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地走路去多尔西高中上学最终有所回报。莱西由此考入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攻读心理学，此后又在南加州大学古尔德法学院获得法学学位，四年后，她就加入了地方检察署。莱西安静、勤奋，对同事也很友好。她下定决心，要在洛杉矶市中心刑事法院大楼的白人和男性检察官队伍里一路往上爬——那座大楼已冠上了西海岸第一位女律师克拉拉·肖特里奇·福尔茨的大名。莱西最终成为地方检察官史蒂夫·库利之下的二号人物。库利脾气暴躁、面容严肃，他也是南加州大学的校友。在历经了三个四年任期并在竞选加州总检察长一职失败（美国各州检察长大多由选举而非任命产生）后，库利决定离任，同时指定莱西作为他的首选继任者。选民们在2012年将莱西选为地方检察官。宣誓就职仪式在南加州大学的篮球馆——盖伦中心举行。尼基亚斯也是现场的发言者之一。9他对观众说：“一个专注的特洛伊人史蒂夫·库利先生正在把接力棒传给另一个专注的特洛伊人，今天能来到这里，我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
莱西在就职演讲中也对他投桃报李。“在南加州大学的校园里宣誓就职是一种殊荣，”她说，“我很感谢尼基亚斯校长和这所杰出大学的领导们……南加州大学对我个人来说意义非凡。它就像一个标志性的中心，标示着我人生中的一些最重要的事件。”
尼基亚斯后来代表南加州大学给莱西颁发了一个荣誉学位。她为该校法学院的一次筹款晚会做过主旨演讲，还参加过该校其他一些活动。现在，医学委员会的调查人员正吁请莱西的地检署着手对普里亚菲托提起刑事指控，包括对他向未成年的查尔斯·沃伦供应毒品提出重罪指控。终于，在报道医学委员会对普里亚菲托的指控时，我们也得以报道了他给一群绝望的年轻同伴提供冰毒、海洛因和其他毒品的情况。这是我们七个月前收集到的信息，三个半月前，马哈拉什和杜沃辛把这一信息从我们的报道中删除了。
在他们被解雇后，我本想发表一篇单独报道，细数普里亚菲托作为毒品供应者的行径。格拉德肯定不会参与这一报道，他想让团队专注于打探南加州大学的管理层对普里亚菲托的所作所为有多少了解。我不赞成，我认为我们可以同时跟进这两个报道。但这篇讲述普里亚菲托赠予他人毒品的文章并未发布。就在该文被搁置之际，莎拉·沃伦和查尔斯·沃伦向医学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作了宣誓声明，确认普里亚菲托就是他们的毒品供应者，并把他们告诉我的一切都告诉了调查人员。（斯托克斯则对普里亚菲托是不是他的毒品来源这一问题发表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声明。他后来告诉我，他不想向调查人员暗示他知道是普里亚菲托买了这些毒品，他只承认这位前院长和他“共享过”这些毒品。）
提交到莱西办公室的证据是令人信服的，然而医学委员会的调查人员最终却铩羽而归。
在莱西的第一个任期里，有三名南加州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受到了暴力犯罪的指控，但无一人被起诉。奥萨·马西纳是获释的球员之一，他后来在犹他州的一起性侵案中认了罪，该案中的受害者正是他在洛杉矶被控侵犯的那名女子。
莱西手下的检察官还放过了另一起案件，该案涉及一个比橄榄球运动员更有势力的特洛伊人。杰克·伦纳德和我发布了一篇调查性报道，揭露洛杉矶县监事马克·里德利-托马斯用纳税人的数千美元改善自己的家宅的行为。10我们报道了洛杉矶县工作人员未获任何批准便完成了这一工程的情况，他们只是收到了一些行政人员的指令，而这些行政人员最终是向洛杉矶最有权势的政客之一——里德利-托马斯汇报工作。为回应我们的报道，莱西的地检署启动了调查，以确定此举是否属于挪用公款。调查人员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如果各位证人可信”，那么这笔支出是合法的，因而不予起诉。杰克和我一头雾水。地方检察官的职责不就是确定证人是否可信吗？
七年后，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了里德利-托马斯，指控他收受南加州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的贿赂，回报是县里直接拨付给该院的资金。11这些贿赂的形式是给里德利-托马斯的儿子提供南加州大学的工作和奖学金。这位监事否认了这些指控。
至少，莱西的地检署还是对里德利-托马斯的家居改善项目展开了某种程度的调查，即使只是走走过场。然而他们并没有对普里亚菲托的事情付出过这种努力。在医学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将其调查结果提交给该署一个月后，检察官们决定对他不予起诉，并称“目前的案情陈述不足以确定这些指控已排除了合理怀疑”。
