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遥远的地方投资金钱，总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正如经济学家所称的：贷方与借方离得越远，信息的不对称性一般就越大。经济相对不那么发达的体制一般受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影响更大一些。那么，为什么1914年前的投资者们愿意拿如此高比例的存款，去冒险购买海外的股票或是其他资产呢？可能的一个答案就是发展中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金本位，为投资者提供了某种类似“良好家政的许可印章”的保证书。1868年只有英国和一些经济从属国——葡萄牙、埃及、加拿大、智利和澳大利亚拥有按需可兑换黄金的货币。法国和“拉丁语系货币同盟”（如意大利、西班牙等——译注）的其他成员，还有俄罗斯、波斯以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复本位（金和银）体制，而大多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采用的是银本位。然而，到1908年，只有中国、波斯和少数几个中美洲国家仍旧采用银本位，金本位已经成为全球货币体系，虽然实际操作中，一些亚洲的经济体系，尤其是印度，采用金汇兑本位制（即是将本地货币兑换成英镑，而非黄金），而欧洲和美洲的一些“拉丁语系”的经济体系，从技术角度上，并没有纸币与黄金之间的可兑换性。这一套国际固定汇率的体系可能促进了国际贸易。同黄金挂钩也是货币和财政廉洁的一个信号，很可能促进了周边国家进入西欧的资本市场。这是一个承诺机制，一种肯定政府会避开不负责任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方式，譬如滥印纸币或拖欠债务。对黄金可兑换性的承诺，减少一个国家债券收益的大约40个基点。简单来说，那就意味着那些采用金本位的国家去伦敦债券市场借钱，所付的费用可以更加便宜。
然而，作为一项视条件而定的承诺来说，金本位体系的成员只是作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自我约束的承诺。当处于紧急情形下，如战争、革命或是一场突发的贸易条件的恶化，这些国家仍然保留取消黄金可兑换性的权利。实际上，这些紧急情况在1914年之前是屡见不鲜的。阿根廷、巴西和智利在1880年到1914年之间，均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和货币危机。到1895年的时候，所有这三个国家的货币对英镑已经贬值大约60%。这就表明，他们支付外债利息的能力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利息都必须以硬通货（通常是英镑）来支付，而不是国内货币。阿根廷从1888年~1893年一直拖欠债务，而巴西则在1898年和1914年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换言之，把全部信心寄托于一个国家采用金本位制的投资人并不能获得这个国家不会赖账的保证。（实际上，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是黄金相对短缺的年份，一些国家更有可能拖欠债务。因为下跌的商品价格使得他们更加难以从出口产品中赚到他们所需的硬通货，用以支付面值为黄金的外债利息。全然不同的是一种在英国直接统治下强加的承诺。这就等同于一个无条件“不赖账”的保证——投资人必须面对的唯一的不确定性是对英国统治的期限的预期。1914年以前，虽然民族主义运动从爱尔兰到印度都有所成长，但是它们在政治上的独立看来依旧是遥遥无期，即便是几个大的白人聚居的殖民地，也仅被授予非常有限的政治自治权。而且，英国人在他们的殖民地上强加了一套特别的制度，非常有可能提高它们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不仅使用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还采用经济开放（除了自由贸易，还有自由资本移动）和平衡预算法，更不用说法治（特别是指英式的财产权法）以及较为清廉的行政管理了。换言之，如果投资人把钱放在已经获得独立的金本位国家里，他们得到的无非是不滥印钞票的承诺。而投资人要是把现金放在这些殖民地中，他们不仅可以指望货币价值的可靠性，而且还可以仰仗维多利亚时代所有的“公共产品”。因此，如果投资者认为澳大利亚的信誉比阿根廷的信誉好不了多少，或是加拿大的信誉比智利好不了多少，就有些不能让人理解了。
我们能够以两种方式来衡量“帝国效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流入英属殖民地的资本量以及那些殖民地所支付的利率。根据可以获得的最佳估计，英国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证券投资的累积量中超过2/5（42%）流向了英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海外股票投资中在帝国属地的比例还要高，达到46%。并且很清楚，帝国属地可以比独立的国家（或者其他大国的属地）以更低的利率借到钱。1870年到1914年期间，英国及其属地是债券平均盈利最低的国家之一。相比之下，拉丁美洲经济体制发行的债券的盈利要高得多，这些经济体制也吸引了巨大的英国资本的注入，尽管这些地方并没有被英国直接统治。举一个例子，阿根廷发行的债券比印度发行的债券的收益高出了200个基点。1870年到1914年期间，在债券收益数字可以获得的23个国家中，大英帝国的5个成员国属于利率最低的国家，这一点着实令人吃惊，所有这些国家的利率平均都低于4%。在伦敦，只有挪威和瑞典可以以低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利率水平进行借款。起初阶段还游离在帝国之外的埃及，在1882年成为了英国的一个事实上的殖民地之后，经历了债券平均收益从10.1%（1870年~1881年）的水平到4.3%（1882年~1914年）的大幅下降。这种差别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为明显，许多独立的债务国在此期间经历了重大的债务拖欠，其中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日本、俄罗斯和土耳其。因此，最迟到20世纪20年代，帝国的成员身份就被确认为是比金本位还要可靠的“良好家政的许可印章”。历史经验表明，把钱投资于印度这样的在法律上隶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或类似埃及这样的国家，比投资于阿根廷这样的独立国家要稳妥。反过来，在伦敦筹集资本时，由于英属殖民地偿付的利息很低，因此也不太可能像其他新兴市场一样陷入对境外债权人支付的利息要超过新贷款和境外投资流入资金的金额所导致的那种债务陷阱之中。
