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接受了一个美国出版商的邀约，他们要出一套城市系列的书。我决定写自己的城市西班牙港，因为我觉得这大概很简单，也因为觉得可说道的地方不多，特立尼达自被发现和原住民灭绝后，直到十八世纪末期才有人定居。我觉得这项目只需花上几个月工夫，写成报道形式，精装本出版。接着我发现找不到什么参考资料。我本以为，图书馆里应该保存了一些史料，这些书卷应该由专人负责保管。我觉得这种想法不少人都有。但是书是有形物品，创造或生产是为了满足需求。这里没有关于特立尼达历史的书卷。我不得不去找档案了。这真是可恶。但是后来档案开始吸引我，翻看越多越不舍得放弃这个项目。
这本书背后的想法和叙述轴，是把这座位于奥里诺科入海口的小岛与大人物、大事件联系起来：哥伦布，寻找黄金国，沃尔特·罗利爵士。此后两百年，奴隶种植园开始发展。接着是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和受其影响爆发的法属殖民地加勒比地区的海地黑人革命；南美革命和革命中的伟大人物：弗朗西斯科·米兰达和玻利瓦尔。从未被发现的大陆到具有欺骗性的革命及其引发的混乱；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一四九八年他在南部见到那些印第安原住民繁茂的“花园”（沿着我熟悉的宽阔海滩向下，一条条淡水溪从树林里流出汇入大海），从哥伦布这个来自中世纪欧洲的人的发现，到十九世纪西班牙帝国的消亡——这里的故事将牵涉到这些历史。收尾处特立尼达已和南美、委内瑞拉和西班牙帝国分离，纯粹是英属西印度殖民地，一座蔗糖和奴隶（原住民被灭绝和遗忘）的岛屿。接着几年内，奴隶制被废除；糖不再值钱；在新世界的这个小角落，所有期许都被抛弃，它沉入了十九世纪长久的殖民地的麻木死寂中。此时革命的委内瑞拉不再从属于西班牙帝国，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
从这些后期的档案中，我能看到自己成长其中的世界的轮廓。印度移民正是在十九世纪涌入的。上中学时，我以为这种麻木死寂是一种常态，和岛的地理位置、气候和光照有关，没料到这乏味是人为的，是有很多原因的，这里曾有其他视野和其他风景。
我读到了一份西班牙治下时期一个黑奴谋杀另一个西班牙港黑奴的判决记录（完美地保存下来），梳理出房屋、后院、黑人院子里的争风吃醋等细枝末节，轻松地想象出自己置身于两百年前西班牙港街道上的情景。我能看到人群，听到他们的话语和口音。在那条街上，我能看到自己童年时期的西班牙港街道的起源——这条街上的人和生活正是我第一本书的主题。
我专注地研究过西班牙港的街道，因此在一九五五年，我到英国整整五年后，在写出《狂欢夜》《伦敦生活》《安吉拉》等“大都会”作品后，它仍旧能启发我，至今，这一启发在某种程度上仍伴随着我，我仍在创作中努力阐释在档案里发现的种种深意。但是发现我写的街道有这样的过去，我吃了一惊。我孩童时见证的街头生活原来早在一七九○年的西班牙港就存在。当时特立尼达仍是强盛的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奴隶制要到四十四年后才被废除，那时法国革命才刚开始，海地黑人革命一年后才爆发。
这些关于西班牙帝国和海地革命的档案，是住在那条街上的我不会想到的。甚至在学校学习了这个地区的历史知识后，也没有获得任何想象的助力。鸡窝、后院、佣人的房间、密集的小房子和垃圾坑，这肮脏、琐碎和污秽看上去和历史毫无牵连。西班牙港的一切都看似新近合成的，没有古旧或是过往的痕迹。再加上孩童的无知，以及这个印度孩子特殊的缺失。他是移民的后代，那些移民与过去突然中断了联系，突然坠落在安的列斯群岛和印度之间的鸿沟中。
一九五○年，泛美航空飞机起飞的时刻，我看到了令人惊异的一幕：棕绿相间的田野让我的小岛展现出航拍照片的效果。如今在伦敦阅读有关这座岛的文献、发现它也有悠久历史时，我同样感到惊异。就是这么简单！意识到这座岛是地球的一部分，意识到它与地球一样古老！然而这些简单的事情对我而言却是启示。我曾经对特立尼达的一切习以为常，不管是路边的风景，还是在地面上看到的农业殖民地，一切都理所应当，是大萧条的尾声和恒常不变的殖民地的死寂。我写这本书时，脑海中的风景已和之前作品的感觉及风景非常不同。
起初觉得是六个月的工作量，最后变成了两年。打一开始，我就明确了一些主题，在书中综述造就了我的世界和文化。另一种写法，也就是把两个世界分开来写，要简单些，但这又与我的实际经历相悖。我觉得在这本书中我已经做到了一种综述。但这让我疲倦。
