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她有男朋友，我怎样处理这种事情你是知道的。我决不会同已经有了人的女子谈情说爱，那太难办了，人生苦短，我没有时间去做那种事。她同那个家伙在一起看来还可以，我同她保持朋友关系，和她聊聊，就此而已。她为人聪明有趣，是个感情深沉的朋友。我对这事就打算这样处理，决没有别的想法。”
[1] 拉威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
[2] 理查逊（1689—1761），英国小说家。
[3] 范·德·韦登（1399？—1464），佛兰德斯画家。
[4] 波堤切利（1445—1510），意大利画家。
[5] 佩戈莱西（1710—1736），意大利作曲家。
[6] 雷·查尔斯（1930—）和阿雷萨·富兰克林（1942—），均为美国黑人音乐家。
[7]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象征派诗歌的先驱。
真相的层面
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很可能糊里糊涂地打发日子，并没有什么始终如一的价值体系。由于并不存在道德问题上进退两难的情况，人们也就不必承担进行选择的责任。在摆脱了由于大报文学版所引发的文化负罪感之后，我们在文学上又真正认同谁呢？不到我们被迫打起行李准备到某个荒岛上度过余生的时刻，我们能够作出评价来吗？在权力和诚实两者之间，我们更加珍视哪个呢？不到非得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不可的地步，我们能够知道并且真正愿意知道吗（无怪浮士德使我们在座位上局促不安地扭动）？
我们避而不作出直截了当的抉择，是因为那些选择不会让我们作出最为自然的反应来，即相信十几种不同的完全不搭界但却十分讨人喜欢的事情。假如一个人自以为爱好见解深刻的文学作品，然而到了荒岛上之后却觉悟到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供人候机时消遣的小说，那又怎样呢？假如一个人自认为道德高尚，完美无缺，结果却发现一千万美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他作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将真理抛到脑后去，那又怎样呢？
艾丽丝对菲利普的感觉是怎样的呢？
哦，谢谢你，他为人真的很不错，很友好。他是搞古典音乐录音的声学工程师。最近在柏林为米多里工作，大概是录巴赫的音乐吧。你真的不想要喝茶吗？前些天我同他去了一个古董交易会，我们聊得很愉快。你问他究竟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还是……
不过，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解，尽管人们在许多场合对自己一无所知，并且还有许多冲突尚未解决，但存在着一种动力，企图对自我有所了解，并且把矛盾解决掉。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中，梦境和无意之中的失言被解释成表面混乱但其实却极其合乎逻辑的尝试，表达了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一个自以为无比正直的将军夜里梦见自己跟那天晚上同他一起打台球的蓝眼睛中尉肛交——由此使他了解自己存在着同性恋的倾向。某个暗自对最要好的朋友的妻子垂涎三尺的人本打算随便问问他近来可好，但是由于他心中老是想着对方的太太，于是一开口便成了：“比尔，你老婆可好？我是说，比尔，你老兄可好？”
