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看来，上述的情景是合理的推断。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与过去发生的一些事件十分相似。虽然证券商很少有人会拥有历史学的学位，但他们记得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债券产生的高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先前10年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所导致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并不是由财政危机导致通胀结果的唯一历史先例。陷入财政困难的政府通常都会诉诸印制钞票，因为这样做可从三方面得益。第一，它们可以用本身毫无价值的纸张来交换实际意义上的货物和服务。第二，通货膨胀可以使官方债务的实际价值得以下降。第三，如果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被拖欠了，或只是根据通胀作了部分的调整，那么通货膨胀将降低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其他的政府转移支付也存在同样的情形。
然而，人们有理由对新通货膨胀的概念产生怀疑。首先，今日的美国承受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期间产生了生产能力超负荷，投资者表现出失败之后的踌躇和迟疑，消费者对于失业的忧虑——所有这一切意味着2003年中美国经济只有一个部门还是有活力的，那就是住房市场。原因很简单，购房抵押贷款率达到了两代人以来的最低水平。2003年4月，彭博财经电视台的一则重要新闻形容通货紧缩为“2000年初威胁市场和经济的妖魔鬼怪”。一个月后，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前所作的陈述中承认有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反对较高通货膨胀的第二条论据则更为实际：在联邦政府的45兆美元的财政失调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可以通过上述方式发生的通货膨胀得到减少。首先，大部分政府发行的可交易的债券是短期的债务。事实上，足足有1/3的债券是一年期或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到期了。这就使得通货膨胀的发生愈加困难，当政府试图重新发行这些短期债券的时候，如果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值高，政府就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率。其次，社保福利通过每年的通胀指数的调整受到保护。医疗福利也得到有效的保护，免受通货膨胀的困扰，因为政府毫无疑问会付清所有的账单。第三，政府工作人员是不太可能坐视商品价格超过自己的工资的上涨幅度的。基于上述的这些原因，重新启动20世纪70年代的那一套做法，实际上并不能解决联邦政府的财政问题。
然而，还有另一个更为极端的可能性。债券市场担心的是政府对于显性的、可交易债券的拖欠，而不担心诸如社会保险之类的隐性债务。政府对不可交易债券的拖欠可能比较难以想象，但历史上确有先例。在旧制度下的法国王室，最大的财政负担并不是以债券为形式的，而是好几万官员的薪水。这些人只是购买了政府的闲差，希望政府支付他们终身工资作为回报。在当时的体制中，降低这些隐性债务的所有努力和尝试都失败了。只有当大革命爆发之后（我们或许可以说，革命是这个君主国家财政危机的一个直接后果），这些官职才被废除。那些官员们通过新纸币的现金支付形式得到补偿。几年之后，由于革命政府滥印纸币，这些钞票变得毫无价值。换句话说既得利益集团抵抗必要的财政改革的结局，很可能是遭受革命带来的更加沉重的损失。
那么，也许保罗·肯尼迪把今天的美国同大革命前的法国作类比并没有什么错。波旁王室的法国，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有着可夸耀的宏大帝国，但最终因为奇特的过度扩张而功亏一篑。并非是海外冒险导致了波旁王族的失败。实际上，路易十六的最后一场海外战争是为了支持造反的美国殖民者，并在战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法国的过度扩张来自于内部，其核心是一个隐性债务的黑洞。同样，美国这个不愿言明的帝国的衰落也不是由于大门口的恐怖分子或是支持他们的流氓政权，而是国内福利政策所导致的财政危机。
这种财政危机当然并不只是美国面临的问题。它甚至更严重地折磨着世界上的第二和第三大经济实体。但是，日本和德国都不再觊觎全球霸主的地位，因此它们的经济衰落到老年时代并没有什么战略意义。而美国就不同了。正如吉本所说的，一个衰落帝国的财政状况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负债的帝国
然而，美国财政问题的严峻程度以及它显露出来的时机不能单单与美国人的市场预期联系在一起来讨论。这是一个资本流动的全球化的世界，所有美国外交政策的动议都不能够脱离一个关键的事实：美国是一个负债帝国。
虽然历史上已有先例，但这也是异常的而不是常规的事态。在欧洲帝国的鼎盛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大国一般是债权国，并将自己大部分的储备投入殖民属地的经济发展之中。霸权，简而言之，也意味着霸钱。一百多年前，当上一个伟大的英语帝国驾驭世界的时候，资本输出是其权力的基础之一。1870到1914年间，平均每年从伦敦净流出4%到5%的国内生产总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了惊人的最高值：9%。这不仅仅只是英国存款从本土到海外的特别转移，它也体现了想通过在今天被称之为欠发达的国家的投资，即商业基础设施（码头、铁路和电报线路）的建设来改变全球经济的卓越努力。不管在其他方面存在的毋庸置疑的缺陷，英国霸权的一个有益之处在于，它鼓励投资者拿自己的钱在那些国家作风险投资，这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里的投资人来说，是极不情愿的事情。
