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元月，长治
腊月的寒风卷过晋东南平原，长治县境内的气氛却与往年截然不同。
往年这个时候，庄户人家里多是愁容——算计着存粮能否熬过青黄不接的春天，忧虑着来年的地租。
而今，一种躁动而又充满希望的暖流，在每一个村庄里涌动。
领航者农牧公司长治分公司的院子里，人头攒动。各乡各村的代表，公司原有的田间管理员、农机手、仓库保管员，甚至还有不少闻讯赶来的普通农户，把院子挤得水泄不通。
人们呵着白气，跺着脚，目光却都热切地投向前面那个临时搭起的木台。
台上，站着新任县长孙守拙。
他依旧穿着那身半新不旧的长衫，外面罩了件公司早年发的、洗得有些发白的藏蓝色工装棉大衣。
这位曾经领着工程队，在青龙涧畔风餐露宿、为全县水利命脉呕心沥血的前水利工程总办，如今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他因主持水利工程和荒山开垦的卓著功绩，先是被时任县长的林永年提拔为县佐，数月前，随着林永年高升省实业厅副厅长，他更是被委以重任，接掌了长治县长一职。
此刻，他清瘦的脸上带着风霜痕迹，眼神却比勘测水脉时更加锐利和坚定。
“乡亲们！”
孙守拙的声音带着工程人特有的沉稳，清晰地传遍院子，“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有一件关乎咱们长治县每一个庄户人家切身利益的大事要宣布！”
他环视着下面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许多是曾和他一同在工地上挥洒过汗水的面孔。
“大伙都记得，四年前，那是民国三年，咱们这儿大旱，颗粒无收。”
孙守拙的声音沉了下去，台下许多老人的脸上也浮现出痛苦的神色。
那一年，河床龟裂，赤地千里。
“是领航者公司，在那时候站了出来，买下了全县的地，修了许多座象青龙涧一样的大水库，挖了上千里的水渠，把咱们的望天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还开垦了上百万亩的荒地！这四年，咱们不再是给东家扛活的长工、佃户，咱们是领航者公司的员工，拿工钱，吃食堂，娃娃能上学，病了有公司的大夫看。”
台下响起一片赞同的嗡嗡声。
这四年的变化，每个人都切身感受得到。
“但是！”
孙守拙提高了声音，如同当年在工地上指挥调度，“公司的决策层，林先生和诸位先生们，觉得这样还不够！”
人群瞬间安静下来。
“东家和先生们说，这地，这水渠，这好种子林耐二号，终究是要靠咱们庄户人一滴汗一滴汗去伺候的。
要想让地里长出更多的粮食，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有奔头，就得让咱们自己当家作主，把地，变成每家每户的财富！”
他顿了顿，看着下面一张张屏息凝神的脸，一字一句地宣布：
“从今天起，公司决定，把咱们长治县所有已经整治好的水田、梯田，包括那些新开垦的地，全部承包到户！让你们自己种！”
“嗡——”地一声，人群像炸开了锅。
孙守拙耐心地等议论声稍歇，才详细解释道：
“不是把地卖给你们。
地，还是公司的地。
但是，公司给你们每家每户，按照人口和劳力，分派相应亩数的田地，签契约，包给你们种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只要你不违背契约，不破坏田地，不种违禁的东西，这地就由你自家做主，想种什么庄稼（除了公司明令的战略作物），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都由你自家安排！”
“那……那收成咋算？”一个胆大的老汉扯着嗓子问。
“问得好！”
孙守拙大声道，随即补充了关键细节，“契约上写得明明白白：地里产出的粮食，除了按照亩数，向公司缴纳一笔固定的土地资源使用费——这个数目，定得比往年最好的年景时交给地主的地租，还要低！剩下的，无论多少，全是你们自家的！”
他伸出两根手指：“你地里打下五百斤粮，可能只需要交给公司一百斤甚至更少的使用费，剩下的四百斤，全是你自家的！你打下一千斤，交的还是那么多，剩下的九百斤，还是你自家的！”
他特别强调了一点：
“这里头有个要紧的条款，为了保证粮源和种子纯度，各家种出来的冬小麦，按咱们这儿以往的惯例，必须全部由公司按市场价统一收购，不得私自外卖。至于其他季节的收成，比如夏玉米、秋豆子，或是家里菜园子的出产，公司不收，你们自家吃用也好，拉到集市上卖钱也罢，全由你们自己支配！”
这话如同在滚油里泼进了一瓢冷水，彻底点燃了所有人的激情。
自己种，自己收，交完固定的，剩下大部分都是自己的！
虽然冬小麦要统购，但价格公道，而且其他收成全归自己，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那……孙县长，俺们要是包了地，还算公司的员工不？”
一个穿着公司农机队制服的小伙子急忙问道。
“自愿选择！”
孙守拙斩钉截铁，“愿意包地种田的，就跟公司签承包契约。愿意继续在公司当员工的，比如开拖拉机、管水渠、在种子站做技术员的，就还保留员工身份。也可以一边当员工，家里婆娘娃娃包些地种。全凭自愿！”
他看着台下那一张张因激动而泛红的脸庞，声音沉稳有力：
“总部的决策层明确指示，这叫藏富于民。公司掌握土地所有权，保证大局和战略需求；把经营权、大部分收益权交给你们，激发大家的干劲。大家富足了，咱们长治县，咱们山西，才能真正强盛起来！”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长治县都陷入了空前的忙碌和喜悦之中。
公司的丈量队、文书员分组下到各个乡村，核实田亩，划分等级，与农户们面对面签订那为期三十年的承包契约。
在王家屯，老把式王老栓带着儿子，在分给他们家的二十亩水田田埂上走了好几遍，抓起一把黑油油的泥土，激动得手都有些抖：
“三十年……这地，跟是咱自己的有啥两样？
冬小麦统购就统购，反正公司给钱，价钱也公道。
咱夏秋两季再种上别的，这光景，以前哪敢想？”
他的儿子，一个在工厂做过工的青年，则更精明地算计着：
“爹，咱家劳力够，这二十亩水田，轮作安排好，冬小麦卖给公司，夏玉米、秋豆子咱自己卖，一年下来，刨去使用费，落下的钱粮，比在工厂做工只多不少！”
也有选择继续留在公司的。
李家庄的李大牛，是公司水利维护队的技术骨干，他媳妇身体不好，娃还小，他琢磨再三，还是决定不承包水田了。
“我继续在公司干，工钱稳当，还能维护我当年参与修的水渠。
让那些劳力多的人家去包地吧，他们把地种好了，咱们全县收成高，公司效益好，咱工钱也能涨不是？”
傍晚，长治县境内的村庄，家家户户炊烟袅袅。
那炊烟里，带着白米白饭的香气，也带着对来年收成更精细的盘算。
孙守拙站在县衙改建的政府办公楼窗前，望着远处村庄的点点灯火。
这套既保证公司战略需求，又最大限度让利于民的政策，真正激发了活力。
当土地的利益与每一个农户的身家性命紧密捆绑在一起时，所迸发出的生产热情和创造力，将是任何行政命令都无法比拟的。
藏富于民！
砚哥儿，只是做了这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