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部队并不是作为征服者和敌人来到你们的城市和土地的，而是作为解放者……强加给你们外邦人的制度（不）是（我们）政府所希望的……（我们所希望的是，）你们甚至应当和过去一样繁荣，那时你们的土地是那么的肥沃，你们的祖先带给世界文学、科学和艺术，那时的巴格达是世界奇迹之一……（我们所希望的是，）你们的哲人和作家们的灵感得以实现，巴格达的百姓当再度兴旺，在神圣律法和激进理想相和谐的制度下充分享受他们的财富与物质。
F·S·茂德将军致美索不达米亚人民 1917年3月19日
伊拉克政府和你们祖国的未来很快将属于你们……我们将结束一个残暴的政权……伊拉克人民可以安全地生活。我们将尊重你们伟大的宗教传统，这些传统的平等和同情的原则对伊拉克的未来是必需的。我们将帮助你们建立一个和平的代议制政府，以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然后，我们的军队就会离开。伊拉克作为一个统一、独立并且有主权的国家将再次赢得世界的尊敬。你们是优秀的、极具天赋的人民——一个为全人类作出贡献的伟大文明的继承人。
总统乔治·W·布什致伊拉克人民 2003年4月4日
罗马人无论攻占哪里，他都居住在哪里。
塞内卡
重新思考美索不达米亚的先例
今天的美国自由帝国与大约一个世纪前的大英帝国是否有些相似？对此表示怀疑的人们应当好好思索一下本章的引语。1917年攻占巴格达的英军指挥官所作的那段优美的演说被布什总统在美军占领巴格达伊始，对伊拉克人民作的电视演讲中又被回放了一遍，当然这肯定不是故意的。两支操英语的部队都在数周之内就能够从南部横扫至该国的首都。两个政府都否认了任何直接统治伊拉克的想法。他们同样用语义含混的说法，声称下一步计划是建立一个伊拉克政府，它至少具有为大众所接受的合法性。两个情形还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发现，强制实施法律和维持社会秩序都远比取得初期的军事胜利困难得多：1919年的整整一年中，英军士兵不断被持枪歹徒击毙，于是不得不使用大规模空中打击来平息1920年夏的叛乱，这次行动中有450名英军士兵阵亡。两种情况下都出现过占领者能够全身而退的诱人时机，以至于可以避免付出进一步的代价。最后，促成这两次军事占领行动的原因都包括伊拉克拥有的巨大的石油储备——这一点在1927年得到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证实。虽然这不是占领的主要原因，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然而，也有不同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伊拉克的未来，美国与联合国之间产生了紧张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没有遇到这样的困难。当时，国际联盟，可说是联合国的前身，通过指定伊拉克为英国“托管地”之一，使得英国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多少具有合法性质。很难想象，当时作为殖民地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如果以今日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3年9月呼吁联合国协助的方式，在1921年呼吁国联增援会是怎样的情况。这也不是英美在伊拉克经历上的唯一不同之处。从两个基本方面讲，英国人统治是基于一种长期的承诺。1923年英国人做出让步，同意他们从原先设想的20年占领缩短至4年，无论是哪一种正式安排，他们的意图都是要在伊拉克可预见的未来中，继续掌权。其次，有足够的英国人愿意在巴格达付出生命的巨大代价使得英国人的影响力在40年中具有持久性。英国和美国的占领者都许诺他们会很快将权力移交给伊拉克人民然后离开。区别在于，美国人可是当真的。他们是真的想撤军回家。
“千万不要到那里去!”这是在纽约每天都可以听到的一些政治宣传标语之一。这则标语准确地总结了这个问题。尽管那个国家有巨大的财富以及杀伤性武器，美国人对军事占领没有兴趣，但若没有此类行动，建立一个持久的、真正的帝国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愿意“去那里”——如果他们不得不去，他们就开始计算着日子，直等到他们可以回家的那一天。也就是说，美国人总是想避开帝国的边缘地带，而蜷伏在帝国的中心。
一次性的帝国
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瞬间统治的结束，世界不必等太久时间就得到了象征性的信息。2003年4月9日，就在巴格达沦陷的那一天，海军下士爱德华·秦在天堂广场的萨达姆·侯赛因铜像上覆盖上了美国国旗。然而仅几秒钟之后，秦便拿掉了星条旗，并以海湾战争前的伊拉克国旗取而代之。如此快速的调换大概是为了向伊拉克人民再次保证，他们正在经历的确是一场解放，而不是征服。正如小布什总统在伊拉克首都沦陷不久之后，对伊拉克所作的电视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伊拉克政府和你们祖国的未来很快将属于你们……我们将帮助你们建立一个和平的代议制政府，以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然后，我们的军队就会离开。”
