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①AS，第38页；英译，第17页。
②《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lagénéalogy,lhistoire），载《伊波利特纪念文集》（HommageàJaenHyppolite），Paris，1971，第145—146页；英译载LCP，第140页。尼采：《快乐科学》，W.Kaufmann英译，NewYork，1974，第81—82页（§7）。MC，第224页；英译，第211页。
③《第二次会谈：关于写历史的方法》（DeusiémeEntretien:surlesfaconsdécrirelhistoire）谈话，1967，重印于雷蒙·贝鲁尔(RaymondBellour)；《别人的书》(Leslivresdesautres)，Paris，1971，第201—202页；英译载FLI，第25—26页。NC，第xii页；英译，第xvi页。贝鲁尔在1990年3月30日和我谈话时回忆说，他1967年和福柯交谈时，就感到了那个恶梦的故事意义非同小可——就是说，福讲这个故事，是在用他自己的观点，刻意提示他的工作中所蕴含的某种难解的和重要的东西。
④NC，第xiii页；《在寓言的后现》(LArrièrefable)，载《拱门》(LArc)，第29期，1966，第11页；英译：BehindtheFable，译者PierreA.Walker，载《批评文集》（CriticalTexts），第V卷，第2期（1988），第4页。
⑤MC，第13、16页；英译，第xxi、xxiv页。
⑥德勒兹（GillesDeleuze）：《福柯传》（Foucault）(Paris，1986)，第22页；英译，SeanHand，(Minneapolis,1988)，第13页。
⑦关于福柯这个时期作为一种“游戏”的工作，主要可参见他最后一次谈话：“道义的回归”（Leretourdelamorale），载《新闻周报》（LesNouvelles），第2937期，1984年6月28日—7月5日，第37页。关于公众对《事物的秩序》的反应，见米歇尔·德·塞尔托：“语言的黑日：福柯”（TheBlackSunofLanguage:Foucault），载《反常现象研究》（Heterologies），译者BrianMassumi，Minneapohs,1986,第171页。
⑧见艾里邦：《福柯传》(Paris，1989年)，第164页；英译，BetsyWing，(Cambridge,Mass.)，1991，第138页。艾里邦的这部传记记载了福柯这个时期生活的大量细节。
⑨见同上书，第158、164页；英译，第138、133页。关于和利科等人的电视讨论，见“哲学和真实”（PhilosophieetVérité），载《广播电视党校教学资料》（Dossierspédagogiquesdelaradiotélévisionscolaire），1965年3月27日电视节目的记录稿。
⑩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70—176页；英译，第144—150页。
布尔丹（G.S.Bourdain）：“罗伯—格里耶论小说和电影”，（谈话），《纽约时报》（NewYorkTimes），1989年4月17日，第13页。
关于罗伯—格里耶，见布鲁斯·莫里塞特（BroceMorrissette）：《罗伯—格里耶传》，(Paris，1963)。
罗伯—格里耶：《为了新小说》英译，RichardHoward，(NewYork，1965)，第29、44—45页。
同上书，第138页。
罗伯—格里耶：《镜中的幽灵》（GhostsintheMirror）英译，JoLevy，(NewYork，1991)，第5、27、98—102页。关于罗伯—格里耶要抽去小说的本质，见罗兰·巴尔特：《评论文集》（Essaiscritiques），(Paris，1964)，第39页；英译CriticalEssays，译者RichardHoward，(NewYork，1972)，第23页。
罗伯—格里耶：《镜中的幽灵》，第10、21、29页；《为了新小说》，第24页。
“距离、外貌、起源”（Distance,aspect,origine），载《批判》，第198期，1963年11月，第931页。
