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我们的谈话中没有用过那个绰号，他不想让我说出他的任何名称，尤其是他的本名，以防有人无意中听到，然后推断出他正在与《洛杉矶时报》接触。
汤米说话时常带着一种嘲讽的口吻。“有六七个吧，”他给我讲述帕特·哈登在各家公司董事会的兼职数量时说道，“那可是一大堆董事会啊。难怪他顾不上萨基的酗酒问题。可怜的帕特根本没这个闲工夫。”当时特洛伊人橄榄球队的教练史蒂夫·萨基西安正因酗酒狂欢而接受审查。
在我跟进普里亚菲托那一内幕消息的头几周里，汤米并没给我透露什么讯息，但一想到他，我就很好奇尼基亚斯会不会在我们的新闻编辑部里也有内线。芬诺和我正尽力发表与哈登的慈善机构有关的文章——汤米正是这篇文章的消息来源之一——然而让这篇文章通过高层编辑的审核比平时费了更大的劲儿。当时已在《洛杉矶时报》工作了22年的资深新闻人——达文·马哈拉什于2011年底成为主编，他最终挑选了马克·杜沃辛来接手二号职务——执行主编。在马哈拉什和杜沃辛的领导下，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对南加州大学比较强硬的报道不仅会受到格外仔细的审查，而且很少能获得优先报道的机会，这种模式正变得越来越固化。我早该想到那篇有关慈善机构的报道会遭遇阻碍。由于我忙于其他调查，此后我便把汤米提供的有关哈登忙于服务各企业董事会的内幕消息转给了我们的体育部。体育部就此事询问了哈登，并将其纳入了一篇更长的问答报道，但仅此而已。我向我的主管、本地版编辑主任马特·莱特提出了书面投诉，并通过电子邮件抄送给了杜沃辛。16作为投诉的一部分，我提请允许我为另一家新闻媒体自由撰写一篇有关哈登公司纠葛的报道，因为《洛杉矶时报》似乎并不想给予这个话题应有的关注。
接着，我就去了杜沃辛的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他：“《洛杉矶时报》跟南加州大学是一个鼻孔出气了吗？”
杜沃辛一语不发，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莱特力劝我为《洛杉矶时报》撰写哈登的报道，不要给别人当特约撰稿人。于是，我便开始与芬诺合作推进此事，后来我了解到，他也很难发布有关南加州大学的报道。17芬诺参与撰写过一篇揭露萨基西安酗酒问题的报道，但马哈拉什和杜沃辛似乎都无意发布。后来萨基西安未能在某次训练时到场，哈登以他“身体有恙”为由让他无限期休假，此后该文才得以刊载。18该报道发布几个小时后，萨基西安就被解雇了。
搁置否决权（pocket veto）是美国总统对国会两院通过的法案所行使的一种职权。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两院通过的法案须经总统签署方能生效。如果在国会休会期间，总统对法案既不签署也不退还，则该法案不得成为法律，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搁置否决或口袋否决。
芬诺之前写过一份肯定会冒犯尼基亚斯的报道，那篇文章更加命运多舛。其中探究了特洛伊人橄榄球队前运动员阿蒙德·阿姆斯特德的一份陈述，此人在21岁时心脏病发，起因是南加州大学的一名队医多次给他注射一种强效止痛药。该报道称，南加州大学的运动员经常会被注射这种名为酮咯酸的药物。这名球员起诉了南加州大学和那名医生，该校最终与其和解，而芬诺的报道就是基于这场诉讼中长达2000页的宣誓陈述和其他法庭记录。这份报道在芬诺的直属编辑和体育部编辑手中过了一遍。初稿随后交给杜沃辛，待其审批后就能发布。芬诺本以为这是例行公事，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份报道就在杜沃辛那里石沉大海了。他也没告诉芬诺原因。他没说这份初稿是否存在讹误，或者是不是需要更多的调查。杜沃辛似乎是运用新闻编辑部的某种“搁置否决权” 扼杀了这篇报道。芬诺简直不敢相信。但他当时还很年轻，尚属《洛杉矶时报》的新手，自觉没有资格对抗杜沃辛。他曾寄希望于体育部的编辑们能改变杜沃辛的想法，但他们也无能为力。
《洛杉矶时报》编辑部已经变成了当权的编辑不容下级反抗的新闻编辑部。这实在是很像南加州大学。
直到这份报道被扼杀两年后，芬诺才告诉我个中原委。如果他早点告诉我，我会感到愤怒，但也不会觉得意外。马哈拉什毫不掩饰他对南加州大学和尼基亚斯的崇敬。在马哈拉什坐稳主编交椅后很久，他邀我到他的办公室聊天——这在此前对他而言是家常便饭——我们谈到了市中心的经济和文化复兴，当时正值其蓬勃高涨之时。他把这场复兴大体都归功于尼基亚斯治下的南加州大学，我听到后十分惊讶，这所大学在市中心并没有什么主导性地位。他认为这所学校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超越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如它在科学、医学、技术以及如今的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还用手指一一盘点了一遍。马哈拉什的口音让我想起了他的特立尼达背景，即便他是尼基亚斯的公关经理，他的溢美之词也不可能比这更加热情洋溢了。这让我十分不安，以至于我一回到自己桌前就对他的话做了记录，还开始研究他对于南加州大学的一些看法，结果发现其中谬误百出。
