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民族国家的行动仍在继续
那么，欧洲向联邦宪法迈进的步伐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永远有必要将言辞与现实区分开来。一些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家们多年来一直在使用欧洲联邦主义的提法，然而现实总是远远落在后面。原因很简单——一旦谈到采取行动，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话语上时——同样是这些政治家们，却都始终如一地在捍卫着他们自己国家的各种利益。艾伦·米尔沃德的名言，即欧洲一体化的初期阶段是拯救民族国家，而不是为了建设一个联邦。这个观点今天仍然适用。即便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欧洲宪法最终被采用了，也没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个行动已经结束。实际上，当我们仔细阅读宪法后，便会发觉这套规则的真正意义在于防止欧盟向东扩大后，西欧最大的4个民族国家的命运会遭遇小国占主导地位的灭顶之灾。
举例说来，有人会嘲讽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外交部长的职位，说对于某些法国老年政治家们而言，这两个都绝对是肥缺——就像欧盟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一职一样。德斯坦想要将欧洲委员会的人数固定在15人，换言之，就是抛弃了给每个成员国留一个委员席位的规定。如他所言，如果不那样做的话，在一个扩大了的欧盟中，来自7个最小国家（不到2%的欧盟GDP）的委员人数将超过来自6个最大国家的人数，尽管事实上后者的经济产出已超过欧盟80%的份额。德斯坦还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欧洲议会中根据国家人口大小设定代表席位的比例。2003年4月的时候，他这样说：“必须得将人口因素考虑进去，因为我们的机构是在一个民主的机制中运行。”也许最重要的是，对于部长理事会采取有效多数投票体制的变化，那将意味着欧盟立法只要获得一半成员国的支持，就可以被通过。倘若他们代表着至少60%的欧盟人口，对4个大国来说，这是一个比2000年12月在尼斯达成的体制安排要好得多的待遇。
德斯坦是对的。欧盟体制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过度代表了一些较小国家的立场，如表12所示。多年来，这种过度代表小国立场而不能充分代表大国的方式，也有其财政方面的因素。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几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欧盟会将资源从较大的、较富裕的国家中转移到较贫穷的小国家中去。20世纪50年代，低效的比利时煤炭行业从欧洲煤钢联营的其他成员国接受了好几千万美元，资金主要来自德国。《罗马条约》签订以后，法国前殖民地（法国人将那些地方巧妙带入了共同市场）从其他5个签字国收到了3.8亿美元，又是主要来自德国。到1969年占欧洲经济共同体预算70%的共同农业政策也成功地迫使德国消费者为更为昂贵的法国和荷兰产品付账。根据德国预算数据显示，德国无偿过户给其他成员国金额的总数，在数年前就超过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国名义要求德国支付的那笔著名的1 320亿马克的赔款额。
表12 欧盟百分比数据
国内生产总值 人口 在欧洲议会占席位 内阁投票选举 专员 欧洲法庭的法官数 每个内阁投票选举人数
德 国 23.4 21.8 15.8 11.5 10 6.7 8 219 300
英 国 18.0 15.9 13.9 11.5 10 6.7 5 983 200
法 国 16.6 15.8 13.9 11.5 10 6.7 5 952 100
意大利 13.8 15.3 13.9 11.5 10 6.7 5 784 400
西班牙 7.4 10.5 10.2 9.2 10 6.7 4 936 250
荷 兰 4.8 4.2 5.0 5.7 5 6.7 3 196 600
比利时 2.9 2.7 4.0 5.7 5 6.7 2 052 400
瑞 典 2.7 2.4 3.5 4.6 5 6.7 2 220 750
奥地利 2.4 2.2 3.4 4.6 5 6.7 2 030 250
丹 麦 2.0 1.4 2.6 3.4 5 6.7 1 783 000
希 腊 1.5 2.8 4.0 5.7 5 6.7 2 102 200
芬 兰 1.5 1.4 2.6 3.4 5 6.7 1 727 000
葡萄牙 1.4 2.7 4.0 5.7 5 6.7 2 004 600
爱尔兰 1.3 1.0 2.4 3.4 5 6.7 1 273 333