写完这本书之前好几个月，我觉得要结束在英国的时光。为了消除疲倦，不仅是写作的疲倦，还有身在英国的各种疲倦：作为外国人不时萌生的生疏感，安全感的缺乏，社会、种族和经济上的压力。我想终结离家第一天就产生的性格扭曲，结束这场造就了分裂的旅行（尽管中间穿插着各种往返和其他旅行），那一天泛美航空飞机把我带到生活了多年的岛上空几千英尺的地方，向我展示了那种我从未见过的田野和色彩的格局。
我卖掉了房子。再有几星期就能写完了。住在新搬的房子里，我觉得非常疲劳，一度每天泡两次澡。第一次在早餐后，用来洗去让我夜里头脑安静的安眠药的效力，安眠药让我停止处理文字，解决了我写作期间各式各样的问题，使我不至于为它们汇聚成无从解决的惊人威胁而焦虑。我知道到了白天写作问题就能一个个解决。第二次澡在一天工作结束后。于是早晚各一次，我泡十到十五分钟的温水澡。有天早晨，我觉得自己像具躺在河底或者溪底的尸体，在水流中摆动。我停止了早上泡澡。但是尸体的念头挥之不去，会在每次泡澡时潜回。
书稿终于上交，我能离开英国了。我没有做长期计划。我只能想到前方的自由，不用写书的自由，随心所欲过日子的自由，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并告别的自由。我想游荡一段时间，住在宾馆。我也终于打算在美国待一段时间。在此之前，还得写些报道：关于加勒比的圣基茨岛和安圭拉岛，以及英属洪都拉斯的伯利兹，后者是我第一次写中美洲。
我先前往我自己的特立尼达岛。我想看看过去两年我在想象中以一种新方式生活其上的岛，我将其以本来的模样还原到地球上的岛，我如今对它怀有深深的柔情。
我看到了一座充满种族间紧张情绪、濒临革命的岛。于是，就在我对这个地方有了新的理解时，它已经不是我的了。
通过写作——知识和好奇心互相哺育——我形成了新的对我自己和我的世界的想法。但是这个世界没有静止不变。在一九五○年伦敦的寄宿处，我发现自己处于战后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之中，整个世界连同旧文化、旧观念都处于动摇之中。我自己的旅行带给我改变，让我去追寻新想法，追寻超乎西班牙港女王皇家学院的聪明学生想象的世界。同样地，很多人，包括那些我觉得已经被我抛在身后的人，都蠢蠢欲动，被驱使着去重新认识自己。
波多黎各那个肌肉发达的特立尼达黑人，穿着扣扣子的紧身夹克，在去哈莱姆区的路上。哥伦比亚号船上的那个黑人措辞小心、举止谨慎，他要返回德国，和美国的生活相比，他更喜欢德国。在这些人中（不情愿地，我是印度人，信仰印度教，内心充满了印度的悲剧和荣耀），我看见了自己、自己的旅行和旅行背后的渴望。一九五○年，这些人孤立而脆弱，紧张而生疏。
他们那样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出远门不是为了自我实现或磨砺。我重返特立尼达时，黑人之间的那种紧张生疏仿佛是一种流行的溃烂病，让人无法忽视。二十年的写作让我以一种浪漫的视角看待这个地方，当我回到奥里诺科入海口的这座岛上时，像是回到一个不再属于我的地方，我孩童时从没考虑过它是否属于我，而那时它是我的。
那种浪漫情怀现在是一种私人财富。小岛对别人有别的意义。回应对世界的理解或对过去的想法，有不同的方法，自我肯定的方式也有很多。波多黎各飞机棚里的黑人和哥伦比亚号船上的黑人端着姿态，他们想活在旧秩序中，他们希望得到与他人一样的待遇。二十年后，特立尼达的黑人追随美国同胞的脚步，主张独立。他们以简化的感伤的方式看待过去。他们不像我那样为了其中的浪漫而去占有过去。他们换了发式。过去，头发是他们尴尬和耻辱的来源，像奴隶的烙印，如今头发成了他们好斗的标志。为了保留我的浪漫想法，我需要有选择地看待——就像早先在特立尼达时那样，不过现在用一种新的方式。
（在伦敦也有这样的必要。在我刚写完的历史中，有一部分涉及了岛上第一任英国总督的一桩事，他被指控非法下令折磨一个未成年黑白混血女孩。一八○三年，案件的所有证人被带到伦敦，此后待了好几年，开销都是政府出的。有个人被安排住在苏荷区的杰拉德街。门牌号被披露出来，房子依旧在。但是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杰拉德街上满是中国香港人，他们的餐馆、食品店和扔在人行道上的包装盒。我能在那儿看到过去吗？我能，我就站在平地上抬头看唐人街，二十世纪帝国影响力的余波。在它上面，在平坦的表象外，我能看见十八世纪末的残余，能想象出房间的样子。我对伦敦建筑的了解已不再局限于对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建筑的想象。）