巴尔特：《评论文集》，第107页；英译，第98页。就在这短文（发表于1959年《泰尔盖尔》创刊前不久）里，巴尔特自己同超现实主义建立了联系。关于《泰尔盖尔》的简史，参见苏里曼（S.R.Sulieman）：“1960：原原本本”（1960：AsIs），载丹尼斯·霍利尔（DanisHollier）编：《新编法国文学史》（ANewHistoryofFrenchLiterature）(Cambridge,Mass.，1989)，第1011—1018页。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科（ElisabethRoudinesco）：《拉康及其同仁》（JacquesLacan&Co.）,JeffreyMehlman英译，(Chicago，1990)，第528页。尽管其关注中心是精神分析学，卢迪内斯科此书是迄今最生动的一本有法国60年代理论爆炸的专著。关于《泰尔盖尔》对萨德的看法，见巴特尔：《萨德／傅立叶／罗约拉》（Sade/Fourrier/Loyola），RichardMiller英译，(NewYork，1976)，第36、170页。关于《泰尔盖尔》对福柯的看法，见朱利亚·克利斯特娃（JuliaKristeva）的影射小说《武士》（lesSamourais）(Paris，1990)，尤其是第186页——书中的“舍尔内”（Sherner）即福柯。
“关于小说的辩论（主持人福柯）”（Débatsurleroman,dirigéparMichelFoucault），载《泰尔盖尔》，第17期，1964年春季号，第12页。
见同上书，第13页。
同上。
“距离、外貌、起源”（1963），参见注释前文，第940页（黑体字是笔者强调的）。关于福柯的文学研究法，雷蒙·贝鲁尔作过一次鞭辟入里的分析——见“走向虚构”（Verslafiction），载MFP，第172—181页。参见“让·伊波利特（1901—1968）”一文关于“哲学思想”的神秘描述，此文载《形而上学道德评论》（Revuedemétaphisiqueetdemorale），第74卷第2期，1969年4—6月，第131页：“这个时刻转瞬即逝，极难把握，其间哲学论述作出决定，摆脱沉默，离开以往的那种类似非哲学的状态。”实际上，可以表述这种“哲学思想”特有“离开”的语言，惟有“虚构”。
参见德尼·奥利埃：“上帝说：‘我死了’”。载MFP，第150—165页。
NC，第v页；英译，第ix页。RR，第190页；英译，第150页。
NC，第1、133、128、139、139、199、175页；英译，第3、131、127、136、137、195、170页。初版中，福柯说的“句法的重组”［NC（1963），第197页］，在1972年修订版（清除了“结构主义的”用语）中被改为“认识论的重组”。福柯在这里，像在《疯癫与文明》中一样，玩弄着法文“Mal”一词的模糊性。
NC，第200、175页；英译，第196、170页。关于福柯对死亡的迷恋，除福柯自己的研究外，还可参见约翰·艾希伯里（JohnAshbery）：〈论雷蒙·鲁塞尔〉，重印于RR，英译，第xix页。关于鲁塞尔的毒瘾和疯症，也可参见安德鲁（WayneAndrews）：《超现实主义运动》（TheSurrealistParade）(NewYork，1990)，第124—125页。（一个有趣的巧合：鲁塞尔在自杀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曾打算去咨询一位著名的专家——瑞士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
RR，第209页；英译，第166页。参见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investigation），G.M.Anscombe英译，(Oxford，1958)，I，§23。福柯在AS中明确提到维特根斯坦，见第36页。在1966年5月16日发表于《文学半月刊》第5期中，也是如此，见第14页。参见保罗·韦纳：“最后的福柯及其精神状态”（LeDernierFoucaultetsamorale），载《批判》1986年8—9月，第940页注1。1974年福柯在巴西讲学时，也曾公开声称他的“语言即游戏”概念来自一些“英美哲学家”（姓名不详）——见“真理与法律形式”（LaVeriteetlesFormesJuridiques），1974年赴巴西讲学记录（我译自一个未发表的法文手抄本，第6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把《维特根斯坦论文集》译成法文的是福柯的朋友柯罗索斯基（PierreKlossowski）。另一方面，柏克莱哲学教授、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汉斯·斯卢加（HansSluga）也是福柯的朋友。他在1989年9月28日的谈话中告诉我们，福柯在和他聊天时曾承认，他从未仔细读过维特根斯坦的作品，但他极想多了解一些。
