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她的女儿呢，在有关显示个性的问题上就比她逊色多了。因为她并不盲目地想要标新立异，她身上也就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记；需要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别人才能明白她的一些古怪脾气。
在这些并不显眼的标记当中，有一个便是她对古式家具情有独钟——这一爱好显然惹得她的情人很不高兴。客观地说，尽管埃里克对她还是很关心的，但个性使然，他也不愿意对她那种爱好多加考虑，因为这同他对她的期望值相差太远了。
“他不想跟你去，见鬼，谁会在乎呀？”当艾丽丝告诉苏西说她要去古董交易会但埃里克却不同意时，苏西这样说，“你就自个儿去好了，准可以玩得痛痛快快。”
“我还没有决定去不去呢，”艾丽丝说。
“要去，当然要去，你已经说过了。”
“我说了吗？”
“对呀，要不然你干吗还发牢骚呀？”
“我想你说得不错。”
“我说得当然对。听着，马特有个好朋友菲利普，是个声学工程师，搞古典音乐唱片的，为人真是很不错。我记得他也很喜欢古董，或许你可以同他一块儿去，这样你就可以有个伴了。这事我来安排。”
[1] 纳伊在法国，长岛在纽约。
[2] 巴巴是法国童话作家布伦霍夫系列童话中的主角，是一头小象；波特（1866—1943），英国童话作家；扎普·伊·泽普，不详。
[3] 风格派是1917年起源于荷兰的以运用矩形和原色为特征的艺术运动。
[4] 奇彭代尔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家具制造者。
[5] 此处疑指英国画家、作家、评论家Wyndham Lewis（1882—1957），他是旋涡画派的创始人。
你让我成为怎样的人
这星期晚些时候，菲利普打电话到艾丽丝家里，约她星期六在维多利亚车站外见面。
“我们怎么认得出对方呢？”艾丽丝问，“你长得什么样子啊？”
“哦，在我心情好的时候，我想我跟罗伯特·德尼罗有点儿像。问得真妙！我怎么认出你来呢？”
“我装在普通牛皮纸信封里。”
“真的很妙呀。”
他们把各自的外表详细描述了一番，在约定的那天，很容易就找到了对方。他们坐在菲利普的翠绿色微型轿车中，往伦敦北部驶去。古董交易会在伊斯灵顿一个大会议中心举行，看上去里面真的放满了埃里克提到的长霉的旧家具。
“我真正想要的是厨房用的桌子，”在他们站在上层走廊里朝展览厅看了一会儿之后，菲利普告诉艾丽丝说。
“你看是不是能淘得到？”
“看来机会不大，对吗？不过也说不定。有时候没准真能碰上些叫人意想不到的好东西。有一回，在这种交易会上，我就淘到一张四根帷柱的大床，价钱便宜得简直可笑。”
“你睡四根帷柱的床？”
“我知道这说起来真有点不好意思，不过我的确睡那样的床。”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很浪漫。喔，瞧那个柜子，要是放在我的床边准是呱呱叫，”艾丽丝说，他们经过的展台上放着一张大提琴形状的小木柜。
“只卖二十镑。”极力拉生意的卖家说道。
“价钱不算贵呀。”
“那就买下来吧。”
“买吗？”
“对啊，当然。要是你喜欢的话，干吗不买呢？”
一个半钟头之后，菲利普腋下夹着一张大提琴形状的床头柜（不过没有淘到中意的厨桌），同艾丽丝一起从人头涌动的会议中心出来，走到阳光灿烂的大街上。因为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菲利普提议先将床头柜放在他的微型轿车里，再到附近卖炸鱼的饭店里去吃午饭。
“大海真令人惊奇，当你望着它时，它显得这样广阔无边，使得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很渺小，是吗？”艾丽丝望着桌旁的海景图说。这幅图很大，把整面墙都占满了。
“使什么显得渺小呀？”菲利普问。
“我也不知道，各种事情，我们所有的小问题呀，小麻烦呀。反正是那些晚上使我们失眠、白天让我们烦躁不安的事情。”
“你经常失眠吗？”
“嗯，也不算太厉害，不过我确实会有心事，你会吗？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手老是放在刹车上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在开车时觉得车子发沉，然后才想起自己手还放在刹车上。我老是会这样。不过算了，我又在唠叨了。”
“一点也不，”菲利普回答说。艾丽丝淡淡地笑了笑。她拿起盐瓶，倒了点盐在手上，然后把盐滤下来，在面包盘子里堆成了一小撮。接着安静了一会儿，两个人都凝视着大海。
“嗯，我在书上读到，有一种鱼，”艾丽丝说，“生活在大洋底层，很少有机会遇见自己的同类。但是一旦遇见了，两条鱼便立刻交配，交配之后雌鱼就把雄鱼吞掉。”
