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的情况大致相同。拆解大的工业及金融公司的计划被搁置；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地位仍占统治优势，直至20世纪60年代。继起的联邦德国经济奇迹实际上没有日本那样壮观，但比起欧洲任何其他地方所见的经济复苏都更为突出。1948年前，工业产出仍然不及1936年水平的一半，到1949年3月，已经跃升至89%。同时期的年出口量几乎翻了一番。这其中有多少应当归功于美国的直接援助，有多少应当归功于占领政策的变更——尤其是1948年6月的货币改革——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为期4年的“欧洲复兴计划”于1947年6月在哈佛大学被马歇尔揭开了面纱，次年4月开始实施。人们经常在讨论这个计划时，好像把它视为美国买下了西欧，如同当年用美元买下了阿拉斯加一样。但是，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同马歇尔计划相关的资金数量，其总额还不足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不管怎么说，联邦德国并非它的主要受益国。总共有16个国家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共计金额达118亿美元，还有15亿美元的贷款。德国只拿到了总数的10%，约总数的一半流进了法国和英国（最大的单个接受国）的口袋。马歇尔计划本身并不保证经济复苏——如果它保证得了的话，那英国就应当出现经济奇迹了——事实正好相反。因此，将联邦德国创造的奇迹归功于价格控制的取消所带来的后果，以及新德国马克的发行所产生的信心大增看起来似乎更有道理。
经常有这种说法，美国的援助是通过灌输信心来促进增长的，这可能有一定道理。但美国部队的持续存在以及两个国家都被并入美国新的安全条约的框架内所灌输的信心也是同样重要的。要不是克莱决定击败苏联对西柏林的围攻而启动从1948年6月到1949年5月长达11个月时间的史无前例的空中补给线，美元同德国马克联手所取得的成果可能不会这么大。虽然对日本和德国的正式占领分别于1952年和1955年结束，但是大量美军军队仍旧在那两个国家停留了50年。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军队驻扎在那里，这是另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在冷战的寒气降临之前，美国人曾提出过一个长达25年，甚至是40年的强行废除德国军备的条约，但这遭到其他大国的拒绝。到1953年美军在联邦德国已部署了6个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部署了9个师，其中包括联邦德国自己的军队。不仅是美国，而且还有北约其他成员国的重整军备，进一步刺激了各国同军事有关的工业的发展。
受到遏制政策推动的新政策不仅仅成了被占领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也降低了美国自己必须支付的占领成本。通过不断加大的自由贸易条件以推进日本和德国两国的经济增长，他们也为美国的出口产品创造了新的充满活力的市场。早在1948年和1949年，销往联邦德国的货物已占到美国出口总量的7%。到1957年，日本和德国市场对美国贸易的重要性首次赶上了英国（见图2）。总而言之，促进往昔敌国的复苏，有一个自身利益的主导因素的存在。宣布援助项目之前，凯南为马歇尔准备的笔记中谈到，向欧洲援助的钱是必需的，“这样的话，（欧洲人）就可以向我们买东西”并且“他们就有足够的信心抵制外界的压力”。这个判断显然是正确的：美国“在欧洲有真正的经济利益”，这源于“欧洲……是美国产品的市场以及大量商品、服务的主要供应源”。
图2 美国出口所占百分比，1946年—1961年
终于，一个难以得到的良性经济循环似乎已经被建立。美国传统的理想主义也得到了安抚，因为它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在反帝国主义的名义下得以执行的。而美国自身的利益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因为美国对海外国家的占领所取得的利润而获得满足。在此基础上，将联邦德国和日本从最劣等的“流氓政权”成功地转型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典范成为了可能。
只有一个难题还有待于解决。如果长期占领和互惠的经济利益相结合在这两个国家取得那么大的成功，为什么在世界的其他地方要重复同样的经验却如此困难呢？
麦克阿瑟的卢比孔河
1948年，遏制政策开始实施的时期，美国处在其全球相对经济实力的顶峰。前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经济产出实际上增长了2/3，当时大约占到全世界总产出的1/3，是其竞争对手苏联的3倍。虽然仅占全世界人口的6%，美国却生产出全世界总电力的几近一半，持有大约相同百分比的货币化的黄金和银行储备金。美国的公司控制了世界大约3/5的石油储备总量。他们主宰了国际汽车市场。难怪杜鲁门不无夸张地作此声明：“我们是经济世界的巨人。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未来经济关系的模式取决于我们。世界正在看着我们的脸色。选择权在我们手中。”