但是究竟什么时候离开呢？在下士科玛·冯·查纳旺及他所在的部队单位进入伊拉克之前，这位年轻的士兵在他寄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中开了一个玩笑，说他在科威特的营地使他想起了电视连续剧《流动野战医院》里的情景——只是这句话应该变成：“海军陆战队要在这里永远呆下去”。一个星期之后，查纳旺下士的两栖作战装甲车在奈西利雅被炸，他牺牲了。他死前开的最后这个辛辣的玩笑正暗示了他和他的战友们迫不及待地完成任务后回家的心情。布什总统5月1日登上亚伯拉罕·林肯航空母舰，发表了一篇为时过早的胜利演讲，他直接提到的一个愿望同查纳旺下士不谋而合：“历史上，其他国家在海外打仗后会继续占领当地，对占领地进行剥削。我们美国人，打完一仗后，除了想回家以外，什么都不要。”
2004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仍在继续中，只有一个方面是很清楚的：时间不会很长。小布什总统在战前对美国企业研究所所作的演讲中保留了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将按需要驻留伊拉克，一天也不多待。”然而，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他使用的时间单位是“天”。就在巴格达沦陷前几天，国防部常务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还建议第一个接管这个国家的美国人杰伊·加尔纳将军的“重建和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至少运行6个月，加尔纳本人则说90天。自从那以后，期限就开始以一周变一次。即将离职的美国中央战区司令汤米·弗兰柯斯将军似乎建议，占领期在两年到四年之间。然而，到了7月份，新的驻伊最高行政长官，L·保罗·布雷默告诉记者：“盟军要在这里驻留多久，实际上完全掌握在伊拉克人民的手中，”他又补充道，“如果不是出于需要，我们不想在这里多待一天。”同月晚些时候，他预计伊拉克大选将于2004年中举行，然后就可以把权力从布雷默的盟国临时管理当局移交给当选的政府了。之后，如他所说，“我在这里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9月26日，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对《纽约时报》说，美国任命的伊拉克管理委员会将用6个月时间为这个国家起草一部新宪法，在那之后，将举行大选，权力将被移交给选举获胜的一方。11月1日，布雷默又重申，他的目标是“在可操作的前提下，尽可能快地将伊拉克的主权还给伊拉克人民”。就在当月，他被华盛顿召回，讨论如何加速权力移交工作。11月15日他就宣布了任命而非选举产生的伊拉克临时政府，将在当年7月接管伊拉克，而将大选和宪法的制定推迟到了下一年。
简而言之，如果美国人说他们是作为解放者而非征服者出现，他们看起来是很认真的。正如，如此多的评论家所言，如果美国正着手于帝国新时代的事业，它将塑造的是历史上最为短暂的帝国。其他的帝国建造者都会做着统治别国臣民的千年美梦。而伊拉克恐怕会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个千日帝国。
美国的选民要求海外干预中展示的积极成果至少在两年，最多四年内体现出来，这对美国行政当局无疑是一大约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以对短暂的海外干预做出重要解释的因素，那就是，美利坚帝国要找到合适的人去管理那个地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培养青年干才上，作出了卓越贡献。实际上，美国最好的大学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这一点没有太大的异议。但是很少有哈佛、斯坦福、耶鲁或普林斯顿毕业的高材生愿意殚精竭虑，把像伊拉克这样一个被太阳烤焦的沙坑变成保罗·沃尔福威茨想象中的一个繁荣富强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美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不希望统治美索不达米亚，他们想的只是如何经营管理MTV；他们不要统治赫亚斯（位于沙特阿拉伯），想的只是如何操作对冲基金。一个世纪之前的英国先辈们，他们离开英国精英大学的时候满怀帝国情结，而野心勃勃的年轻美国人希望看见自己的名字后面跟着的字母是CEO（首席执行官）而不是CBE（大英帝国的司令勋章）。
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迫于来自国内和伊拉克民意的双重压力，不得不将权力移交给伊拉克政府。但是他们移交的速度非常缓慢，而且也不彻底。在他们占领期的头三年时间里，这个国家是由行政专员阿诺德·威尔逊爵士来管理的。他和他的助理，格楚德·贝尔女士对美索不达米亚实现自治后的实际生存能力表示怀疑。他们在几乎没有询问过当地人意见的情况下，就为全体伊拉克人民起草了计划，完全不顾那些反对将亚述人、巴比伦人、逊尼和什叶派教徒捆绑在一起的人们的忠告。“美索不达米亚并无真正愿望要成立一个阿拉伯人的政府，”1920年，威尔逊信心十足地向英国内阁担保，“阿拉伯人喜欢英国人的统治。” 但在1920 年的叛乱和T·E·劳伦斯公开对英国的政策进行激烈批评之后，这个策略才有所改变。T·E·劳伦斯是阿拉伯战役中的英雄。1921年3月，劳伦斯在开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建议将这个国家的国王宝座授予他的朋友，也是战时盟友的哈希米特王子费萨尔，而这个国家将会转变为英式的君主立宪制王朝。在巴格达的纳基卜主持下，一个温和的部长委员会邀请费萨尔以国宾的身份来做客。并在7月11日通过一致同意他为国王的决议。巴士拉的萨伊德·塔力布是所有具备竞争实力的对手中最危险的一个，他后来因胆敢使用“伊拉克人的伊拉克”这样的标语被捕，并被驱逐到了锡兰。支持费萨尔的民意表决如期举行了，8月23日他被加冕成为国王。就这样，英国创建了一个后来大家所知道的伊拉克，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名字的本意是“根基很深的国家”。