艾希伯里：“论鲁塞尔”，载RR，英译，第xxiv—xv页。亦可参见安德鲁：《超现实主义运动》，第118页。
(2)
米歇尔·莱利：（Brisées）LydiaDavis英译，(Berkeley,cal.f，1990)，第52页。MC，第395页；英译，第383页。RR，第210页；英译，第167页。
RR，第208、209页；英译，第165—166页。
MC，第395页；英译，第383页。参见“关于福柯《词与物》的会谈”（1966），载贝鲁尔：《别人的书》，第142页。
NC（1963），第xiv页；英译，第xvii页。（1972年版将“结构分析”改为“话语类型分析”。）关于这些行话的渊源，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inGeneralLinguistics）,WadeBaskin英译，(NewYork，1959)，第67页。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Said）：《开端》（Beginnings），(NewYork，1975)，第323页。萨义德关于福柯和“结构主义运动”的开拓性分析，在英语世界仍是最好的研究著作。应该说，法国的“结构主义”事实上和结构语言学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托马斯·帕威尔（ThomasPavel）在《语言的封地》（TheFeudofLanguage)(Oxford，1989）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关于巴尔特，参见路易—让·卡尔韦（LouisJeanCalvet）：《巴尔特传》（RolandBarthes）(Paris，1990)。关于福柯与巴尔特，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75—176页。那位鉴赏家及皮埃尔·布迪厄《院士》（HomoAcademiens）英文版，PeterCollier英译，PaloAlto,Ca.，1981）写的序，见该书第xxii页。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的范围》（TheScopeofAnthropology）,SherryD.Paul等英译，(London，1967)，第16、21、28页——所有这些话均引自列维—斯特劳斯1960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演。终其一生，福柯每有著作出版都要送列维—斯特劳斯一本，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仅此而已。参见列维—斯特劳斯和艾里邦：《列维—斯特劳斯访谈集》（ConversationswithClaudeLeviStrauss），PaulaWissing英译，(Chicago，1991)，第72页。
关于福柯声称他不懂拉康，参见雅克—阿兰·米勒：“福柯与精神分析学”（MichelFoucaultetlaPsychoanalyse），载MFP，第81页。福柯还这样谈到拉康：“拉康肯定影响过我。但我并未亦步亦趋地追随过他，并未深入领会他的教导。”——见CF（1978年的谈话），第37页。关于福柯与结构主义，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95—197页；英译，第167—169页。迟至1968年3月，福柯还在愉快地作着结构主义的语言游戏，见“语言学与社会科学”（LanguisticsetScienceSociales），载《突尼斯社会科学评论》（RevueTunisiennedesciencesociales）第19期，1969年12月，第255页：“总而言之，我认为语言学目前正在阐明适用于各种社会人文学科的认识论结构……”（引自1968年3月的一份讲义）。事过数年，福柯告诉休伯特·德雷福斯和保罗·拉比诺说，“他当时并未能像他应能做到的那样，抵御结构主义语言的诱惑力”；参见BSH，第viii页。这听起来太不诚实，很不可信。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即1963年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的1972年修订版所示，福柯使用结构主义行话主要是出于装潢门面的目的：所有这些流行的词语，都在1972年的版本里被轻而易举地剔除了，丝毫也未因此损害书的中心思想。
