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欧洲的梦想现在变成了现实。
《国际先驱论坛报》 2001年首页
势均力敌？
欧盟作为美利坚帝国的伙伴，似乎有合理的角色可以担当：跟在和平制造者后面的和平维护者。但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又赋予了欧洲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美国潜在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这是欧洲的政治领袖们非常愿意扮演的一个角色。一名前总统顾问称，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想要的是一个“多极世界，而欧洲是其中能与美国的军事实力相抗衡的力量”。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宣称德国和法国“都不会把自己托付给处于霸权地位的盟国——即强大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欧盟对外事务专员彭定康在2002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明确号召欧洲要做一个“积极认真的参与者……成为对美国而言的一个认真的、实力上可以匹敌的伙伴”。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在2003年7月接任欧盟轮值主席的前夕宣称：“欧洲如果变成一个伟大的欧洲，它就不能在从属的地位上来看待美国。”甚至那个一贯极为含蓄的英国评论家蒂莫西·加顿·艾什，最近也已经在向往一个在世界事务中更为自信的欧洲了。他在2002年4月《纽约时报》上发表言论说：“美国拥有过多的权力，对任何人都没有太大好处，包括它自己。”
可以相信，中国经济在未来40年里的某一天可以赶上美国。但就目前而言，只有欧盟的产量能与美国相匹。要想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当然也包括对欧洲自己有利的万全之策，那便是欧盟必须在政治上更为强大，才能够以其经济实力重拳出击。自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以来，人们正越来越多地表达着这种情绪。
在许多评论家眼中，那正是由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欧洲公约委员会所起草的新《欧盟宪法条约》的目的所在。此草案于2003年6月在萨洛尼卡被递交给了欧洲委员会。让我们思考一下关于欧洲军事力量的主题条款是怎么说的吧。第4款，1~11条中，明确声明：“欧盟应当有能力定义并执行共同对外和安全政策，包括共同防御政策的循序渐进的框架。”第3款，1~40条这样说：“成员国应当为欧盟执行共同对外和安全政策提供行政和军事方面的支持。”并且成员国还必须“保证要不断改进其军事能力”。但是，英国的反对欧盟一体化的人们却将焦点放在了该草案将联邦主义偷运进来的方面，这是预料中的事情。一些美国评论家已将此看作是欧洲“反美”趋势的最新宣言。在记者安德鲁·萨利文看来“这个时候作出这样一个提议，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抑制美国力量”。吉斯卡尔·德斯坦自己也说他要看到欧盟“作为一个受人尊敬，并为人们所关注的政治力量。它能够与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大国有同等的发言权”。这看起来的确是一个行得通的解释。
当然，这种言论只能招致某些人的嘲笑。就此话题，罗伯特·凯根在他广受欢迎的雄辩中，用了大段话来讥讽“柔弱的”欧洲，并将其与尚武的美国人作了比较。凯根认为：“欧洲军事的弱势导致了欧洲人对使用军事力量的厌烦情绪，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它所导致的是欧洲人对于生活于一个不是靠‘肌肉’的世界中的强烈兴趣……（但是）欧洲对于强权政治的反感，以及它认为军事武力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工具没有多大价值的观点，却取决于美国在欧洲土地上的军事实力。”其实，还可以比凯根更进一步指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经历使得欧洲人从火星变成了水星。不仅如此，欧洲大陆现在的重要程度跟它在19世纪的重要性比较起来，已经小了许多。欧洲占世界人口数量的比例是1820年的一半。欧洲现在所占的世界产量比例也从1870年时的1/3下降到1/5。并且这种相对衰落的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里，仍将持续下去。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欧洲现在的重要性不在其战略上的竞争力，而是它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