卢森堡 0.2 0.1 1.0 2.6 5 6.7 220 500
然而很难想象这个体制可以继续存在很长时间。欧盟扩大的唯一功劳就是带来了好几个明显比先前新成员国贫穷的国家。以前的欧盟扩大中，最富裕的国家——卢森堡总是居首，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最穷的新成员国（1974年的爱尔兰、1981年的希腊、1986年的葡萄牙以及1995年的芬兰）的2倍或2.5倍。但是东欧前共产主义经济体的加盟就完全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了。普通的卢森堡人比立陶宛人的经济状况要好上大约5倍。欧盟在哥本哈根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在2004年—2006年这三年里给这10个新的国家“与扩大相关的最大承诺”将不会超过408亿欧元的水平。但是究竟谁来出这笔费用呢？德国经济发展如此缓慢之际，要德国政治家们继续贡献最大一部分的欧盟预算，是很难说得过去的。显然，自从1945年以来，德国的利他主义行为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德国纳税人愿意为欧洲其他国家支付这种“默认的赔款”也应有个限度。
图12 欧盟资源和制度德国所占百分比
近期欧洲民意调查中心所作的调查得到一个鲜有人关注的发现，那就是在认为欧盟总的说来是一件好事的人数与认为欧盟只是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人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可能在这些差异与欧盟预算的操作之间存在一个关联。在那些只是接受巨额款项的国家中——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1995年到2001年间，它们都收到了超过2%国内生产总值的资金——认为欧盟有利于他们的国家的选民比例远远大于欧盟总体上是好的比例。反之，在一些大的捐助国中——德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有更多的人认为欧盟总体上讲是一件好事，而认为欧盟只是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人数则较少。如果没有其他什么的话，那就表明在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的）成员国的部分选民中存在对欧洲利益和国家利益认识上的区分概念。
“欧洲性”的局限
而要表现“欧洲”日益“反美”的态度和“更为自觉的欧洲人”总是很诱人的，但这最多只能算是一个简单化的说法。首先，正如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清楚地显示的，大多数欧洲人将美国人和小布什政府严格区分开来。74%的法国人在看待主要是由小布什引起的问题上时，才对美国持否定的态度，仅有21%的人认为那是“全体美国人”的事，而4%的人既责怪美国人，也责怪小布什政府。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个比例都十分相近。其次，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某些方面至少还是得到欧洲人支持的。在接受皮尤调查的人中，有3/4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受访者同意，没有萨达姆·侯赛因，伊拉克人民的日子会过得更好。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绝大多数人继续支持美国所领导的反恐战争。更概括地说，在对待经济和文化全球化问题上，没有真正的跨大西洋的分别。还应当注意一点，即使存在反美情绪，也没有降低年轻的欧洲人学习英语的热情。除了英国和爱尔兰之外，欧盟国家的中学里有92%的学生在学习英语——几乎是学习法语学生的3倍，是学习德语学生的7倍。
同时，欧洲人更加觉得自己是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而不是“欧洲人”。欧洲每10人中有9人对他们的国家“相当有归属感”或“非常有归属感”。但是每10人中不超过5人（45%）对欧盟有归属感。在一些国家，如瑞典、荷兰、英国和芬兰——2/3到3/4的公民形容自己对欧盟“不是很有归属感”或者“根本没有归属感”。仅仅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将自己视作“欧洲人”，几乎一半的人主要还是将自己视作传统国籍的一员，其次才会想要做欧洲人。此外欧盟成员身份在15个国家里的受欢迎程度正在下降。1990年，超过70%的欧洲人认为欧盟成员是一件好事情。一个新近所作的调查显示，这个数字下跌到仅55%了。只有不到半数的欧洲人将欧盟成员视作“利弊各自参半”。这些数字表明，欧洲的身份定位看起来还没有被安全地建立起来。