如今在特立尼达岛——撇去人和疯狂的愤怒不谈——为了看出过去两年里脑海中想象的风景，为了寻找哥伦布到达之前原生态的岛屿，我需要无视几乎一切跃入眼帘的事物，无视我们的旅游海报上美景的一部分——椰子树、甘蔗、竹子、芒果、九重葛和一品红，我一向以为它们是本地的热带植物，因为我就是被这么教的，但它们实则都是后来的移民和种植园引进的。过去的地形只存在于碎片之中。西班牙港城外干涸的红树林湿地就是这样的碎片——肥厚的绿叶、黑色的根须、黑色的烂泥。同时也要无视丢满垃圾的高速公路、弯曲而磨损的中央铁轨、燃烧的垃圾堆，以及公路那边灰尘飞扬的棚屋和北面山岭上的棚屋。在拉文泰尔山顶，在棚屋之间，往下看是永远不是蓝色而是沉闷灰色的帕里亚湾，如果我有选择地看帕里亚湾和海湾中的小岛，我能想象自己身处创世之初。
我让自己看到的风景是私人的，这浪漫情怀也是私人的。我对历史的看法与年轻黑人的看法不同，他们在街头示威，威胁要发动又一场错误的革命。在我的书的结尾，故事并没有结束，仍在继续。我认为，两百年来，另一个海地在准备着：希望摧毁一个腐朽痛苦的世界，抛弃它，而不是改造它。在写完这本书之后，在两年的兴奋之后，我从两方面看到这种愤怒。从黑人这边，留那种发型的人这边；也从印度社区这边，主要受到威胁的人这边，他们不是黑人也不是白人。
两周后，我去圣基茨和安圭拉岛，继续写作。圣基茨很小，只有三千人。这里没有印度人，因此对我来说没有私人纠葛。我对这里的黑人而言只是个陌生人，一个一头直发、不是黑皮肤的人。判断就是可以这么简单。排除了私人情感，再加上这座岛的规模很小，地理简单，让它的过去显得尤为生动。
圣基茨是加勒比地区最早的英国殖民地，是西班牙人撤离后英国接手的一块地区。它的轮廓除了尾部之外是圆形的。中央有一座山，山顶是一片丛林，山坡上挤挤挨挨地种着甘蔗，一直延伸到海边。小岛边缘是狭窄的沥青路，路边有工人住的小房子，他们是奴隶的后代。糖业和奴隶制造就了这份简单，造就了植被和风光的不自然。
离滨海路不远有条浅浅的、现已干涸的小溪，溪中有大圆石。这些圆石上刻着粗略的人形，出自印第安原住民之手：在久远的过去，这是让奴隶胆寒的警示。现在圣基茨没有原住民了，三百年前他们被英国人和法国人赶尽杀绝。这些圆石上粗略的雕刻是他们留下的唯一纪念。英国教堂墓地是可以接近的过去——背景是热带环境。这里没有紫杉，有的是名叫皇室棕榈的棕榈树，挺拔粗壮的灰色树干，带着隆起的颗粒，像是愈合的伤口，隆起处都长过叶子。（在殖民地环境中，英国教堂墓地和英国本地的墓地令人产生的联想是多么不同！）过去的时光也能从十八世纪的小镇的帕尔马尔街主广场上看到一二。从非洲新贩来的奴隶在奴隶收容所休息之后，被安排在这里出售。在圣基茨，一百五十年的过往一直处在休眠之中。现在，在模仿特立尼达、美国等地之后，回忆复苏了。这时回忆不再显得耻辱，而是成为政治上的激励，成为感伤而愤怒的种族辞令。
安圭拉岛比圣基茨还要小，植被少，生产力更低。这个有三百年奴隶史的地方有着另外一面：这里的人不是纯粹的黑人。他们有自己的过去，他们和圣基茨人的过去分离。安圭拉岛有大约六千人，主要是一些有着英国名字的混血宗族。他们对自己的历史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来到加勒比海这个平坦而荒芜的地方的，离大陆如此远，甚至离其他岛屿也很远。有人说是船只失事的缘故。
我在自己写这本书的魔力中看到这一切，远在英国时从档案中发现了这段过去，感觉我几乎是在创造这段历史，正如我创作小说一般。在同样的魔力的召唤下，我后来又去了趟伯利兹。我要先去牙买加，那儿每周有一趟航班去伯利兹。
我在危地马拉城停留。飞机降落在参差不齐的灰色火山口后面。那儿就像是巨大的蚁丘或是童话中奢华的塔，地平面上房子一簇一簇的。在黑暗的机场建筑里，我看到柜台后面一群矮小结实的女孩的脸，看到玻璃柜里新鲜的蔬菜或者新鲜的辣椒调味菜。我记得这绝对是我第一次到中美洲，第一次踏上柯帝斯②和他的后继者们摧毁的土地。女孩们是中国人的长相，但不是中国人。那种恍惚的熟悉感让她们显得奇怪而陌生。那些玻璃柜中的辣椒调味菜有着与之相称的奇怪。食物区分了文化甚至历史时代。（古罗马的食物该是什么样的？）我记得在某处读到过蒙特苏马宫廷，他们喝罐装巧克力是冷着喝的，不加糖而加香料。
看到奇怪的食物，看到柜台后奇怪的长着中国人的脸却不是中国人的女孩，写着西班牙语却不是西班牙菜的菜单，外面童话式的火山尖顶，在新鲜空气中长得大得不自然的蔬菜和花朵。我感到了新世界的奇迹和西班牙侵略的悲剧和悲情。
飞到伯利兹路程不远——伯利兹，英属洪都拉斯，英国入侵西班牙帝国的海岸，英国的红木殖民地，危地马拉对伯利兹宣称主权的起源（我文章的主题），伦敦拍卖行绝大部分乔治王时代家具的原料产地（但是现在伯利兹没有红木了；它们被砍光了）。海岸边住着砍红木的黑人奴隶的后代。内陆有玛雅人和宏伟的玛雅遗迹。在一处遗迹的阴影处，我试着和一个玛雅男孩谈论这处古迹，他咯咯地笑（不管他个人有何情绪）。他笑着捂上了嘴，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像一个在为很久以前的荒谬行径请求原谅的人；红木殖民地没有英国的殖民建筑，所有的遗迹都是玛雅人的。北边，靠近墨西哥边境，有一整座玛雅古镇还未被挖掘。它在西班牙人到来前就已经废弃了几个世纪，如今被森林覆盖，台阶陡峭的高耸的庙宇都成了绿色的山丘。
