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照片发来了：画面中的普里亚菲托正用丁烷打火机给一个巨大的白色冰毒烧锅加热，那玩意儿就像饥饿的鱿鱼一样紧贴在他的嘴唇上；他穿着纹饰精美的衬衫，敞着衣领，看起来很开心。照片上的标记表明这是一段视频中的定格镜头。我让玛丽·安从这段视频中再截取几张图给我。她又发了六张定格画面，在最后三张里，普里亚菲托懒洋洋地吐着冰毒烟雾。玛丽·安答应之后会把这个视频也发给我——她确实发了。
我和团队成员分享了这些影像。我们的反应全都一样：我的神啊！
我心想，《洛杉矶时报》怎么能不尽快刊发这篇报道呢？
我把我为新报道起草的开篇发给了哈丽特，让她来完成我们行内所说的改写，这意味着她要根据其他团队成员（以及她自己）的调查结果来精心构思叙事。我们反复讨论着该如何谋篇布局，以迅速展现普里亚菲托在其行业内的显赫地位与其生活秘辛之间的鲜明对比；南加州大学网站上刊登的一些照片助了我们一臂之力，其中有他出席某场为凯克医学院举办的盛大晚宴的镜头。哈丽特起首就写道：
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院长卡门·普里亚菲托一年半前出席了贝弗利威尔希尔酒店的募捐晚会，带着一种游刃有余的、男人才有的自信。
好莱坞男星。
美国音乐人，老鹰乐队（Eagles）创始人之一。
著名慈善家。
他在皮尔斯·布鲁斯南 和唐·亨利 这样的名人以及达娜·多恩西弗和大卫·多恩西弗夫妇 等富有的学校捐赠者之间穿梭、握手、摆拍，传达着他在任八年来一直在传达的信息：南加州大学正跻身于美国最顶尖的研究机构之列。
几天前，在环境没那么雅致的范奈斯区法院里，一个名叫凯尔·沃伊特的已被定罪的冰毒和海洛因贩子按要求在一份法庭表格上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他草草写下的地址位于帕萨迪纳最高级的社区之一，那是一座价值500万美元的庞大宅邸——普里亚菲托的住所。
2015年10月5日的一份高等法院记录透露了66岁的普里亚菲托的令人担忧的罕见一面。《洛杉矶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普里亚菲托不但管理着这所医学院，年入百万美金，还在吸食毒品，而且交往了一群比他年轻得多的吸毒者和罪犯。《洛杉矶时报》审阅过的相关照片和视频显示他正在使用一种常用于吸食冰毒的烟斗吞云吐雾。
玛丽·安随后打电话给我，说普里亚菲托联系了她。他想见见她——明天吃个午饭？——好谈谈莎拉的事。玛丽·安说他隐隐提到了《洛杉矶时报》的一些事情。我可以从她的语调里听出她的忧虑，她推断普里亚菲托可能不知从哪儿知道她和我谈过了。她应该感到害怕吗？
每次她和保罗向第三方求助，要将他驱离他们的家庭，普里亚菲托总会占据上风。亨廷顿比奇警方对他毫无兴趣，帕萨迪纳警方也是一样——而且不仅仅是在他们对莎拉那次吸毒过量作出反应之后。玛丽·安跟我说过另一起发生在帕萨迪纳的事故，当时莎拉再次离家出走，但随后把她在帕萨迪纳的住址告诉了查尔斯，那是普里亚菲托给她租的另一套公寓。保罗和玛丽·安从亨廷顿比奇驱车赶来，希望能劝说莎拉回家。他们担心她不愿和他们说话，所以还带上了查尔斯来做“诱饵”，至少要骗开她的门。这招的确奏效——然而他们却惊恐地发现：莎拉似乎对毒品成瘾了。凯尔当时也在场，玛丽·安看见桌上有一袋海洛因和一个磅秤。莎拉让他们出去。现在就走！凯尔倒用不着谁请他走人，他拿起海洛因和磅秤就夺门而出，仿佛假释中的重犯，当然他恰巧就是。莎拉把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尖叫着让他们离开。保罗和玛丽·安急得发疯。他们拨打了帕萨迪纳的自杀热线，请求援助；他们相信这条热线会比警方的动作更快。但随后，两名警察带着一个男人赶了过来，警察告知保罗和玛丽·安，此人是一名护士。保罗和玛丽·安把凯尔、普里亚菲托以及海洛因和冰毒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那位护士表示同情，警官们则有些无动于衷。随后又来了一名警察，他说服了莎拉让他进屋去谈。几分钟后，他从屋里出来并告诉保罗和玛丽·安，他们的女儿坚持要他们离开，他们应该照办。
“问题在于你和你。”这名警察指着保罗和玛丽·安说。1
他们只能离开莎拉的住处。
明知道《洛杉矶时报》的人正在周围盘旋，普里亚菲托依然能自信满满地——目空一切地——提议与玛丽·安见面，这有什么意外的吗？
“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她问我。
玛丽·安问我的时候似乎也是在暗下决心。她觉得她可以让普里亚菲托相信她没有跟我谈过。她说他很傲慢，这使得他很容易相信他想听到的话，像她这样无权无势的人没胆量揭他的底。也许只要莎拉一出戒瘾中心，她就能知道他对莎拉有什么企图。玛丽·安认为他会带着毒品等她女儿出来。