帝国成员为投资人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障，这并不让人惊奇。世纪之交，英国建立了新的立法，具体体现在“殖民地贷款法案”及“殖民地股票法案”中。这两个法案给殖民地债券以等同于英国政府永久公债券的基准，即“联合公债”的受托管理的地位。在信托储蓄银行持有的国家债务比率不断上升的时期，这个措施为殖民地证券市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财政部与英格兰中央银行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认为，英国属地发行的新债券应当比独立的海外国家所发行的新债券享有优先受偿权。甚至在起草殖民地宪法时，债权人的优先受偿权也得到了重视。1933年，一名殖民地总督说，黄金海岸的债券应缴纳的利息应当被强行降低，真是叫人难以相信：为什么英国投资者愿意 “救济另一个享受着所有的好处而唯独不承担他们应尽责任的国家呢”？ 20世纪30年代，当纽芬兰英联邦自治区处在拖欠债务的边缘的时候，由艾默里勋爵带领的皇家管理委员会建议解散其议会，并将其政府委托给一个6人组成的委员会，皇家总督由伦敦方面指派。艾默里勋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他和他的委员会认为，结束自治政府的决策比债务拖欠的罪责要小得多。
英国的海外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投向帝国的比例不断增加，这也就不足为奇了。1900年到1914年期间，大约只有2/5（39%）的英国海外资本流向了帝国。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平衡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帝国占伦敦市场所有新债券发行的2/3左右。1924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了一个尖刻的评论，他写道“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旧称，非洲中部的一个地方，有几万白人居民以及不到100万的黑人居民）竟能够获得一份无担保的贷款，而且贷款条件与我们自己（英国）筹集的战争贷款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这实在是了不起”。让他同样感到“奇怪”的是，“居然还有对购买伦敦铁路债券和英格兰东北铁路债券不感兴趣，而对尼日利亚股票（这种股票没有英国政府的担保）更热衷的投资者”。凯恩斯的观点是，这个现象不符合英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它的失业率同战前相比一直居高不下，而且不断有证据表明工业生产发生了停滞。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输出看起来就是资源分配不当的做法。但是凯恩斯没有思考从这种廉价英国储蓄中殖民地经济所能获得的利益。从帝国的角度，而非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鼓励富裕的帝国中心的储蓄向周边发展地区流动是非常必要的。除了确保英国投资者能够定期收到偿付的利息以及本金以外，帝国体制还有益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当然，这比凯恩斯所思考的那种替代政策——即将英国的工业生产和就业率放在优先位置——更为有益。
帝国的疏忽罪
帝国全球化所导致的结果在许多方面是令人惊讶的。自由贸易、大规模移民和低成本的英国资本将帝国统治下的绝大部分地区推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就制造业的人均生产量而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13年的排名在德国前面。实际上，加拿大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90年时间里比美国的增长速度要快。
但是有一个问题。自治领地的经济表现与帝国的其他地区不相符，最明显的就是亚洲，那里本应是帝国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宝石。这就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什么印度的经济表现比帝国的其他地区差那么多呢？1865年到1914年间，所有在伦敦筹集的向帝国投资的总额中有18%被投放在印度——即2.86亿英镑，仅次于加拿大所获得的数目。然而，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慢得可怜。1857年至1947年间——就是在德里兵变（1857年）与独立（1947年）之间的阶段——只上升了19%，而英国本土人均收入的上升幅度在134%。1820年到1950年间，印度每年仅增长0.12%——以白人帝国的标准来看，几乎根本没有增长。即便与英属非洲地区相比较也是望尘莫及。
这是现代经济历史的主要难题之一。印度是被迫接受自由贸易和西方的商贸标准的，西方强加予它的力度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实体。然而，其产生的结果是受到限制的工业化和停滞不前的经济。相比之下，美国抛弃了英国的统治，而采用了贸易保护性的关税制度，平均在进口产品上征收44%的关税，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谴责的那些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措施。其结果如何呢？到19世纪末为止，美国的经济表现很大程度上赶超了英国。如果印度经济的衰落可以被归咎于英国，那么反对自由帝国的理由便开始显得非常有力了。
