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疮百孔的美国飞机满载着伤员和尸体从英国的一个飞机场掉头起飞了……
队形朝后飞过一个燃烧着的德国城市。轰炸机打开炸弹舱使用非凡的磁力减小火势，将它们收进圆柱形的钢罐中，然后将钢罐收入飞机腹舱内……
轰炸机返回基地后，汽缸被从架子上卸下，然后运回美国。在那里，工厂日夜工作拆除汽缸，将危险的成分分成矿石。
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
美国主要的武器是股票、香烟和其他商品。他们想要让世界屈服却征服不了区区一个朝鲜。
约瑟夫·斯大林
世界大战
可以这样说，两次灾难性的事件帮助美国从一个不大情愿的美洲霸权国家，变成现在时常被认为是全球主义的国家。第一次是卡纳德航运公司的路西塔尼亚号游轮于1915年5月7日，被一艘德军潜水艇U–20在爱尔兰南海岸线上的老金塞尔角海域击沉，1 200人因此丧命，溺水身亡者中128人为美国乘客。第二次是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发动袭击，这次空袭导致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以及8艘战列舰沉没或重伤，2 403名美国人死亡，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水手。正是这两次海上侵略行动迫使美国对其外交政策中一个最老的问题做出了回答：“是要在大洋的这一边保卫美国的安全，还是要越过大洋，积极参与那边的事务来捍卫美国的安全。”同这两场灾难相比，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历史巧合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现实中“越过海洋，积极参与那边的事务”，从合众国成立之初就已开始了，早于1915年之前很久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推进，到1941年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美国人要在战争期间开赴欧洲，并且明知会有遭遇潜水艇攻击的风险还要去？当然，他们不都是旅游者。至于珍珠港，有什么比一个距离美国2 000英里，历时长达50年的海军基地，更能成为他们国家早期海外进取主义的现实证据呢？不管怎么说，将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不是路西塔尼亚号的沉没，甚至也不是德军在1917年2月绝望地发动的无限制潜艇战，而是被媒体披露的德国外交部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极为幼稚可笑：只要美国下决心参战，德国就要将日本和墨西哥都吸纳成为同盟国成员国。德国人对墨西哥卡兰扎总统的引诱是“墨西哥要夺回在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失地……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的问题不再是在全球主义和孤立主义之间作选择的难题了，不管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取得世界权力的决定早在世界大战之前很久就已经作出了。如沃尔特·李普曼1926年在《纽约世界报》中所评述的那样，美国真正的问题只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巨大的、和平的瑞士，但事实上我们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我们是不自觉的帝国主义国家。”李普曼的评述表明，美国“作为一个自我否认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本身并无新意。美国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能够在历经20年全球冲突后还能继续自我否认这一点上。正如德国经济学家莫里茨·尤利乌斯·邦恩尖锐的评价：“美国是现代反帝国主义的摇篮，但与此同时它又兴建了一个强大帝国。”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写下上述这些文字的。
1947年前30年的时间里，美国外交政策的特征是连续几届总统都坚决主张美国能以某种方式崛起为一个强国，却能避免先前任何一个大国在崛起时所采取的行为。德国的失误给了伍德罗·威尔逊这样做的机会，这与拿破仑战争结束的那段时间里，英国首相小皮特的继任者们所获得的那种机会不无相似之处。随着欧洲人被数年的战争拖得筋疲力尽，美国远征军便有了给全球大战的结果一锤定音的可能，就好像威灵顿元帅手下的部队在1814年~1815年给予拿破仑·波拿巴的致命一击一样。然而威尔逊不能认同传统意义上的胜利果实：强制战争赔款、划分新的疆界，甚至在战败国建立新的政权体制。也许是受了“美国的干预不过是为了‘获得金子’”——即以偿付华尔街欠下英、法两国的贷款——这一指控的刺激，威尔逊那过于复杂的大脑里便迫切希望能够重建整个国际体系。早在1914年12月他就已经提议：任何和平解决方式都“应当从欧洲国家的利益出发，把他们作为人民，而不应该向外族人民强加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意愿。”次年5月，他告诉和平执行联盟的会员们，“每个民族都有选择自己在什么样的主权中生活的权利。” 1917年1月他直接宣称“每一个民族都应当被给予选择自己政体的自由”。一年之后，在他著名的《14点》的第5点到第13点中又作了详细说明。正如威尔逊所设想的那样，新的“国联”不仅要确保成员国领土的完整，还要考虑“依照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对未来领土做出调整。在欧洲人看来，这一点很有革命性；对美国人而言，威尔逊所坚持的那种政策是不言自明的，如同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场白一样：“这些是美国的原则，美国的政策。我们决不代表他人。它们也是全世界每一个现代国家，每一个文明社会中有远见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原则和政策。它们是全人类的原则，必定会获成功。”