沃伦夫妇告诉我，地方检察署甚至没跟他们谈过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莱西在一次访谈中说，她和她所属的地检署从未给南加州大学开过后门，她和尼基亚斯只有一种“非常正式”的关系。“我们并不熟，”她说，“我们不是哥们儿。”
莱西的团队放过该案之后，南加州大学就不必担心普里亚菲托受到什么比医学委员会的调查更彻底的刑事调查了，也不必面对普里亚菲托受审的每日头条新闻了。然而普里亚菲托出钱举办的毒品派对仍有那些照片和视频可资为证。沃伦夫妇给医学委员会的调查人员提供了很多影像文件，他们的手机、电脑和硬盘上还保留着副本。若是普里亚菲托在将来的民事或刑事案件中受到传唤，这家人手中的照片和视频就能派上用场。他们仍有可能让南加州大学陷入难堪的境地。
除非他们消失。
葛拉格斯告诉沃伦一家，他们对南加州大学和普里亚菲托的民事索赔金额可以达到1000万美元，或者更多。他劝他们接受调解，这样相比于诉讼能更快地获得赔偿。葛拉格斯同意由迪克兰·特夫里兹安来做调解人，而这名退休的联邦法官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特洛伊人。特夫里兹安在南加州大学获得了金融学和法学学位，南加州大学的一项奖学金基金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该校还将久负盛名的校友功勋奖颁给了他。他的妻子和三个兄弟姐妹也是特洛伊人。沃伦夫妇告诉我，他们直到特夫里兹安被选为调解人才知道他与南加州大学的关联——当时他们只听说他是该校校友。即使只是校友，保罗·沃伦也不太满意，他问葛拉格斯，特夫里兹安怎么可能公正地仲裁这家人对他母校的索赔。葛拉格斯向他保证，特夫里兹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特夫里兹安后来向我坚称，他已经向调解各方透露了他与南加大的关系。当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书面证据能支撑这一说法时，他回复说不会再与我联系了。）
这场调解的各个方面都完全保密，参与者、索赔的性质和结果均未公布，所以我对这场调解并无太多了解，包括特夫里兹安所充当的角色。但我确实获知了一些情况，南加州大学的律师对沃伦一家的态度十分强硬，威胁要公开沃伦一家的行为来羞辱他们，这家人认为这是想给他们泼脏水。该案大体是由葛拉格斯的一位合伙人来处理的，最后，赔偿金由预期的1000万美元变成了南加州大学提出的150万美元。这位合伙人说服沃伦一家接受了这一报价，以避免冗长而残酷的诉讼大战。这150万美元中有60万美元流向了葛拉格斯的律师事务所，律师们收获颇丰。
作为对这笔钱的回报，沃伦一家不得不以书面形式承诺永不公开谈论此次调解中的各项议题——这是指他们与普里亚菲托之间的所有接触——并且要协助南加州大学撤销有可能会收到的任何传票，使其免于提供有关这位前院长的证据或记录。数月前，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受到的性侵指控引发了一场“#MeToo”运动，该运动的参与者们就曾想将这类保密协议剔除出法律领域。
南加州大学还对沃伦一家提出了两个条件：这家人必须向该校交出含普里亚菲托吸毒画面的所有照片和视频，以及所有与他或该校有关的电子邮件、短信或任何纸质资料。12沃伦夫一家不得不销毁了他们手中的影像副本。他们若是不这么做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他们有什么资格拒绝一位知名律师的建议呢？于是他们履行了这一约定，律师们将保罗、玛丽·安、莎拉和查尔斯带到了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家科技商店，在那里删除了他们手机和电脑上的那些照片和视频——这次删除极其彻底，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在删完后创建新的苹果账户。
普里亚菲托也参与了这次调解。他和他的律师都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南加州大学的律师也是一样——包括杨黄金玉。她显然认为捂住沃伦一家的嘴，销毁他们掌握的普里亚菲托涉毒的犯罪证据，也是她在“独立”调查这起丑闻的过程中应尽的职责之一。在得知那家人的设备数据都被抹除之后，我联系了杨女士。她不跟我谈，也没有回答我发给她的书面问题。葛拉格斯也拒绝接受采访。尼基亚斯通过他的律师表示他对这份调解协议一无所知，尽管为南加州大学签署这份协议的律师之一——该校的法律总顾问向他报告了情况。
莱西则说她并不知道这些照片、视频和其他材料都被销毁了。13
“应该对此进行调查。”她说。但据我所知，这话没有兑现。
