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的帝国的财政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
第二次大趋同
从罗马帝国的衰落到欧盟崛起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典型状况是政治上的支离破碎。统一时期——从查理曼大帝到希特勒，中间还有从查理五世到拿破仑一世的阶段——属于例外，而不是常规。而世界的另一边的东亚，则正好相反：统一属于常规，非统一时期却属于例外。公元前3世纪，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即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修筑了长城。从此以后，帝国山河的大一统就成了这个国家的正常状态。事实上，虽然中国断断续续发生过内战和王朝的衰落期，但是它是世界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帝国——也是版图最大的帝国之一。19世纪20年代，清朝直接统治了差不多等同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浩大疆土；朝鲜、中南半岛、暹罗（泰国的旧称）、缅甸和尼泊尔都是中国的附属国。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拥有世界上1/4到1/3的人口，在1820年时也许有37%的世界人口是中国人。工业革命前夕，中国也是世界经济的巨人。1500年到1820年期间，它的产出占世界份额从未低于1/5，而且有可能在1820年上升到1/3的高度。
然而中国的生活水准在19世纪和20世纪经历了灾难性的崩溃。1820年到195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几乎1/4。到1973年，中国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大约1/5，比许多非洲地区还要差。中国所占世界总产出的份额从1820年将近33%的水平下跌到低于5%。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成为了人们一直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中国人自己将他们国家的衰败归咎于19世纪中期英国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即两次鸦片战争，1840年—1842年以及1856年—1860年）后，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负面效应。更近期的一种西方学术假设是，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大一统给这个国家的技术和战略发展带来了窒息性的效果，而此时的欧洲正分裂成互相竞争的民族国家。正是由于他们在国内外的竞争使西方在经济和军事上对人口稠密的东方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根据肯尼斯·波梅兰兹的理论，由于欧洲对新世界殖民地的获取，将它推到了中国前头。早期的现代阶段末，西欧和长江流域都面临着过度采伐森林带来的生态危机，但是欧洲人可以利用美洲的白银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糖——更不用说他们自身容易找到的煤炭——用工业化和商业化的手段走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陷阱。
20世纪中国的命运十分悲惨。欧洲人给中国的周边地区带去了经济转型，但是，英国给印度的后莫卧尔帝国引进了全套的法律和行政制度之后，只套用了在少数几个印度之外城市，其中突出的是香港。在英国的鼓动下，相互竞争的西方国家（包括19世纪晚期的美国）达成了一致的“门户开放”政策：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区，但它仍旧固守着自己的政治制度，即清朝传统体制的残余。1911年从帝国到共和国的转型夭折了，最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接着发生的内战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继续扮演一个成功帝国的角色，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追求其外交政治上的目标，这一点给亨利·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经济上的弱势对其政治影响带来了严重的局限性。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邓小平发起了一系列改革之后，中国经历了令人惊讶的经济复苏。与同时寻求计划经济的解脱和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苏联不一样，中国人致力于修改而不是抛弃其现有的经济制度，同时对其政治制度只作有限的改革，其结果已是飞速提高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年增长率在8%到12%之间。用购买力平价作为基础进行调整的数据来看，中国所占世界产出的份额自1983年以来从4%上升到了12%，所占世界出口比重也剧增。高盛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经济有望在2041年赶超美国的经济规模。