在她决定和普里亚菲托见面后，我仔细考虑了一下该怎么做这个报道。我可以在这次午餐之前或之后当面去问他几个问题，也许能拍一两张照片。这可能会给报道增添一点色彩，但普里亚菲托不太可能冲动地泄露他的秘密。我可以躲在他的视线之外，让玛丽·安去问一些特定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给她的孩子提供毒品的问题——目的是诱使他说出能证实其有罪的陈述。这都是理当要问的问题，我相信玛丽·安可以做到。但无论他说了什么，都要由她来转述，这对发表来说并不理想。当然，最完美的情况是玛丽·安可以偷偷录下他们的谈话；不过在加州，未得到对方许可的录音是违法的。这项禁令也有少数例外，包括在公共场所录制环境音，因为一个人在那种场合不应该期待自己的隐私能得到妥善的保护。餐馆就是公共场所。我可以合法地在相邻的餐桌边录下这场午餐谈话吗？让我的手机不但录下玛丽·安和普里亚菲托的对话，还录下餐厅里的其他声音？我针对这次谈话的意图会让我的录音失去法律效力吗？好像有风险，于是我咨询了新闻编辑部的律师格拉瑟。他并不看好这个主意。
好吧，但如果我只是偶然听到了那张桌上的谈话呢？偷听？然后做了笔记？我们就此讨论了一番，最终我们都认为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但我不能坐在他们隔壁桌竖起耳朵去听。普里亚菲托知道我在调查他，我不得不假设他在谷歌上搜索过我，并且找到了我的照片。他若是认出了我，那对玛丽·安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但他没理由怀疑《洛杉矶时报》的其他人都在追查他。其他记者都没联系过他、沃伦夫妇或任何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人，除了有人去找过沃伊特，但他还在看守所里。因此，我想出了一个计划，让帕尔维尼和亚当去执行这次倾听任务——只要协调得过来。他们可以假装成情侣去吃一顿悠闲的午饭。还是那句话，两名记者比一名更好，以免大家对他们所说的话产生什么争议。
首先我必须让玛丽·安点头。这比较容易——她对此充满了热情。现在，如果想要成功，那就必须指望普里亚菲托让她来选择地点和时间，这才能让我们安排妥当。餐馆必须够大，以确保有很多空桌，午餐的时间必须早于平常——比如11点半——以保证有两张相邻的空桌。
玛丽·安在这些方面的安排都十分顺利。这次午餐的时间定在11点半，地点是蓝金餐厅，这是一家宽敞空旷的牛排海鲜馆，位于亨廷顿比奇市的高端购物中心——太平洋城。莎拉、亚当和我11点就到了那里。我自己开车赶到，把车停在购物中心外，此地和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只相隔一个街区。我等着两位同事用短信给我报告情况，同时设想了所有可能出现的差错。普里亚菲托可能一走进餐厅就会有所警觉。或者帕尔维尼和亚当一坐到听得见他们说话的地方，他也会觉得不对劲，只要那张桌子近得足以让桌边人清楚地听到他们所说的话。对于工作日的上午来说，这间购物中心显得格外热闹。如果玛丽·安紧张了，说了一些暴露所有人的话该怎么办？
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是爱尔兰国庆节，即每年的3月17日。
但那天是圣帕特里克节 。我只能指望我的爱尔兰血统能带来好运了。
玛丽·安在上午将近11点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他给我发消息，说他会在上午11点45分赶到——毒鬼。”她的意思是普里亚菲托迟到了，而原因很可能是他吸了毒。“我会和你的人在酒吧见面的——10分钟内回座位。”
她确实在这家餐厅的酒吧与帕尔维尼和亚当碰了头。“到了，”玛丽·安给我发短信说，“跟他们说好了……坐我们旁边的卡座——圆弧形的，他们能听到。”
>干得漂亮。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经典菜肴，由鸡蛋和其他配料烹饪而成。
帕尔维尼和亚当坐进了那个卡座，背对着普里亚菲托，而且紧挨着他的位子，几乎可以碰到他的脑袋。普里亚菲托看上去眼神朦胧、疲惫不堪，像是刚吸了大量毒品一样。帕尔维尼和亚当点了一份莎苏卡 ，像情侣一样分享起来。玛丽·安和普里亚菲托似乎只喝了饮料。
计划执行得很完美。这次午餐持续了三个小时。玛丽·安巧妙地将普里亚菲托导向了他本应巧妙回避的话题上。她的问题把他逼入死角时，他会推诿，但他承认的事情已经足以证明他与莎拉有长期关系，而这段关系主要就围绕着他买的毒品展开。