所以我就明白了，再写任何冒犯南加州大学的文章都有风险。我们对哈登治下的慈善机构的调查报道不得不经受编辑们的铁手磋磨，以致拖延了好几周。19我们最犀利的发现之一在最终编辑时还被砍掉了——这个发现就是，该基金会的纳税申报单显示，一个死人在七年里都担任着这家非营利机构的董事。但即使有了那次经历，我也想象不到芬诺那篇有关止痛药的报道也会被雪藏。
在追查普里亚菲托的内幕消息时，我很庆幸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
5
寻找莎拉
无人愿意发声。
普里亚菲托也缄口不言。他依然不回我的电话。我回复了他那封说自己自愿放弃了院长一职的邮件，我说我有问题要问他，还向他要了电话号码，但他没有回应。我找到他的电话并打了过去，他也没有回复我的留言。显然，普里亚菲托觉得没必要再谈论那个他自称激励着他辞去凯克医学院院长一职的“独特的、时间有限的机会”了。
然后我又给他发了这封电邮。
普里亚菲托医生：
我对3月4日在帕萨迪纳康斯坦斯酒店发生的事件已有详尽了解。我非常想给你一个机会来回应我搜集到的信息。不过不管你作何决定，我都会继续追查此事。
我在末尾催促他尽快与我联系，但并未收到回应。
我对尼基亚斯的采访请求也遭遇了一贯的沉默。
我想我还可以劝说南加州大学负责媒体关系的副校长托马斯·塞尔斯让尼基亚斯开口。我给塞尔斯留了一条语音信息，还给他发了封电邮，说我需要尽快和他谈谈。我有意不说明主题，因为这么做有时能挑动对方的好奇心或引发忧虑，促使其作出回应。但这招对塞尔斯没起作用。于是我紧接着又给他发了一封电邮，类似于我发给普里亚菲托的那种，说我对这位院长辞职“之前的情况已有所知”。
这一次塞尔斯甚至都不承认收到了这封邮件，然而他赚的就是与新闻媒体沟通这份工资。
我过去的很多报道都曾遭遇阻碍，包括一些以冷酷方式阻挠记者著称的机构，比如五角大楼和罗马天主教会。但这次欲盖弥彰的顽固程度已不亚于我面对过的任何一个难题了——鉴于我的询问有多么例行公事，也许这个程度还更甚于以往。一所重点大学和一个富裕城市的政府几乎封锁了关乎这起事件的所有信息渠道，而这起事件与医护人员、警察以及一所医学院的院长都有牵涉。考虑到帕萨迪纳官方与《洛杉矶时报》的法律纷争，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何会本能地拒我于千里之外。这不代表他们的做法就是正当的，但至少可以解释其动机。南加州大学的行为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件事无关于橄榄球项目中的舞弊之举，也无关于借慈善机构牟利的行为。它涉及的是一个年轻女人在一个负责培养这所大学未来医师的男人面前吸毒过量了——这起事件发生在一家酒店的客房里，当时是周五下午，那是学校上课的时间，康斯坦斯酒店的大堂里都是警察和消防员，外面的街道熙熙攘攘，救护车的急救灯闪烁着红光。尼基亚斯及其管理层真觉得他们仅凭沉默就能掩盖这么恶劣的公共事件吗？
很多人认为谷歌眼镜的佩戴者会在某些场合录下眼前的情景，侵犯他人隐私，因此发明了“眼镜（玻璃）混蛋”（glassholes）这个词来称呼他们。
这再次让我对尼基亚斯和《洛杉矶时报》领导层的关系产生了疑惑和担忧。我当时正坐在三楼新闻编辑部城市部的电脑前，根据《加州公共记录法案》的规定起草即将发送给帕萨迪纳警方和市检察官的诉求电邮。位于市中心的新闻编辑部可以说是对其所在建筑的一种美学上的冒犯——这栋立于春街之上的大楼出自胡佛水坝的设计者、建筑师戈登·考夫曼之手，带有结实的肋状骨架，是装饰派艺术的典型。1新闻编辑部室内就像长长的矩形蜂箱，一排排的金属桌和文件柜隔出了一个个的分离舱，拥塞于废纸堆之间。其间的大部分空间都是拼凑糊弄而成的，这副近乎敷衍的模样出自一系列功能优先于形式的升级和翻新。低矮的天花板是临时装设的，由地面上横七竖八的圆胖柱子支撑着。走廊里，钢梁在上方形成斜角，以提高这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幸存的概率。沿墙还排列着一些供编辑使用的玻璃办公室。早在“玻璃混蛋” 这个指代谷歌眼镜佩戴者的词流行开来之前，记者们就已经以此来称呼这些办公室的使用者了（大多是善意的打趣）。