难怪有如此众多的国际关系专业的美国学者立即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是未来的战略挑战。从狭隘的经济角度来看，至少，中国似乎是与美国抗衡更具可能性的候选人，而欧盟并不是。中国和西方在历史上发生的“大分歧”让位给了再次出现的“大趋同”，这将被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收复失地的努力所证明。对中国过去所取得成就的历史兴趣正在复苏，领导跨越印度洋发现之旅的远洋舰队的指挥官郑和的成就再次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这正反映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期盼。
然而，就像20世纪80年代人们发烧似的预测，世界将变成日本人的天下一样，我们应当谨慎对待这种预言。首先一点，这种失控的增长率很有可能在给中国带来财富和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不稳定性。一个世纪之前的沙俄帝国就是一个很具有教育意义的例子。在亚历山大二世及其后来的两个继任者的统治下，沙俄帝国也致力于一个类似的实现工业化的计划，开展对国外的贸易和实现资本开放的经济，并取得了当时看来是卓越的快速经济增长率。但是，经济增长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后果给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它试图寻求利用国家新的财富发动战争时，便沦为了革命的牺牲品。中国人新的一轮革命并不会很快发生，不管社会的不平等如何广泛，这个社会对不是一次，而是两次的政治剧变所带来的痛苦仍然记忆犹新。然而，只要脆弱的国家银行及金融体制发生危机，就可想象会发生困扰中国政府的内部危机。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中国新近对自由贸易和国外直接投资的依赖不过是回到一个世纪之前的门户开放时代，其政治上的后果是不那么令人乐观的。与之相关的第二个，而且更直接地限制中国影响力的因素是中美之间日益增长的互相依赖关系。这两个帝国颇有经济伙伴的气氛，根本不是战略竞争对手的关系。唯一的问题是，两者中，谁对另一方的依赖性更强一些。说得更准确些，一旦他们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已长达30年之久）发生危机，谁会是更大的输家。今天，正如一个世纪前的情况一样，中美之间有一扇敞开的大门，但是那扇门是否会关闭呢？
重新思考“过度扩张论”
用以往任何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标准来说，4年之内颠覆3个暴政政权绝不是一般的成就。自1999年以来，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塔利班和萨达姆·侯赛因的武装部队都被美军的军事干预一一推翻。诚然，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属于间接干预，正是因为它们发生在对美国衰落的形势担忧的思潮发生的十年之后，所以这些成就才显得如此非凡。1987年，保罗·肯尼迪警告说，美国正冒着“可以被称之为‘帝国过度扩张’……的风险”。他认为，美国在军事承诺上花费了太高比例的国民收入，这已经对美国的经济表现造成了影响。同非军事化的德国和日本相比，后者能够在民用的研究和发展上投入更多的费用。美国能否保住其冷战中的超级大国地位呢？肯尼迪写道：“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不可能。”实际上，肯尼迪更进一步指出，在帝国的过度扩张中很可能会暗藏着诸多可怕的国内政治后果。他援引里根总统时期受到国防开支驱使而增长的政府债务，并与大革命前的法国作类比。“这是唯一一个想得起来的，和平年代中债务如此快速增长的大国。”
正如凯恩斯曾经说过的那样，当事实改变的时候，人们也当跟着变换思路。2002年9月，肯尼迪在写有关美国接着从超级大国变成了“超强大国”的时候，他借助“军事革命”来解围，解释了为什么他对于“过度扩张”的预言没有兑现。所有用于军事研发的投资带来了一笔未曾预料到的意外收获，虽然他在20世纪80年代时，是如此不赞同花如此之多的钱在军事技术的研发上。在与里根–温伯格的超级军备竞赛中，不仅苏联被拖垮了，而且美国继而在20世纪90年代累积了3倍的和平红利：军备开销占国内生产总值份额的缩减，经济增长的加速以及军事能力的巨大突破，从而将其他国家远远地抛在身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肯尼迪原先关于财政过度扩张的命题可能仍然很有说服力——尽管他本人已经决定抛弃这种观点。美国今日的财政过度扩张的现象远比他在16年前所预见的要糟糕得多。关键一点是，这种过度扩张几乎与美国的海外军事承诺毫无关系，这里就出现了与肯尼迪早期论点不再相似的情况。这是美国长期失调的国内财政所导致的结果。美国的财政问题如此严峻，大多数美国人，包括那些认为自己对国家财政运作了如指掌的人士，都发觉目前的状况简直令人无法置信。实际上，美国的财政危机的蛰伏时间之所以那么久，恰恰是因为人们拒绝相信它的存在。而这个心态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美国已经不自觉地依靠东亚资本来稳定其不平衡的预算。许多评论员已经注意到中国对近期美国的军事干预保持缄默，甚至默许的态度。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现在帮助美国政府承担债务的程度有多高。