这个“选择权“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而又新奇的形式。美国开始着力于通过关贸总协定下的多边谈判以持续推动降低国际贸易壁垒。阻碍国际资本流动的壁垒并未给予优先考虑；美国认为恢复到大萧条前的固定汇率体系为佳，尽管美元本位已取代了先前的金本位。由此产生了两个新的国际机构对全世界的金融体系进行管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美国“霸权”的实质在于，当涉及贷款和授予援助时（无论是用于发展用途还是用于军事用途），美国的盟友将获得优惠待遇。美国同其最富有的盟国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如此巨大，致使在美国经济规模下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款项数额（见图3），对援助接受国来说却是相当可观的。1946年到1952年，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总额几近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而其中马歇尔援助计划约占一半。后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包括困难重重的那几年里，这个数字跌至1%以下，尽管约翰·F·肯尼迪曾誓言：“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承担怎样的重担（并且）遭遇何种困苦……都要确保自由及自由的胜利。”
图3 美国对外援助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1946年-1973年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军事开支，经历了对德国和日本全面胜利直接导致的大幅军费削减之后，1948年后，这些军事开支开始急剧攀升，从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4%达到1953年的14%的峰值，现金开销增加了5倍多。这其中的部分开销当然是由于原子弹储备的增加：1947年美国仅拥有14枚原子弹，但是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几乎上升到了300，到1952年为止则超过了800。美国常规部队的开支所占比重较小，但是仍呈巨大增长的态势。1948年到1952年，美国军队的人力增加了2.5倍，战后最高数字达到340万。即使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军备力量仍旧维持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水平上。直到1973年，美国国防预算仍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6%，军队人数总计220万。其中有不到一半的军队派驻在由海外的新、老基地形成的防务体系中，有些是美国直接控制的领土，而绝大多数军队驻扎在有独立主权的美国盟国土地上。1967年美国在64个国家派驻服役人员：19个在拉丁美洲，13个在欧洲，11个在非洲，11个在近东和南亚，10个在东亚。美国与不少于48个国家和地区签订盟约，从英国和联邦德国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土耳其和伊朗到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从越南南方和韩国到中国台湾和日本。这就是美国被称为一个“受人邀请的帝国”的原因。但惊人的是，美国竟然接受了如此多的邀请。一项估计表明，1946年到1965年间，美国在168个单独场合中进行了武装干预。
但是仍有一个不解之谜。虽然美国在经济、军事以及外交方面的实力都毫无疑问的强大，但它进行干预的结果并不都十分成功。有一项评估回顾了1945年后的以国家重建为目的的9次军事干预行动。从是否建立了稳定的民主体系的角度来看，其中只有4次行动可以被称得上是成功的。其中有两个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了；另外两个是格林纳达和巴拿马，但只是在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失败后，在冷战结束的阶段才获得成功。有人认为当美国以多边关系（就是与盟友的合伙关系）为保证，并被该国的民主力量所支持时，其干预行动才更有可能取得胜利，而不能仅仅依靠美国军方的精英。然而，这个论点犯了时代错误，将一个以民主国家建设为政策目标的评判标准运用到一个以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政策目标的时期中。我们更要问的问题也许应当是，为什么美国在那么多苏联和中国力求强行渗透的国家里没能取得遏制政策的成功呢？说得更准确些，远比那些国家富裕得多的美国本来被认为有希望常胜，但在实际的争夺战中为何不得不接受高概率的平局（比如在朝鲜）或干脆败下阵来（特别是古巴和越南）。
要从4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从地理方面来讲：除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在所有战略竞争的主要战场上，美国比苏联的战线要拉得长得多。其次，从军事技术方面来讲：一旦苏联得到哪怕仅仅是一颗原子弹，都能对美国造成无法想象的更为严重的威胁。这也就意味着，苏联人为了达到核均势平衡和常规军事实力平衡，准备建造比美国更大的武器库。再次，作为一个成员可以自愿加入的帝国，美国对其盟友的控制权远不及苏联对其卫星国的控制，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在欧洲。在那些地方，苏联人为了强加他们的意志，不惜将坦克开到这些国家的大街上，而西欧的领导人们每次都能指望华盛顿可以近似平等地对待他们。最后，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政策的制定者们比起他们苏联的对手来说，不得不更多地顾及到自己国家公民的看法。不幸的是，当国内进行选举之时，“遏制政策”并不那么受到选民的支持。尽管他们如此憎恨和害怕“红色恐怖”，美国人并不想为击败对手而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常规拉锯战。这种民意的显示一旦变得明朗，美国人保证“要支持任何朋友（并）反对任何敌人”的可信度就会大大缩水。