并不只是英国人才有这种投资癖好。20世纪上半叶，当美国人一次次地出现在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欧洲和亚洲的时候，它是有能力推行“美元外交”的，因为它那时是一个巨大的净资本输出国。到1938年的时候，美国海外资产总值达到了111.5亿美元。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为胜利者提供了资金援助，也为战败国和平时期的重建工作提供了巨额资金。众所周知，美国资本输出的最著名的例子是马歇尔计划，它是以美国政府无偿向海外政府转移资金为显著特征的。而美国的私人海外贷款，在接下去的20年时间里继续为世界经济的恢复添加动力。1960年到1976年间，美国的经常性账目的盈余接近600亿美元。
那些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即便美国英勇无畏地颠覆了一个又一个的流氓政权之后，它还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自1982年以来，这个国家的经常性账户的赤字总数几乎接近3万亿美元。2002年，赤字达到GDP的4.8%的水平；2003年还要上升。一项估计表明，2003年海外对美国的债权总计高达8万亿左右的金融资产，包括所有股票的13%和24%的公司债券。这个国家的国际投资地位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净资产从相当于1980年GDP的13%的水平变成了2002年23%的净负债。2003年3月，《华尔街日报》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对外资上瘾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不仅适用于私营部门，还更多地发生在政府部门。根据美联储2003年9月的估计表明，海外投资人目前持有46%左右的美国政府的债券，而且是在私人手中——这是他们十年前手中所持债务比例的两倍。这些异常的外债水平通常更多地与新兴市场有关而不是与帝国有关。实际上，巴西的净国际债务现在已经比美国低了。2003年4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肯·罗格夫说他会“非常担心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漏洞百出的经常性账户连年出现赤字亏损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或者还要多，打印预算数字的墨水迅速由黑变红。当年的赤字对GDP的比例超过5%，而且还有没完没了的政府债券的成本支付。”当然，他很快地补充说，美国“不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但是“这种算术对美国至少还是有一点点适用的”。依笔者之见，也许还不止一点点。
倘若美国国内的政治僵局一定会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导致一连串的赤字，那么很大程度上便要依赖海外投资人吸纳发行量不断增加的美国国库券的意愿。有一种观点认为，没有必要担心这个结果。有那么多的海外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其原因就是美国经济是全球增长的发动机，海外投资人要的只是“从中得利”。然而，当海外投资人向美国投资时，他们似乎愿意接受比美国人投资海外所要求取得的报酬低得多的回报。结果，许多海外投资人并没有购买美国那些充满活力的公司的股票，他们主要是对购买政府债券感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债券的绝大部分实际上是东亚地区的一些中央银行所持有的，并且其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之中。这些银行不断地大量买进美元资产，是为了防止它们自己的货币对美元升值。2003年4月到2003年8月间，中国内地中国香港的中央银行购买了960美元的亿美国政府债券。日本中央银行在这一方面同样十分积极。
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样做可以不用担心失手，因为亚洲各中央银行这样的安排，与最大的借方有相同的利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该国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人的消费倾向和中国人的储蓄倾向之间存在一个极佳的对称。正如图13所示，中国基本上扮演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即把自己的盈余储蓄导入美国经常性账户和财政赤字之中。但是美国为了其经济的稳定（说得更准确些，是为政府每年约4%的借款提供资金）而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银行的这样一个事实，其战略内涵又是什么呢？
图13 净国家储蓄所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比
中国、日本和美国，1982年—2001年