“以这种形式来结束恋爱关系真是很残酷，无怪这种鱼十分稀少呢。”
“你说怪不怪？”艾丽丝问，“我老会想到这件事，在浩瀚的大洋里有两条孤零零的鱼儿，见面过后一条就把另一条给吃掉了。”
“要比目鱼吗？”女侍者问。
“我要，”艾丽丝回答。
在不知不觉中，菲利普和艾丽丝发现彼此可以无话不谈，根本不必像通常情况下那样，要试探好久才能竭诚相待。
更令艾丽丝惊异的是，她发现说话多的竟然是她自己。之所以令她惊异，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总是她对别人发问，别人没有机会向她提出问题——这使某些朋友给了她一个外号，称她为“面试官”。如果说表露自我与弱势有关，而强有力的人往往不露声色，那么“面试官”总是强有力的一方。不过，所谓强有力意味着艾丽丝的问题都有点像是玩弄权术，尽管她采取这种态度只是怕会暴露自己。她需要让别人明白自己内心的想法，只是不愿意强迫别人倾听其中的细节。就因为朋友感觉到她很有耐心听人诉说，大家就倾向于将她当作一个免费的心理学家，而不是个真正的伙伴。
但是，她却感受到菲利普有一种好奇心，使她想要讲话，而且他的诚实态度也使她没有了顾忌。两道菜还没有吃完，她已经把自己童年时很多事情讲了出来，她很少与别人这样坦率（当然更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交谈。
“他这人很有才华，”艾丽丝在回忆她父亲时说，“人人都佩服他，同时又认为他很古怪。他总是忙着在世界各地奔波。他先在一家连锁百货店工作，后来又买下一个企业，专做商店橱窗的附属装置。小时候我很少看见他，每次见他，我总是有点儿害怕，拼命想给他留下好印象。我八岁的时候就已经记得他的生日，大家总会送给他一些昂贵的礼物，我也想送给他一件特别的东西。当然我没有钱，只记得找了好些大盒子，里面空空的，然后用花纸包扎起来，送给他当礼物。我特起劲，结果找了总有五十只盒子。可是最后并没有交到他手上，他去加拿大出差，旅途耽误，来不及赶回来过生日。母亲说太占地方，把这些盒子一股脑儿全给扔掉了。”
“看来她好像有点忌妒。”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吧。对了，她总是在父亲和我之间制造隔阂。可是她并没有将她的嫉妒心用到积极方面上去。我的意思是，她总是不让我见他，可自己又不想好好地理解我。也可以说，她起着破坏作用。她老是想把人们分开得远远的，但等到只剩下一个人时，她又不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她喜欢小孩吗？”
“嗯，原先父亲并不打算要小孩，只是上了母亲的当才生下我们。她一心想要孩子，也想要他满意，结果有了孩子也使父亲对她不那么高兴了。因此，我想她是把气出在我们身上。她觉得是她坚持要生下我们的，于是我们有问题她总觉得是自己的责任。我小时候不很聪明，十二岁之前很少说话，又很怕羞；母亲对此很恼火，因为她认为父亲才华横溢，如果孩子不聪明的话，那么，是她将所谓的‘不良基因’遗传给了孩子。”
“她觉得她的婚姻幸福吗？”
“和我父亲？”
“怎么，还有其他的吗？”
“她如今同第三任丈夫在一起。”
“哦，那我就是指她同你父亲的婚姻。”
“不，我想并不幸福。她和阿夫纳走掉时我并不怎么伤心，因为我从来不觉得这个家庭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我们从来不像《幸福家庭》[1]那样，全家人围坐在厨房的桌子边，有说有笑。她为人很冷淡，几乎有点儿男性化。要知道，她父亲在她很小时就去世了，她是老大，我想她多多少少得担负起管家的责任来。她十二岁时就独挡一面了，非得尽快像个小大人那样不可。正是这个原因，她一方面很凶很世故，另一方面又像是个满心恐惧的十二岁小姑娘，但又不肯承认自己的恐惧。”
“那么，你父亲干吗要娶她呢？”
“依我看，她也给了父亲某种形式的安全感。他们认识的时候他刚刚开始经商。他们都住在纽约，我母亲当时很是光彩照人，她在电视公司工作，干得很不错，他俩都想结婚。他们是在一次聚会上相遇的，结果不到三个礼拜就结了婚，这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也说明他们俩是多么急切地想要找到某种形式的安全保证。后来呢，又过了好些年，他们才弄明白事情也许不是很对头。”
“请原谅我说话唐突，既然是这样，你是不是感到很痛苦呢？”