玛丽·安说他给她女儿提供了毒品，普里亚菲托说：“我给了她钱。我本来可以不给的。”
他说他仍然想“帮”莎拉：“我想，她那么好，那么聪明……然后我就忍不住去帮她了。”
我那两位同事一直在记笔记。
“你猜怎么着？我和莎拉做了一些很蠢的事，”普里亚菲托说，“莎拉把我控制住了。”
随着午餐继续，他说：“我爱上她了。”
玛丽·安诱导他谈起了那次吸毒过量事件。他说他去康斯坦斯酒店看莎拉的时候才发现她昏倒了。
“你要是看到别人昏倒，那应该打911。”玛丽·安以一种责备的口吻说道。
“我觉得我的做法没问题，”普里亚菲托含糊地说，“我可不想把小事闹大。”
然后他补充了一句：“记者都觉得我是因为这个事才下台的。”
玛丽·安跟他说，莎拉有五次吸毒过量时他都在场。他没有否认，但又说：“莎拉从来不会因为自己的问题去责怪别人。她从来没有怪过我什么。她很感激我。”
两人的话题又转回了康斯坦斯酒店的那次吸毒过量事件，玛丽·安说：“你和帕萨迪纳警察局，伙计……他们对你可真够宽大的。”
她停顿了一下。“他们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
“你可以自己脑补。”普里亚菲托说。接着又说：“有记者说我企图掩盖那通911电话。”
帕尔维尼和亚当给我发了一些零星的对话信息。我一个人坐在车里看得全神贯注。他们还发了一张他们的自拍，背景中可以看到普里亚菲托。
玛丽·安告诉普里亚菲托，创新护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说他把毒品带过去给了莎拉：“卡门·普里亚菲托在凌晨4点把冰毒送来了。”这次他也没否认。稍后她又转回到这个话题上，他承认，有两三个人因为这个原因被赶出了那家戒瘾中心。
普里亚菲托不时地发泄着情绪，沉迷于自怨自艾。他告诉玛丽·安，他并没有让莎拉染上毒瘾，“还他妈的应该得到一点称赞，因为自己还把莎拉送去了”戒瘾中心。他还警告玛丽·安，要提防《洛杉矶时报》的那些追查他的记者。“绝不要跟他们谈。”普里亚菲托的语调里带着尖刻的怀疑。他接着说：“你真没跟他们联系吗？”
“我会把自己的女儿扔到公交车下面吗？”玛丽·安答道。
15
黑兹尔和威利
为了争取发布报道，我们还可以运用一种武器，那就是找到证据，证明普里亚菲托的行为都从属于一种模式。这意味着要追查更多与他和莎拉有来往的人。根据我们对法庭记录和社交媒体的搜索，普里亚菲托脸书页面上的那名文身女子的真名并非莎拉·莫尔。我在此称她为黑兹尔，因为透露她的身份可能只会给她的生活徒增烦恼。我们找到黑兹尔的时候，她24岁，有一个19岁的丈夫，我称他为威利。从黑兹尔在公共记录中留下的印记来看，没人能想到她这么年轻。她曾因在车库藏匿冰毒、盗窃汽车和各种卖淫罪而被捕。1威利也曾因拿耙子袭击一位叔叔以及两次殴打黑兹尔而多次被捕。2不知何故，这对情侣结识了普里亚菲托，尽管他们住在80多公里外的河滨市。这位哈佛毕业的院长会开这么远的车去勾搭两个小罪犯，这在不久前看来还有些不可思议。亚当从一名河滨市警察那里问到了他们的住址，这名警察说威利曾先后三次在这栋房子里被捕。我们决定开车去搞一次突然袭击。
我们找到他们家，威利应了门。他瘦弱而苍白，身上满是文身。在我们自报家门之后，威利露出了一种人们感觉麻烦找上门时会露出的微笑。
“有什么事？”他说。
我们说想和他谈谈普里亚菲托，威利走到门廊上，一直保持着微笑。黑兹尔也走到他身后，透过他的肩膀往外看；那一身文身让我们一下就认出了她，而且她明显怀孕了。
随后的采访就像一套可悲的虚晃和闪避小动作。黑兹尔和威利为掩护普里亚菲托用尽了全力，其中也不乏惯犯的机灵，他们明白，如果否认自己认识普里亚菲托，或者把他描绘得过于美好，那就没人会相信他们的话。因此他们承认，洛杉矶这所大型医学院的院长确实是他们的哥们儿，黑兹尔在大约四年前认识了他。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黑兹尔说。
她说普里亚菲托每隔一两周就会开着他的保时捷从洛杉矶驱车一个多小时来接她，他们会去当地的香啡缤咖啡馆聊天。她说有时他会开车送她去帕萨迪纳，她就在那儿帮他照看房子，或者在希尔顿酒店住上几晚。我们问她认不认识一个叫莎拉·沃伦的人，黑兹尔说认识——他们在同一家酒店见过。
黑兹尔和威利说普里亚菲托在他们身上花钱很大方——总共花了一万多美元。他们跟我们说他们确实需要这种帮助，因为他们在租到这栋房子之前一直都住在一段干涸的河床上。他们说普里亚菲托还给他们买了大麻。
我们还打听了普里亚菲托有没有给他们买过硬性毒品，或者为跟黑兹尔上床而付过钱。他们说他从没这么做过。他们向我们保证，他们之间只是朋友关系。