我根据《加州公共记录法案》撰写的第一份诉求书是要提交给帕萨迪纳市检察官巴格内利斯——德文汗曾给她的办公室发过一封匿名邮件，表示自己知道那起吸毒过量事件以及普里亚菲托也牵涉其中——我要求她给我提供一份副本。2德文汗和我都相信我的查询不会把麻烦引回到他身上。巴格内利斯给出的留言副本将是一份正式的政府记录，我可以在报道中将其引作该市未对普里亚菲托采取措施的证据。我对帕萨迪纳警方的诉求则是发给伊巴拉，向她索要一些副本，即“从2016年3月3日至你满足本诉求之日，涉及桑切斯局长和/或其管理人员与帕萨迪纳杜斯特D2康斯坦斯酒店的一起事故和/或南加州大学任何员工或代表有关的所有通信。所述事件发生于3月4日，疑与吸毒过量及/或持有毒品有关”。3
我要搜寻所有电子邮件、短信或备忘录，以查明桑切斯或其下属有没有就普里亚菲托出现在吸毒过量现场一事联系过南加州大学。
我还要求伊巴拉将修订版的呼叫服务日志复原。
惠提尔学院（Whittier College）位于洛杉矶地区。
下午5点（早期截稿时间）前几分钟，新闻编辑部的噪声和能量正在从记者的工作隔间流往编辑的办公桌。暖通空调系统好似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交替产生着过冷和过热的气流，房间里人声喧嚷。考夫曼设计的这座纪念碑般的建筑是第四栋时报大楼，4许多大厦都位于市中心，几十年以来，这一市中心不仅是洛杉矶的市政中心，也是这座城市的金融区所在——春街曾被称为“西部华尔街”。5《洛杉矶时报》创办于1881年，仅比南加州大学晚一年。这份报纸和这所大学共同成长，无论好坏，都塑造了洛杉矶的特色和文化。《洛杉矶时报》和南加州大学的某些关系也近似于家族关系。在该校体育部主管的吁请下，6《洛杉矶时报》的一位年轻的体育专栏作家欧文·伯德（伯德有一次回家时发现他最好的朋友正在和自己的妻子聊天，于是便枪杀了此人，由此锒铛入狱。）7于1912年为该校想出了一个绰号——“特洛伊人”。理查德·尼克松代表了南加州大学和《洛杉矶时报》的另一层关联：尼克松入主白宫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诺曼·钱德勒执掌的《洛杉矶时报》铺就的，钱德勒的大家族自该报创办后不久就一直控制着这家报纸。8尼克松身边还有很多助手都是南加州大学的校友，他们后来都被称为他麾下的“南加大小集团”。其中包括德怀特·L.查宾、唐纳德·塞格拉蒂和赫伯特·波特，他们都在“水门事件”中获罪。（尼克松本人毕业于惠提尔学院 和杜克大学法学院。）长期以来，《洛杉矶时报》都是共和党政客的铁杆支持者——这种支持已达极致，以至于编辑甚至会禁止他们的记者去报道一些民主党候选人。在尼克松的职业生涯中，该报几乎一直在为他提供奥援，在报道和评论版上都对他多有美言。直到1960年钱德勒的儿子奥蒂斯坐上出版人大位，着手将《洛杉矶时报》从一份志向平平的党派报纸转变为世界级新闻巨擘之后，这些新闻专栏的情况才告终结。
奥蒂斯·钱德勒干了20年的出版人，但他的遗产如今已饱受摧残。我在2001年加入《洛杉矶时报》，此前一年，总部位于芝加哥的论坛公司收购了该报与时报-镜报公司的另几份报纸，后者旗下的稳定出版物包括《新闻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哈特福德新闻报》。这起价值80亿美元的并购案被记者们称为钱德勒家族“黑暗面”的胜利——这些（家族）股东认为奥蒂斯对新闻业的投入是在虚耗利润。9在论坛公司治下，裁员成了一项核心的商业策略。这使得论坛公司为《洛杉矶时报》聘请的头两位主编——约翰·卡罗尔和迪恩·巴奎都不幸折戟沉沙，他们是业内的顶尖人物，深受员工喜爱。卡罗尔不愿遵守论坛公司无休止的要求，拒绝精简记者和编辑团队，最终于2005年辞职。10接替卡罗尔的巴奎随后也因同样的原因而遭解雇。到2016年，《洛杉矶时报》新闻编辑部的记者已从约1200人缩减至区区400多人。在这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记者和编辑都身心俱疲。我在追查南加州大学的同时还在跟进另外三项调查。曾几何时，我也有权将每一小时和每一天都投入一项长期报道之中。
在与网络媒体的竞争中，《洛杉矶时报》失去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广告商，论坛公司厌倦了回报不断下滑的状态，于是在2007年将该报和旗下其他的姊妹资产都出售给了身家亿万的芝加哥房地产投机商山姆·泽尔。11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泽尔就将论坛公司引上了破产之途——这是美国媒体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破产——其溃烂过程持续了四年。泽尔在论坛公司里安置了一批他先前进军广播业时的亲信，包括首席执行官兰迪·迈克尔斯和首席创新官李·艾布拉姆斯。泽尔和他的团队就是一群“非利士人”——粗鄙庸俗。2010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揭露了迈克尔斯那粗鲁的、充满性意味的职场做派，这迫使他辞去了职务。12此前不久，艾布拉姆斯也在压力下被迫离任，原因是他给工作人员发送了一个便条，上面附带着一个名为“荡妇”的逼真的讽刺视频的链接。与此同时，《洛杉矶时报》在员工、发行量和收入方面的损失也随之加速了。