“你真滑稽。我当然痛苦啦，是的，要知道，我只要听别人说自己的家庭很幸福，心里就会起疑心。那根本就不可能，至少我的家就是一团糟，人人都看得出来。你只要在我家待上五分钟，就会意识到事情很糟糕。那并不像是一个讲究礼节的地方，从个个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亲爱的，多好呀’等等，在我家，人人都咬牙切齿，恨不得把对方置于死地。家使我想到了一个笑话，你听说过吧，说是有个人对心理分析医师说：‘斯佩格莱大夫，前几天我说话不小心，犯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错误。我正在同母亲一起喝茶，我想说：“亲爱的妈妈，能不能请您把糖递给我？”可是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说出来的竟然是：“妈，你这该死的婊子，你把我的一生都给毁了。”’”
午饭过后，他们到大街上溜达了一会儿，又到好几家书店转了转。由于天下起毛毛雨来，他们便回到汽车里，往伦敦市区驶去。
“要不要我替你把这架大提琴安放好？”在他们抵达她在伯爵街的住所时，菲利普问道。
“不用了，我自己会。”
“那也好。”
“真得谢谢你，你开车带我去，还帮了其他的忙——将来我得回报你。”
“当然。你可以帮我去淘我要的桌子呀。”
“好极了，那么我们再联系。”
艾丽丝跨出汽车，把床头柜从车后拿出来，微微挥了挥手，便进了大门。她把床头柜拿到自己房里，在上面放了一盏小台灯和闹钟，看到它放在床边很合适，不觉微笑起来——可是一想到埃里克一准会说的话，她的笑容就不见了。埃里克在晚上用餐时准会说这个床头柜再普通不过，花二十镑钱买这种东西，真是划不来。
这件事情使艾丽丝认识到她不是单单一个人。这并不是说，在伦敦、巴黎或者纽约的大街上走着成百上千个从她身上克隆出来的人，她们都有着同她多少有些相似的经历和生活方式，而是说她身上包含的自身的版本绝不是只有一种，那要看她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而定。除此之外，她还意识到，在这些版本当中，有一些比其他的更加好些，更加像她自己。
埃里克和她度假时拍的照片终于从冲洗店里取回来了。晚饭后他们回到厅里看照片。在巴巴多斯拍的相片中，有一张是他俩站在住房外面的走廊上，从照片中的他们的肤色看，那是刚到不久拍的。
“瞧这一张。你这张照得呱呱叫，”埃里克说，“看起来妙极了。”
“看起来糟透了，根本就不像我，样子真怪。”
埃里克并没有认错人，照片上那个人的表情自然是她的（并没有哪个随便乱来的冲印店用气笔修过）。那张照片拍得也还不错，它只是照出了艾丽丝自己平时不常见到的侧面，因此她觉得不像是自己。
她的反应说明，哪样的“我”才算正确是具有一定标准的。并不是任何一张旧照片，更不是她站在巴巴多斯旅馆客房墙边的某张快照都能看成真正像她。她并不认同相机的自拍装置摄下的她的面容的某个侧面（推而广之也是她本性的某个侧面）。她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有这样的笑容，不觉得自己的面颊会这样一片飞红，也记不得自己的头发会被风吹成那样子——照相机镜头虽然能够把人的影像忠实地记录下来，但这种形似并不一定能够传神，她不想让这些东西给专横地加到自己身上。
不过，这样的感情并不仅仅局限于相片，因为不仅是她的身体，就连她的性格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从不同的方面，通过不同的镜头，在不同的情人眼中。与有些人在一起时，她觉得比在其他人身边更加“自在”。例如苏西，她觉得自己的想法特别容易得到她的理解。苏西对她的心理了如指掌，她总会说：“艾丽丝，我心里有数，你是因为自己没法得到他才会喜欢他的。”或者，“你只是想另外找个人来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罢了……”还有她的朋友戈登，他对她喜欢逛商店并且忘神地阅读杂志的习惯完全理解，他总是以一种温和的嘲讽口气，开玩笑似地问：“爱玛·包[2]，今天过得怎样啊？”等到她叹气时，他就会学她的样子更加大声地叹口气。
“别取笑我了，”她会抗议说。
“我没有啊，只是因为马莎百货商店里你要买的紧身裤卖光了，我伤心欲绝呀。”
“你是故意讽刺我。”
“阁下，有这么糟糕吗？”戈登总会一本正经地回答，逗得两人哈哈大笑。
也许是因为艾丽丝的朋友对她的小毛病都以开玩笑的方式作出回应，从而使她这个整天神经过敏的人变得像喜剧演员一样。大家都一致认为艾丽丝做起事来没有什么头绪，可是对此并不为忤，相反，在请她参加晚会时，总在她的请帖上把正常时间改掉，用“艾丽丝时间”代替，总要提早一个小时，以便她有时间从从容容地准备。他们以滑稽的夸张口吻来谈论她的欲望，例如要发现自我呀、要成为好莱坞崭露头角的明星呀或者挽救巴西雨林呀什么的。这使她感到有人理解她、对她很宽容，而且因为她那些小毛病而喜爱她。
使她纳闷的是，为什么在她同埃里克的关系中就不能这样。在他俩的交往中，紧张的情绪似乎是不能提起的，或者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点儿也不幽默的分歧。