然而，凯根关于弱势欧洲的观点在美国学术界仍属于少数派意见。绝大部分的评论家跟随萨缪尔·亨廷顿为首的专家的意见，他们“将欧洲一体化看作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冷战后的分水岭。我们从此离开了一个单极的世界，转向一个真正多极的21世纪”。查尔斯·库普乾预言，欧洲将很快赶上美国……因为欧洲人民已经走到一起，积聚了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资本。欧洲的政治联盟正改变着全球的面貌。库普乾的观点是，“一个团结在一起的欧洲”是挑战美国实力的下一个竞争对手。他用古代世界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把欧盟描绘成“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极，将西方世界一分为二：一半是欧洲，一半是美国”。
把欧盟看作是新的拜占庭帝国吗？重新思考库普乾的观点，就不觉得那么有新意了。这个经典的比喻也激发了英国外交官罗伯特·库珀号召“一种新的帝国主义，一个被人权和世界主义价值观的世界所接受的帝国主义……一个像所有帝国主义一样的帝国主义，以建立秩序和机构为目的。但在今天的世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基于一个自愿的原则了”。重要的是，库珀并没有将美国看作是这样一个后现代帝国的种子机构，欧盟才是这样一个角色。
后现代的欧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协作式的帝国的景象：一个共同的自由，一个共同的安全，没有旧式帝国常犯的毛病，没有种族主宰和中央集权体制，也没有民族国家的种族排他性的特征……一个协作的帝国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每个国家在政府中都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取得主宰地位。在这个框架之下的统治原则是法定的，而并非种族的。中央权力机构只需发挥最小的作用：必须控制住帝国的官僚机构，使其成为负责任的机构。帝国的官僚是公仆，而不是主人。这样的一个机构必须作为自由和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罗马帝国那样，这个共同体会给予其公民一定的法规，发行一些货币和修建一些道路。
然而，欧洲能够打破美国单极局面的解释并不一定要借助对罗马或拜占庭的追思。在约瑟夫·奈的眼中，欧洲已经在经济领域里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了。在经济圈里 “美国不是霸主，它还必须经常以平等的姿态与欧洲讨价还价才行”。约翰·米尔斯海默虽然对中国的崛起更加感到不安，但是他也忧虑，欧洲可能会在两个方面对美国权力有所挑战：“要么美国会离开欧洲……因为它并不一定需要遏制这样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区会出现不太稳定的状况；要么美国就会致力于将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牵制住，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也应声附和，他强调欧洲的团结和扩大在人口统计学上的重大意义。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一周年纪念时，他这样写道：“即便是今天，（欧洲）也比美国拥有更为庞大的人口……世界产品所占份额也大致相当，甚至还略高于美国。随着要扩招成员国的计划的实施，随着欧元使用程度的深化，欧洲发展的趋势不可能以‘9·11’恐怖袭击事件为分水岭。”新的10个成员国成功地加入的结果看来已经证明了这个分析，更不用说肯尼迪的文章问世以后，欧元对美元产生一个持续走强的态势。在一些评论家的眼中，美国在对伊拉克政策的问题上也是这样，至少有一些欧盟成员国大声疾呼表示反对，而这些反对的呼声是有影响力的。如果说美国今天有一个帝国竞争对手的话，那么那个对手就是欧盟。
欧盟的优势
我们避免用那个有些夸张的词语——“威胁”，欧盟究竟在哪些方面是真正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呢？
人口统计
肯尼迪说的是对的，欧盟的人口已经是美国人口的1.25倍了。2004年欧盟扩大的一个结果，已经使得这个人口统计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开。欧盟成员国人口不断增长，已经超过4.5亿，是美国人口的1.5倍。
产量
从总体经济产出的角度来看，欧盟实际上并不比美国落后多少，这就取决于是采取哪一种方式来衡量了。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15个扩大前的欧盟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是8.6万亿美元，而美国是10.4万亿美元。换言之，欧洲经济规模大约是美国经济规模的82%。在购买力平价的基础上（此基础使欧盟产量仍低于美国近6个百分比）进行调整，再缩小一些差距，但是并没有消除这个差距。只有当产量是以不变的价格来衡量（以1995年美元表现）时，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才能够更高一些。2004年加入欧盟的10个成员国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它们的总产量。在购买力平价的基础上，欧盟2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50个州的国内生产总值高，虽然如果以现在的美元来计算，这个数字要少15%左右。
劳动生产率