费萨尔绝不仅仅是个傀儡。正是他坚持要将英国托管的期限从20年缩短到只有4年。但即便在1922年英国–伊拉克条约签订之后，是谁在真正管理着这个地方仍是毋庸置疑的。控制伊拉克在战略上是至关重要的。它给了英国在中东所向无敌的优势地位。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很具备吸引力的。当两名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地质学家在一次探矿考察中进入伊拉克时，英国行政专员将他们移交给了巴格达的警察局长。当人们在巴巴格格打出石油的时候，英国的接管获得了一笔可观的红利。虽然他们正式放弃了所有的权力，但是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英国在伊拉克仍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941年4月，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从阿曼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前往巴格达平息了那里发生的一次支持轴心国的政变。实际上，他们只是在1958年的革命中，英国代理人费萨尔二世和他的首相被刺杀后才真正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总之，那里有大量的英国政府的代表、军人和文职人员，他们在巴格达存在了几乎整整40年的时间，从未间断过。当英国人进入伊拉克以后，他们便落地生根了。
格楚德·贝尔是牛津大学一等学位毕业的首位女性。1899年，她在去耶路撒冷的一次考古访问中，学会了说阿拉伯语。跟T·E·劳伦斯一样，她后来也为英国军事情报部门工作。1917年，她被任命为英国驻巴格达行政专员的东方事务秘书。这是她十分热爱的一份工作。“我不喜欢在伦敦待太久，”她这样写，“我喜欢巴格达，我喜欢伊拉克。这里是真正的东方，令人激动，这里正发生一些事情，它的浪漫故事触动了我，吸引着我。” 有成千上万个像格楚德·贝尔这样的“东方通”点缀着整个大英帝国，在深深迷恋于具有异国情调的“外族”的同时，也在统治着那片土地。她对于费萨尔一世加冕礼的描述很好地诠释了他们操作的模式：“费萨尔看上去很威严但也非常兴奋的样子，这是一个很鼓舞人心的时刻。他沿着第一排看去，看到我的时候，我给他行了一个小小的致敬礼。赛义德·胡桑起立朗读了（英国专员）通告，他宣布费萨尔以96%的美索不达米亚人民的支持率当选国王，国王万岁!说到这里，我们起立并向他致敬，在他一边的旗杆上的国旗是残破的，乐队演奏着《上帝保佑国王》（英国国歌——译注）——他们那时还没有国歌。”对于像格楚德·贝尔这样的女性而言，在那里，秩序井然地小心监督这一精心编排好的政权更替仪式，显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她全然不会考虑将她送上一条回国之路的“退却战略”。
诚然，大多数移居海外的英国人会从少数几个精选的殖民地中选择，到气候温和的地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这些国家很快就会成为半自治的英联邦国家。1900年到1914年间，大约有260万英国人离开英国，前往帝国的目的地去了（到1957年，总共有几乎600万）；3/4的人去了加拿大或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而，也有很多人去了气候并不宜人的亚洲和非洲地域。1931年，大约有16.8万人去了印度。而官方殖民地公职机构在非洲雇佣的外派人员超过7 500人。
英国人以多重身份去了海外：不仅作为士兵和行政长官，而且还有生意人、工程师、传教士和医生。就像今天的美国非正式帝国一样，大英帝国也有其非政府的身份特征，那里有维多利亚时代的跨国公司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非政府组织机构”。但是关键的一点是，不管他们扮演怎样的角色，总的来说，他们是留在了那里，一直到退休或者生命结束，无数的殖民地公墓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建立了无数的外籍人员聚居的社区，在管理大英帝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在现场的人”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学会说当地的语言，也许吸收了一些当地的风俗习惯，虽然没有到“变成当地人”的致命程度，他们在遥远的帝国当局和本地的那些愿意与帝国合作的精英阶层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在这点上，印度文官制度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它强烈吸引着大学系统中最优秀的人才。在印度文官制度供职的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比例非常高，从19世纪80年代以后稳步上升超过了70%。20世纪30年代，2/3印度文官制度的职员曾经在英国高级公立学校接受教育。3/4的人曾经就读于牛津或者是剑桥。1938年，印度的8个省级长官中除了一个例外，其余7个都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变得相当蔑视帝国。他以印度公务员考试第二名而不是第一名来到印度事务部。在他如日中天的剑桥生涯中，这是他经历的很罕见的一次职业上的倒退。牛津与剑桥两大学的毕业生也愿意就职于地位没有那么高的一些文官机构，这些机构主管着英属非洲殖民地以及其他的英属亚洲殖民地。1927年到1929年间，927名文官制度的招聘人员中，几乎一半的人曾经在牛津或是剑桥念过书。还有数量可观的牛津毕业生就职于殖民地其他政府和私营部门代办处。