从伦敦到特立尼达岛，到圣基茨和安圭拉岛，再到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一个想回到过去的人特意安排的旅行，好看清他的历史的具体模样。于是在写完书很多周后，我一直浸淫在它的光环和得意之中——证实了我梦中的和从档案中创造的世界。
我给自己一个过去，以及一种过去的浪漫。我脑海中未了结的部分消失了，小裂口填平了。虽然海地的混乱状况似乎要威胁我的小岛，虽然我从身体上不再归属于此地，然而如与我在别的小说作品中虚构的世界那样，我仍旧通过这种浪漫，将这个地方同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
美国的出版商或代理商那儿还是没有任何消息。我必须进行下一步了。我坚持原有计划：去美国旅行一阵子，花销就从这本书我预期会得到的预付款中支取。
我从牙买加出发。这是二月。北方天气恶劣。飞机在飞过牙买加之后，又一次在蒙特哥海湾降落。我们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宾馆一个自以为是的黑人侍者端上午餐，他习惯了服侍游客和讨厌他们。（十二年前，也是游客的我在焦虑和几乎悲痛的时候，在岛的另一端乘一艘香蕉船从安东尼奥港去英国。）傍晚我们再次出发，飞机起飞，然后驶入夜色，跟着夜晚西飞。我们飞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燃油耗尽，在巴尔的摩降落加油。乘客不被允许下机，因为巴尔的摩不是正式停靠站。我们再次起飞，继续航行。我们仿佛被劫持了，像十九年前那班泛美航空小飞机一样缓慢行进（我每小时都在廉价的本子上记录下素材）。现在我们在空中盘旋，因为降雪无法降落。于是我们飞到可以降落为止。凌晨才终于落地。
没有硬币，没听过由美国电话制造的不同的声音。在寒冷中降落后，当天或是第二天，我又得知委托我写书的出版商认为我的书不适合出版，这个决定是几周前定的，当时我正被自己眼中的浪漫情怀（这是我长达二十年的职业写作的成果）鼓舞，做记者式的旅行。
从一九五○年在纽约过了一夜以来，我在这儿还有两次短暂的停留。但我后来看到的这座城市和第一次所见很不同，这座雷姆、《马里尤斯》和《南风》的城市，天空灰蒙蒙的像是罩着穹幕。到了现在——这段时间的焦虑一如我初到时的焦虑——我才想起去寻找这座城市。现在我才开始承认出租车司机的讹诈让我受辱，我无法给宾馆的黑人小费让我受辱。
我记得那家宾馆的名字：惠灵顿。我记得那里的信纸，我到达的那晚为了营造戏剧效果在上面写过日记。纸上有斜体的宾馆名字的拼写，旁边是宾馆大楼的画。这家宾馆还在吗？我的朋友罗伯特·希尔维斯说：“这是音乐家下榻的宾馆。”希尔维斯在他办的报纸《纽约书评》上发表过我写圣基茨和安圭拉岛的文章。
然而有一天，我居然碰见了这家宾馆，在繁忙的街道上正常营业中的宾馆。这里若是一个考古遗址，才符合我脑海中对它的构想。虽然信纸上的宾馆是摩天大楼，但在人行道上的这家宾馆却如此不起眼。我记不起门和大堂之类的东西：这个宾馆存在于我的想象中，跟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些事物不同。我记得抵达时是清晨，周围一片黑暗，我又累又紧张。黑暗中获取的更多是知觉而非画面：对着废纸篓吃鸡，在淋浴间躲滚烫的水。这像是梦而非回忆，却契合这场合，对我来说，那天的空间与时间合而为一。那天结束时，空间和时间把我和过去分离；那天开始的作家的旅程到现在也没有结束。
我原本打算在美国花那本书的预付款。我没有得到预付款，却坚持按计划行事，于是就花自己的存款。这像是看自己流血。最终我往西边去，到了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在一座崭新的带家具的出租公寓里我又开始伏案工作。这就是作家的生活：无论心情如何，总是得振作起来重新开始。
我开始写一系列关于自由和失去的文章。这个想法是三年前在东非时产生的。在肯尼亚内罗毕和乌干达坎帕拉一整天车程的下午，灵感突然到来。我很习惯在非洲的那一片地方开长途车，这是个顽皮而滑稽的念头，与长途驾驶的路边风光及高涨的情绪相映成趣。眼下这个想法是我作为作家拥有的所有资本。它附着了我写的那本历史书的情绪，附着了我的失望以及我施加给自己的漂泊。我仿佛成了我笔下的一个人物，就像以前经常发生的那样。
几周后，最初的冲动消失，我无法写下去了。我对自己所做的事丧失信心。在维多利亚，写作时日子过得很快，现在竟觉得漫长起来。接着我面临一个简单的事实：依靠英语写作过活的人没有美国读者，我只能回到英国。我本渴望摆脱英国的沉闷，但没有如愿，我在一九五○年离开小岛——意味着无家可归、漂泊和憧憬——就是结局。