可以从两种途径来思考亚洲储蓄者与美国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一种是从传统上的债权人比债务人更具优势的角度来看，这样做使得亚洲人比美国人的优势更大。如果发生对于某项外交政策意见不合时——人们会立刻想到中国台湾问题和朝鲜的例子——中国人就会考虑通过卖掉几十亿美国债券以降低其受美国经济的影响，那样就会对美元以及美国的利率产生压力。然而这样一种常识性推理忽略了一点，采用这样的策略会使中国人自己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因为人民币的升值会立即对其出口行业造成冲击。也会对他们的经济造成强大的全面通货紧缩效应。而且，更重要的是会给持有美元资产的中国机构带来严重的损失。亚洲地区的银行的运作方式通常是持有美元储备而长期出借他们的本国货币。美元的贬值会倾覆中国的银行体系使其陷入危机。
问题的症结在于，亚洲和美国的经济关系并不对称。20世纪的历史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处于特权地位，其货币成为并一直保持着世界首选货币的地位。自从1945年以来，美元比其他任何一种货币都更多地在国际交易中成为指定的交易货币，这就使其成为央行储备的首选货币。一个世纪之前，英镑也享有同样的地位。但是英镑严格地与黄金挂钩，正如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年代里，用不同的操作方式达到同样效果一样。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曾抱怨美国滥用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印刷机的地位，但只要美元与黄金挂钩，那么它的这种滥用其程度还是有限的。只有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美元变成了纯粹的不兑现货币，其供应量由美联储说了算，完全不考虑与黄金的可兑换性，美国才真正能够利用美元对外国人的独特吸引力。自那时起，美国周期性地从外国人手中特别征收一种“货币铸造税”，当一种货币从持有者手中转移到该货币发行者手中的过程中，那种货币的实际价值便自动减少了。美元贬值已经成为美国人定期用来达到降低其外部债务的实际价值的工具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尤其突出。世界上没有其他的经济实体能像美国一样从货币贬值当中收获如此多的好处。进口变得更加昂贵了，但这个损失不仅可以从促进出口中得到抵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损失还可以从美国外部债务的实际价值的降低得到弥补。
不久以前，美元在世界外汇交易市场上急速下跌，这种现象过去只发生在1985年到1987年间。2003年下半年可能会看见类似贬值的开始。虽然美元的实际的贸易加权汇率略有上升，但其名义汇率自2002年2月以来对欧元已经下跌了超过2/5。这就提出了前一章节触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是否会受到欧元的挑战？ 重新再提这个问题是因为自从新的欧洲货币创立以来，国际投资者已经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有价证券投资领域，欧元被广泛认为是以美元结算的资产的替代物。诚然，欧元区的经济表现跟美国比起来看似处于停滞状态。从另一方面来看，欧洲不愿打仗，使他对投资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即便当正义在他们这一边的时候也是一样。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热情也明显低于美国领导人。这一切都有其隐蔽的利益。对于投资者们而言，毕竟，投资避风港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安全性。
不管怎样，小布什政府有时对债主并不感恩戴德。如前所述，中美之间的关系决不是基于中国人的利他主义行为。中国人购买美元的债券并非要帮助乔治·W·布什摆脱困境，而是要维持住他们自己货币对美元的汇率，以此保住他们的产品在美国消费者眼中的竞争力。2003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1 050亿美元。这种状况发生的真正原因是——实际上，是整个中美互相依赖关系的关键所在——正如我们所见，中国人的家庭收入中的储蓄的比例远大于美国家庭。但对于那些处于中国廉价产品竞争压力之下的美国公司而言，很轻易就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正在不公平地削弱美国公司。这就解释了2003年间，华盛顿在面对不断上升的压力时，既要重新评估人民币相对美元的价值，又要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再作评估。
至少有两方面理由可解释为什么这样的举措是不明智的。首先，再次重申一下，美元的贬值会给中国金融机构带来重大后果。许多金融机构是以美元为储备，但其拥有的资产是以人民币结算的。其结果是通货紧缩将席卷整个中国经济。其次，采取反华措施将会伤害美国公司，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现在对华直接投资，以利用其廉价而相对高质量的劳动力与明显稳定的体制环境的组合优势。海外直接投资现在总计高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是自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以来从未达到过的水平。