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英国顶尖大学如此多的高材生愿意远离他们的出生地，去管理那些如地狱般炎热而且疾病滋生的国家呢？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埃文·马克诺奇，他是牛津的毕业生，通过了印度公务员考试后，1887年出发来到了孟加拉，在印度一待就是40年。可以从他的凯尔特姓氏中找到一条线索。苏格兰人在海外四处为家，不仅在白人聚居的殖民地，也频繁地出现在像加尔各答、香港和开普敦这样的充满商贸机会和专业精英的城市里。在强制实施英国统治的地区，爱尔兰人起到的作用也非常之大，他们为英国军队输送了巨大比例的军官和军职人员。吉卜林笔下具有代表性的那个名叫穆尔维尼的无合同的印度军队军官，并非是生造出来的。这是因为苏格兰（尤其是北部）和爱尔兰（尤其是南部）比英格兰穷得多。对那些生长于多雨且贫瘠的英国边缘地带的年轻人来说，帝国为他们敞开了机会之门。移民所带来的潜在利益毋庸置疑地超过了在热带地区中生活的危险。就像香港银行为了要将招募的重点放在苏格兰职员而设立的“橡果粥陷阱”一样，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作为一条重要的渠道，为有志的苏格兰年轻人开通了从 “英国北部”经牛津到帝国的路线。
然而单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是不能够解释像马克诺奇这样的人的动机的。实际上，像格楚德·贝尔这样的牛津毕业的女生都如此热衷于这项事业。帝国冲动源于一种复杂的情感：不错，他们有种族优越感，但更重要的还有对传播基督教福音的热忱，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可以这么说，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真诚地相信，传播“商贸、基督教和文明”不只是出于大英帝国自身的利益，而且也必将造福于大英帝国殖民地的臣民。
这与今天的美国人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说得直白一些，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困难之一就是长期存在的人才赤字。根本没有足够的美国人在别的国家搞国家重建的工作。
2004年，伊拉克的美军军事人员短缺问题几乎是每个消息灵通的评论家所一致承认的，只有国防部长办公室例外。2003年9月，美军部队的33个可以赴前线的战斗旅中有16个在伊拉克；该年年底，现役部队人员又增加了3.3万人，并动员了16.5万名国家后备军人和海岸警备队成员，其中很大一部分去了伊拉克。然而，即使有其他国家的支持，总共约1.2万人的美军部队也不足以在那个国家维持秩序。伊拉克内部的危机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放下盛气凌人的架子，忍气吞声地寻求外国的增援，甚至向那些一开始就竭力反对战争的国家发出乞求。军事人员缺乏也正是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持续的部队精简所导致的直接后果（那个时候现役人员总数最高时达到300万，相比之下，今天的现役人员总数还不到140万）。确实，美国在2002年的海外服役人数与1881年英国的海外服役人数大致相当，都是刚刚超过25万人。但除此之外，就再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英国那时候留守本土的部队人数不到其总数的1/3。而美国，则有超过4/5（82%）的现役军人驻扎美国本土。甚至，在1999年打得塞尔维亚不得不从科索沃撤军的B–2隐形轰炸机也是从密苏里州的诺布诺斯特飞出来的。同样令人吃惊的还有，美国军人在执行海外任务的时候，一般不会逗留很长时间。在伊拉克服役期定为一年的做法打破了30年前越战结束后引入的海外作战最小定额时间的纪录。
12个月的时间固然要比一名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的海外公差的平均时间要长，通常他们是以天来计算的，但是这段时间并不长到足以能够获取许多当地知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忘记，美国的73个主要海外军事基地是在西欧，其中不少于25个是在德国，靠近像海德堡、凯泽斯劳腾这样的生活水平比美国一些州还要高的城镇。英国人把兵营建在敌对地区，恰恰是为了征服敌人。而今天的美国人将他们1/4的海外部队安置在当今世界上最繁荣并且最和平的国家之中。（当五角大楼觉察到当地居民对他们的一个国外前哨基地的严重敌对情绪的时候，比如菲律宾的苏比克海湾军事基地，他们便匆忙把那个基地给关闭了。）