沃伦一家的设备数据是在2017年11月被抹除的。一个月前，朵拉·约德生的男婴离世，这个出生仅25天的婴儿体内含有冰毒。这场悲剧将洛杉矶县治安官属下的重案组警探引入了普里亚菲托的生活。
20
一个婴儿
曾有一部分阿米什人选择融入现代文明，旧秩序阿米什人是指那些依然坚守传统的阿米什人。
作为一个阿米什姑娘，十几岁的朵拉·约德可谓放浪不羁。1她整天在网上游荡——接触网上的男人。然后她会去见他们，在外面待到很晚，天知道他们会干些什么。她的大姐米里亚姆说这“只是普通的青少年都会干的事”。但他们的父母可不这么看。约德夫妇原本生活在落后的宾夕法尼亚州，曾是该州斯米克斯堡的旧秩序阿米什人 社区的一分子，后来又辗转来到了落后的密苏里州。
阿米什人禁用纽扣，只用搭扣。
基督教新教边缘教派之一。
在斯米克斯堡，他们全家以经营一个80来公顷的农场为生，农场里养着牛、猪和马，也种植小麦，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十分忠诚，会避免使用电器、室内管道、汽车等现代工具乃至衣服上的纽扣 ，他们会自己做搭扣。最终，一场农场继承权纠纷动摇了朵拉的父母对这种秩序的忠诚。1996年，他们在一个耶和华见证会 派系的帮助下策划了一次“逃亡”——他们本应终身效忠这一秩序。朵拉和米里亚姆的父亲门诺·约德买了一辆车，然后偷偷带他们离开了斯米克斯堡。他此前一直把这辆车藏在谷仓的干草捆下面，在公共场合仍然使用他们的马车，与此同时，耶和华见证会的一个信徒教会了他驾驶汽车。他们是在半夜逃走的。2父母叫醒了15岁的米里亚姆、只有5岁的朵拉和其余四个孩子，把他们全都塞进了车里。他们以前从没坐过汽车，为了让孩子们下车呕吐，他们不得不频繁停车。在密苏里州的赖特城定居后，门诺找到了一份卡车司机的工作。约德一家的新生活受到了各种诱惑。门诺对冰毒上了瘾。他的状况急转直下，米里亚姆不得不诉诸法庭，把他强行送进了戒瘾中心。
洛杉矶的一个时尚街区。
米里亚姆在23岁时突然离家出走。她搬到了洛杉矶的银湖区 ，这是一个深受潮人青睐的丘陵区块，从遥远的斯米克斯堡和赖特城来到这里就像是乘坐时间机器实现了穿越。四年后，父母把惹是生非的朵拉送到了洛杉矶，让她跟姐姐一起生活，当时朵拉只有17岁。
“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她送到洛杉矶。”米里亚姆用一种厌倦的讥讽语气回忆道，“离开那些阿米什人后，我父母并没有准备好在现实世界里生活。”
朵拉在适应过程中也出了问题。她成了一个派对女孩，时常混迹于夜店，无视姐姐关于这个城市阴暗面的忠告。有一晚她没有回家。接着是两晚、三晚。“我吓坏了，我找不到她。”米里亚姆说。在警察把朵拉带回家之前，她很怕会发生最坏的情况——然后近乎最坏的情况就发生了：朵拉受到了野蛮的袭击，她的背上满是泛黑的瘀伤。她不愿和米里亚姆谈论这件事。从那以后，她完全变了一个人。
朵拉一头金发、身材苗条，在照片里就像一尊瓷偶。她起初为时尚和艺术摄影工作者做裸体模特，由此赚了不少钱，同时她还受邀进入了洛杉矶的一些更高级的圈子。她曾跟《宿醉》系列电影和《小丑》的导演兼编剧托德·菲利普斯约过会，但随着朵拉与身边亲近的人渐行渐远，这段关系最终结束了。就在那时，米里亚姆已经疑心是毒品正在把妹妹变得面目全非。
当阿里尔·弗兰科成为朵拉的最新伴侣时，米里亚姆的这种怀疑得到了证实，此人20岁出头，来自圣费尔南多谷一个不错的社区。他因持有毒品以待售和参与入室盗窃而留下了一份令人咋舌的被捕记录。弗兰科卖海洛因，也吸海洛因。他的毒品买卖并不足以在洛杉矶养活两个人，考虑到他们在这种商品上的巨大开销就尤其如此。同时朵拉做模特的收入也十分有限。但过了一段时间，钱就不成问题了。因为朵拉认识了卡门·普里亚菲托。
米里亚姆第一次遇见普里亚菲托是在朵拉搬进阿尔塔迪纳的那栋房子的时候，那栋房子位于文图拉街，前院堆满了垃圾。朵拉当时还在做模特，毒品还没有在这里留下明显的痕迹。米里亚姆顺道去看她时，一个老男人正站在她厨房的门口。他无论看上去还是听起来都像是之前睡在了大街上——或者刚嗑过药。朵拉给姐姐介绍了他，说他叫托尼。他老躲着米里亚姆的目光，说话也嘟嘟囔囔。他踩着人字拖，穿着纽扣错位的邋遢白衬衫和短裤。托尼并不想和米里亚姆说话，他在她进来后不久就离开了。
“他只是个朋友。”朵拉告诉姐姐。
但愿吧，米里亚姆心想。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朵拉，同时还叮嘱妹妹要多加小心。
在那之后，米里亚姆只见过普里亚菲托两三次，最后一次是在他开车离开他在阿尔塔迪纳镇阿拉米达街为朵拉租的一套红墙联式房屋时，这套房子比文图拉街的那栋房子要好一些。朵拉此时的生活就是绕着弗兰科和普里亚菲托转。和他们一起厮混的人也都是瘾君子——凯尔·沃伊特、莎拉·沃伦，以及另一些在他们的派对上进进出出的人。冰毒毁掉了朵拉脆弱的美貌，挟制了她的情绪。她的妄想症会反复发作。最无伤大雅的问题或者一句话就会激怒她。当米里亚姆问起她的新餐桌时——这只是在聊天——朵拉就勃然大怒，四下张望：“怎么了？你为什么想打听这个？”