当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衡量经济表现时，西欧经济将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迅速赶超美国上面。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小时的产量是德国的3倍，而今天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只低于美国23%，而法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比美国低2%，这个差距实在是微不足道的。1973年到1998年间，美国生产率的年增长率只有1.5%，相比较之下，法国的增长率却达到了2.4%。
贸易
无论是只考虑“可见的”贸易还是美国总体的经常性收支现状，其对外账目上都存在巨大赤字。欧盟就不是这样了，它不仅占世界出口总量的比重稍大一些，而且在贸易上还小有盈余。毫无疑问，贸易谈判中，美国必须将欧盟作为平等的对手来看待。欧盟也不像美国那样那么依赖外国资本的注入（这一点会在下一章中，作更仔细的研究）。欧盟实际上是资本的净出口地区。
单一货币
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改变了国际资本市场，改变的程度并没有被广泛地认识到。以欧洲货币为主的政府债券数量巨大，即便在单一货币制引入之前，情况也是如此。1998年欧元区有待偿还的政府债券差不多是美国有待偿还的政府债券的一半。然而，欧元区各债券的红利呈迅速趋同的态势，货币联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投资者们眼中的所谓“国家风险”，现在，所有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券都被认为（几乎）与原先的德国债券的信誉一样好。欧洲货币联盟已经极大地促进了欧洲有价证券市场的发展。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相关数据显示，自1999年第一季度以来，大约47%的净国际债券的发行是以欧元为主，而美元占到45%。欧元引入前，在大致相同的时期里，两者所占份额是：形成欧元的所有货币所占份额仅为29%，而美元占到51%。欧洲“稳定与经济增长协定”尽管还不成熟，它对成员国的财政政策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制约。当然，欧元要求成员国将财政赤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内，这条规定在实践中能否执行还需拭目以待。至少从理论上来看，自2003年11月起，这个协定仅仅是被暂停了。
谈到占主导地位的低风险股票，就不能不考虑投资者会看好欧元，并认为欧元有能与美元平分秋色的可能性。事实上，他们也许已经这么做了。2002年2月之后的第一年里，美元兑欧元下跌了45%。美国长期债券的收益处于10到70个基点之间，高于欧元区自1997年以来的红利收益。根据一项预测表明，今后5年的时间里，海外直接对欧盟的投资将远远超过对美国的投资。当马来西亚总理达图·斯里·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敦促他们的国家石油公司将石油和天然气的标价改换成欧元时，他无疑是在以损害美国的利益为手段，为自己的政绩加分。但是他在2003年6月所作的提议绝非是荒唐的。阿拉伯世界的漫画家抓住了人们喜爱欧元的这一趋势，更说明了美国人弱势的一面。《半岛杂志》2003年4月出版的一幅卡通画，描绘了一张飞扬的欧元纸币替代了贬值的美元，被插在旗杆之上，使得在一旁哭泣的山姆大叔懊恼不已。
联邦宪法
从表面上来看，建立欧盟宪法的欧洲公会条约并没有创建一个欧洲的联邦。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欧洲合众国”的概念从定稿的一开始就夭折了，而且 “联邦”一词出现在欧盟宪法的早期版本的第一条，第Ⅰ—1款中，后来已被删除。原先的那个版本是这样写的：“这个宪法将建立一个联盟，它反映了欧洲人民和国家要建设一个共同未来的愿望……此联盟中成员国的政策应当互相协调起来，应当在联邦制的基础之上确定某些共同的权限。”最后的版本却截然不同：“这个宪法建立了一个联盟，它反映了欧洲公民和国家要建设一个共同未来的愿望……在此基础上，在成员国的授权下达成他们共有的目标。联盟应当协调成员国旨在取得那些目标的政策，并当以共同体的方式运用他们被授予的权力。”问题是，这个宪法在多大程度上仍然算是一份联邦主义的文件？有些人当然希望是这样的。2001年12月，在拉肯召开有105名成员的宪法起草大会的时候，主持人宣布它的目标将是“政治联盟建设”，这与9年前在马斯特里克创立的“欧州经济与货币联盟”相得益彰。拉肯会议之前，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中，表达了大会应当将欧盟改变成一个“民族国家的联邦”的愿望。2002年1月，希腊总理更是进一步敦促“扩大后的欧盟必须引入一个成熟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必须要有一套强大的政府制度和联邦性质”的政策。
应当强调，就一些方面而言，欧盟已经有了一个准联邦的特点，这在法律领域尤为明显。欧盟的立法占所有欧洲国家新出台的立法大约一半。欧洲宪法的Ⅰ—10条不过是重申了——也许还起到加强的作用——长期以来的一个既定的原则，那就是欧盟法的地位高于成员国的国内法。欧洲已经有了一个“人权公约”，它是由斯特拉斯堡的一个独立的人权法庭来维持的。但是，欧盟宪法包括了一个新的基本权利宪章，这个宪章属于欧洲司法法院的解释范畴，这样一来就提高了这个（位于卢森堡的）法院作为欧洲最高法院的地位。欧盟宪法也提议创立跨境犯罪的新类别，由此将欧盟的权限延伸至刑法领域。
