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通站在围篱外的姿势和出神的状态与那个印第安人很像。但是他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等着我走向他。当我快要撞到他时，他抬头并缓缓地移动左腿，好站直身子。这个动作僵硬刻意，他的腿像是木头做的。但是皮通满脸激动。我从没见他这么骚动。他双眼亮晶晶地盯着前方，鼻翼翕动。他有消息要说。急不可耐。
他说：“我喝香槟了。他把我叫去他的花园，给了我香槟。”
让皮通迷糊的不光是酒。更有这日光，这场合，这奢侈，这晨间的时光，这让人困惑的夏天出乎意料的发展，好戏一出接一出。要是我没撞见他，他大概会回家和妻子分享这个消息。
他又说了句“香槟”，若有所思，两眼神采奕奕。
大约一个月后，我从艾伦那里听到了这件事的另一种说法。夏天差不多过去了。艾伦穿着水手服在庄园闲逛，像房东在头一个夏天给我的诗中的水手，那首诗写在关于湿婆神和克利须那的诗之后。
艾伦说：“他沉浸在古风的状态中。我听说他给皮通喝粉红香槟。”这做法在艾伦看来那么可笑，他笑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接着他说：“上午十点喝粉红香槟。他告诉我皮通彻底不行了。彻底不行了。”
我现在觉得，给沃尔沃斯那桩事添油加醋的并不是艾伦，而是我的房东。他存起了皮通和香槟的故事，就像皮通（无疑还有他的妻子）存起故事那样，等到来了艾伦这样的客人就拿出来当谈资。这些客人了解并敬重他的古风。然而那天上午的冲动，庆祝那一刻的需要是真实的。后来是他自己的浪漫想法作怪；后来是他有意制造故事，以便讲述，以便传播他的传奇。
在长久而病态的隐居中，他的灵魂濒于死亡，现在他复活了，并且重新认识到了自己的身份。这一点表现在他的画作上，那粗大得不成比例的签名，比他当初给我的湿婆神和克利须那的诗的落款还要大，那个时候他很低迷，压抑着自我。躲过疾病的性情如今只有很小的表现空间，也更微妙，只能对艾伦和皮通这样的人表现——艾伦这样的人很少，现在没有多少人知道我房东的传奇了。
①奥布里·比尔兹利（1872－1898），英国著名插画家。
*
“有富人朋友真是不错？”艾伦说过。不过这只是艾伦自己的幻想；这是他对借宿地的幻想。菲利普斯夫妇看得更明白。他们知道庄园里有多少事要去做，又有多少能做成。
庄园建于帝国权力和财富的顶峰时期，那时风行高大甚至奢华的中产阶级内室。庄园的奢华部分表现在现代化设施——下水道、供暖、照明系统——在建造宅子时就安装好了。不论何种建筑风格，不论在一些地方（比如茅草屋顶，燧石的应用）多么刻意地去营造本地乡村的效果，它们都会有点像汽船。它们是在那种自信下建造的；不仅是财富上的自信，还有投身其中的建筑师和匠人的自信。这种工业或技术上的自信——建造了这宅子的财富的自信——让庄园维护起来很昂贵。某天庄园的锅炉爆炸了，另一回一片屋顶被风掀起。每次事故耗费动辄上千。
管道和排水系统已经老化了。庄园夜间用水时，如果蓄水池需再次注水，我小屋的金属管道便会在周遭的死寂中发出嘶嘶声；白天这声音被其他声响掩盖了。埋在墙中的金属管子因为内部潮湿而生霉，导致墙上出现一条条灰黑色的霉痕，像极了老鼠留在窝里或藏身之处的毛。
七十年的时间，山谷的雨水、滚落的白垩、燧石和泥土多少堵塞了下水道。草坪下暗藏着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下水管，现在不知哪里已经损毁。雨水泛滥的冬季，某天早晨一场暴雨过后，草坪上突然出现一个小洞，仿佛自行慢慢塌落，接着从软化的洞口涌出棕色的急流——乍看以为是什么动物在活动：一只鼹鼠迅速地扒土——涌了半个小时。
不时有代理人来拜访。这提醒我们无法与他人老死不相往来；事情都有实际的一面：收入，账目，收支平衡的需要。
一开始我是从菲利普斯那里听闻有这些来访的。当时菲利普斯夫妇还没那么自信，他们重视这些代理人的来访，会事先作一些准备。他们没有表现得过度热情，但是从庄园庭院里的动静，有时甚至暗示我清理北墙的落叶（绝不可能清理干净：那面墙是两三百码内的山毛榉天然的落叶地），能猜出“代理人”要来访。
然而代理人经常是一个小伙子，阅历浅，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用我们的庄园来练手地产生意。这里的地产代理人以英里或片区为单位经营捕鱼权和上千英亩农田及林地的买卖。几英亩荒废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虽然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我们的地产代理人看来却不具备任何挑战性或练手的价值。来的年轻人经常很快被调去做更重大的项目，或者换了工作，不会再来庄园。因此，不值得与他们结交甚至记住他们的名字。把代理人的来访当成巡察，顺应他们的“要求”，至少菲利普斯夫妇开始这么做，他们修修这里，补补那里的漆。如果说起初我们打扫收拾是为了获得称赞（在不知什么地方也许会被报到上一级），后来我们则寻求破破烂烂的面貌。