然而，人力短缺问题不仅只是在军事方面。美国和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不一样，它是人口输入国，净移民比率为每1 000人中就有3个，海外出生人口达3 200万人（几乎等于每9个美国居民中就有1个）。而且，当美国人选择定居海外时，他们喜欢选择发达地区。估计现在有380万美国人定居海外——听起来有很多人，但那只是美国国外出生居民人口的1/8。并且，美国外迁人口中，超过3/4的人生活在与美国为邻的两个国家里（100万人在墨西哥，68.7万人在加拿大）或是欧洲（刚刚超过100万）。中东的29万人中，几乎2/3的人是在以色列。仅有3.75万人在非洲。换言之，这是一个没有殖民者的帝国，或者他们根本就是大都市殖民者，他们是不会离开大都市而前往遥远偏僻的土地的。至少，美国作为一个吸引外国移民的国家，在其国境线外运用它的权力的能力有多大还尚未可知。也许，人们可以说，吸引海外精英学子来美国大学学习也是一种对当地精英层进行间接统治的方式，因为这是一种合作和协作的形式，更不用说文化认同了。但是，这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这些海外留学生会在美国呆多久。因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不再回去了，所以对他们国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并不明确。
与英国情形的另一个对比是，美国精英教育机构的毕业生似乎特别不愿意去海外，除了短暂的访问或度假之外。美国人当中在海外逗留时间最长的是志愿兵，其中绝大部分是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占到美国人口的12.7%，在编军队人员的28.9%）。因此作家提摩西·加顿·阿什在1999年战争后访问科索沃，他用吉卜林（即“白人的负担”一说的始作俑者——译注）的话一语双关地说：这里（同越南一样）的“白人的负担”显然正由超出正常比例的黑人扛在肩上。当然，非裔美国人完全有可能将成为美利坚帝国的凯尔特人，他们不得不去海外冒险，因为国内他们所能拥有的机会相对要小得多，就好像19世纪的爱尔兰和苏格兰人一样。而实际上对伊拉克的占领无论持续多久，非裔美军军官职业机会将不断增加。战争期间，中央战区司令部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新闻发言人，文森特·K·布鲁克将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然而，英国人总会对给予军界过多的帝国行政管理权一事十分谨慎小心。威斯特敏斯特的议员们为了要使将军们服从于文官殖民总督，他们阅读了足够多的罗马历史书籍。只有当本地人变得难以控制的时候，戴着有金色镶边帽盔的高级军官们才出现在那里，对他们施以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震慑”（Shock and Awe——即指伊战期间的那种美国军事战略）。否则的话，殖民地政府就是牛津–剑桥两校受过教育的高级文官们的天下。相比较下，有多少哈佛或是耶鲁2004届的毕业生会严肃认真地考虑在伊拉克战后的行政管理事业中谋求发展的呢？这个问题一定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数字可能很小。1998年~1999年，耶鲁大学有43 683名本科课程注册生，其中只有335名（不到1%）的学生选择“近东语言和文化”的课程。而以此为专业的只有一名学生（无法同电影研究所开设的17门课程相提并论）。毕业后的情况也一样，美国学术精英们一般遵循的是电影《绿野仙踪》的一个主题思想：“没有什么比家的感觉更好的了。”根据199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有134 798名在册耶鲁校友。他们中只有略超过5%的耶鲁校友生活在美国以外。而生活在阿拉伯国家的耶鲁校友，刚刚超过50人。100年前，牛津和剑桥的有志青年梦想着通过印度公务员考试从此踏上帝国殖民官员的事业征程。今天，美国常春藤联校的高材生们只把目光锁定在那些法学院和商学院，他们的梦想从定义上讲恰恰就是一个标准的美国梦。于是，这不仅是一个没有殖民者的帝国，更是一个没有行政管理团队官员的帝国。伊拉克最高行政长官L·保罗·布雷默本人虽然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从阿富汗到马拉维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明显缺少中东的专业知识。他领导的伊拉克行政管理团队中，起初大概仅有3个人能够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
有可能，哈佛肯尼迪学院中一些比较胆大的高材生会期盼与伊拉克管理委员会商榷其宪法的选择问题。也有少数几个明星经济学家会渴望能够为伊拉克做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所做的一切。但是我们可以很公平地确信一点，他们的工作将用每年几周时间的公差形式而非长期定居在那里。他们只是作为顾问，而非殖民者。对于常春藤联校的“国家重建”者们来说，他们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改革税法，使商品价格自由化，将重大基础设施私有化——然后及时赶回美国参加他们的第一次同学聚会。