2016年，论坛公司的资产已缩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另一名芝加哥富商——迈克尔·费罗仅以4400万美元的投资就成为论坛公司的最大股东，并自封为公司董事长。费罗是科技界企业家，大约四年前，他就主导一个投资集团收购了《芝加哥太阳时报》。他入主论坛公司的早期举措之一就是取消《洛杉矶时报》和该公司其他报纸的独立出版人职位，将这一职位与编辑职位合二为一。马哈拉什就此成为《洛杉矶时报》的主编兼出版人，受命执掌新闻业务和为该报买单的商务业务。13出于一系列伦理原因，这种安排在主流报界是不正常的。《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和那些为该报的销售、订阅与广告以及从事其他商务活动的人之间有一堵长久以来都牢不可破的“墙”，后者本应远离新闻编辑部，以避免利益冲突（甚至避免出现利益冲突的苗头），而马哈拉什却陡然在这堵“墙”的两边各踏上了一只脚。员工们都做了最坏的准备。马哈拉什早就是一个不得人心的编辑，在新闻编辑部的很多人看来，他会根据情况，以牺牲该报的新闻使命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他对出版人这一职位的全心接受就可视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在这一新职位上，马哈拉什成为《洛杉矶时报》与南加州大学之间商业交易的最高负责人，这些交易包括这所大学定期购买的广告和在该校校园举办的“时报图书节”。
我很好奇他会不会有意无意地受到南加州大学和《洛杉矶时报》之间的另一重关系的影响：多年来，南加州大学一直是那些离开《洛杉矶时报》的编辑和其他员工的一片空降区。马哈拉什的前任之一主编迈克尔·帕克斯曾因该报与市中心的篮球与冰球赛场——斯台普斯中心的收入分成问题而引发道德丑闻，他随后离开《洛杉矶时报》，接着就落脚于南加州大学。杜沃辛有次和我谈到新闻编辑部的裁员风险，他说南加州大学对我俩而言都是不错的下一站。在我跟进普里亚菲托的报道时，两名前《洛杉矶时报》的员工就在该校的管理部门工作。（后来我从南加州大学的一位内部人士那里得知，在马哈拉什升任出版人之前，该校管理层中的一些人曾将马哈拉什视为校内一个高级职位的潜在候选人。我问马哈拉什有没有为南加州大学的工作机会与对方商谈过，他通过律师否认了此事。尼基亚斯则借一位发言人之口否认对此类谈话有“任何了解”。）
501（c）（3）是美国税法典里的一项内容。美国税法典一共9800多条条款，第501条规定了非营利组织可以享受减免税待遇。501（c）列出了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的组织，其中共有29种组织类型，501（c）（3）是其中第三种。
在我寻找普里亚菲托这个故事的曙光时，上述的一切都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对那几份以《加州公共记录法案》为依据提起的诉求并不抱太大期望。按照该法案的要求，市政机构须在10天内回复我，但他们有权再额外推迟14天以搜寻所要公布的记录。所以我知道可能需要三周多的时间才能收到一份记录，但这也并不能保证。根据该法案，南加州大学则无须担心记录方面的要求。作为一所私立大学，该校没有公开信息的义务，尽管它通过研究拨款和其他政府财源获取了纳税人的数亿美金。与大多数大学一样，南加州大学也是美国国税局法规中的501（c）（3） 公共慈善机构，这使得它不必缴纳数百万美元的税款。由于501（c）（3）组织享有免税特权，慈善监督机构也期望其运作能保持充分的透明度。
我从未见南加州大学展现出这样的透明度。若不用更多的信息来给尼基亚斯施压，我自问很难完成这一报道。我希望最终能靠自己提出的记录公开诉求获取一些信息，但这也只是一个希望而已。
我必须找到莎拉。我必须找到她，而且必须说服她开口。
德文汗对她的描述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尽管其中也不无阻碍。为了保护这个线人，我无法直接走进康斯坦斯酒店，然后向他们的员工打听那起吸毒过量事件和一个名叫莎拉的年轻女人。这么做并不一定会暴露德文汗这个消息来源，他的老板应该知道，我可以从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口中得知那个女人的名字，包括警察和救护人员，或者那家医院里的某个人。但他们都有知而不言的本事，我不能冒险将怀疑的目标引向德文汗。因此，借助于《洛杉矶时报》的研究图书馆，我开始在LexisNexis、Accurint和TLO等数据库中搜索莎拉。幸运的是，普里亚菲托的姓氏——这个姓并不常见。我把他的姓名和莎拉一起输入数据库里搜索，包括相关的地址、雇主、疑似亲属和商业伙伴，以及刑事和民事法庭记录。结果一无所获。这不算太过意外：年轻人通常不会在这些数据库里留下多少痕迹。如果莎拉是妓女，那么她出现在这些数据库里的可能性还会更小，除非能找到一份逮捕记录——何况莎拉可能也并非她的真名。