再向他们施压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已经确认了我们此行想确认的事情——普里亚菲托对待莎拉的方式并不是同时涉及妓女和毒品的孤案。尽管黑兹尔和威利都有案底，就像莎拉一样，但他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惹人同情的。普里亚菲托会利用他们来获取一种地位上的优越感，他们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对待，因为他们在这场交易中也收获了现金和礼物。但他并不会持续地提供现金，礼物的光泽也会逐渐暗淡。一旦和他们玩够了，普里亚菲托就会把精力放到他那百万美元年薪的工作上，住回他在帕萨迪纳的豪宅里，黑兹尔和威利则不得不为了远离河床而奔波。
第二天，我们又取得了一个突破。玛丽·安同意给我看看她在莎拉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上找到的其余照片和视频。她说晚上会在亨廷顿比奇市的凯悦酒店和我见面。我深表感激，并说会带上莎拉·帕尔维尼一起去。然后玛丽·安说她已经把她跟我联络的事告诉了丈夫，结果他也说他跟我谈过。尴尬了。我为这个突然的情况道了歉，并解释说我必须保密，即使是在配偶之间。
当天晚些时候，玛丽·安发信息说保罗和那位家庭心理医生也会跟我们会面。我们订了一间会议室——鹈鹕会议室。
“我们只是想做正确的事。”她写道。
帕尔维尼和我一起驱车来到了那里。凯悦酒店和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旁的希尔顿酒店只隔着一个很小的街区。傍晚凉意渐浓，太阳已经低垂于海面之上，海面被一道道云霞映照得朦胧一片。我们走进鹈鹕会议室时，玛丽·安和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年女心理医生已于桌旁落座。保罗则在来回踱步。我们相互问好，保罗说：“我今天才知道你和玛丽·安一直在联络。这有点尴尬。”就像对他的妻子一样，我也向他道了歉，只不过现在夹杂了一丝苦涩与懊悔。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正题，笔记本电脑和硬盘就放在桌上。这是一次不能公布内容的会议，我们可以带走这些设备，查阅那些影像，但我们无权发布。那位心理医生强调了这家人的处境有多么艰难，过去两年对他们来说有多么痛苦，而我们的报道有可能是他们让普里亚菲托远离莎拉和查尔斯的最大希望，因为之前的其他方法全都没用。
保罗告诉我们，查尔斯曾试图保护姐姐，包括他踢碎普里亚菲托膝盖骨的那次。为了演示这个动作，保罗蹬了一下我的膝盖，我这个膝盖尚处于置换手术后的恢复期；这一脚虽未用力，但造成的疼痛还是让我喘不过气来。我解释了自己大口喘气的原因，结果这倒活跃了气氛，让大家的心情为之一振。帕尔维尼和我不停提问，记下笔记。会议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带着那些头奖般的影像文件离开了。帕尔维尼和亚当当晚就开始来回翻阅——数量实在很多——汉密尔顿在第二天早上也投身其中。
所有证据都在这些照片和视频里。其中一段视频显示，在莎拉吸毒过量的前一晚，普里亚菲托和她就住在康斯坦斯酒店的一个房间里；视频上有日期戳，我们在网上查看了这家酒店的客房宣传照，由此确定了地点。在视频中，莎拉让普里亚菲托帮她把一些冰毒碾成粉末，以备“热轨”，这是一种吸食毒品的方法。
“没问题。”普里亚菲托说。莎拉接着就躬身凑近了一个放着一排排白色粉末的托盘。
枪饮（shotgun）原意是指在啤酒罐或饮料罐的底部刺出一个小孔，然后从这个小孔大口啜饮。
莎拉吸毒过量的第二天，在于另一家酒店拍摄的一段视频中，莎拉说她在康斯坦斯酒店摄入了过量的γ-羟基丁酸。“卡门救了我的命。”她说。在另一段视频中，莎拉和普里亚菲托在“枪饮” 冰毒——她会用烧锅吸上一口，然后呼出，普里亚菲托再吸入她呼出的烟气。
一张时间戳为凌晨3点左右的照片显示，沃伊特和莎拉都在普里亚菲托位于凯克医学院的办公室里。沃伊特戴着一顶充气的特洛伊人帽，穿着一件绣着那位院长大名的白大褂。沃伊特和莎拉都拿着因吸食海洛因而被熏黑的铝箔。在另一些照片里，沃伊特坐在普里亚菲托的那辆老式梅赛德斯的驾驶座上，大腿上也放着一片铝箔；那位医生则坐在他身后的后座上。
无力同意通常是指失去意识的状态。
普里亚菲托竟会任凭别人摄像和拍照，其无耻和鲁莽简直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影像并不是在他不知情或无力同意 的情况下拍摄的。他在很多照片里都面带微笑，有时还会显露出一种挑衅的神态——瞧瞧谁看过之后敢曝光他的行为。
在一个视频片段中，莎拉对着镜头说她和普里亚菲托正在拍一个“很棒的老派吸毒视频”，而他显然没有异议。