同一个世纪之前的大英自由帝国一样，美国自由帝国用廉价的成本就能运行，其费用之低令人感到吃惊。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是如此庞大。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现行美元来衡量）已经从占世界产出量只有10%的低位上升到2002年占世界产出的31%。这使美国经济比日本经济大2.5倍，比中国经济大8.5倍，比俄罗斯的经济大30倍。美国军事支出超过了欧盟、中国和俄罗斯军事预算的总和。然而美国军事的成本的相对水平已经陡然下降，从20世纪50年代平均10%的国内生产总值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仅4%的水平，这种下降现在仍在发生。
许多美国人担忧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成本，那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政府的鼓动下将这种占领想象成是不需成本的。2003年4月，布什政府的一些发言人谈论此事时，把这个国家的重建工作建立在设法让他们自筹经费的基础上。第一次海湾战争对美国人而言实际上是免费的，因为这场战争有一个广泛基础的联盟，包括德国和日本，他们支付了全部军事费用的80%到90%。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美国更进了一步，它不仅打败了伊拉克，还占领了伊拉克。但这次有钱的盟友更少了。2003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领导人似乎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伊拉克是一个富有的国家，”总统发言人阿里·弗莱舍兴高采烈地宣布，“伊拉克有可以利用的巨大财政基础……因为它是一个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美国最大的公司沃尔玛的训条与之不谋而合：“永远低价。永远。”“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布什政府起初采用的就是这条原则。政权更替是政策，但是实现这个政策的方法和手段只是花一些小钱。
值得记住的一点是，直到2003年9月，布什政府在阿富汗的国家重建上投入的资金依旧相对较小，而此时，那里的国家重建工作已经启动一年半时间了。根据凯尔国际援助组织的信息，到那一天为止，阿富汗每人每天被承诺的金额——包括所有的海外捐赠人的资金——不超过实际在战后科索沃恢复期的费用的1/4，尽管阿富汗的需求显然要迫切得多。无论如何，国际合作中心在2003年6月得出的数字表明，为阿富汗重建工作“支付”了不超过16亿美元的资金，其中仅9.47亿美元被“激活”（它通常意味着这些钱主要用在了西方“需求评估”小组用的车辆，以及电脑的开销上了）。不足1.92亿美元的数额用于业已完成的项目上。阿富汗未来的稳定就完全依赖于建在喀布尔的以哈米德·卡尔扎伊为总统的临时政府的成功运作上了。但是，就在本书写作之时，只有不到1/5的战后基金到达了阿富汗政府设定的信托基金账户里；更多的则是经由国际捐赠人直接进行分发的。到2003年5月美国只支付给阿富汗临时政府的主要基金账户微不足道的500万美元。
然而，如此的吝啬并不能只怪罪布什政府。美国海外援助预算下降是多年来爱财如命的美国立法者所导致的结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达到的峰值（平均将近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8%），下降到了目前不足0.2%的水平。在伊拉克战争的早期阶段，由白宫和参议院谈判代表共同参加的一次“超现实主义”的会议上，就如何使用布什政府要求的790亿美元的战争经费进行了讨论。到会议结束之时，已有29亿美元被指定用于救助美国航空业走出困境，因为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该行业的利润由于日益增加的国际不安全感而被榨干。另外2.75亿美元用于转移和安置航空业近来的下岗员工。更滑稽的是，佛蒙特州的参议员帕特里克·J·莱希居然提议战争预算中的330万美元应当被用于瓦特伯瑞，即他家附近的一个水坝的重建工作上。如果给出地方既得利益和国家安全这两种选择的话，总是有国会议员会选择前者的。
然而在2003年中，我们看到国会批准了布什政府那年10月所要求的870亿美元，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占领和重建，因而可以明显感觉出他们态度的转变。毕竟，支付给未经改革的海外国家的援助款项是有别于用于美国的政权更替的政府的援助款额的。尚且，美国的立法人也并非看不懂颠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成本和利益之间的关系的。
