有限。虽然这个国家在钻石产业中收益颇丰，但是，这并没有引发为了抢占钻石矿产资源所导致的国内政局的不稳定或是冲突。政府保持了从英国殖民者那里继承来的最低公共公益设施结构，并将它发展成为精英管理层的、腐败相对少的高效政务机构……此外，政府对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投资力度也很大。政府的财政政策极其谨慎，并且汇率与经济的基本要素保持紧密联系。
尤为突出的是，博茨瓦纳成功地发展了保护私人财产的机制，这就保护了实际和潜在投资者的财产权，提供了政治的稳定性，确保政治精英们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并具有社会参与的广泛代表性。
1945年后，在欧洲和亚洲进行了一系列在政府控制下的实验，这些实验有助于理解在制度截然不同的政权里是怎样对完全相同的人民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影响的。这里的完全相同的人民是指从环境、地理位置和文化的角度来看的。两个德国之间和两个朝鲜之间大相径庭的实际经历证实了一点，制度的确在发展中扮演着决定性的关键角色。同样，中国的一个城市——中国香港，和中国的一个岛屿——中国台湾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香港是英国自由帝国体制统治下的城市，而中国台湾则是处于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的体系中，而中国大陆在同一个时期则处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管理之下。
多数贫穷国家之所以始终贫穷是因为他们缺少正确的制度——并不只是鼓励投资的正确制度，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公民不负责任。比起那些法制健全的国家来，专制政权下更容易滋生腐败行为，而腐败又反过来以多种途径抑制了经济的发展，牵制了原本可用于资本形成和成为更好的医疗保健和教育以提高人力资本的资源。根据非洲联盟的报告，腐败的代价相当于非洲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1/4。而且，贫穷的国家比富裕的国家更容易因受内战的摆布而变得更加贫穷。当缺乏非暴力手段追究独裁统治者责任的时候，政治暴力当然就更有可能发生。然而，内战一旦开始，就会迅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现在一个恶性循环确实存在于许多贫穷国家中。互相匹敌的大军阀们互相交战，为了矿产资源、种植毒品作物，甚至海外援助资金流向的控制权，招募穷人当兵。这些贫穷、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年轻人除了战争以外别无其他的就业机会，其生命则更加短促。这类问题不仅限于非洲，哥伦比亚也正深陷在这样的一种堕落之中。
当然，世界上的每个“失败国家”，都有其失败的特别原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也有很多共同之处。世界上，最为贫穷的一些国家是中非共和国、乌干达、卢旺达、乍得、塔吉克斯坦、尼日尔、厄立特里亚、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和索马里。这些国家的人民除了极端贫困并且（几乎每个国家如此）平均寿命在40岁左右，所有这些国家远远不符合成为自由民主国家的标准，并且他们都在不久前，或仍然还在经历着某种形式的战争。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唯一愿望看起来就是借助外国力量的干预，能够建设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的体制基础。
表7 贫穷、不自由以及内战
国家 人均国民收入图表法（当前美元） 联合国人权发展指数值（美国=0.937） “自由之家”政治权利（最好1，最差7） “自由之家”公民自由（最好1，最差7） 战争时期
中非共和国 260 0.363 5 5 2001
乌干达 250 0.489 6 4 1971—1972，h2 1977—1979，h2 1981—1991，h2 1994—1995，h2 1996—2001
卢旺达 230 0.422 7 5 1990—1994，h2 1998—2001
乍得 220 0.376 6 5 1965—1988，1989，h2 1990，1991—1994，1997—2001
塔吉克斯坦 180 0.677 6 5 1992—1993，h2 1994—1996，1998
尼日尔 170 0.292 4 4 1990—1992，1994，1996，1997
厄立特里亚 160 0.446 7 6 1998—2000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150 0.373 4 5 1963—1964，h2 1965—1973，h2 1998，1999
利比里亚 150 不适用 6 6 1980，1989—1996，2000—2001
塞拉利昂 140 0.275 4 4 1991—2000
布隆迪 100 0.337 6 5 1965，1990—1992，1995—1996，h2 1997—2001
刚果民主共和国 90 0.363 6 6 1960—1962，h2 1964—1965，1967，1977，1978，1996，1997，1998—2000，2001