有一组镜头尤为突出，因为它连接了普里亚菲托的两种生活。他穿着无尾礼服，准备去参加活动，那可能是一座博物馆的开幕式或者南加州大学的又一场筹款会，他将在那里跟其他的富豪精英们打成一片，与沃伦·比蒂、杰·雷诺、皮尔斯·布鲁斯南以及科技业亿万富翁拉里·埃里森合影。在其中一段视频里，普里亚菲托泰然自若地盯着镜头，然后拿出一颗橙色的药丸，利落地放上舌尖，他说：“我想着得在舞会开始前来一颗摇头丸。”
糖爹（sugar daddy）是指包养年轻女人的老头。
他说着就吞了下去。这就是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的院长，一名来自得州春城的名叫莎拉·安·沃伦的问题女青年的“集女癖”糖爹 。
两天后的周六，保罗·沃伦打电话给我，说他开车把女儿从海洋康复戒瘾中心接了出来，让她放一天假，此时两人正在路上。莎拉已经准备好跟我谈了，保罗说。她愿意公布谈话内容。
我一把抓起自己的笔记本，保罗把他的手机交给了莎拉，我们随之开始从头谈起。
16
抹杀举报人
一颗重磅炸弹。
到2017年3月的最后一周，普里亚菲托的故事已然达到这样的效果。莎拉·沃伦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毫无保留。她详细讲述了她与普里亚菲托一起吸毒的那21个月，以及她用身体来换取他所提供的致幻毒品的经历。那些照片和视频则是她叙述的影像凭证。对莎拉父母的访谈和蓝金餐厅的那次偷听任务也提供了更多佐证。我通过玛丽·安找到了唐·斯托克斯，他为了解莎拉的健康状况曾联系过她。斯托克斯也在同意公布谈话内容的情况下讲述普里亚菲托的事情。查尔斯·沃伦也是一样。查尔斯在普里亚菲托第一次给他毒品时说过自己是未成年人，这似乎是对这位院长和南加州大学最具杀伤力的指控了。
哈丽特改写了草稿，以纳入这些新材料。格拉德编辑完成后将稿子发给了杜沃辛。我添了几句话，这些话均出自我对几位医学伦理学家的访谈，他们对普里亚菲托的恶劣行为发表了看法。其中两人在访谈中碰巧都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即《洛杉矶时报》有义务尽快披露我们掌握的有关普里亚菲托的信息，因为他仍在治疗病患。他们说得对。但我没法告诉他们，我很担心这个报道可能会在马哈拉什和杜沃辛治下被晾上几周或几个月，就算他们还愿意发布的话。
我还惦记着沃伦一家，他们仍在应付普里亚菲托，而且很担心凯尔·沃伊特从看守所出来后给他们招惹是非。我也一直很担心别家媒体会在这个报道上比我们抢先一步。
于是，我在2017年4月6日给杜沃辛发了这封电子邮件。
马克：
我采访的伦理学家提出的观点很有道理，由于普里亚菲托仍在治疗病患，我们有责任尽快把我们的发现公之于众。因此，我希望我们不要再继续推迟发布这篇重要且惊人的报道了。
理由还不止于此。我从莎拉的父母入手，赢得了沃伦全家的信任，他们认为发布这篇报道能够终结他们与普里亚菲托纠缠了两年的梦魇。
最近普里亚菲托一直在深夜给沃伦一家打电话，警告他们不要和我接触。他们担心他可能会图谋不轨。过去他也曾以暴力相威胁。
本报道中的毒贩凯尔·沃伊特几天前交了保释金（可能是普里亚菲托出的钱），目前仍在外逍遥。这家人认为他也是一个威胁。
我在五个多月前提交了最初的报道。如果它在一个合理的时段内刊载，那么新报道中的这些更深层的发现——可能还有更多发现——现在应该已经以后续报道的形式发布了。我本来可以在第一篇报道发布后就听听沃伦一家的说法，普里亚菲托也应该很快就身败名裂了。
此外，至今没有其他新闻媒体就此事写过一篇报道，考虑到我们招惹了多少人，这要么是种奇迹般的好运，要么就只能说明我们的竞争者有多么糟糕。
大约两个半小时后，杜沃辛回复了。
保罗：
几天前，我已收到这篇报道，它改进很大。我昨晚读了，今晚还会再［原文如此］一遍，随后还会提些问题。
祝好。
马克
从那时起，杜沃辛又回到了拖延和淡化处理的模式。他热情洋溢地称赞了我们的工作（我们早就明白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报道可以发布），并将稿件返还给格拉德，稿件上密密麻麻满是他的问题和建议。我们干脆利落地解决了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格拉德又将稿件发回给他。接着几天过去了，记者们没收到杜沃辛的只言片语，尽管格拉德又解决了他提出的几个问题，并告诉我们，报道已经接近“最后的律师审核”阶段，亦即格拉瑟的审核，这通常是报道发布前的最后一个重要步骤，但我并不相信。我跟格拉瑟说我很担心这篇报道会像那篇被“毙掉”的报道一样被雪藏好几个月。若发生这种情况，我说我会正式向论坛公司总部——确切地说就是法律总顾问和人力资源部——投诉，并强调我在给杜沃辛的电子邮件中列出的关切。我之所以跟格拉瑟说这番话，是因为我知道他会把我的打算转告杜沃辛和马哈拉什，他也应该这么做。格拉瑟没说他会这么做，但他并没让我失望。
结果就是杜沃辛给我发来了这封电子邮件。
保罗：