长期低利率是美国财政调整延期的关键所在。只要可以在略微超过4%利率的基础上获取海外提供的资金，就没有必要在医疗和社会保障上找政治上的麻烦。然而，低利率的代价便是美国不能指望美元贬值了。美国必须得忍受实际汇率保持不变，甚至有所上升，因为它亚洲的贸易伙伴正在不断买入美元面值的债券，就是要将名义汇率维持住它们原有的水平。那么，世界仿佛多多少少达到了一个平衡的状态。然而，在历史上，平衡总是会被打乱的。1914年之前的十年里，在许多观察家看来，经济上互相依存的英国与德国两大帝国之间要发生战争似乎不太可能，也许根本不可能，但战争还是爆发了。1929年10月在华尔街股市泡沫破裂之后的几个月，美国似乎要经历的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萧条。1930年6月实施生效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却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大衰退。
谁也无法知道什么事情会促使2003年的平衡状态向非常不同的方向转变。可能会是国内民众对于福利体制的担忧，也可能是东亚的核心战略的改变。同样，谁也无法知道这个转变何时会发生或者转变会有多大。好比一场地震，它的发生时间与震级有多大是无法预测的。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在哪些方面会有最严重的后果。我们不能轻视这样一种可能性（正如20世纪80年代所发生的一样），即美元的贬值对东亚地区的银行的打击就要比对美国经济的打击严重得多。如果中国步日本的后尘，由于美国古怪的经济政策而陷入通货紧缩的境况——美元作为世界首选货币的地位将肯定难以确保。今日美国和亚洲之间敞开的大门将会令人惊讶地突然关闭。
结论 乡思
我买下了它999年的使用权，
我却可以提前一个月取消所有的安排。
看起来在这个国家里，
房屋和合同都是灵活可变的。
吉亚卡摩·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第一幕
平克顿和施瓦辛格
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帝国，但它是一个奇怪的帝国。它的财富无比巨大。它的军事力量所向无敌。其文化影响之广令人称奇。但与其他帝国相比，它也通常要在本土之外强加它的意志，而它向海外国家输出美国体制的失败多于成功。
美利坚帝国在很多方面与上一个盎格鲁霸权国家怀着相同的渴求和抱负。虽然美国的建国源自对大英帝国的反抗及厌恶，它却继承了其母国的许多特征。例如，用辉格党的一个妙语来称呼自己——“自由的帝国”，同时，这个羽翼渐丰的共和国以惊人的速度在北美大陆中部推行了殖民化政策。如果同英国有什么区别的话，独立的美国人比起当年他们自己作为大英帝国臣民时，对土著人民的剥夺更加无情。然而，随着美国不断寻求在海外扩张其影响力，英美帝国之间的区别变得日益明显起来。1898年后，美国公开打出帝国主义旗号之后，其实际成果却是毁誉参半。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地铩羽而归，但在夏威夷和波多黎各收获颇丰。如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中那个薄情的海军中尉平克顿一样，美国的海外干预往往会历经三个阶段：激烈而热情的第一幕，心不在焉的第二幕，极度痛苦的第三幕。
只有当美国扮演一个反帝的帝国主义角色时——一开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对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然后在冷战中（更明智地）对抗苏联——美国才有足够的自信扮演秘密的帝国角色。即便在那个时候，美国的持久力也是有明确限制的。有限战争的原则导致了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撤退以及在越南战场上大败而归。自相矛盾的承诺也破坏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权。直到发生了一连串人道主义灾难以及2001年发生在国内的恐怖分子袭击事件，才重新点燃了美国民众对于一个更坚定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热情。即便如此，也得使用委婉的说法来作掩护，而且对它的帝国主义特性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否认。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美国侵略并攻占了许多国家。然而从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很少有国家建立微型的美国模式。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情况会不会好些呢？总统能否实践他所暗示的威胁，迟早会收拾“邪恶轴心”的其他成员，即伊朗与朝鲜呢？更不消说2002年5月加入这张黑名单上的古巴、利比亚和叙利亚了。还有去年11月被总统责骂的缅甸以及津巴布韦。
本书写作之时（2003年），简单地将秩序强加给伊拉克的做法被证明是相当困难的，即便有英国及波兰的协助也是如此。小布什政府在为期只有三周的战争之后，被迫要求联合国协助联合临时政府建立。要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就不得不作出承诺，加速将权力从英美联盟转交给当选的伊拉克政府。美国的权力在中东看起来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2003年6月，当乔治·W·布什访问该地区的时候，有些人曾表达了颠覆萨达姆政权以帮助打破中东和平进程的僵局的愿望，从而给叙利亚和伊朗发出了一个信号，他们对恐怖组织旨在摧毁以色列的行动的支持将不再被容忍。在巴勒斯坦领导层里支持温和派并鼓励生性好疑的以色列政府走美国“中东路线图”上的道路。然而，到了秋天，亚西尔·阿拉法特再次宣布执政，阿里埃勒·沙龙则围着巴勒斯坦聚居地开始建筑柏林墙的复制品，并且美国人第一次在以色列占领区域内成为恐怖分子锁定的攻击目标。与此同时，基地组织开始攻击一个美国誓言要保护的独裁政府：沙特王室。
