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8年5月10日晚，巴黎。夜幕是在一片躁动不安的气氛中降下的。好些日子以来，全法国的学校都在举行示威活动。南特尔大学、索邦大学曾发生过学生与警察之间的对抗，而到了这一天，这对抗似乎已蔓延至全国的大中学校。从5月初起，《世界报》就在用越来越多的版面报导动乱的消息。一浪高过一浪的抗议热潮，不仅吓坏了政府官员，连学生领袖都为之惊讶。到5月10日晚，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了。①
那天晚上出了件大事。黄昏时分，巴黎的一个路口广场——在费尔—罗什洛广场上，聚集起约两万名年轻人。这是一次中学生的集会。他们的直接目的很清楚：要向政府施加压力（因为政府在索邦大学的一次学生示威之后，于5月2日关闭了这所大学）；要抗议警察的暴行（因为警察打了一些无辜的围观群众）；同时他们还要求释放四名被捕的同志。
他们的一些较高的目标也不神秘：反对法国教育的威权主义，主张激进民主主义；在各种左派理论影响下，他们还大谈阶级斗争，大谈工人权力，甚至大谈不断革命。
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他们的目标却一点也不清楚，甚至示威者自己对此都不明不白。有的人默默地感到有些困惑。一位自称“毛主义者”的人在一些年后回忆说：“当时要是有人很理性地问我‘你们究竟想得到什么？’说实话我是答不上来的。我不能说我连这些同志是谁都不知道，不能说我是在为示威而示威。”②
集合结束后，学生们开始在广场上漫无目的地兜圈子。警察在一边看着他们，心里直发毛。
突然，在既无计划也未经商议的情况下，人群开始自发地涌动：先是涌向塞纳河那边关押他们同志的那座监狱，由于河上的桥梁全被警察封锁，他们便又折了回来，向拉丁区的中心进发。
走过了守卫索邦大学的警察防线之后，人群在圣米歇尔大街上停了下来。一伙空有其名的领袖凑到一起，试图即兴筹划下一步行动。
攻打索邦大学显然是不行的，因为这肯定会引起一场大屠杀。但后退也绝不可能：人群中已弥漫着挑战的情绪。
TheDeathofTheAuthorThePassionofMichelFoucault福柯的生死爱欲BeCruel!第六章残酷无情领袖们仓促决定：把他们面前未受警察保护的这些拉丁区街道控制起来。
学生们分头行动。一些人奔向南边的盖吕撒克街和圣雅克街，其他人则涌向东边的穆弗塔尔街。
可是，如果警察打来了，他们怎么自卫呢？
用石块，有人建议。
于是，大约在9点15分，他们开始在勒高夫街掘地，路面上挖出了一个洞，露出了淡黄色的细沙。一位旁观者用喷漆筒把这一情景记录在路边的墙上：“铺路石下边是海滩”。很快，墙边的石块越堆越高——在既无计划又未经商议的情况下，一座街垒赫然出现。③
一座街垒！
它的战术微乎其微，但它的象征意义却十分强烈。因为街垒，在一个受过教育的法国公民心目中都是神话般的起义标志，是革命传统的生动形象，这种传统始自1789年，在1830、1848、1871、1936年屡次得到续延，并且又在现在，在1968年5月，再度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但这未必可能）。
街垒越筑越多。盖吕撒克街出现了10座，乌尔姆街出现了2座，图尔纳福街又出现了2座，其总数到天亮前已达60座。④
这混乱是令人陶醉的。人们劈开了广告牌，挪走了路标，放倒了绞手架和铁丝网，推翻了小汽车。被打碎的东西在马路中央堆起一座座小丘。人人意气风发，一派节日气氛。“大家顷刻间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实际愿望，”事过不久一位参加者在概述当时人们的心态时写道，“破坏的热情从未显示过如此巨大的创造力。”⑤
电台记者在街上游逛。起义者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谈判也向全国播放了实况，这些谈判富于戏剧性，但毫无实效。为冒险的前景所吸引，增援的人们开始大批涌入拉丁区。街垒上，半导体收音机广播着新闻，抗议者们斗志昂扬：我们在创造历史！
成千上万为观念所陶醉的人，下定决心去接受命运的挑战。
凌晨两点刚过，警察戴上防毒面具。两点一刻，进攻开始。
有秩序的军队高高地抛出燃烧弹和催泪弹。捣乱的军队则以石块和燃烧瓶反击。警察进攻时的吼叫，学生负伤后的呻吟，远处传来的沉闷的爆炸声，透过无线电电波传遍了整个法国，震颤着千百万全神贯注的听众的心灵。⑥
三小时后，“街垒之夜”算是过去了。然而对于年轻一代的政治活动家来说，——对于米歇尔·福柯来说亦同样如此，一个崭新的世界却蓦地展现在眼前。
天亮了，人们看到了一片浩劫后的惨景。在拉丁区那些曾短暂地筑起过街垒的漂亮的街道上，散布着200来辆夜间烧剩下来的汽车残骸。没有人被打死——这场战役，尽管很血腥，却仍是一种游戏，参加游戏的警察和抗议者双方都懂得适可而止，都对此心照不宣。但警方的野蛮进攻，毕竟造成了350人受伤(其中有的伤势还不轻)的后果，目击者为之震惊。为抗议政府的镇压，法国的一些大工会，包括强大的、由法共领导的法国总工会，号召在5月13日(星期一)举行总罢工。⑦
就在那个星期一，100多人走上了街头。大学生的造反转变成对戴高乐威权主义政府的全面抗议浪潮。同时，人们还在一般的意义上，把矛头指向了现代世界的社会制度本身——这一点虽然不很清楚，但更具爆炸性。
直到这时，政府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终于，它在星期一晚间作出了让步的姿态：让警察撤离索邦大学，并释放了那四名被捕的学生。