阿富汗 不适用 不适用 6 6 1978—2001
索马里 不适用 不适用 6 7 1978，1981—1996
全球化
因此，我们应当把自由帝国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政治伙伴。如果经济开放–––这里是指自由贸易、自由的劳动力移动、自由的资本流动，有助于经济增长。而且，如果资本更容易在法规健全、政府廉洁的地方形成的话，那么，确定如何形成加入全球化的经济就不仅仅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而且还要确定要通过什么机制，将经济上的良性制度传播到全世界。
全球化既适用于政治，也适用于经济的这个事实正是表8所表达的信息。第一栏列出了可以被视作我们所居住地球的诸多假设条件；第二栏是那些可以围绕它流动的事物；第三栏是促进这种流动的机制；第四栏是运作这些机制的代理机构；第五栏是允许这些机制运作的政策，第六栏是可能的国际政权。
表8 全球化：总结
已设条件（或多或少） 流动 机制 控制 政策 国际体制
物理规律：重力、热力学规律等
气候
自然资源配置
对人类有害的细菌、病毒的流行
人类生理 疾病
货物
劳动力
技术
服务
机构
知识危机 自然
交通技术
通讯 无
公司
政府
财政透明度 自由移民
自由贸易
自由信息流动
货币制度 无政府主义
自由主义
帝国主义
当谈到全球化的历史时，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史学家们很容易把他们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在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上。然而，全球范围内，还进行着其他形式的流动。不仅仅是技术和服务的流动，还有制度、知识和文化的流动。像一场革命或是银行破产这样的特殊事件也可以借助一种类似的方法向全世界传播。疾病是其中最先全球化的，若不具备一些鼠疫方面的知识，就不能理解14世纪的欧洲历史。正如如果没有传染疾病的输出，15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欧洲人攻占美洲大陆就不会那么轻而易举，这些疾病岂止是杀害了大批的原住民。除了传染病以外，征服者和殖民者还带来了技术、制度和观念；当然还有黑色火药和作战马匹，基督教和形形色色的教堂，以及西欧人关于财产、法律和政治统治的理解。虽然全球民主化的过程缓慢而不规则，但是自18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民主化进程表明，制度和思想可以在国际上传播，就像能够进行跨国交易的货物或进行海外投资的金钱一样。对国际金融市场熟悉的专家们明白，一处发生的金融危机可以迅速成为国际流行病，同样，在政治领域里也有大革命迅速传播的流行病，这在1789年、1848年、1917年是显而易见的。
在自然世界中，只有传染性疾病是能够传播的（没有人为帮助也不会传到很远的地方）。如果我们暂不讨论自然世界的机制，所有能够向全世界传播的各种事物只能取决于先进的交通和通信技术。首先是远洋航行船只的设计有所改进，以及它们数量的增加使得世界经济在19世纪被全球化了，当然，在此之前的航海、医药和推进器的进步为这次革命打下了基础。然而，交通和通信（飞机、无线电发射和太空卫星的出现）技术上的继续进步本身并不能确保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全球化曾经依赖于，并且仍旧依赖于控制通信方式的私人和公共控制机构。20世纪中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侵犯极大地改变了1914年前已经出现的经济一体化的局面，因为越来越多的政权体制采取了敌视自由的国际经济交流的政策。
经济史学家们倾向于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政府解除各种形式的成规（表中第5栏的前4项），以便促进全球化松绑的方式上，而较少关注于能够更积极地促进全球化的方式。然而，国际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历史在17、18世纪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以及英国之间的帝国竞争过程是分不开的。香料、纺织品、咖啡、茶叶和糖的全球市场的创建是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大垄断公司带来的成果。为了国际市场的份额，他们同时也进行商贸和海洋竞争。同样，19世纪自由贸易和资本市场国际化的传播与英国帝国主义实力的扩张密不可分。另一方面，20世纪中叶，全球化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914年和1939年，德国及其盟友对英国的霸权地位发动了非常昂贵且又极具破坏性的挑战所造成的结果。没有什么比一场世界大战更能促使经济组织采用与国际自由市场经济不同的模式。为了争夺海上贸易所发动的战争十分频繁。而正是各种各样的战时实验，即商业和外汇控制，原材料的集中化分派和消费品的定量供应，为苏联和其他国家在和平时期的计划经济理论提供了灵感。