继夏日美妙的乘车、赏花和香槟之后，庄园的确开始衰颓。草坪边缘的三棵山毛榉据称很危险，有可能倒在庭院中。一周之内它们便被砍倒，树枝割断绑起，一些堆在外屋，一些被伐木工带走作为一部分报酬。于是在一周内，我失去了一些绿荫——我旅行归来总会感受到的绿色的拥抱，无论我何时走的，走了多久。
只有屋前的紫杉和山毛榉把我和外面的路隔开；山毛榉虽高大，却挡不了多少噪音，但我觉得那三棵树倒下之后，噪音越发响了，尤其是五点之后——于是，来这里后我第一次意识到一天的交通。军用飞机的声响也更吵了。
我在这里的小世界是多么脆弱！只有树叶和树枝。只有树叶和树枝为我居住的地方营造了色彩和防护。移除它们——一把锯子一个早上的功夫——公路就出现在那儿，一百码开外，一切都变得无遮无掩。
我以前常推着皮通的割草机在山毛榉下修剪稀疏浅绿的草，一直到草坪尽头，靠近茂盛的紫杉，再到一片没什么草的地方，那儿净是旧树枝、山毛榉果实和终年不见光的尘土。在那里用割草机没什么意义，但又不得不去做，这样工作才完整彻底，割完草后一两天，放眼看这片草坪是种享受。从草坪的一端到另一端，我在疏密不均的草地上制造出一条条的痕迹。
如今，三棵树倒下后，在一片空旷中，草甚至在秋天便从那片覆满树枝和灰尘的地上钻出来。在整个冬天和春天，草坪上一直留有被树干压过的印记，直到这片草真正苏醒。伐木工让山毛榉以一定的角度倾倒，于是在新的空旷中，在庄园庭院边的光线中，虽然树不见了，却仿佛有半年时间都投下幽灵似的阴影。
砍树是个有远见的决定。这年春天风刮得比往年更猛。风太猛了，我站在小屋厨房里看前面（透过一扇矮窗）以及后面（透过厨房门上方的玻璃）的山毛榉树。说来也怪，我待在小屋里从未感到害怕。我还真的看到花园后面两棵粗大的白杨树被风刮断，树连折两次，一次是在树梢，接着是拦腰而断。了解了损害的法则，这于是就有点像在看人或者动物被肢解。树不是我种的，但我看着它们被摧毁。
春夏两季，这三棵彼此间隔十英尺的白杨看上去像一把巨大的扇子，在花园围墙上方摇曳。现在其中两棵像嫩枝一样被折断。它们的残骸倒在湿草甸和菜园围墙之间，就在荆棘般的老玫瑰花圃后面。
单凭皮通和他的手锯是清理不了的。我试着帮他。但哪怕是割一小段树枝，锯子也不时卡在潮湿多汁液的木头中，发热。
皮通会说：“打结了。我们最好停下。”
“打结，皮通先生？”
我喜欢这个词。我之前从没听人说过，但觉得形容眼下的状况很贴切。皮通又发窘了，就像当初我问他沙土里的什么对杜鹃花有益，或者当他告诉我房东喜欢我屋前的牡——丹（和“马驹”②押韵）。他学房东做作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发音觉得别扭，又想让人知道他会更常用且正确的发音，同时要尽量不显得不敬或不忠。
倒下的树现在横亘在我去河边散步的路上。白杨树参差不齐的白色树桩——十五到二十英尺高——慢慢老旧；春夏之际甚至长出了新芽。
花园的种植者或者设计者当年种下树苗时大概想着三棵树可能会出现扇子的视觉效果，因而每隔十英尺种一棵，觉得这距离够远的了；之后五年确实如此，不料后来边上的两棵树慢慢地不再竖直生长。于是我看到了扇形效果，看到这三棵树每年长数英尺，也看到种树人没有想到的事：两侧的树折断了。这几棵树超越或者包含于房东的生活中。他一定发现两棵白杨不见了；他一定在后花园见到了残骸。但我没有从菲利普斯夫妇那里听说房东对此说过什么。
自入秋起，庄园就变得乱糟糟的，因而对我们来说，夏初接待察访是合适的。上午十点左右来了两个人，除了如往日那样的小伙子，还有一个年长的人，身材要魁梧些，四五十岁的样子。
我看到菲利普斯先生和这两个人站在草坪上——菲利普斯先生比他们矮，但更健壮，穿着带拉链的防风上衣；小伙子穿着深蓝色外套；年长些的穿着一件磨旧的灰色西装和一件老式衬衫，一条老式的斑点手绢插在胸前的口袋。
他们查看了谷仓，打开了谷仓边的车库或者马车棚，打开那座农舍审视了一番。他们步子缓慢，经过树篱后再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那个小伙子朝我走来，另外两个人沿着通向庭院的小径，经过繁茂的紫杉树丛和原来三棵山毛榉树投下树荫的新空出来的空地。
小伙子谈起他刚才看到的后花园，说：“说起来挺残忍，但是最好砍掉所有山毛榉，种上新树。”