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印度在英国统治下“不发达”有四个基本原因。第一，英国通过兰开夏郡的工厂生产的纺织品打开印度市场，从而限制了印度的工业化。兰开夏郡的生产制造商起初在与印度的竞争中受到保护，直到他们确立了技术上的领先地位。第二，他们强加了不合理以及递减的税收制度。第三，他们使得印度资本“外流”，甚至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操纵卢比与英镑的汇率。第四，他们对这些政策所引发的饥荒又放任不管。一位近期的历史学家甚至将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大屠杀”。这种对英国在印度起着负面作用的观点可以追溯到达达拜·挪罗齐的《印度的贫穷与非英国统治》（1901年），此书的观点至今仍在广泛流传。它也许是反对自由帝国的观点中唯一的、最为有力的证明。
维持一支由英国支配的，世界最大规模常备军之一的雇佣军部队，实际上对印度经济并没什么有益之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近期的研究使人对民族主义者批评的其他方面产生了怀疑。印度的历史学家特丹·罗伊已经说明印度纺织业的就业机会的糟糕局面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谁来统治印度。而英国人在新的经济领域为印度人造就了同等数量的就业机会，甚至还要多。即便是在纺织行业中，印度殖民政府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已经明确了一点，将优先选择给予印度制造商，而不是兰卡夏郡的制造厂。而且，说英国人统治下的税收制度非常过分而且不合理也缺乏根据，因为印度土地税的负担从19世纪50年代的10%的净产出水平下降到了20世纪30年代 5%的水平。所谓的印度的资本“流失”到了英国，结果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根据出口盈余（这是民族主义者经常挂在嘴边的数据）的一项估计表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期间，大约只有1%的印度的国民收入流入英国的腰包。无论如何，上缴英国的那个声名狼藉的“宗主国管理费”中，大部分是为了支付着印度人确实需要，但自己却无力承担的公共服务。最后，困扰印度经济的饥荒就其根源来说，天灾的成分远远超出了人祸，并且在1900年以后，这个问题通过印度食品市场的进一步的整合有所缓解。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的起因恰恰是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压力，致使英国对孟加拉统治的崩溃。
英国的统治显然给印度带来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从贸易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1%到2%，到1913年时超过了20%的水平，它极大地增加了贸易的重要性。英国人创建了一个统一的印度市场：他们统一了度量衡单位以及货币，废除了运输关税并且引入了更为明确的保护私人财产权利以及合同法的法律构架。他们花巨资来修缮和扩大这个国家古老的灌溉系统，使得1891年到1939年间，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之多。他们改造了印度的通信系统，引入了邮政和电报系统，在内河航道中部署了蒸汽船，并修筑了超过4万英里的铁路轨道（大约是同时期中国建造铁路总长度的5倍）。到英国统治的最后十年时间，单单修筑铁路网的工程就雇用了超过100万的工人。最后，金融中介活动也得到了出色的发展。正如罗伊所总结的那样：“如果印度不是因为与英国在政治上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无法使人相信印度的铁路，港口，重要的灌溉系统，电报，卫生和医疗，大学，邮政系统，法院这些系统会获得如此巨大和长足的进步……英国统治者所做的事看起来远远超出了印度先前的王朝以及当代印度政权所能够做的。而且他们在印度的统治也有可能还减少了社会的不平等。的确，与它在其他大的亚洲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相比较起来，印度发展得非常好。那些大的亚洲经济体制在此阶段中始终处于亚洲政治的掌控之中。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缩水了17%，大约相当于印度收入上升的幅度。虽然中国的麻烦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式的欧洲帝国主义以及后来日本殖民主义所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如果英国的正式统治能够被延伸，越过香港这样的所谓条约口岸的前哨基地的话，历史上，这个国家在经济上也许会发展得更好一些。
姑且不论印度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拥有截然不同的自然资源这一事实的话，印度的表现不如加拿大的原因并不在于英国对它的剥削上，而是在于英国人对于印度经济的干预还不够充分。英国人扩大了印度人的教育，却未能达到对其人力资本的质量产生真正重大影响的水平。1881年到1941年间，印度接受教育的人数上升了7倍，但是接受小学及中学教育的人口比例远低于欧洲国家的比例（1913年印度的比例是2%，而英国的比例是16%）。英国人在印度进行投资，但却不足以使大多数印度农民脱离温饱的底线，当然也不足以偿付当地低得可怜的资本构成的水平，而且这个水平由于受囤积黄金的风俗习惯的影响变得更加恶化。英国人建造了医院和银行，但却不足以大幅度改进公共健康水平以及金融信用网络。这些就是帝国犯下的疏忽罪，比干预罪要严重得多。不幸的是，对于印度人来说，1947年上台的民族主义者非但没有就英国统治所犯的错误得出一个正确的理解，反而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他们决定采用苏联的模式，建立一个在国家控制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这个计划的成果进一步拉开了印度人和英国人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到1979年，这个差距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