如果只从字面上看，欧盟已经拥有许多人会认为一个联邦才有的政治机构：不仅仅有最高法院，还有德国人所称的联邦参议院（即代表成员国政府的部长会议），一个国会、一个中央银行，和一个永久官僚机构。欧盟宪法条约所构想的主要制度变化不仅在于为这个“初始联邦”提供合法性，而且还赋予它实际的个性。因而，每季的欧洲理事会的任期不再由所有成员国接连担任6个月，它将由理事会的成员选举产生的个人来担任，任期可达5年之久。相比之下，欧盟委员会主席一职由欧洲理事会指定，但要求获得欧洲议会的多数选票以得到正式确认。这两个位置哪一个将会以主导地位出现呢？鉴于欧盟委员会的会议开得更为频繁，几乎可以肯定是后者。在欧盟委员会里也有一个专员担任外交部长的职责。而目前，这个职务由两个不同的人分担着，其分工并不明确。
然而，宪法中最为含蓄的联邦条款是那些清楚说明欧盟及其成员国，和成员国地区、地点各自权限的条款。仅有限的几个领域的政策迄今为止是受制于我们所知的欧洲部长会议的有效多数投票权的加权体系。其他领域的决议则需要全体一致通过方可。换言之，只要有一个成员国反对，议案就会被否决。宪法并没有取缔成员国否决权的做法，但是它将否决权的使用限制在外交政策、国防和税收的决议上。有效多数投票权将在70个领域里得到运用，包括移民和社会政策。新宪法的影响最大的条款中声称欧盟的权限不仅将覆盖外交和国防政策，而且还覆盖“成员国间经济和就业协作”（Ⅰ—11与Ⅰ—14条款）以及“共同商贸政策”（Ⅰ—12条款）。它也授予欧盟“为达成目标和贯彻政策所需的任何”资金募集的权利（Ⅰ—53条款）。与欧盟手中将拥有的赤裸裸的财政大权相比，宪法对于国家主权本身——这里指的是“权力授予原则”以及“权力分散原则”——的侵蚀，则实在有些模棱两可。关键是，欧盟立法的倡议权仍将由欧盟委员会所垄断。根据一项估计，欧洲部长会议上的有效多数投票权的扩展和改进将极大地增加欧盟委员会的提案生效的概率。
综合上述所有这些原因，如果新宪法被其成员国所接受，欧盟至少将在实际操作中成为一个更接近联邦的欧洲合众国。
文化
毫无疑问，（实际上，这几乎是一个老生常谈）欧洲的政治文化正越发具有自我意识了，并与美国的政治文化日益分道扬镳，甚至变得更加敌视美国了。2003年由皮尤研究中心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绝大多数人现在倾向于一个更为独立的欧洲外交政策（见表9）。这无疑是民众普遍反对美国领导的伊拉克战争的一个结果。1999年—2000年间，在接受调查的英国人中，不低于83%的人对美国比较“有好感”；到2003年3月，这个数字下降到了48%。同时期在法国，美国支持率也减半了，从62%下降到了31%。在意大利这个支持率从3/4下降到了1/3，在德国则更是从原先超过3/4的比率下降到了1/4，西班牙则从一半人数下降至14%。战争持续期的短暂以及战后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所揭露出来的罪行虽然部分扭转了这些趋势，但总体没有完全改变。
表9 2003年公众对美国–欧洲联盟的看法(百分比)
美国–欧洲联盟仍应保持密切联系 我们的国家应当更加独立
法 国 23 76
西班牙 28 62
意大利 37 61
德 国 42 57
英 国 51 45
美 国 53 39
这也并非政治文化发生分化的唯一证据。美国人通常假定的“西方文明”从根本上来讲是统一的。但这个假定越来越值得人们怀疑，因为欧洲人对宗教的笃信度陡然下降（见表10）。在荷兰、英国、德国、瑞典和丹麦这些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宗教的热忱急剧下降，现在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堂做礼拜的人数已经不到1/10了。只有在信奉天主教的意大利和爱尔兰还有超过1/3的人，每周或是更勤地去教堂敬拜上帝。盖洛普新千年调查项目对宗教态度作的一次调查（此调查于1999年进行）显示，49%的丹麦人、52%的挪威人和55%的瑞典人说上帝与他们毫不相干。相比较而言，82%的北美回复者说上帝对他们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这对于西欧（或是“老”欧洲）也不是什么特别令人奇怪的事情。根据盖洛普数据显示，生活在西欧48%的人几乎从不去教堂，这个数字在东欧也只是略低的44%。北美人中每10人有6人是相信上帝的，这个比率在东欧仅为每10人中有4人。几乎2/3的人认为上帝在他们的生活中是无关紧要的——这个比率在瑞典则更高。
表10 两个文明的故事：北美和欧洲的宗教态度
北美 西欧 东欧
每周或更频繁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所占百分比 47 20 14
认为上帝极其重要或是很重要的人所占百分比 83 49 49
不认为有什么上帝、灵魂或是生命力的人所占百分比 2 15 9
同意宗教中不存在真相的人所占百分比 6 17 11
跨大西洋的文化裂痕在不断扩大，其必然结果便是不断成长的欧洲自我意识。现在的欧洲人，每10人中只有1人将欧盟成员身份看成是一件绝对的“坏事情”。即便是在反对欧盟一体化的英国，这个阵营的人数比率也从1973年的34%下降到今天仅21%的水平。几乎一半的欧洲人希望欧盟在五年时间里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而且，在2002年几乎有1/3接受调查的欧洲人将欧盟看作是“在世界事务中更有发言权”的象征。
对外关系
