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浪漫（出版书）》
作者：[英]阿兰·德波顿
译者：刘凯芳
内容简介：
小说以英国姑娘艾丽丝与男友埃里克从相恋到分手的爱情故事为主线，通过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融入哲学、心理学分析，探讨两性关系中的认知偏差与情感矛盾。作者采用论文式叙事模式，结合图表、公式等工具解构恋爱心理，结合西方经典案例论证爱情本质。作品通过独特的篇章结构，形成兼具小说叙事与学术思辨的独特风格。
目录
我的作品在中国
译序
导言
现实
艺术和生活
对故事的羡慕
愤世嫉俗
晚会
从零开始
爱上爱情
模糊不清
沉思
性，血拼和小说
洗涤周期
价值体系
了解对方
预见性
爱情的永久性
力和007
宗教关系
埃里克的负担
为了什么才爱你？
旅行
读物
为快乐而快乐
潜水、卢梭和想得太多
青春期
厌恶女性
离开自己去度假
褊狭的观点
你让我成为怎样的人
灵魂
真相的层面
问题
转移过失
私语
误读
谁来作出努力？
爱情的七巧板
表白
邀请
牺牲
哲学的慰藉
我的作品在中国
阿兰·德波顿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首度中国之行。抵达北京时是2004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的几位中国编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随身带着我所有作品的中文版。从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的编辑向我解释，对于将我的作品引进中国市场她真是既充满期待又有些担心。她说，要想让中国读者接受一个全新的欧洲作家的作品真的很难，除非是那些教你如何取得商业成功或是如何操作电脑软件的书。不过，我的中国编辑也充满信心。因为中国读书界自有一群严肃的读者，他们渴望读到内容深刻、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结果，我的中国之行就演变成一连串的图书推广活动：接受采访、在媒体上露面以及在书店里朗读和签售。虽说大家事先都有过各式各样的疑虑，不过好消息还是接踵而至：我的作品确实在中国卖出去了。《拥抱逝水年华》——一本描写以晦涩著称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书竟然卖了两万册！
写书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大著地球人没有人手一册；另一种人则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竟然有人肯巴巴地花钱买他的书而且认真读过。我属于后一个阵营，所以对于我的书竟然能在中国赢得这么多读者，我深怀感激。我有个网站（www.alaindebotton.com），我每天都能看到中国读者的留言，他们想跟我交流几句，想表达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写作是桩难上加难的营生，可是拥有这么热心的中国读者，感觉确实容易了很多。
返观我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我有时仍不免有些犯嘀咕：我到底属于哪一类作家——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只言片语连缀到一起，成为一本完整的书。从一开始写作，我就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位。在明确知道我想成为哪一类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为哪一类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诗人，我也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我讲不来故事，我“发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来学者，因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套学术规范。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自觉正好适合自己的定位：随笔作家。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如果一位随笔作家来写一本有关爱的书，他也许会对爱的历史和心理稍作探究，不过他最终必须得用一种个人化的调子来写，使读者读起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这种朋友般的阅读感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书读起来就像跟朋友谈心，不想拿大学问的帽子来充门面、唬人。
