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斯太太说：“这古怪的老头。”
这话很奇怪，她和老人很疏远。这疏远表现在她脸上：新近光滑的皮肤、眼睛里的明澈、毫无倦意。并且她的语调里是一种正在苏醒的讽刺和对生活的热爱。
她说：“我想该先告诉你，免得你从别人那里听到。你知道山谷里闲话传得快。我收到了解雇通知。”
于是，手杖这一礼物又多了一种联想。菲利普斯太太把它送过来——她在电话里活泼的声音，她对老菲利普斯先生的疏远，虽然老先生最近还拄着手杖在庄园散步——这礼物仿佛是她即将告别庄园生活的标志。她看上去很轻松的样子。当我开始了解菲利普斯夫妇，不再把他们当作典范仆人之后，我钦佩他们的冒险精神，以及一无所有、随时准备离开的超然。然而现在，菲利普斯太太的消息为她带来的礼物增添了一丝孤寂的美感。
她说：“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自从斯坦离世之后，日子就不怎么好过。斯坦能应对。我一个人不行。他很难对付。”这是指房东。“而且也好不起来。这是难处。不是你努力就能改善的。”
她开始走向门口。她停下来，透过厨房门的高玻璃窗望着折断的白杨，它们又焕发出生机了。
她又说起话来，语气有些亲密，带着一丝询问，也有寻找安慰的意思，仿佛我是她的亲人。她说：“度假期间我遇到了一个人。有天他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朋友中总有那么多喜欢当媒人的。你不会相信的。反正，我想该先告诉你，免得你听到一些有的没的。斯坦和我达成一致，无论谁先走，留下来的那个应该再婚。”
这真是怪了。她之前在我面前从来没这么放得开，之前她总是紧张兮兮的。这种紧张首先源于她对庄园的陌生，源于她不了解我，其次源于她的疾病，再者源于她的孤独。也许，又如我现在想到的，是源于她和菲利普斯先生的同居生活，他是个能量巨大的人。而我也觉得和她变得亲近了，这仿佛是在回应她有别于从前的性格。
*
正如菲利普斯太太所言，这消息很快在山谷里传开了。布雷听说后，第一反应是想到房东，庄园的主人。他说，似乎也是在说自己：“衰老是件残酷的事。我想他们会一卖了之，最后什么都不会剩下。”
我说：“他陪了它一辈子。没多少人这么做。这是一种幸福。”
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年轻的时候你能反抗，一旦老了，他们想对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细长的眼睛闭上，一滴泪水从他中年人松弛的面颊上淌下。话虽这么说，这座宅子的尊严对他总是极为重要。他的内心总是被它的动静牵动着。这座宅子的尊严给他的独立以价值，是他借以衡量自己尊严的标准。他记忆中隐藏最深的，也会随他的死亡而消逝的，是他的奴性。
眯眼看着路，泪水流下脸颊。布雷说：“她走了。她病得厉害，必须回疗养院。”
这是他第一次提到午夜在索尔兹伯里火车站遇到的那个女人，那个穿着肥大花呢外套待在空荡荡的火车站的女人，那个在明灯映照下的孤独的女人。
告别仪式
在年近四十岁的时候，我做的关于失望和疲惫的梦一度是脑袋要爆炸的梦：梦见头脑中的噪声之响之长久，使我感到这存活下来的脑袋没救了；以为死亡来了。如今我年过半百，熬过了病痛，离开了庄园小屋，结束了我生活的那个篇章，我开始被死亡和终结的念头惊醒。有时甚至不是具体的念头，不是有来由的恐惧或幻想，而是深深的惆怅。这种惆怅在我入眠时穿透头脑，我便在它的刺激中醒来。我深受其害，需要一天中最美好的时间来缓解。浑浑噩噩的白天加重了夜晚的暗淡。
几年里我都在构思一本类似《抵达之谜》的书。到山谷后一两天内，我便开始了那个地中海遐想：旅行者的故事，陌生的城市，精疲力竭的生活。这些年里构思一直在变，我放弃了幻想和古老世界的背景。故事因此变得更为私人：我的旅程，作家的旅程，被写作中的发现与看待事物的方式所限定的作家，而非被个人的经历所限定的作家，旅程初始彼此分离的作家和人，在第二段生活结束前合而为一。