自从艾丽丝认识菲利普之后，她的梦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之处。她梦见过自己坐飞机失事撞山，她梦见自己还是五岁，要去拉罗谢尔[1]海滨度假，兴奋得不得了；她还梦见自己在学校里排演《特洛伊的海伦》一剧，上台演出时她开口却没有声音，嘴里吐出来的只是一连串的肥皂泡。这都是通常那些混合着焦虑和幻想的大杂烩，但第二天早上醒来后，她一点也不会向身边的埃里克隐瞒。她也并不曾忘记什么要紧的事情，或者有什么口误；她有事打电话去找竞争对手的商行那个令人不很愉快的会计，倒是忘掉了她姓什么，不过希里万加朱里那个姓也确实很容易弄错。她在提起同事露西时也曾误把她称为室友苏西，但这两个名字如此相似，弄错了并不能就说心理上有问题。不过，尽管没有什么典型的失误，艾丽丝心中的愿望还是在一种称之为“电话答录机字条”的现象上表现了出来。
当弗洛伊德于1939年在伦敦去世时，电话还处在很少人使用的原始阶段。许多电话都无法直拨，需要由接线员来连接，要打电话还得提前几个小时预订线路，国际长途贵得叫人不敢问津。此外，假如来电话时人恰好不在家，你就没有办法知道，除非家里有管家代接。由于当时录音基本都是通过蜡刻的方式，无法将电话连接到录音机上。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盒式录音机广泛应用之前，要是接电话人出去吃午饭了，打电话来根本无法留下口信。然而，随着盒式录音机的出现，某些电子厂家开始制造出“电话答录机”来。这个盒子可以连接到电话上，只要有电话来，便可以作出回应，其作用就如同有声信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设计出内含答录功能的电话机之前，电话答录机一般都设计成一个长方形小盒子，里面备有两条磁带，一条录打出的电话，另一条录外面的来电，还有几个控制键（包括启用、放送和录音功能）和一个小小的发光二极管，显示你不在家时来电的顺序。
只是由于时间的差距，弗洛伊德没有能够研究这一设施所包含的巨大的心理意义，因为电话答录机在很大程度上同梦境一样，为研究人的潜意识提供了一条捷径。由于答录机的构造，主人先知道有人打电话来（因为发光二极管会显示数字），而后才会知道究竟是谁打来了电话。因此，这一设计便产生了一段至关重要的间隔，也就是你在为有人打电话来感到兴奋之后，要过一会儿才能弄清是谁来了电话——这一间隔有助并鼓励人产生幻想，你希望看到的并不是有谁打来过电话，而是你“盼望”的人终于来电话了。答录机的主人很可能常常没有觉察到自己内心深处盼望哪个人有电话来，因为他怕自己明说之后发现没有对方来电会倍感失望。不过，在他们晚上出外看朋友回家之后，看到发光二极管闪烁着，显示出一个充满希望的亮亮的4字，“电话答录机字条”不可避免地将会告诉你那究竟是不是你希望来电话的人：主人心里会禁不住（在他们摸索着回放键的时候）暗暗想，那个让自己苦苦等着的他或者她终于来电话了。
我们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分析艾丽丝对答录机的反应。她把发光二极管上显示的数字看成不在家时菲利普来了电话。这一传统的如愿以偿的模式正是拉普兰奇和庞塔里斯所界定的“一种心理公式，这时候，在想象中愿望似乎已经得以实现。”[2]
这一愿望并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说到底，菲利普毕竟在迪安街午餐后记下了她的电话号码，说是在下个星期打电话来约她一起去看电影或者去皇家艺术院参观新举办的展览。无怪她回家发现电话答录机上有个3字时，她本能地想象其中就有菲利普的来电，结果呢却发现那只是母亲、管道修理工和她的银行经理打来的。无怪第二天有5个人来电时，她心里又出现了同样的想法，但结果却同样令她失望（不过，她其实深深爱着埃里克，朋友也够多的，工作又忙得要命，那么，她究竟会失望到什么程度呢？何况，她认识菲利普也才只有几天工夫呀）。
下个星期，埃里克准备在他的住所举办一次酒会，除了他的朋友，他让艾丽丝再邀请几个朋友来。她特地去买了件优雅的黑色连衣裙，晚会前显得特别快乐，她在埃里克浴室的镜子前面一边化妆，一边用口哨吹起了一个自然节目的主题音乐。