初习写作，我还认识到我喜欢写得尽可能简单朴素。这当然也挺冒险的，因为虽说你是刻意写得朴素，可难免也会冒乏味和幼稚之讥。不过我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发现，要想附庸风雅、假充聪明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你只需故作高深，让人弄不懂你就成。如果有本书我看不懂，也许就意味着作者比我更聪明——这是我们作为读者都未能免俗的一种普遍的受虐欲心理。我则宁肯抵挡住这种诱惑，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写作，因为我讨论的主题本身就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恋爱、旅行、身份焦虑、美与丑以及分离与死亡的经验等等。
除了要写让人看得懂的书之外，我还立志要写在某些方面能对人有所助益的书。有一种观念认为好书就不该（没义务）对人有任何用处，为艺术而艺术嘛——并非为了实际的进步或是事业的成功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种观念。为了完全改变自己而去啃那些严肃的书籍确实愚不可及，不过，我也认为，抱定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目的去读书，是至关重要的。最好的书能清楚地阐明你长久以来一直心有所感，却从来没办法明白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
恋爱和阅读之间或许真有某种重要的关联，两者提供的乐趣差堪比拟，我们感到的某种关联感或许就是基于这个根源。有些书跟我们交流的方式与我们的爱人同等热烈，而且更加诚实可靠。这些书能有效地防止我们因自觉并不完全属于人类大家族而滋生的伤感情绪：我们觉得孑然孤立，谁都不理解我们。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那位作者用确切的文字描述了一种我们原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所会心的情境，一时间，我们就像两个早早地去赴约吃饭的爱人，兴奋不已地发现两人间竟有这么多的共同点（陶醉之下，只能嚼几口眼前的开胃小食，哪有心思再去吃什么正餐），我们也会把书暂时放下，带点乖张地微笑着盯着书脊不放，仿佛在说，“何等幸运，邂逅此君。”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不过，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描绘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习见的那些情感和人物，好书对我们各种感情的描绘远胜过我们自己的体会，它处理的感知和认识虽确属我们所有，却又是我们根本无力予以明确表达的：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我读书时总抱着非常个人的理由：为了帮我更好地生活而读书。我十五六岁时开始认真地读书，当时最喜欢读的就是爱情故事。我把书中的人物都想象成我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活人：我读得如饥似渴，又感同身受。这足可以解释文学何以能够为失恋的人儿带来舒解和慰藉。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
学着读书——写作又何尝不是——也就等于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个性并非如我们乐于想象的那般密不透风，我们自以为只归我们独有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没那么私密——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客观超然的，像你在快餐店里招呼侍应生那么不带感情色彩，而是说它们其实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自己并非如此孤立的同时也要付点代价：我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与众不同。
我自己在读书时总是很自私：我不想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我读书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更有自知之明、更多才多艺的人。我几乎从来都不为了“取乐”而读书。
我希望这能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写了这些书——写这些书是期望它们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的处境。中国竟然也有些读者愿意跟随我探索的旅程，幸何如哉！
2008年10月于伦敦
（冯涛译）
译序