伊拉克战争本身相对而言是廉价的，远远没有达到政府所要求的790亿美元——可能只接近于480亿美元。此外，正如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美国除掉萨达姆·侯赛因实际上等于省了一大笔钱，因为如果他还在位的话，每年用于遏制他所造成的军事威胁的费用就达约130亿美元。毫无疑问，870亿美元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很大的一笔钱。但它只相当于0.8%的美国GDP，更何况，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将会导致多大的成本是无法预测的，所以在那个国家建立稳定和友善的政府体制的这个低价还是公道的——当然，我们必须假定这是能够取得成功的。然而，870亿美元中的绝大部分将由美国占领的纯军事成本所吸收。只有200亿美元多一点的款项会被指定用于重建工作上，这其中的1/4将会用于伊拉克安全部队的现代化改进上。仅对荒废了的油井、输油管道和精炼厂的修复工作就要超过50亿美元；彻底修缮该国的电力系统将是前者的两倍还多。相对于伊拉克低得可怜的国内生产总值而言，200亿美元还算是一笔巨额款项；与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马歇尔计划对联邦德国的援助相比起来，对伊拉克的援助所获得的回报相对就要大许多，因为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经济并没有像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经济处于完全崩溃的境地。此外，国际捐助者已经向伊拉克的战后重建捐助了130亿美元的资金。
为什么高达1 000亿美元用于安全和重建的经费还不足以使伊拉克经济得以恢复呢？毕竟这个国家有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储备。在被萨达姆的专制统治推入水深火热的贫困生活之前，伊拉克人民的平均收入相当于美国人民平均收入的1/4到1/2的水平，按计算方法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结果。然而到1999年，20年的战火、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国家对国民财富的盗窃以及国际制裁已将普通伊拉克人民的收入水平降低到0.75%的美国收入水平了。20年的时间还不足以抹去全体人民对如何运行一个市场经济的所有记忆。20世纪90年代，波兰和俄罗斯的经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即便45年的时间也不大可能，可是75年之后，对过去记忆大致上已不留痕迹了。在正常的环境下，伊拉克民众是能够迅速恢复到1979年前的生活水平的。当然，要启动经济的恢复，有三个条件是急需的：法律和秩序的加强，基础设施的修复（尤其是水和电）以及使废弃的油田现代化的巨额资金，同时刺激其他部门的经济活动。只要军事占领不会过早终止，并且给伊拉克足够的时间使得稳定的经济和司法制度扎下根来，这些条件还都是能够获得的。
与人们普遍相信的阴谋论相反，布什政府并不是为了伊拉克的石油储备而入侵这个国家的。然而，恢复石油的生产是美国使伊拉克成功转型所需的必要条件。没人会怀疑，伊拉克的地底下有大量的石油，但是这个国家的石油储备究竟有多少是业内专家们争论的一个热点。不过，伊拉克只有780亿桶石油还是有3 000亿桶石油这个问题在近期来看只能是一个纯学术上的讨论。实际问题是，有多少石油可以从地底下打出来，今年有多少，明年有多少，后年又是怎样一个情况，每一桶获取的利益会是多少。表13是在乐观估计占领为期四年的情况下，提供的三种可能的情况。最好的情况是到2006年伊拉克日产石油量能够达到350万桶，四年的产油总量达到1 000亿桶。现实中，供给量的增长可能更缓慢，平均价格也更低一些，由此整个占领期最终收益可能不到400亿美元。还要注意一点，这些是根据毛收入的规划，还有各种各样的成本必须在这些数字中扣除。我们还不应当忘记伊拉克现存的外债，对海外债主的欠款为1 200亿美元加上高达h2 1 25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要求。只有取消掉这些“讨厌的债务”（之所以讨厌，是因为这些债务都是因萨达姆的暴政招致的）才能够释放未来的石油收入用以资助重建工作。然而，前景也未必没有希望。至少伊拉克稳定的部分成本最终还应当由石油销售的收入来抵消。
表13 伊拉克石油收入：2003年—2006年间的预测
2003 2004 2005 2006 总计
中间价位
每桶石油价格（美元） 25 25 25 25
每天石油桶数（百万） 1.7 2.5 2.5 2.5
每年石油桶数（百万） 620.5 912.5 912.5 912.5
每年收入（十亿$） 3.9 22.8 22.8 22.8 72.3
低价位
每桶石油价格（$） 15 15 15 15
每天石油桶数（百万） 1.7 2 2 2
每年石油桶数（百万） 620.5 730 730 730
每年收入（十亿$） 2.3 11.0 11.0 11.0 35.2
高价位
每桶石油价格（$） 30 30 30 30
每天石油桶数（百万） 1.7 2.5 3 3.5
每年石油桶数（百万） 620.5 912.5 1 095 1 277.5
每年收入（十亿$） 4.7 27.4 32.9 38.3 103.2
最后，如果稳定取得成功，这个国家的经济不仅得以增长，而且美国对伊拉克的出口也将增长，如同20世纪40年代后期德国和日本发生的情况一样。有些人批评小布什政府将伊拉克基础设施重建工作的合同授予美国公司，并对此表示不满。相反，他们应当庆祝这个事实，伊拉克战争后的政策已经在为美国的一些工人创造就业机会了，因为美国虽然有愿意偿付前宿敌留下的债务的政治雅量，但如果不能让美国人得到实惠，政府就会很快丧失公众的支持。军事占领的算术题并非像有的激进的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零和博弈的游戏，他们坚持认为在伊拉克花的每一美元都意味着美国学校和医院就少了一个美元。恰恰相反，伊拉克的胜利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不仅只对那些冒险接受该国重建合同的公司有利。
大炮与黄油