此外，移民给欧洲带来的冲击只会减少欧洲文化的内聚力，而不是增加其内聚力。这股移民潮必须要继续下去，以应付上面讨论过的不断增长的退休率。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数百万的人移居到了欧盟成员国，不管是经济移民还是寻求庇护者或者是德国血统的外国人。这些移民随着先前大量涌入的，特别是20世纪60和70年代已经解散了的殖民帝国的前臣民来到这里。根据最近的估计，荷兰、德国和英国3%到4%之间的人口是穆斯林，法国的穆斯林人数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即7.5%。最近有通过寻求庇护来申请移民的趋势，其成功率的不同表明一些国家有可能最终比另一些国家有更大数量的移民人口。1990年到2000年间，丹麦、德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典接纳了相对自己人口数量最大数字的移民。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里，吸引更合法的移民到西欧的经济需求，以及这些移民在所居住的相对贫穷的社区中强烈感受到的受排斥的政治对抗态度之间，必定会存在一种复杂的紧张关系。
一些政治家们明确借助反移民平台而取得选举成功，但把这个现象描绘成欧洲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政治抬头，未免有些夸张。从让·马利·勒庞到约克·海德尔，再到近来的皮姆·佛图这几个政治家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取得的成功是如此短暂，更准确地说是一阵对外国人恐惧的急风骤雨的体现，这里面当然也有排外的含义。然而，对移民的敌视情绪非常普遍。2000年作的一次调查发现，有半数的欧洲人认为少数民族滥用了国家的福利体制，而且移民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将近2/5的人认为甚至应该把合法的移民送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所以，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者对迎合这种情绪抱有很大兴趣，这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对梦想着一个联邦欧洲的那些人来说，这十分令人气馁。当被欧洲民意调查中心的专家问及欧盟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超过1/5的欧洲选民在标志着“缺乏足够的边境控制”一栏上打了钩。无论一开始定下了怎样的约束，欧盟的扩大似乎给人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欧盟鼓励人们向西移民，为东欧和地中海地区的年轻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有些煽动者已经把针对移民的敌视情绪和欧洲一体化联系到了一起。今后出现更多这样的态度看来也是在所难免。
接下来就是土耳其问题。土耳其人早在1987年就申请加入欧共体了。迄今为止，他们友好的表示仍遭到拒绝，主要理由是土耳其有多变的政治以及国内的一些不良的民事和人权记录。实际上，欧洲人暗中担忧（有时也会公开）的是，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然而，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的经济方面的理由越来越强。根据一些估计，土耳其的人均收入实际上比匈牙利、拉脱维亚或立陶宛要高，而这些国家现在都是欧盟的成员。土耳其的人均收入是大多数的巴尔干国家的2倍之多。相比之下，用宗教信仰的理由拒绝土耳其入围，造成了政治上不正确的尴尬境地。德斯坦在2003年提出了这一点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明智。欧洲从定义上讲是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已经站不住脚了，正如我们所见，欧洲守教的基督教徒已经太少了，有太多的非基督教的移民来到这个地方。欧洲也不能再认为土耳其是一个运转失常的民主国家了。一个温和的伊斯兰教党派通过自由、平等的选举上台执政了，军队并没有进行干涉。要是在过去，军队可能早就采取干预手段了。同时，欧洲还不得不接受土耳其入围以后的战略意义。因为欧盟新宪法将把土耳其与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土耳其国会拒绝协助美国入侵伊拉克北部的行动说明，议员们读了并且读懂了（即使其他人未读懂）《北大西洋公约》的条文，因为其中没有哪一条可以证明先发制人的战争是正当的。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行动证明，美国已经非常明确地展示了一个“流氓政权”在中东的存在是岌岌可危的。但是，如果欧盟接纳土耳其，作为对成为一个民主和宗教信仰温和的政权进行嘉奖的信号，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方式呢？