然而这种让步太有限了，为时也已太晚。戴高乐的统治突然显得那样不堪一击。年轻的激进派迅即占领了索邦大学。“涂鸦”的做法(即用喷漆筒在建筑物上喷写大标语，这也许是这场运动最富于新义的表现)开始盛行。墙壁遭殃了，理性受到了践踏。这种“涂鸦”的目的显然是要人们把激情、迷惑和狂暴的精力统统宣泄出来：
残酷无情!
不许阻止!
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要攻夺，我们要
占领要动口，不要动手!
我的愿望就是事实，因为我相信我的愿望的真实性
冲啊，同志，旧世界已在你身后!
迅速行动起来!⑧
大学生们撞开索邦大学的所有大门，宣布该大学为“自由大学”。数以千计的没有规矩的年轻人涌入这座古老的知识殿堂。他们开始在一起讨论新世界可能采取的形式。“愿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热情所驱使，而且毫无负罪感。”一份广为散发的宣言提议。“所有的艺术创造都是暴力，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是暴力，”另一份宣言声称。“暴力是主观性自我表达的惟一途径。”⑨
长期受到抑制的热望突然得到了表达。全法国的办公室职员，都在开会讨论如何重新进行分工的问题。工厂里的工人们在有传染性的愤怒情绪中，自发地举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罢工。在索邦大学，一个“革命鸡奸行动委员会”碰过头，讨论过问题，最后悄然解体，没留下任何组织的痕迹，然而却为在后来几个月里形成的法国同性恋解放运动提供了一个灵感。⑩
一位名叫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Glucksmann)的青年哲学家在5月运动后不久后总结说，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了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等等”；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而在这艘船上，统治阶级将会重新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
米歇尔·福柯当然不会没注意到这一事态，因为街垒之夜所开启的，似乎正是他的革命。
(2)
但是，和在抗议运动中再次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萨特不同，米歇尔·福柯哪儿也没有露面。
他远在1000英里之外的突尼斯。
福柯是1966年秋去那里的，由此逃离了克莱蒙·费朗大学沉闷的外省生活氛围。他在突尼斯的一个叫做希底布萨伊德(SidiBouSad)的小村里住了两年。他的小房子很不起眼，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从那里可以眺望地中海。这段时间里，他一边在突尼斯大学教哲学，一边作长时间的思考，同时撰写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后来汇集成一册《知识考古学》)。但他的时间并不完全花在工作上，他对突尼斯阳光充足的海滩和物美价廉的印度大麻都十分着迷，尽情地寻欢作乐。同时他还有达尼埃尔·德费尔做伴，后者从1960年起便做了他的同性恋伙伴。福柯的巴黎公寓里(德费尔1990年还住在那里)挂着一张两人在突尼斯拍的照片：他们正共享着一只小小的烟斗。
就在这个时期第一次邂逅福柯的让·达尼埃尔后来回忆说，这位哲学家给人的印象很奇特：他看上去像“一个柔弱的武士，乖戾、冰冷、超凡；他的眉毛泛着白色，脸上透出一种带点凶狠意味的魅力，一种贪婪而又令人愉快的奇特色彩，它能引起所有人的兴趣”。观察着他的工作和娱乐，达尼埃尔看到了“一种内心深处的斗争：一方面他在热切地追求肉体快感，另一方面，他又显然想限制这种欲望，要将它转变成一种苦行的方法，或一种理念的训练”。
这种“内心深处的斗争”的特性和风险，将随着1968年5月10日事件的爆发而发生变化。
事件发生时，德费尔正在巴黎。那天夜里，他目睹了盖吕撒克街上的街垒被摧毁的情景，然后便回到了他的公寓。他感到一场大乱已迫在眉睫，而这场大乱犹如一幅极乐世界的全息图，令人兴奋不已。怀着这样的心情，他拨通了突尼斯的长途电话，并在向福柯通报过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把话筒放到了一部收音机跟前。就这样，福柯和许多法国人一样，透过无线电电波及时了解到了这场激战的情况。
街垒之夜显然具有关键意义，它使福柯多年来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一种新型的政治还有可能改变法国社会。