晚会举行到一半时，厨房里电话铃响了起来，艾丽丝去接了。电话是菲利普打来的，道歉说他来电晚了，很遗憾他没法赶回来赴会。他在剑桥国王学院录制一套节目，结果大大超过了原先估计的时间，无法及时赶回伦敦来；此外，第二天他又要去科隆出差，在那里要待三个星期，因此看电影、参观皇家艺术院的事只能往后推了，等他回来后再打电话给她。
等艾丽丝回到客人中间，继续几分钟前的交谈时，谈话的题材已经转到了英国的劳动效率上。一个留胡子的高个子记者正在说：
“我认为说英国人靠不住这种讲法已经过时了，这就像说在英国人人都上伊顿公学，说话都带着上流社会的口音一样。英国劳动生产水平居欧洲之首。与其他国家相比，罢工比较少，通讯系统极为发达，英国公司通常交货准时，价格公道，数量也不会短缺。”
别的客人对此都厌倦了，懒得表示赞成或者反对，这个话题似乎很快就会被大家遗忘掉。
“这完全是胡说，”艾丽丝突然开口了，“到处都可以见到不讲求效率的情况。无论到哪儿，都可以见到违约的事，说话不算数。我昨天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公司的合同耽搁了二十四小时，结果把价值七十五万英镑的生意让一家美国公司抢了去。”
艾丽丝气势汹汹地对英国人效率低下大加挞伐，使得在座的客人都很吃惊，他们不是觉得这个问题不值得争论，就是因为它太枯燥乏味，根本不愿意去多想。几个聪明一些的觉得女主人在这个问题上未免太激动，出于礼貌，他们不想继续多谈，而是把话题转到了其他一些不会引起争论的事情上，最后大家谈起了在康沃尔航海度假的事来。
艾丽丝对菲利普火得要命——不，既然她心里对菲利普并不在意，那又怎么会生他的气呢？其实，如果说她恼火的话，那只是因为那个记者大说英国人如何如何讲求效率，而她每天见到的事实都说明，英国人效率低下得令人吃惊。正因为那个戴眼镜的客人说起话来咄咄逼人，她今晚才会那样激动，同他争论起来，她本来并不知道自己会对这个问题如此关心呢，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吗？
在艾丽丝心中，各式各样的愿望仿佛达成了妥协。一方面，由于菲利普不来赴会所引起的气恼极力想要表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表达出来就会表示她对他有感情，因而这是不可能的。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心的一半对另一半说：“我可以让你生气，但你却不能意识到自己生气的真正原因；只有在你不去多想自己生气的真正原因时才能生气。”自己生气的原因是英国人效率低下，并不是她关心的某个英国人不能如约前来（尽管她深深爱着另一个人），这说起来岂不容易得多？
在她说话时埃里克走了过来，用胳膊温柔地拢住了她，问她喜不喜欢这次聚会。
“当然啦，真是好极了，来的朋友们都真的很有趣。”
“刚才是谁来的电话？”
“刚才来电话？”
“对呀，是谁呀？”
“哦，不是谁，我是说，是菲利普，没什么事，只是说他不能来了。”
“真可惜，我很想见见他呢。你一定生气了吧。”
“生气，不，干吗生气？”
“我不知道，因为你请了他。”
“我才不在乎呢，这是他的事，同我无关。我恼火的是，有人说好了要怎样怎样的，但却说话不算数。”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了。伤害被轻描淡写成由于别人失约而不快（这并不有失体面），而不是感情上的打击（这是很难启齿的）。
自欺欺人这种做法的显著特点就是，一个人无法能够协调两种放在一起时会相互抵消的信念。按照哲学上的说法，它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一个人以某种方式（x方式）行事，但其前提是内心隐藏着一种与x截然相反的信念（由于有了“非x”，x才得以存在）。其典型的例子是，胖子喜欢相信自己变瘦了，欺骗自己说自己瘦，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照镜子之前拼命勒紧裤带。镜子里看到的并不是他的啤酒肚的真正尺寸，然而这一作假的举动有个前提，那就是他本人事先知道自己长着啤酒肚，并且明白自己腰围多大。要是一个人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很胖，那么他是不会去多想自己变瘦了的（也不会屏住气掩饰这一不快的事实）。