最后，我们不应当低估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潜在实力。欧洲国家在军事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但是绝不能忽略他们的军事能力。美国国防预算几乎是15个欧盟成员国国防预算总和的2倍。从资金角度来看，美国对于北约组织的贡献超过欧盟成员国贡献的30%左右。但欧盟国家总共的军事开支仍大大超过俄罗斯、日本或是中国。实际上，从纯粹的人力资源角度来看，欧盟国家现在已经超过美国了（欧盟大约有180万而美国有150万的现役服役人员），并仅次于中国——后者大约有250万左右的现役人员。当然，欧洲的部队在受训及装备方面远不如美国，只有很小部分的在编军人可以被看作是具备“有效战斗力的”。但对欧洲军队而言，它有一个明显且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并不要求他们掌握全面的美国武器技术：他们只需作为在不断上演的冲突局势后担任维和者的角色。2000年和2001年，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欧盟国家军队人数是美国的7倍。
欧盟国家在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也远远多于美国。如果对各种各样的相关因素作调整，官方的援助预算显示，欧盟成员国援助预算的总和几乎比美国多3倍。当这些指标与各种其他指标联系（对国际贸易的开放度、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度、对合法移民的开放度，以及采用“负责任的”环保措施）在一起时，美国在对“发展承诺的”21个经济发达国家中排名位列20，实在是丢人的事。排名美国之前的19个国家中有15个是欧盟成员国，这一点不能不说具有重要性。
当然，欧洲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承诺要归因于民族国家政府的利他主义行为，而非欧盟本身。不过，欧盟成员国在这些领域里所做的事情超出美国这么多，一定有其地缘政治方面的含义。此外，通过欧盟委员会的人道主义办公室、欧洲重建局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盟本身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联合国占领下的科索沃，银行业及政府和中央财政当局的收支是受欧盟控制的，这一点意义重大——实际上，这个地区的官方货币现在就是欧元。
最近的全球民意调查的趋势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对美国不断增长的消极态度上。然而看起来，他们对于欧盟的态度却愈加积极。不管“软实力”究竟意味着什么，欧盟看起来已下定决心要积累这种软实力了。
综上所述，美国将欧盟视作一个潜在的，如果还不算真正的竞争对手，并非绝对没有道理的。
欧盟的劣势
但是，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很容易被那些热衷于跨大西洋竞争理论——如果还不是对抗理论的人们所忽视。如果去查一下欧盟的劣势，有一点很清楚，美国其实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欧盟绝非在酝酿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帝国。欧盟的内向性格表明，我们最好把它理解为一个“国”，而不是“帝国”，即一个将大部分精力致力于保持内部平衡，而不是在国境之外行使权力的实体。
人口的老龄化
欧洲正在衰老。今天德国人的平均年龄是40岁，到2050年，这个数字就将会上升到47岁；法国人的平均年龄将会由28岁上升到45岁；匈牙利人的平均年龄会从38岁上升到50岁。（当然，美国人口也在老化，但是其老化速度不像前几个国家那么快。50年之后，美国的平均年龄将从现在的35岁上升到40岁。）这里给出的是一个冷峻的暗示。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不断增长的对老年人的赡养比率到2040年会减少0.75%的年经济增长率——由于欧盟近来的低增长率，这个减少的量就很可观了。这样的计算结果可能还低估了老龄化的问题。根据世界各国经济与财政体制中对生育不平衡（即人口换代的数量差异）问题的估计，欧盟大多数成员国如果要避免给下一代造成规模空前的、和平年代的税收负担，那么他们现在就迫切需要增加税收，或者削减政府的支出。在奥地利、芬兰和荷兰，政府支出将需要被削减达20%的水平才能保持生育平衡。在养老金问题上的扯皮占用了德、法两国政治家们的大量时间，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为了避免欧洲国家的福利体系的崩溃，欧洲需要通过改革迫使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作出牺牲。