他在198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道：“从60年代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已发生了变化，而我自己的生活肯定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事实。”一些令他关注的问题——从消除负罪感直到探索体验的边缘，现已进入了公共领域。1968年5月事件后，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疯癫与文明》，将获得一批全新的读者，因为他们的口味已经改变，可以接受这些书的实际含义了。“而且可以肯定，”福柯在1982年的这次谈话中还指出，“这一情况并不是由他们的政治派别造成的，而是许多运动所产生的后果。这些社会运动已切实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态度，以及一些并未参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精神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具有非常的积极意义。”
这些变化，许多都是由1968年5月事件及其在法国引出的后果所带来的。但作为一个全身心卷入1968年政治风波的知识分子，福柯自己采取的第一步行动与巴黎事件无涉，却是对两个月前爆发的一场学生运动的反应。这场学生运动发生在突尼斯本地。
动乱的策源地就是福柯工作的地方：突尼斯大学。自法国给予突尼斯独立起，12年来，该国总统哈比勃·布圭巴(HabibBourguiba，他还以道德监察官自居)一直试图把突尼斯建成一座“完美无瑕的纪念碑”。这位总统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深受法国革命传统的影响，又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事业，总以某种现代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deRobespierre)自比。他在突尼斯大力清除宗教迷信，力图在一个充满古风的社会造就一个开明的民族，并透过该国惟一的一个合法政党来表达这个民族未受败坏的统一意志。布圭巴世俗幻想的一些中心内容已化作突尼斯大学的制度。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一个步骤，突尼斯大学于1963年建立了哲学系，福柯就是来此贡献他的才华的。由于《词与物》的出版，他当时的名望已非常显赫了。
但在福柯来这里的时候，该大学的教育制度正在陷入危机。突尼斯最优秀、最富于聪明才智的青年人大多都在接受启蒙，不过这种启蒙并非来自国家认可的崇尚举国一致的公民宗教，而是来自马克思、托洛斯基和福柯的老友及教师路易·阿尔都塞(他当时在操法语的激进派中享有极大的威望)的学说，即一种“在冲突中求进步”的幻想。一种旨在支持该国正趋于现代化的各精英阶层的教育，却正在引发强烈的批评浪潮，这使布圭巴的公民“纪念碑”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
1966年12月，福柯来突尼斯大学后不久，那里就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学生大示威。学生抗议的矛头，直指政府的家长式统治及其亲美反共的外交政策。大学教员也受到这种反政府情绪的感染，直到1968年3月的动乱爆发之前，校园里一直充满着紧张的气氛。
“我亲眼目睹了这场学潮，它闹得非常凶，”福柯在一些年后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说。“事情发生在1968年3月，动荡却一直持续到年终：3月大逮捕引起了许多罢课事件。警察到大学里来打学生，许多学生被严重殴伤，并被投进监狱。后来开庭审判，一些学生被判处8年、10年到14年的监禁。”
动乱愈演愈烈。但直到这时，福柯仍未介入。首先，是学生言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令他反感。但更令他反感的，还是他们偶尔流露出的对以色列的恶毒敌意。1967年阿以“六日战争”爆发时，突尼斯曾发生过一系列反犹学潮，而这些学潮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特意安排的。这使福柯深受震动，并深感悲哀。正如达尼埃尔·德费尔所说的那样，“米歇尔怀有深厚的亲犹感情。”终其一生他都不能忘怀希特勒的总体战和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在他看来，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简直是不容置辩的。
然而1968年3月的学潮给他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作为突尼斯大学最著名的外籍教师之一，他有权作大量的观察，而他越看越觉得，突尼斯学运的意义非同小可，它体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存在行为”。因为他终于看出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情况下产生某种神话的作用。这个“神话”是乔治·索雷尔（GeorgesSorel）意义上的，指的是这样一群意象，它们能激发“一种道义的力量”，激起“狂暴的行为、强烈的情绪和非同寻常的激情”，使学生能够承担起“可怕的风险，去发表和散发宣言，去号召罢课，哪怕会因此而坐牢。