其间，小布什政府在处理世界上所有流氓政权中最危险的朝鲜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平壤开发远程导弹以及涉及核武器、生化武器的研究（更不用说其庞大的常规军队了）明显对东亚的稳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2002年12月，朝鲜推翻了1994年一项关闭其核反应堆的协定，并将联合国的监查人员驱逐出境；2003年10月，朝鲜外务部的一名发言人有些含糊地威胁说要将“核威慑作为一种实力公诸于世”。美国能对此做些什么吗？显然不能。尽管，这个国家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民还依靠着美国的援助过活。这个令人生厌的小独裁政权以不受惩罚为条件公然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叫板，坚持主张他们要的不仅仅是一些新闻稿而已，他们是要与美国签订一个非常成熟的互不侵犯条约。
美国甚至在对其应负有历史责任的一个毫无希望的国家，利比里亚，派出一小支部队之前都犹豫不决。2003年8月，在该国要求美国干预的一再呼吁下，三艘舰艇搭载着约4 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水兵前往利比里亚。225名登陆的美军人员中有50名染上疟疾。两个月之后，美国人就全都跑光了。
像这样不热心的非洲冒险经历似乎印证了美国权力的局限所在。但是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些局限性呢？ 正如我们所见，从一个国家主要的传统考量——经济、军事和文化角度——来看，从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比今天的美国更为强大。近年来，它在取得对外政策目标上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小布什政府所谓的外交上的不称职。实际上，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我们所谓的“权力”是指什么，尽管我们常常将这个概念与另一些概念混淆起来——如财富、武器军备、以“软实力”获胜的方法途径。这其中的许多条件，它实际上都完全拥有，但还是为有限的权力所制约。实际上，那正是美国的困境所在。2003年10月，演员阿诺德·施瓦辛格当选加州州长一职给了人们关于美国权力性质的一个重要启示。在《终结者3》中，施瓦辛格扮演了一名肌肉结实且坚不可摧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的程序是为了保护一名要拯救世界的年轻人而设计的。影片充满了反讽的手法，虽然并不都是导演的本意。影片高潮的一幕是，这个终结者的操作系统崩溃了，它不但没有营救那个未来的救世主，还差点要了他的命。因为他原先的计划与这个自相矛盾的命令互相制约、相持不下，他头脑里“中止计划”的红灯闪个不停，几乎使其瘫痪。
这个终结者在三个不同的方面是美国权力的一个完美的比喻。施瓦辛格拥有相当于其一半年龄的人的体格，他本人没几年就要过60岁生日了。他决意要成为永远的“世界先生”，代表了一代人以其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永不变老的坚定决心——虽然他们是肯定要老的。终结者也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式英雄，原因很简单，这类英雄独一无二。综上所述，终结者提供了美国权力局限所在的例子，因为还没等他完成使命，他头脑里中止计划的红灯便已闪个不停。表面上看，阿诺德·施瓦辛格无疑是一个巨人，很难想象一名男性的体格看上去能比他还要强大。他达到了人体体格的极限，就好比美国达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极限一样。然而，他角色性格上体现出的三处缺陷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只是看上去无比强壮，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三个缺陷
在这本书中，我力图展示三个基本的缺陷及不足，它们共同解释了为什么美利坚帝国不像它的英国前任那么富有成效。它们是经济上的缺陷、人力上的缺陷以及三者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注意力难以持久的缺陷。
在四年的时间跨度中，美国分别在巴尔干、中亚和中东地区对三个流氓政权实施了军事干预行动。无论出于哪一种原因进行军事占领，或政权变更被美化成“国家重建”是出于哪一种企图，每次美国的入侵都导致了政权的更替。但是做成功这些事情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有多少美国人愿意去那些地方检查那些钱是怎么花的？美国民众对这样不仅伤财而且劳命的政策会支持多久？——即使在这两方面的数字都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
可能有办法在三个缺陷中的两个之间架起桥梁，至少短期内是可能的。正如我们所见，自从1985年以来，美国已从一个净国际债权国转变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了，其国际净债务现在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4左右。然而，那并非是发达国家出现过的最高水平。20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其海外净债务达到了GDP的60%，而新西兰则接近于90%。因为无论所得的回报多么之低，外国投资者对以美元计算的证券似乎显得贪心不足，因而美国很有可能继续对海外举债。毕竟，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同，美国可以发行以全球储备货币来计算的债务。
