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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6章 崩溃了

作者:大挣年纪 当前章节:4988 字 更新时间:2026-7-8 02:53

三月十三,马德里

圣安娜医院高墙内的挣扎,仅仅是马德里这座古老城市正在滑入深渊的一个缩影。

当贵族和富人们还能在隔离病房里为祝福而纠结时,城区的平民街区,正经历着一场无声的、彻底的崩溃。

何塞菲娜抱着她五岁的小女儿,在社区诊所门外已经排了三个小时的队。

孩子的额头烫得吓人,小脸通红,咳嗽声虚弱得像只生病的小猫。

队伍缓慢地向前蠕动,空气中弥漫着恐惧和汗水的酸味。

终于轮到她们时,诊室里唯一的值班医生,眼圈乌黑,声音沙哑,只是隔着桌子匆匆看了一眼。

“高热,咳嗽。回家休息,多喝水。”

医生机械地说着,笔在处方笺上划拉了几下,“阿司匹林,如果还能买到的话。”

“医生,求您看看她,她喘气很困难……”何塞菲娜哀求道。

医生抬起头,眼睛里是麻木的疲惫:

“夫人,我没有病床,没有氧气,甚至连足够的护士都没有。

后面还有几十个人在等。按我说的做,或者去找神父。”

最后那句话,他说得极其轻微,仿佛是什么禁忌。

何塞菲娜拿着那张几乎等同于废纸的处方,茫然地走出诊所。

街角,她看到另一个男人抱着一个裹在毯子里的、毫无动静的小小身躯,跪在地上无声地哭泣。

救护车?那早已是传说中只为富人区服务的东西。

曼努埃尔跑遍了附近所有的药店。

每一家都挂着退烧药、止咳水售罄的牌子。

橱窗空空荡荡,如同被洗劫过一般。

在一家还开着门的小药房里,人群几乎挤破了门。

药剂师站在柜台后,声嘶力竭地喊着: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连薄荷脑都没有了!”

有人挥舞着钞票,有人哭喊着亲人的名字,但回应他们的只有药剂师绝望的摆手。

曼努埃尔最终在一个阴暗的后巷里,从一个眼神闪烁的男人手里,用十倍的价格买到了几片没有包装的白色药片。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他妻子正在家里咳血,他别无选择。

老神父托马斯站在社区小教堂的台阶上,看着抬过来的又一副简陋棺材,感觉自己的信仰正在一点点碎裂。

最初,他还会走进病人的家,握着病人的手,举行完整的临终圣事,给予最后的安慰。

但很快,他发现自己也出现了咳嗽和发烧的症状。

更可怕的是,他上个星期为之祷告、施涂油礼的五个教民,无一例外全部死去了。

恐惧像瘟疫一样在教区蔓延,人们看他的眼神,不再只是对神职人员的尊敬,还带上了一丝难以言喻的畏惧——仿佛他带来的不是上帝的恩典,而是死亡的阴影。

“神父,为我儿子祷告吧!他不行了!”

一个男人冲过来,抓住他的黑袍,眼神狂乱。

托马斯神父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这个动作让他自己都感到震惊和羞愧。

他看着那人绝望的眼睛,张了张嘴,那句“主与你同在”却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他感到一阵眩晕,扶住了冰冷的石墙。

“我无能为力,”他终于嘶哑地说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上帝……沉默了。”

他转身,踉跄地逃回了教堂,紧紧关上了那扇曾经永远向信徒敞开的木门。

教堂内部空旷而冰冷,十字架上的耶稣低垂着头,仿佛也不忍目睹这人间的惨剧。

在马德里平民区的街巷里,希望正与生命一同快速流逝。

医院的门槛高不可攀,药店的货架空空如也,连教堂的门也开始关闭。

一种被彻底遗弃的绝望,如同浑浊的污水,在这座城市的底层蔓延、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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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和消毒酒精,这两样平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此刻却成了划分生死、衡量财富与权势的标尺。

玛丽亚太太翻遍了整个家,也找不出一块干净的厚棉布。

她的小儿子躺在床上,咳嗽声像钝刀子一样割着她的心。

她冲进最近的一家杂货店,气还没喘匀就问:“口罩!有口罩卖吗?”