自由帝国的教训
经济历史学家无疑会继续争辩，以经济财富的“巨大差异”为特征的20世纪下半叶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环境因素为全球不平等的分化提供了充分解释的话，那么英国帝国主义所输出政治和制度的重要性则微乎其微。农业、商业和工业技术在欧洲自从1700年以后，在拥有便利航海路线的气候温和的地区必定发展得更好。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如果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采用了正确的司法、金融和政治制度，那么在19世纪末，1/4的世界为英国所统治的事实就非常重要的了。即使是在热带地区，英国人也努力介绍着他们的制度，他们相信这是可以使社会繁荣富强的基本要素：自由贸易、自由移民、基础设施投资、平衡预算、可靠的货币、法治以及廉洁的行政。如果跟英国人聚居地殖民地比起来，非洲和印度的结果是不甚理想的话，那是因为在过度炎热、疾病滋生，或是为陆地所包围的地方，即便是最好的制度也回天无力了。在那里的投资需要克服地理、气候，及与之相伴随的给人力资本所带来的破坏性的结果。但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那些接受过平衡预算和低税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财政教育的殖民官员们的想象力。当然，那些在独立后由于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政策而获得成功的政府也只是极少的个例而已。
2002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告诉《新政治家》杂志说：“我不是自由的帝国主义者。自由主义有很多地方是错误的，即指以大写‘L’开头的那个自由，我是以小写的‘l’开头的那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帝国主义也有很多错误的地方，我们现在不得不处理的很多问题都是我们过去殖民所造成的后果。”本书论点的中心是，自由帝国主义确实存在过，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它是好东西。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管理其幅员广大的全球帝国的理论和实践方式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的。它促进了自由贸易、自由资本移动以及自由移民。殖民地政府平衡了他们的预算，将关税维持在低水平并保持稳定的货币。法规被制度化了，行政管理上相对比较清廉，尤其是高级管理层。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被鉴定为表现出良好的迹象，权力才会被逐渐授予那些代议机构。这个政策的“混合体”鼓励了英国的投资者，将巨大的资本投入贫穷国家，并以相对较低风险的回报作为要求。要想让火车和蒸汽动力这样的新科技进入政治上已经独立的那些国家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快，成本也不会那么低。自由帝国主义所产生的后果无疑也是好坏参半的。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如白人聚居的殖民地成长得那样快。但即便是那些国家（就像印度）的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相当缓慢，但几乎肯定会好过它们在其他政治体制下的光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许多经济“落后”的案例中，自由帝国可以比民族国家的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然而第二，即便是非常有能力的自由帝国也并不一定能成功赋予所有管辖领域以同样的繁荣。有了这个告诫，我们便可以为美国在我们这个时代效法自由帝国主义找到可以被称之为是毫无私心的根据了。举一个例子，像利比里亚这样的国家是一定会从类似美国殖民管理中受益匪浅的。利比里亚是表7中那些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没有希望的国家之一。政治腐败以及内战使它在人类发展方面降到了国际排名的最底部。2003年，当该国经历了查尔斯·泰勒短暂的独裁统治，更陷入无政府混乱状态的时候，美国挑起了派遣部队去门罗维亚建立秩序的重负。当然，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恰恰是共和党人先前指责克林顿政府的那种人道主义干预事业。这个地方所需要的是很清楚的：国家的重建而并非仅仅是政权变更。如果非洲有哪一个国家是需要美国来负历史责任的话，那就应当是利比里亚，只有这个非洲国家在19世纪的时候是被美国殖民过的国家。目的是为了使前奴隶们能在被解放后，回到他们的“家园”。在自由帝国的可能性非常之大的20世纪，还有什么地方比悲惨的利比里亚更能成为好的选择的呢？在那里，政治独立是不被祝福的，是被诅咒的，民族自决的结果实际上意味着自我毁灭。
事实上，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对利比里亚的干预已经结束，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下一个，从很多方面来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美国是否有承担这一长期的任务的能力。如若不然，这个自由帝国的计划，不管人们如何用其他的称呼来对它加以美化，是否注定要失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