由于那天同菲利普在一起很愉快，在他身边她觉得极其自在，于是当晚同埃里克在一起时，她希望也能把这种好心情保持下去。菲利普为人温柔而又不乏风趣。他很快就理解了她的特点，并且以一种机智的嘲讽态度来对待她。在饭店里他觉得她犹豫不决的样子很滑稽，便在主菜吃到一半时开玩笑地向女侍者要甜食食谱，说是这样可以让他们及时作出决定来。
她出门时兴高采烈，在走进埃里克的房间时信心十足，洋洋自得。
“怎么样，工作狂？你事情干完了吗？”她问埃里克。
“嗯，你怎么回事？”
“没什么呀，怎么啦？”艾丽丝回答。
“我也不知道，你仿佛有点儿怪。”
“不，我心情好得很。”
“哦。”
“你要不要听听那个菲利普给我讲的一个笑话？”
“说吧。”
“好，是这样的，有两个犹太人站在公共澡堂外面，一个人问另一个人：‘你有没有洗澡？’另一个人紧张地回答：‘没有呀，怎么啦？是不是少掉一个啦？’”
“哦。”
“你听出可笑的地方来了吗，‘是不是少掉一个啦？’”
“好啦好啦，谢谢，我明白了——冰箱里还有些蛋糕，你要吃的话可以拿。”
“好极了……”
按照维特根斯坦[3]的观点，他人对我们理解的范围标示着我们的世界的范围。我们免不了生活在由他人的看法所构成的框架之内——由于他人理解我们的幽默，我们才显得风趣；他人理解力强，我们才显得聪明；他人豁达大度，我们才显得慷慨大方；他人偏爱嘲讽，我们才显得话中带刺。性格就像既需要作者也需要读者的语言一样。对一群七岁的小学生来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只是一大堆令人莫名其妙的废话，阅读的内容如果超出七岁小孩的理解能力，他们根本就无法欣赏——同样，只有在情人能理解自己时，艾丽丝的潜力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
她的性格中的某一方面像丑角一样，喜欢闹着玩，菲利普对此加以回应，并且给予鼓励，但是假如听她笑话的人懒洋洋地毫无反应，那么她又怎么能够说得下去呢？她别无他法，只能回到埃里克的观点强加给她的那种模式中去。
与其说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他人的品质，还不如说是这些品质对我们自我形象的影响——即这些品质是否能够还给我们一个足够完整的自我形象。埃里克使艾丽丝感到自己怎样了呢？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她并不确切知道这一过程是如何运行的，这究竟是在她自己脑海中呢，还是确实来自外部。不过，长期以来，在他身边她老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她心中只觉得自己在物质上给宠坏了，智力上也不太行，斤斤计较于感情上的事情，对别人的依赖心理令人生厌。
埃里克从来没有对她讲过这样的话，那只是她同他在一起时对“自己”的感觉。当科学家想要知道导致某一结果的原因时，他们便进行一系列受到控制的实验。在这种实验中每次只改变一个因素，这样便可以将导致结果的原因分离出来。如果进行一次受控实验的话，艾丽丝很快就会知道埃里克是如何影响她的自我概念的——不然她又如何解释同他在一起时怎么会觉得自己这样不行呢？但她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联系。尽管她对自己变得很有些冷淡沮丧，但她对他却仍然温情脉脉（或者说带着热气腾腾的宗教激情）。埃里克影响了她的自我概念，而对她心中有关埃里克的看法却没有多大影响。
在A望着B的时候，B肯定会受到A的注视中所包含的感情的影响。如果A觉得B是个皮肤柔嫩的可爱的小天使，那么B很可能感觉得到对方把自己想成是皮肤柔嫩的可爱的小天使。如果A觉得B是个嘻嘻哈哈的傻瓜，连二加二是多少都弄不清楚，B很有可能觉得自己就同对方想象的那样越来越不行，最后很有可能得出结论说二加二大概是等于六。
使艾丽丝大惑不解的是，这一运作过程竟然如此不易觉察。归根到底，觉得B是个嘻嘻哈哈的傻瓜的A很少会开口说“你是个嘻嘻哈哈的傻瓜”，以让对方明白自己的看法，而是以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方式，使B忍不住要反省：“是我的脑瓜有问题呢，还是……”
交流的方式有很多，不会仅仅限于公开表态——很少有人仅仅借助语言来表达自己对别人的感情。那么，在不明白表态的情况下，如何来传递信息呢？
艾丽丝对埃里克提到，她觉得他们的朋友克莱和迈尔斯有点像是母子一般，埃里克（他同迈尔斯从小就认识）立刻反驳说：“哦，胡说，你又犯了平时的毛病，想得太多了。”
“可是你得承认，他俩之间的关系的确有点儿怪。他好像老是哼哼唧唧的，克莱呢就会过来帮他的忙——看来他们像是喜欢扮演这样的角色。”
“胡说八道。他们为人真的很不错。”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呢？”
“只是他们互相配合得不错，这样可以……”