所有这些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可以证明的是，如果美国在50年代早期动用其所有经济和军事手段，它是可以赢得一场反共产主义的“热”战的。但只有在美国国内政治性质发生明确变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胜利。这样的话，美国人民就会彻底推翻共和制的宪法制衡，而将他们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帝国。我们应当可以看到，1951年这种可能性曾片刻出现过，但美国人放弃了它。一个受到外国邀请的帝国是一回事，建立一个帝国本身则是另一回事。没有美国人想要把一个帝王请回自己的国家。
朝鲜战争是冷战思维的直接结果。首先，苏联人拒绝在其占领区举行由联合国监督的自由选举。而美国原先是默许朝鲜半岛的分裂状况的，如同它默许德国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局面一样。实际上，自1948年以后，美国已经从朝鲜开始撤军。1950年1月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已经表明，他并不认为韩国对美国的安全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同一个月，众议院驳回了白宫提出的韩国援助法案，虽然这个驳回决定后来被推翻了。即便如此，杜鲁门完全有理由称这场战争为一次“毫无示警的侵略”行动。由于苏联在安理会上的缺席，他毫不费力地获得了安理会的决议，要求“会员国为韩国提供战需协助，以击退对其的武装攻击并重建地区和平与安全”。在接下来的战争过程中，共有15个国家为此调派了部队。美国在当时看来既有实力又有权利打这场战争。除此之外，美国的民意起初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赞成干预行动的。1950年7月的民意调查中，3/4的选民同意杜鲁门采取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超过半数的人表示同意有必要“阻止苏联”。麦克阿瑟决定在仁川登陆，这一从后方打击朝鲜军队的行动似乎让民众看见了胜利的曙光。民众强烈支持他，想要将朝鲜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有可能的话，甚至能让朝鲜改朝换代，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就在美国部队跨过“三八线”的前夕，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达到了81%。
中国于1950年11月发动的反击战本身并未能够保全朝鲜。然而，中国的初始参战如此富有戏剧性，使得美国领导的联盟一时间“群龙无首”，虽然，以美国的实力完全可以打败毛泽东领导下的羽翼尚未丰满的中国，但有三个因素使得美国没有成功。首先，美国同盟国中反对使用原子弹攻击中国的呼声很高。其次，杜鲁门政府自身也非常担忧核攻击行动会促成苏联对西欧进行核报复。尽管美国拥有原子弹的数量是苏联的17倍，但美国的政策决不想冒“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最后，而且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克服这两个障碍的人在政治上已经被他人所算计。
1951年也许是美国合众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近乎经历罗马共和国命运的时刻。扮演恺撒的那个人就是新日本的建筑师、现任联合国驻韩部队的总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深信杜鲁门所选择的“有限的战争”是大错特错的，麦克阿瑟公开说要跨过“卢比孔河”，实际上他也是这么做的。对杜鲁门的公然违抗，麦克阿瑟不仅拥有民众的广泛支持，还有国会共和党领导层和占有巨大比例的保守新闻媒体作为靠山。当杜鲁门将他解职后，麦克阿瑟回到家乡，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美国宪法本身看起来倒是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人们时常说麦克阿瑟的失败是由于对美国战略的错误理解，在这一点上是有争议的。麦克阿瑟认为他可以不听命于他的总司令，甚至推翻上级的命令，这一点当然是不对的。恺撒也曾经因公然违抗罗马元老院的命令而铸成大错，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恺撒在民众中享有的影响力。麦克阿瑟没有成为恺撒的真正原因是，他遇到了一个更善长于政治谋略的对手。