接下来我就开始在网上搜寻普里亚菲托和她之间的一切关联，哪怕这关联相隔万里。我起初搜索时还加入了南加大这个关键词，因为我觉得莎拉可能是该校的学生或校友。我找到了大概六个莎拉，包括一名博士和一名内科医生。没有一人与德文汗的描述相近，即便我把他估计的莎拉的年龄加上十岁或减去五岁也无济于事。在网上查看与普里亚菲托相关的莎拉们的图片时，我也搜查了同样广泛的年龄范围，而且我也想到，她可能并不总是一头金发。
还是一无所获。
社交媒体完全是另一大坨有可能掩藏着针头的干草堆。我没有放过任何一条与吸毒过量有关的信息，不管是一条推文（tweet）还是脸书（Facebook）上的一篇帖子。毫无线索。我在脸书和照片墙（Instagram）上发现了几个莎拉，很有可能是我要找的那位，但仔细查看后都被我排除了。
我还尝试了她名字的各种变体：萨拉、塞拉、色拉。西拉怎么样？德文汗的叙述非常准确，但耳朵是有可能听错的。也许他无意中听错了救护人员的发音。
我搜索的范围越大，命中率就越低——我越往下挖，命中率就降低得越快。
我向汤米和一位在执法部门有熟人的南加大消息人士核实了一下，他们也没听到什么消息。
我忍不住想以我对莎拉的了解去质问普里亚菲托——试试虚张声势：如果他相信我已经知道了她的身份，那么他的心理防线就有可能瓦解，然后说出这起吸毒过量事件的真相（或某个版本的真相）。但这个希望非常渺茫。普里亚菲托肯定做好了应付我的准备——即便我知道的事情比那个女人的名字多得多，他肯定也预备了应对之策。这还不够。以如此之少的信息去质问普里亚菲托，只会提醒他进一步掩盖自己的行径。我放弃了这个想法。
我必须找到莎拉。
我有两个女儿，按照德文汗的描述，她们应该比那个叫莎拉的女孩大不了多少。从童年一直到成年，我都生活在家里那片因酗酒和吸毒造成的废墟之中。我父母离婚后，父亲成了一个酒鬼，而且还失业在家好几年。在那段时间里，他的五个孩子里有三个都和他住在一起，包括我，我们是靠政府的福利津贴、亲戚的救济和所有我们能找到的课外兼职勉强活下来的。成瘾的恶习在我们普林格尔家族代代相传。给我当过伴郎的大哥就死于酒精中毒，他此前经历过一段很长的堕落期，包括因抢劫银行而在州监狱服刑。验尸官告诉我，滥用处方药可能也是导致他死亡的一个因素——他们在他入住的中途之家的床头柜上发现了一大堆药瓶，那个中途之家竟是他的人生尽头。我弟弟在清醒的时候是个很洒脱的家伙，但他也因为酗酒而英年早逝了。酒精在夺走他的生命之前，还让他失去了一度十分兴旺的生意，郊区的一栋房子，以及他家人的经济保障。在他人生的起起落落中，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直到他无限下坠再无起色之时，我和他才没法保持正常关系了。
幸好我和妻女们的生活没有陷入这种困境。但我知道，好运有可能顷刻间翻转，就像莎拉和她的家人遭遇的处境一样。
这个莎拉到底是谁？
她在哪里？
6
沃伦一家
12月的某天，莎拉·沃伦是在一片老旧的墓地里度过的。1此时距她那次吸毒过量已过了九个月，距她被逐出创新护理中心也将近一年。埋葬在这片墓地里的都是南北战争时期的老兵，2他们墓碑的边缘斑痕累累，百年的日晒雨淋在他们的墓碑上刻下了黑色的痕迹。过去几个月的事情将莎拉引向了这座木兰花陵园。在这个阴沉的清晨，在这片死寂之地，她突然看到了什么东西，让她想要放声尖叫。
那是一辆驶入停车场的橙色宝马——普里亚菲托不开保时捷或老式梅赛德斯时就会开这辆车。
>别啊！
莎拉深吸了一口气。
卡门·普里亚菲托走出了宝马车。
他穿着一件风衣，头戴一顶软呢帽。
>开什么玩笑？
加州西南部城市。
莎拉当时正在值班扫地，清理墓地人行道上的落叶和泥土。她与普里亚菲托交往后已经被捕三次了，干这份无聊的工作就是在执行法院的社区服务令。木兰花陵园的名称取自其所在的街道和一些荫蔽着人行道的树木。它位于加登格罗夫市 ，离纽波特比奇市的海洋康复戒瘾中心有25分钟车程，3后者是莎拉的南加州戒毒之旅的最近一站。
普里亚菲托下车时，她一直紧盯着他。她回到戒瘾中心对他来说也毫无意义。莎拉心想：卡门不过是把戒毒当成了另一种控制我的手段。他会支付戒毒费用，或者大部分费用，然后给她运送毒品，即使她正在接受治疗。他会为她的疾病和康复买单。只要莎拉需要钱，只要她想过过毒瘾，普里亚菲托就会出现。他认定我是属于他的。她待在戒瘾中心里只会让他更容易拴住她，因为他随时都知道她在哪里。他也知道她没法和她身边的某个年轻男人出去找乐子——比如凯尔或唐那种比他年轻得多的男人。对于这些人，普里亚菲托一个也不喜欢。他们都是对他的威胁，即使他们和她一样都依赖他的毒品。只要牵制住这些人，让他们远离她，就足以让普里亚菲托心甘情愿地为她的戒毒买单——他认为这就是她的“假期”。如果她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离开戒瘾中心，试图挣脱他的束缚——试图逃跑——他也会觉得这是白费力气，又在使性子罢了，这无非是在浪费她的精力和他的时间。因为她总会有自己的需要，而他总会满足她的需要。任何一次逃脱——即便可以称之为逃脱——都长久不了。