“你就喜欢把事情复杂化，不是吗？”
“不对，我只是想说出来而已。哦，有什么用啊？算了，不谈了。”
埃里克对这些话一再作出的反应表明（尽管并没有明白讲出来），他觉得艾丽丝这样关心朋友的感情生活，真是有点乖僻，她这是一些幻觉，健康的人决不会觉得那有什么不正常的。他从来没有必要把这话讲出口来。他只要对她的想法嗤之以鼻，久而久之，他不用说一个字，意思就明明白白地传达出来，使她哑口无言。
周末，艾丽丝告诉埃里克说，她打算把一堆书搬到卧室里去。他后来问她道：“你是不是现在要把你那些初版书搬进去啊？”他尽管没有明说她文化程度高或者书读得太多，但把她那些廉价的平装书称作是初版书，其实就是婉转地说她装模作样，就像那些买大本大本旧版书的人，并不是真的要阅读，而只是把书放在书架上装门面。
当然，艾丽丝没有时间细心解读这一（以及其他）攻击。她不愿相信自己的心上人会攻击她，因此也就没有作出恰如其分的回应，比如：“我没有什么初版书，你是知道的，因此请不要挖苦我。我喜欢书，要是你觉得不痛快，也许我们可以好好谈一下。”相反的是，她只是闷闷不乐地回了家，心里也不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或者是谁惹得她不高兴了。
即使没有这些尖酸刻薄的话语，艾丽丝在埃里克身边时的自我感觉也受到了他喜欢谈的话题的限制。假如他喜欢谈日元的走向或者下一代宝马车上的新引擎的性能，她立刻就领悟到她打算要谈的话题是不适当的。他并不禁止她谈她喜欢的事，他只是通过自己谈的事情表明，他对她讲的那些东西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因此，她忘记了自己在别人跟前究竟还会不会显得有趣，结果认为自己变得十分乏味。要是有个适当的同伴的话，她相信自己很有些事情可以谈谈，但在同埃里克一起吃饭时，她完全失去了这份自信，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有话要说——这充分证明，受到别人影响的并不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谈什么事情，而是我们是不是“想要”说什么事情，“我们是不是还能够想到自己有话要说”。
接下来一个星期，艾丽丝同菲利普一起吃午饭。由于她的同事桑德拉方才宣布她在6月份要和男朋友结婚，谈话自然就转到了婚姻问题上。
“我想许多人结婚是因为他们害怕独自一个人过，”艾丽丝说，菲利普接过话头，谈了一番自己的看法，接着又让艾丽丝说下去。
我们可以把谈话的过程用树形图加以诠释，对话可以分成不同的分支，就看你说话的对象是谁；同一天晚上，艾丽丝和埃里克一起吃饭，由于她的同事上午宣布快要结婚了，艾丽丝又一次谈到了这个话题。
将这两个树形图作比较，我们可以辨认出左边是艾丽丝和菲利普谈话的过程，右边是艾丽丝和埃里克谈话的过程。
她：我想许多人结婚是因为他们害怕独自一个人过。
他：我的朋友吉尔那天也跟我这样说，她说她受不了一个人生活，因此即使找不到理想的对象，也还是想要结婚。你怎么样？你不怕独自一个人过吗？
↓
她：我一点都不在乎。说真的，我只有单独先待上几个钟头，才觉得能够好好同人相处。我独自一个人时最做得出事情。
↓
他：我想独自一人待着和感到寂寞还是不同的。
↓
她：对，有时候我一个人待着，但是心中却感到和许多人在一起，因为他们在我的脑海中讲话。我会想到别人对我说的话，我们在一起做的事等等——因此就不会有寂寞的感觉。
↓
他：我想假使你在一人独处时能够感到快乐，那么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选择。你总会感到，假如你想要找人谈谈心，你可以想起好多朋友。
↓
她：你这话真有趣，因为在大学里时我拼命想要同别人在一起，我很好交际，但内心深处又害怕同别人合不来。我老是冲到学校的酒吧里去，生怕别人把我落下。
↓
他：那么，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呢？
↓
她：好多事情，真的，例如我工作了。跟别人交往时间少了，后来交了几个很要好的朋友，但不再参加到某个大的圈子里去了。我不再担心别人有什么想法，我认识到世界很大，你星期六晚上去哪里并不是了不得的事。
（伦敦迪安街饭店W1下午1时31分）
↓
他：结婚的年龄又提早了，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的。
↓
她：你会不会觉得大家越来越害怕独自待着了？
↓
他：不，这只是经济上的原因。每当经济不景气时，结婚时间就会提早，是为了省钱。
↓
她：经济还会影响恋爱结婚，这真怪。
↓
他：在亚洲国家，青年人结婚时间大大推迟了，因为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我不是跟你讲过吗？今天修车的打电话来，原来是变速器出了毛病。