从维多利亚到温哥华。个头很高的空乘人员穿着很短的裙子：可怕的轻佻。多伦多；伦敦。飞机引擎嗡嗡作响，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上演着我不情愿的回归。二十年间我不断模仿第一次旅程。若是二十年前，我还能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一个崭露头角的有才华的人，出了书，我会觉得自己幸运。我仍然觉得这是幸运。但是——正如爱与痛苦相伴相随——和幸运一同到来的失望让我感受到了可怕的孤独。
我在伦敦没有房子，租了一间海豚广场的公寓。它稳定地消耗着我的存款，每周都是那么多。账单是一个女人的笔迹：圆而简单，字的下部线条是一种规律化的扇形图案，暗示她是个平和的女人，肉体的欲望得到了满足，没有焦虑。我羡慕她的平静、没有野心。我去办公室付账时想看看是哪个女人。她就在这些从我身边走过的薪水奴隶、在这些女性雇员当中，也许并不知道写下我凶猛而虚弱的开销是多么幸运。
夏天过去了。十九年来，我头一次在英国觉得冷，觉得穿得不够多。此前我在夏天和冬天穿一样的衣服，不觉得需要穿套头衫或者保暖衣，甚至不穿外套。我一直期待严寒的天气、短暂的日光和下午的灯光。现在却需要添衣服，且越来越觉得冷，我感到了冬天真的是冬天，充满黑暗。
某天，我的窗下来了几个工人。他们开始聊天。听着就像是一出戏剧：不同的声音，小心的对话，任务，句子，想法，炫耀，装腔作势，风格。我在英国从没听到工人彼此间这么说话，在室外长时间地这么大声说话。像是在一个未知的国度偷听，我心生害怕。我知道英国的另一面：牛津，广播中的人，作家。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这么久，从没和这类人有过交往，也没在书上读到过或在电影里见过。
我最后在格洛斯特镇上一座私宅落了脚。这是潮湿的一天。火车站湿冷，想必离塞文河很近。格洛斯特远离它宏伟的大教堂，是一座平庸的小镇。我并不想选择这样的地方，但它提供了房子、庇护所和款待。
房子在小镇边缘：简陋的房子建在简陋的田间。截去枝梢的柳树，窄而脏的小溪里漂着工业垃圾，柳树和小溪像是城市贫民窟的特色。这不是我会选的房子。但这是一个人的家，装饰得像个家，有家的气氛。它欢迎我。
第一天午饭时，房子还生了煤火。法式窗户对着长而窄的花园——为了过冬小心地修剪和翻过土。远处是铁路货运编组站的声响——在这个距离听来不知怎的还挺舒服。这座房子的一切都友善而美好。我在这淡泊的环境下觉得受到了保护，孑然一身，远离我所知的种种会带来伤害的事物。多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在。
那个下午，在房子的前屋（里面家具虽旧但打理得很精心），我几周来第一次寻找在维多利亚时开始写的书稿，关于自由和失去的系列。现在再看，我感觉自己写得还不赖，我甚至看出一个句子已经鲜活起来——我专注于词语营造出的情绪之中，句子就这样流淌出来。我在维多利亚时不曾抓住这种关键的创作时刻，也许是因为我对如何往下写感到焦虑，也许这焦虑源自我担心维多利亚之后我要去哪里。
如今，意识到那个好句子的有效性，我沉浸在文字创造的图像与联想之中。我再次振作，沉浸到当初在非洲时的情绪中，那个句子也是在这样的情绪中写下的。我听到——或是创造——故事不同阶段的对话片段，这个故事充满对话。我简单地作了记录。直到我从情绪或专注中走出来，我才意识到自己追溯的回忆有多遥远。
作家的才华初露头角时，我培养（或是发觉）了集中注意力的能力，能在干扰之中创作。这种能力（需要一两个小时，短时间内无法奏效）甚至能快速使我抽离或躲避严重的焦虑，就像引擎负荷过重停止工作，我把世界推到一边，进入写作状态仿若走进一座带围墙的花园（这是经常出现在我脑海的画面）。写作让我坚强，它平息了焦虑。现在写作又让我重整旗鼓。我的书回到我手中。我开始缓慢地写作，日复一日。
我在冬天回过头来写夏天动笔的那本书。若是没有那本书和每天的创作，我真不知道要如何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我的一切都始于写作。写作将我带到英国，又把我送出英国；给了我浪漫情怀；使我几乎在失望中崩溃。如今又是写作和这本书，每天给我滋味和希望，让我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我本打算在格洛斯特待上一周左右，最终住了三个月，不说别的，此地的魅力让我恋恋不舍。
离开格洛斯特前往威尔特郡，我的书按我最初的构想还剩几个星期的工作量。头四天阴雨绵绵，雾蒙蒙的，我几乎看不清身在何方。这是从格洛斯特的住所过渡的好办法，那栋房子对我以及关于非洲的创作都是友好的。对这本书也有好处，因为书仍在容易动摇的第一稿。当一本书处于这种状态时，周围的事物都可能被写入书中，情感也可能融入叙述中；一旦成文，就很难再删去。所以在构思阶段我尽量避免被打扰。威尔特郡山谷的雾正合我意。