读到英国青年作家阿兰·德波顿的小说《爱上浪漫》之后，我的第一感觉便是好看，真想不到作者能够举重若轻，把人世间最为复杂的男女关系中的种种心态分析得如此透彻，如此生动。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更对其明快流畅的语言，风趣幽默的情节有了深切的认识。德波顿在分析一些性质严肃的问题时，丝毫不带有学究气。他只是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情列举在读者面前，然后再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不由使人不信服。无怪他的书籍近年来会备受好评，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自弗洛伊德以来，心理学家对人的各种情感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而男女之间的恋情更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诸如爱情产生的条件、美貌的标准、异性吸引力、性倒错等无不成为热门的话题。就在我将近译完本书之时，在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消息。这条消息介绍了近年兴起的进化心理学家基本理论。以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大卫·巴斯教授为代表的这些学者在过去十年中，将达尔文的理论应用于一个全新的领域来解释人类的行为。根据他们的说法，人类的嫉妒心理是一百万年前在非洲平原上产生的。在非洲热带无树大平原上，男人必须提防通奸行为，免得浪费资源，省出好不容易搞来的食物喂养别人的后代。女人可能对男人四处寻欢感到不舒服，她们真正感到威胁的是，如果自己的男人对另一个女人真正迷恋而不可自拔，那么谁给她们和孩子带来食物呢？嫉妒是人类为了促进生殖而发展的心理机制，男人对性方面的不忠更为嫉妒，因为它会促进成功的生殖行为。女人对于情感上的背叛更多地表现出消沉和抑郁，因为男人的背叛可能意味着自己会饿死。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反对者认为，嫉妒并非进化论的产物，而是同后天的文化有关。
无论你同意与否，这种研究对我们了解人类感情这种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是很有启发的。同样，《爱上浪漫》也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
《爱上浪漫》是阿兰·德波顿继《爱情笔记》后发表的第二部小说。它的故事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新颖之处。全书写的是一个名叫艾丽丝的英国姑娘的一段爱情经历，情节围绕她同男友埃里克相识、相爱直至最后分手而展开。与通常的爱情小说不同的是，作者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还以哲学、心理学的观点对女主人公的想法和做法、对她和男友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有趣的问题，例如，“你怎样才能了解对方？”“爱情、性和血拼有什么关系？”“你让我成为怎样的人？”等等。
在《爱上浪漫》中，作者扮演的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心理医生。德波顿引用了经典著作中的人物或情节，用极其生动的语言把一些相当深刻的道理解释清楚。他从哲学的角度对存在于人的感情生活中的一些古老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恋爱中的男女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对方。因此，德波顿的作品是一种特别的混合体，既是小说，又是哲学的想象，书中既有妙趣横生的描写，又有深入细致的分析。为了把问题说透，作者在本书中也插入了各种图表、公式、地图。不妨认为，这部小说可以比作是一部爱情指南，它可以用来帮助青年男女识破恋爱中的谎言，辨明真相，从而少犯一些愚蠢的错误。
正如歌德在为《少年维特之烦恼》写的小诗《绿蒂与维特》中所说，“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男女之间，两情相悦，本是天经地义之事。但爱情中既有甜蜜，也有痛苦。相爱的双方或合或分，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对其中的是是非非，当事人往往很难说得清楚，外人更难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切放到哲学和心理学的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对双方的性格、出身等方面进行客观的分析，那么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原因的。这正是德波顿在书中的做法，在这方面，德波顿自然具有很好的条件，他毕业于剑桥大学，主修哲学，知识渊博，同时生性幽默，观察敏锐，在文字上有很高的造诣，因此他在书中对各种心理状态的分析，往往能够一针见血，切中要害。尽管书中谈到的是一对英国青年，但他们的故事可以说具有普遍的意义，我们在阅读中，不难发现书中的人物似曾相识，许多场景并不陌生。