尽管艾丽丝并没有长啤酒肚，但她也采取了类似的花招，因为她对菲利普的失约在表面上显得异乎寻常地毫不在乎，但这种作假有个前提，那就是她明知内心对此蕴藏着一股无法接受的深沉的怒气。她异乎寻常地表示对菲利普是否来赴会并不关心，其原因正是她在内心某个层面上清楚她对此异乎寻常地关心，其关心程度已经远远有点过分了（这个实例说明，只有存在“非x”的想法才有可能出现x的想法）。
但是，同一个人怎么会既编造假象，随即又把它照单全收下去呢？在艾丽丝这个例子中，答案只能是“在某一个层面上”这一牵强但却很有名的说法。艾丽丝爱埃里克吗？她当然是爱的——在某一层面上；她对菲利普又怎样呢？也许有点感情吧——在某一层面上；她对这一切有无知觉呢？也许有吧——在某一层面上。
我们可以将她的内心比作是一个连接许多楼层的电梯井，其中某一层的东西并不一定会否定另一层的东西。彼此完全不相容的东西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层面，电梯只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上下下运动，其中并没有逻辑的关系。
因此，举办晚会的那个夜晚也充满了矛盾：那天晚上，艾丽丝在某一层面上对菲利普是否出席并不在乎，因为在另一层面上，她对此又太在乎了，以致都不敢承认；那天晚上，她对埃里克的爱比平常少了几分，然而她又比平常更加热烈地同他做爱，企图以此来哄骗自己，不让自己意识到她对他的爱已经减弱了。这一点在某个层面上她心中其实早已有数，正因如此，她才有可能怀着如此强烈的激情同他做爱。
可惜的只是，在各个层面牵涉到了不同的人……
[1] 拉罗谢尔在法国。
[2] 作者原注：见J·拉普兰奇和J·庞塔里斯《精神分析语言》，卡尔纳克出版社1988年出版。
问题
菲利普从来没有否认过他觉得艾丽丝很迷人；打从一开始，他只是暗自下决心拒绝同一个已经有固定男友的女子谈情说爱。
过了几个星期，他从德国回来以后，常和艾丽丝在一起吃午饭。他俩的办公室都在索霍区，距离很近，常常见面也就顺理成章的了。
“你周末过得怎样？”有天午饭时菲利普问。
“哦，没什么。你呢？最后是去了康沃尔，还是就待在伦敦？”
“我先问你的呀。”
“嗯，就同平常差不多，是这样……我们还没有点菜吧？我今天真的想叫一份鳄梨，这一整天我老是想吃鳄梨。”
“你是故意这样的吗？”
“什么呀？”
“岔到别的事情上去。”
“不，算不上。是这样，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上个周末不是太热。埃里克又处在那种‘别跟我啰嗦，我不想讲话’的状态之中，这真叫人遗憾，因为是他特地提出要我留在伦敦，不要同苏西一起去度周末的。他一陷入那种状态就不理我了，仿佛我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一样。但假如我开口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就会发脾气，叫我不要来烦他。昨天我去了那个糕饼店，因为我知道他非常喜欢吃奶酪饼，就买了一块，带回来给他。可是我把盘子放到书桌上，挨着他手边时，他连头都没抬。我后来回去时，他已经出去了，奶酪饼还在原处，一动未动。说来说去，我无法想象你会对这些讨厌的事情感兴趣。我饿坏了，点菜吧，好吗？”