当然，美国人对他们事实上的帝国统治范围只愿意做短暂的访问，而不愿在那里定居下来。这个倾向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功劳。早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就大致完成了他们全球的铁路和航道网络，但环游地球仍需80天，正如儒勒·凡尔纳（在《80天环游地球》的小说里）赞美他故事里的主人公菲利亚斯·福格一样。而今天，环游全球只需三天时间。问题是，伴随着毋庸置疑的现代技术优势而来的是与世界脱节的劣势。2003年初，在伊拉克问题发生外交危机期间，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曾被批评仅依靠电话来执行他的外交政策。而鲍威尔反驳道，那一年中，他已经两度出访海外，但是他这两次公差的目的地和时间，有些奇妙：一次是去了瑞士的达沃斯，为了参加那里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1月25日~26日），另一次是去了远东（2月21日~25日）。这两次公差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是可想而知的——但如果国务卿鲍威尔访问的是巴黎和安卡拉有可能取得的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只能妄加猜测而已。
美国的高层官员并不仅仅是喜欢温馨家庭的安逸和舒适。就在2001年9月发生恐怖袭击不久前，一位前中央情报局特工承认在中情局“可能连一个真正合格的官员都没有——他要讲阿拉伯语，拥有中东背景——一个让人信赖的正统伊斯兰教教徒，他还得在阿富汗的山区度过数年，没有女人，只有糟糕得无法形容的食物”。“看在基督的份上，”他继续说道，“大多数的专案情报官员住在弗吉尼亚的郊区。我们从不从事这类事情。”用一个专案官员的不朽名句来说，“以腹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行动最好不要发生。”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刚发生之后，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他的办公室外悬挂了一张告示，上面这样写着：“需要能够执行危险之旅的军官。薪资低、工作环境严寒、漫长的数月时间必须得在黑夜中度过、不时有险情发生、是否能够安然无恙地返回尚未可知、荣誉和嘉奖是任务获得成功之后再考虑的事情。”这恰恰反映了他对中情局的反潮流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这正是英国探险家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在他1914年远征南极前所使用的一张招聘海报。而在伊拉克入侵之时，寿命短暂的“重建和人道主义援助办公室”的官员们也从大英帝国找到了灵感：它依靠退休的、尼泊尔裔的英国廓尔喀士兵在科威特军事基地周围提供安全保障。
那么，自吹功劳很大的志愿者部门，即那些政府的和非政府的援助机构又如何呢？它们是否能够在现场提供在政府部门很难觅到的美国人呢？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个机构做了很多工作，引导有理想的年轻美国人参加和平工作队，进行我们现在称之为“国家重建”的工作。自从1961年以来，超过16.8万名美国人参加了这个组织，在136个国家中从事着多种民间事务方面的工作。今天的和平工作队大约只有6 678个志愿者，比1982年的5 380人的低水平有了进步。和平工作队当然吸引的是符合要求的人才：输送志愿者最多的大学是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还有很大比例的成员来自一些顶尖的文学院，像达特茅斯学院、塔夫茨大学和米德尔伯里学院。然而，志愿者的总数仍只达到1985年1万人的目标的2/3，那个目标本来按照国会的要求，在1992年就预定要达到的。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当对和平工作队这样的机构寄予过多希望。民间援助机构会像旧时代的传教士一样在协助那些试图管理像伊拉克这样国家的人们的同时，也给他们造成一定的麻烦。一个关于新的“人权帝国主义”的难以启齿的事实真相是，每次国际危机很快就会吸引一群群的援助者前来协助，但他们的努力并不总能发挥有效的辅助功能。如果美国成功地在伊拉克维持了法律和秩序，经济生活很快将得到复苏，到那时，经济援助就会显得是多余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强加的秩序失败了的话，援助工作者们将只是任人杀戮的对象。
继吉卜林之后，约翰·巴肯也许是英国帝国产生的其作品最值得一读的作家了。在惊悚小说《绿斗篷》中，他把帝国主义的英国拟人化的写法让读者难以忘怀。这体现在小说人物桑迪·阿巴斯诺特这个老谋深算的东方学者身上，他在麦加时被人当作是摩洛哥人，在白沙瓦又被看作是阿富汗人。阿巴斯诺特的对手就是那个患有消化不良症的美国百万富翁，约翰·斯坎特布瑞·布兰克隆，“一个大块头，一张肥胖、菜色的脸刮得倒是挺干净，上面长着一对完全没有睡醒的眼睛，活像一头正在反刍的老牛”，“这些人的眼睛只看得见美国总统大选的血腥特点”，他这样告诉巴肯的男主人公，理查德·汉内。这个象征手法虽然有点直言不讳，但还是说出了一些道理。
2001年9月之后，布兰克隆之类的人物当然看见了比大选更为血腥的一些东西。但是那会刺激他的胃口，想让美国成为英国模式的帝国吗？只有当美国人对国境之外的世界的态度进行强烈的反思时，才似乎有这个可能性。只有当更多的美国公民不止是愿意而且是迫切希望挑起“国家重建的重担”时，占领伊拉克这样的事业才不会缺少那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大英帝国的历史经验非常清楚：不能光拥有一个帝国，却没有帝国主义者的支持，管理帝国就需要人力资源，从外部招募也好，在当地聘用也行。