乔治·杜梅泽尔：“众神使者”（LeMessagerdesDieux），载《文学杂志》，总第229期，1986年4月，第19页。关于杜梅泽尔，还可参见司各特·利特尔顿（C.ScottLittleton）：《新比较神话学》（TheNewComparativeMythology，Berkeley,Calif，1966）；以及亚那尔多·穆密格利安诺（ArnaldoMomigliano）：“杜梅泽尔和关于罗马文明的三功能性研究法”（GeorgesDumezilandtheTrifunctionalApproachtoRomanCivilization），载《史学理论》（HistoryandTheory），第23卷，第3期（1984），第312—330页。
NC，第203页；英译，第199页。《回归历史》（ReveniràLhistoire），1970年10月在日本京都的一次演讲，转抄的记录稿登载于日文刊物《陈述报》（Représentations），第2期，1991年秋季号，第v—vi页。1984年2月15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堂上讨论了杜梅泽尔关于苏格拉底最后遗言的研究（详见本书第11章）。也可参见他在〈关于福柯《词与物》的会谈〉（1966）中对杜氏的评论，参见注释前文，第14页。
关于该宣言书，可查阅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什么是超现实主义？》（WhatisSurrealism），FranklinRosemont编译，(London，1978)，第246—348页。
达尼埃尔·德费尔在1991年1月8日致作者的信中忆述了福柯当时的态度。莫里斯·班盖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福柯对阿尔及利亚冲突的态度比较冷漠一些（就像1960以前的萨特一样），参见班盖：“学习时代”（Lesannéesdapprentissage），载《争鸣》，第41期，1986年9—11月，第127页。关于福柯这些年政治立场的更详细的情况，参见本书第6章。
关于萨特参与这一宣言事件（其实他不过是外围人物）的详细情况，参见安妮·科恩—索拉尔（AnnieCohenSolal）：《萨特传》（Sartre:ALife），(NewYork，1987)，第415—417页。
同上书，第415、426—431页。
参见同上书，第387—388页。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Paris，1960)，第29、142、153页；英译：（1）《对一种方法的寻求》（SearchforaMethod）,HazelBarnes，译，(NewYork，1967)，第30页。（2）《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ofDialecticalReason）,AlanSheridanSmith译，(London，1976)，第52、65—66页。
福柯此论文的题目有点古怪，因为康德研究者大都不读他的人类学。访该书的英译本直到1978年才问世就很能说明问题。福柯却在他的论文里极力强调这部人类学的康德学说的中心意义：参见《康德人类学导论》（IntroductionálanthropologiedeKant），第1册（补充论文打印件，藏于索邦大学图书馆，其复印件藏于巴黎福柯中心）。相比之下，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在他关于康德的经典性研究著作《康德的生活与思想》（KantsLifeandThought),JamesHaden英译，(NewHaven,conn.，1982）中作的评价，就显得比较草率（见该书第52—55页）。
《康德全集》，卡西尔编，(Berlin，1923)，第8卷，第323页。英译：《逻辑学》（Logic）,RobertS.Hartman和WolfgangSchwarz英译，(NewYork，1974)，第29页。也可参见马丁·布伯（MatinBuber）：“人是什么？”（WhatisMan）1938，RonaldG.Smith英译，载马丁·布伯：《人与人之间》（BetweenManandMan），(NewYork，1965)，第118—126页。