我的主题，叙述方式，我笔下的人物——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它们在我头脑中呼之欲出，时刻准备显露出来，缠住我。但是直到这种关乎死亡的新的意识出现，我才终于动笔。死亡是主题，也许它一直以来都是主题。死亡和如何面对死亡——这是杰克的故事的主题。
促使我着手创作的是一项新闻任务。一九八四年的八月，我受《纽约书评》的安排前去参加达拉斯的共和党大会。但我发现没什么可写。这是个事先安排好了说辞的集会，本身空洞无物。想到上千名记者赶到那儿不过是要对手中现成的稿子稍加修改，我就觉得压抑不已。回到威尔特郡，远离会议中心的压抑和新闻稿，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对什么有反应：不是走个过场的集会，而是周围发生的事情。突然，不值得写的内容有了很多可取之处：一周以来的新鲜经历，如果不记录下来就会消失，会被我遗忘。发现这一体验后，我也找到了陈述它的话语和腔调。
从原本以为的一无所有中找到经历，这让我兴奋，加之语言复苏的喜悦，我立即动笔。我放手去写。我写出了好几个开头，我停停写写。接着，显然是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杰克、我生活的周边地区。我坚信杰克是最好的切入点，也能助我更好地积累《抵达之谜》的素材，布下背景，定好主题，确定书的时间跨度。几周里我写了很多个开头，信手写，从不同的切入点写。
期间有中断的时候。臼齿出了问题，后来拔掉了。我去看牙医的时候没有拔牙的准备，他们通常是作补救的。麻醉的时候，还有牙医强有力的手指推一颗没有痛感的牙齿的时候，我感受到一种抹不去的朽烂，这是死亡的感觉。两天后，我强忍着嘴里的生疼，去伦敦参加一个作家老朋友的颁奖午餐会。这一场景和我在伦敦找新公寓的情形交织在一起，和看过一些老公寓、别人的生活和别处的景观后特殊的阴郁交织在一起。接着，甘地夫人在德里被她的保镖射杀而死。之后不久我因我的德国出版商去了该国。令世人震惊的东柏林事件，四十年后此地仍一片疮痍，某些损毁的建筑上的小苗长成了大树，这是一幅自我放逐的世界的景象，对我来说有新鲜感：我早就应该来看看。德国之行的最后一天早晨，我参观了西柏林埃及博物馆。回到威尔特郡后，我接到了一则消息：我妹妹萨蒂在特立尼达岛突发脑溢血，正好发生在我离开博物馆的时候。她昏迷不醒，回天乏术。自从父亲一九五三年去世后，三十多年来我没再经历过丧亲之痛。我冷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然后我开始打嗝，接着忧虑起来。
我一九五○年乘坐小小的泛美航空飞机离开特立尼达岛时，萨蒂离十六周岁生日还差七个星期。再次见到她、听到她的声音时，她都快二十二岁了，已经结婚。特立尼达于我几乎成了一个想象中的地方，但她一辈子生活在那里，偶尔出国度个假。她经历了父亲一九五二年的疾病和一九五三年的离世，经历了一九五六年的政治变革和种族政策，经历了一九七○年的街头暴动与准革命和无政府状态。她也经历了石油带来的经济繁荣，过了不少年安稳的日子。她的生活算得上圆满。
她去世后三天，她的遗体在特立尼达岛火化的时候，我在威尔特郡新家客厅的咖啡桌上摊开她的照片。几年来我一直想整理家人的照片，把它们归置好收进影集。又总觉得有的是时间。她在世时我没有注意看这些照片中她的年龄。现在一一翻看，我看到很多照片上，尤其是她度蜜月时的照片，她是个胳膊纤细的女孩。这个女孩如今已经往生。死亡触动了这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照片，令人心痛。我看着摊在桌上的照片，第一次这么思念她。三四十分钟后——我想特立尼达岛的火化仪式正在进行——我觉得心灵受到了净化。我不知道照理应该做些什么，但觉得自己的做法没错。我专注地去缅怀这个人，回忆她的生活、她的个性，我向这位逝者致敬。
两天后，我去了特立尼达岛。家人想让我待在他们身边。我弟弟赶在火化仪式当天回到家，在火化开始后六小时赶到，让人带去火化的地方。我姐姐开车送他。夜里火化堆仍闪着火光。弟弟独自走到火光边，姐姐在车里看着他。