这当中有三个困难。第一，这是极其虚伪的。1916年威尔逊起草的一篇演讲中包括了那句经典的格言：“决定另一个民族的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不是美国人的责任……”他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简要地在边上写下：“海地、圣多明戈、尼加拉瓜、巴拿马。”第二，民族自决权的运用将产成一个明显扩大了的德意志国家，而这个结果不大会让一些国家感到舒服，它们曾在没有美国军事协助的情况下与德国人奋战了三年。也许，威尔逊要是具备更好的欧洲种族地理知识的话，可能就会避免这个难题的产生。第三，威尔逊计划的致命缺陷在于，他不能说服充满怀疑心理的参议院。在“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的大胆主张与“国联”的盟约中不切实际的承诺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前者完全授权美国在拉丁美洲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而后者则要求美国不得不“尊重所有成员国领土完整和现有独立权，反对对其进行外部侵略”。当亨利·卡波特·洛奇提议有条件地批准《凡尔赛和约》，对某些问题有所保留——英、法两国已经准备接受这些保留条件，威尔逊却拒绝妥协。寄希望于总统选举获胜的威尔逊指示民主党议员投票反对任何有条件的条约议案，结果一次中风阻止了他的参选活动。
欧洲人要求美国人保证参与维持战后新的国际秩序，美国人则宁愿保留自己行动的自由。双方的观念差距如此之大，不可逾越，于是向我们提出了另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为什么1945年后克服这个差距又成为了可能？在威尔逊和杜鲁门之间有什么改变呢？两个答案是不言自明的，第一个非常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权（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在俄国建立）还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的。虽然美国和英国都承诺在继发的内战中派兵支持白军，但这只是一种三心二意的努力。美国如此表现令人惊讶，因为其大部分军队已经到达欧洲，准备和德国人打仗，但却发现大规模军事行动已经濒临结束。美国不像欧洲那样对战争感到疲惫，它只是低估了莫斯科诞生的那个庞然大物，所以没有积极参与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军事行动。1919年威尔逊的顾问爱德华·M·豪斯上校派威廉·C·布里特去苏联。表面上是为了解政治和经济情况从而去那里的，其实他们是去和列宁政府商榷和平条款的。布里特（一个年轻的香槟社会主义者）看见了他想要看见的东西：三周的公费旅游之后，他和陪同他去的那位记者总结说他们已看见了未来，并且“它是确实发生着的!”诚然，俄国经济处在可怕的困境中，但这只是个暂时的麻烦，就像“红色恐怖”（布里特如是自信地汇报），不管怎么说已经“结束了”。威尔逊总统不需要太多劝说，甚至在布里特离开莫斯科之前，他已得出结论说美国军队“待在苏联绝不是一件好事”。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了。
第二个改变与美国经济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经济的刺激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要小。如图1所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在哪方面都造成了更大的影响。战前的数年时间里美国被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所困扰。战争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倍多，战争的结束导致经济严重的衰退。相比较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经济表现在战前、战时及战后都明显只在较小程度上受严重波动的影响。1907年—1909年的经济衰退比起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要小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参战对经济生产没有多少刺激作用。虽然1921年—1922年有一个急剧低迷时期，1946年—1948年的经济衰退实际上则要严重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重振军备，而同样的做法对于20年代的经济繁荣则没有起多大作用，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
图1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不变价格 （1900年—1922年以及1930年—1952年）