无论是多么讨厌多么痛苦，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对单恋应该采取宽容的看法。尽管社会上对事业上的失败比较苛刻，但对感情上的挫折则往往带有几分尊重。文学作品中那些最为失意的情人（包法利夫人，少年维特）引起读者的钦佩，因为他们对自己那些态度勉强、并不般配或者心狠的心上人表现得十分大度。因此，菲利普在对艾丽丝表示同情时，也遵循了一条古已有之、人所熟知的社会准则。这是个不幸的女子，她爱的男人对她的一片深情视而不见。埃里克是个魔鬼，艾丽丝给他买来了奶酪饼，而且她还长着一双很美丽的眼睛（对此无可争辩），以及一张感情深沉的面孔（对此有人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可以料想得到，菲利普对这个可怜的姑娘顿生怜惜之情是顺理成章的。
“别让他不把你当回事看待，你那样做是最糟糕的。你总是逆来顺受，他就不会尊重你了。”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跟他厉害点儿。听着，要是他使性子的话，你就使更大的性子。不要总是顺着他由他乱来。他所以会这样，就因为拿准了你不会跟他计较。”
像这样的劝告在后来的会面中还提过好多次，艾丽丝总是局促不安地谈起埃里克干了些什么，而菲利普总会给她出主意。
这样的会面无论是多么纯洁无瑕，其中却牵涉到一些复杂的问题。艾丽丝花时间去指责目前的情人的不是，她这是在做什么呢？如果她指责他，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并不融洽；如果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融洽，那么她也许想要找个更加谈得来的人。如果真是这样，菲利普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为什么会选中他作为朋友/心理学家来倾听她发牢骚呢？是由于他很有耐心呢，还是病人希望能把他们的关系推进一步，超出友谊的范围呢？艾丽丝指责埃里克的不是，是表示她不会讨厌菲利普的追求，还是说午饭时的那些话动机纯洁，仅仅使艾丽丝有机会对本质上很美满的恋爱关系中出现的一些不快发泄一下呢？
由于面前布满地雷，菲利普得小心谨慎才是。
“埃里克对我喜欢的东西总是反对，比如说，我想去看一部电影，问他要不要去，他给我的感觉总是不痛快，仿佛就因为是我挑的电影，他就不乐意。”
“嗯。”
“你觉得怎样？”
“也许他只是不喜欢伯格曼[1]的片子吧。”
“不，不，我觉得不止是这样，仿佛是他用伯格曼来对我们的关系表明看法。”
“什么看法呢？”
“例如他看不起我。”
“你们难道不能把事情摊开来谈一谈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紧张的情况难道就连提都不能提吗？”
“不能，怎么啦？”
“我也不知道，你的口气仿佛就是不能提似的。”
“真的吗？”
“真的。”
静下来一会儿，侍者端来了番茄和莫泽雷勒干酪[2]生菜。
“是这样，同埃里克在一起也许不会一天到晚都充满阳光，”艾丽丝往后捋了捋头发，说道，“不过，从根本上说，我们俩都知道我们是相爱的，我们俩对此都很认真。他给我买了一些别的男人从来没买过的东西，为了这我尊重他。”
那么，艾丽丝干吗花那么多时间来说一些意思与此截然相反的话，只有在菲利普对他们的关系攻击得太露骨时才起来辩护呢？为什么在说了一系列坏话之后又突然说明自己很是爱他呢？
无论对这些复杂的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回答，问题的出现至少有一个显著的副作用，那就是使菲利普不与任何有男朋友的女子交往的说法成了笑柄。尽管他从理性上分析这样下去会惹下很大的麻烦，因而竭力不让自己屈服在艾丽丝的魅力之下，但在不知不觉之中，一个因为犹豫不决、顾虑禁忌而形成的紧张局面变得一触即发了。
[1] 伯格曼（1918—），瑞典著名电影导演。
[2] 莫泽雷勒干酪，产自意大利，色白味淡。
转移过失
埃里克去雅典出差几天，因此艾丽丝打电话给菲利普，问他愿不愿意同她一起去看电影，这部电影她另外几个朋友已经看过了。
“我不知道他干吗老跟我打电话，”她在出门时跟苏西说。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是没有。我只是希望他不要有什么不恰当的想法。”