莎拉手拿着扫帚站在那儿的时候，她想起普里亚菲托曾向她吹嘘过，无论她去往哪里，无论她试图怎样逃避他，他都有办法和手段找到她。
“我就是个侦探。”他告诉她。
现在他果然来了，打扮得像老电影里和他一样老的侦探。还戴了顶软呢帽？他看起来实在可笑。她估摸着他是想开个玩笑。但他知道他自己就是个笑话吗？普里亚菲托是在开一个笑话他自己的玩笑吗？还是发神经了？他的脑子是因为日夜吸食冰毒和海洛因熬坏了吗？
普里亚菲托朝她的方向看去。他看到她了吗？
莎拉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她有次离开普里亚菲托后回了家，她父亲央求她回到戒瘾中心。“求你了，莎拉。求你了，莎拉。”然后他就哭了起来。
那是她父亲。
她从没见过他哭成这样。一股悲伤在她心中泛起，自己的泪水也随之而下。莎拉无法再面对泣不成声的父亲了。所以她住进了海洋康复戒瘾中心。这里的工作人员相当严厉，绝不敷衍了事——他们会不留情面地照章办事。但这正是她想要的，对吗？……对吗？
普里亚菲托走上前来。也许他并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个笑话，或者是不是疯了。也许他只想满足自己的需求。他的需求归根结底就是她。莎拉知道他更需要她，而不是毒品。也许他需要的并不是她——莎拉·沃伦这个人，而是她的身体，她的青春，他对自己青春的重温。这就是他们之间的交易。
在童话《灰姑娘》中，仙子将南瓜变成了豪车，灰姑娘就是乘这辆南瓜车去参加了王子的招亲舞会。
在那辆宝马牌的“南瓜车” 里等待她的东西就是她与普里亚菲托交易的目的——从毒品到金钱，一切她想要的东西。她所要做的就是上车。
她尽量不去想父亲。天呐，多么阴郁的一天啊。那些坟头上有一半的草都和下面的人一样死去了。莎拉看着街道——人来人往，过着他们的生活，做着他们喜欢的事。就像她的朋友们一样。而她却在这里，干着杂活。
她想要的一切，就在那个停车场里。
>一切。
让那些阴森的古老墓碑见鬼去吧。去他的扫帚吧。
莎拉从未想过要伤害任何人。
她不想伤害父母。她爱他们，她知道他们也爱她。即使他们太过执着于将她握在掌心——甚至当她违逆他们的时候，她也觉得他们是爱她的。而且即使她伤害了他们，他们也会爱她。她用她的历任男友和毒品伤害了他们，但这并不是什么胸有成竹、有意为之的做法。她并非存心要做出糟糕的决定——这些决定在当时看来都很好。她无法解释她为何会以一种无法自辩的方式做出这些决定，至少在她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解释不了。当她还在摸索自己是谁的时候，她又怎能解释自己的决定呢？这需要她了解完整的自己。
在进入人生中最糟糕的阶段时，她还很小。莎拉是个成长过快的孩子，原因在于她所做的选择：男友、毒品和普里亚菲托。然而她此后的成长速度又不足以让她意识到自己给他人造成的伤害。为什么？为什么她会让自己失控？为什么她会任由自己给她所爱的人带来痛苦？她是不是患上了某种临床上的躁狂症？一种冲动障碍？焦虑？抑郁症？以上皆有？还是她在给自己找借口？在她日渐明白自己让父母痛彻心扉，还伤害了小弟查尔斯（这令她惊恐万状）之后，这些问题才逐渐清晰起来。
这是一部百老汇音乐剧。
这一切始于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春天，沃伦一家在那儿过着梦想中的郊区生活，他们住在一条林荫道旁，那栋容纳着他们的房子有着宽敞的房间和明亮的窗户。沃伦一家非常有爱，相当亲密，和很多家庭一样，也不乏戏剧性事件发生。青少年时期的莎拉拥有一种不安分的才智，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取得好成绩对她而言轻而易举，但她在教室里总会觉得无聊。为什么老师总要喋喋不休地讲这么简单的东西？这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她爱唱歌，有一副完美的歌喉，而且带着一种为舞台而生的活泼气质。但在参加了学校演出的音乐剧《俄克拉荷马！》 之后，她也逐渐对唱歌和表演感到无聊了。无聊是有可能招惹祸事的，尤其是男孩儿和酒精都唾手可得的时候。
莎拉闯了很多祸。
“听我说，我是个很难管教的孩子，”她多年后说道，“我需要更大的刺激。我当时很野。”