因此，并不是政权更替政策以及国家重建的成本给美利坚帝国造成了过度扩张的威胁，而是国内的消费导致的。美国经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依赖于消费和信用——不管是在公众还是私人领域。因为美国的外部实力基于其经济力量，由此便产生了矛盾。从传统上讲，任何帝国都面临着在大炮和黄油之间（即军费开支及国民消费之间）作选择的局面，并会被债务所限制。但是美利坚帝国又需要消费来刺激它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了，美国的军费开支也就容易解决。而且，为了维持消费的增长，它能够借到史无前例的巨额资金。这是一个既要大炮也要黄油的帝国。
这个矛盾绝妙地体现在高机动性多用途轮式车辆上，用另一种表达方式便是众所周知的悍马汽车。其最初的车型是1979年由AMG公司设计的，作为美军个人轻便运载工具来是用的，现在它已经成为美国几乎在所有有军事部署的冲突区域巡逻的运输工具的选择。然而，悍马也可以为消费者所承受。自从其民用生产权于1999年被出售给通用汽车公司之后，悍马已经开始以各种非军事色彩的外表出现在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开始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悍马是用于军事征服，还是消费用途上呢？答案是，两者皆是。实际上，从其一加仑油所能行驶的低里程数（平均为11英里/加仑）及其巨大的体重和宽度上就可以为美国肆意挥霍原油的行为提供一个很好佐证。
有些人当然会说，为了使加利福尼亚的悍马所使用的汽油维持在较低的价位，伊拉克需要悍马来维持治安。但是，这又一次夸大了石油在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战争的决策中的重要性。大炮和黄油帝国的悖论也可以通过小布什总统当选以来，两家美国公司的经济命运的对比来作诠释。那些2000年末投资油田工程公司哈里伯顿的人们寄希望于该公司受益于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结果却大失所望。在2003年11月之前的3年时间里，公司股价下跌超过1/3，而且它不能在激进的中东政策中获取很大利益，这些政策都是这家公司在决策层的朋友们所支持的。相比较而言，2000年末购买沃尔玛股票的投资人，其资本收益则达到了1/5。用严格的经济学观点来看，投资于传统的消费品公司的收益被证明比投资于想象中处于军事—石油联体核心的企业的收益更大。
日益增长的个人消费的重要性在美国经济增长中成为过去的40年时间里最为瞩目的发展。以GDP百分比来表现，它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62%左右上升到2002年的70%左右。其必然结果便是银行储蓄的下降：个人储蓄率从1959年的9%下降到1992年仅4%，并在接下来的11年时间里维持在这个水平。实际上，美国人通过借钱来为绝大部分的消费增长提供资金。家用部门的信贷市场债务从20世纪60、70年代占44%的GDP上升到2002年的78%水平。
也不只是普通美国人在靠着贷款来抵消他们在消费上增长的开支。由于不景气、战争和税收的削减，联邦政府承认，2001年所预测的3 340亿美元预算赢余到了2003年7月已经变成了至少4 750亿美元的赤字。这个数字着实让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毕竟，克林顿政府执政期间，国会预算办公室所规划的财政预算精打细算，所以结余至少还看得见。然而，这些规划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不管通货膨胀或是经济增长，一年到头，联邦政府在每样事上完全按规划数额消费，除社保、医疗和其他各种福利以外。同时，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也信心十足地假定政府的税收将实现每年约6%的增长。2001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认为，为抵制通货膨胀而作调整的支出已不再有效。这个调整把2002年—2011年所预计的赢余从6.8兆美元降低到5.6兆美元。但这个数字与接下来发生的未曾预料的事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两年之后，在经历了不景气、巨大的税收削减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的10年赢余跌到了200亿美元。然而，国会预算办公室仍然预测在中期阶段里，公众手中的政府债务将有所下降，在未来10年时间里从35.5%的GDP下降到16.85%。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国会预算办公室很方便地假定，调整通胀的支出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即便当经济增长的时候，也将保持固定不变。事实上，自2003年9月以来那些政府采购，包括额外的军事及安全成本已经上升超过经济产出增长速度的两倍。2004年，国会预算办公室已再次修改了它的预测为2004年赤字接近5 000亿美元。2002年到2011年的10年时间里，先前的赢余变成了2.7万亿美元的赤字。这个数字比国会预算办公室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之前所预期的多了9 500亿美元的新债务，而时间仅仅过去了4年。
然而，即便是国会办公室最新的规划仍很大程度上低估了联邦政府的负债规模，因为其“底线”只是以政府债券为形式的部分债务。
美国人喜欢有安全保障。但是他们喜欢的社会保障超过了国家安全保障。他们所关注的是年老和病体所带来的危险和意外，那被证明是他们国家财政过度扩张的真正原因，并非由于他们过度关注恐怖主义和“邪恶轴心”所带来的危害。今天，隐性的财政危机并非出于过度的海外军事负担的结果，而是早先的社保法律（其中一些法律可以追溯到罗斯福的新政）与美国社会人口变化之间长期失调的关系所导致的。