在我的想象中，故事的那个阶段我生活在一个虚构的非洲：那里的地形出奇美丽，（出于我的需要）多雨的卢旺达高原和乌干达西部基盖济被开辟成梯田的潮湿山丘交相辉映。
在特立尼达的孩童时期，我把在书里读到的一切映射到特立尼达、特立尼达乡间和西班牙港街头。我甚至把狄更斯和伦敦融入了西班牙港的街道。那么人物是英国人和白人？抑或他们变身成了我认识的人？这样的问题有点像问梦是彩色还是黑白的。但是我觉得我是把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安到了我认识的人身上。不消细想，我知道狄更斯的人物都是英国人，然而我脑海中的人物是多种族的。那种把所读的内容映射到特立尼达岛和热带多种族殖民地这个我唯一知晓的世界中的能力，随着我年纪的增长而削弱。这多少是我个人知识面扩大、自我意识增强的结果，也是我自己捉襟见肘的想象力导致的。作家们也有一定关系。很少有人像狄更斯那样洞察儿童的心理。那种幻想的天赋随着我一九五○年来到英国即刻失去了效力。当我被现实包围，英国文学失去了普遍性，不再是幻想的主题。
如今在威尔特郡的冬天，我作为写作者而非读者，以另一种方式演绎儿童的幻想。我把我的非洲的孤独、空虚和危险投射在周遭这片土地上。四天后雾霭散去，我出门散步，我笔下的非洲与眼前的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连接起来。
我在山毛榉和未修剪的老紫杉间散步，周围是浓密的绿；我沿着公路经过燧石砖块和茅草堆起的小屋（不过还看不清），走上防风林边的山丘，走到山顶的谷仓。我从防风林间看到巨石阵：地面很开阔，突起的坟头星罗棋布。我走下山，来到山脚的农场建筑。我问一个男人去巨石阵的路，他说经过农场建筑，然后右转，沿着宽阔的土路一直走。农场边路面泥泞，有拖拉机的辙印。水和水潭映出灰色的天空。土路上的草沿着坡地伸展到坟间，巨石阵近了，草丛高而湿润，缠绕在一起。
又有一天，我沿着公路的另一个方向散步，那是去索尔兹伯里的方向。我走到一段危险的小径上。满是泥泞，泥很深，两三百码后我掉头了。（四年前在乌干达的基盖济，一个下雨的午后，我下车来到一个有一座座小山丘和茅草屋的烟雾蒙蒙的村落，希望置身于那迷人的景色之中，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动物的排泄物中，非洲人的凝视和不断接近让我困扰。他们不时问我为何进入他们的地盘，我只好转身，回到车里，继续上路。）
打这之后我没有在公路上做太多的探索。我不再涉足危险的小径。我继续在丘陵上漫步，周围是长满草的车道和谷底农场周围的小道。我就在那创作和散步的节奏中轻松地前行。非洲出现在早晨的写作中，威尔特郡出现在午餐后的一个半小时里。我把非洲嫁接到威尔特郡。威尔特郡——我走入的威尔特郡——开始将非洲显露或者说返还给我。于是，人和作家合为一体，这个轮回变得完整。
我想象中的非洲不光有作为素材的国家——肯尼亚、乌干达、刚果和卢旺达；它也是特立尼达岛，我带着浪漫情怀回到那儿，看到黑人留着恐吓性的发式。它现在也成了威尔特郡。它也是我的痛苦和疲惫所创造的土地，是在头脑爆炸的梦中显现的土地。一年多前，在那本写新世界的书的结尾，我幻想自己是一具尸体，在河底的芦苇中摇动（那像是前拉斐尔派画作《溺死的奥菲利亚》中的河，再现特立尼达岛小学所用的《尼尔逊西印度读本》中的插图。这会儿那条河好似威尔特郡我屋后的河）。如今每晚某个时间，我的头脑在一晃即逝的梦中开始爆炸，让我相信这次我必死无疑，这回我无法再从这惊醒我的持续巨响中幸存。
在我安全的小石屋中，在每晚有炉火取暖的小石屋中，我幻想着非洲如此暴力！我幻想的非洲加入了太多东西。作为休整和释放，我让自己稍微发挥古地中海的幻想，向基里科的画作《抵达之谜》寻求帮助。
空旷的码头；古老轮船的桅杆；走道；两个穿着斗篷的人走向邪恶的使人恍惚的城市。
他们航行两天靠近了海岸。第三天，船长唤醒乘客，指向海岸的城市。“那里，你们到了。你们的旅程结束了。”但是这个乘客看着晨雾中的城市，看着浮在海面的其貌不扬的城市废墟，觉得这城市名不副实——腐烂的水果，新鲜的树枝，碎木块和浮木——他恐惧地抽搐起来。他一口口抿着船长给的苦蜜酒；他假装把东西收到一起；但是他不想下船。
但是他必须上岸。探险在那仿佛裁剪出的阳光照射的城市内。那座城市从船上看来如此古典；城里却如此奇怪，它的神明和崇拜如此奇异。我的主人公会成为一个奔跑的人，迫不及待地逃向空气更清新的地方。他在绝望中走过一个门廊，发现自己又到了码头。但是堤岸上没有桅杆。没有轮船。他的旅程——他人生的旅程——就这样完结了。
这原本是个愉快的幻想，没料到它竟真的发生了，还是我自己的经历。