“她一吸毒就不是我妹妹了。”米里亚姆说。
两姐妹几个月都没有联系。然后朵拉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弗兰科。直到他们的孩子波阿斯出生前一个半月，米里亚姆才知道妹妹怀孕了。她从未见过这个外甥，更没有逗过或抱过他。
波阿斯于2017年10月5日离世。拨打911的是普里亚菲托。3
“孩子没有呼吸了。”他告诉调度员。普里亚菲托称其母是他的“女朋友”。
“她哭着给我打了电话。”他说。
2018年1月，汉密尔顿和哈丽特针对婴儿波阿斯之死发表了一篇报道，文中引述了莎拉·沃伦的话，她说普里亚菲托就是朵拉的毒品供应者。4（莎拉告诉过我，她曾亲眼看见普里亚菲托给朵拉提供海洛因或冰毒，而且不下四五十次。）汉密尔顿和哈丽特采访了米里亚姆，米里亚姆还记得妹妹说过她“从没买过毒品，他会给她”。该报道指出，约德姐妹的父亲门诺曾在2016年8月为朵拉失踪一事致电洛杉矶县治安官办公室。在电话录音中，我们可以听到门诺向一名治安官讲述了普里亚菲托与女儿的关系。
“我女儿吸毒是出了名的，她跟一名医生有牵连，这人吸毒也是出了名的。”他说，“他给我女儿钱，给她付房租，把那些账都给她付了。”
朵拉后来在帕萨迪纳的威斯汀酒店被人找到了，但没有迹象表明这家警察局对普里亚菲托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这点和当年的帕萨迪纳市警察局一样。
但现在一个婴儿死了，普里亚菲托还是一言不发。两个月后，验尸官完成了毒理学筛查，在这个婴儿体内发现了冰毒。5治安官办公室的重案警探迈克·戴维斯和吉恩·莫尔斯与莱西的地检署一起对普里亚菲托展开了调查。地检署的一份备忘录列出了此次调查的缘由：
普里亚菲托与受害人同在约德家中。有人怀疑普里亚菲托给约德提供了甲基苯丙胺，据称，两人都吸食了这种毒品。稍后，约德为受害人哺乳，然后把他放进婴儿床睡觉。约德在受害人身上盖了厚毯子，因为天气很冷。2017年10月5日上午，两名嫌疑人都发现受害人死亡。普里亚菲托离开约德家后拨打911，报告该婴儿已无呼吸。
这一次，普里亚菲托感受到了真正的压力。但这并不是说他畏缩了。他开始花钱运作，包括聘请律所，宣称他从未向约德提供过毒品，并威胁《洛杉矶时报》，将就那篇关于波阿斯的报道提起诽谤诉讼。他还用律师来对付警探，并派私家侦探去“搞定”潜在的证人——包括朵拉的亲属——并要求他们在预先写好的宣誓书上签字，声明他没有吸毒。
和莎拉一样，朵拉的命运也可能降临到我自己的女儿身上。朵拉在宾夕法尼亚的家族世系也戳到了我的痛处。我也来自落后的宾夕法尼亚州——只不过我来自东北部的煤矿区，而不是阿米什人聚居的乡村——我那个大家族里的亲戚大多都留在了当地。我明白洛杉矶对朵拉这样的人来说意味着多大的诱惑。我想即便我上小学时没有随父母迁往西部，长大了我也很可能会自己前往洛杉矶。如果我的女儿们身处朵拉那样的境况，我可以想见她们也会这么做。她们会强大到足以抵御普里亚菲托这种出资人的诱惑吗？我很肯定她们会。但莎拉和朵拉的父母当年可能也同样肯定。
然而普里亚菲托一直都能置身事外。将近三个月前，我们就揭露了普里亚菲托腐蚀年轻人的行径。现在朵拉的孩子死了，我们已经发布了好几篇讲述这一丑闻的后续报道，而他仍然在街上大摇大摆，这实在让人抓狂。当时我就很想知道，而且一直都想知道，如果有哪家执法机构对普里亚菲托和他的毒品世界有所警觉，并将他收押审讯，波阿斯会不会还活着。或者至少在他躲到律师身后之前尝试审问一下他。或者跟踪他。或者询问他身边的人。这会吓到他吗？会把他从朵拉身边吓跑吗？会让朵拉得到她所需的帮助，从而使她的孩子免受毒品之害吗？
戴维斯和莫尔斯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关注着普里亚菲托，他们试图以过失杀人罪立案，因为他们怀疑他就是波阿斯血液中冰毒的源头。他们从朵拉那里得到的帮助很少。她承认自己在波阿斯死前一晚吸食了冰毒，但她在其他方面都保持着对普里亚菲托的交易性忠诚。据朵拉的家人所知，他仍在为她支付房租和其他费用。普里亚菲托和朵拉能躲过法律制裁的关键在于验尸官得出的结论：波阿斯死于意外窒息——而不是药物中毒——因为他胸前的毯子太重了。
鉴于这一调查中存在疑团，汉密尔顿和哈丽特一直在密切关注其缓慢的进展。他们为此次调查撰写了详尽的纪要，其中提到对波阿斯的尸检“并未发现任何确凿的死因。毒理学报告也同样没有定论”。
根本问题就在于这名婴儿血液中的微量冰毒是否足以致其死亡。如果真是如此，并且警探们也能证明普里亚菲托就是这些毒品的来源，他有可能会受到谋杀罪的指控。
汉密尔顿和哈丽特的报道称，执行尸检的代理法医得知《洛杉矶时报》在打听这名婴儿死亡的情况后改变了她最初的结论。这位法医不再表示波阿斯的死因无法确定，而是报称其死因就是毯子造成的窒息，母乳中“所含的甲基苯丙胺”是一个作用因素，“与直接死因无关”。
这无疑是普里亚菲托一直希望看到的结果。