2007年之后，战后第一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开始享受社保福利了，人数大约在7 700万。2010年之后，他们将开始享受医疗福利。到他们退休之时，据一位官员估计，美国的老龄人口规模将会翻番，但支付其福利的纳税人的增长率还不足15%。经济学家将政府对支付现在以及未来养老金和医疗福利承诺看成政府“隐性”债务的一部分。但这些债务丝毫不亚于政府债券本金加利息的总量。实际上，从政治角度看，拖欠债务可能要比停止支付社保及医疗福利容易得多。没人能肯定政府会首先放弃哪一个，但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隐性债务和显性债务比较起来，后者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这些隐性债务的规模在2003年一篇由贾格迪什·戈卡莱和肯特·史密特斯写的论文里被揭露出来。贾格迪什·戈卡莱是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的资深经济学家，而肯特·史密特斯是美国财政部负责经济政策的副助理部长。他们在文章中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假设今天政府到手了未来预期会收到的所有收入，但在今天，他们不得不用这些钱来偿付所有承诺过的未来的开销——包括外债偿还，那么美国政府未来所能获得的所有收入的贴现现值是否足以抵消它未来所有支出的贴现现值？答案是非常明确的：无法抵消。根据他们的计算结果显示，其缺口高达45兆美元。用透视法来看这个数字，它是公众所持有的现在官方债务的13倍，是这个国家年产出的大约4倍。戈卡莱和史密特斯还问道，要有多少税收或是削减多少开支（在当即和永久的基础之上）才能产生按照现值计的45兆美元。他们提供了四种备选答案（见表14）。政府可以从今天起增加69%的所得税（个人和公司），或是提高95%的薪资税金，它还可以削减56%的社保和医疗福利，抑或是将政府自由裁量的支出的总和降到零。
表14 为取得美国财政政策总平衡所要求的税收增长或消费削减的百分比
政策 百分比改变
增加政府税收收入 +69
增加薪资税收 +95
削减政府购买 –100
削减社保及医疗 –56
另一个表达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如果政府对以上四项政策一项都不执行的话，将我们自己一生的税收负担同下一代人一生的税收负担进行比较——因此有专门术语被用来形容此类的计算：“世代会计法”——此类账目隐讳地显示，不幸出生于今天美国的人比起20世纪40或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来，整个工作生涯中将要承受非常高的税率，可能是其父辈或祖父辈的两倍。虽然布什政府削减了税收，但是今日美国人的税收负担依然很高。因此，退一步说，将下一代的税收提高现在的两倍的想法似乎只能是美好的梦想。
然而，这些数字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并非由于这些数字所基于的计算数据出了问题，而是因为这些数据难以被美国人接受。说得直白一点，这个消息太糟糕了，几乎没人愿意相信那是真的，但并不是说人们要完全遗忘这个问题。这是不能回避的常识问题，美国人的寿命变长了，老年人比例不断上升，这一部分的支出将会变得更加昂贵。人们只是没有意识到有多昂贵。美国人的一个通常的反应是，这些经济学家政治上另有企图，因此他们将预设的假定通过计算，描绘出一张最黑暗的图画。但现实是，戈卡莱和史密特斯的研究是受保罗·奥尼尔的委托，当时他还是财政部长。而史密特斯当时也在财政部，戈卡莱在联邦储备委员会。此外，戈卡莱和史密特斯的数据并不属于最糟糕的一种预测，这些数字是基于官方对于未来医疗保障与寿命增长的乐观估计而作出来的。在美国历史上，每名受益人所享受的实际医疗保障福利的年增长率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2.5个百分点。但是官方的预计只假定未来只有1个百分点的差异。（他们还乐观地假定，美国人要达到现在日本人的长寿水平，还需50年时间。）如果用稍有不同的假设来计算，财政失调的总额甚至还可能会大于45兆美元。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像这样令人不愉快的财政算术会受到排挤，没人会对此感到惊奇。精神正常的总统候选人是不会以“增加2/3的税收”为竞选口号的。也不会有哪个有理性的当政者会愿意将社保及医疗福利减半。由此，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进行假设，短期之内是不会有解决这个世代失调问题的办法的。不幸的是，这意味着问题将会变得更糟糕。根据戈卡莱和史密特斯的观点，如果财政政策到2008年仍然维持不变的话，所得税将不得不再提升74%以缩小两代人之间的差距。换言之，世代会计法的算术暗示着在未来某一天，美国不得不考虑财富分配的问题。政府迟早得降低其开销或者增加其税收收入。很遗憾，小布什政府对于这个潜藏的财政危机所采取的办法似乎应了列宁的一句旧口号：“越糟糕越好。”面对扶摇直上的赤字，总统和他的一班人马仍然在国会力推三项重大削减税收的措施。政府官员们有时还为这些举措作辩护，说它们是经济活动的刺激因素。这正是“巫术经济学”的版本，曾几何时还被前任总统的父亲讽刺挖苦过。然而，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此表示质疑，不单单是因为这些削减税收政策的主要受益人是一些富人。