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突尼斯学潮结束后，福柯面临着一项抉择：或是在公开场合替学生说话，然后被驱逐出境；或是偷偷地帮助学生，利用自己的显要地位来为学生服务。在学生的要求下，他选取了后一个方针。他冒着危险，把一些躲避了被捕的学生藏在自己的公寓里。他还窝藏了一部学生们用来印刷传单的油印机。他不止一次地为狱中的学生同当局作过交涉，但从未成功。而且他又开始阅读马克思、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阅读托洛斯基的巨著《俄国革命史》。在那年春天回巴黎的一次旅行中，他竟贸然声称他已是一名托派，把德费尔吓了一跳。当然他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这个经历对我影响甚大。”福柯后来回忆说。
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暗示人们：政治，像艺术和性活动一样，也可以引起一种“极限体验”。
但是，若以为福柯的政治兴趣是被1968年的事件在一夜之间引发出来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毕竟，这个人曾当过三年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在自己最重要的一些书里曾赞成过对西方文化作“全面批判”；作为一个作家，他曾耽迷于这样一种幻想，即“癫狂火山”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摧毁最古老的法律和契约”；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还曾试图证明他的思想同“某种进步的政治干预”之间的建设性关系（这是在他碰巧于1968年5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提出来的）。认为这样一个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同时，他的一些同事（如乔治·杜梅泽尔）和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如萨特），总认为他是一个相当传统的、甚至保守的学术权威，也并不奇怪。正如福柯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他在共产党里的那些日子，以及他后来在苏维埃东欧的旅行，使他产生了“某种痛苦的感觉，某种非常深刻的怀疑情绪”，而且他对此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他后来还回忆道，1960年他回到法国后，各主流党派都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而知识分子中的激烈争论在他看来都“书生气十足，毫无意思”。在独立左派方面，这时正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萨特存在主义的全盛期。然而福柯对这种形势的反应，却是悄悄进入某种“内心流放”状态，消失在他自己的语言迷宫之中，以至于那些对他的书只略知皮毛的读者，都开始怀疑他是一种神秘的新式戴高乐派，在那里哇哩哇啦地说着冷酷无情的结构主义行话。
在这些年里，福柯好像还饶有趣味地（同时带着某种狡黠）玩过学术游戏。在1965年和1966年间，他曾在戴高乐的教育部长克利斯蒂安·富歇（ChristianFouchet）建立的一个委员会里供过职，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改革法国的高等教育。像同一时期美国的克拉克·凯尔(ClarkKerr)一样，富歇希望使大学合理化、现代化，而这些目标，福柯自己在原则上也是赞同的。在1966年的一次谈话中，福柯曾这样说过：“如若当今某个诚实的人带有某种野蛮文化的印记，那么造成这一印记的原因，便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教育制度源于19世纪，其中居支配地位的仍然是最平庸乏味的心理、最陈腐不堪的人道主义。”
福柯直言不讳地反对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终于使一些左派分子忍无可忍——试想，根据这种信念搞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会是个什么名堂
在1967年的一次记者专访中，福柯自己不仅承认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还刻意强调了他的观点的一个最令人不安的政治含义。他对记者说：“我们显然正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但我怀疑我们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简单得多的问题，即幸福的问题。我相信，人道主义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可以定义为各种认为政治的目的就是创造幸福的态度。现在，我并不认为幸福的概念是真正可以思考的了。一般的幸福尚且不存在，更遑论人们的幸福!”