↓
她：哦，真的，好极了。
（伦敦昂斯洛广场SW7晚上8时07分）
尽管树形图只是个小例子，但它却产生出两个各不相同的艾丽丝。菲利普对有关婚姻、同伴和寂寞的话题积极回应，这促使艾丽丝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而埃里克的回应却不允许她这样做——因此，菲利普使她意识到自己与原先的自我认识稍有不同，原来她还是有一些思想的。埃里克从来不会禁止她讨论独自待着时脑海中想到许多人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他只是把通往这条路径的交谈的大门关死，他无法了解到她心中原来要讲什么事情。
那么，她究竟喜欢午饭还是晚饭呢？
[1] 英国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肥皂剧。
[2] 指包法利夫人。
[3] 维特根斯坦（1889—1951），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
灵魂
菲利普没有受到邀请去昂斯洛广场吃饭（他是在贝克街附近一家饭店里和几个乏味的德国唱片公司主管一起吃的饭），他喜欢午饭还是晚饭，这是问都不用问的。一整天，他不断想到了艾丽丝，第二天也是如此。这想法毫无邪念，只是他心目中常常出现她坐在对面同他一起用饭时的形象，她脸上的笑容有时候会变得异常严肃，几乎带着一丝悲哀的神色。
菲利普有个朋友叫彼得，晚上他们常常在酒吧里谈论构成幸福的要素——工作与爱情。接下来那周，他们见面时，他不知不觉地谈起了艾丽丝。
“我是通过马特的女朋友苏西认识她的。她们是多年的好友，她在干销售之类的工作。我们前几天一起去逛伊斯灵顿的古董交易会，她这人真的很不错。”
“在哪方面呢？”
“很难说，我也并不真的知道。”
“她长得很漂亮吗？”
“不，算不上特别漂亮。我的意思是，她身上自有动人之处，不过当然算不上是大美人。”
“她使你发笑吗？”
“对，会发笑，不过可不能把她看成是个表演滑稽说唱的。”
“那么，她生气勃勃，可以说十分迷人，是吧？”
“说来也怪，对她我真的说不上来。在我想到这一点时，总觉得她仿佛真的很有深度，有点儿说不清楚。不妨说她是有灵魂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灵魂？”彼得重复道，他显然没有领会这是什么意思。
当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拉美特利（1709—1751）于1748年发表他的著作《人类机器》时，知识界大为震怒，因为他竟然毫无人性地（那时候仍然是个重精神的时代）声称人类在根本上不过是一架复杂的机器，与把大门、水闸、齿轮、水管和原子安装在一起没有多大的不同——爬行动物、阿米巴原虫或者航海天文钟也是如此。
“人是一架机器，在整个宇宙当中，只有一种材料能以不同的方式改变。”拉美特利说，这种材料自然是不起眼的“物质”。这种观念向自柏拉图以来就一直在某种程度上无可争辩地占有统治地位的二元论发起了挑战。二元论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由物质和灵魂构成的。哪方面更重要，那是一清二楚的；是灵魂给了人以生命和尊严，没有灵魂人便成了简单的机器，要是这架机器在股东会议上发作了致命的冠心病，那么他就肯定会死掉。
那么，这个灵魂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就像是1969年人类初次登月时乘坐的火箭头部所携带的航天器，这个航天器仅仅是巨大的阿波罗11号三个部分中的一个：宇宙飞船的总长度为一百十一米，但在宇航员飞行八天之后回到地面时，飞船只剩下了头部的那一小部分，一个高度仅为三米多的太空舱。阿波罗号的其余部分都用来将宇航员送入轨道，但是至关重要的有生命的部位便是那个小舱，因为它里面搭载着代表人类跨出一小步的宇航员。
研究灵魂的理论学家同样也把人一分为二，大的一方是在精神上无用的肉体，小的一方则是无比宝贵的灵魂。肉体与火箭相似，它载着心灵到处运动，动力来自所消耗的粗面包和双份的奶酪汉堡包。虽然肉体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尽管很少有哪个会有一百十一米高），说到底，它对人类在地球上的使命似乎纯属多余。在几十年的生命历程之后，能够留存于世的只是相当于太空舱的那个微小的心灵，就是用最强有力的显微镜，也无法看到它。
大多数哲学家都同意人分为永恒的灵魂和火箭一般的肉体，但坐在宝贵的飞船里究竟是谁或者什么东西，他们的意见就不那么一致了。太空舱里的东西自然会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但那到底是什么呢？