长期以来，杜鲁门非常憎恨麦克阿瑟，他私下里给麦克阿瑟起了个绰号——“男一号，高级将领，五星麦克阿瑟”。在这位总统看来，这位“超龄服役道格（拉斯）（Dugout Doug）”不过是一个“演说家”和“爱表现的人”。他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得力助手”和美国政府派往海外的殖民总督，有临机处置的全权。早在1948年1月，他预言麦克阿瑟会取代他成为总统候选人，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月前左右，组织一次盛大的周游全国的游行。毫无疑问，麦克阿瑟对杜鲁门的“不顺从”是确实的。第一次是他给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全国大会的一封信，意欲在1950年8月28日公开宣读，信中谴责那些在亚洲地区主张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们。在杜鲁门的要求下，他虽然收回了这封信，但是信的内容早已泄露并登上了报纸。第二次抗命是1951年3月24日，麦克阿瑟提前4天得知杜鲁门正在精心计划开始与中国方面的谈判，于是他抢先介入，有意从中搅局。在一些欧洲观察家看来，这不啻是向总统发布讨伐檄文。第三次则是4月5日，众议院共和党领导人宣读一封麦克阿瑟的信，信中认为应当运用“最大攻击力”抵抗中国。他并做了这样的结论：“没有什么可以替代胜利。”这无疑违反了前一年12月份白宫给他下达的指示，要求麦克阿瑟的所有公众演说都必须经国务院授权才可进行。从技术角度来看，杜鲁门整肃麦克阿瑟的理由已经极为充分，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仍然不够，要证明麦克阿瑟的军事策略不足取便尤为重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杜鲁门不知疲倦地工作，最后成功地将麦克阿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上司们争取了过来。
4月11日麦克阿瑟被通知就地解职，他不是如预想的那样，从一名总统特使那里得知此消息的，而是一名部队的副官听了无线电广播的白宫召开的特别晚间新闻发布会后告诉他的。他决定返回美国“闹个天翻地覆”——他没费多大功夫就做到了。他被解职的消息传出来后，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共和党高层大肆鼓吹对总统的弹劾，《芝加哥论坛报》则以伤感表达对此事的回应。人们向麦克阿瑟致以敬意，认为他是“自成吉思汗以后，很长时间以来最为了不起的军事家之一”，他是“巨人”，是美国人民心中“当之无愧的偶像”；而杜鲁门只不过是个酩酊大醉的侏儒、“人民阵线，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政府”的领导人。支持麦克阿瑟的游行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圣·盖博，从巴尔的摩到休斯顿比比皆是。有4个州的立法机关通过谴责总统决定的决议。势不可挡的电报从全国各地打过来，纷纷反对总统的决定。总统的民众支持率暴跌至26%；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麦克阿瑟得到69%的支持率。白宫里的那些人开玩笑说，麦克阿瑟会跨过重洋，在21枚原子弹的礼炮中焚毁宪法，这是他们以最佳的方式来减轻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给政府带来的压力。麦克阿瑟的回国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他给国会作的演讲是一个精彩壮丽的演出，从虔敬之心到爱国情怀，感伤的愁情贯穿整个乐章。3 000万观众在电视上收看了此次演讲，30次被这些民选的国会代表们爆发的掌声所打断。“我们今天听见了上帝在这里说话，一个有血有肉的上帝，这是来自上帝的声音!”一名狂热的国会议员大声惊呼道。一名议员“感觉如果演讲持续时间更长一些的话，白宫前面就会进行示威游行”。而当麦克阿瑟自己昂首阔步地走在纽约大街上时，据说吸引了多达700万的民众，导致了一次即兴的大游行。这真是可以与恺撒相媲美的荣耀。
然而，杜鲁门的成功之处——不在于任何公众诉请，而在于静静地有系统、有方法地确保对麦克阿瑟的部队士兵的支持。麦克阿瑟认为，第一，“有限的战争”极大地削弱了驻韩美军的士气；第二，美国应当提高对华战争的作战级别，进攻中国的东北领空，封锁中国的海岸线；第三，应当动员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与美国共同作战；最后，在中国各大城市上空扔下50枚原子弹。若“胜利”的替代方案是“绥靖”的话，只会引起“新的更为血腥的战争”。杜鲁门的答复是，朝鲜战争是苏联一手炮制的，旨在将美国的注意力从更重要的西欧问题上转移走，全力进攻中国会导致苏联对西欧的侵略。对麦克阿瑟致命的一点是，杜鲁门说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这使得麦克阿瑟的继任者，马修·B·李奇微将军能够很快地坚定驻韩美军的战斗信心。但最为关键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在参议院对外关系与军事委员会共同召开的听证会上的证词。布雷德利讲了那段让人难以忘怀的话，他认为对中国发动总体战的后果必然是让苏联在西欧可以乘虚而入，因此朝鲜战争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发动的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对此无法回应。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官”，他承认自己对欧洲的形势并无深入细致的了解，他也从来没有从“全球问题”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布雷德利的这个认知对麦克阿瑟来说是致命的，参议院听证会结束之时，麦克阿瑟的可信度已经消失殆尽。5月下旬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麦克阿瑟的公众支持率已经跌至30%，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巡回讲演以失败而告终，一场为“选举麦克阿瑟为总统拟草案”的运动也有如打湿了的火药棒，变得悄然无息了。像沃尔特·李普曼这样的自由派人士意识到麦克阿瑟曾给共和国体制带来危险，此时，也不禁松了一口气。