汉密尔顿和哈丽特援引了一些专家的看法，他们都对这名验尸官尸检过程中的一些方法及其结论提出了质疑。但最终，让那些警探感到挫败的是，毒理学实验室在那名婴儿的血液中发现的冰毒含量相对较少——只有50纳克每毫升，略低于另一些将冰毒确定为死因的案例中检测到的含量。这一事实和有关毯子的调查结果注定了此次刑事调查必将失败。地方检察官为这场有可能发起的过失杀人罪诉讼撰写了一份备忘录，其结语的措辞呼应了帕萨迪纳的那起涉毒案，即“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不足以证明”普里亚菲托有犯罪行为。
米里亚姆既气愤又心烦意乱。她也是普里亚菲托派私家侦探去拜访过的家属之一。一男一女找上了她的家门。米里亚姆说：“我告诉他们，他杀了我的外甥，把我妹妹当成了人质，他就是一坨屎。”他们随后就离开了。
米里亚姆上次见到朵拉时，妹妹的牙齿不是掉了就是变黑了。她身上残存的少量脂肪似乎都聚集在她的小腿肚子周围。她还住在那幢联式房屋里，普里亚菲托已经在那里装配了安保摄像头。米里亚姆说，他还监控了朵拉的电子邮件，甚至在她的车上安装了跟踪设备。
那幢联式房屋的黄色屋檐下装了不少摄像头，在它们的严密监视下，我两次造访了这里；我按过门铃，但没人应门。朵拉也没有回复我的电话或短信。
这套制度还给过普里亚菲托一次逃脱的机会。就在婴儿死因调查展开之际，他仍在医学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为保住自己的行医执照而奋力挣扎，亚当和我报道了当时的情况。这场听证会在市中心第四街州政府大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举行。德文汗被传唤作证，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说出自己知道的故事。作为重要证人，德文汗讲述了他在304号房看到的情况，以及普里亚菲托不愿拨打911电话的态度。普里亚菲托的自证持续了几个小时。他把自己与莎拉在毒品刺激下发生的关系都归咎于他的双相障碍和某种“轻度躁狂”状态。不过他否认自己曾向他人提供过毒品，包括莎拉、查尔斯、唐·斯托克斯和朵拉。他否认自己与朵拉发生了性关系——他在911电话录音里称呼她的那句“女朋友”就更不必提——并说自己是她的“健康顾问”。普里亚菲托还否认与凯尔·沃伊特或阿里尔·弗兰科仍在保持联络。
亚当和我调查过此事，所以知道他在这些有关毒品的问题上都撒了谎。在普里亚菲托否认了有关沃伊特和弗兰科的指控后，出席指证他的州常务副总检察长出示了这两名毒贩在监狱里的电话录音。普里亚菲托在给沃伊特和弗兰科打过的十几通电话里都谈到了毒品、吸毒过量和成瘾问题。这些电话录音证明普里亚菲托与这两人保持着联系——证明他在自证宣誓后撒了谎。
“他今天在听证席上作了伪证。”州常务副总检察长丽贝卡·史密斯对主持听证会的行政法官说道。
在加州，作伪证是一种重罪，最高可判处四年监禁。
普里亚菲托被吊销了行医执照，但他从未受到伪证罪的指控。州检察总署和地检署的人都不愿告诉我原因。
21
另一个败类医生
2月一个周五的早上，哈丽特在办公桌前接到了一通屏蔽了号码的电话。当时那篇讲述波阿斯之死的报道已经发布了两周，而在两天前，我们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揭示普里亚菲托的丑闻对南加州大学的筹款工作造成的打击。那通电话打进来时，汉密尔顿和我正在用电子邮件与哈丽特沟通，讨论后续的报道。哈丽特打完电话之后就给我们发了电子邮件：“刚收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料。和一个从事学生保健工作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妇科医生有关。”
汉密尔顿和我都等着她提供更多资料。不到一个小时，哈丽特又给我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这个线人非常古怪，没给任何文件，但给了我一点线索。”
这个妇科医生名为乔治·廷德尔，在我们调查普里亚菲托的19个月里，这个名字从未出现过——在我们与线人的面对面会议、电话访谈、电子邮件和短信交流以及记录搜索中都未尝得见。
难道普里亚菲托并不是该校唯一的败类医生？
大约六年前，纪露西走进了廷德尔在学生保健中心的办公室，她以为这只是一次例检。1进门后，她立刻就注意到了墙上的中国地图。
这是什么情况？她心想。
然后那位医生就问她有没有做过模特。
>他是认真的吗？
纪女士不高不瘦，也没有那种上镜的无瑕肤色。
“没有。”纪女士迟疑了一会儿说。这真是个很奇怪的问题。“我不觉得我看起来像个模特。”
巴隆（barong）是菲律宾的一种宽大透气的传统服装。