查尔斯·库普乾曾把欧洲看作是一个新拜占庭帝国。只有从土耳其问题上，我们才能够把他的观点看作是有先见之明的，尽管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如果土耳其加入了欧盟，如果西欧的穆斯林社会继续不断成长，终有一天，我们会有很好的理由把布鲁塞尔和拜占庭——或是奥斯曼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进行对比了。
“欧洲时刻”
虽然法国的移民数量比起其他欧盟国家来并不算特别高，但是法国国内出现的巨大穆斯林社区——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代——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国民阵线”领导人让·马利·勒庞在2002年首轮总统选举中能够一举成功的原因。为了确保第二轮选举的胜利，雅克·希拉克不得不疏远自己同勒庞对待移民问题上的立场，那也反过来可以解释为什么在2003年，他不愿意参加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
由于国内这些政治因素——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国内政治的多元特点——要协调欧盟成员国的政策就变得如此困难。理论上，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想法，但放到实践中，则越发显得困难重重。在波斯尼亚的问题上，正如我们所见，“欧洲时刻”显然并未到来：欧盟成员国间的意见分歧导致了一种政治上的瘫痪。而在伊拉克的问题上，欧盟内部的裂缝则越来越深了。设立一个新的欧洲外交部长是否能够改变这个局面呢？看来不太可能。
总之，欧洲是一个奇怪的联盟，它是一个幻想着成为联邦，却从未成为真正的一个联邦的同盟。它有行政机构、立法机构、一个上议院、一个中央银行、一种共同货币、一面旗帜和一首国歌。但是它只有极小的共同预算和最低配置的共同军队的框架。跟欧盟设计者的初衷不同，更多的决议仍然需要国家政府在欧洲理事会会议和政府间会议上作决定。欧盟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邮政系统、一支共同的足球队，甚至连统一标准的电源插座也没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这可能存在成为“第四帝国”的威胁，它不仅由德国支配，而且在体制的结构上呈现德国的特点，持这种观点的最为著名的代表人物也许是保守党内阁大臣尼古拉斯·里德利。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这个联盟其实是由法国人以其自身的方式，即那种并不那么对选民负责的官僚机构所操纵，阻止着这个联盟演化成为美国式的合众国，持此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牛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拉瑞·西登托普。西登托普眼中的欧盟更像拿破仑三世治下的帝国而不是第四德意志帝国。
“瑞士”比上述的两种比方也许更为贴切，因为瑞士是一个经济比政治更有发言权的国家，也是州的行政权力强于中央政府的国家。然而即便是把欧盟比作一个超级瑞士，也还是低估了标志欧盟特征的两个明显民主“赤字”的重要性。第一个赤字是众所周知的，即欧洲议会的虚弱。欧盟委员会是一个以缺乏透明度及看起来不对任何人负责任为荣耀的机构。欧盟可能不是拜占庭，但其内部的运作方式却是拜占庭式的。第二个民主“赤字”不那么明显，但却是一个更加重要的赤字。德国选民在欧洲事务上比卢森堡或是爱尔兰的欧洲同胞拥有更小的发言权。很有可能这两个赤字对于欧盟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一个真正的民主体制会释放出许多普通欧洲人的仇外心理以及唤醒长期埋藏在德国人及其邻国人民意识中的“德国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看起来不太可能增强其合法性，因此一个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也是不可思议的。