康德：《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yfromaPragmaticPointofView），VictorL.Dowdell英译，(Carbondale,III.，1978)，第81—82、223、100—101、184页。关于海德格尔的观点，见马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KantandtheProblemsofMetaphysics）首版于德国，1929年，JamesS.Churchill英译，(Bloomington,Ind.，1962)，第212—226页（关于“作为人类学的形而上学的奠基”）。参见卡西尔：《康德的生活与思想》，第408页，那里只一句话就否定了康德的《人类学》。这里应回想一下，福柯曾在高师跟让·波弗莱学习过康德，而波弗莱是海德格尔在战后法国的第一大弟子。我曾询问过德费尔福柯有没有读过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他回答说：“这还用问，他当然读过。我知道他在作他关于康德的论文时读过此书。”（德费尔1991年11月2日同作者的谈话）。
MC，第396页；英译，第384页。“莫里斯·佛罗伦斯”（MauriceFlorence，福柯的笔名）：“米歇尔·福柯”，载德尼·于斯曼（DenisHuisman）编：《哲学家辞典》（DictionnairedesPhilosophes）(Paris，1984)，第941页。英译：“米歇尔·福柯自传”［（Auto）biography:MichelFoucault1926—1984］,JackieUrsla译，载《当代史》（HistoryofthePresent），第4期，1988年春季号，第13页。参见伊恩·哈金（IanHacking）：“自我改善”（SelfImprovement），载FCR，第238—239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ofPureReason），NormanK.Smith英译，(London，1929)，B1。卡西尔：《康德的生活与思想》，第151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317／374。
福柯：《康德人类学导论》，参见注释前文，第17页。
同上书，第83—84、89、119页，参见第103页。
同上书，第72、42、100、101页。
同上书，第63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800／B828。福柯：《康德人类学导论》，第41页。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第173、172、140页。约尔·芬伯格（JoelFeinberg）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对康德关于自杀的谴责提出了类似的批评，指出：“康德的语言暗示着，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一个人的选择。其原因，简单地说，并非因为这是人的选择，而是某种内在于他的、与他的意志完全独立的东西，一种不受他控制的内心之中的梵蒂冈城。”［见约尔·芬伯格：《对自我的伤害》（HarmtoSelf）(NewYork，1986)，第94页］。福柯关于康德《人类学》的分析则表明，康德自己的“梵蒂冈城”，是他成长于其中的社会习俗网络的产物。
(3)
福柯：“越界之序论”（Prefaceàlatransgression），载《批判》，第195—196期，1963年8—9月号，第757—758页；英译见LCP，第39页；“康德人类学导论”，第117页。康德：《实用人类学》，第39页。MC，第352页；英译，第341页。
福柯：《康德人类学导论》，第106—107页。参见MC，第335—337页；英译，第325—326页。为了将他自己使用的“极限体验”同胡塞尔和梅洛庞蒂（他在这些评论中也受到了含蓄的攻击）使用的同一术语区分开来，福柯在他的法文著作中一贯将生活世界（lifeworld）的经验作为“实际经验”（levécu，英文通常译作livedexpericnce或actualexperience）来谈论。这使福柯想在“极限体验”和“实际体验”之间作出的划分变得更难以把握了。
“一堂新课”（Uncoursinédit）载《文学杂志》，第207期，1984年5月，第39页；英译载PPC，第95页。
《康德人类学导论》，第125—126页。
同上文，第128页。
CF（1978年的谈话），第59页；英译，第101页。
关于作为康德思想来源的前现代“人类科学”，参见《康德人类学导论》，第109页。MC，第333页；英译，第125—126页。