麦克阿瑟试图穿过“卢比孔河”，只是还没到达对岸便沉了下去。政治上，他失算了。但是在如何赢得朝鲜战场胜利的这一战略问题上，他是否是错误的呢？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有理由的。首先，有限战争的政策并不如杜鲁门所想象的那样，能够很快帮助美国同中国达成协议。休战谈判始于1951年7月，但双方用了两年的时间才取得结果。谈判的障碍从官方层面上讲是有关中国和朝鲜的战俘是否应被强行遣返的问题。实质上，谈判困难的原因还在于，美国一边在打一场有限战争，一边又在进行和平谈判，这使得中国人不会对美方采取战争升级的打法有所顾忌。正因为如此，在麦克阿瑟去职的几个月以后，白宫又重新认真严肃地讨论了他所倡导的战略。1952年1月，杜鲁门本人提议向中国和苏联发出最后通牒，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的态度在十天之内没有改变的话，美国将封锁中国海岸线并摧毁满洲地区的军事基地。这就意味着“一场全面的战争。它意味着莫斯科、圣彼得堡、沈阳、海参崴、北京、上海、旅顺港、大连、敖德萨、斯大林格勒以及中国和苏联的所有制造业工厂将被统统摧毁”。三个月后，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战术地使用核武器”。然而，当谈判于秋天再次搁浅时，李奇微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军给华盛顿送去一份计划，“目标是取得军事胜利，并获得根据我方条件商定的休战”。这份计划明确提出了采用核打击“进攻合适目标”的可能性。杜鲁门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企图“以足够大规模”的核弹头来结束这场冲突。这本是麦克阿瑟的一贯立场，也是美国公众的立场。当被问及“如果停战谈判中止……是否赞同对敌军使用核弹攻击”，56%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的答复是肯定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迟来的威胁迫使中国方面在主动遣返战俘问题上，最后放弃了先前的主张。如果是这样的话，麦克阿瑟的判断至少有正确的一面。有限战争并没有成功地确保战争的结束，采取核战争威胁反而奏效了。杜鲁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的否决不经意间使得战事拖延了两年多的时间。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订之时，已有超过3万多美军士兵因此丧生（虽然，人们应当记住1951年之后，伤亡数字已锐减）。更多的士兵在战争中受了伤，超过7 000人不得不忍受牢狱之灾，其中1/3以上的人没有幸存下来。参战的联合国军队中其他国家军队有近4 000人在战争中丧生。韩国的损失则惨重得多，超过40万人牺牲。更加糟糕的是，战争只打了个平局。朝鲜半岛依然一分为二，朝鲜人民军队泰然处在离首尔仅35英里之外的地方，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今天。
从某些方面来讲，朝鲜战争所展现出来的是美国共和体制非凡的自我约束性。1951年，美国同时拥有给新中国以决定性打击的军事实力和民众基础。许多其他帝国强权若拥有像美国这样在核军备竞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的话，是断然不会关上这扇机会之窗的。然而，杜鲁门退却了，反对他的将军被制服了。为什么？亨利·基辛格博士以及其他政治家们从朝鲜战争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与其说美国的那些盟友们是在帮助美国，不如说他们是在阻碍着美国。正如基辛格博士1956年所认为的那样，“盟国或是没有增添我们的有效实力，或是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两者皆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只有美国国内和经济方面的实力才足以让我们承担全世界范围的责任，倘若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必须事先取得所有盟国的同意才进行，这种做法并不能够导致大家的共同行动，而只能够导致共同的无所作为……如果我们的战略利益要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必须保持单独行动的权利，或是与地区性的一组盟友一起行动的权利。”对朝鲜进行军事干预的多边性质产生了一些麻烦，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麦克阿瑟的战略显然不符合美国欧洲盟友以及英联邦盟友的胃口。但是，即便美国单独作战的话，杜鲁门还是会选择有限的战事，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面对麦克阿瑟的挑战时，他捍卫的是总统和共和国宪法的权威。但他这么做反而与民心背道而驰。麦克阿瑟被解职的当月，战争支持率大约在63%。到1952年10月份，半数不到的被调查者认为，朝鲜战争是“值得打的”（见图4）。打有限战争产生的麻烦是，民众对战争的耐心更为有限。美国要通过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即越南战事——译注）才汲取到这个教训，这场战争并没有以平局收场，而是美国羞辱性地吃了败仗。这个帝国式共和国的自身矛盾在于，赞同有限战争的主要是政治精英和一些军方要人，而选民整体却对此不以为然。