(3)
按福柯的萨德—尼采式世界观，幸福可能不是“真正可以思考的”东西。但创造性精力的释放所带来的狂喜却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东西。而且不管杜梅泽尔或萨特会怎样想，也不管福柯自己在1968年以前是怎么看的，这种狂喜绝非纯个人的或仅具有文学性要素的东西。与突尼斯学潮接踵而至的“街垒之夜”表明，可能存在着某种类似于集体共享的狂喜的东西，它至少能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摧毁习俗的禁条。或许，如福柯在1978年所说的，甚至在当今时代，这种野性集体能量的爆炸都会重新引起“某种绝对牺牲的可能性，令人们渴望、喜欢而且能够承担这种牺牲”，——那是一种牺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的行为，它“毫无功利色彩，也不含任何个人野心”。
5月底，福柯回巴黎作了次短暂的逗留。自德费尔5月10日给他打过电话以来，他每天都看《世界报》、听广播，像对突尼斯的事情一样密切注视着法国的事态发展，而他在突尼斯的经历已使他对问题有了一种定见（或许是偏见）。当他最终亲临其境来看这一事态的时候，索邦大学仍在学生手中，政治体制仍在受到困扰，年轻的“愤激派”仍沉醉于“不断革命”的狂想。
在巴黎期间，他参加了索邦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显然就在这个时候，他同他最喜爱的文学理论家莫里斯·布朗肖谈了几句话。福柯在一生中，也仅仅同布朗肖谈过这么一次话，尽管他当时（这很自然）对于他在和谁说话仍浑然不知。“不管五月事件的诬蔑者们会说些什么，”布朗肖后来评论道，“这反正是个美妙的时刻，其间每个人都可以和别人说话，没有个性特征，不带个人色彩，仅仅作为人群中的一员，而且仅仅以自己是‘另一个人’的资格就可以受到欢迎。”
在他逗留期间，福柯还同让·达尼埃尔闲逛了一次。作为《新观察家》的编者，达尼埃尔的工作曾使他得以及时了解事件的进程。当他们的眼前出现一支学生队伍的时候，福柯向达尼埃尔转过身来。
“他们不是在干革命，”哲学家说，“他们就是革命。”
但这些青年男女所体现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呢福柯有理由感到疑惑。因为革命总是以创造全新的“新人”为宗旨的，这是马克思和尼采的共同理想；然而这种理想却指向两个截然对立的方向。
马克思的“新人”具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和谐感，摆脱了主人和奴隶、老板和工人之间的残酷冲突，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自由和普遍知性的形象表现，它以思想、劳动和爱体现着整个人类的天使般的本质。按福柯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来说，问题在于“恢复我们‘失去的’同一性，解放我们被囚禁的本性、我们内心深处的真实”。随着异化的结束，以及共产主义的胜利，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个人”的那种东西将最终以完整的姿态显现于世。
尼采的“新人”则与此相反，具有一种破坏性的创造力，超越善与恶的划分，是令人失明的权力和守护神狂暴的形象表现，不为一般人对幸福、公正或怜悯的渴求所羁约。“对我来说，”福柯在1978年解释道，“必须造就的并非那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向往的）与自己同一的人，就像自然对他的安排那样，或者是按其本质所规定的那样……这毋宁是一个破坏‘现有的我’的问题，是一个创造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的问题，总之是一种全面的革新。”
在1968年5月这些暴风骤雨般的日子里，巴黎的学生，就像柏克利和柏林的学生一样，在爱与恨、和谐与冲突、和平与战争之间摇摆不定。为了寻找引路人，有些人转向了马克思，另一些人则转向了尼采。他们想得到哪一种世界他们想成为哪一种“新人”
1968年5月30日，戴高乐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他曾认真地考虑过辞职），终于向法兰西民族宣布了以下几点决定：他不会下台；他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他要动员军队粉碎任何进一步的闹事行为。总之，他要战斗。这位伟人的权威由此重新得到了确认，成千上万的人又涌上巴黎街头——但这一次是为法律和秩序而示威了。
共产党敦促它的数百万党员复工。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取缔了最好斗的学生组织。在6月的第三个礼拜，戴高乐派便在选举投票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议员人数被削去了一半。
对于“愤激派”来说，这个党派算是玩完了，而认认真真的斗争即将开始。
那年夏天，福柯被邀请出任一个新成立的哲学系的系主任，该系位于离巴黎不远的樊桑纳市（Vincennes）一座试验性的新校园之内。这项任命和五月事件有密切的因果关联。戴高乐的新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EdgarFaure）发起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目的在于使教育制度合理化，同时也为了消除学生运动危害性。樊桑纳大学便是富尔的试点。作为一个典范式的学校，这个大学将实施民主化和跨学科，将站在当代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同时，它将成为吸引持不同政见者的一块磁石：一旦把激进的学生从拉丁区吸引到城外的校园里来，就可以对那些好斗分子的破坏性影响加以隔离了——这至少是很妙的一着棋。
被这种意义含糊的措施吸引来的大学教员中，有理想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也有最褊狭的极左派，这就使他们内部注定要发生不同兴趣之间的龃龉。另一方面，被吸引到樊桑纳来的学生，正如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净是些好斗分子的拔尖人物，其中许多人都是参加过五月街垒战的老斗士。
纷争在所难免了。第一个迹象，发生在1968年11月6日的一次教员和学生的全体大会上。以安德烈·格吕克斯曼为首的一帮死硬斗士中的骨干分子突然发难，大闹会场，号召学生们不要去理睬那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改革的无聊争论。他们的靶子之一便是福柯；他们指控说，把这位有争论癖的哲学家雇来就是一个花招；政府在企图“用学术争吵来转移舆论的视线”。
他们的意向十分明白，这就是：抛开结构主义。这也就是说：抛开大学。革命应该到大街上去进行!