正如在《爱情笔记》中一样，德波顿将一个很平常的恋爱中的一些普通事件以优美的笔法写出来，演化成为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而富有创见的研究，这不是一般的作家能够做到的。无论你对德波顿在书中的种种分析是否完全同意，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种探索是很有意义的。
刘凯芳
2003年1月于厦门大学
导言
如果要别人对艾丽丝作一番描述的话，他们大多会用“空想家”这个词儿。从表面上看，她彬彬有礼，带着文明人常有的不轻信一切的态度，但是，她那种茫然而若有所思的眼神，却表明她的思想老是在开小差，溜到了另一个远不是那么具体的世界里。她那双淡绿色眼睛里的忧郁包含着一种怅然若失和朦朦胧胧的追求。让她心绪烦乱，甚至有点儿不好意思的是，她常在一些乱七八糟的日常事物中求索，企图能发现什么，使她平凡的生活不致毫无意义。也许是因为她生活的时代吧，这种超越自我（假如可以从理论上这样界定的话）的愿望渐渐与爱情观合二为一了。
尽管艾丽丝明白，大家漫不经心地称之为恋爱关系的只是一轮又一轮可笑而不牢靠的感情交流，她还是坚信激情的存在，其强度大得叫人难以接受，几乎到了不登大雅之堂的地步。在那些最不相宜的时刻，譬如，在百货店货架之间犹豫着不知买哪种牌子时，在早晨上班的火车上扫视报纸上一篇篇讣告时，在用口水将又苦又甜的邮票贴到一摞家用开支账单上时，她会发现自己的思绪总是孩子气地溜到同“另一个”救星结合的设想上去。
她对自己吹毛求疵的本领，对只看见自己和别人身上缺点的做法已经厌倦了，巴不得能够忘乎所以地爱上一个人。她希望能够出现一种使自己无法回避的情况，使她没有时间叹息，没有时间考虑“他和我究竟是不是真正合适”，分析和解释都显得多余，那“另一个”无可置疑，完全自然地存在着。
与爱情的浪漫概念极不相容的是，人在谈情说爱时想到的可能并不是要让对方看到你满面笑容，或者使对方的心灵得到升华，而只是为了免得独个儿枯坐灯前，虚度一个又一个的良宵。设想一下，假如只是为了避免独自审视自己的不足，而不顾一切地去找个伴侣，无论对方多么差劲也不在乎，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反感呢？然而，如果在竭力追求之后仍然无法成功，那么我们的退而求其次也就能够得到原谅（或者至少是理解）。很可能我们决定与之共同生活的伴侣的品格并不符合我们的理想，但至少这个人对我们表现出持之以恒的兴趣，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对这个人的驼背、对他古怪的政治观点或者刺耳的笑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只是在心中保留着一点希望：有朝一日某个更为出色的人儿会来到自己面前。
用这些纯粹实用主义的词汇来思考爱情，使艾丽丝觉得恶心，就好比在游泳池里撞见一个肢体不全的家伙，也只好凑合着一起游一样，简直是以低等的生理和心理需要的名义，像胆小鬼似地迁就这个物质世界上的一些次品。尽管日常生活需要小小的调整，尽管“超越”这个词很少包括在成人的语汇之中，可她明白，除非能够达到精神上情投意合的境界，否则她决不甘心。对这种境界，令人心荡神怡的艺术领域中的诗人和电影制片人作了生动有力的描写。
也还有其他的希望：希望能够感到真正的人生终于开始；希望不再害羞不再作出有害身心的反应；希望实现感情上的平衡，不至于让自己规律性地陷入阴郁的心理或者极具破坏性的自我憎恨周期之中。此外也还有一些物质上的希望：希望眼前的这张脸不需要模糊不清的镜子来替它遮丑，别人见到了也不至于倒吸一口冷气；希望能够过一过在时装杂志上读到的生活，那种阳光明媚的生活充满了亮闪闪的房屋、手工制作的衣服、高级时装专卖店里购置的丝绸上衣以及热带海边的度假等等。
借用D·H·劳伦斯的说法，她是“对别处怀有思乡情结”的浪漫主义者，她渴望自己有另一个身体，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情人——也就是青春期的兰波那著名的“人生就在别处”的回声。但是，这种毛病（如果可以把这种对“另一个”的追求看成是毛病的话）来源于何处呢？她绝不傻，她对经典大作和理论并非全无接触，她明白“上帝”已经死了，“人”（另一个落伍过时的事物）作为对“人生”答案的体现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她明白应该把那些描写心满意足的女主角、以大团圆结局的小说称之为廉价的幻想而不是文学。可是，也许因为她仍然喜欢看肥皂剧，听那些反复吟唱的激昂的歌曲，说是想要
搂住你，噢，对了，爱你宝贝，
我说了爱你宝贝[1]，
她仍然在（电话旁边或者其他地方）等候救星的出现。
艾丽丝认为，世界尽管由物质构成，但不一定由此能保证其真实性；她在这个世界的索霍广场附近的一家广告公司里负责处理主顾的来往账目。几年前，她从一所地方大学毕业之后来到这里，无意中干上这份工作。回想起来，她只是天真地将消费产品的快乐和促成消费这一不那么快乐的活儿混为一体了。