上周收到这篇报道稿后，我读了一遍，然后把它返还给谢尔比。他又给了我一个新版本，我在周末还给了他，附带了几个问题。
昨晚他给我送来了一些我提出要看的佐证性材料。
随着调查取得新进展，这篇报道得到了极大改进。能发布它，我非常兴奋。我已向达文做了简要介绍，他也非常兴奋。
没人会无视这篇报道，也没人企图阻止其发布。但这篇报道错综复杂，涉及大量的新材料，需要细致检查和谨慎编辑。
我愿意付出努力，但首先我需要你作出相应的承诺。方便时顺道过来一下，我会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马克
我本想相信他和马哈拉什真的对发布这篇报道感到兴奋，但那段需要“细致检查和谨慎编辑”的阴阳怪气——哪篇报道不需要？——读起来就像是杜沃辛在为我和其他记者都不愿看到的结果作铺垫。更不妙的是，他说他对这篇报道的付出是有条件的，这取决于他能否从我这里得到某种未指明的回报。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会写出这种话。杜沃辛是否决心发布一篇对我们的读者具有重大意义的报道，应该只取决于新闻报道本身是否牢靠。
那天他一有空，我就走进了他的办公室。门一关，他几乎就对我咆哮起来，而我也明白了要让他下决心发布这篇报道需要给他什么回报：我得承诺永远不会向人力资源部提出任何伦理性投诉。他说他非常尊重我，而我却要将新闻编辑部内部的问题捅去人力资源部，这背弃了我们之间的某种信任。
“新闻编辑部能处理自己的问题，”杜沃辛说，“我们不会把人力资源部扯进来。”他那张猫头鹰似的脸因为愤怒而变得惨白。
我告诉他，向员工施压，不让他们向人力资源部报告伦理上的关切，这并不明智，因为公司的政策要求我们这么做。杜沃辛不为所动。他提到了我在马哈拉什和他扼杀了最初的报道之后要求跟他和马哈拉什分别聘请代理律师的事。杜沃辛说，我这么干就已经等于在我和他们之间制造一种“有毒的关系”。
我在很久以前就已经习惯了杜沃辛的消极抵抗行为，他会用空洞的赞扬来让你经受负面的体验。但我从没见过他这副模样——他情绪激烈，几乎要尖叫出来，拍打着桌子，指指戳戳，直斥我基本上就是个叛徒。我很想原样奉还，但我没有，因为我觉得这只会让这篇报道的处境更加危险。他叫我过来是指望能达成一笔折中的交易：本质上就是我以保持沉默来换取他不会阻挠这篇报道发布的承诺。所以我跟他说我并不打算向人力资源部投诉。这似乎平息了他的怒气，会面就此结束。
然后杜沃辛就从格拉德手中拿走了这篇报道，并将其转交给新聘的调查类编辑马特·多伊格负责。杜沃辛这是要重走编辑流程。我和另一些记者提出了抗议，我们指出，自莱特离职以后，格拉德一直在负责该报道，他对材料的所有内容都很了解，而且这篇报道已历经了四五次编辑。杜沃辛回复说格拉德他“太忙”，没空处理这篇报道，这话对格拉德本人来说都是稀罕的。目前的情况是明摆着了，由于我提出了伦理关切，杜沃辛要惩罚我。即便这意味着我们的读者将无法及时获知我们的报道，即便这意味着普里亚菲托和他在南加州大学的后台可以继续逍遥数周甚至数月而不被公开揭底，杜沃伊辛似乎也不以为意。
倚仗着几位同事的理解和支持，我在为这篇报道斗争的间隙还用《洛杉矶时报》的信纸给陈颂雄医生寄了一封信，表达了对由他来担任该报下一任老板的期望——也就是说，如果《洛杉矶时报》想要生存，费罗和他的论坛在线必须从洛杉矶出局。
陈颂雄医生凭借其在抗癌药研发方面的进展跻身亿万富豪之列。他过去曾有兴趣收购《洛杉矶时报》，而且是论坛在线的第二大股东，股份仅次于费罗。一年前，费罗邀请他投资该公司，以抵御甘尼特报业公司的收购。但在陈颂雄对费罗挥霍股东资金的行为（包括购买私人喷气式飞机）提出异议之后，两人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1费罗最近还曾展开运作，欲将陈颂雄踢出公司董事会。
我寄出的信没有署名——我很确定论坛在线会炒掉参与这种话题的员工，绝无例外——但我写道，这封信反映了新闻编辑部绝大多数员工的情绪。我和其他人的看法也确实如此，包括对马哈拉什缺乏信任。
我并不知道这封信有没有寄到陈颂雄本人手中，也不知道他是否收到过《洛杉矶时报》内部的类似信件和恳求。与此同时，另一场拯救《洛杉矶时报》的行动也正在展开：这是一场秘密运动，目的是在新闻编辑部里组建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工会。这场运动是由三个20多岁的员工发起的，即图示记者乔恩·施莱斯、数据记者安东尼·佩斯和商业撰稿人娜塔莉·基特罗夫。他们后来把我也吸收进了他们的核心小组，因为我初入职场时曾组建过新闻编辑部工会。
与南加大报道团队成立后的最初几周极为相似的一点是，这场工会运动的领导者们也秘密展开活动，因为他们担心行动被《洛杉矶时报》的高层和论坛在线的高管知晓后会遭到报复。