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在20世纪40年代，“帝国自我否定说”仍然反复出现。即使在美国参战之前，《时代》与《生活》杂志的经营者亨利·鲁斯就已敦促美国人“要寻求并展示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先见之明，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它是不断扩大的事业范围的动态中心，它是人类技术雇员的培训中心，它是虔诚的撒玛利亚人，真正相信给予比收获更蒙福祉，它也是自由和正义美好理想的发电站——这些元素当然能绘制出一幅20世纪的美好景象，第一个伟大的美国世纪。”这些浮夸训谕下的自信和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的惊慌失措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用一位记者的话说，“没有一个经历过那个星期天（即1941年12月7日——译注）的美国人会忘记那一天。它深深地烙在了整个国家的意识中，剥夺了几代人怀有的美丽梦想。这次打击变成了某种莫名的惊恐，打击了我们最深的自豪感，撕碎了我们不受伤害的神话，打破了关于我们实力的传奇故事，只剩下赤裸的我们，毫无防备。”李普曼在为《华盛顿邮报》写文章时说美国人好像成了一个“觉醒的民族”。然而，即便当这个被撩拨的巨人进行反击，且中途岛一战之后更确信盟军的胜利确定无疑，它仍然不愿接受美国在全球的承诺不可避免的事实。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反帝国主义思想特别具有影响力，尤其因为他是战后国际秩序设计师队伍中的领袖人物。1943年他告诉他的儿子：“殖民体系意味着战争，压榨印度、缅甸和爪哇的资源，拿走那些国家的财富，却从不回馈给它们如教育、有尊严的生活标准、最基础的健康要求——所作的这一切是在积聚导致战争的忧患。”当罗斯福赴非洲卡萨布兰卡会议途中对冈比亚作短暂访问时，他被这个“地狱之洞”所震惊——“我此生所见最为恐怖的事情”。在他看来，殖民主义就是“肮脏、疾病，还有高死亡率”的同义词。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这位总统预想战后的世界也是一个后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当我们取得战争胜利之后，”他宣布，“我将毕生致力于让美国树立坚定的立场，不会被骗而接受任何推进法国帝国主义式的野心的计划，或者任何帮助或教唆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野心的计划。”在罗斯福眼中，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第三条（主张“所有国家人民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不仅适用于大英帝国统治下的人民，还适用于遭受德国和日本侵略的土地上的人民。他对他的盟友丘吉尔说：“你们的血统里有400年贪婪的本性，你们当然不能理解一个国家如果可以获得其他土地却不想那么做的心理。”“英国人会去抢世界上任何一块土地，”他愤怒地说，“即使只是一块岩地或是一片沙洲。”
丘吉尔只是习惯性地将罗斯福的反帝国主义态度看作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留下的遗产。正如他在《命运的关键》一书中所言：“这位总统的思想仍停留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他的脑子里，印度问题与北美13个殖民地与乔治三世的对抗是相提并论的……”但这绝非夸夸其谈——多数美国人认同罗斯福的观点。1942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10人中有6人认为英国是殖民主义压迫者。
然而，即便当美国人誓言向他们的盟友和敌人的帝国同时开战之时，他们都不肯承认他们自己的帝国正在迅速成长。1943年11月参谋长联席会议草拟了一份粗略的国际控制下的战后出租或保留基地的购货单。在大西洋，新的防御边界穿过冰岛、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非洲西海岸以及阿森松岛；在太平洋，从阿拉斯加到阿图岛、幌筵岛、小笠原群岛、菲律宾群岛、新不列颠群岛、所罗门群岛、斐济、萨摩亚群岛、塔希提岛，不要忘记还有克利珀顿岛和科隆群岛。罗斯福总统亲自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将马克萨斯岛和土阿莫土群岛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在像麦克罗尼西亚群岛这样的地方，国际“托管领土”便意味着美国的掌控。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告诉国会，据他所知，“所有战争期间被日本人攻占的岛屿都成了日本的领地，现在我们夺取了它们，它们也就成了我们的了。”对英国观察家们而言，美国战后计划的帝国主义特性是确凿无误的。阿兰·瓦特，驻华盛顿的澳大利亚使团的成员，早在1944年就发现“有迹象表明，这个国家里正发展着有点冷酷的帝国主义心态”。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识别出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世界帝国的第一个阶段”，他曾是整整一代大英帝国的行政官员们的恩师。用哈罗德·拉斯基的话来说，美国将很快“如同一个巨人般骑在世界的脊背上驰骋，罗马帝国达不到它权力的高度，即使是掌控世界经济霸权时的大英帝国的全球影响力也不能与之相匹。因为美国的影响力如此全面，如此深刻，如此直接。”与此同时，罗斯福虔诚地敦促丘吉尔不仅要放弃冈比亚，即总统看见过的少数英国殖民地中的那一个，还要他放弃印度和香港。