莎拉越大，母亲就越烦她，她对母亲也是一样，有时这种厌烦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有时则是无缘无故的。莎拉和玛丽·安的关系在个性强势的母女中并不少见：她们会开战。她们会挑彼此的毛病，在清醒的时刻，她们很可能会看到自己身上的这些毛病。休战期也并不平稳。
参加派对成了莎拉的宣泄之道，其中的法宝便是大麻、酒精和男孩儿——实际上是男人，有的年轻，有的已经不那么年轻了。剥削和背叛在她的浪漫关系成长过程中早早到来。莎拉在伍德兰兹高中上学时有过一个初恋对象，但他脑子里想的并不仅仅是性。有一天，他对她采取了行动，就像她想要的那样，用爱窒息了她，将她抱在自己怀中——这其实是个诡计，意在分散她的注意力，好让他的朋友溜进沃伦家，偷走他们的处方药。这场恶作剧完成的并不漂亮，那些窃贼很快就被发现了。后来事情甚至变得更糟：莎拉的父母认识她男友的父母，玛丽·安让她从男朋友那里要回了那些处方药。
莎拉蒙受了羞辱，遭受了精神上的打击。正如她很久以后总结的那样，这次经历让她陷入了自我贬低的漩涡，而她最亲近的人也付出了代价。
“这件事永远地影响了我们家的生活。”她说。
她在18岁时第一次住进了一家戒瘾中心。原因是酗酒。
她的聪明才智在宿醉和兴奋的迷雾中依旧闪耀着光芒。她保持着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圣安东尼奥市的得克萨斯大学，那里离她家有300多公里。这是个新的开始，清清白白。莎拉觉得大学肯定比高中更好玩，而且也确实如此。但有些乐子还是很难放弃。19岁时，她开始和一个比她大七岁的毒贩交往。在感恩节后的两天，她和他坐进了一辆车里，她没有抗拒他的性冲动。问题是当时是白天，他们的车停在停车场里，而这个停车场并非空无一人。有人报了警，莎拉和她那可卡因贩子男友随即被捕。他们受到的指控是当众猥亵。现在莎拉有了犯罪记录，一次案底，有人或许可以据此将她解读成某种性变态者，但她其实只是犯了一个愚蠢幼稚的错误。
莎拉没有迁怒于这个家伙。她被他那不在乎一切的叛逆性格所吸引，她一直觉得自己身上也有这种气质，所以才会选择和他在一起。她母亲肯定无法理解她对他的痴迷。她父亲自然也是一样。所以莎拉绝不能把他的谋生手段告诉他们。她知道他们会做何反应，但她不想听他们的说教。
后来她父亲在南加州找到了一份高薪工作，并宣布全家都要搬往西部。保罗·沃伦和玛丽·安·沃伦相信洛杉矶将会是全家人重整旗鼓、飞黄腾达的完美之地。这里的蔚蓝苍穹连休斯敦的天空都要甘拜下风，而且还充满了乐观的气氛。洛杉矶就是未来的起点。
不——对我来说不是，莎拉说。她在得州有自己的生活。她有她的坏小子男友，她哪儿都不去。她的决定不可更改。
玛丽·安并不觉得她这个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母女俩再次摆开了架势——喊叫、愤怒、最后通牒、威胁。莎拉火力全开。但玛丽·安最终胜出。
“我想留下来，结果只是让我母亲大发雷霆，”莎拉回忆道，“她基本上是把我拖走的。”
事实证明，洛杉矶所能提供的光明前景被高估了。莎拉早想离家出走，她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但直到搬往洛杉矶才付诸实行，而且方式相当决绝。仅仅走出家门，躲避父母的窥视，摆脱老妈的控制伎俩——这一切都还不够。她选择彻底抛开父母对她的所有指望和期待。莎拉成了彻底的不法之徒。这是一种冲动，一种回应。莎拉并没多想，但她在洛杉矶市中心的一家爱彼迎民宿里打开行李时就认定了一点：若想为自己的解放筹资，那么最迅速也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卖淫。
有什么不行的？她对自己说，我喜欢做爱，我想维持我的生活方式。
她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广告，不到20分钟就招来了两个嫖客。垂涎她身体的人每小时都在增长。洛杉矶的饥渴男人肯定是过剩了。莎拉的大多数“客户”与其说恐怖，不如说可悲。但也确实有一些恐怖的人，她的新工作很快就变得可怕起来了。莎拉慢慢意识到皮条客是可以带来附加值的。一个叫维姬的皮条客通过广告找到了莎拉，提出愿意为她服务。莎拉一口应承下来。现在她可以让人筛掉最差劲的嫖客了，也就是那些想要动粗、施加近乎暴力的行为或者为了折扣而揩油的黏人家伙。但没过多久，她就发现维姬在压榨她，因为自己的接客人数如此之巨。在她入住的酒店客房门外仿佛有一条男人排成的长龙，把这栋楼围得水泄不通。莎拉对这份工作已心生厌倦，她不再觉得卖淫和做爱有什么关系，现在卖淫已经等同于损伤性的疼痛。她在回忆这段时光时说道：“维姬想要走量，她得逞了。但我疼得受不了，有次我哭了起来，弄得那个客户都没‘性致’了。”
兰丘库卡蒙加位于该县西南角，毗邻洛杉矶。