“什么想法？”
“是这样，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是这样，朋友关系’，这算什么不恰当的想法呀？”
“哦，别说傻话了。”
电影院距离菲利普的家近在咫尺，因此看完电影后，艾丽丝声称她终于有机会看一看他的住处了。
他们并排坐在厅里的一张绿色的大沙发上，谈话内容自古至今，无所不包，这在不是周末的晚上是很异乎寻常的。他们谈政治、谈烹饪、谈父母、谈疾病，两人甚至讨论起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哪一条来，并且摊开一本大地图册，伏在上面认真地一一查看（两人的膝盖微微碰在了一起）。
“我想是密西西比河，”艾丽丝说。
“肯定不是，是亚马孙河，人人都知道的。”
“亚马孙河可能最宽，但并不是最长的。”
“翻到后面去看，都写在上面呢。”
“啊，就是这一页，人口、湖区、山脉高度、海洋，还有这里，河流。真想不到，我们都没说对。”
“是长江吗？”
“不是，是尼罗河。”
“天哪，尼罗河，我怎么把它给忘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呀。”
“可以说是太明显了。”
“那么，它到底有多长？”
“六千六百九十公里，比亚马孙河长一百二十公里。”
“嗯，我差点就说对了。”
“在这件事上没有差点对不对的问题，你差了一百二十公里呢，朋友。”
对河流的研究结束了，艾丽丝清了清嗓子，以引人注目的动作对手表看了一眼，叹了口气，说出了由以下三个字组成的句子来：
“我累了。”
这样一个句子的语义内容通常都不会使听的人产生多少问题。在大多数语言之中，“我累了”只是表示一种生理上的需要，就是希望能够裹在柔软的毯子里，美美地睡上几个小时。
但是，根据不同的背景和表达方式，“我累了”的外延意义却异常丰富，足以与语言中最富有表现力的结构相媲美。
艾丽丝很可能以此来暗示下列的任何一种情况：
1）它很可能表示不耐烦，“听着，菲利普，你难道看不出我对这一切是心中有数的吗？你难道真的以为我就喜欢整夜坐在这里同你讨论河流的长度吗？采取行动吧。我们当中有人明天早上九点钟还得去上班呢。”
2）或者，她也可能以此来提醒菲利普，尽管她同他并排坐在沙发上，而且方才两人的膝盖还碰在一起，但是她并不想让事情有进一步的发展。
3）或者，她很可能以这种方式来提起要走的事，这倒不是她想要离开，只是以此来促使菲利普拦住她，不放她走。
4）或者，最后一点（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是最难以置信的），这仅仅意味艾丽丝确实是累了。
菲利普费了好些力气来破解这个复杂的词语，他最后作出了一个乐观的解释，其答案看起来不是（1）大概就是（3）。正因如此，他的右手才突然伸出去握住了艾丽丝张开的巴掌，温柔地抚摸它（对方毫无异议）。正因如此，他的上身随后很快就倾斜过来，嘴唇温柔地落到了她的嘴上，在擦着她的嘴唇时，得到了对方明白无误、意气相投的甚至是热情的回应。
“听着，菲利普，这是绝对不行的，简直是疯了，”几分钟过后艾丽丝提出异议说，尽管时间这么长，足以说明并不是那么回事。
仿佛他俩原先都不知道似的，她接着又说：“你知道我是不能这样子的，我有男朋友了。”
有一种传统的室内游戏名叫“转移过失”——这种游戏由两个人参加，其中有陷阱或者说危险，玩的人互设圈套诱人上当。游戏的玩法是，一方以巧妙的手法构造一种局面，诱使对方在完成某个动作时犯错误。
我们设想一下，某个特定的动作需要走四步才能完成，但是在走出第四步之前是无法看出这个动作的后果的。尽管对方可能已经走了三步，但是要对这个动作承担最终责任的（即最后错误的结果的）还是走第四步的人。因此，一个熟练的棋手会把前三步都走好，然后退到一旁等对方走最后一步，这样在完成这一动作后所犯的错误就不能怪到他的头上。
设想一下，艾丽丝其实并不那么累，但是由于她同埃里克的关系，菲利普的吻使她心里有点内疚。那么，最好的办法岂不是既同人接吻了，随后又声称采取主动的并不是她？归根到底，超越决定性界限的并不是她的嘴唇；她除了坐在沙发上叹气说自己累了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做。