(4)
这些好斗分子误解了他们的福柯。在他的突尼斯经历的启发下，福柯迅速建立起一种具有突出的非传统色彩的哲学系。他让两个人担任了系里的高级职务：一个是米歇尔·塞黑——一位精通数学但又着迷于文学的学者；另一个是弗朗索瓦·夏特莱（FrancoisChatelet），他年岁稍长，也极善于把博学和想像结合在一起。这两人都同福柯本人一样，是学识渊博而且真正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
他聘用的低级教员，造诣自然较差一些，但也几乎同样非同寻常：他们全都是五月学潮的老斗士。实际上，他甚至给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安排了一个工作！虽然格吕克斯曼没有接受这个工作，福柯的那些低级同事却都是同一类人物：他们之中，有一个托派，一个共产党员，更糟糕的是还有一群自封的毛派，他们极富批判精神，是所谓“无产阶级左派”（GaucheProlétarienne）组织的成员。
1968年5月之后，一些极左派团体在法国名噪一时。其中，对于法国学生左翼的发展来说（或对米歇尔·福柯来说）至为重要的，便是这个“无产阶级左派”（简称“GP”）。该组织是一个名叫班尼·列维［BennyLévy，他在这些年里是以“皮埃尔·维克多”（PierreVictor）的化名进行活动的］的青年斗士在1968年底创建的，其中纠集了无政府主义组织“3月22日运动”（五月风潮的鼓动者）的一些老斗士，和一个被取缔了的极端马克思主义宗派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马列］”（Uniondesjeunessescommunists［marxisteléniniste］）（简称“UJC［ml］”）的骨干分子。“GP”的组织规模一直很小，在鼎盛期也只号称拥有二千来名资格充分的成员。尽管如此，它却享有极大的声望：这个组织极富于热情和献身精神，既像巴枯宁（MikhailBakunin）那样惟恐天下不乱，又很讲求列宁那种高超的策略手腕。
在当时的法国，惟有这个组织能够将5月里开始的这场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能够透过控制其混乱的精力来延长这一历史契机。
“GP”透过它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分子，承继了布尔什维克在宣传工作和地下活动方面的经典技能：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透过一些卫星机构［如《人民事业报》（LaCauseduPeuple）之类］、各附属的人民阵线组织［如“人民事业之友”（LesAmisdelaCauseduPeuple）之类］和一些准军事性的秘密团体，来行使的。这个团体学习过毛主席的一些政治言论，牢牢记住了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著名格言。他们还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反等级制、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很自然“GP”的大多数成员虽然耽迷于造反的幻想，对中国政治生活的残暴现实却缺乏兴趣。）
同时“GP”还从1968年5月的学潮中，承继了该运动怀疑政党和重视直接行动（将它视为引发起义的一种手段）的心态。本着这一精神，该团体在1970年曾请工人们免费搭乘地铁，去进行抗议涨价的示威活动。同年，一支附属于该团体的“突击队”对“福顺”（巴黎最豪华的食品杂货店之一）发动了一次罗宾汉式的袭击：将富人的馅饼偷去以接济贫困的移民劳工。
乍看起来，很难理解像“无产阶级左派”这样一个宗派性集团，这样一个充满禁欲主义激情和马克思主义狂想的组织，会引起福柯的兴趣。他在1978年承认：“五花八门的理论、政治讨论、诅咒、排斥、宗派主义，铺天盖地而来，这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相反却令我沮丧透了。”
不过尽管如此，他的突尼斯经历仍使他认识到：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肤浅的教条，但在一定情况下，却可能具有某种索雷尔式神话（Sorelianmyth）的价值。他还认识到，“GP”里的大部分斗士，像全世界大多数学生造反派一样，在内心深处“真正崇奉的是罗莎·卢森堡而不是列宁”——他在1970年这样指出。“他们更相信的，是群众的自发性而不是理论分析”（或者说，革命精英的号令）。尤其是，“GP”热衷于直接行动的对抗风格，和他自己在突尼斯被诱发出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于形形色色反叛（它可以引发“某种绝对牺牲的可能性，令人们渴望、喜欢而且能够承担这种牺牲”）的兴趣，正好不谋而合。
如福柯后来所解释的，在1968年行将过去和他在樊桑纳大学的新工作就要开始之际，他很想对各种类型的政治行动进行试验，而这些政治行动将要求“一种本人的人身投入，将是实实在在的，并将以具体的、精确的和确定的方式提出问题……。从那时起我就致力于为自己设计一种行动方式，它既可以再现那种曾在我写关于癫狂的书时引起我极大关注的东西，又可以再现那种我在突尼斯刚刚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一种重新发现的体验”。