马哈拉什和杜沃辛之所以聘用多伊格，显然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洛杉矶杂志》那篇文章的抨击。对马哈拉什和杜沃辛来说，时报调查在数量和速度上的问题都来自员工，与他们两人无关，而找来多伊格就是要鞭策我们。多伊格似乎正在进入这个角色，我第一次见他时，他跟我说这篇南加州大学的文章是“一篇好报道，但不是重大报道”。什么？我问他为什么这篇报道在他看来还不够格，他说这是因为普里亚菲托并非民选官员。这话把我说蒙了，我提醒他，著名医学院的院长吸食和买卖危险药品，这比堕落的政客更加糟糕，也更有新闻价值，尤其是这位院长还会在狂吸冰毒的间隙进行精密的眼科手术。多伊格很有把握地说我错了。
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就开始一路下滑，在他首次重新编辑过这篇报道之后，他和我们这个报道团队的关系总体上也变得紧张起来。那实际上是一次重写，而不是编辑，况且他的动作还远不止于此。通常，编辑工作是在编辑与撰稿人的密切合作下完成的，但多伊格没有采取这种方式，至少在这篇南加州大学的报道上没有。他表现得更像是强制执行者，而不是同事，或者说，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指出记者们的缺陷。我们若是不同意他的意见，他马上就会发起痛斥；我提出他对报道开头的重写缩小了报道涵盖的范围，他声色俱厉地让我“打住”。虽然评估文章的质量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活动，而且撰写报道的妙法永远不止一种，但我们发现多伊格对这篇有关南加州大学的文章的所作所为是低于《洛杉矶时报》的发布标准的。针对这一点以及多伊格的不合作态度，我们向杜沃辛提出了书面投诉。杜沃辛对这些投诉不屑一顾，但也并不认为多伊格重新提交的报道就适于发布。
我们越是催促他把稿件还原成尚可接受的形式然后登报刊载，杜沃辛就越是会表现出他那种标志性的敷衍态度：他向我们保证，他和多伊格会尽力发布这篇报道。但在一周接一周的时间里，他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推进此事。他只是偶尔会给我们发封电子邮件，提一些问题。其中的大多数问题本可以在3月底的初稿提交后的几分钟或几小时内就提出并得到答复。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在多伊格删掉的稿件材料中找到答案。这些问题里没有一个能对我们报道中的任何一点构成根本性的挑战。杜沃辛又回到了他的机器人路线，说这篇报道必须经过“谨慎的编辑”和“法律审查”，就好像是在指出这篇文章需要一个标题一样。
好莱坞谐星。
我们一再提醒他，普里亚菲托仍在治疗病患，仍在给他们动手术，也仍是沃伦家的威胁。杜沃辛只是沉默以对。靠着在编辑队伍中插入多伊格，并使出种种伎俩，杜沃辛有意无意地帮了南加州大学的忙，因为由此导致的拖延确保了这篇报道没有于《洛杉矶时报》在该校校园举办的时报图书节期间发布，也错开了该校在5月召开的毕业典礼（主讲者是威尔·法瑞尔 ）。以尼基亚斯为首的管理层肯定不想看到这些活动因我们对这位凯克医学院前院长的调查结果而声誉受损。我的内线“汤米·特洛伊”告诉我，尼基亚斯的副手中传着一个小道消息，说有一个丢人的故事要爆出了，不过要等到学年结束后。南加州大学的人怎么知道的，我不甚了了。这不会是我们的记者说出去的。我不得不怀疑是报头上的某个人泄露了这篇报道的消息。
这段时间我们备受煎熬因为就在我们力图将这篇报道一步步推向发布之际，编辑工作——这种扭曲编辑的工作——已经演变成日常的战斗。我们差不多快忘了，在一个健康的新闻编辑部里，情况本应是相反的，记者和编辑应该同心协力，尽快刊载最好的报道。但在《洛杉矶时报》，这基本上已经成了一种古早的记忆，充满了怀旧感。我们只能寄望于这篇报道有朝一日能在不会让我们自惭形秽的情况下发布。我们的世界已经被颠倒了。
在那几个月的编辑过程中，杜沃辛从没和我们开过会，以便集思广益，让这篇报道更加有力，提升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揭露普里亚菲托的真实面目，寻找其上级（包括尼基亚斯）知晓并包庇其行为的证据。编辑们通常都会这么做，杜沃辛对其他报道也是这么做的。但他在这次报道中的行为是对规范的又一次破坏。
自杜沃辛把这篇报道交给多伊格以来，我们认为没有一处更改让稿件得到了什么重大改善。对草稿所作的大量删除都有利于普里亚菲托、尼基亚斯和南加州大学。首先，关于普里亚菲托成功从其他学校挖来资助金雄厚的研究人员，以及南加州大学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在阿尔茨海默病实验室问题上缠斗的部分被删掉了一半——删去的部分有可能就是尼基亚斯执掌的管理层要保护普里亚菲托的动机。然后，关于黑兹尔和威利的段落也被全部删除，这些段落显示了普里亚菲托与莎拉·沃伦的关系并非孤例，可以表明他长期以来都有结交年轻罪犯的嗜好。