她同财务部的一位同事共用开放式办公室里的一个隔间，头顶上亮着荧光灯，空调中吹来阵阵冷气。每天下班以后，她乘地铁回到伯爵街的公寓房里，那是她和朋友苏西合租的。迄今为止，这两个姑娘把如何负担家务琐事安排得好好的，没发生什么面红耳赤的事。不过，近来艾丽丝回家时心里总有些七上八下的：她的同屋是个性情开朗的经验护士[2]，目前仍在见习期中，她在长期单身之后终于谈起恋爱来，男友是个极其通情达理的年轻大夫。他聪明谦和，富有幽默感，说话妙趣横生，老是喜欢讲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有关人体解剖的故事。
女性容貌的高下本来就说不清道不明，在有意无意中，艾丽丝总是认为自己还比较好看，当然算不上是大美人，但她的相貌显然也在上等之列。过去，她常常安慰苏西，无论她们条件多有限，总有一天会有相当的男人找上门来；她告诉她说，脚脖子粗一点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人品。这番话听起来难免有几分优越感，是对自己的容貌信心十足的人的口气，同时又有电话答录机录下来的一系列来电为证。
可是，无论她们各自的脚脖子是粗是细，如今是艾丽丝得勉强挤出笑容来了，因为她老听到马特和苏西在电话里用亲热的名字称呼对方，还时不时地停下来莫名其妙地低声咯咯笑。
“我一向说，即使找到了心上人，我们也不分开，”有天夜里苏西深情地捏着她的手说，“茫茫人世，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我永远忘不了。”
因此，苏西大胆地对浪漫的二人组合重新设计，她请自己的同屋和他们一起去吃饭、看电影、到河边散步。但是，无论这些邀请多么真诚，艾丽丝觉得越来越难以接受苏西的慷慨建议。她根本无法在内心为自己缺少爱情而痛苦之时，再为别人的幸福装出快乐的样子来。她宁可晚上待在家里，膝上歪歪斜斜地放着一盘微波炉加热过的颜色淡淡的鱼或者鸡块，坐在厅里的长沙发上看电视，装出对晚间新闻播放的饱受战乱蹂躏的异国他乡关心的样子来。
她不再想见任何人，更确切地说，因为没有意中人，其他人也就显得多余。她认识许多自称是她的朋友的人，通讯簿上的名字密密麻麻，因为她总对别人的事很感兴趣，她请他们介绍自己的情况，记住他们的事情，从而巧妙地满足别人希望不被忘却的需要。她所以不想同这些朋友联系，或许是因为她觉得同他们交往并不能减轻自己在那个问题上的孤独感。她坐在席上一大帮谈笑风生的朋友中间，心中仍然觉得落寞；只有在另一个人对你的关心超过一般的干巴巴的应酬时，这种孤独感才会消失。她肯定会同意普鲁斯特的结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大相径庭），认为友谊只是怯懦的一种表现，不过是为了逃避更大的责任感和爱情的挑战而已。
以客观的眼光看待自己，自怜感便油然而生，这时你对别人的同情便会减少；这种态度意味着：“既然这是个陌生人，很抱歉，我无能为力。”你一心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倒霉事，由于自己的烦恼而变得更加伤心。蕴含在“自怜”这个词儿中的贬义说明向来就存在着一种倾向：人往往容易夸大自己的烦恼，无缘无故地可怜自己。惯于自怜的人要是在一场平淡的恋爱中被对方甩了，便会觉得自己是个悲剧人物；他们喉咙有点儿发炎，裹着围巾，用上各种各样的药物，像是患了肺炎似地擤鼻涕。
艾丽丝天生没有时间做这样的事。不过，近几个星期，她常常会拼命忍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这种情况往往会在最不合时宜的场合发生，例如在和同事一起用午餐时或者在星期五下午的销售会上。她觉得自己的眼泡肿着，常闭起眼睛免得掉眼泪，但压力还是太大，咸咸的液体会顺着面颊流下，在脸上汇成一个梨形的泪滴。
“亲爱的，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艾丽丝趁午间休息去配药，慈眉善目的药剂师把找回的零钱递给她时问道。
“当然没有，我很好，”她回答着，把钱包合上，想到别人竟然一眼就能看出自己有心事，不禁很有些紧张不安。
“要好好保重身子呀，”她从柜台边走开时，那位女药剂师笑着说，露出一脸关切的神情。
艾丽丝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失望。她一向认为，幸福与其说是享受欢乐，不如说是不觉得痛苦。既然如此，像她这样工作不错，身体也很好，又不是无家可归，干吗还时不时地会像个小孩似地泪流满面、抽抽搭搭呢？
她之所以抱怨，只是觉得自己在别人眼里处在一种令人伤感的无足轻重的地位，对这个星球以及在它上面忙忙碌碌的居民来说，她仿佛是个多余的人。
那些泪水所隐含的或许是一种令人伤心的怀疑，那就是，有朝一日如果她绊了跟头滑出地球边缘的话，没有哪个人会对她的消失表示一点儿关心。
[1] 出自“披头士”乐队的歌词。
[2] 经验护士，指经过一定的训练，主要因具有实践经验而获准从事某些护理工作的护士。
现实
三月初的一个周末，艾丽丝应姐姐珍妮之邀去看她。姐姐和姐夫住在市里一个破败的贫民住宅区里。珍妮本来学的是法律，准备当律师，如今在负责社区一个为受暴力侵犯的妇女提供帮助的中心。一提到这个工作，她总是暗示说，那要比推销洗发香波或者家用洗衣粉意义重大得多。
在姐妹关系这种道德构架中，艾丽丝的地位是个轻浮的、一心只顾自己的小妹妹，而珍妮呢，却是品格高尚勇气十足的大姐姐，为了给贫困不幸的人以帮助，她义无反顾地放弃了自己舒适的生活。
星期六一大早，姐妹俩到居住区附近公园里去散步。天下起了一点小雨，这使周围相当冷清萧条的景色更加凄凉了。
“你气色不错呀，”她们推开园门时珍妮说。