两周前，我弟弟曾去德里参加甘地夫人的火葬仪式。回伦敦后他开始写一篇重要的报道，没等写完便来到特立尼达岛。飞机实现了这一趟趟的远程旅行，让他得以见证这些死亡。我一九五○年离开特立尼达岛时飞行还没那么普遍，出国可能意味着折断人的一生：我时隔六年才和家人重逢，这六年里我都无法和他们相伴。一九五三年父亲去世时，我自然没能回家。当时我弟弟八岁，见证了最后的火化仪式。这次经历在他心中留下了烙印，死亡和火化是他深埋于心底的伤痛。现在是姐姐的火化：他从伦敦飞过去仍能看到一堆火。很快飞机要带他回到伦敦，也陆续载着其他家人去往不同地方。
我留在特立尼达参加几天后举行的宗教仪式，这是葬礼的一个环节。萨蒂不信教，和我父亲一样对仪式没有感觉。但她去世后，家人希望为她办一整套印度教的仪式，一点都不落下。
梵学大师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迟到了。听说他在火葬时也迟到了。他说自己太忙，累得看错了时间。然后他开始干活，需要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一个浅浅的土祭坛立在萨蒂家走廊的水磨石上。对我而言，这仪式的背景——郊区的楼房花园，还有街道——看上去太新了，显得奇怪。我的记忆仍停留在旧时，这样的仪式和乡村更协调。
梵学大师穿着丝绸长袍，盘腿坐在祭坛的一侧。萨蒂的小儿子面对着他坐在另一侧，他穿着牛仔裤和套头衫，这样一身便装也让我意外。在走廊上进行的仪式像是对火葬的模仿；但它使人联想到繁殖和生长，而不是人死后归于土地，化作各种元素。献祭和供养才是主题。在雅利安人的经典中总是强调献祭！
和很多印度教仪式一样，这套仪式也颇为繁复：在祭坛的何处放花，如何念经以及何时抛撒各种东西，这是祭司的一整套机械化程式。梵学大师指导萨蒂的儿子完成这一系列程序，告诉他向圣火祭上何物，手指向祭品时念“娑婆诃”，向火抛撒祭品后要手握拳说“舒达哈”。
梵学大师继续着。他意识到走廊上的人是他的观众，在指导萨蒂儿子的同时，开始以常规的宗教方式说话。他告诉萨蒂的儿子要控制情欲；他开始一本正经地宣扬类似教义的东西。这对我来说也是新鲜的：梵学大师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在我小时候不被允许的“普地基督教”的方式，把以思辨、多元、万物有灵论为根基的印度教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信仰等同起来。事实上，有那么一会儿——仿佛这是一个公众集会，而我们有不同的信仰——他拐弯抹角地说《薄伽梵歌》相当于《古兰经》或《圣经》。他其实是想说我们也有经典；特立尼达岛在变，他以此保护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萨蒂的儿子虽然穿着牛仔裤，却很严肃。他在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师面前很谦卑，换一个场合，他可未必会如此。他像是在寻求安慰，一种比仪式还要强大的支持。他聆听着大师的讲话。大师继续用泥土、鲜花、面粉、纯净的黄油和牛奶进行着复杂的仪式，并且添加了道德和宗教训诫，说我们的前生决定了今世。萨蒂的儿子问，母亲怎样的过去决定了她如今残酷的死亡。没有得到回答。萨蒂的儿子但凡对印度教思想有所了解，但凡继承了点传统，就会知晓轮回的概念，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他会屈从于神秘的仪式，把大师的话当成仪式的一部分。
仪式仍在进行。这是人们请大师来的目的，他们需要这种准确——捏起米饭团和泥土，摆花，往这个那个上倒牛奶，不断地给圣火添燃料。
之后大师开始吃午饭。按旧例，他们都是盘腿坐在毯子或者装面粉或糖的麻袋上吃饭，毯子上铺棉花；会被好生伺候。现在仍不失奢侈，但没人在一旁伺候。他就坐在走廊上的桌子前吃饭，自顾自地大口吃着，用手抓着吃，就像之前抓泥土、米饭等祭品那样。
萨蒂的丈夫和儿子站在他身边，问他萨蒂转世的机缘如何。严格说来，这不是一个印度教的问题，在目睹那场仪式之后，我觉得这听起来很奇怪。
萨蒂的丈夫说：“我还想见她。”他说话流畅，但眼里噙着泪水。
大师没有直接回答。印度教的转世，指人在几世修行后达到涅境界，无生无死，也无所谓再投胎。若他如此理解，面对如此悲痛的人一定不忍说出口。
萨蒂的儿子问：“她会回来吗？”
萨蒂的丈夫问：“我们会再次团聚吗？”