经济表现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一直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向选民作推广。欧洲一体化的第一波浪潮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经济奇迹发生在同一时间，这一巧合看起来证实了这一点，虽然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弱的。然而，近来关于一体化提高了增长的主张已经变得越发不合情理。没人能够怀疑，“单一欧洲法案”（1986年）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加强了西欧经济的一体化。商品及服务贸易的非关税壁垒被大大降低。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单一货币的创建使得15个欧盟成员国的12个国家进行跨国物价比较变得容易得多了。然而，自从这些措施生效以来，欧洲的经济表现仅可算是差强人意。1950年到1973年间，西欧（广义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是4.1%。1973年到1998年间，这个数字跌到了1.8%。在这一阶段，在欧洲经济体的“第一波”成员，1973年之后加入的新成员以及非成员之间所经历的增长之间没有明显区别。尤为令人震惊的是，1999年以后加入欧洲货币联盟的国家出现的劣绩。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00年到2003年间，所有欧元区的经济体中“产出差距”拉大了，现在处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3.5%之间的水平上。
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好。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欧盟经济的年增长率除了有一年之外（2001年），每年都低于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从1995年到2001年，平均每年大致为3.6%。欧盟的这个数字仅为2.1%。1970年到1983年，欧洲的失业率持续低于美国，而现在则高得多。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5年，欧盟的失业率超过了10%，而美国失业率则下降到低于5%。即便在2001年—2003年，欧洲的失业率仍然比国的失业率高出3%。2002年，15个欧盟国家中有7个国家的失业率超过了7%。德国的不佳表现则最令人震惊，它过去曾是欧洲经济的骄傲，也是欧洲经济的发动机。自从1996年以来，用《经济学人》杂志的话来说，德国经济成了“欧洲的病夫”，平均增长率仅为1.1%，是欧元区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这个趋势没有缓和的迹象。2003年年中，德国的失业人口站稳450万大关（全部劳动力的10.6%）；2003年的第一和第二个季度，其经济均缩减了0.2%。
最后，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生产率的增长可能比美国更为迅速，但在1995年—2002年，局面发生了改变。根据美国经济会议理事会的数据显示，美国在这期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小时的生产率增长为略低于2%的年平均率，而欧盟的这个数字则接近1.2%。只有一个欧盟国家——爱尔兰——取得了高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
欧洲人“喜爱悠闲的生活”
虽然欧盟采取了多项旨在加强经济一体化的措施，但欧洲的糟糕经济表现提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广泛流传的解释是，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弹性不够，不仅仅因为明显存在的语言障碍，还因为多年来，为适应工会需求而引进的各种规则。
由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一项研究仔细考查了从1960年到1998年期间的数据，并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将欧盟劳动力市场美国化，会给欧洲失业问题带来怎样的效果？说得更准确些，这项研究设想了：
增加参与率（劳动力中的人口比率），
降低替代率（收益与过去收入的比率），
降低就业保护，
降低劳动力税率（引进财政改革，消除贫困陷阱），
削弱工会，并且减少工资谈判的集权特点（那些全国范围的集体工资协定确实在地区失业率上造成很大差异）。
表11总结了三个这样的政策所计划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效应。这里看得很清楚：只有贯彻所有的三条政策，欧洲的失业率才可能降到美国的水平，而且那只是作为“长期效应”来体现的。还表明，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必定是有难度的。需要非常激进的改革，而效果却只会慢慢体现出来。
表11 对劳动力市场“美国化”会给欧元区失业率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欧元区失业率的影响（%）
短期 三年之后 长期
降低欧元区替代率到美国的水平 –0.26 –0.62 –1.24
降低就业保护到美国的水平 –0.35 –0.83 –1.65
降低劳动力税收到美国的水平 –0.08 –0.20 –0.40
三条政策的联合效应 –0.69 –1.65 –3.29
这个计算没有抓住欧盟与美国之间另一个不同之处，这个不同之处就是美国人工作的时间与西欧人工作的时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根据近期的经合发展组织的研究表明，在职美国人的工作时间是每年略低于2000小时（1976年）。而德国人平均工作时间仅为1535小时——足足少了22%。荷兰和挪威人的工作时间则更短。即便是英国人，比他们在大西洋对岸的远亲们也少工作大约10%。特别之处在于，过去的20年时间里，有多少这样的不同。1979到1999年间，美国人平均一年的工作时间加长了50小时，或者说比之前几乎增加了3%。但是，德国人平均一年的工作时间却缩短了12%，荷兰人平均缩短了14%。美国人一年当中得到10天的休假还只是最近的事情，而欧洲人已经有30天休假了。