我并不知道我身处其中的环境其实是温和的，我是第一次体验有如此特性的风景。我将在这里痊愈，并将在这里获得如第二次生命般的东西。最初四天的雾——我到丘陵上散步之前——像是重生。在英国生活二十年之后，我终于在这里了解了四季，（类似小时候在特立尼达岛）我将通过大自然中的一些事物比如树上的叶子与花、河水的清澈去认识月份。我发现自己以最不可能的方式，在有了些年纪的时候，在异国，和周边的环境协调一致，而我在特立尼达岛或是印度（它们是不同痛苦的源头）时都不曾有这种体验。我写作中将要达成的一切和解与坦诚，与我身处环境的平和相伴相随；我的心灵和脑海都得到了净化；后来的十年间，我都将这片与我的故土相距如此遥远的风景，这片低矮、有石丘起伏的风景，当作我全身心投入写作时的背景。
这个走过杰克的农舍的人仿佛是初见周围的一切。他自然地想起各种文学象征，但也开始用眼睛观察。很明显，二十年前他无法这样看；看见之后，他也许无法找到描述的话语或者调子。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简单直接；他有必要经历很多。
很长一段时间，寻找总是我的素材、我的世界、我发展的观察方式的结合，后来我想到写现在的这本书，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在写第一章节的时候，我记起了初到伦敦的第一周，当时我住在安吉拉的那栋楼里。我作家的抱负、社交的经验不足和焦虑，沉重地压迫那段空虚的时间，抹去了我那么多的记忆。
我曾出门观光，像个游客那样。某天，在伦敦市中心某处，也许在堤岸边，我看见一个从哥伦比亚号轮船上下来的人坐在一座雕塑下的长凳上，像是雕塑的一部分。他小个头，穿着深色西装，那是在八月份（月份和天气是后来被作家缝合在一起的），想起来觉得热。他很疲倦。他也许在观光，也许和我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旅行是想起来非常快乐的事，更多是为了日后的讲述。
我觉得哥伦比亚号上的这个人是个管家。这也许是他在船上时告诉我的，也许是我凭空想象的，因为我觉得他的样子像某部电影中的管家。他对我有点冷淡。就像轮船上狂欢夜的守夜人对着跳舞舱外的人宣讲人类行为的离奇。他说在轮船上待三天以后，人人都背信弃义；上了岸人们又变回自己，忘记了船上的韵事，甚至也忘了相熟的人。
这个管家要去法国，在那里待一周——无疑是在巴黎观光——接着另一艘船会带他从勒阿弗尔或者瑟堡回到纽约，然后游荡的假期生活结束。他会回家，远离宾馆、每日的车旅奔波、疲倦和奇怪的食物。我渴望和他一起去。不是想和他做伴或聊天，或去他的房子。我想成为那一刻的他，一个在路途上的人。我这样渴望着，虽然才到，却想离开。然而我不想回家，我知道那里一无所有。我只是想在那天试图和冷淡的管家聊天，想在伦敦的陌生中表现得和他认识。那天我就想觉得英国对我来说也是暂时的居留地。
二十年后我初到山谷，就像故事中的那个人，我想留在船上。
①20世纪初英国艺术家、作家、学者等组成的知识分子团体，代表人物是弗吉尼亚·伍尔夫。
②殖民时代活跃在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
*
我搬到山谷十多年后，在这里，在庄园小屋和第二次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在英国第一周的记忆被强烈地唤醒。我收到一封来自安吉拉的信。
我大概有三十年没有听闻她的消息了。连她的名字都不太记得了；这是我要回想早年那段日子时需要摸索的事情。安吉拉的这封信有很多页，是花了很多天写的，字迹透露出不同的情绪。
浑圆流畅细巧的字迹，忽而立起，忽而向右斜。线条忽直忽曲；忽而工整忽而上下跑，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这是女性化的英国人的字迹，浑圆而流畅，圆的笔画偶尔压平压扁呈蛋形，流露出消极的情欲。笔迹中的英国风格让我惊奇。仿佛安吉拉仅仅因为在英国生活就学会了这种字体。信封上的邮戳来自白金汉郡的一座小镇：中产阶级的市郊。
信的结尾安吉拉的落款是英国姓氏（写在括号里）。我忘记了她不常用的意大利姓氏；但是这个英国姓氏显得奇怪，和我所认识的那个人格格不入。虽然我们见面第一天，她便告诉了我这个英国姓氏。她叫我维克多，说我的印度名或是梵文名太难记，她不想用。三十年后她记着这个名字。亲爱的维克多。我很诧异。也许没有人（除了文娱世界里的著名演员、舞蹈家、运动员等外貌受人爱慕的人）会忘记仰慕自己的人，而且这对女人也许更适用，她们随着年龄增长必须一次次清点爱人和奇遇。