与众多后来对美国外交政策持反对意见的评论家不同，汤因比很容易便接受了美国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正如他的评述所言：“她下手将远比苏联、德国或者日本要轻柔得多。假如要在它们中间作选择的话，如果我们将会有一个美利坚帝国，我们应当是幸运的。”如果自己帝国的破产和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话，把世界权力转交到美国手上，英国将视此为战后最好的结果。美国人在两个国家实现了英国人的期望：即日本和西方盟国占领的德国西部区域。事实上，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美利坚帝国统治最为成功的案例。所以小布什总统2003年赞成在伊拉克重建国家这一政策时，最常引用的就是这两个范例，这不足为奇。“美国以前做过这种事情，”2003年9月7日他在一次电视演讲中这样告诉美国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我们就开始扶持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战败国，与他们站在一起建立他们的代议制政府。为此，我们花费了数年时间和大量资源。而那个努力已经在三代人的友谊与和平过程中多次得到偿还了。”然而，今天的美国人对日本和德国的占领历史的诠释与与事实并不相符。事实上，美国是否会管理这两个国家，一直到1947年之时还远未确定，民众对政府把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花在这些前“流氓国家”上的举动深有疑虑。如果战后历史条件在不同的情况下，美国惯用的不连贯和三心二意的干预模式，即那些曾见诸于菲律宾、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的干预政策，是完全可以重演的。
1945年8月30日，麦克阿瑟将军降落在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时的一幕，的确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麦克阿瑟的父亲，曾于1900年年初到1901年年中平叛战斗最激烈时任美军驻菲律宾的指挥官。1914年麦克阿瑟是派去占领韦拉克鲁斯的下级军官中的一员。1941年当日本人袭击菲律宾群岛的时候，麦克阿瑟是美军的指挥官（差一点被敌军俘虏）。所以麦克阿瑟占领日本的方式带有美国早期帝国缔造者的印记也不足为奇。
作为盟军占领机构的指挥官，麦克阿瑟无所不能。后来他回忆道：“在那个国家，我不仅拥有像我们自己的总统通常所有的执行权力，我还有立法的权力。我可以用法令形式发布任何指令。”从他位于东京市中心第一大楼的总部，麦克阿瑟和他的助手们（起初1 500人，后在三年的时间里增长了两倍的规模）发起并赢得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将美国“文明”强加给一个他们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劣等民族。
麻烦的是，美国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日本精英们被期望通过战争罪行的审判和清洗的结合，摒弃他们军国主义以及不民主的执政方式；另一方面，不依靠日本现有行政体制，麦克阿瑟也无法统治日本。一方面，日本人得接受“再教育”，他们的政治体系应当民主化；另一方面，只有通过麦克阿瑟这个人的绝对君主统治才能够实现。一方面，应当剥夺日本经济能够再次发动战争的可能；另一方面，必须提高生活水平以避免极度昂贵的占领费用。
不可否认，各种妥协和折中的做法的出现是日本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在麦克阿瑟的统治下，日本确实变成了一个民主的国家，虽然它是由单个政党和一个动态的市场经济所主宰的国家；虽然它基于比美国国内存在多得多的国家干预以及卡特尔式的商业模式。然而这个成功在很多方面是一次无心插柳的重大成就。美国人开始想要“了解日本人的个人特点并对其思考方式及感受进行改造”，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一无所获，想要促使日本人信仰基督教也未获成功，尽管麦克阿瑟本人对此很有兴趣。对日本的行政体制进行的改造多半也未奏效。美国占领日本的主要成果是说服了日本人真诚地“拥抱失败”（用约翰·道威尔的短语来表达的话）；使他们放弃追求军事强权，对于军事强权的追求在与美国的抗争中被证明是不能取胜的，转而使他们满足于作为美国的小伙伴，只追求经济上的富裕。
表面上，这些改变令人印象深刻。对战争罪犯的东京审判将所有战争祸首定了罪，只有日本天皇裕仁除外。同时被审的还有大约4 000名左右的小人物，其中900名被处决。另外20万以上的高官被迫从国家军队系统、政党以及大公司离职。对教育系统和警察队伍进行了全面检查，放宽了限制并且力量也分散了。公民自由、政治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被奉为至高无上的信条：妇女拥有公民选举权，商会合法化了，新闻媒体逐步自由化了。虽然在麦克阿瑟的建议下，1947年5月新的宪法中保留了天皇的位置，但他从此不过是个傀儡罢了。权力被授予一个对两个立法议院负责的政府。宪法规定日本只有在进行自卫时才能诉诸军事武力。
但是，只有1%的日本高级公务员失业，而美国的统治恰恰是通过原有的公务员体制来实施的。不然的话，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将如何行使职责呢？日本战后的主人们几乎完全不懂他们新的臣民的语言和文化。陆军上校查尔斯·凯兹后来承认：“无论什么日本历史、文化或是神话，我都不知道，我对日本一无所知……”他是1947年日本宪法起草的关键人物。而且，美国人大多只限于他们在东京自己的“小美国”圈子里。正如麦克阿瑟的一位高级随员所说，“长达5年多的时间里，除了非常少的情况下，麦克阿瑟亲眼所见的日本就只是坐在车里从第一大厦到他美国使馆的住所的那条路线，长度大约1英里。”另一名知道内情的人士说：“与他（麦克阿瑟）说话超过两次的日本人只有16人。”一位美军陆军上校的妻子后来回忆道，他们能够“从（小美国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到处都能看见美国人的面孔。”