事实上，这些数字低估了欧洲人“喜爱悠闲生活”的程度，因为它们没有考虑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实际上有更多比率的人在工作着。1973年到1998年间，在职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比从41%上升到49%。但在德国和法国，同一个百分比分别下跌至44%和39%。美国人处在就业年龄层的总就业率为73%，欧盟仅为64%。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也明显高于美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失业率超过了10%，超出美国失业率的2倍多。当然，还有罢工的问题。1992年到2001年间，西班牙因采取行业罢工行动导致了平均每1 000名员工的经济损失达271天。丹麦、意大利、芬兰、爱尔兰和法国的这个数字在80天到120天之间不等，而美国的这个数字则低于50天。
这就是美国经济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冲到欧洲竞争对手的前头的主要原因。这不是效率的问题。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美国人工作得更多。另一个事实是，欧洲人的休假更长，而且退休更早。实际上，欧洲的工人失业或罢工的人数多于美国。欧洲的政治领导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已为时过晚。2003年6月，一位德国政治家冒着断送职业生涯的危险，大胆建议，如果德国人可以少休一些假的话，他们的经济就可以发展得更快。不久之后，这样的观点在法国也不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了。但是长达一个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民主制度已经造就了那些极难打破的习惯性思维。德国社会民主党几乎从一开始，即19世纪晚期，就是为了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在近期则是为了争取更短的工作生涯而参加竞选的。而在法国，保证每周最多工作35小时是最近取得的伟大成果之一。这个传统很难摒弃。被提议的欧洲宪法有一个显著特征，它旨在鼓励让欧洲人在工作热情上远不如美国人，并把它们作为“基本权利”供奉起来。新宪法第II–27条要求工人有权就如何经营雇用他们的公司，向公司管理层发表意见和看法。这一条款让英国企业领导人大为担忧。第II–31条也同样重要：“每名员工都有权对工作时数，对每天、每周休息时间以及每年的带薪休假设定限制。”
共同农业政策
欧洲也许仍然有对外贸易顺差，但是部分原因是由于欧盟内部的需求增长相对缓慢而导致的。另一个相关因素是欧盟持续的贸易保护主义，其中以农业部门的贸易保护主义最为明显。至2003年6月，欧盟已达成了为时过晚的改革共同农业政策的协定。对这个政策的支出几乎占了目前欧盟预算的一半。与产量相挂钩的农民补贴金制度将部分被废除。虽然不是全部废除，但欧盟按规定购买农场产品的价格也将有所下降。共同农业政策给予10个新成员国农民的支付款仅为旧成员国水平的1/4。但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降低目前进口到欧洲的农产品的关税。在坎昆会议夭折之前，美国向世界贸易组织的提议中就包括在5年的时间里，逐步停止农产品出口补贴以及把农产品产值的补贴金降低到5%，并且征收不超过25%的关税。在坎昆会议之前，欧盟就暗示愿意降低补贴。在2003年改革之前，这种补贴大约是农业产值的33%，而美国是21%左右。然而，若没有全球贸易协议，这些补贴将继续进行下去。这样的事态简直无法自圆其说——而且在政治上几乎不能理解，因为欧盟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还不到总劳动力人口的4%。
美国并非在这些方面都高尚得多，但当我们评判欧盟对发展中国家作出积极贡献这一问题时，需要牢记欧洲补贴农业和征收高关税成瘾的事实。欧洲可能在援助政策方面比美国更加慷慨中，但只要共同农业政策依旧存在（即便在其改革后），欧盟所做的不过是一只手给予，另一只手索取罢了。更糟糕的是，它将增强发展中国家对外援的依赖，而不是基于自身农产品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欧盟打破现在已经在力量上被削弱的贸易保护主义游说团体的束缚，成果将是巨大的——不仅仅是地中海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将大大受益，还有斯拉夫人居住的周边地区。对西欧的消费者而言，也有其实际利益。只有相对少数的、生产效率低的农民——尤其在法国——会变成输家。有些人将表示抗议，认为从美学的角度看，法国的乡村也受益于农业补贴金。这些人应当再三深思，如果问题的实质是维护高卢乡村的美丽风景，那么农民们完全可以成为荣耀的花匠，接受报酬来承担维护法国乡村美景的工作，而不应当拿津贴去种植那些可以从欧盟之外廉价获得的农产品。
欧洲央行和德国的通货紧缩