诚然，美国对海外资本的依赖是一种高空走钢丝的平衡动作。我们可以想象，海外期望值会发生变化，同时造成对汇率和债券价格的压力，更高的利率威胁美国经济增长的程度要大于低价美元带来的刺激经济的好处。没有人可以将美国财政肆意挥霍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即便美联储采取历史上最宽容的货币政策，仍然会遭遇日本式的通货紧缩而不是回到通货膨胀，尤其当美国消费者开始更多地进行储蓄并且努力降低他们的债务。两代人未曾经历过价格的持续下降，便会竞相将自己的行为调整到合理的方式。拥有大量房屋贷款抵押和消费债务累计的人将明显发现，如果价格在一年中下跌超过1%~2%，名义上较低的利率在实际中会上涨到令人痛心的高位。
然而，这种危机的代价在美国外部要比在美国内部更为严重。自1995年以来，全球产出总增长几乎60%来自于美国，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美国消费需求即便只是一个小幅度的减少，也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如果美国要使美元贬值，而且采取保护措施以抵制中国的进口商品的话，就会在全球经济范围内产生通货紧缩的连锁反应。一个通货紧缩的世界并不一定是灾难性的绝望世界，它可能更像19世纪的80年代而不是20世纪的30年代。最早的大萧条开始于1873年崩溃之后，并且一直持续到1895年。它经历了价格的下降比产出的下降低得多的阶段（在美国，产出仍然增加了两倍），虽然这个阶段里关税有所上升，但并不足以高到置全球贸易于死地的程度。如果这样的大萧条再度发生，美国潜藏的财政危机当然就不会消失。实际上，如果实际利率上升超过了实际的经济增长率，或者医疗保障成本继续上升而其他商品的价格下跌的话，情况就会变得更为糟糕。正如19世纪80年代的萧条时期，通货紧缩的输家很有可能用极端的政治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当下跌的价格挤压到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时，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就繁荣兴旺了，而白领和小业主通常会变成仇外的民族主义分子。这些事件曾经是20世纪中叶第一次“全球化结束”的先兆。从另一方面来讲，大英帝国由于维多利亚晚期的经济发展速度的放慢，其战略地位反而上升，这不仅仅因为它减少了其潜在对手的战略野心。当通货紧缩结束之后，德国人才开始建造他们的海军并开始他们的扩张主义的“世界政策”。一场经济大萧条对德国和中国的伤害远远大于它对于美国的伤害。
美国的人力资源的匮乏也并非完全不能克服。美国军队缺少有实战意愿的兵员，这令人难以理解，因为美国人口在以每年1.25%的速度增长，失业问题在经济复苏的状况下仍然固执地存在着（一项估计表明当前的失业人数大约在400万）。美国监狱的在押犯人超过了200万——即每142个美国居民中就有1个。如果把非法移民、失业者以及罪犯都加在一起的话，肯定有充足的生力军组成一支更为强大的美国军队的。毕竟，罗马帝国的扩张中，关键的一条就是它通过军队服役的途径，为非罗马人提供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机会。大英帝国殖民的主要做法之一就是运送罪犯的政策，即清空18世纪英国的庞大监狱，把犯人们装上船，送往澳大利亚。只要目标明确，复兴这样的草案未必不得民心。
唯一的一种替代方案就是要依靠国外的军队提供辅助部队。这也是有先例的。如果没有印度部队，大英帝国便会遭受长期人力缺乏的局面。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的那句名言，印度是“英国在东方海域的兵营，从印度我们可以想要调遣多少部队都成，而且不用付给他们工资”。战时的英国人十分依赖帝国辖地所提供的人力：他们分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英国部队提供了1/3的部队，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则为其提供了接近一半的部队人数。轻率地解散了伊拉克部队之后，晚到的L·保罗·布雷默开始意识到重新恢复这支军队可能是建立秩序和减少失业的上策，但已为时过晚。正如我们所见，2004年的美国所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求助于联合国或北约以获得增援。如果美国人自己不愿意充当维和者的角色的话，那么，他们必须向维和者们发薪水，必须对唯利是图的“国际社会”的雇佣军提出的要求达成协议。
然而，这三个缺陷之中，第三个可能是最难以克服的——即“注意力不能持久”。这看起来是美国政治体制中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且有可能使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为时过早地发出停止重建工作命令。使用“注意力短暂”这个说法并不是对美国的批评，因为这是体制上的问题。是政治运作程序阻碍深谋远虑的领导方式。已退休的安东尼·济尼将军的话是这么说的：
“军方不能控制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我们对世界的义务是什么？”我们虽然宣扬价值观、民主、人权，但却没有说服美国人民为何要为此支付费用……没有政治领导人说‘这么做是正确的’……‘那就是基本的问题……这些事情应当获得政治上的意愿和支持’。我们应当相信一点，一个稳定的世界对我们而言是更加美好的。如果我们有一项明确的政策和一个未雨绸缪的战略，美国将会给世界带来更巨大的变化。美国将能够尽早地进行军事干预，仗会打得更好。”