“越界之序论”（1963），参见注释前文，第766页；英译载LCP，第49页。“科学研究与心理学”（Larecherchescientifiqueetlapsychologie）：《法国学者自省录》（Deschercheursfranaissinterrogent），Paris，1957，第197页［这里，我把福柯的“recherche”（作为一种非科学的“探求”）的独特发展，视作他关于“体验”是一种试验（对知识的试验）这一同样独特的观念的同义词］。
NC，第353、334页；英译，第342、323页。福柯在此谈论了“expériencesnonfondées”（没有根基的经验）和“没有根基的思想经验”。参见“和福柯的谈话”（conversazioneConMichelFoucault），载《文学报》（LaFieraLetteraria），第39期，1967年9月28日——福柯在这里解释说，哲学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消逝，但哲学家却不然。
“距离、外貌、起源”，参见注释前文，第940页。“越界之序论”（1963），第760页；英译载LCP，第40页。“寓言的背后”（L'Arrièrefable，1966），参见注释前文，第11页；英译，Behindthefable，参见注释前文，第4页。参阅NC，第xii页；英译，第xv—xvi页：“对于康德来说，一种批判的可能秘要性，是通过某种科学的内容同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即确实有知识这样的东西存在。而在我们的时代（语言学家尼采便能证明这一点），它们则同另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这个事实便是语言的存在，以及在人们说出的无数词汇中（无论说话者是正常人还是疯子，是感情外露的还是富于诗意的），形成了一种悬浮在我们头上的意义。”
MC，第386—387页；英译，第375页（黑体字是后来加强的）。也可参见“越界之序论”（1963），第762页；英译见LCP，第43—44页，那里讨论了“疯狂哲学家”的可能性问题。
同上书，第761—762页；英译见LCP，第43页。
迷宫对鲁塞尔本人即是一个重要的符号。福柯在讨论鲁塞尔作品的时候展示了这一迷宫的意象，但须指出，鲁氏本人从未描述过福柯所描述的那种米诺托幻想。事隔一些年后，福柯自己在谈到这本论鲁塞尔的书时，曾指出：“这是我的一件秘事。……我同我论鲁塞尔的书，以及同鲁氏的工作的关系，是某种非常具有个人色彩的东西。……似乎可以这么说：也许正是我的性变态（笑）和我自己有精神机能障碍的性格方面的原因使我产生了研究鲁塞尔的兴趣。”见查理·卢阿斯（CharlesRuas）的福柯专访录（1983），载PR英译本，第185、176页。也可参见福柯在这次谈话中关于卢氏同性恋生活的评论，见第183—184页。
“如此残酷的知识”，载《批判》，第182期，1962年7月号，第610页。该文比较分析了两部色情文学作品。其中，一部的作者是克劳德·克雷比隆（ClaudeCrebillon），1736—1738出版；另一部作者是雷韦罗尼·德·圣西尔（J.A.ReveronideSaintcyr），1798年问世。福柯在文中以这两位作者来支持他的这一观点：甚至在色情文学体裁中，在以《危险的偷情》（LesLiaisonsDangereuses）为代表的古典时代和以萨德和雷韦罗尼为代表的“现代”之间，都发生了一种划时代的“破裂”。
“如此残酷的知识”（1962），参见注释前文，第598、609页。
同上书，第604页。
同上书，第609页。“阿利亚娜自缢了”（Arianesestpendue），载《新观察家》，第229期，1969年3月31日，第36—37页［阿利亚娜的形象出现在一段关于德勒兹《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andrépetition）的评论文字中］。
“如此残酷的知识”（1962），第609—610页。
RR，第102页；英译，第80页。
同上书，第112页；英译，第87页。参见“如此残酷的知识”（1962），参见注释前文，第610—611页。那里，迷宫被叫做“一种转化的空间；一只笼子，它使人成为一种由欲望驱使的畜牲，像一种野兽、一个受害者似的贪欲”。
“哲学场所”（Theatrumphilosophicum），《批判》，第282期，1970年11月，第905页；英译见LCP，第193页：福柯这里是在评论德勒兹在《意义逻辑学》（Logiquedusens）中关于迷宫的用法，但言谈话语再次表达了他自己对这一神话的理解。