从这一件事就能看出廷德尔不太像一名医生。这个身材魁梧、脸皮松弛的男人穿着超大号的夏威夷衬衫——也可能是一件巴隆 ——套在外面的白大褂满是褶皱，溅上了不少食物的污渍。他那一头乱发就像是从搅拌机里搅出来的。如果纪女士在街上看到他，很可能会以为他就是个乞丐。这种凌乱邋遢在他的办公室里也有所体现：房间里四处散落着塞满了病人档案的盒子，两张桌子中的一张被成堆的纸张和旧外卖盒掩埋着，垃圾桶里装满了用过的检查手套。而且这间办公室很潮湿，有一股腐臭味。
纪女士暂且放下了对廷德尔的疑虑：医生们太忙了，他们没有时间照顾自己，他们有比整理办公室更重要的事要做，而且这名医生在南加州大学工作，这可是一所一流大学。
她走进房间后，廷德尔在她身后锁上了门。这是不是很奇怪？也许算不上，也许是为了保护她的隐私。他主动告诉她，办公室里胡乱堆满了盒子是因为要搬了，这间诊所即将搬到一栋新楼。然后他问她学的什么专业。她说卫生政策，他警惕地盯着她问道：“你是护士吗？学医的？”“不是。”她说，但她确实上过几年医学院。“真的？你学过体检吗？妇科检查学过吗？”纪女士说她学的课程没到那一步。他接着又问她对妇科检查了解多少。纪女士说她对妇检的基本目的有大致的了解。
“以前给你做检查的医生会戴手套吗？他们有没有把手伸到你身体里去？”
纪女士琢磨着这是不是个正常的问题。她觉得自己没有理由认为这不正常。
但这个医生的举止呢？好吧，那是另一回事。
廷德尔今年65岁左右，已经在这所学校行医23年。2他是土生土长的纽约州北部人，曾在美国和太平洋地区往返穿梭，后来设法进入了南加州大学。廷德尔在蒙特利的国防语言学院进修后便应征入伍，驻扎在菲律宾。从海军退伍后，他返回纽约，在纽约州立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但后来又回到菲律宾，就读于医学院。廷德尔在宾夕法尼亚医学院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这家医学院是德雷克塞尔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此后他再次向西进发，并在凯瑟永久医疗集团开设于好莱坞的大型医疗中心完成了妇产科住院医生的实习，这处医疗中心位于日落大道沿线，由一些冰冷的制式建筑组成，看起来就像一座与外界隔绝的坚实堡垒。他的下一站，也是最后一站，则是南加州大学主校区里的那个小得多但也更私密的学生保健诊所。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以东约14千米处。
地下经济（underground economy）是指逃避政府的管制、税收和监察，未向政府申报和纳税，其产值和收入未纳入国民生产总值的所有经济活动。
纪女士对此一无所知。她以前从没来过这间诊所。2012年10月的一个下午，纪女士刚刚入学，攻读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她的南加大入学之旅与她在台湾的经历一样曲折，她的父母曾在当地经营一家小型出版公司，夫妻俩后来离了婚，但都移民到了洛杉矶地区。她随母亲赴美时只有六岁。这对母女没什么钱，所以一开始就和她舅舅住在一起，他在阿尔汉布拉有间公寓，她们就睡在客厅的床垫上。阿尔汉布拉是一处郊区 ，亚裔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攀升。纪女士的母亲曾就读于台湾最好的大学之一，拿到了商业和会计学位；然而她在洛杉矶不得不从事地下经济 领域的工作，因为她没有绿卡。她挣的钱从未比最低工资高出多少，她起初做过面包店助理，后来又为中国移民开设的公司做账外会计。
这家人只有一条实现美国梦的路径——教育。纪女士读一年级时总是哭着回家，因为语言不通，跟不上其他孩子的步调，她只能日复一日地哭嚎，而母亲只会给她更大的压力。她母亲固执起来相当凶狠，常常伤她自尊，但这确实有用。纪女士在小学毕业时已经是优等生，并且在初中和高中都表现得十分出色，大学也已近在咫尺。但好成绩付不了账单，家里的经济压力并未减轻。在威尔逊高中读高三那年，纪女士辍了学去帮助母亲，当时她母亲正在照顾她外婆。祖孙三代人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里。纪女士打了些零工，为了省钱只能坐公交车。最终，她想办法在工作间隙去读了社区大学的课程。她学得很不错，所以又转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梦想似乎即将成真，纪女士的抱负也越来越大。她决定成为一名医生，而她在伯克利的表现也确实为她在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赢得了一席之地。
离开母亲和加州，前往中西部，这并不容易。纪女士的母亲再次犯了难，尽管这一次她的烦恼更多是情感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她有一种非理性的想法，认为纪女士是抛弃了自己。在更加绝望的时刻，她母亲甚至想象自己已经是癌症晚期。医学院的压力太大，母亲的痛苦让她无法承受那些压力。纪女士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医学学位，回家。回到洛杉矶时，她28岁，没有可追求的长期目标，也没有深思熟虑的未来规划，这让她很泄气。