菲利普天性并不甘愿替别人背黑锅，因此便对艾丽丝说：“哦，对不起。请不要装出纯洁无瑕的样子把事情搞坏了。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不都在希望有这种事吗？你说这是件大事，我同意，可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呀。”
他边说边轻轻地把艾丽丝拉到他身边去。
“菲利普，事情并不是这样。我很抱歉。真的不该有今天晚上的事，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让它发生。我对埃里克有责任，这是我不能忘记的。”
“你这话的口气仿佛他从来没有让你失望似的。”
“我也说不清他究竟有没有过。”
“你就是为了这一点才花这么多时间在我面前说他不好的，对吗？”
“你这是存心对我不公平。”
“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存心做什么吗？”
“你不懂。我爱埃里克。”
“嗯，对不起，我竟然会得出一些稍稍不同的印象来，当然，这不能怪你。艾丽丝，听着我的话；将来，要是你另找别人来倾诉你的迷茫和虚伪的话，那我就感激不尽了。”
“那样的话，我很抱歉给你添了麻烦。”
说了这些话后，两个刚刚接吻的人冷冷地分了手，艾丽丝拒不承认自己的矛盾心境，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一个人人皆知的说法上，那就是由于一方短视，把友情误认为爱情，从而破坏了彼此的友谊。
私语
与菲利普那次糟糕的会面给了艾丽丝勇气，促使她去回想对他的感情，正是他使得这场会面必须以糟糕的结果告终。
埃里克从雅典回来了，她热情洋溢地拥抱了他。她的拥抱热情得有些过分，这本来很可能引得他起疑心的，但幸好他这个人生来就天真（也许是有点虚荣）得可爱，总认为自己极其出色，别人如此热情地拥抱他是理所当然的事。
她的这种努力表现在她在心中对埃里克说的一系列话中（在淋浴时，在上班的路上，或者在入睡之前）。这些话简明扼要地列出了他们之间存在的问题，这几乎近似于一个大胆的计划，将他俩的关系塑造成为当代人开诚布公地进行交流的完美典型。这些话是这样开头的：“我希望能对你说说真心话……”她会以成熟的态度把他俩之间紧张的问题一一说明，在批评的同时也不忘表明自己对他的爱，这其中会借助一些熟悉的说法，例如：“你心里明白，我这样说只是为了……”
有天晚上下班后，她打算把这些话说出来。埃里克会回家，把他的公文包一放就走进厨房去喝水；他会坐到沙发上，靠在她身边，那时她就可以满怀信心地轻声说：“埃里克，有些事情我们得好好谈一谈……”她想象他对她这样滔滔不绝一定大为诧异，她胸中郁积已久的感情需要得到回应。她会像律师出庭分析案情一样把事情一一交代清楚，在她说完之后，法庭里所有人的眼睛都会转到她的身上。
维特根斯坦认为，私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语言的定义本身就是一种互相交流的系统，因此无法想象可以游离在社会之外。
但不管维特根斯坦是怎么想的，艾丽丝渐渐不得不承认，她的那些话只能以一种不妨称之为私语的方式进行表述。那么这种语言是由什么组成的呢？那并不是一个由嘀咕声或者键盘滴答作响所构成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系统，而是纠结在一起的一些词语，这些词语所包含的信息无法表达，更不用说加以理解了。
客观现实是，埃里克正如预期的那样回来了，他走进厨房取了一杯水，接着便打开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南非动乱和北爱尔兰发生枪击的场面。艾丽丝心中寻思，像她那么重要的事情，也许还是拖到明天晚上再说更好些。