说起来很残忍。这会毁掉我居住的地方和环境。但他说话的时候没有那么肯定或关切。他眼里闪烁着快乐。整个上午他陪穿灰色西装的上司巡视期间有点压抑，此刻在小屋里，他（比远处看更年轻）变得轻佻而放松。我觉得他不是做代理人的料。果然很快，他的心就不在生意上了。
他也许是听同事几番说起，才学样这么评价这些树。他看着附近农场乳牛场主的围场，那匹老赛马死掉的地方，说：“你可以在那儿放几头肉牛，把它们养肥。”
几头肉牛——这是他的语言风格吗？不会的；那种自我意识或自我了解就贴在他思想的表面之下，只消谈话就会立马显露出来。他的父亲在一座离此不远的庄园的狩猎场当看守。通过父亲雇主的推荐，他得到公司的试用；他接受了这份工作——这个瘦弱的孩子茫然稚嫩的脸上带着取悦他的父亲和其雇主的微笑。但是他心不在焉：具体在哪儿他也不清楚。他会乐意服兵役，会非常想做军官。但由于身体条件不够——也许是考试没通过——他没能如愿。
他说：“你永远不会和他们一路。”
他们？谁是他口中的“他们”？原来是和他同龄的同事们。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他们都直接回家，既不会一道去酒吧也不会互邀串门。
他以轻佻、焦虑和浅薄的方式，在短短几分钟内暴露了他的个性。当那个穿灰西装的男人和菲利普斯先生来找我的时候，这小伙子几乎词穷了。他不再开口，继续摆出友好而空洞的微笑。
大个子男人在我破旧的扶手椅上坐下，看上去真的累了。他非常高兴地坐下，非常高兴地接过我们给他递上的咖啡。他想表示他其实在打量周围，但我觉得他只是装装样子，他已经看够了。他体态臃肿，曾经坚实灵活的身子骨不复存在。他年近五十岁，呼吸困难，头发稀疏且缺乏光泽。胸前口袋里的斑点手绢是奇怪的华丽点缀。
他没有兴趣知道我的过去或者我现在在做什么。他对菲利普斯先生也失去了兴趣。虽然坐在我的扶手椅中，他本人已经和他的孤寂飘向了远方。什么才能引发这样一个男人的兴致？曾经有什么激起他的好奇心或者让他惊奇？也许现在——他给人这种印象——当充满生机的生活如此快地消失，他多少有点惆怅。也许他为庄园的荒弃所动；也许这景象与他的心情彼此交融和强化。
他说——无疑是从菲利普斯先生那里听说了——“写作的好地方”。
我说：“这里是不错。但我知道维持不了多久。”
他平静地说：“没有人能预见什么。”这话虽然寻常之极，但更像是对他自己说的。
很快，这次巡查结束了（如果这算得上是巡查）。他们三人都离开了，沿着小屋和菜园间的小路走回庄园。灰西装男人步伐沉重谨慎，让我意识到小路起伏不平，铺着碎石或沉重的石灰石；车轮留下的辙印里漂着雨水带来的山毛榉果实和残叶。他们走过几个夏天前皮通花了一个星期清理的秘密花园。菲利普斯先生强壮而稳健，已经有护着左边上气不接下气的大个子的意思；右边是狩猎场看守的儿子，穿着西装，瘦弱轻佻，甚至有点雀跃。
①奥布里·比尔兹利（1872－1898），英国著名插画家。
②“牡丹”原文为peony，“马驹”原文为pony。
*
大约半个小时后，就快吃午饭了，菲利普斯太太过来找我。她穿着蓝色的棉开襟夹克，鼓鼓囊囊的像是穿着救生衣，让人联想到航空公司有关紧急出口和飞机迫降水中时应对方法的宣传画。她眼睛下的皮肤暗沉，神经质造成的黑眼圈和眼袋使她看上去少了一些皱纹；甚至少了些暗沉。虽然她仍旧带着病态，一副需要被照顾的样子，但她很早就开始康复了。她的头发变得稀疏，开始从前额向后梳，高而白的额头便很显眼，酷似伊丽莎白时期绘画中的女人。于是，她的脸上混合了粗糙和精致的特征。
她站在厨房门口，不进屋。她身后是一条石子路、废弃的玻璃温室和顶部贴着瓷砖的菜园围墙，围墙两侧黑刺李已经长了五年，向阳的一侧枝繁叶茂，高出墙头，另一侧因土壤贫瘠，主要靠光线维持着生长。那些黑刺李的幼苗、花朵和果实都让菲利普斯夫妇担心。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这个地区（并且菲利普斯先生父亲的出生地离这儿只有几英里），但他们对乡间的认知十分有限。远处有残缺的白杨，折断的树桩清晰可见，荒蛮的湿草甸映衬着我喜爱眺望的南方的广阔天空。得要十几二十年，白杨树才能枝叶扶疏，在这片风景中添上浓重的一笔。
菲利普斯太太说：“我觉得该让你知道。”
这是护士的交流方式，和菲利普斯先生何等相似，也许有些就是跟他学的。这方式有另一面，就菲利普斯先生而言，是权威、力量和暴躁。对于菲利普斯太太而言，这是病人的表现，她眼睛下方薄而暗沉的皮肤变黑发紧，纤弱的血管发青，像是要裂开，它们和前额的一道道细纹一起，诉说着她无尽的痛苦和脆弱。
她说：“我觉得该让你知道。我知道你和他走得近。他们要让皮通先生离开。”这个“先生”是迁就我，因为我这么称呼他。他们夫妇叫他弗雷德。“当然了，”她有点得意地说，“这决定有些日子了。”