在取得这一切成就，付出诸般艰辛的努力之后，她还会陷在处处受限的移民生活框架中吗？她的路会越走越窄吗？她还会经历母亲体验过的失望吗？这些想法一直困扰着她，那时她又退回到了招聘广告上找到的那种沉闷的工作之中，这些文书工作能让她支付房租，但基本用不着伯克利的学位。
这一年的窒息生活成为纪女士继续深造的动力。她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兴趣，尤其是医疗保健——希望将医疗保健服务扩大到她所处的这种医保水平低下的社区。纪女士申请了一些硕士课程，包括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课程。南加州大学并不是她的首选。这所学校的费用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贵很多，纪女士的积蓄完全付不起学费。一旦入学，她就不得不继续工作，并寄望于能得到一些经济援助。
这两所学校都录取了她——为了打败那个费用更实惠的竞争对手，特洛伊人加大了投入：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为纪女士提供奖学金，而且是全额奖学金！
突然间，前方的道路变得光明起来了。她不必再背负学生贷的债务。南加州大学的高学历可以保证她将来能从事回报丰厚的职业。她甚至能通过在洛杉矶备受吹捧的“特洛伊人关系网”——很多有门路可供分享的校友——来选择工作。
从南加州大学寄来的大信封所传达的消息让她喜不自禁。她在公寓的客厅里跳上跳下，还久久抱着妈妈不放。
而现在，为了和这个陌生的医生搭上话，纪女士说：“我妈妈可能做得了模特。”
“她漂亮吗？”廷德尔问。
“漂亮。”
他问她的父母来自哪里？纪女士说他们虽然来自中国台湾，但她的祖父母是大陆人。廷德尔转向墙上的地图，让她指出她祖父母的家乡。
“我不知道在哪儿。”她说。
一种感觉开始涌上她的心头。这有些不对劲。这个男人是对亚裔女性感兴趣吗？这能解释那个模特问题吗？
另一些事情也开始变得别有深意了：她给这间诊所打电话预约的时候，接电话的女人说看女妇科医生需要等一个月。一个月？然后这个女人以一种例行公事的语气说，诊所的男医生第二天有空。纪女士说可以，而对方的反应就好像她答错了一样。“你确定吗？”这女人问道。她的语调里有一丝警告的意味。“你确定吗？”她又问了一遍。纪女士不知该怎么理解这话，也不知该不该深想，但她很急切地想把这次检查做了。这只是一次例行检查，所以她还是预约了那名男医生。
第二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对秋天来说相当温暖，但也不是太热。这间诊所位于该校宗教中心隔壁的一栋两层砖混建筑内。纪女士迟到了，她可能漫步了一会儿，仿佛这宜人的天气在要求人们放慢步伐。候诊区显得比较陈旧，有些椅子已经破损了，但也整洁干净，有一种愉快的气氛。而且这里很繁忙，大多数等待处方、运动体检或检查咽痛的学生都比纪女士年轻。她为自己的迟到向接待员道了歉。接待员笑着说不必在意，然后查看了她的预约日程。
“你是来看廷德尔医生的吗？”她的语气平淡，笑容也消失了。
纪女士点点头。
这位接待员似乎突然就开始对她迟到了五到十分钟表示担心了。
“你想重新安排时间吗？”
“重新安排时间？”
“那位医生有空，但也许你应该重新安排时间。”
这真是有意思，纪女士心想。如果他有空，那为什么要重新安排时间呢？她说她还是想遵守约定。接待员无奈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把她引到了廷德尔办公室门口的一张椅子上，那里离其他医生的等候区域有一段距离。没过多久，廷德尔就打开门向她打了招呼。
“你是露西吗？”
“是的。”
廷德尔说：“我现在可以给你检查，没有护士。可以吗？”
纪女士说可以——她用得着护士吗？——接着他就把她领进了办公室。
然后他锁上了门。
没错，就在廷德尔医生坐在那儿对她咧嘴笑的时候，她就感觉不妙。她开始心生疑窦，接待员和电话里帮她预约的那个女人是不是都在尽力让她远离他——对她发出警告，但不真正透露有关他的任何事。但警告她什么呢？他那流浪汉般的形象？阴郁的办公室？也许是他对亚裔女性的特殊兴趣？
或者是她的想象力太过旺盛了？她是不是对一些自己无法真切描述的事情有点反应过度了？
廷德尔指了指房间另一边的检查区。他让她脱掉衣服，换上病号服。她发现检查台周围的隐私床帘并没有合上。他为什么不合上呢？她脱掉衣服后，他转过身来，但她在穿上病号服之前就能感觉到他的眼睛在盯着她的身体。令人毛骨悚然！先忍过去吧。