最后，杜沃辛还删除了有关匿名举报人德文汗的段落。德文汗给尼基亚斯的办公室打过电话，向对方通报了普里亚菲托就在那起吸毒过量事件的现场，这一事实已荡然无存，杜沃辛就此让尼基亚斯抽身而去。对将来的读者而言，这通电话相当于并不存在。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杜沃辛并未按新闻编辑部的编辑协议来删除这个段落，即用删除线标记被删除段落，以便让记者看到或提出质疑。他直接把这些内容抹掉了。
我们当即就决定不接受这种做法，无论有何后果。我们要求与杜沃辛和多伊格开会，以提出我们的异议。如果我们没能在会上说服他们，如果举报人打的那通电话没能保留，我们就准备在报道中隐去署名以示抗议，这是我们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撤销署名相当于告诉我们新闻编辑部的同事和新闻业的同行以及熟悉媒体的读者：这些记者不认同已发布的报道。
次日，会议在杜沃辛的办公室召开，我们还未就座，空气中就已经充满了火药味。我们报道团队里的新手、入职不到一年的亚当直视着杜沃辛的眼睛说：“删掉这个举报人的相关内容是有悖职业伦理的。”
杜沃辛对他怒目而视，但亚当并没有退缩。哈丽特、帕尔维尼和汉密尔顿的冷静表情也让他难以回避。这位执行主编遭到了围攻。多伊格也救不了他。多伊格一开始参与编辑工作时就曾说这个举报人对报道至关重要，直到德文汗被杜沃辛删掉以后，他才收回了这一观点。
接下来，杜沃辛又改变了规则。他说必须将德文汗从这篇报道中删掉，因为他只是单一的匿名消息来源而已。我惊呆了。《洛杉矶时报》对这类消息来源有一项成文政策，2我对德文汗的引用正好符合这一政策：他的匿名需求是合理的（如果身份暴露，他会被解雇）；他提供的信息是一手的；在其他的相关问题上，他也展现了自己的诚实；记者调查中没有任何其他的发现能让人怀疑他的可靠性。我已经记不清我采访了他多少次，我还反复地核对过他讲述的故事，而对于他所回忆的事件和行为，哪怕是其中最微末的细节，他从未有过偏差。每当我拿到一份文件——比如帕萨迪纳警方和市检察官的记录，以及911电话录音——可以用来对比他所提供的信息，文件内容都会百分之百地证明他的说法。杜沃辛拼命地为删除这位举报人的做法辩解，他指出这些文件里不包括那通电话的记录。我说我会拿到的。但杜沃辛提的一条意见斩断了这场有关举报人和消息来源的争执，他建议我们宽待尼基亚斯——因为即使没有这个举报人的报道，对他造成的伤害就已经足够了。
“就现在这样，马克斯·尼基亚斯也要头疼一整天了，”杜沃辛说，“这将是马克斯·尼基亚斯一生中最惨的一天。”
他似乎是在恳求我们对一家强大机构的首脑宽容一些，而此人很可能包庇了某些对公众构成威胁的不当行为。
哈丽特站起来瞪了杜沃辛一眼。“你的话让我们非常不安。”她对他说。
她说了我们所有人都想说的话。会开完了。我们离开的时候正告他：我们要好好斟酌一下自己的“选项”。言下之意是我们会考虑向公司总部投诉。他未发一言。
我们在格拉德的办公室重聚，又谈起了隐去报道署名的事，还推测这篇报道将永无出头之日。格拉德央求我们不要撤销署名，因为这会给杜沃辛和马哈拉什一个不发布这篇报道的借口，无论这个借口有多么蹩脚。我们明白了格拉德的意思。
第二天，杜沃辛把哈丽特和亚当叫到他的办公室，大概是训斥了他们一顿，因为他们提出了有关那位举报人的伦理问题，杜沃辛还说他们“出格了”。但杜沃辛肯定把我们要向公司投诉的含蓄威胁放在了心上，因为他次日还是保留了那位举报人的相关内容。他给出了一个可笑的解释，说他现在意识到德文汗在这篇报道中有多么关键了。碰巧，我也从德文汗那里拿到了电话记录，上面显示他给尼基亚斯的办公室打了六分钟的电话。但这似乎不再是杜沃辛的一个优先考虑事项了。
夏日将近。我们在春季的第二周把这篇报道的草稿发给了格拉德。沃伦夫妇几乎要放弃对这篇报道的指望了。他们正考虑聘请一名律师向南加州大学提出对普里亚菲托的投诉。因为普里亚菲托至今仍未被《洛杉矶时报》曝光，他随时有可能再次介入他们的生活。实际上，他已经联系上了他们，让他们偿付莎拉在跟他厮混的那些崩溃的日子里积欠下的一些账单。如果他又开始骚扰莎拉怎么办？
我曾希望沃伦夫妇在这篇报道发布之前不要去找律师。律师们常会建议客户不要跟记者谈话。但如果沃伦夫妇聘请了律师并与我断绝了联系，我也不能责怪他们；他们已经非常有耐心了。鉴于我不能向他们透露新闻编辑部内的任何冲突，他们也不可能明白报道发布为什么要耽误这么长时间。我能做的就是请求他们再多给我一些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