这是真的。虽然我从来不愿面对现实或者去追根究底，心里却存着一丝希望，相信奇迹会发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和艾伦没什么差别——相信房东的财富，相信帮他打理家产的人有能力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但是我知道皮通和他的房子在花钱，菲利普斯夫妇要花钱，庄园本身的维持就非常昂贵，而且这地产显然更多是自然资源而非商业用地，收入有限。
七十年代中期严重的通货膨胀残酷地削减了我房东的收入。况且庄园又需要投入很多心思。它不是一个能随便放手的地方。庄园不像我的小屋；它的规模过大，根本用不了，它夸大了人的需求。要驾驭它，得接受专门的训练，否则，就会像格洛斯特郡切德沃斯的古罗马别墅那样，日渐消亡。人们很容易放弃它。
庄园的锅炉爆炸时，某堵墙边不知是陶瓷、混凝土还是石棉砌的高大烟囱碎成了千百个大大小小的碎片，散落在庭院里。我听菲利普斯或者麦克·埃伦——这个管中央供暖的小伙子开了辆货车，在院子里待了好几天——说庄园每年在供暖上要花费四五千英镑。也许夸大其词了，像麦克·埃伦这样的人大概凭着技艺第一次进入富有的宅子，喜欢夸张本郡或者乡绅客户的重要性。话虽这么说，五千英镑的供暖费用显示了物价乃至我们的世界变得多么不稳定。
一八五七年，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写到小商贩要百分之六的利息是敲诈，是吸血。如今这已是常态。一九五五年，当年轻的我初到伦敦，试图写作，只想一年赚个五百英镑；并且比三十年前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更节省，连房租都算在这五百英镑里。一九六二年，我和一位幽默作家及一位漫画家在伦敦一家俱乐部吃午饭，他们问我一年开销多少，我说两千英镑：我从合租一个房间换到租一套公寓。这个数字让这两个比我年长的人大为惊骇，觉得太少了。的确，仅仅三年后我按揭买了房子，就觉得一年五千才够花。现在五千说的却是供暖费用。谁经得起这样的开销；况且我的房东在一九四九或五○年，也就是在我初到伦敦几年前，便开始与世隔绝。
我在找皮通。说来也奇，下午一点他通常会出现在草坪尽头的白门那儿。虽然他动作持重，但这点偶尔让他看上去像在和自己玩。
上午收工前四五分钟的样子，他会出现在我小屋前的草坪上。他会去棚屋里做点事：放好工具，换回正式的衣服（如果有需要），为了沿着公用路走回家的那一小段距离；锁好棚屋，然后根据手表的时间调整好步伐，开始向大门口走。有时他会从菜园的草坪进去，穿过花园围墙上的一扇旧木门（非常精致，却被它自己的重量压得变了形）。夏日里，他有时从果园穿过茂密的绿篱，从灌木丛中像只猫一样干净地走出来。
今早他从绿篱中走出来。他上周才在这里的杂草丛中修出夏日的第一条小路，一道从这儿过去，一道从那儿过来。他没有穿雨衣雨靴，没有穿外套，而是比较正式的打扮，上身穿一件乡村风格的衬衫，系羊毛领带。他没必要换衣服。他在花棚里的活用不了多少时间。他走向大门时步子缓慢，双臂晃动。这不是他早晨九点推开大门的步态，不是他工作时的步态，而是一天收工后的不紧不慢，因为那是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从他现在的步伐中看不出一天常规劳作的结束；在午饭前的例行程序中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焦虑，看不出他是菲利普斯太太半小时前告诉我的新闻的当事人。
两点，他回来了。他打开那扇隔开了紫杉小径和开放的庄园草坪的门，出门后把门锁上了。他的步子虽然不紧不慢，但看上去是一副又要开始工作的样子。
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误会，菲利普斯太太要么听错了，要么错把一个念头当成了决定，也许这事就只是提了提。皮通那么平静，我觉得他应该比菲利普斯太太更了解情况。
我去丘陵上散步，途经杰克的农舍到达山冈，巨石阵尽收眼底。一个半小时后我回到庄园，听到菲利普斯先生大喊“弗雷德！”。他冲着后花园里的皮通喊。没有回应。这很正常。五点，皮通做收工的例行工作：锁上花棚，慢慢走向前门，一天的劳作结束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九点，他没有出现在大门口。直到十点都没出现。快到十一点时，我看到了他。他急迫地敲我的厨房门，这是我唯一用的门，正对着废弃的玻璃温室。厚重的木框玻璃罩靠着花园高墙摞成一堆，荨麻在玻璃前前后后长得繁盛，墙那边远些的地方，靠近河边柳树林，是那棵高大的白杨和其他两棵长出嫩芽的残株。