20世纪中，战争的全球化必须得为该世纪中叶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的衰落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一个基于平等的独立国家政府组成的多元化的国际秩序，是否能将国际经济的融合最大化，并传播有助于自由市场成功的制度设计，这一点并非是不言自明的。当然，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自由贸易是会自然发生的。但是历史和政治经济告诉我们，事情绝非如此。关税的上升起因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那种以邻为壑的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作了大幅降低贸易关税的努力。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资本移动仍然被牢牢地管制住了，实际上，甚至在固定汇率体系崩溃之后，这种概念仍然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在我们经历的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对自由经济政策的抵制也没有完全消失；对工人以及农产品的流动，仍然存在相当巨大的障碍。不管支持经济开放的论点多么具有说服力，各国政府似乎仍然固守着关税、配额以及政府补贴金的各种政策。相比较而言，第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即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殖民大国强行实施经济开放的，不仅在亚洲和非洲，而且在南美，甚至日本都是如此。更确切地说，自由贸易的传播取决于英国的实力和自身树立的榜样。下面，我们将对大英帝国的经历作一番分析，以便得出它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
英式全球化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政治精英和选民一直坚持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原则——和“廉价面包”即农产品进口不交关税的实际政策。这当然意味着，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关税就明显低于其欧洲邻国；这也意味着，关税在大英帝国控制的大部分地方也保持在较低水平。正式放弃对英国殖民地的控制，肯定会导致在那些地区的市场里树立起不利于英国出口的高关税壁垒，也许还有其他形式的贸易歧视；美国和印度在获得独立之后保护贸易论者所采取的政策便是明证。 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大英帝国的竞争对手们建立的关税体制则是另一个证据。不管是看其对原始产物所征收的税，还是看其对制造业产品所征收的税，英国是所有大帝国中最不提倡贸易保护论的一员。1913年，进口制造业产品在德国的平均税率是13%，在法国超过了20%，在美国是44%，在俄罗斯更是达到84%。而在英国，这类关税为0。
根据一项估计，英国执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效益可以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8%到6.5%之间，但它怎样造福世界呢？用鼓吹自由贸易的自由党人约翰·格雷厄姆爵士的话来说，英国是“全世界贸易的大商业中心”。其国内市场和帝国的大部分市场，对来到这里尽其所能出售他们商品的外国商家来说，大门或多或少都是敞开的。在贸易保护论者不断增加的世界里，英国继续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为其殖民地带来好处的证据是确凿的。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间，英国的进口产品中，殖民地所占份额从1/4上升到1/3。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是，英属殖民地的各个政府，对19世纪晚期的全球化所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的剧烈下跌没有作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激烈反应。然而，我们需要对大多数殖民地和少数精英式的殖民地作出区分。大多数殖民地的自由贸易政策是母国强加的，少数精英殖民地则被授予“负责任的政府”，以便有权设定自己的关税。在 1879年，加拿大就开始实施关税，之后被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效法。而且，在大英帝国内后来成为自治领地的那些国家中，设立关税和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正比关系，这对主张无条件实行经济“开放”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结果。这个现象对于大英帝国任何一段经济历史来说，都有其重要含义。如果加拿大和其他大英帝国控制的区域的确受惠于贸易保护，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印度实行关税政策，会不会使印度经济变得更好呢？所幸的是，对经济自由主义论者来说，上述观点在论证上有其困难之处。首先，加拿大和其他那些国家征收关税是为了提高收入，而不是为了排斥进口。加拿大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农产品的出口，而不是国内制造商的产品替代了进口产品所带来的结果。其次，这个论点忽略了20世纪30年代期间，不开放的贸易对初级产品生产商所造成的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当时的经济大萧条对每个人而言，都相当困难，但在大英帝国的帝国特惠体制之外的初级产品生产商们的日子则更加难过。