今天，有关美国占领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历史，人们强调最多的是这两个国家都非常引以为豪的非凡的经济复苏。但这两个结果都非占领者原先的意图。恰恰相反，原先的打算是要削弱敌人的经济实力，使他们的人民变得贫穷。战争快要结束时，许多美国人是带有敌人该得报应的心情，而并不是让他们得到新生。“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SWNCC）”的一名顾问“几乎提议将日本人这个人种消灭掉”。1945年的下半年，鲍莱委员会的一份较克制的报告建议降低日本造船业、化工业以及钢铁制造业的产量，还要通过将日本工厂设施移交到战争期间被日本占领的国家去，来降低赔偿付款的金额。1946年1月，统计及管理问题专家W·爱德华·德明提议解散一些垄断公司，这个提议被负责战后安排的“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所采用，成为对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SCAP）的指示。直到1947年5月，该提议仍然是美国占领当局的对日经济政策的重点，并被盟国的远东委员会采用作为指导性的FEC–230文件。反垄断法（1947年4月）和公司解散法（1947年12月）也强调了同样的理念。这两个法案选定300家公司进行拆散。这些措施所针对的目标是臭名昭著的大财阀，1945年前，有相当多的日本产业集中在他们手中。然而，有一个问题成为几乎所有美国战后对它国占领政策的特殊难题。
理论上讲——在大多数历史情况下——帝国获取海外领地的目的是为了聚敛某种形式的租金，无论是通过向他们的居民征税还是通过剥夺当地的自然资源。在实践中，美国的占领总会花掉美国纳税人的钱，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美国占领日本的军队规模庞大，有40万人之多，虽然很快减半了，但直到1957年这个数字仍然没有低于10万人。支付士兵工资、伙食的资金继续由美国财政部承担，美国意欲将安置占领军队的住房、办公、取暖，照明以及运输费用由日本人以“战争终止费”的名目支付。但是，战争刚刚结束的日本，无力承担如此重负。1946年6月，被战争击垮的东京挣扎在每人每天150卡路里的温饱线上，这个数字是专家建议食物摄入量的1/10。新的日本政府的首个预算中，占领费用就花去整个政府开销的1/3。1945年8月到1946年12月间美国向日本的援助总计高达1.94亿美元，主要用于支付进口食物和肥料。虽然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计划想要“缩小”日本的经济，但是美国人在实践中却对其迅速复苏饶有兴致。
美国在联邦德国的占领区的情况并无太大的不同，只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麦克阿瑟将自己视为殖民总督。而在德国，与他相对应的职务的担任者是鲁西斯·D·克莱将军。此人对他的职务并不像麦克阿瑟那么热衷。克莱是一位军事工程师，在美军占领区接替艾森豪威尔当上了军事地方长官。“没有人与我谈论我们在德国的政策，”克莱后来曾回忆说，“他们只是把我派去那里。我并不想要那份工作。毕竟，我们的部队还在打仗，战争还在太平洋地区进行中。众所周知，就任一个战败地区的代理军事地方长官，对一个士兵来说，就像看到了职业生涯的结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45年4月具有指导性的JCS 1067文件中（提交作为盟军共同的占领政策），设想美国在德国的指挥官能够驾轻就熟地行使“最高立法、行政以及司法权力”，并指示他“公正但是要坚定而超然”地使用他的权力。克莱还来不及推托这个始料不及的职责。从一开始，在他的计划里这个军事政府就将会是短期的。他打算到1946年2月1日为止，将他的雇员从12 000人削减到6 000人，并将7月1日定为向一个完全的平民政府交接权力的目标日期。同艾森豪威尔一样，他也认为“德国政府应尽可能早地转交到平民组织手中”。但直到这件事成为可能，他一直争辩，认为管理占领地是国务院的职责而不是美国军队的职责。
在一场不寻常的国务院与陆军部的权力斗争中，双方都力求将责任推卸给对方。杜鲁门通过国务院制定政策，具体的行政管理工作则留给陆军部来做。这个做法规避了这场冲突。然而这场争论在整个1947年中持续不断，最后国务院在原则上同意接管，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手足无措起来。直到1948年3月，杜鲁门决定让克莱负责对德占领的行政事务。整个占领期间，克莱努力保留一批素质优秀的陆军军官在德国服务，然而美国政府并未明确规定由陆军控制对德事务的期限，在此情况下留任优秀军官绝非一件易事。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是很艰苦的工作。没有乐趣可言……如果我们原先没有可以使用的那批军官，后来又没有说服他们作为非军人管理者的身份留下，我认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为占领事业配置专门的行政班子。”乔治·沙斯特和乔治·凯南这类比较在行的美国官员通常会蔑视他们那些对德国文化一无所知的同事，而且这种无知通常会与胜利者的傲慢自大结合在一起。虽然近来的学术界对美国占领政策的结果的评价已经不再那么苛刻，但新的研究所呈现出来的依旧不是理想的占领成绩。计划中该发生的并没有发生，而意料之外的事情却频频出现。与其说这是一个受别人邀请而成就的帝国，还不如说是一个即兴创作的帝国。