当我在他家称赞他的音响设备时，他表现出荒谬的骄傲；他假装在赚外快时的虚荣；在那个喝粉红香槟的早晨，他笨拙地弯腰站在茂密的绿篱前，等着我走向他，当时他的冲动、瞪大的双眼和翕动的鼻翼——这一切，这荒谬、虚荣和冲动都摆在他脸上。但这会儿他脸上不是香槟带来的惊喜，而是困惑与怒不可遏，一种让他措手不及、把他逼疯的愤怒。
他说：“你听说了？你听说了？”
他没有系领带。衬衫仍是昨天那件。周日他很少不打领带，只有在夏天午饭前，冰激凌车响着铃经过，我们都过去买冰激凌时他才会那样。
他需要有个人来见证并分担他的盛怒，他无法独自承受。但是他没有语言天分，一向没有。所有的情绪都涌到他脸上——像那次喝了香槟，不过这次是扭曲的、强烈得多的情绪——也表现在他唐突的动作上。
我开了房门让他进来。但他好像意识到没有什么可说的，就立在门口。突然他转身疾步离去——好似突然想起要做什么——走向我的小屋和紫杉篱间的小路，小路一边是“护林人木屋”，一边是靠着花园墙的半边棚舍，那儿是我储藏煤、木材等东西的地方。这半边棚舍往后一点是菜园围墙上的大门。我曾经在那个被忽略的角落用割草机割草，因而十分了解那块土地：填了锯末，杂草丛生。
这是皮通的门。每晚都要用链子锁好，钥匙在皮通手上。大门和庄园一样老，有个厚重的木框，坚实的木板在下半部，垂直的铁条在上半部。因为自身的厚重，它有点歪了，皮通每次开门都要稍微提起它。他一天要握着铁条那部分提起四五次甚至六次，它们比其他生锈、粗糙、干燥的铁条更光滑、颜色更深。
皮通快速走到这扇门处。这是他的门，通向他的领地。他急急穿过草地，走到“农舍”那边的花棚。在褪色的绿门边有一株藤蔓老玫瑰，皮通每年都修剪；它一年只开几朵粉色的花，但是都很大，像卷心菜一样。皮通随身带着花棚的钥匙。钥匙拿链子拴着挂在他腰带的环上。他推开绿门。棚子里黑漆漆的。他忘了拿花园门的钥匙。他让花棚的门开着，穿过草坪——那一片仍留有三棵倒下的山毛榉的影子，鬼影一般——来到开阔的庭院。
花棚门大敞，这不像是皮通的作风。一会儿后他又走过我的小屋，到了花园围墙上厚重的门边。他又忘了自己没有挂锁的钥匙；他本是去花棚里拿钥匙的，但心不在焉。
他晕头转向，在这来来回回中他的心绪尽现。他会不由得按以前的习惯打理花园，干他那天早上计划干的活，马上又意识到他失去了什么。他活像一只被毁掉窝的蚂蚁，团团转。后来他关上花棚的门走了，但不是从白门走的。
午饭时菲利普斯太太来找我。她一副医院里教训人的神气，像对一个病人数落另一个病人的不是，说：“你的皮通先生今早变了个人。他过来把全世界骂了个遍，想着法子埋怨我们，好像这事和我们有关似的。他很清楚要发生什么。昨天就都知道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装作不知道。这就是伪装，你知道的。他一个字都不提，早上不说，午饭不说，和我们吃晚饭时也不说。真是他典型的做法。”
她的意思好像是说昨天皮通拒绝接受那个消息的做法——当她等着看他反应的时候——是恶劣的，是罪有应得。好像皮通的这种恶劣让一切得以解释，让我们释怀，无须为他感到担心，也无须内疚。
皮通头一天的沉默很奇怪。他是没明白，还是没把那些话当真？是他干脆没听，还是穿着灰色西装的人说话太委婉？是这消息让皮通无所适从，还是这是他希冀奇迹的方式？我记得杰克病倒后花园变得荒芜，夏天烟囱冒着烟，杰克在卧室取暖，试图融化肺里冰块一般的东西。我记得杰克的妻子如何否认花园有什么异样，她的态度甚至暗示我失礼了。
*
于是，我习以为常的庄园的部分日常，我崭新、舒适的部分生活，我私下里记录时光的书，突然间说断就断。
我再也没见到皮通在九点打开草坪尽头的大白门，下午一点走回那里，五点用慢步子宣告完成一天的劳作。他在花棚里留下自己的物品了吗？雨靴、雨衣或外套？他后来回来拿这些东西了吗？还是把它们和花棚钥匙一起丢弃了？那把拴着链子挂在腰带上再揣进裤子右口袋不离身的钥匙。那把得交给菲利普斯先生的钥匙。
此后，花棚褪了色的绿门（皮通每年修剪的粗壮的玫瑰如今几乎长成了小树）很长一段时间都敞着。皮通的棚屋暴露着，这块领地不再属于他（棚屋、钥匙、工具、厚重倾斜的通向菜园的门都不再属于他）。皮通曾认真关上的花棚门开着，我能从窗口看到，这让人心烦意乱。我真想关上它，就和想摆正墙上挂歪的镜子或画一样。敞开的门和其他的变化，就好像相关人不体面地死去，一切属于他的都不再受尊敬。
山那边的杰克病倒后，他的花园和果园疯长，在山毛榉下农场金属垃圾堆和开始耕种的丘陵间开辟的菜园开始结籽。皮通的菜园没有结籽。它整个夏天被精心侍弄，成熟了就收进屋。现在，很多陌生人来庄园做零活，那些皮通做起来不紧不慢的活。他用一早晨、一下午、一周、一年来完成的工作，每结束一个阶段都用他自己的仪式来标记。曾属于他的工作变得零散，仿佛是对这个人的进一步侮蔑，侮蔑现在与他相关的事，侮蔑他以前做过的事，侮蔑他所有小心翼翼的仪式。