她躺到台子上，廷德尔开始检查她。他告诉她，她“太紧了”，他需要按摩她的阴道肌，这样窥镜才好进入。她感觉到他在用手触摸她。这是正常的吗？从来没有医生对她做过这种事。但她记得一些读物里谈到过，美国某些地区对妇科医生的培训确实有所不同。现在就是这样吗？他接受的是她并不熟悉的那种培训？
他把手指伸进她身体的时候弯下了腰。她能听到他的呼吸声——他在喘气？
纪女士告诉他，她以前从来没有窥镜进不去的问题，他没必要这么做。“请停下来！”她说。
但他没有停下来。“我就快完了。”廷德尔说。
然后他问：“你性生活频繁吗？”
她给了肯定的答复，他又接着话头问她喜不喜欢和男朋友做爱，以及她常用什么姿势。
从没有妇科医生问过她这样的问题。这也是那种培训的内容吗？
>先把这关过了吧。完事就走。
他终于插入了窥镜，并进行了检查。
然后有人在敲门。
“里面怎么回事？”一个女人问，“你和病人在里面吗？”
纪女士吓了一跳。廷德尔没有回应这个女人。
“开门！”那个女人喊道。
“我在这儿，”纪女士说，“我们就快完了。”
廷德尔检查完后，她就等着他离开，这样她才好穿衣服。但他就站在那儿说需要检查她的乳房。他说他得感受一下她的乳房有没有肿块，而且要同时检查两边，以核验对称性。她没听说过有乳房对称性检查，但肿块这个词总还是有些吓人，所以她就让他继续了。
廷德尔使劲地捏着她的一对乳房，他嘟囔地说着要检查一下这个，还要检查一下那个。她目瞪口呆——大感震骇——她已经听不进他说的话了。他则捏个没完。
他不是在检查她。他是在触摸她。
我要离开！纪女士心说。现在！
她套上衣服就夺门而去。门外的女人是一名护士，一位满脸忧虑的中年非裔美国女人。
“你还好吗？”她问纪女士，“你还好吗？”
纪女士点点头。她只想离开。逃跑。
她几乎是跑到了出口。接待员、其他女员工和那位护士都向她喊道：
“你还好吗？”
另一名接待员跟着她走出了门，那是个年轻女人。
“你想谈谈吗？”这名接待员温柔地问道。
“不想，”纪女士说，“我得去上课了。”然后她就摇晃着——哆嗦着——离开了。
几年后，纪女士认识到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事实：他们全都知道。护士，接待员，每个在那儿工作的人，所有人。这就是他们试图把她推向另一位医生的原因，也是他们想要和她谈谈的原因。他们知道廷德尔对她这样的年轻女人是个威胁。那名护士敲了门，还大喊着让廷德尔开门——这让纪女士明白了一点，他们给他定了些规矩，希望这些特殊的规则能对他形成约束，让他不那么容易伤害找他看病的女性。
那么为什么他依然能获准治疗病人呢？
还有谁知道他的事？
又知道了多久？
汉密尔顿和我从洛杉矶市中心驱车赶往长滩市的路上，傍晚的白浪翻涌拍岸。这是给予我们的最好的问候。我们是来拜访一位南加州大学的行政人员，她就住在海岸高速公路旁的一幢海景公寓里，不过我们事先没跟她打招呼。我们希望和她谈谈乔治·廷德尔的事。在电梯里遇见她时，她的胳膊上挂满了购物袋。我们一表明身份，她就把我们轰走了。
“我跟你们没什么可说的。”她说。
我们之前把车停在了一条昏暗的小路边。在返回车子的途中，汉密尔顿踩到了一坨新鲜的狗屎。他不得不从笔记本上撕下几页纸，然后从鞋底纹里把屎抠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外出的遭遇。汉密尔顿和我本以为这个行政人员可能是我们的敲门名单上比较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之一，我们按这份名单去了圣费尔南多谷的几个地方，方向与圣加布里埃尔谷遥遥相对。这些长途跋涉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收获。
但我们还在继续前进，因为我们非常想了解廷德尔的故事。
哈丽特通过那个屏蔽号码的电话收到内幕消息后，她和汉密尔顿搜索了所有涉及廷德尔的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或医学委员会的行动。他在文档里显得很干净，普里亚菲托当时也是一样。我询问了汤米·特洛伊和我在报道普里亚菲托期间培养的两个凯克医学院的线人，看他们对廷德尔有多少了解。三个人都告诉我，他们从没听说过这名妇科医生有什么问题，尽管他们没有和他共事过。
哈丽特和汉密尔顿此后编制了一份该保健诊所现任和前任员工的名册，名字是从南加州大学的一位内部人士以及领英网和在线存档的员工名录中收集而来的。长达几周的采访由此展开，我们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要道和郊区街道上来回穿梭，时间基本是下班后和周末。哈丽特和汉密尔顿主要聚焦于医生、护士和医务助理，其中大部分人即便能说上几句也因为太过担忧而不敢公开发言。我们不能怪他们。尼基亚斯仍然大权在握，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和董事们近来愿意宽待举报者——或者有可能被他们视为背叛特洛伊家族的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