店主的回答冰冷而熟悉:“没有。早就没有了。”

他看着玛丽亚绝望的表情,压低声音,把她拉到一边,从柜台下摸出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纸包,里面是几层看起来还算细密的纱布。“这个,五个比塞塔。”

五个比塞塔!

这几乎是玛丽亚丈夫两天的工钱!

她看着那粗糙的口罩,又回头仿佛能听到远处儿子的咳嗽声,颤抖着手摸出了皱巴巴的钞票。

她知道这可能是骗局,但她别无选择。

在富人区的药店,情况则截然不同。

偶尔有货时,标准的外科口罩被严格限量供应,价格虽高,但至少明码标价。

而更高级的、据说来是加厚棉纱口罩,则只出现在某些隐秘的交际圈和圣安娜医院内部,那是有钱也未必能弄到的“硬通货”。

黑市上,口罩的价格已经疯了。

用过的口罩被不知名的人回收、简单处理,然后重新包装流入市场。

更多的人,像玛丽亚太太一样,开始用旧床单、窗帘,甚至内衣,自己缝制简陋的口罩,尽管它们的效果微乎其微。

行走在平民区的街道上,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口罩:脏兮兮的布条、磨得发毛的围巾、甚至有人直接把衣领拉高捂住口鼻。

每一次呼吸,都充满了不确定的危险。

而在林荫道和高级咖啡馆外,偶尔走过的绅士淑女脸上,那洁白的、规整的口罩,成了身份与安全最直观的象征。

药店里,装酒精的棕色玻璃瓶早已不见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来路不明的消毒液,装在五花八门的瓶子里,颜色从透明到浑浊的黄色都有,气味刺鼻,效果无人保证。

价格更是高得离谱,一小瓶就足以让一个工人家庭踌躇半天。

“用醋!用肥皂!使劲擦!”

成了社区里口口相传的无奈之举。

但对于那种通过空气传播的恐惧,醋和肥皂显得如此无力。

而在圣安娜医院的后院,以及卡洛斯伯爵秘密租赁的那些仓库里,成千上万升的标准医用酒精被静静地储存着。

它们被严格管控,只用于医院的消毒和极少数特权阶层的供应。

这些透明的液体,在知情者眼中,其价值已远超同等体积的葡萄酒。

平民的家里,气味变得复杂而令人沮丧——病患的汗味、煎药的苦涩、廉价消毒水的刺鼻,以及若有若无的、属于死亡的气息。

而在那些高墙之内,酒精的气味则纯粹、浓烈,带着一种近乎奢侈的安全感。

位于市中心的区市政厅,往日里挤满了办理手续、缴纳费用、争吵抱怨的市民。

如今,大厅内空旷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回响。

大多数窗口紧闭,仅存的几个开放窗口后,办事员戴着五花八门的口罩,眼神躲闪,动作迟缓,对前来询问隔离政策或求助的市民,只能给出千篇一律的回答:

“上报了,在等通知。”

“我们也没有办法。”

真正的崩溃始于死亡登记和殡葬服务的彻底瘫痪。

起初,市政部门还能勉强维持每日的死亡统计和尸体清运。

但随着死亡人数呈指数级增长,负责此事的办公室电话再也无人接听。

工作人员要么病倒,要么因恐惧而拒绝上班。

开具死亡证明成了奢望,正规的殡仪馆早已不堪重负,继而关门。

尸体开始积压。

在医院停尸房爆满后,在家中,在贫民窟通窄的房间里,尸体无法得到及时处理。

起初是几天,后来是一个星期。

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味开始从一些紧闭的门窗后隐隐飘出,与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水味混合,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属于死亡和绝望的协奏曲。