布兰克隆是不是有可能变异成阿巴斯诺特呢？或者美国是否也能够有办法制造出像约翰·巴肯那样的人呢？巴肯的生涯将他从一个身份低微的苏格兰牧师家庭的孩子，通过牛津的深造，一路引领到加拿大总督的职位上。毕竟，这样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时间里，刚巧未能接触战争的那一代人怀揣着像巴肯那样的对全球统治的热心离开了哈佛和耶鲁。他们中的许多人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从古巴到柬埔寨的对付全球共产主义的战斗中。然而正如格雷厄姆·格林在《沉静的美国人》中所预见的那样，被英国称之为“间接统治”的努力被那些他们所支持的当权者的低劣素质所损害，他们的努力也因为只能暗中支持那些人而受到制约。为了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略，美国人创造过一个神话，即美国并不是要在中南半岛让法国式的殖民统治死灰复燃。今天，同样的神话也在华盛顿四处流传，以为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获取支持。这个政策看上去也是在恢复英式殖民统治。但美国人想做的仅仅是给予伊拉克人民以民主，然后就打道回府。
如何争取当地人民的合作
进行短期的操作也许是民主帝国的内在特质。通过竞选周期强加给行政当局的政策约束是相当严厉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已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美国人的伤亡水平与战争期间执政者的民意支持之间存在反向的关系。有些人坚持认为，“越战综合征”在20世纪90年代最终被“踢出局”了。然而，在现实中，美国大选对伤亡率的敏感度自冷战以来似乎变得更加强烈了。2003年4月到10月间，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下跌了29%，而在那段时间里，只有350名现役美国士兵牺牲，其中仅2/3的人是在敌对行动中阵亡的（见图11）。相比较而言，越战进行了大约三年的时间之后，并且有超过3万的美军士兵“在行动中牺牲”才降低了民众对战争的相同的支持率。所以，美国的政治家们在大戏还未闭幕之前就寻找退却战略的想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11 伊拉克战争，2003年：伤亡人数和民众支持率
不幸的是，短期的国家重建计划存在致命的缺陷，美国人即将撤退的许诺一经发出，要确保当地人的支持就极难做到了。更重要的是，被占领国的居民一旦相信这样的一种许诺，则更加困难。也许大英帝国是比其他任何帝国都注重当地合作基础的，不然的话，不到1 000人的印度事务文官又如何统治印度这样一个有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呢？但是伊拉克人为何要冒险与像L·保罗·布雷默这样不可靠的占领者合作呢？他刚刚为伊拉克建立了一个行政委员会后，便说要收拾行李走人了。特别叫人震惊的是，最初不能接受美国撤军想法的反而是大多数的伊拉克人。2003年7月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当人们被问到：“就在此时此刻，你是希望美军（和英军）撤离呢？还是留下？”只有13%的人赞同立即撤军。几乎1/3的人——即31%——回答说“盟军至少应该在这里待几年”，还有25%的人回答“待一年左右”。
这里给我们提出了至关紧要的一点。那就是，滞留期限是“国家重建”能否成功的关键。美国军事干预最成功的国家恰恰是美国军事驻扎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这决不仅仅是一个巧合。正如我们所见，布什总统经常拿日本和联邦德国在1945年以后的情况来佐证美国军事干预所能取得的成果。“美国以前兑现过，也信守了这样的承诺”，2003年2月，他是这样说的，暗示了那是一个与1945年相似的情况，“打败敌人之后，我们不会留下驻军，我们只留下宪法和国会。”这句话忽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那就是美军在日本的正式占领持续了7年，而在德国则长达10年之久。而且，直到今天，美军在那两个国家的军事部署仍然是所有国家中规模最大的。这里还需要提一下第三个成功的案例：韩国，在几乎40年的美军军事存在之后，韩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相比之下，美国1989年开始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进行了许许多多短期的军事干预就没有产生什么好的效果，很可能还导致了大量的恶果。很不幸，为伊拉克（更别说阿富汗了）设定的期限更接近这些失败的先例所设定的期限。仅仅依靠两年的时间跨度，巴格达是根本不能够转变成一个西方民主国家的首都的。尽管2003年的伊拉克与1945年的联邦德国在社会、文化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个目标就其本身而言还是现实的。2003年9月，几乎2/5（39%）的参加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巴格达人的选择是，最希望看见在伊拉克建立一个多党制议会制的民主国家。比这略多些的人（42%）认为这种政治体制有可能在6年之内在他们国家开始运行。然而，超过半数的人（51%）相信，结果如何取决于美国直接影响的效果。看起来，许多伊拉克人希望美国人驻留的时间要长于美国人自身计划要驻留的期限。而且，伊拉克人期待其政治体制将受惠于美国持续的存在。很可惜，如果美国确实在2005年就要离开伊拉克的话，那些伊拉克人民的希望当然就会破灭。秩序还未恢复，经济生活还未复苏的情况下所举行的不成熟的大选，几乎肯定不能产生一个稳定的政府。它们将更有可能在伊拉克社会强化种族和信仰的隔阂。