图4 支持朝鲜战争统计，1950年—1953年
帝国出局
“越南的教训”在朝鲜战争中其实已经很明显了，但是美国的决策者们选择了错误的教训。他们深信是盟国和联合国给他们造成了负担，他们不仅决定未来不会再受此约束而发动战争，而且还决定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发动战争，而不是他们自己。这就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而不是更好。以朝鲜战争的模式来解决越南问题的话，也许同样可以以南北方分而治之的形式解决问题。选择更为狭窄的帝国主义方式，命中注定只能是彻底失败。
当然没有必要在这里表现出事后诸葛的样子。格雷厄姆·格林写过一部预言式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这部小说写于美国仍然还在支持命途多舛的法国殖民政权的时代，小说中美国人对待中南半岛的态度被帕尔这个人物表现得活灵活现，他没有意识到他与那个愤世嫉俗的英国朋友——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都是“殖民主义者”（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同时也让这个朋友戴了绿帽子）：
（帕尔）正在谈论着老牌殖民国家——英国和法国，你们就是不能指望赢得亚洲人的信心。现在，美国人两手干干净净地进到这里来了。
“那么，夏威夷，波多黎各，”我说，“墨西哥又如何解释呢？”
……他说……总可以找到既不属于共产主义也不受殖民主义侵蚀的第三种力量，他把它称之为“民族式民主”。你只需要找到一个领导人，并保证他不受老牌殖民国家的伤害。
帕尔没有意识到，如此寻找当地合作者正是典型的帝国主义作派。他也没有意识到，要安置这样的一个第三种力量而不给那个国家以长期承诺，其结局必然是灾难性的。格林笔下的主人公为了说服帕尔，举了两个相似的例子，即英国在印度和缅甸的经历：“我去过印度，帕尔，我知道自由派所造成的伤害。尽管自由党已不复存在，但自由主义对所有的政党都有影响。我们都是自由派，或是自由主义保守派，或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我们都怀有一颗正义之心……我们去那里，侵略了那个国家，得到当地部落的支持，因而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缅甸）我们制造了和平……然后我们离开了，留下我们盟友被处死，被锯成两半。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以为我们会留下。但我们都是自由派，我们不能忍受良心上的愧疚。”
那些越南南方的人以为美国人会留下——至少是会以朝鲜半岛的模式保卫分裂后的韩国——他们低估了正在美国国内成长的自由主义势力以及一些居心叵测的美国精英。一名年轻的美国军官，菲利浦·卡普托曾公开声称，他在“同新的野蛮人……作战，他们威胁到了新罗马在遥远东方的利益”，但他却用一种奇怪的致歉口吻说道：“这大概是我在私立中学学的公民学课程的效果，（当搜查越南人村庄的时候）我感到不安，就好像入室的夜贼，或好像是我们国家在大革命时期经常闯入美国人家中作恶的英国军人中的一员……我愚蠢地笑着，煞有介事地收拾着被我们弄乱的东西，然后离开。看见了吧，女士们，我们不是法国人。我们都是好样儿的美国大兵。你们应当学着喜欢我们。我们是美国佬，美国佬想要被人喜欢。我们可以捣毁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想要这么做的话，但是我们会将所有的东西都物归原处。”正是这种否认帝国主义性质的心态对美国制订当时的战略起了阻碍作用。很快，人们开始了解这样一个现实——帝国主义者很少被人爱戴——正如一名觉醒的老兵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是来拯救这些人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被人看作是救世主。他们并不怎么喜欢我们。进入村庄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挥舞着彩旗欢迎的人群，没有人跑出来向我们掷以鲜花，我们胜利行进时，也没有漂亮姑娘出来亲吻我们。‘哦，该死的美国人又来了。救世主啊，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呀？’”
美国军事的计划员们从敌人的死伤人数与自己的死伤人数的比率来定义军事上的成功与否，由此产生的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净尸体统计”和“杀伤率”计算方法。如图5所示，根据他们自己的标准，获得高分的军事胜利发生在1967年或1968年。到1971年，战事已明显处于失利的状况。当然这种计算方式有些赤裸裸和冷漠。军事上取得胜利还取决于双方人力损失各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双方军队和平民的士气丧失有多少。总而言之，战争的更重要的目的是要使另一方投降或逃跑，而不是增加死亡和伤员。整个冲突阶段中，从伤亡的绝对数字来讲，美国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的损失当然更高。但随着美国人在越南的人数逐步减少，而且美国人民不再愿意为了那里牺牲士兵们的生命，胜利的可能便偏向了士气更为高昂的敌方。
图5 净尸体统计以及杀伤率，越南，1966年—1972年