一个很好的佐证便是“去纳粹化运动”。一开始针对这个问题有过4次尝试，均无结果。此后，美军当局于1945年7月7日下达的指令碰巧涉及“渎职罪”的情况，从而造就了136个强制性免职的情形。作为对此的补充，克莱颁布的第8号法令规定，凡被定义为前纳粹的人若被重新雇用，只得从事体力类的工作。然而在日本和在德国一样，废除所有前政权制度下的高官是制造管理混乱的举措。早在1945年~1946年冬天，大量的拘留禁闭和行政降级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促使克莱相信有改变行动方针的必要。正如他1946年3月所言：“我手头上只有1万人，根本做不了去纳粹化这项工作。这应当由德国人自己来处理。”德国人接手以后，出现了洪水般的调查问卷，这些问卷的设计旨在让德国人自己为自己在渎职尺度上精确评级，分为：重大过失犯，过失犯，较轻过失犯，从犯，支持者，以及（德国人自己开玩笑说的）“宝莹净洗对象”（宝莹为德国的一款老牌洗涤剂产品）。克莱后来将去纳粹化行动称为他“最大的失误”，一个“在纳粹党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制造出一个‘悲惨的命运群体’”，“这种意义含混的做法实在是不可救药”。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067号文件要求建立一套旨在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信念的“协调体系，以控制德国的教育体制以及战后国家的再定位”。但这个任务同样是雄心太大，不可能产生预期效果。事实上，学术界很快就回到旧的、惯常的模式上去了。原先信奉纳粹主义的教授们现在开始信奉“北大西洋公约主义”，他们大多保全了自己的工作。文化变革的第一个重要特征是自由媒体的出现，但那也同样是被占领者们发起的，而占领者的职责无非是对它予以首肯。
毫无疑问，联邦德国的民主化是美国战后政策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但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克莱想要尽快将权力移交给一个平民政府的欲望所驱动。如果国务院拒绝接手此项工作，那将不得不由德国人自己来完成它。虽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067号文件设想过“以民主为基础，为德国政治生活的最终重建做准备工作”，但是它的底线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除非经过许可批准，否则不支持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然而驻德美国当局全然没有耐心等到德国政治活动自行开始的那一天。美国人早在1945年8月10日的同盟国管理委员会上就建议设立以德国国务部长们为首的德国中央行政机构，来行使同盟国管理委员会的总的方针和指示。1933年前属于保守的巴伐利亚人民党的弗里茨·沙伏尔，在欧洲胜利日后4周内就被任命为巴伐利亚总理（虽然4个月后他就被解职了）。战事刚结束，美方就立刻允许人们在美国占领区内组织各种党派了，并且早在1945年10月，克莱就在斯图加特创建了各州总理委员会，并迅速增加其行政职权以减轻美国占领当局的管理责任。到1945年末，美国占领区内所有新的或是重新改组的州都拥有了德国人组成的政府以及“预备议会”。次年的上半年度则形成了地方政府，举行了选举，起初是地方性的，然后在行政区一级继续进行，继而推广到市一级，最后是整个州。到10月为止，所有美国控制的州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宪法，这些宪法都是经军事当局批准，然后通过公民投票产生的。与此同时，各州还举行了新议会的选举。
1946年9月国务卿詹姆斯·F·伯尔内斯在斯图加特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中他强调了美国致力于德国迅速民主化的承诺：“怀着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诚挚敬意，一旦德国人民能够以民主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美国政府从未打算拒绝德国人民行使这个权利……美国政府现在的观点是，德国人民……在适当的安全措施下，应当被赋予处理自己事务的主要职责………我们的态度是应当允许并帮助德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民主的德国政府作必要的准备的时机了……然而我们仍将坚持德国应当遵守和平、睦邻友好以及人道主义的若干原则……美国人民希望看见和平、民主的德国人民成为并且继续保持自由和独立……为自由而战的美国人民绝无意奴役德国人民。美国人民所信仰并为之奋斗的自由必将为所有愿意尊重它的其他人民所共享……美国人民要把德国的政府还给德国人民。美国人民要帮助德国人民重新屹立于全世界自由的、爱好和平的民族之林。”
他的此番话表达了美国占领德国之前以及之后常常表示的愿望：希望迅速从军事管辖转型为民主的自治政府。但是这个愿望的实现取决于德国人民自己依然记得民主机构是如何运转的。毕竟他们的民主制被关了12年的禁闭。如果当时德国人需要从克莱和他同事那里获得民主操作的具体指示的话，他们肯定会感到很失望的。正如克莱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在这一（民主的）领域里我没有什么经验，那个时候我自己都没有投票表决过。我来自一个士兵不被允许投票的州。”有一次，克莱，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一群国务院的官员们“在对民主定义的分歧上花了一整天时间。这场辩论完全是在美国代表团内部发生的。对于民主的定义，我们没能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在与德国未来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交谈中，克莱从华盛顿关于联邦政治的主题中寻求指导，但他根本“找不到一个他们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真正意图的严格的定义。”他可怜巴巴地总结道：“我想，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有一种奇特的观念，虽然不确切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但确信它是完美的。”