共同农业政策也是欧洲家庭的伙食费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这就等于两次搜刮了他们的税后收入：一次是对他们的毛收入进行征税，另一次就是他们金额不断膨胀的伙食账单。但这并不是欧洲近期以来糟糕的经济表现的主要原因。远比这重要的是，自1999年1月建立单一货币体制以来，欧元区货币政策在管理上有问题。
国际交易中成功地使用欧元来替代美元的地位，反而标志着更深刻的失败。这个失败在于全面低估了欧盟货币政策对德国经济造成抑制物价，甚至是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个政策的目标是企图让12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取得价格稳定。1999年到2001年间，单一经济和货币联盟对德国来说意味着更高的利率，但通过汇率贬值得到了补偿。在2002年和2003年中，欧盟利率下降的幅度不够大，行动过晚。而且由于欧元的升值产生了真正的货币紧缩，通货紧缩的一些症状已经在德国显现出来。虽然官方的消费者价格通货膨胀率仍为正数，但主要生产商的产品价格指数在2002年有所下跌，而且农产品价格自2001年年中就开始下跌了。在西方的主要经济体中，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只有德国的房地产价格经历了下跌，实际跌幅达到了13%。
问题还在于，德国的财政政策受到欧洲规则的限制而变得更加糟糕。这个名称不当的《稳定与经济成长协定》规定，如果柏林的政府预算在3年（2001年—2004年）里出现超过3%GDP的赤字，那么德国就会被欧盟罚款。这些赤字很大程度上仅仅反映了经济不景气或是接近于经济不景气时自动启动的稳定措施。这种处罚措施本意在于制约意大利这类在传统的财政政策上缺乏自律的国家。但是处罚会使财政赤字加大，这是货币联盟在意料之外所产生的最不可思议的结果之一。难怪，《稳定与经济成长协定》在2003年11月便被叫停了。
要想知道欧洲央行在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我们应当考虑一下，如果德国中央银行继续存在的话，德国的利率在今日将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倘若考查一下德国中央银行的历史，我们便能发现，它至少有5次为了应对经济不景气（1967年、1975年、1982年—1983年、1987年、1994年—1996年），大幅下调利率的成功实例。也就是说，德国的利率会更低的假定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欧洲央行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希腊和爱尔兰的目标都是抑制通货膨胀。如果不是这样，德国在2003年—2004年的基本利率将很有可能更接近美国的利率水平——也就是，更接近于1%而不是2%。
在这种情况之下，英国政府说了一大堆的托辞后还是巧妙回避了在近期加入欧元区的可能，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虽然在2003年6月，英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认为成为欧元会员能够刺激英国的经济增长，但也仅仅是不大的增长幅度——最好的情况是0.25%的GDP增长；最糟糕的情况是0.02%的GDP增长水平。即便对这些有限的估计（假定转换成欧元将会刺激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贸易，而且这反过来也会提高生产率），我们也应当带着怀疑的眼光重新审视。因为欧元区自成立以来，经济表现并不优秀。刚刚加入欧盟的10个国家也应当对将自身的货币转换成欧元三思。因为这样的货币体制会吸引更多的不稳定的投机资本，如果为了入围欧元区的资格，他们被迫将在第二代汇率机制中等待痛苦的两年时间，那么他们失去的就会大于他们所得到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的政府赤字在2002年都超过了4%——实际上，匈牙利的赤字已接近10%。同时，这些国家又是幸运的，《稳定和经济增长协定》已被暂时搁置了起来。
如果欧盟成员国扩大的结果意味着东欧低生产力的经济同时获得了西欧的福利制度和西欧的货币，那么其宏观经济效果，可以想象，就好比是在用慢镜头回放导致数百万民主德国人失业的德国统一的经历。捷克共和国、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大约是法国水平的1/3。直言不讳地说，这意味着那些国家的工资必须被设定在法国工资水平的1/3，否则他们国家的工人将不足以与西欧的工人竞争。不幸的是，欧盟的劳工法的设计正是为了防止那种西欧人称之为“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的现象，这是一个带有诬蔑性的词语，特指来自低工资水平经济的竞争。东欧人现在能够通过甚至比美国人工作更长的时间来弥补他们的低生产率。捷克的工人平均一年工作超过2000小时，而西欧人的工作时间却在减少之中。捷克工人这个工作时间的数字自从东欧剧变之后还在稳步上升。加入欧盟有可能扭转这个趋势，它通过给予合法的权利来帮助捷克人减少工作时间或者甚至根本不工作。这些合法权利包括缩短工作周数，更长的假期，更强大的工会，更高的最低工资水平，当然，还有当他们的雇主因为所有这些原因破产时他们所能获得的慷慨的失业金补偿。加入欧洲货币联盟，将会使这些国家失去在经济政策上的唯一的灵活性，即采用货币贬值政策来刺激经济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