面对这个哲学问题，柏拉图出场了，他争辩说，理性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提出充分理由说，心灵是“理性”的航天器。对奥古斯丁来说，神是最重要的，他把相当于太空舱的心灵看成是希望升到天国的属于神的飞船——多少世纪以来，这一观点在天文学家和俗人之间都很有市场。不过，启蒙运动之后神的影响逐渐减弱，灵魂在神学意义上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人最重要的部分便是他的灵魂，而神已经不再那么重要，那么，现在心灵应该献给什么呢？
当然，并不是人人都相信心灵这个航天器应该分开来加以考虑，科学家和像拉美特利这样倔强的哲学家索性决定不谈这个问题，转而采取一种唯物主义的立场。只有那些神秘主义思想家和浪漫的诗人还在继续关心灵魂的问题，他们很快就往这个舱里塞满了“感情”这个东西。
作为人，每个人天生都有灵魂，但其大小的程度却各不相同——它取决于自己的“感受”。因此，某个看歌剧时挖鼻孔、打嗝、对诗歌不屑一顾的粗人会被认为是“没有灵魂”，在古时候，就连最低下的傻瓜也不至于会给按上这样一个罪名。“没有灵魂”渐渐意味着对艺术、文学和音乐这类事物木然无知。这就说明了戏剧家约翰·德莱顿（1631—1700）在提到莎士比亚时，为什么会称他为“在所有现代、也许还有古代的诗人当中，他具有最广大的无所不包的心灵”。按照济慈的看法，心灵具有自己的营养（这里绝不是双份奶酪汉堡包），他在诗中写道（这对他自己和出版商都易如反掌）：“诗歌应该是伟大而谦逊的，它渗入到人的灵魂之中……”
在两性问题上，因为看上对方的心灵而爱上某人似乎变得要比看上对方的肉体（火箭）要高尚得不知多少倍——尽管这两者的结局很可能都是卧室里的喘息。当玛丽莲·梦露（1926—1962）想揭露电影界道德沦丧的黑幕时，她对心灵的理解具有后启蒙主义色彩，她说好莱坞“那个地方，他们为了一个吻肯付给你一千美元，但是为了你的灵魂只会付给你五毛钱”。
因此，当菲利普告诉彼得说艾丽丝有灵魂时，他说的是一种迷人的感觉，就是她感受得很多很深。但他同她只是会过几次面，而且这几次会面都没有去听拉威尔[1]的音乐或者阅读华兹华斯的《序曲》，那么，他怎么会作出这样的表态呢？
尽管感情是一种主观的经验，但有人认为心灵还是可以看得见的，它积淀在物质的载体上，也就是铭刻在人的脸上。在理查逊[2]的《克莱丽莎》（1747）中，作者描述说克莱丽莎的眼睛感情深沉。自古至今，诗人们一直把眼睛称之为心灵的窗口，那么，理查逊所谓的感情深沉的眼睛究竟是什么呢？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绘画中感情深沉的面孔已经不见了——如今，画上典型的面孔都是带着微笑、春情荡漾，或者噘起嘴唇——可是，在现代欧洲早期的某些圣玛丽的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感情深沉的面孔的出色范例。只要到伦敦国家美术馆去一趟，范·德·韦登[3]的《玛格德琳读书》（绘于15世纪30年代）中玛丽·玛格德琳的双眼中带着一种几乎捉摸不定的哀怨；奇怪的是她似乎远离正在阅读的书籍，神游在感情深沉的人的阴曹地府里。你想到了波堤切利[4]的《处女和孩子》（绘于1475—1510年），在那幅画中圣处女带有巴赫后期咏叹调或者佩戈莱西[5]《圣母悼歌》开始时的色调。
“听着，菲利普，这是怎么回事？你是想要同那个该死的圣处女玛丽上床，是吗？”彼得打断了他的话说。
“别说傻话了，”菲利普回答，“我并没有说她是圣处女玛丽，我只是说，她脸上的表情使我想起有时候见到的那些圣处女画像。”
“我就是不明白。”
“你不大明白？”
“好像不明白。自从你同西方世界最美丽的女人一刀两断之后，我得说一切都叫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彼得说的是菲利普以前的女友凯瑟琳，在他们关系中断前的那几个月里，他常常见到她。凯瑟琳个子高挑，金发碧眼，面貌和身材都无可挑剔。为了挣钱，她曾经为好几家刊物当过模特儿。人们一致认为，她几乎是个完美无缺的美人儿。也并不是只有一张漂亮面孔，她二十七岁就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夫，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并已经在资深学者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研究论文。她的为人似乎也十全十美，从来不会对人怀有恶意，同老朋友保持联系，有人请她吃了饭，她事后总要写感情真挚的信去表示感谢——那么，菲利普怎么会认为她没有灵魂而同她分手了呢？