一位在研究美国占领德国领域中的权威历史学家认为“1949年诞生的联邦德国政府……是由于美国陆军的构想并加以实现的”。但这更多的是一个权宜之计的胜利而不是民主化的专家技巧的获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夸大德国真正民主化的程度，这一点很重要。尽管首届选举产生的联邦德国政府在1949年春天从盟国军事当局手中将德国接管了过来，但是那年颁布的“占领法规”仍然严厉地限制德国政治家们控制他们自己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如果占领当局认为“为保护德国民主政府有必要继续行使全部权力，他们将继续保留该权威”。
相比较而言，德国的经济复苏经历了痛苦而缓慢的过程。同日本的情况相似，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战后策略的最初核心是直接或间接地阻止其经济增长而不是刺激它的增长——当然，这个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存在连贯性此处姑且不论。事实上，从一开始，在亨利·摩根索1944年对德计划中限制其工业化的严厉报复想法与占领德国的美军当局手册中的更为实用的目标之间就存在紧张关系。国务院、陆军部以及财政部内部各部门之间也意见不一，更不用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067号文件是一个折中的文件，但它保留了原先要肢解德国的“摩根索计划”的一些要素。因此它正式指示军事占领当局不要在以下两种情况下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即“（a）指望德国经济的复原，或者（b）计划维持或加强德国经济”。克莱应当转而将目标锁定在“最大程度地分散德国经济的结构和行政管理”并且“要求德国人尽一切他们可能的手段将农业产出最大化”。就在那个时候，他被告知“必须确保产品产量以及商品、服务行业的稳定，以防止饥荒或那种会威胁到驻军部队健康和安全的疾病和社会动荡”。其结果是全美军占领区范围内的大混乱，正如众多像哈罗德·申克、路易斯·布朗和卡尔·弗里德里希这样的知情人在40年代晚些时候所披露的那样。他们中的很多人当时已回到美国的大学，将自己的经历变成了博士论文。
实际上，有许多想要改变美国占领区内经济政策方向的尝试。从一开始，克莱的金融顾问，路易斯·道格拉斯就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1067号文件不屑一顾，认为这是那些不许欧洲最有技术的工人们尽他们所能为这个百废待兴的大陆进行生产的“经济学白痴”想出来的东西。早在1945年9月，由卡尔文·胡佛为军事当局起草的一份报告就承认“遍及多个关键行业的产业被裁军计划所波及，其极端程度与维持德国人民最低生活水平的目标之间存在冲突……同时还有如何提供驻军费用的问题”。11月，在杜鲁门总统的鼓励下，美国战时舆论审查办公室主任拜伦·普莱斯到德国造访，他建议彻底改变现行的经济政策。1945年12月华盛顿来了个政策大转折。新政策消除了“消灭或削弱为和平目的运行的德国产业”的意图。美国的唯一“期望是看到德国经济适应到世界体系中去”。次年9月在斯图加特的演讲中，伯尔内斯接受了道格拉斯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的观点：“如果拥有巨大煤矿和铁矿资源的德国变成了一个救济院，欧洲的恢复速度……将不得不进展缓慢。”随着1947年美国与英国占领区的合并，其目标变成了“只要世界条件许可……就要扩大德国产品的出口”。然而，那个时候的经济发展如此缓慢，让人看来非常绝望，今天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1945年末，克莱将德国经济描述为“简直就是停滞了的经济”。18个多月后，他不得不以辞职来威胁，迫使国务院同意将德国工业产出定为达到战前水平的75%的目标。事实上，这个目标直到1948年第四季度才在美英占领区里达到。与日本的情况相似，一项旨在让被占领国经济停滞的政策却提高了占领的有效成本。1948年末，一名德国经济学家通过计算得出占领的成本将接近该年总税收的一半；即便在1950年它仍然占到联邦政府预算的1/3强。然而，德国同时还接受美国的巨大援助。这对美国人来讲，既不得民心也非有利可图。在德、日两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混乱的财政与猖獗的通货膨胀并肩同行，德国的情况看上去就像是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的重演。希特勒难道不正是那场“恶性通货膨胀的继子”吗？
取得国家重建的成功，解决被占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问题，实际上并非出于促进和平的想法。相反——这是整个冷战期间的关键之点——这是出于对竞争性帝国的恐惧。对于一个一直都在否认自己是一个帝国的帝国而言，其唯一出路就是问心无愧地行事，与其他对抗性的帝国作斗争。1947年诞生的“遏制政策”的（总统）声明中，美国为它自己奇怪的帝国找到了思想体系，即“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