传统观点认为在战后的德国实行民主化是必然会取得成功的，因为德国社会高度发达，种族单一而且那里的人们对20世纪20年代以后实行的民主制仍记忆犹新。这种比较忽视了一点：第三帝国曾以人类历史中最为极端的意识形态将德国的政治文化改变到如此恶劣的一个程度。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是远比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糟得多的“流氓政权”。只有带着后知之明的角度来看，才会认为德国转型成为一个稳定的西方民主国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么，如果要使国家重建计划得到运行，有没有把美国人想要很快回家的冲动与为伊拉克长期承担义务这两种想法加以折衷，并找到妥善的办法呢？在这一方面，大英帝国的经历再度可以成为效法的对象，虽然这次的案例不是伊拉克，而是埃及。毕竟，伊拉克加入到大英帝国版图从时间上相对晚了一些，而且当时的英国已经财促力拙。英国人对伊拉克的问题从未真正上心，即使有的话，也要受财力的限制，而埃及就不同了。埃及是英国19世纪80年代获得的属地，正是大英帝国的经济和战略实力达到顶峰的时候。对埃及的统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这是自由帝国如何管理其领地的完美模式。但是从一开始，英国人就公开坚称，埃及不是由他们管理的，而是由埃及人自治的。
英国121年前对埃及的占领与今天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两者之间是何其相似，令人惊讶。布什政府可以从这个先例中吸取一个十分明显的教训。“宣布要离开”有很多表达方式，只要你不是真心想走或做出要离开的行动。
1882年，一个名叫赛义德·阿赫迈德·阿拉比的民族主义军官在埃及夺取了政权，推翻了亲英的埃及总督图菲克的统治。首先，这同萨达姆在伊拉克发动的政变有不同之处。阿拉比不是萨达姆那样的人，而且英国发动这场海外干预的借口也不同：一个是阿拉比在亚历山大港用暴力打击欧洲居民，而对伊开战的借口是萨达姆对于国际社会责令其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要求置若罔闻。然而，进行干预的更深层的原因和后果惊人地预示着今天伊拉克的纠葛和纷扰。开始的时候，新当选的一届英国政府在1879年的竞选大战中作过保证，不会以帝国主义的方式行事。自由党领袖威廉·爱华特·格莱斯顿还曾经谴责主要竞争对手本杰明·迪斯雷利爱管埃及的闲事。“如果我们海外扩张的第一站在埃及，” 格莱斯顿警告说，“无论用盗窃手段或购买手段获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将是我们的北非帝国的雏形，今后会越长越大……直到我们最终跨过赤道同纳塔尔和开普敦连为一体……”在对中洛锡安郡的选民所作的著名演讲中的第三篇里，格莱斯顿陈述了自由党外交政策的6条原则。这6条原则中包括与其他欧洲大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避免不必要的海外纠葛，对所有的民族“一视同仁”以及热爱自由。这全然不能算是一个单边的帝国主义者干预的公开宣言。实际上，直到1882年1月，格莱斯顿仍坚持认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将是“解决‘埃及问题’的最好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 他从未没有放弃对“真正推进埃及的制度建设及自治政府建立”的希望。
第二，英国在这个国家确实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今天在伊拉克的石油，就是那时候的苏伊士运河。将这条运河作为交通要道的英国船只占全部通行船只的80%以上。实际上，英国整体贸易的13%经由这条运河。到1876年，英国已经持有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巨大的股份。此外，在美国内战期间，埃及经济成为对皮棉原料永不知足的英国纺织工业的一个替代来源。不仅如此，埃及巨大的外部债务捏在英国债券持有人的手中，包括新首相本人。今天，自由派的评论家们对小布什政府与哈里伯顿石油公司的关系咬牙切齿。但是哈里伯顿的股价在其前首席执行官迪克·切尼成为副总统后的三年时间里下跌了1/3，而格莱斯顿决定入侵埃及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他对埃及贷款投资的价值一下子剧增——幅度超过40%。若当时这个消息被外界知道的话，很难说会对格莱斯顿绝对清廉的声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即便没有这些，人们还普遍质疑政府的动机至少部分是唯利是图的：一个评论家发现金融势力在幕后操纵，其唯一的愿望就是将埃及变成由欧洲人所控制的债券红利支付机器，并由欧洲籍的雇员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