庄园里的陌生人有些是零工，按小时或天付费，是菲利普斯先生从不知哪里请来的。有的是朋友。有个人很快不再是陌生人，他是菲利普斯先生鳏居的父亲。
他比儿子个头小，纤弱些。从体形上来说，他属于另一代人，另一个世界。能从他身上看到老照片上的农夫的体格。自从他的妻子，菲利普斯先生的母亲去世后，这老头就孤家寡人了。庄园大门对他敞开（以前他只偶尔在周六下午拜访），还能做点轻松的活，对老人来说是福气。
他留恋过去，喜欢谈论过去。他喜爱社交，不会选择孤独。孤独就像年老，他需要学着忍受。他出生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一辈子生活在那片区域。他第一次见到我是在我厨房门外，告诉我他第一份工作是运货——帮住在埃姆斯伯里和索尔兹伯里间约八英里范围内的人运东西和包裹。老人说起这第一份工作滔滔不绝，好像它有说不尽的丰富和价值。
他衣着整齐，穿着外套打着领带，和皮通一样。在这一点上他和儿子不一样，菲利普斯先生更喜欢随意的着装。老人喜欢穿颜色浅淡的衣服，这和他儿子又不同。似乎是环绕他一生的丘陵上的白垩影响了他对色彩的品位，他能在寡淡之中看到色彩。老人现在来庄园多半是为了在土地间散步；他穿成这样走在庄园的树丛中，仿佛是在城里的街区间漫步——这样像极了皮通，也是我对皮通的第一印象。有时候，老人身着西装或运动外套，打着领带，拄手杖。这种手杖我从来没见过：与肩齐高，顶部放大拇指的地方有分叉。当年的货运工如今因儿子工作之便，拄着老式拐杖在一栋大宅子的土地上自由漫步，这宅子建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这位老人联想到了这些吗？
夏天的工作结束。倒下的白杨——遍地是纠缠在一起的断枝，野草从中冒出来，又高又绿，成了另一片植物区——倒下的白杨树被锯成木条，在后院堆着。木条堆边草长得很高，树干粗壮得无法锯开，当时倒在哪里现在就还在哪里，不过迅速老化，俨然一堆残骸，这意味着荒芜的湿草甸向草坪腹地推进。那片草坪经过了修剪，但白杨树倒落的地方没再复原，取而代之的是杂草和沼泽。我小屋前的草地也修剪了，菜园同样打理过了。
在我小屋中看不到这个菜园，它被一面墙遮住了。半边棚舍之后便是那扇厚重的带铁链锁的门。门歪了，但皮通摸索出了关上它的技巧，他的后继者却一无所知，以蛮力开关它，终于使它只能永远大敞：皮通的花园和他秘密劳动的场所随之暴露在外。
我走进去瞧，吃了一惊，墙的这一边是迥然不同的空间，是如此开阔、温暖，阳光照下来，墙边的果树树龄不小。而墙的那一边，我那一边却总是潮湿的、笼罩在阴影中，只有夏日里的野草在贫瘠的土壤中生长。从我小屋看到的是这堵墙的北面。墙内一派地中海风光：宏伟庭院中一个别出心裁的带围墙的园子，有小径、苗圃、菜地和正经果园。皮通只能维持园子一小片的运转，但他遵循它的形式、设计和尊严。如今，在他菜园的欣欣向荣之后，他的后继者们只拾掇出了一小块地。
庄园生活的一个轮回已经结束。也许有一天会开始新的轮回。但是短时间内或者几年之内，这需要很多双手来劳作，宏伟的带围墙的园子回到了朴素的规模，成了一个小菜圃。
草坪尽头宽大的白门——曾经是皮通的门——安全起见锁上了。自打河边的土地没设置什么保护措施，几乎对外敞开，这里吸引来了一群群流浪汉，一股无所事事的新潮流席卷了英国西南部的空地，为了安全，一大堆迅速变干发棕的枯枝堵在了这门口。
我对庄园面貌的解读已经由让人悲伤不已的衰败转而变为世事变迁。虽然非我所愿，现在庄园的联系改变了。我在很多地方看到皮通的手——在“庇护所”，在他（和我一起花几个下午）收集的用来做肥料（现在不需要了）的巨大落叶堆里；在敞开的花棚门边，在园子再也关不上的厚重的门上。然而我也知道，初到庄园时让我快乐的事情其实可能让前人伤心；正如现在让我难过的却是让老菲利普斯先生高兴的事，他穿着西装拄着拐棍，欢快地在荒芜的庭院和小菜圃间散步。
我对皮通的回忆，他留下的那些劳作的印记，就像对一个死去的人的回忆，他再也不会对这些工作做任何改动了。然而他还和我们在一起，仍住在布雷隔壁那栋农舍中。正是因为那座小屋——他因工作被分配住在那里——他被迫离开。这座小屋升值了，因为它结实、大小合宜、年代够久远也够美观。它价值几千乃至上万英镑，比布雷的父亲当初买下的价格涨了百倍。而且庄园需要这笔钱。
但是，皮通不相信这个说法。一个周六早晨，我在索尔兹伯里遇见了他。他一副彻头彻尾的乡绅打扮：西装、衬衫、皮鞋和帽子，这一套考究的行头应该花了不少钱。皮通的索尔兹伯里帽！那么时髦，那么优雅，他跟人打招呼时脱帽的样子那么绅士！如今这种效仿已不新鲜，已是惯常，也许在皮通脑海里它和风度已经没有关系了。
抬起帽子后露出的脸和这动作不相称：脸上还是先前急迫而愤怒地敲我门时的那副表情。我们是在某条购物街上偶然碰面的，离皮通买衣服的那家店不远，橱窗还能看到皮通的同款衣服。我们的这次见面仿佛唤醒了他所有扭曲的情绪，他无从排解的情绪。