但是对于一个士兵而言，想象一个“未雨绸缪的行动战略”比一个当选的政治家要容易许多。美国总统只在办公室呆上两年半的时间，就要开始为确保其连任的成功，做积极的筹备工作。事实上，中期国会选举甚至能更早地使总统的大批立法提案付诸东流。实际上，美国的政治是在国家、州和地方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操作的。2003年夏，当一帮自我任命的业余政治家吵吵嚷嚷地要现任州长下台的时候，人们如何能指望加利福尼亚人民全心关注巴格达的国家重建问题呢？联邦政府本身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这是个事实。各部门间的竞争在多数人类的制度和机构中当然是常规，无论这样的机构规模大小如何。但在2003年里有好几次，国防部、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的合作完全消失了（就更不用说商业部、贸易代表、国际发展署代理和所有在理论上涉及“国土安全”的主管机构）。这使人们想起德国威廉二世时期的那种最糟糕的“多头”政治。美国总统的职务当然是由选举产生的，而不是世袭的官职，但近期的总统有时看似在以德国末代皇帝的方式在管理事务，允许并默认政策由交杂在一起的机构互相竞争来决定，而不是为了达成一种集体责任感。难怪，如此多的美国海外干预会带有间歇性，缺乏外交策略，同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一样没有效果。帝国主义的德国也实行了迈克尔·依格纳迪亚夫所谓的“匆忙的帝国主义”。它同样也对“速效”急不可待。
然而，跟帝国时期的德国所不同的是，美国宣称对获得新的“阳光下的领土”不感兴趣。它的对外征服不只是暂时的，甚至可以不被认为是征服行动。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学家J·R·希利曾讲过一个著名的笑话，说英国人“心不在焉地”建成了他们的帝国。然而，美国人在这一方面更胜一筹，这里的心不在焉已经变成了真正的视力缺陷。今天很少有在美国之外的人会质疑美利坚帝国的存在——美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这一点在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眼中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正如神学家和政治学者莱因霍德·尼布尔在很久以前，即早在1960年就注意到的那样，美国“为了避免承认（他们）实际上行使的帝国主义，颇有点偏执狂”。
“帝国的自我否定”是否重要呢？ 回答是肯定的。成功的帝国很少单独依靠高压政治手段，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言一定都有一些经济利益，即使只是为了收买本地精英人士的忠诚。但这种经济利益需要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帝国自我否定的问题在于，当它决定干预较小国家的事务时，常常容易犯两个错误。第一，可能会将不充足的资源分配给一个项目的非军事层面。第二，更为严重的是，容易在一个不现实的、短暂的时间框架内，试图进行经济和政治的转型。2003年，美国似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上都犯了第二个错误。美国政府发言人坚持声称（而且明显是在预计未来），只要一个民主政府能够建立起来，美国人便“一天也不会多待”。这无意中为当地人民与他们的合作制造了进一步的障碍。这些国家中无人会有自信心来支持美国的政策，因为美国一旦开始撤退行动，这些人将遭到“与美国人合作”的指控。“如果巴尔干的人民意识到美国人会待在那里的话，”约翰·沙利卡什维利将军在20世纪90年代末如是说，“那就太好了……为什么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长期驻军的建议（同对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占领相类似）会是一条罪行呢？这只能从政治方面找到答案。在今天的政治氛围下，美军士兵必须回家，而且越快越好。”
这两点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拥有非凡的军事实力的巨大经济体在海外实行政权变更政策时，会有如此令人失望的成绩。最糟糕的失败——在海地、古巴以及越南——综上所述，都是由于非军事目的的资源不足和缩短的时间框架的致命组合。如果美国在巴尔干、阿富汗和伊拉克也重蹈覆辙的话，便是一个悲剧，但并不会令人吃惊。
走向无极化？
靠信用卡消费，不愿意上前线，对旷日持久的战事渐渐失去了兴趣……如果所有这一切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惯于久坐的美国巨人形象的话（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一种战略上的“沙发土豆”——即只看电视，不喜欢运动的巨人），那么这个形象也许值得人们反思。根据身体质量指数的肥胖标准测试，可被归入肥胖的人口比例在过去的十年里几乎增长了一倍，从1991年的12%到2001年的21%。几乎2/3的美国男性被公认为体重超重了，而那些人中几乎有3/4的人年龄在45岁到64岁之间。换言之，现在每有一个超级身材的施瓦辛格就会有三个体型肥胖的弗兰克·坎农。国际间进行比较虽然有局限性，但我们可以看到，只有西萨摩亚人和科威特人比美国人更加胖一些。看起来，今天“白人的负担”主要是在腰围部分。