“是吗？”艾丽丝说，“哦，很高兴听你这样说，不过我倒不见得有这种感觉。”
“啊，怎么啦？”
“哦，我也不知道，其实也没什么事，”她回答说，惟恐姐姐会对她一团糟的心态作出什么评价来。
“嗯，说呀，我听着呢。”
“哦，说起来也很蠢，真的。我只是这会儿觉得有点不对劲。”
“去看医生了吗？”
“没有，跟身体无关。”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只是像平常一样，是心事。”
“说下去呀。”
“我只是觉得人活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累，而是精神上累。我看着别人，同他们讲话，还做着许多在别人看来很有趣的事情，可是不知怎的，一切都使我觉得不对劲。”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同外部世界之间仿佛隔了层东西，自己就像被一条毯子裹住了，我没法正常地感受一切。例如，前些天我在商店里看着一些花儿，也就是水仙，平常我是很喜欢花儿的，但这一回我紧紧地盯住了看，仿佛那是来自外层空间的什么东西。哦，真不明白我这是在说什么。也许这个例子很糟糕，不过要是你理解我的意思，你就会明白的，我觉得一切都不现实。”
沉默了一会儿，珍妮开口说：“要是这里的事情也不那么现实的话，我才求之不得呢。市政厅又在拨款问题上找我的麻烦。要是我们放手不管的话，那些王八蛋巴不得让这地方关门大吉呢。这简直是发疯，因为我们手头有这么多的事要做。我最近帮助的一个女人，她丈夫用锯子把她的四个手指锯掉了。就在昨天，社会服务机构送来一个孟加拉妇女，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她丈夫死了，丢给她三个路还走不稳的孩子。还有苏珊，才十三岁，她父亲由于对她进行性骚扰而给抓走了。”
“真可怕。”
“我有时候真羡慕你，”珍妮叹了口气，“这个礼拜我接触的现实够多的了。”
思想史表明，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欲望将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另一个是不那么现实的世界。
从逻辑上说，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激烈的争论简直是胡闹。一切存在的东西本身都是现实的，但是，如果不是从认识论而是从道德的立场上来看，这种争论也还不无意义。所有被视作现实的东西也会被认为具有某种价值。
面对着世界上各种各样毫不相干的无聊事情（婴儿一个个出生，叶子从树上掉落下来，青蛙产卵，火山爆发，政客撒谎），哲学家给出了无穷无尽的现实的物质或思想供我们选择，这些物质和思想自然是互不相容的。在泰勒斯[1]眼里，水是无法减缩的最基本的物质，现实蕴藏在水中；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现实蕴藏在火中；对柏拉图来说，现实蕴含在理性的心灵中；圣奥古斯丁[2]则认为，现实蕴含在上帝中；霍布斯[3]宣称，现实在运动中；对黑格尔而言，现实蕴含于精神的进步中；叔本华的观点是，现实蕴含在意志之中；包法利夫人致力于在爱情之中寻找现实，而马克思则相信现实蕴含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之中……
这些思想家自然会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起作用的也还有其他东西，他们只是将自己的观点确定为结构性的思想，也就是人类历史这一复杂机制中的主要动力。
但在这个名单中，包法利夫人难道不是个异类吗？也许作为哲学家来说的确如此，但是她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方式却是常见的。就像在她之前的圣奥古斯丁那样，她采取了将事物按照“爱”这一是非标准进行区分的方式，不过，她谈的是对人的爱，而不是对上帝的爱。
“现实”一览表
一方面，这个世界有着珠光宝气的舞会，乳白色的书写纸和意味深长的目光；另一方面，却是平凡的生活，其中愚钝的乡下人为了生存而干活，家庭生活索然寡味，睡在身边的丈夫呼噜打得震天响。
艾丽丝在内心赞同包法利夫人对现实的评价。她也将人类幸福的极点建立在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之上，她随时愿意弃文明的其他成就（煮蛋计时器啦、摩天大楼啦、自我怀孕测试啦）而不顾，宣布说只有在恋爱状态中自己才觉得真正活着。这里所谓“活着”和医学上的定义完全不同，它和氧气的流通及大脑的活动无关，而只是要有这么一个人儿，她能够同他一起沐浴，在做爱之后能蜷卧在他身旁，并且用牙牙学语的口气同他说情话。
很难说清楚她是在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怪念头的。在她成为青春少女后，渐渐感到一种巨大的缺憾；这种缺憾无论是朋友或者亲属都无法填补，只有通过沉浸在电影或者抒情歌曲中才能暂时得到一点缓解。
从那时以来，经她同意进入她卧室的男子并没有使她的价值观得到多大改变，因为那些人都是些大路货。甚至在她听到姐姐以疯狂的丈夫砍去女人的手指为例说明现实世界的重要时，她仍然没法使自己承认这就是“现实”。少掉四个手指自然是个严重的问题，要是不去提古希腊人的话，这甚至是个悲剧。但是，她还是坚持认为，无论那些手指是多么重要，还是不应该将它们看成是现实的组成部分。