亲爱的维克多。这对我也起了效用：通过穿插其间的情欲，我被调动的全身，安吉拉的名字让我想起初到伦敦的迷惑和暧昧，安吉拉的侍者服和红唇；它甚至唤醒了她皮毛大衣的触感（据她所言是她某晚从暴力的情人那里逃出来时抓过来的）；它唤起了她乳房的触感，那是其他人——她的朋友，流亡的欧洲人和北非人——在场时，她给予我的自由。它唤醒了——我几乎忘记了，因为后来我有不少真正的写作——我那些日子无知地试图把安吉拉变成素材的尝试。我经常写起她，她的乳房，她的皮毛大衣；我经常介绍自己，经常美化或者努力美化每个人的境况！
她写到她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名字；她听到了很多次，甚至在电视上看见我，但是直到现在才想起打扰我。她再次介绍了自己。她再次讲述了我曾写过的她的过去。她说自己“管理”我在去牛津前住过的“肯辛顿”的“宾馆”，没有提到伯爵府所在的那条街上的意大利餐馆。“我觉得你不知道，我在意大利有个女儿，由我姐姐替我照顾着，直到我能接女儿过来一起生活。维克多，这个女儿现在已经三十五岁了，她有个可爱的小女儿，英语说得让人不相信她是意大利人。”这是信第一段的结尾，笔迹是一致的，快速、坚定，只在最后有些动摇。
之后一行行字开始倾斜，字母倾斜得更厉害，字与字的空隙变得不规律：写下信的上一段后，过了很长时间，也许过了好多天。“我曾和一个你一点都不喜欢的人一起出门。实话讲，维克多，我没那么喜欢他。但是战争改变了很多事，你和奇怪的人相处。你厌恶牧师，不喜欢他们说的话，你知道年轻就是无知。”
“出门”——了不起的措辞。我之前没听过谁用这个词。和安吉拉交往的是个暴力罪犯，我认识她的时候也许他在牢里，如此老派、含蓄的词用在这样的人身上。他们在战时的意大利相遇。她很高兴追随他，从战后混乱的意大利到和平有序的伦敦——虽然她和我一样对伦敦知之甚少。
“你去牛津后情况变得糟糕。他不来宾馆了，我像那些时候报纸里写的憔悴的妻子，只是我不是人妻。然后他好几次来宾馆捣乱，我以为自己要被解雇了。但是某天有个人出现在宾馆。一个穿着粗花呢外套的高个子。他第二次和我说话时注视着我，我觉得他一定是上帝派来的维克多，你知道我不是很虔诚但我必须说，我看见了上帝之手。我去了天主教堂，点了一支蜡烛，这是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做过的事。但你那个好朋友得知之后匆忙来到宾馆，准备大战一场。我不知道他想怎么样。但是一看到要对付的人他开始发疯了，真是可怜。他像是要哭出来，真是丢人。风度就是风度，那时候我知道英国绅士是打不败的，维克多。你只有认识英国绅士之后才能说你了解英国。我们的好朋友夹着尾巴走了，但换了个把戏，开始打电话咒骂，不断骂穿粗花呢外套的人。”
这个穿粗花呢外套的人娶了安吉拉——虽然她也不了解他的背景，不知道他会带她过什么样的生活，正如她上一回追随那个男人来到英国那样。她把女儿从意大利接了过来；他们都住在白金汉郡直到她丈夫去世。在安吉拉的信中，那些欢快的岁月转瞬即逝；那个给她快乐岁月的男人几乎没有被提起。
信中多半讲的是她丈夫去世后的事情，主要是她女儿。这个女儿小时候被安吉拉丢在了意大利——理由是充足的——她随着暴烈的情人来到伦敦。女儿被带到安吉拉白金汉郡的家中，在当地的学校上学。但是女儿长大了，突然成了安吉拉的敌人。依安吉拉的说法，女儿的几个男朋友都不好，成家的丈夫非常恶劣，甚至进过监狱。女儿和女婿折磨安吉拉，在她丈夫死后尤甚。他们让孩子们和安吉拉对立；他们不许安吉拉去他们家。
这是安吉拉来信的要旨。这是她坐下来写信的原因，而不是为了追忆过往。这封以不同的心情断断续续写下的信，不同的字迹无疑是从丈夫和在当地上学的女儿那里学来的。这封信有些部分很难懂，像我有时从深陷在某种情绪中的人那里收到的信：信是寄给我了，但不是写给我的。我无法把内容串联起来。我一段段跳着读。
“但是维克多，我知道这个小姑娘会长大，学会用电话，尽管她妈妈觉得这不会发生。这个小姑娘会想打电话给爱她的外婆。维克多，你有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没有你的，请你打电话给我，让我们见面聊聊过去的好时光。”
我在小屋里看这封信，觉得周围环境非常尖锐，让我感到陌生，感到我的出现和它们不相关。在花园墙之后，湿草甸开始的地方，是魁梧的白杨树，它们构成一把巨大的扇子；我看着它们成长。某年冬天，我目睹了其中的两棵在狂风中折断两次，留下参差不齐的裸露的树桩。树桩周围渐渐长出强健的新枝。我训练自己不为这种事情难过；我已经训练自己去相信不变的是改变。在小屋另一侧，一边是湿草甸，后面是迅速生长的野梧桐和未修剪的高高的灌木丛，另一边是老山毛榉和紫杉树，掩映着一条黑暗的小路。我从来没有把这记录下来，但当我第一次在伯爵府见到安吉拉和她的朋友们，我感受到了一个涌动的世界，一个不安的世界。仿佛我们两人都继续在各自的老路上旅行；我们都做着环状的旅行，不时地回到我们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