于是，大英帝国促进了商品及制造业全球市场一体化，这个结论是无可非议的。而且，没有大英帝国的话，国际劳动力的流动也不可能如此频繁。诚然，对19世纪的移民来说，美国是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但是随着美国对移民数量增加的限制，白人主导的自治领地作为英国移民目的地的意义就显著增强了，在1900 年到1914 年之间，白人自治领地吸引了大约59%的英国移民；在1915 年到1949 年之间，达到75%；而在1949 年和1963 年之间，更达到82%。这对收入分配是有影响的。人们通常认为，帝国最大的那一部分利润流入了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一小群投资人的口袋里。但是，大规模的移民到诸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这类土地广袤、劳动力短缺的殖民地，缩小了全球收入的不平等状态。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极大的一批亚洲人，作为契约劳动力离开印度和中国。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大英帝国的种植园和矿井中干活。在这种介于自由和不自由劳动力之间的体制下，从印度出来的移民也许有160万之多。毫无疑问，他们中的大部分承受着巨大的艰难。其实，有些人呆在自己家里，日子可能更好过些。然而，必须再一次地指出，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否认，将廉价的，也许处于半失业状态下的亚洲人动员起来去收割橡胶或者开发金矿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经济后果。
首先，英国是推动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引擎——这正是罗斯福和其他一些对帝国的批评家们未能明白的一个要点。1865年到1914年，超过40亿的英镑从英国流向世界其他地方，给了这个国家史无前例，也是此后无与伦比的地位。它作为全球的净债权人，实际上就是“世界的银行”，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是世界的债券市场。到1914年为止，英国的海外总资产高达31亿英镑到45亿英镑，而同当时的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后者只有25亿英镑。这些投资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投资：与其在欧洲只有区区6%的投资相比，大约45%的英国资本投向了美国和白人聚居的殖民地，20%投向拉丁美洲，16%投向了亚洲，非洲也获得了13%。1865年到1914年间，英国通过证券的公开发行所筹集的资本，投向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金额与投向英国自身的金额一样多。即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所产生的结果也没能改变这个模式。众所周知，英国在发展中地区经济体系中的投资，主要形式是基础设施的股份投资，尤其是铁路以及港口设施的投资。但英国也直接投巨资在种植园的新经济作物的生产上，如茶叶、棉花、木蓝和橡胶。
有人认为，在第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存在一定程度的“卢卡斯效应”——换言之，英国的资本更愿意流向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而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这种喜爱富裕国家的偏见，同今天的情况相比要好许多。1997年，只有大约5%的世界资本存量，投在人均收入低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是只有美国水平1/5的国家中。1913年，这个比率是25%。在1995年，发展中国家总的国际债务份额占到11%，相比较之下，1900年的数字是33%，而在1938年则是47%。1914年几近一半的国际资本总量被投到人均收入低于或是只是英国水平的1/3的国家中去。而对那些贫穷的经济体制的总投资量中，英国就占到几乎2/5的份额。过去和现在的对比是相当惊人的。但是，今天的富裕国家喜欢相互间“交换”资本，大多数只是回避贫穷的国家。一个世纪之前，富裕的经济体制对世界上较穷的国家有非常巨大的净投资金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