普里亚菲托可不是那个客户。泪水还不足以让他失去性致。莎拉很难想象有什么能让他对她失去性致。他们初次见面是在兰丘库卡蒙加的一家酒店里，兰丘库卡蒙加是鲍尔迪山脚平原上的一座郊市，与洛杉矶之间只隔着一条圣贝纳迪诺县的县界。 “我一开门，就看出他疯了，他为我疯狂了。”莎拉说，她还记得他皮肤看起来松松垮垮的，有很多老年斑，但他穿着罗伯特·格雷厄姆牌衬衫、西装外套和奶油色乐福鞋，就像行走的钞票。“我说的只是他的眼神——疯狂的眼神。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噢，天呐，你真是太棒了！’就像小学生遇到了名人一样。我简直不敢相信。”
他对她的痴迷既迅猛又彻底，而且来得正是时候。普里亚菲托的钱可以让她撇开维姬，摆脱这场卖淫实验，还不用爬回家去找父母。莎拉现在决心要维持的生活方式里包含着一些药效更猛的毒品，她需要找人买单。沃伦一家就住在与亨廷顿比奇市海滩相隔几个街区的一栋价值一百万美元的联排别墅里，莎拉就在那条街上从一个男人手里搞到了她的第一份加州冰毒，这个人是她在希尔顿酒店的泳池边认识的。她记得自己当时就被他迷住了：“他二十五六岁吧。可爱，很有魅力……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当时刚从戒毒所出来。”
这可能仅仅是一种宣泄，但莎拉似乎确实很容易迷恋某个类型的男人。
不过这位“池畔先生”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供养人，部分原因在于他已经有了一个吸毒的女友，在莎拉闯入之后，这个女友便开始跟踪莎拉这个情敌。有次，两人在一家加油站外发生了冲突，那个女人对加油机旁的莎拉指指点点，让收银员都不禁侧目，还尖叫着对周围的人大喊：“这个婊子偷我的男人！”莎拉受够了。
她钓上了普里亚菲托。他总是热切地为她大把花钱，但她还没有准备好被他当成他的专属财产。所以她又找了一个名叫恩里克的调情对象。恩里克是一名文身师，比莎拉大18岁，但看起来很年轻，有肉桂皮般的颧骨和一双温柔的黑眼睛。恩里克也吸食冰毒。莎拉和他是在市中心相遇的，他被她迷住了。像普里亚菲托一样，他也渴求着她的每一寸肌肤，不过他只想免费享用，甚至让她无偿地为他的工作服务；他想把她从脖子文到脚趾。“你就是我的空白画布。”恩里克说。莎拉并不好此道，她喜欢的是冰毒。她跟着恩里克来到了他在羚羊谷的家中，那里位于洛杉矶县北缘的沙漠高原。莎拉以前从没去过那里。羚羊谷是一片多风的高原，到处都是快速建成的住宅区；很多街道都是以连续的字母和数字命名的，这似乎是为了防止当地人迷路，一不小心走进响尾蛇的地盘。这里的风似乎从未停过，神经都被风扯得支离破碎。在更远的沙漠里有一座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政府会在那儿设计并测试火箭发动机。航天飞机也曾降落在那里。莎拉没见到什么火箭或航天飞机，恩里克也不为政府工作。他的寓所也不是那些住宅，而是一间车库。他还养了四只猫。
>当你发现自己和一个住在车库里、还有四只猫的男人在一起时，你已经没有理由不过过毒瘾了。
甜心宝贝（sugar baby）是指被包养的年轻女人。
何况莎拉很喜欢猫。她确实和恩里克过了毒瘾——他也喜欢海洛因——但她知道自己迟早会离他而去，离开这片洛杉矶外的郊野，让普里亚菲托承担她的所有花销，而她则会变成普里亚菲托全天候的甜心宝贝 。恩里克见过普里亚菲托，他视其为对手——一个恰好有钱的恶心老头。恩里克决心让他远离她，却无法阻止她离去。她最终不辞而别，以防他有她未曾见过的野蛮的一面——吸毒者并不总是可预测的。她从这间车库里拿走了自己还记得的财物，只身回到了普里亚菲托身边。普里亚菲托毫不犹豫地提出把她安置到帕萨迪纳的一套公寓里，她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尽管普里亚菲托和他的妻子就住在帕萨迪纳，离这套公寓只有很短的车程。普里亚菲托经常谈到他的妻子：她的名字叫珍妮特——她是一名精神病学家！他说妻子理解他为何需要和莎拉建立一种“关系”，而且她“知道你的一切……连你的长相都知道”。好吧，这说得过去——倘若真的如此——但如果莎拉在全食超市和星巴克撞见她，或者在科罗拉多大道上散步时遇到她，那就得另当别论了。普里亚菲托不在乎莎拉会不会感到难堪，即便他的妻子接受某种扭曲的开放式婚姻。也许情妇和妻子靠得很近会让他相当兴奋。在莎拉看来，这似乎就是那种能让有钱人“性致勃勃”的事。
莎拉的公寓位于一栋三层建筑中，这栋楼占据了东德尔玛大街上的半个街区；除了前面有几排悬于墙外的狭窄阳台之外，它很像一座飞机库。恩里克一直在给她打电话。他主动提出要把她落下的衣服带给她，还问她住在哪里。她告诉了他，接着他便心生一计，上网搜索她的父母，最终他通过玛丽·安在脸书上的个人资料找到了他们的联系方式。然后他给她父亲打了电话。恩里克声称普里亚菲托绑架了她，并且打算把她卖给别人。他还添油加醋说她会被卖到墨西哥。他说他知道普里亚菲托及其同伙把她关在哪里，就在帕萨迪纳的一间公寓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