30年代的乔治·巴塔耶（他的书又恢复了印刷，在法国学生中突然风行一时）也正是出于类似的兴趣，欢迎过“无限制骚乱的突然爆发”、“各种人爆炸性的骚乱”，以及“灾难性事变”中的血腥暴行。怀着类似的情绪，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在1968年也曾对“重新开始的革命的疯狂性”，报以热烈欢呼。而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无产阶级左派”的其他一些领袖也将号召人们“处死暴君，为千百年来人民所遭受的一切压迫进行一切形式的报复”。
然而，福柯对这些问题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在他对“体验”的渴求中，他现在难道也会欢迎“无限制暴乱”、“一切形式的报复”乃至“重新开始的革命的疯狂性”吗
我们在1969年1月23日得到了答案。那天下午，在樊桑纳大学，福柯伙同其他一些教授，和500来名学生和斗士一起，占领了这个新学校的办公大楼和几天前才启用的梯形教室楼。当天早些时候，索邦大学学生为抗议警察进入校园而占领了校长办公室。表面上，福柯他们的行动似乎是为显示他们同索邦学生的团结一致，但实际上，套用美国这个时期学生运动的一句妙语来说，就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有人猜测，人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再度探索混乱状态的创造性潜能，重温“街垒之夜”的旧梦。
在发生这次占领行动之前的几天里，樊桑纳的学生斗士们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活动，其声势越来越大。示威的目的，是要“将樊桑纳的怪事、奇妙的花招曝光”。他们把试验性的师生大会（当然是在这种大会开会的时候）斥为“大骗局”，认为它只是一种虚假的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形式。他们宣布“概不承认”所谓“教授的权力”。
“GP”成员的嘴边常常挂着这样一个口号：“打倒大学!”伏尔泰反教权的口号“消灭丑类（Crushinfamy）!”也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福柯他们对樊桑纳大学的占领只持续了不到一天的时间。1月24日拂晓，警察开始进攻办公大楼。坚守在楼内的人们，包括福柯在内，则予以猛烈回击。他们用桌椅箱柜堵塞了楼梯通道，警察便透过窗户向楼内放射催泪弹。
有些人投降了。其他人（包括福柯在内）则转移到屋顶上，并开始从那里向聚集在下边的警察投掷砖块。
目击者们回忆说，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
“他非常勇敢，确实非常勇敢，”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回忆道——他那一夜一直在和福柯并肩作战：“夜里警察来的时候，他要求站在最前列，跟他们斗……。真令我钦佩。”
樊桑纳战斗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和高度清晰可见的米歇尔·福柯的出现：他不再是“地下人”，而已堂而皇之地成为极左派的先知。
他把自己的容貌都改变了。在突尼斯的时候，他就让达尼埃尔·德费尔剃去了自己的头发，留下一个像矛头一样闪亮的光头。配上他那副金丝边眼镜和露出金牙的微笑，他现在看上去颇有点虐待狂的味道，像是一个盛气凌人的陆军元帅——后来连续好几年，《伦敦书评》（LondonReviewofBooks）都用他那放肆的形象做广告，吸引读者订阅。
他的言谈话语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在毛派自己的推论基础上迎合他们（就像他在10年前加入结构主义语言游戏那样），福柯在后来的好几年里一直使用着阶级斗争的套语，甚至利用过毛主席的偶像权威。
同时，很奇怪，通过履行愤激派知识分子在法国的神圣职责，福柯开始在法国公众中赢得更广泛的敬意。
至少格吕克斯曼就丝毫也不对福柯最近的变化感到惊讶。“在法国这很正常，”他说，“你已经做了知识分子，接下来必然要做一名斗士。在萨特看来这完全是一回事。”
又是萨特！福柯不论走到哪里，看来都躲不开这位存在主义者的影子。萨特虽然已差不多65岁了，但仍然是法国知识分子最完美的典范：他敏于批判，以揭露权力的滥用为己任，从不惊怕响应埃米尔·左拉昔日的战斗呼唤——“我控诉!”他在1968年5月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这一地位——即使只是因为据说他在学潮的高峰期间曾来过索邦大学。
尽管如此，福柯现在开始向他的地位直接发起挑战了。这一挑战，不仅像以往那样表现在哲学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的战略和策略问题上。萨特可能会发表演说。但福柯，正如他在樊桑纳所表现的那样，却准备走得更远——他要采取行动。
(5)
同时，像弗兰肯斯坦博士（DrFrankenstein）一样，福柯还不得不对付他以樊桑纳大学哲学系的形式创造出来的那个怪物。