然而，不应该以此来为预言美国即将衰落的悲观主义者辩护，不管与欧洲有关还是与中国有关。“现实主义”者害怕从“单极”向“多极”转变的问题，但他们忽略了产生一个无能的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若是你喜欢用这个词的话：无极世界。那些依恋俾斯麦模式的大国均势的人们容易将国际关系看作磁体相互影响的作用场，较大的国家像吸引铁屑一样吸引着一些小的附属国，有时联合起来，但更多的时候便是互相排斥。但如果今天的大国失去了磁性，既丧失了吸引的力量又丧失了排斥的力量，情况会是怎样的呢？甚至连美国都越发关注起其自身的内部问题，战略上成了一块毫无生气的废旧铁块怎么办？从很多方面来讲，这已经成了日本和欧盟的宿命。一度的经济巨人，现在却成了衰老的社会和战略上的侏儒。
大国冲突的“不存在”在历史上是一个不为人所熟悉的概念。兰克在其1833年的经典论文《列强》中将16世纪以来的欧洲描述为一个又一个的帝国对霸主地位不停的竞标过程，每一个都被其他帝国成功地抵抗住了：首先是哈布斯堡王室，然后是17世纪、以及1793年到1815年间再一次取得霸主地位的法国。假使兰克再活90年，他会把1914年到1945年的德国也加进去。对兰克而言，欧洲的自然秩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极体系；大权由法国、奥地利、英格兰、俄罗斯和普鲁士所组成的五头政治所分享，每一个政府有其不同的帝国形式。当然，从1945年到1989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两极的世界中，兰克也许会对此表示震惊（尽管与他同时代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并不会感到吃惊）。世界按照两个大陆帝国一分为二，而它们则互相指责对方为帝国主义国家。接着，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看来已经建立了一个单极的秩序。然而，今天的跨国威胁诸如恐怖主义、核扩散以及有组织的犯罪——更不用说全国流行性疾病、气候变化以及水资源短缺——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协作上升到非同寻常的高度，而非相互间的竞争。单边主义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因为过分苛求的盟友比无形的仇敌更使人厌烦。但是一个单边的战略要战胜任何这些挑战，希望都很渺茫。要对所有这一切成功发动战争的关键就如同继续国际贸易一样取决于多国参加的机构。对于一个伟大的帝国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党人的“光荣孤立”政策，其实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是最危险的事情。过去同现在一样，一个伟大的英语帝国为了要获得其既定的目标的成功，必然需要与较小的（但非无足轻重的）一些国家协作。正如G·约翰·埃肯伯里所说的那样，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的胜利与国际机制的建立与推广是密不可分的，这些机制既限制了美国的行动自由，又使美国所行使的权力合法化。
再来考虑一下国际维和的问题。事情已经相当清楚，没有某些外国的协助，美国是无法在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的距离遥远的国家执行有效的维和任务的——也就是说履行国际警察的职责。维和不是美国士兵受训要执行的任务，他们看起来也没有多少兴趣来做这件事。而且我们也有理由假设，美国全体选民是不会容忍美国军队长时间暴露在“低强度冲突”的危险之中：检查站的人体炸弹、后街隐藏的狙击手，以及向巡逻队和车队开火的火箭筒发射的榴弹。由于美军缺乏大规模的兵员补充，一个明显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便是继续成功的先例，即与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共同分担维和使命——尤其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他们对外援助的预算相对比较慷慨，而且他们仍然采用大规模的义务征兵制。如果这些军队不被用于维和任务的话，很难想象这些士兵有何用武之地。欧洲现在已经宣称在其疆界内实现永久和平，而且它也不会再受到俄罗斯的威胁了。
罗伯特·卡根那类人把欧洲人看作是阅读康德著作的维纳斯（即金星）——这是与美国的阅读霍布斯（以及克劳塞维茨）的火星人相对应的概念——但他们忽略了冥王在国家重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战争与爱都是必要的，但是所有的帝国都得依靠金钱的支撑。没有对法治和社会稳定的相当巨大的投资，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的国家的发展就将停滞不前，也许国家还会分崩瓦解。除非美国根本上做好准备改变其对于低强度冲突的态度，否则除了与更为慷慨的欧洲人合作之外，别无选择。单边主义就像孤立主义一样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实际上，它也很少成为一个帝国在现实中的选择。
真正的危险在于，大国间的合作容易垮掉的原因并不是美国和欧盟之间的竞争关系，而是双方都缺乏在其疆界之外采取行动的意志。这些庞大而复杂的实体的内部矛盾很容易分散他们对“失败”国家和“流氓”政权问题的注意力。有些人会说，这样一种施宾格勒式的西方的衰落会带来一个权力真空，只有崛起的亚洲大国可以填补。然而，那些把中国看作是未来霸主的人们可能会发现，中国也存在太多问题亟待解决和处理，虽然这次是向市场经济迈进。同样，那些把伊斯兰看成是文明冲突中西方世界的主要仇敌的人们也会发现，人口不断扩张的穆斯林社会要达成政治上的一致意见，这是很难想象的。简而言之，未来在一段时间里可能会是一个无极的国际社会，即连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也没有的这样一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