实际上，世代交接出现失调的一个可能的财政解决办法已经在英国得以实施，很简单：就是在通货膨胀全面爆发之前，废除允许福利权利上升的机制。1979年，新当选的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认真地改革了长期以来建立的基本国家养老金制度，该制度是根据两个指数，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收入指数中较高的一个指数每年增加。撒切尔的第一次预算修正了规则，从而使得养老金的增长幅度只根据零售价格指数，打破了其与平均收入指数的关联。因为1980年之后，收入的增长幅度远高于通货膨胀，在很短的时间里，政府财政的节省量便十分巨大。长远来看，节省甚至更大。今天，英国短期的公众养老金债务比大多数欧洲大陆的政府要小得多，到2050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在意大利为70%，法国为105%，德国为110%。撒切尔的此项改革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使英国成为在世代账务上没有重大漏洞的主要发达经济国之一。
按照美国现在的情况，必须采取重要措施将医疗保障的支出控制住，因为这一块是45兆美元的预算黑洞的罪魁祸首，仅这一项便占到82%的份额。每年仅削减每个受益人付款增长率0.5个百分点，就能从45兆美元的长期预算缺口中剔去15兆美元。给医疗保障支出的增长定一个上限是一定有办法的，同时又不危及为相对不是那么富裕的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障服务的能力。很不幸，由小布什总统提议并于2003年国会通过而且生效的，对处方药物成本实行补贴的医疗改革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第二项政策选择是对社会保障实行私有化（现在正在被认真考虑之中）。
这两项政策中，有一项能够实施吗？ 由于美国老年人的政治组织以及日益增长的自我意识在不断加强，所以看起来是不太可能的。社会保障有时被称为美国政治家的第三根扶手，因为触碰这个议题的政治家如果建议对福利实行任何形式的削减，就会遭到来自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的猛烈政治攻击。美国退休者协会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验牢记于心，该机构已经出资进行了一项研究，确定美国政府如果用养老金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来替代养老金和工资之间的关系将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它得出的结论是，同价格指数挂钩将导致平均替代率（即福利收入占退休前收入的百分比）在75年的时间里下降一半，从而“根本上”改变工人工作所作的贡献与他们所得到福利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今天的老年人对75年后的退休金水平如此关切，实在令人不解。然而，这个结论不仅在退休人群中引起共鸣，而且还在即将退休的人群中引起了共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年龄，保护未来利益比起降低他们当前工资税收对他们而言更加重要。实际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加入了美国退休者协会，该协会最近发出的会员申请表格对它的50年历史表示祝贺。只要人们对于老年待遇的态度保持不变，只要退休人员以及行将退休人员拥有强大的组织，要对美国现行福利体制进行激进的改革——从而达到政府财政的平衡的目的——看来只能是遥遥无期的。
走向临界
传统的智慧预测表明，投资政府债券的投资者和商人如果预期一个政府的财政政策的失调会不断增长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抛售那个政府债券。人们是很有理由这么做的。现行收入和支出之间不断加大的缺口通常以两种方式来填补。第一种是通过出售更多的债券给公众。第二种就是通过不断印制货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要么会导致债券价格的下跌，要么是利率的上涨，而利率的高低是人们是否购买债券的刺激因素。这个刺激因素当债券的本金加利息的实际回报受到债务拖欠和通货膨胀威胁的时候，必须变得更大。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越高，利率也会涨得越高，因为没有人希望借出资金，收回的是却是实际价值因商品价格上涨而下降的钞票。现行的财政政策对预期的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市场反馈的力度很大。如果金融市场判定一个国家已经破产并要发生通货膨胀，它们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会使得这个结果更有发生的可能。他们通过抬高利率以提高政府借债融资的成本，因而使其财政情况变得愈发恶化。更高的利率也会抑制商业活动：公司不再贷款，并开始裁员。随之相伴的经济不景气便会降低国家的税收收入并将政府逼入一个更深的财政黑洞之中。在绝望之中，政府便开始印制钞票，并通过银行体系借给私营部门。增加的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而且市场所假定的通货膨胀率变最终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因此私营部门和政府发现自己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如果政府不印钞票就能够说服私营部门付钱的话，利率还会维持在低水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利率就会上升，政府就有可能被迫提前印制钞票了。