福柯的系开出了无数诸如“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之类的课程，很自然地吸引了一切类型的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他的许多好斗的同事都被当时流行的狂热情绪裹挟而去了。1970年朱迪斯·米勒（JudithMiller）——她自称是毛派（和雅克·拉康的女儿）——在公共汽车上，向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胡乱分发哲学学分证书。后来她在《快报》（LExpress）上解释说，她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大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虚构物”。
这件事惹恼了共和国总统。教育部长解雇了米勒，并迅速发出通报：樊桑纳大学哲学学位的持有者不再具备在法国教育体系中任教的资格，由此取消了整个哲学系授学位的权利。
福柯则诉诸舆论，坚决捍卫他的教学方案和各大学仍在继续的造反运动。“我们力图创造自由的经验，”他在《新观察家》上解释说。“我说的不是全面的自由，而是在像樊桑纳这样的大学里的那种尽可能完整的自由。”他指出，法国的哲学教育长期产生一种阴险的教化作用，创造着一种“政治—道德意识，一种良心上的国民自卫军”。若按政府所要求的那样保持传统的哲学课程，人们“就会陷入一个圈套”。此外福柯还说，“我不能肯定，你知道，是否真的有什么哲学存在。真正存在的是“哲学家们”，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的论述和活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我觉得，学生们以初看上去纯属民间传统式的行为试图做的，和我自己力图在我的书的尘埃中试图完成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福柯在这几个月里的又一次谈话中解释道，“我们必须摆脱政治保守主义，也必须摆脱……文化保守主义。我们必须看穿我们那些礼仪的本质：它们是一些完全没有道理的东西，是和我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透过游戏和反讽，用戏弄的方式来超越它们，是有益的（而真正的戏剧也就在这里）；把自己弄脏，让自己胡子拉杂，长发披肩，让男孩看上去像女孩、女孩看上去像男孩也是有益的：我们必须把那些在暗中到处对我们发号施令的制度投入“游戏”，予以揭露，加以改造，并推翻之。就我而言，这正是我在自己的作品中试图做的事情。”
在这些年代里，像其他同情学生选择的教授们一样，福柯也对他自己教学方法的某些方面做了些修改。他从未有过地尽力缓和了（如果不是完全抛弃了）他对别人作品的习惯性关注态度。同时，他继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讲课，丝毫不去（像这个时期许多激进教授所做的那样）隐藏或软化他那独特才智的力量和权威。“当我用教条主义的方式讲课的时候，”他解释说，“我就告诉自己：人们付给我薪水，是要我向学生传授某种知识的形式与内容：我必须使我的演讲或课程略微适应一下这种要求，这恰恰就像做一双鞋子一样。我设计一样东西，并尽可能把它做好。我为此煞费苦心（也许不总是这样，但常常如此）。完成之后，我就把它带到讲台上，对它加以说明，然后就把它交给听众，让他们拿它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把自己看作一个制作某种产品并把它交给人们去消费的工匠，而不是一个驱使奴隶干活的主人。”在实际生活中，福柯并不反对学生对他恭敬，因为学生是学徒，他是师傅。然而他谦逊地以工匠自比也绝非全是虚情假意：终其一生，他一贯地藐视那种为一群逢迎的弟子包围的学术带头人角色（这种角色，拉康就扮演得淋漓尽致）。除此之外，他宁可简简单单地以他自己作为样板，让学生走他们自己的路，而不愿强迫他们和某种教条保持一致。
尽管如此，要在樊桑纳大学树立一个样板，却日显不易。这个校园一直在动荡不已，罢课、游行和教室示威此起彼伏。遵照时下流行的一句激进派名言——“我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我最危险的敌人”，好斗的学生们已将福柯的课定为破坏的目标。
他感到受不了了。在和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和左派团结一致，或从房顶上投掷石块（那是为了好玩！）是一回事；而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忍受各种极左派在他的教室里胡言乱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福柯开始感到（他曾谈到过这一点）自己颇似在夏朗东（Charenton）的萨德：他在疯人院演出教人们造反的戏剧，结果却促使疯子们对教师本人造起反来。
怎么办呢？福柯的办法很简单：他尽可能少地待在校园里，而集中精力做自己的研究，去国家图书馆读书。
他的思维活动再次发生新的转折。在樊桑纳大学，他告别了他在《知识考古学》中讨论过的方法论问题，开设了一个题为“性论”的系列演讲，由此又回到了“极限体验”的一个领域里来，而全面研究这种“极限体验”，正是他在《疯癫与文明》初版序言作出的许诺。他还重新提出“伟大尼采式探求”这一指导性思路，在樊桑纳开了一门关于尼采的课，在此基础上写成“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lagénéalogie,lhistoire）一文——他惟一的一篇论述这位最受他青睐的哲学家的重要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