1946年2月在乔治·F·凯南从莫斯科秘密发给华盛顿的“长电报”中，概述了美国需要成为帝国的新的逻辑根据。电报中他警告道：“美国只有彻底裁军，将空军、海军部队交给俄国人，现任政府必须退任，将权力转交美国共产党，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斯大林的恶意的猜忌。”杜鲁门根据凯南的警告做出了自己的结论，并于1947年3月12日对国会两院的联席会议发表了演讲。他宣称“支持自由的人民抵抗拥有武装的少数人的镇压或来自外国的压力必须是美国的政策”。4个月后，凯南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的一篇划时代的《苏联政策的起源》中，清晰地表达出美国人心目中的“外国压力”究竟是什么。这篇文章发出警告，“苏联反对西方世界的自由体制”，莫斯科的目的是“蚕食……和平与稳定的世界的利益”。凯南还强调“美国任何针对苏联的政策关键必须是长期的、耐心而坚定的，但又同时要警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倾向”。在这个分析中，苏联的帝国主义是一个预设条件。凯南的意思是“通过不断变化的地理位置和政策行为，灵巧而警觉地运用对抗力量是可以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的，但必须与苏联政策的改变和操纵手法相对应。（并且）在每一点上都计划以不可改变的对抗力量与苏联人抗衡……”到了1950年，美国的官方政策更是超越了凯南。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68号文件中以令人担忧的措辞，明确地说明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威胁：“苏联与先前的那些野心勃勃成为霸权的政权不同，与我们恰恰相反，它是受到新的狂热信念的鼓动，寻求对世界上其他地方强加其独裁统治的政权……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重大的，不仅涉及到共和国的存亡而且涉及到文明自身的存亡……那些控制着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的根本目的是要保持并巩固他们的绝对统治。首先是苏联，然后发展到他们现在所控制的地区。然而，苏联领导人的意识中认为要实现此目的，必须不断扩大并延伸他们的权力，并最终消灭任何反对他们的有生力量……因此，此目的的实现要求屈从于克林姆林宫，并被其掌控的一个机构所取代，该机构的目标是完全颠覆或用暴力摧毁所有非苏维埃世界的国家的政府机器……美国作为……非苏维埃世界的权力中心和反苏扩张的坚定保垒是苏联的首要敌人，是必须被彻底颠覆或毁灭的。”
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讲是一个巧合，但是让所有这些观点如此具有说服力的是，不管怎么说，美国没有能够成功地遏制住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被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农民军队赶出了中国大陆。好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30年前的情形一样，毛泽东的军队也是大战之后的混乱中产生的革命后继人。然而，虽然美国断定它处于来自另一个邪恶帝国的威胁之中，它所有的防御（美国人是用“遏制”这一概念）的内涵暗自展现着它自己的帝国事业。正如杜鲁门自己无意中宣称美国的责任甚至远远超过那些曾经与“大流士一世的古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希腊，哈德里安的古罗马（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大不列颠”对抗的人们。杜鲁门认为“拯救世界于极权主义之中”的唯一出路是“全世界要采用美国体系”，而美国体系“只有成为世界体系才有可能幸存下来”。
对于一个自觉的反帝国主义政治文化而言，遏制政策为美国的共和制的道德基础与行使全球权力间存在的早期紧张关系提供了解决方案。它的一个直接而非常重要的结果是：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急剧加快了日本和联邦德国经济恢复的节奏。第一，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体系都以美国直接援助的形式获得巨大现金注入。第二，为了最大化增长的计划，改变所有制结构和组织的计划被暂时束之高阁。第三，重整军备自身，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前敌对国家提供了内在的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其结果应当被称为是一个“经济奇迹”。而真正的非同寻常之处在于，美利坚帝国首次处在能够自我支付帝国费用的地位。
德国的复苏要比日本的复苏获得更多的关注，因为它是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著名的重建欧洲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亚洲所发生的一切也同样重要，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日本的援助翻了一番还多——与前一年半中的所有不到2亿美元的援助数字比较起来，从1947年1月到12月累计达到4.04亿美元。1948年美国的援助再次提升至4.61亿美元。1949年达到5.34亿美元的最高数字。总额超过了15亿美元的援助为日本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与此同时，解散财阀的运动也被放弃了，许多著名的日本财阀如三井、三菱从未被解散过；大约80个受挫财阀迅速重整旗鼓。1951年仅仅3家公司的产出就占到生铁产量的96%。1948年由底特律银行家约瑟夫·道奇起草的一篇9点“计划”概述了针对日本的宏观经济方法。它远远不是一条自由化政策：为了反通货膨胀，强行实施工资和价格调控；对进口商品实行配额制，给予出口行业以优先权。至于清洗右翼，现在已被遗忘了。用约翰·道尔的话来说，权力被坚决委托给首相吉田茂的“大企业、官僚部门以及保守党的三足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