珍妮对此嗤之以鼻，这是完全可以料想到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在自己和一瓶花儿之间存在什么令人难受的隔膜，或者是有没有堕入情网，重要的是，你是活着还是死去了，是有家可回还是无家可归，是受到虐待还是健健康康。因为这些事情是由金钱决定的，生活在伦敦东区要比伦敦西区更加现实，汽车加油站前聚着一群群脸上长满粉刺的瘦削的青年的街道就要比富人区来得更现实；在富人区，你看见的只是戴眼镜的男子擦着公司配用的汽车的镀铬轮拱。
那天晚上她们要同珍妮的丈夫一起吃晚饭，姐妹俩在回家时顺路到一家超市去转了转。珍妮拖了一辆购物车出来，费力地从星期六出来购物的人群中推过去。
“我想做个罐焖土豆牛肉和一些土豆泥，”她说，“你喜欢不喜欢？”
“对不起，你说什么？”艾丽丝回答。
“算了。听着，你就在这里等。我到熟食柜台那里去一趟，马上就回来。”
艾丽丝的注意力被大玻璃窗外面一对正在等公共汽车的男女吸引住了。男的是个高个子，穿着厚厚的呢大衣，他松开大衣，把恋人裹住了。他们呼出的气结成蒸汽飘荡在他们头上，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形成了一幅惬意的画面。他低下头来亲吻女友的脖子，女的呢，深情地捋着他短短的黑头发——艾丽丝低声叹了口气，这又使她想到，她是多么希望在寒冷的公共汽车站能有个人用大衣将她裹住，深情地亲吻她的脖子呀。
那天晚上，在吃过罐焖土豆牛肉和土豆泥，喝下太多的红葡萄酒之后，有关“现实”的二元性的辩论变得更加激烈起来。
“你这个人真叫我弄不懂，真的弄不懂，”珍妮说，“你这是在等谁呢？等救世主？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不是吗？那个人不是太聪明就是太笨，不是太英俊就是太丑，不是太热情就是太婆婆妈妈。你干吗不能少去想想别人的缺点，学会接受他，专心去干人生中重要的事情呢？”
“亲爱的，什么事重要呀，我倒想听一听呢，”珍妮的丈夫约翰说，他靠到椅子背上，点燃了一支香烟。
“别胡扯了，约翰，你又不是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要说的是，我们彼此喜欢，彼此相爱，但这种爱不是搅得艾丽丝牵肠挂肚的那种爱，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不像小提琴曲那么美妙，也不像巧克力那么甜得腻人。”
“才两分钟，那个常见的滑稽场面又来了。我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跟一个一有机会就要在什么事情上捅一刀的女人生活在一起。”
“对啊，家里有个奥赛罗，一来就举起刀子把天真无邪又可怜的……”
“别自以为是呀。”
“冷静一点，亲爱的。”
“谢谢，我够冷静了。不过无论我做什么，你总是说三道四，我真是烦透了。”
“你是有点头脑发热了。”
“也许是吧。”
“嗯，其实毫无必要，”珍妮说，“因为我想我说的话并没有要得罪你，我只想提一提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使两人好好相处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这是件苦差使，换尿布呀，算好开销呀，尽管你们俩又累又烦，但这些事还是省不掉的。这里面根本谈不上什么魅力。要是你以为一切就像好莱坞电影中的接吻镜头一样，那简直是做梦。”
[1] 泰勒斯（约前624—约前547），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
[2] 圣奥古斯丁（354—430），基督教哲学家。
[3] 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
艺术和生活
在第二天回家的火车上，艾丽丝又想到了接吻的问题：确切地说，她一时间想起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她姐姐和姐夫约翰亲吻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她所知，他们并不经常接吻。她很少见到他们以身体接触来表达感情，甚至在孩子出生前，在举行婚礼之前也是如此。几年前，她和她姐姐曾经去美国度一个月的假。在希思罗机场出境厅里，约翰吻了珍妮的嘴唇。但这种吻并不像是情郎因为心上人要出远门，同她情意绵绵地亲吻道别；他的亲吻就像是在完成任务一样，因为他和那个女人相爱，他们都很年轻，对方要同她妹妹去美国度一个月的假了，他送别时应该吻吻她。无怪珍妮在提到好莱坞电影里的接吻时带着不屑的口气，无怪她认为艺术中的接吻纯粹是想入非非，因为她在生活中经历的接吻似乎同可能在她内心深处翻腾的情感洪流没有关系。
艾丽丝一直认为，在一个能干的性伙伴的手里（或者嘴唇上），一次成功的接吻至少抵得上（如果不是说超过的话）完完全全的做爱过程。她非常希望，能有个男人耐心细致地对待这件事，他能在激情之中勇于发掘嘴在性爱技巧中无法言传的潜力。精于此道的人需要小提琴手或者钢琴家的技巧，需要知道如何控制和使用嘴唇四周的每一块肌肉，需要知道键盘、节拍和速度，知道在什么时候该用力按键，什么时候只是听凭手指像梳弄似地轻轻滑过键盘，知道什么时候张开嘴巴，什么时候分开一段距离；精于此道者还得控制口水的分泌和呼吸的节奏，懂得如何性感地改变脑袋的位置，把整张面孔结合到亲吻之中，在嘴唇接触的当儿协调手指的动作，抚摸对方的耳朵、后颈、太阳穴和眉毛。