MC，第393页；英译，第381页。RR，第117页；英译，第91页。参见PD，第34—35页；英译，第34—35页：“越界力图将法则吸引到自己一边来，以此来突破禁令；它总是难以抵御法律全面撤退的诱惑力；它执拗地向一种它永远无法战胜的不可视区域挺进；它疯疯癫癫地要使法则现形，以便朝拜之，同时以自己的发光的面孔迷惑之。……［因为］人们怎么能够认识法则并真实地体验之？人们怎么能够强使它出现，明确地行使它的权力、发表意见，而又不至于触怒它？……在它尚未转向自己的反面，即变成惩罚的时候……人们怎么可以明了它的不可视性？”
RR，第117、120页；英译，第91、93页。脑门上的星，是鲁塞尔个人用以表示他的守护神的象征，曾在他的话剧《前额之星》（Létoileaufront，福柯讨论过此剧）和他同皮埃尔·热奈（PierreJanet）的谈话（福柯对此也很熟悉）之中出现。参见安德鲁：《超现实主义运动》，第116、122页。
RR，第120页；英译，第93页。
RR，第120页；英译，第93页。
RR，第120—121页，英译，第94页。
“如此残酷的知识”，第610—611页（黑体字是作者加强的）。
关于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符号的迷宫，参见佩内洛普·李德·都柏（PenelopeReedDoob）：《自古典古代和中世纪以来的迷宫观念》（TheIdeaoftheLabyrinthfromClassicalAntiquitythroughMiddleAges）(Itheca.NY，1990)。也可参见诺曼·布朗（NormanO.Brown）《爱之体》（LovesBody)(NewYork，1960）中关于迷津的讨论（第38—48页）。值得一提的是，罗伯—格里耶的第四部小说即以《在迷宫里》为书名，而波赫士的第一部著名的小说集在法国和美国出版时也都叫《迷宫》。
RR，第203页；英译，第161页。在鲍罗·卡罗索（PaoloCaroso）的“我和福柯的谈话”［ConversazioneconMichelFoucault，载意大利《文学报》第39期（1967年9月28日）］一文中，福柯曾明确谈到，他自己对鲁塞尔的兴趣，部分地由皮埃尔·热奈对他的病人的作品所作的精神病学的解释（即将它看作鲁塞尔精神病理的一种表现）引起的。
“如此残酷的知识”（1962），参见注释前文，第610页。FD，第507页；英译，第249—250页。
见让—保罗·阿隆：《现代人》（Lesmodernes）(Paris，1984)，第272页。
见马德兰娜·夏普萨尔：“存在主义以来最伟大的革命”（LaplusgranderévolutiondepuisLexistentialisme），载《快报》，第779期，1966年5月23—29日，第119—122页。
见雅克·厄尔曼（JacquesEhrmann）编：《结构主义》（GardenCityNY，1968）。这是《耶鲁法国研究》1966年一期特刊的重印本，也是关于这一课题的最重要的英文论著之一。
见夏普萨尔，前引文，参见注释前文，第119页。
阿隆：《现代人》，第272页。在卢迪内斯科（Roudinesco）《拉康及其同仁》（JacquesLacan&Co.）一书的第408页上，也有一段类似的文字，批评了《词与物》在大众传媒界引起的鼓噪。
夏普萨尔，前引文，参见注释文，第119—120页。
同上，第121页。
同上，第121页。
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83页；英译，第156页。并参见“本月杰作”（Lessuccesdumois），载《快报》，第790期，1966年8月8—14日，第32页。
见塞尔托：“语言的黑日：福柯”，载《反常现象研究》，第171页。
“关于福柯《词与物》的会谈”（谈话，1966），重印于贝鲁尔《他人之书》，第137页；英译载FLI，第1页。
同上贝鲁尔书，第138页；英译载FLI，第2页。MC，第13页；英译，第XI，XXII页。也可见福柯同夏普萨尔的谈话，载《文学半月刊》（LaQuinzaneLittéraire）第5期，1966年5月16日，第14—15页。
同上，第14—15页。
福柯1966年的一次谈话，重印于贝鲁尔《他人之书》第142页；英译，载FLI，第6—7页。同年的另一次谈话，载《文学半月刊》第5期，第15页。
(4)
至少康吉兰就感到奇怪：为何忽略了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这种发展对康德的思考至关重要，却难以符合福柯的时间（和认识论）框架。见乔治·康吉兰：“人的死亡，还是‘我思’的枯竭？”（MortdeLhommeouépuisementducogito），载《批判》，第242期，1967年7月，第612—613页。麦基奥尔（G.J.Merquior）在他的《福柯传》（London，1985）里，对这些学术批评作了一个很好的综述（第56—75页）。