这很可能出于拉美特利主张的毫不感情用事的“讲求实际”：她所接受的医学训练使她直言不讳，一开口总多少会接触到与生死有关的大事。同凯瑟琳相比，艾丽丝说的话就显得很有“诗意”——这并不是说她一开口就是押韵的对句，而是她的话余音袅袅，带有诗歌的味道，这是散文常常没有的。
艾丽丝在谈起她童年跟家人出去捕鱼度假的经历时，会把这种其实十分平淡的事情讲得有声有色，充满了诗意——仿佛那并不仅仅是备齐钓具坐船去挪威海边，到那里一个小屋子里住下来。她并没有一股脑儿将事情和盘托出，使菲利普感到厌倦，她的节制带有一丝恰好是捉摸不定的哀怨，保留着一点神秘感，这对激发别人的欲望是必不可少的。
在几天前她和菲利普一起用午饭时，他们先和一个有可能成为她的主顾的人喝了杯酒。那个人把自己的业务告诉了她（“我们从荷兰进口排气管，把管子装到净化器上，再出口到整个欧共体……”），艾丽丝不住地点头，不时插话说“是这样”或者“真是有趣”，但是从头至尾她都心不在焉，仿佛心思飞到了另一个星球上——只要有阿波罗飞船，菲利普也巴不得能够飞到那里去呢。
不过，尽管这样说听起来仿佛很是纯洁无瑕，但是菲利普那么热衷于艾丽丝的心灵，这其中也可能存在着不那么光明的一面。
如果说，在浪漫主义时期心灵的概念与“感情”密不可分，那么，重要的是，与感情直接相连的与其说是感受欢乐，还不如说是感受“痛苦”。经受强烈的激情很少会意味欢乐，在淋浴时吹口哨或者在花园里面唱歌——说你感情深沉表示你极容易受苦。
因此，由雷·查尔斯初创而在阿雷萨·富兰克林[6]（“灵歌女王”）手中登峰造极的“灵歌”是以黑人为主体的运动，这就绝非偶然的了。自从布鲁斯音乐风行以来，人们都说黑人音乐家的心灵比白人更加丰富；仿佛是几百年的压迫、贩奴船和棉田里的劳动使得他们更能理解痛苦，因此也使他们比生活优越的白人歌手更好地表达痛苦和感情。
将黑人受到的压迫与灵歌联系起来也来自广义的浪漫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艺术家（感受者）是受折磨的创造者，其作品只有在经过长期磨炼和遭受痛苦之后才会诞生。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雅那（1863—1952）认为心灵的发展只有在遭受苦难之后才会完成：“心灵也有童贞，只有在流了一些血之后才能结出果实来。”西里尔·康纳利说他很想成为波德莱尔[7]或兰波，但却不想经受痛苦，他认为痛苦是他们艺术创作的先决条件（而不是他们勇敢地扫除的障碍）。这种观点认为，艺术家创作并不是他们置苦难而不顾，而恰恰是因为“有了”苦难才进行的。
因此，菲利普对心灵的爱会不会掩盖着一种对哀怨这一最富诗意最经典的催欲剂的爱呢？
可是，哀怨又怎么会具有吸引力的呢？因为，要是一群人中间有个女人在笑的话，那么她显然并不需要别人的关注，而某个独自坐在餐馆里对着咖啡发呆的女人，很可能使某个男人去设法勾搭她，希望她能够听他倾诉自己的烦恼，并且作出回应来。他很可能坐在顾客稀少的小餐馆里的远处想象，正因为她痛苦，她也就能够理解我的痛苦。
幸福是排他的，而不幸却很可能是包容的。需要引起对方兴趣的情人因此不喜欢装出快乐的面容，而喜欢现出不幸的表情来，希望以此避免表示出幸福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对痛苦不闻不问的自主状态。追求不幸很可能是企图逃脱竞争，这种竞争正是包含在自给自足的表情之中的。
“我明白了，”彼得插嘴说，“这完全是英雄救美人那套古怪玩意儿。这边有个女人，她在男朋友那里过得很不痛快，你想跨上白马去搭救她。你这种人就是有点病态，一看到别人不幸就兴奋起来。我认识好几对这样的夫妻，女的闷闷不乐，男的反而觉得她更加迷人。你知道结果怎样吗？说来可怕，女的最后变得越发闷闷不乐，这是男的促使她那样的——因为他一见到妻子不快乐心里就高兴。”
“彼得，这种类型的人我知道，说老实话，这同这件事毫不相干。我并不想去搭救艾丽丝，我决计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敢肯定，要是她听说别人想要搭救她的话，准会大吃一惊的。说起来你恐怕不相信，她非常有主见，要是有谁想要搭救她，她很可能对他大发脾气说：‘喂，我自己可以应付，多谢了。’我得告诉你，说来也怪，我所以会喜欢她的惟一理由便是她的神态，也许这想法有些可笑，因为她看起来感情深沉，她要比我认识的许多女子显得更加深刻有趣。”
“我只是想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竟然想去勾搭一个模样有点像是从范·德·韦登的画里走下来的女人。”
“嗨，别忙。我或许确实说过她是个妙人儿，但我决计没有想到要去勾搭她。”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半个钟头当中，你一直在拼命夸这个女子多好多好，这会儿你却说自己完全出于友情。真叫人没法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