市政派出的运尸车越来越少,最后彻底消失。

人们只能求助黑帮控制的、索要天价的私人服务,或者,在夜深人静时,自己将亲人的遗体运到郊外草草掩埋。

街面上的警察肉眼可见地减少了。

他们不再是秩序的维护者,也成了被疾病狩猎的对象。

剩下的警察被命令优先保障核心区域和重要人物的安全,对于平民区越来越多的混乱——抢劫空置的店铺、为争夺药品或食物而发生的斗殴——他们大多选择了视而不见。

那身曾代表权威的蓝色制服,如今更多地出现在封锁疫情严重街区的警戒线后,他们的存在,从保护变成了隔离和放弃的象征。

垃圾清运车不再出现在大多数社区。

垃圾堆积在街角,腐烂变质,引来成群的苍蝇,进一步加剧了卫生危机。

公共服务的热线电话永远处于忙音状态。

曾经定期巡查的卫生官员踪迹全无。

城市的脉搏——供水、供电虽然尚未中断,但维护人员的大量缺勤,使得任何一点小故障都可能演变成压垮特定区域的最后一根稻草。

基层政府的崩溃是无声的。

没有宣言,没有公告,它只是简单地停止了运作。

办公室里的文件积满灰尘,电话铃声在空房间里徒劳地回响。

对于马德里的普通市民而言,这种崩溃意味着他们被彻底抛下了。

不再有可以求助的官方机构,不再有维持基本秩序的力量,不再有对生命最后尊严的保障。

他们被困在了自己的家里、病房里、或者街头,独自面对病毒的獠牙,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性黑暗。

这座城市表面上还矗立着,但其赖以运行的基层骨架,已然被瘟疫蛀空、瓦解。

权力出现了真空,而混乱,正在这片真空中悄然滋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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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女王医院呼吸科三楼的隔离病区,主治医生埃斯特万在他的工作日志上,用颤抖的笔写下了最后一行记录,然后猛地将日志本摔在墙上。

“3月12日-3月25日,收治确诊重症患者47名。死亡47名。治愈:0。”

死亡率百分之百。

这不是冷冰冰的统计数据,而是发生在眼前的地狱。

他亲眼看着病人们以相同的模式倒下:

高烧、咳嗽、肺部彻底被毁、窒息而死。

他们尝试了所有已知的药物和方法——阿司匹林、奎宁、洋地黄、甚至放血疗法。

一切努力都像是投向深渊的石子,连一丝回响都没有。

医院里开始流传一个绝望的绰号——“送终楼”。

护士们私下颤抖着说,只要被送进那里,就等于被死神签收了。

圣卡洛斯医院的外科主任洛佩斯医生,此刻却躺在自己医院的地下室临时病房里,浑身滚烫,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刀割般的疼痛。

他曾是医院的技术权威,现在只是一个等待死亡编号的病人。

像他这样的医生和护士,在这家医院里已经倒下了近百人。

最初只是个别的发热请假,然后是大面积的病倒。

急诊室的人手锐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护士站里空无一人,呼叫铃声响成一片,却无人回应。

走廊里偶尔能看到戴着口罩的护士小跑着,但她们的眼神里不再是专注与关怀,而是无法掩饰的恐惧和麻木——她们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倒下的。

医疗队伍,这支对抗疾病的白衣卫士,自身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员,濒临全军覆没。

医院入口处上演着最残酷的筛选——只有那些还有一丝救治希望的、或者有背景关系的病人,才能被勉强抬进去。

更多的人被委婉地告知:“回家吧,或许更舒服些。”

这意味着被宣判了死刑。

黑市贩子敏锐地嗅到了商机,他们像秃鹫一样盘旋在医院周围,向绝望的家属兜售着来路不明、价格骇人的特效药和据说从某个仓库流出的高价口罩。

马德里的医疗系统,曾经的城市骄傲,已然彻底崩溃。

它不再是一个救死扶伤的体系,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混乱的、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停尸场和绝望放大器。

治愈是遥不可及的奇迹,死亡是每日例行的公事,医生自身难保,药品和床位比黄金更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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