MC，第38、42、48页；英译，第23、27、33页。美国杰出的科学家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Toulmin），最近对这一从文艺复兴到古典时代的过渡作过一个相似的描述，其中也谈到这并非一幅完全虚构的图画。
MC，第59、129页；英译，第44、113页。
MC，页103、119、63；英译，页89、103、49。
德勒兹：“人——一种可疑的存在物”（Lhomme,uneexistencedouteuse）,载《新观察家》第81期，1966年6月1—7日，第32—34页。MC，第274页；英译，第262页。
保罗·韦纳：“福柯在为史学带来革命”，载《人们怎样写历史》(Paris，1978)，第235页。参见MC，第14页；英译第xxii页：“我们看到，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整修积极性体系（或确实性体系：thesystemofpositivities）都发生了变化。这并不是理性进步的结果，而只是由于事物的存有方式，以及那种在将它们提交认识之前对它们加以划分的秩序的存有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见《新观察家》第81期（1966年6月1—7日），参见注释前文，第34页。
康吉兰：“人的死亡”，参见注释前文，第612页。参见MC，第13页；英译，第xxii页：“我想说明的，就是这样一种认识论领域，即épitémè，在这里，知识——撇开了任何理性价值或各种客观形式有关的标准的知识——奠定了自己的确实性，并由此展示了一种历史，这历史不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是这种完善化的可能性条件的演进。”在英美科学哲学家中，也许宣扬“无政府理性主义”（anarchorationalism）的保罗·费拉本（PaulFeyerabend）和伊恩·哈金（IanHaching）最接近福柯的观点；他们至少都提出了这样一些论点，它们可以减轻同康吉兰的文章表露出的那种不安。关于塞尔托的评论，见“语言的黑日：福柯”，载《反常现象研究》，第172页。
PD，第15—16页；英译，第15—16页。
PD，第16页；英译，第16页。
PD，第17页；英译，第17页。
鲍罗·卡罗索：“我和福柯的谈话”（1967）；我译自这篇谈话的原始法文记录的经过编辑的打印件。
MC，第224页；英译，第211页。
PD，第19页；英译，第17页。参见MC，第59页；英译，第44页：“文学［在当代］愈来愈像一种必须加以思考的东西了”。
MC，第64页；英译，第50页（黑体字是后来加的）。法文是“uneérosiondudehors”。
PD，第24页；英译，第23页。
PD，第19页；英译，第19页。
MC，第16、333、31页；英译，第xxiv、322、16页。
尼采：《快乐的科学》，第254页（§322）。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载瓦尔特·考夫曼（WalterKaufmann）编辑：《袖珍尼采文选》（ThePortableNietzsche）(NewYork，1954)，第129页（序，§5）。
MC，第275页；英译，第263页。
尼采：《曙光》（Daybreak），R.J.Hollingdale英译（Cambridge，1982），第184页（§429）。“尼采·谱系学·历史”（1971）引用过这段文字，参见注释前文，第170页注1；英译，载LCP，第163页注59。
尼采：《曙光》，第175页（§174）。
MC，第398页；英译，第387页。SP，第21—22页；英译，第16页。关于尼采把海洋当作一种象征，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参见注释前文，第125页（序，§3）：“现在，我教你们什么人：他便是这大海……。”参见CF（谈话，1978），第77页；英译，第123—124页：“人们一直在没完没了地生产他们自己，就是说，他们不断地取代他们的主观性计划，在各种上主观性的一个无限的和多重的序列中建构他们自己，这些主观性没有终结，也从不会使我们直面某种可能是‘人’的东西。人是一种［极限］体验的动物，他在不停地从事着一个过程，这过程通过确定一个对象的领域，同时也在变换着他，把他作为一个对象来加以变形、改造和美化。在以某种混乱的、简约的和预言家的方式谈‘人的死亡’的时候，我想说的就是这一情况……。”
MC，第387—399页；英译，第376页（黑体字是后来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