因此人们预期戈卡莱和史密特斯研究出来的数字可能会导致债券价格的暴跌。但当他们的研究面世时，金融市场却鲜有反应。实际上，十年期的国库券收益已经向下调整了20年。1981年的时候，上升到最高峰，超过15%；到1994年的时候，超过8%；到2003年6月中旬，45兆美元的财政缺口数字出现在《金融时报》头版后的两周里，收益的数字保持在3.1%，这是自1958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点。6个月之后，仅仅1%。
对于这种明显不合逻辑的推论，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债券商发觉自己陷入了与他们做股票买卖的同行五年前所经历的相似的困境。那时，华尔街上几乎每一个人私下里都认为美国股市，尤其是科技股票的定价高得有些离谱了，多数经济学家也公开承认这一点。1996年艾伦·格林斯潘作了著名的宣称，认为股市正遭受着“非理性亢奋”。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一大批经济学家力求解释美国公司的未来效益不大可能高到能够支撑股市的价值，但股市仍在继续上扬。直到2000年1月，泡沫才开始破裂。债券市场随后也许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正如投资人和商人知道多数互联网公司永远不可能赚到证明其1999年股价为合理的利润，2003年的投资人和证券商也很清楚政府的收入不能长久承担政府债务利息和政府隐性债务产生的转移利息。但是，正如炒股票的人坐了五年牛市的精神囚犯一样，债券市场的参与者在2003年也成了20年期债券牛市的精神囚犯，市场长期国库券价格已经上涨了2.5倍。大家都知道会有一个“回落”，但谁也不想成为退出市场的第一个人——而且害怕坐着冷板凳看牛市继续上涨一年。2000年1月到2002年10月间，当“非理性亢奋”让位于理性的低沉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几乎38%。很容易想象，在2003年中，债券市场也会有一个相似的回落。
为了使金融界的事情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作家们通常调动自然界的想象力：“泡沫破裂”、“熊赶走了牛”。美国潜藏的财政危机如此巨大，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在财政范畴里，可以用完美风暴（即完全释放出能量的风暴）来形容——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用完美地震来形容；也许还可以用完美的森林大火来形容。不管用何种方法，自然界提供的不仅仅是文学色彩层次的东西了。财政过度扩张的力量确实与自然灾害的力量有很多相似之处，就好像一场真正的大地震。我们只能够知道，一场大的财政危机将要发生。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它何时会发生，或者这场震荡的规模有多大。用专门从事研究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的科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我们被迫静观我们的财政体制何时进入“自我维持的临界点”——换言之，当它达到临界点时，如何通过戏剧般的速度和力度，从一个均衡状态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的局面。
这个现象最简单的例子就好比你试图做往沙石堆上添加沙石的试验。如果你在沙石堆顶部继续放置沙石，每次往沙堆上加一颗，沙石堆的高度会在一段时间之内持续增高。然后，突然之间，沙石堆倒塌了——人们没有办法知道是哪一颗沙石导致了沙石堆的坍塌。坍塌的发生是当沙石堆的高度趋于临界点的时候所发生的。与此相同的是，构成地壳的其中一个沿着断层的板块一旦太过频繁地挤压另一板块就导致了地震。现在把这种情况放到哺乳动物世界当中，与沙石颗粒不一样的是，它们是有意识的。设想一群牛在静静地吃草，这时来了一个人，带着他那条没有接受良好训练的狗路过草地。起初，周边的一两头牛发现了他，然后又有两头注意到了他们——它们起初只是感到有一些紧张。但当那条狗狂吠起来，突然间牛群才因受到惊吓，狂奔起来。狂奔便是那些哺乳动物因受到惊吓而产生的自我维持的临界点。
那么谁又会吓到那些靠买卖长期美国债券维生的哺乳动物呢？此处的沙石堆是由数百万个人的市场预期所组成的。一点一滴的坏消息就像一颗颗的沙石一样，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地落在我们身上。正如沙石堆一样，当坏消息的重量还未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稳住一段时间的。直到这些坏消息不断累积到某一时刻，足以彻底改变我们的根本期望。有一天，事情发生了——也许就多那么一条坏消息——便引发了从平衡进入自我维持的临界点的转变。因而，所有的一切便依赖证券商和投资人对政府如何应付45兆美元的黑洞的期望，以及今后会发生什么改变他们的期望的事情。于是，债券市场可能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一旦绝大部分的债券持有人意识到政府的隐性以及显性的债务太高，以至于它无法用传统的财政政策来应付，并且，政府只剩下印制钞票来支付账单这一条出路，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时，他们便开始低价清仓了。引发这种期望的变化通常只需要一则坏消息便可以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