定义：净尸体统计（柱形）：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加上越南共产党部队死亡、失踪或行动中被捕人数，减去美国军队加上越南南方军队死亡、失踪或行动中被捕的人数。杀伤率（线形）：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加上越南共产党军队死亡、失踪或行动中被捕的人数除美国军队加上越南南方军队死亡、失踪或行动中被捕的人数。
如果战争打得更为惨烈一些的话，美国是否会取得越战的胜利呢？许多美国军事分析家认为，越战暴露了有限战争概念的许多缺陷。指挥美国部队战斗直到1968年的将军威廉·威斯特摩兰将责任归于那个“考虑不周”的“战争升级”策略，他认为这个策略阻碍了快速并且果断地解决冲突的进程。布鲁斯·帕尔默将军认为“阶段性地逐步使用空中力量打击，违反了战争的许多基本原理”。陆军上校哈里·G·萨莫指责美国军事计划员们采用追击越共游击队的策略。这些游击队旨在骚扰驻在越南南部的美军，等待更大规模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正规师介入战斗。美国在这场“平叛作战”中耗尽了自身的实力，他们本应当长驱直入，进占老挝以封锁敌人南下渗透的路线，从而将打击越共游击队的任务留给越南南方的本土军队来执行。这个观点得到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的认同。他后来写道：“越战的教训之一是，宁可反击敌人的进攻，也不要卷入无休止的军事辅助手段中。必须寻找对手的核心基地，摧毁其军事力量。”海军上将托马斯·H·摩尔认为，“美国本应当在北方打仗，在那里每个人都是敌人，这样就不用担心伤及友好的平民了……发动这场战争的唯一原因就是要去推翻一个你们不喜欢的政府。”
从战术层面来看，这场战争本来也可以更有成效。在中欧受训以对付苏联红军的美国军队要花一定时间适应越南丛林密布的山岭和稻田，他们要花时间学习反游击战的奥秘。然而，学习过程却困难重重。为期仅一年的战地服役制度挫败了部队的士气，破坏了战斗群体的内聚力，降低了战斗集体所接受的教训的重要性。尽管如此，美国人最终还是找到了战斗操作和战术挑战的解决办法。越南北方人讥笑美国人“精密的武器、电子设备和其余装备面对被动员起来的人民毫无用武之地”。不过，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全面使用了武装直升机、精确制导的导弹和B–52战略轰炸机。正是这种新式空中作战方式在1972年复活节时消灭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入侵部队。
本来还有其他提高作战效率的办法。美国对越军事援助司令部负责指挥在越南南方的作战，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则负责从夏威夷对越南北部进行空战指挥。指挥系统并不十分清晰。情报收集本来也可以改善的，考虑到美国与它所支持的越南南方政府之间联络的重要性，美国军方领导层和美国外交代表之间的合作应当更为密切。然而，即便战争策略、操作以及战术的效率好上两倍，胜利的一个基本政治障碍是：急速下降的民众支持率。早在1967年10月——离首批海军陆战队抵达并保卫岘港机场之后仅两年半的时间——反对战争的选民就已超过了支持战争的选民（见图6）。公众对越战热情的降低，一般说法是由于不断上升的美军伤亡率。在这两个可变因素之间一定是有表面上——实际上是统计数字上——的联系的。然而公众对战争支持的决定性因素远比这些简单的算术所推出的结论要复杂得多。越战的伤亡率与美国打的其他海外战争比起来，并不算特别高。1967年的军事行动中死亡的美军服役士兵为9 378人，是美军在越南服役士兵总人数的2.5%。在东南亚服役的美军有870万人次，总计仅牺牲了1.4%，2.2%受了重伤。两次世界大战则远比这个数字更具毁灭性。真正的问题在于，到1967年时，即便这些数字也受到是在为战争目的开释的质疑，持有这样观点的美国人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美国攻打越南的目的不明确；政府对快速赢得这场战争的信心不足；美国人对既定的目标是否值得持久地为之牺牲表示怀疑——这些都是造成公众对战争支持滑坡的原因，与此同时，尸体数目的统计，正无情地上升至累计总数差不多达到6万人，其中4.7万人是阵亡。
图6 越南战争：伤亡率以及民众支持率
很难说哪个是因，哪个是果。究竟是因为战争支持率的下降迫使林登·约翰逊去寻求和平谈判，还是和平谈判导致了支持率的下降？有一些人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不可能打赢这样一场战争，但缺乏有效的政治领导则有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可以佐证。约翰逊完全没办法向公众或国会解释发动战争的必要性。更糟糕的是，早在1965年圣诞节，他便开始着手致力于通过暂停对河内的空中打击，谋求和平谈判的策略。这个计谋在1967年得以再次重演，最后证明是灾难性的。它表明美国人准备接受一个妥协的和平方案，因而鼓舞了越南北方人民继续奋战的决心，同时，在美国国内又制造了一缕战争快要结束的曙光。因此，在后来的一个月里，民众反对战争的呼声超过了赞同战争的呼声，这并非巧合。然而，即便在1968年，支持战争的基础仍未消失，有超过40%的选民认为如果美国放弃这场战争，“共产党就会接手越南，继而向世界其他地方进军”。一等兵杰克·S·斯万德，绝不是唯一一个认为“美国还在越南南部继续战斗以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这总比在金凯德、洪堡、布卢芒德，或堪萨斯城这些美国城市来做这件事要好得多”的美国人。威斯特摩兰将军在越南人发动春节攻势时给敌人以重创。新任国防部长卡拉克·科克利弗德却犯了致命的错误，他拒绝调派更多军队前往越南作战。同时，约翰逊总统决定宣布暂停又一轮的局部轰炸，希望开始谈判。从这一天开始，美国的政策开始变为寻求不失脸面地退出越战——后来则变为不管以何种形式退出都可以。