大师说：“但你认不出她了。”
这是他对转世的解释，没有一点宽慰作用，反而让萨蒂的丈夫陷入绝望。
我请求大师给我看一下他在仪式上用的《薄伽梵歌》。它由印度南部一家出版社出版，每段经文后有英文翻译。大师在主持仪式的过程中除了念诵广为人知的梵文经文，也引用了英文翻译。
大师说他平日会送《薄伽梵歌》给别人。他说他“分享”《薄伽梵歌》，“分享”这个词也十分基督教。人们送他《薄伽梵歌》，他送人们《薄伽梵歌》。有个信徒一次带了十几本送给他；他又再发放出去。
大师的任务完成，午餐也吃完了。他变得合群且健谈，我童年时的那些大师办完事后并不这样。
他开始讲故事。我没听懂。某天社区里一个大人物问他：“你觉得印度教最好的经典是哪个？”他回答：“《薄伽梵歌》。”那个人对在场的其他人说：“他说《薄伽梵歌》是印度教最好的经典。”这个故事本来也许很有内容，但他就说了这些。大师觉得这就是故事的精髓——有大人物肯定他。或者他害怕什么而不敢深入讲，或者他忘了这个故事的要旨，又或者事实上他说的正是要旨：《薄伽梵歌》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经典。（尽管临走前他说，为了主持仪式他都没什么时间读《薄伽梵歌》。）
让这场合更随意的是，大师冷不丁兴致高昂地谈起了政治，他支持的保守派和“伪君子”改革派间的争议。我以为在特立尼达岛这一议题五十年前就消亡了，它属于我们过去的田园生活，那个我们社区更自给自足的年代。我不能想象在种族政策和独立运动的压力下它还幸存着。但是大师显然很看重它。
这个人是我们家亲戚，我的一个堂兄弟。这在如此场合是极大的讽刺，或者说最合适不过。在求知欲和知识的相辅相成中，我进行着写作探险，不仅热衷于旅行，也热衷于对过去的不同解释，其间我发现，我父亲曾受他的外祖母和母亲鼓励当主持仪式的大师。但他终究成了一名记者，他的文学抱负在两个儿子身上扎根。正因为他的家庭想让他成为梵学大师，在一战前的极度贫困中，他仍被送去接受教育。而我父亲的兄弟打小就被送到田里干活，一天挣八分钱。这个家族的两支就此分道扬镳。我的叔父成了一个小型甘蔗农场的农场主，他一生比我父亲富裕多了。一九五三年我贫困的父亲久病不治去世了，叔父付了部分丧葬费用。但是两家很少有来往，甚至我们在身形上都相差甚远。我们（除了我弟弟）个子小，而叔父的儿子都有六英尺高。命运无常，如今家族里真出了个梵学大师。这个粗壮的六英尺大汉在我妹妹家的走廊上主持了仪式，他来自我叔父那一支。他服务了我父亲一家，参加了我父亲最先去世的孩子的葬礼。梳理完家族关系，他的有些行为也得以解释，他希望在我们中间树立威信。
还有一点也很讽刺，我父亲虽然致力于研习印度教的思辨，却厌恶仪式，甚至自一九二○年起便支持加入被这个梵学大师鄙夷为“伪君子”的改革派。妹妹萨蒂生前也不喜欢仪式，但是家人为她安排了传统的葬礼，希望有一点神圣感，希望能呈现我们和我们的过去。这才请了梵学大师来。在我妹妹家走廊的水磨石地上有个土祭坛，进行着象征性的仪式，上面放着一小堆由芬芳松枝、鲜花和糖组成的东西，在黄油中浸泡之后点燃，会散发出甜甜的焦糖味。
我们的祖上住在乡间，远离皇室的宫殿，依赖我们不理解的秩序生活过，绝不愿去亵渎，怕和过去、和神圣的土地及神明断绝联系。祭地仪式历史悠久，总有神秘之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屈服于它们，因为我们有了自我意识。四十年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自觉。我们那时能接纳，是因为觉得那样自己才更完整，和土地及大地精神更协调。
四十年前接纳仪式要容易些，因为那时很贫穷，和印度的过去相差不大，包括房屋、道路、车辆和衣物。如今大家兜里普遍有点钱了，比如设计师会一时兴起，将树枝和树叶浸在金液中，保持树枝和树叶的形状。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几代人把我们和过去、和旅行及历史分离。我们岛依靠石油和天然气致富了。
这笔意外之财，破坏并重塑了我们在新大陆初建时的气象。我小时候搭坐时速十英里的火车去西班牙港的路上，看见北部山脉光秃秃的，散布着一片片森林。如今半山腰有了从其他岛非法移民过来的人的棚屋。那一座座被海水环绕的小岛，是两个多世纪来与世隔绝的非洲奴隶收容所，他们曾在种植园受尽煎熬：岛上的移民改变了我们的土地、人口和情绪。