他说他被告知，庄园要卖掉他的房子。但他不信。谁想买布雷隔壁的房子？这是一座农舍，是安置打工者比方说园丁的，没人来打理它。当年那个圣诞节我去他家，他暗示自己还有外快，这会儿他的言下之意是，这栋住了二十五年的房子要是换作另一种房子，他会区别对待，好好打理。似乎又在暗示我真正的房子在别处。然而他不想离开这座房子，虽然庄园这儿的工作已经停了好几个月，但他没正经另找工作。这让人觉得，他感到要是不另找工作，他也许就不需要另找工作了。
他困惑无助，迷失了方向。他好像证实了菲利普斯太太的说法。她一直在找皮通被解雇的原因，好让大家更容易接受。她一口咬定，说是因为近一年来皮通行事古怪，最终被落寞的工作打败——装模作样地工作，其实游手好闲——他在野外“崩溃”了。
菲利普斯太太说，她之前那份工作让她见识了很多崩溃的人；这类人你不光会在报纸上看到。我起初觉得菲利普斯太太这是牵强附会了。但是后来，我在山谷里的公交车站或索尔兹伯里见到皮通，讨论起他坚持说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想菲利普斯太太有可能指的是他复杂的性格：激情、奴性、做作、傲气和独立。
他告诉我他以后不想当园丁了。他只能在庄园做这工作，去别的地方就太没尊严了。他也不想去镇上工作。他的乡绅风度，或者说乡村劳工的自由精神，使他害怕默默无闻，害怕和某些工人一样毫无价值。
我会在山谷的公交车站碰见皮通，然后边聊天边等公交车，不过上了车之后就不聊天了，也不坐在一起。到了索尔兹伯里还会碰面；有时候我从丘陵散步回来，会在村子里的路上碰见他。我们的谈话内容循环往复：他会把他对未来的设想告诉我，我会鼓励他，他会拒绝我的鼓励，回到大家对他的“仇视”上来。
当我换位思考，并且审视我自己和我的恐惧，我明白了皮通的难处在于他已经无意工作了。事实上，长久以来住在庄园里享受自由，立一套程序，为自己营造与季节、岁月和时光相契合的平静的生活氛围，如今他害怕的不是工作而是雇佣关系——也许还不是雇佣关系，他更怕的是雇主。
结果，他悄悄地、不情愿地接受了一份工作。他给一家洗衣店开货车。我是在看见他开车的时候才知情的。他的乡绅行头又多了一样：洗衣店的皮钱袋，斜挎着活像子弹带。最终他离开了农舍，搬到了镇上位于老伦敦路的一间廉租公寓里。
他在农舍里待的最后那段时间不会开心，因为那毕竟是庄园的资产，他有压力。新的住处不错，我想他会过得开心。但他那强烈而扭曲的情绪却难改，他终究要抱怨。公寓简陋破烂。如何简陋？没有装修。他们指望他自己装修；他们就这样对待他。
你很难理解皮通是个顺服的人，一名顺从的士兵的父亲，他的行为证实了这一点。同样，你也想不明白一个情绪如此强烈的人，本性中何以根植有奴性和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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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说：“我们的朋友算是搬走了。”
当时我坐在副驾驶座，他的话是从近我这边的嘴角冒出来的。
布雷说：“一个傲慢的人。”
鸭舌帽下布雷的两只眼睛眯缝着紧盯马路，同时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接着，他说起庄园的家族，好像他们都还在那儿，好像他父亲当年生活其中的那个庄园依然存在。布雷说：“滑稽的一家。”话里有敬意，也有骄傲。
他伸手拿仪表盘下面的格子里的一本书，然后递给我，神情是专注于车况的漠然，动作则是不习惯摆弄书的笨拙。他神秘地说：“你回家看看这本书。”好像这本书，这件神秘的物品自会解释；好像这本书令他无须多言。
这本书是我房东写的。写于五十年前的一九二○年。这是用诗文写的一部小说，配有很多插图。纸质很好，昂贵的布面装帧。虽然封面上印着当时一个知名出版商的名字，但如此无足轻重的作品却用这么奢华的制作，一定是作者自费的。
故事很简单。一名年轻女子厌倦了英国的社交场——关于二十年代的服装，有很多可供参考的素材。她决定去非洲做传教士。道别了众人，留下了以不同方式思念她的恋人。登上轮船，漂洋过海来到非洲海岸，来到丛林中的河流。她被非洲原住民捉住了。她幻想着被非洲酋长强暴，还想着多女侍奉一男以及黑人太监。事实上，她被煮着吃掉了。她所留下的，她的一个伦敦恋人找到的，不过是像稻草人一样挂在木十字架上的几件二十年代的衣服。
这是一个十八岁少年对这个世界笑话般的理解。这种理解是由庄园灌输给他的，看上去似乎老道。也许后来他获得的知识也没有超出这个笑话：在英国和欧洲以外，是幻想的非洲，幻想的秘鲁、印度或马来西亚。也许，他的激情也从未超出这本书中比尔兹利风格的插画引发的快感。布雷保留的这本书最值得人称道的就属其中的插画了。