这正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择手段追求的目标。一边秘密轰炸柬埔寨，一边秘密与黎德寿在巴黎进行谈判，显示出双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诡诈。但是，他们从约翰逊那里继承来的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于1973年1月最终签订的停火协议成了越南南方政府的死亡宣判书，而美国原本的干预就是为了救助这个政府。在柬埔寨造成的“间接损害”无力阻止那个国家沦为亚洲范围内最为野蛮的政权。于是，1975年4月金边被红色高棉政权统治与最后一批美国人搭乘飞机离开西贡差不多同时发生。这成了“美帝国主义”十足的耻辱——这在当时是美国媒体以及中国报纸上用来骂美国的专用名词。曾被称之为“白人的负担”的说法在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的口中变得面目全非。他在1968年曾哀伤地重新贴上“大国的责任”的标签。总而言之，美国人更倾向于选择软弱的不负责。
有些人赞同格林的预言：美国在越南继承了欧洲帝国主义的事业。美军排长马里昂·李·坎普纳在1966年阵亡前三个月这样写道：“（如果）这能够使美国成为世界警察，那就这么做吧。这确实不过是英国在1815年到1915年期间承担的责任，我们有很多理由挑起这个担子，那是因为，英国那段时间里绝没有受到我们现在所受到的威胁——整体面临被歼灭或征服。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其他许多人的头脑中，帝国的自我否定的状况仍然继续存在。路易斯·哈勒坚持认为，“美国并非是为了帝国的理由进攻中南半岛的……我们并非为了扩大我们的领地或是建立一个帝国而在那里打仗的。”恰恰相反，越南战争完全是一个搞错身份的例子。肯尼迪和约翰逊犯下了悲剧性的错误，将越南北方政权仅仅看成是美国发誓要除掉的世界共产主义所利用的工具。但是这场战争更多的是由炙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激起的，胡志明自己不就十分赞许地引用美国“独立宣言”吗？相比较而言，西贡政府并不值得美国这样扶持。无论如何，像乔治·F·凯南和小亚瑟·J·施莱辛格这样卓越的分析家现在所认识的那样，中南半岛只具备最低的战略意义。由此得出的推理非常清楚，尼克松实际上在关岛宣布“尼克松主义”时也采用了这种观点。美国只能当自己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时才发动战争，那些寻求美国援助、危如累卵的政权从今往后恐怕只能好自为之了。
美国在中南半岛进行干预的不光彩的结局使得更多的人接受这样的观点。1974年4/5的人投票赞同“美国应当在国际领域里管好自己的事，让其他国家自己决定如何最好地发展自己”的说法。十年前，仅有18%的人如此认为，到1978年为止，很多人开始认为越南战争“不仅仅是一次过失，而是犯了本质上的错误，根本上就是不道德的”。一连串的影片重复着这一主题。虽然这些影片的预算按照好莱坞的标准过于庞大——影片《现代启示录》更是惊人——但是它们都证明了一点：战争题材的影片比战争本身更具有经济价值。即便进行最为保守的估算，越南战争的成本也要超过千亿美元，这些钱绝大多数是借来的。1964年到1972年间，联邦政府的赤字总额增加的数字与越南战争的花费大约相等。无可否认，这个数字同美国后来几十年时间里公共债务增加的数字相比并不算巨大。越战期间最大的赤字刚刚超过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低于2003年的赤字。这样看来，越战浪费钱财的重要性同流血的重要性相当，难分彼此。然而，在海外战场花费如此之多金钱的事实，严重影响了美元的国际地位。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架，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关键货币。1971年8月15日，此时离最后一批美军撤离越南还有一年半的时间，理查德·尼克松承认了美国经济霸权地位的终结，他决定“关闭黄金窗口”，结束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宣告浮动汇率新时代的到来。值得注意的是，正是欧洲对美元的施压——尤其是法国——敲响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丧钟，欧洲挑战（虽然不是终结）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越战的失败不仅重新定义了美国对世界的心态，使得很多美国人转向批判战后的全球主义，它也改变了世界对美国的看法。不管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里是如何具有可怕的压迫感，越战都释放了冷战中的人们（特别是西欧知识分子阶层内的）的反美情绪的浪潮。这种情绪在冷战的后一阶段一直持续下来。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了，在世人的眼睛里，似乎扮演邪恶帝国角色的正是美国。越战后所有的电影中最为成功的是一部根据科幻寓言小说拍摄的片子——《星球大战》。这并不奇怪。观众在影片中受邀与一帮衣衫褴褛的自由斗士们一道为弱势的反抗军同盟抵抗一个邪恶的银河星系的帝国。影片《星球大战》中，乔治·卢卡斯完美地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于脱离帝国主义黑暗一面的渴望。在这一电影史诗中的前传作品里，大恶棍达斯·维达年轻时代表现了一个充分美国化的绝地武士的形象，这具有重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