根据她的经验，成功的接吻极其难得。早年的接吻糟糕透顶，这也许并不足怪，十几岁时太紧张，不是口水太多就是干乎乎的——但就在后来，她依然发现很少有男子能在这方面下功夫。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把接吻看成是让她脱去衣服的前奏曲，只是出于礼貌非这样来一下不可，接着进一步有更加大胆的事儿要做，一等到上床之后，思想和力气都毫不含糊地用到了别处。
正因如此，珍妮有关好莱坞影片中拥抱接吻的那番神气十足的话才使她久久不能释然。她的话意味着两种接吻是完全不同的：
（1）现实生活中的接吻，例如她和约翰在希思罗机场出境厅门口的吻；
（2）艺术上虚构的接吻，热烈而性感，主要出现在好莱坞影片、小说或者绘画中。
可是在回家的火车上，艾丽丝心想，如果让她在珍妮和约翰喜欢的那种接吻与电影中的接吻之间作选择，她多多少少会觉得，两者之中后者应该被看成更加真切、更加实在，尽管很少有人会这样做。
美学会把这个问题看作是我们熟悉的有关艺术和生活的争论的一个例子。是生活中的接吻优于艺术上的接吻，还是艺术上的接吻优于生活中的接吻，这就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了。如果你像珍妮那样，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柏拉图的立场，那么占上风的无疑是生活中的接吻。
柏拉图深信，从定义上看，艺术只是试图反映生活，而这往往并不成功。因此，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艺术家是多余的人，因为他们其实只是模仿已经存在因而不再需要重新塑造的事物，罗丹或者克利姆特[1]的作品再出色也是如此。已经有了真正的床，何必再去画一张床呢？日常的亲嘴那么普通，何必再在银幕上表现接吻呢？
奥斯卡·王尔德则不会苟同。他对此发表了有名的——也许现在有点用滥了——看法：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王尔德这一令人难以捉摸的名言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说艺术高于生活，同银幕上的亲吻相比，你从有血有肉的情人那里得到的亲吻简直不值一提。王尔德的浪漫主义美学对托尼那样的人是个极好的评价，艾丽丝在办公室的圣诞晚会上吻了托尼，那个人满口洋葱味，他的举动就像是狗在久别之后又见到主人那样热情。
艾丽丝是在星期天晚上六点多一点从姐姐家回到自己住处的。家里没有灯，苏西的房门开着，里面的床整整齐齐，说明没人睡过。她走到自己房里，把提包放在椅子上，身子蜷在羽绒被下面，透过没有拉上的窗帘，看着对面的房子。有个女人戴着长长的橙色手套正在厨房里面擦盘子，再上一层，一个男子坐在画面闪烁的电视机前面看报纸，屋顶上散落着一些废弃的烟囱帽和天线，一轮新月从一堆飞快掠过天空的云朵后面露出脸来。
门道里的电话响了，艾丽丝从幻想中惊醒过来。但等她跑过去接听时，线已经挂断了。她在窄窄的过道里待了一会儿，一只脚抵着墙倚在那儿，怔怔地看着门前没有灯罩的灯泡。她弄不清自己到底是饿了还是累了，是想见到别人还是想独自待着，是想看书报还是看电视。她又慢慢走上楼梯，一边专心致志地把无名指指甲旁边的一块死皮抠下来。苏西在厨房里留了张字条，说她要到星期一才回来，冰箱里有卤汁面条和生菜，还问她周末过得好不好。
卤汁面条已经陈了，生菜也变了颜色，说明也有一两天了。她或许还是来点儿汤吧。于是她打开水槽旁的抽屉，取出开罐刀，又从冰箱后面的食品柜里拿了个罐头打开。她把罐头加热至沸腾后，把里面的东西倒到一个厚厚的陶盘子里，红色的汤在绿釉彩花图案的衬托下显得很不协调。在桌子另一头有一叠周末的报纸，她边吃边匆匆扫了一遍。
独自坐在厨房里吃罐装番茄汤，没有人在一边看着你，没有人能使蕴含其中的平庸琐碎得可怕的性质得以改变，没有人能赋予这一切一点儿意义，这有多寂寞呀。独自一个人吃饭，吃的还是半冷不热的汤，也许这能够说明艾丽丝为何爱上最近展览的一些波普艺术家的作品，她为何尤其迷上安迪·华霍尔的作品。这又是一个艺术能够将生活发扬光大的例子。
华霍尔把不起眼的番茄汤罐头进行了巧妙的布置，这一来，艺术不仅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模仿了客观世界，而且还像王尔德所说的那样将它发扬光大了。长期以来，金宝钟牌罐头的设计看起来总有点儿压抑，可是，却有人觉得这些罐头可以供人欣赏，将它们挂到博物馆的墙上，赋予它们艺术品的地位，使它们具有了价值，这一下你的压抑感不是大为减少了吗？
数十年来，所有的“日常用品”都是无缘成为艺术创作的对象的，大家认为这些东西不登大雅之堂。如今，严肃的艺术评论家不得不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罐头和汉堡包、电吹风和口红、淋浴喷头和电灯开关，因为艺术家已经用这些东西进行创作了。他们被迫换个眼光，看到的不仅仅是眼前的维希冷汤[2]，而且还注意到各种各样从前被人打入冷宫的物品，因为大家认为，这两类东西都应该同圣母画像、维纳斯和天使传报耶稣降生像一起，归入到美学范畴里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