以前北部山脉脚下有一片沼泽，散落其间的棚屋的泥墙湿漉漉的。现在这儿却是一派荷兰风光：一畦畦菜地，笔直的垄和水渠。甘蔗不再是重要作物。这些印度村落与我所熟悉的村落截然相反。没有狭窄的道路，没有幽暗茂盛的树，没有棚屋，没有灌木围起的院子，没有仪式上点亮的灯，没有人在墙边玩影子游戏，没有人在带护墙的走廊上做菜，没有跳跃的火光，没有沟渠边的花和渠中青蛙彻夜的鸣叫。这里只有高速公路和三岔路的出口及方向牌：森林已被夷为平地，所有秘密都一览无遗。
我们改头换面。我们所找寻到的世界——郊区带花园的楼房，举行我妹妹告别仪式的地方——部分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盼着苦尽甘来，我们无法回头。没有古轮船带我们回到从前。我们走出了梦魇，却无处可去。
大师作了最后指导。将一铜盘祭品放在某处；另一盘食物倒进河中，和妹妹的骨灰一道被河水带走，这是最后的供奉。随后这个穿着白色丝绸、腰部尤显壮实的人上车走了。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些记忆的片段：节假日随父亲拜访他兄弟，周围都是平坦的甘蔗田，田间有绿草萋萋的小径，架在柱子上的棚屋点缀其中，夜间昏暗的灯光，院子里有牲畜，点燃的驱蚊草堆，瓦楞铁皮屋顶的杂货店，以及阒寂。
一个客人，我妹夫的远房亲戚，年事已高，开始谈起了我们的过去——也许是受仪式触动。他谈起我们这些自一八四五年起从恒河平原移民到新大陆的人与岛上其他地区的印度人，尤其是西班牙港西北部村落的印度人有什么差异。
他说：“要知道那些人在一八四五年之后就没来过这里。他们很久很久以前来过。你听说过哥伦布吗？伊莎贝拉女王向所有天主教信徒开放这片土地。那是法国人来这里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信天主教。你们听说过印度有个地方叫本地治里吗？那是法国人的地盘，也就是现居西班牙港附近的那些印度人的原乡。所以布瓦西埃那些地方的印度人就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来这里已有四五百年了。”
历史！他梳理了自一四九八年以来的事件。一四九八年哥伦布在第三次航行中为伊莎贝拉女王发现了这座岛；但此地被西班牙政府忽视了三百年，直到一七八四年，帝国为了自保，向天主教移民开放了这座岛，给带来奴隶的人优待和免费的土地。一八四五年，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十年之后，英国开始从印度带来印度人，开垦这片土地。老人把这段历史模糊地串起来了。这对他而言已经足够。人需要历史，历史帮助人了解自己是谁。但是历史如同神圣，能驻于人心，只要有某些东西就足够。
我们神圣的世界——那些在我们小时候就由家族传承给我们的神圣情感，那些我们童年的神圣之地，神圣是因为我们以孩童的眼光看它们，为它们填满神奇，远在英国时，这些地方在我心中越发神圣起来，因为我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一厢情愿地想象这些地方一如从前，想象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家。尽管后来我知道，那儿充满了血腥，原住民遭到杀戮或压迫，逐渐灭绝——我们神圣的世界消失了。现在，每一代人都使我们离神圣更远。但我们为自己改造了这个世界；每一代人都这么做；我们因妹妹去世聚在一起，感到需要表达敬意、悼念她时，我们发现了这一点。它迫使我们正视死亡。它迫使我正视自己夜里在睡梦中思考的死亡；仿佛是为了让我为这一刻做好准备，一种真实的悲痛正好填补了感伤引发的空虚。它向我证明，生命和人是谜团，是人真正的宗教，是灰暗和灿烂。当我面对真实的死亡，带着这种对人的新的惊奇发现，我不再犹豫。我将草稿放到一边，开始挥笔疾书，写下杰克和他的花园。
一九八四年十月至一九八六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