按照欧洲人的委婉说法，欧盟正在朝着“变数几何”的方向迈进。只有12个国家迄今为止采用了欧元。在2004年，瑞典第二轮公民复决投票坚定地否决了参加欧洲货币联盟，更进一步减小了即将临近的英国就此主题投票表决的可能性。英国及爱尔兰至今还没有签署在欧盟内部开放边境控制的《申根协定》。1989年到1997年间，英国人还决定退出《社会宪章》，它是欧盟在马斯特里赫特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支柱之一。同样，欧盟新的成员国也不会立即执行会员制的所有条款和条件。《阿姆斯特丹条约》中引进的“建设性的弃权”概念以及德斯坦的宪法条约（第Ⅰ—43款）中增进合作的概念指出了一条让成员国更具选择性安排的道路。无人期望这能够加强欧盟的实力。可以退出的选择越多，这个联盟就会变得越来越不一致。以几个速度发展的欧洲很难取得《罗马条约》中“要成为更紧密联盟”的目标。相反，联盟内部之间会渐渐变得更加冷淡和生疏，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多样的小联盟。《罗马条约》发展为部分重叠的种种“意愿联盟”，从而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因为这些“意愿联盟”都各自有特定的目标。2003年12月布鲁塞尔峰会推迟了对宪法条约的决定，紧接着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们就轮番公开地声称自己的国家是支持一种含蓄的“双轨制欧洲”的“先锋”。
布鲁塞尔峰会失败的原因，表面上是由于有效多数投票机制的新规则相对削弱了西班牙和波兰两国在部长理事会上的影响力，它们两国拒绝接受这种安排。因为尼斯体制更适合它们。
神话、故事和庆典游行
本章的结论非常的直截了当。美国既无须害怕欧盟的扩大，也无须担心欧盟的深化——至少因为这两个过程是互相对立的两个过程。一个联邦的欧洲的出现就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言论是基于对欧盟发展状况的根本误读。欧洲虽然人口稠密，但是已经呈老龄化。其经济是庞大的，但也是增长迟缓的。它的生产率不低，但由于过度享乐而遭受损失。它是一个成功的但又缺乏效率的自由的关税同盟。它包含了一个货币联盟，但与其说这个货币联盟促进了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不如说它压抑了经济的增长。它当然是一个法律上的联盟，但是由于有过多的法规源自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而且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欧盟委员会，所以欧盟也很难真正享受其合法性。而且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仍将保持其联邦的形式。戴高乐在1962年所说的话在今天看来仍然基本是正确的：“就目前来说，欧洲只能是一个欧洲国家。当然，欧洲是存在于神话、故事和庆典游行之中的，但仅此而已。”而且即便是这些神话也未博得多少尊重。欧洲确实有共同文化的迹象，而且这种文化与美国概念中的那种难以捉摸的“西方”文化相去甚远。但是，民族的定位仍然占主导地位，移民的到来更加无法消除它们。综合以上所有这些原因，一个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看起来是那么的遥远，而且可能只是难以企及的雄伟梦想罢了。
不管怎样，谁又需要一个与之抗衡的对手呢？最终的分析是，美国和欧盟如果合作的话远要比互相竞争收益大得多。底线是，他们需要对方，甚至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在经济领域是相当明显的，几乎1/4的欧盟出口产品是销往美国的，同时1/5的欧盟进口产品是来自美国的。1999年，欧盟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中，美资占到65%，同比率的欧盟直接投资也投向了美国。美国在欧盟股票的直接投资就不低于45%。欧洲投资人和投资机构手中持有的股票中，美国政府债券和美国公司的债务占很大的比例。于是，我们就可以赞同理查德·洛斯克兰斯将这种关系描述为“恺撒与克罗伊斯”之间的伙伴关系。但欧美共同利益也是文化上的，那些抱怨欧洲遍地都是麦当劳快餐店的人们忽略了美国也有巨大数量的法国和意大利餐厅。有人听到迪士尼公司的行政总裁迈克尔·艾斯纳这么说过：“《睡美人》是文化，是法国人；《小飞侠》彼得潘是英国人；《木偶奇遇记》匹诺曹是意大利人；《白雪公主》是德国人。”总之，美国人和欧洲人在抗击恐怖主义中有着共同的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小撮狂热分子造成的恐怖和故意伤害，在曼哈顿也好，在蒙巴萨也好，只要美国和欧洲的情报机构以及警力携手合作，一定会打败他们的。如果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大西洋合作，那么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国家建设就更可能获得成功。
因此，在美国害怕欧洲合众国“崛起”的那些人该松口气了。而欧洲那些幻想着同样事情的人们应当面对现实。无论从实际角度还是隐喻的角度来讲——布鲁塞尔离拜占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