这些画和去年夏天房东交由菲利普斯太太送给我的礼物风格一致。那时候他还会出门购物、喝香槟。他年轻时就确定了自己的绘画风格并赢来了赞许，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自己的价值以及鉴赏力何在。也许他在一种所谓的完美状态中停滞不前。但那种完美中缺失了不安、销蚀了创意，从他的后窗望出去，是一个完整、无人触碰、无忧无虑的世界；但那完美成了病态、倦怠和灵魂的死亡。
这病态像一场长眠。然后他奇迹般苏醒，发现他的世界仍在他身边。他知道早年的开阔景象已去。但是他准备好，正如他一向准备好的那样，随遇而安——这是我把自己投射到他身上后所理解的他。
他喜欢常春藤。花园里的树倒下时他也没有抱怨。他欣赏常春藤多年，如今他必须用其他事物满足自己。他对人也是如此，该怎样就怎样了。他看着那棵不下五十年的白杨树倒下时，没有说什么，如今，我仍是听菲利普斯夫妇说，房东自打知道没有园丁了，就再也没有提起皮通。去年夏天他还拿皮通取乐，制造故事调侃他，说给身边的人比如艾伦听。（就像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天天和祖母玩，但祖母离世后，他也许就再也想不起祖母了。）
我有时会看到皮通开着洗衣店的货车。很难意识到他的工作风格和他站在白门口的日常，曾是我在山谷的新生活、我的慰藉的一部分。
周六我们会偶尔在索尔兹伯里碰面。有一次他从背后喊我。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这样做还是让人诧异的。但是，我见证过他的光辉岁月。我在庄园宏伟的花园里帮过他，帮他割草、收集山毛榉叶。我称呼他皮通先生。
他变得寒酸相。他身上乡绅衣着和其他衣服混搭着，但他的风格变了。洗衣店负责人知道皮通，温和并理解地说他“脾气有点怪”。
但后来皮通变了。洗衣店负责人性格宽容，满足于他的工作节奏和每年两周的假期，就像皮通享受消逝的时光那样，那个人也明了皮通的改变，说起皮通日渐像样的行为和收敛的脾气，“你会习惯的”。
不止这样。皮通在他人生最后一个活跃的十年，挥别了他的过去。他在工作中、在住的廉租房里认识了更多人。他在他害怕默默无闻的社会中找到一点力量。他隔了一段距离看到自己以前的生活，那正是他曾经努力与自己真实的一面保持的距离：他的衣着、对妻子容貌的引以为傲、他装作还有其他收入的穷酸。现在没必要这样了。渐渐地，他不再从洗衣店的货车里和我打招呼。有一天在索尔兹伯里那条购物街上，他见到我时一脸惊恐，但结果是，这个改头换面的人没有“看见”我。
乌鸦
艾伦说：“皮通是走了。我童年时代的重要人物。”
这是作家艾伦，一个有童年的人，敏感的人。我理解作家的这种想法，因为我初到英国时便是如此。放在那时我会羡慕艾伦所拥有的写作素材：我的房东、庄园、生活环境以及对此的深刻了解，还有那些我偶尔会碰上他的伦敦聚会。但是艾伦对作家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写作素材方面的困扰却一如我当年。
一开始他常暗示自己在写一本书，暗示人们见到的他，他在庄园或者伦敦聚会上的表现，都只是他性格的一面，或者甚至是种伪装。他真实的个性会在他写的书中得以展现。他的电台评论和讨论，他发表的一些短文也都暗示，他在别处奔忙，他投身于更大的冒险。
但艾伦没有写出任何书。没有小说或者自传体小说（真实讲述，展示华服和小丑般举止背后的真相）；没有当代文学评论（他有时会说起）；没有伊舍伍德①那样的关于战后德国的书（他一度谈到）。最终，他不再向我暗示他在写作。但他的言行举止仍是作家的派头。
艾伦的作家性情也颇有几分真实，不比我一九五○年设想自己是作家时的性情更具欺骗性。在那段日子里，我在写作中对自己隐藏经历，对经历隐藏自己，某种程度上歪曲事实，同时向任何读出言外之意的人袒露心声。所以艾伦表现出的所有文学方面的性情，他提及的他在写的书，他难以面对而将之隐藏的事，这些我都深有体会。
据他说，那本伊舍伍德风格的书暗示他情感生活的失意与痛苦。他和一个年轻的德国男人有感情纠葛，为此他在德国住了一段时间。最初他对我含糊其词，好像是要试探我对他（半像个小丑）坦白一段感情的反应，试探我对同性恋的态度。也许是我的反应不符合他的预期，也许他改变了主意，又或者当他和我这个异乡人谈起这段不幸的恋情时他对恋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总之他不及细说便放弃了这个话题，之后再提起德国，无非是谈政治或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