等她最后开口时，她的声音却完全不像她原先想象的那样流畅，她本来对此是有十足把握的。她的声音几乎发不出来，既紧张又充满了失望之情，一点也没有她所希望表现的律师风采。埃里克呢，也不是如她想象的那样能认真听人说话。她原以为他能够耐心倾听，对她的话能够理解，并且在考虑后作出回应来；如今她认识到，她原先一直不肯开口，其根源就来自一种下意识的但却是令人痛苦的正确的预感，那就是这番话一点儿效果都不会有。
他：我得去看看车子轮胎出了什么问题。
她：埃里克，我有事得同你谈一谈。
他：有什么事呀？
她：我想你是知道的。
他：汽车轮胎吗？
他们的交谈具有哈洛德·品特和汤姆·斯托帕特[1]戏剧中的对白的荒诞色彩。在那些戏剧中，角色交谈时似乎都是各说各的——一个角色问问题，另一个回答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或者茫然不知地继续谈着另一个角色早在十分钟之前就已经不谈的内容（剧中表现的这种脱节情况甚至无关紧要，在一个唯我论的世界上每个人都不相往来，大家都宽容地认为人人自说自话，连问也懒得问一声）。
人在表达不满时，前提是存在着一种乐观的信念，就是认为别人有可能改正错误。抱怨也意味着对交流怀有信心，认为自己虽然受到了伤害，但对方（回想起来）是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
艾丽丝老在抱怨，她在充满信心的期盼和专注自我的孤僻这两种阶段中摇摆着。
（1）充满信心的期盼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她认为无论分歧会多严重，总可以通过对话加以解决。导致不和的原因只是因为一方没有明白对方的想法，但是如果双方能够坐下来，平心静气、不慌不忙地把话说清楚，那么问题自然就会迎刃而解。
在艾丽丝开始同苏西合住时，发现苏西有个讨厌的习惯，就是在给烤面包片涂奶油和舀蜂蜜时总喜欢用同一把刀子，结果在蜂蜜瓶里留下了好些面包屑。艾丽丝感到不快，原因无疑很复杂，但如何向对方挑明此事就更加麻烦了。怎么才能让苏西明白同屋的伙伴看到那些面包屑很不痛快呢，怎么能让她知道自己每天早晨都为这事生闷气呢？
不过，艾丽丝最后终于面对了这个问题，她一开始只是犹犹豫豫地说：“我知道这样说也许会很可笑……”慢慢地她越说越有信心，她建议说：“我们能不能规定一下，专门用一把刀子舀蜂蜜，用另一把刀子来抹奶油？”
“当然可以呀，这主意真不错，”苏西回答说，对艾丽丝决定提出这个问题时内心的纷乱惶恐一无所知。
她同她母亲的关系也可以比作是一个奶油刀和蜂蜜的问题，但这一关系却基本没能从热切地进行劝说的努力中得到改善。可是，如今艾丽丝同母亲难得见面，她过去的形象已经有点忘却了，因此当她得知母亲最近要来伦敦时，她很高兴，决定借此机会破除成年人之间常见的那种虚伪客套的做法，同她坦率地谈论一下她童年时她们之间存在的问题。
（2）专注自我的孤僻阶段
艾丽丝是在汪兹华斯一家饭店里同母亲见面的。在随便闲聊了一会儿之后，艾丽丝便把话题引到了过去的事情上。
“你父亲和我一直都忙得不得了。并不是说我们不关心你，只是我们没有空来表示自己有多关心，”母亲解释说。
“难道真的只是时间问题吗？”
“你说得对，我没法对我们的举动找理由辩解。回顾这些事，我们确实很自私。但我们当时很年轻，生活中哪一件事不需要我们去忙着应付？养育孩子啦、事业啦，还有金钱啦。回想起来这些似乎都不值一提，如今我只是个皮肤干瘪的老太婆了。”
“哦，妈，你不老。”
“亲爱的，当然老了，我只是个皮肤干瘪的老太婆，大夫啦面霜啦如今都帮不了忙啦。”
“可是在我看到的人中间，你也是很美丽的呀。”
“亲爱的，谢谢你说这话，但是到了我这把年纪，好话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我一照镜子，就明白一切都完了。噢，我们方才谈什么来着？对了，是你小时候的事。我想要说的是，我如今认识到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的孩子，别的事情都无关紧要。我们叫的不是充气饮料吧？”
“是，我喜欢充气的。”
“我的胃受不了。”
“那么再另外叫一份。”
“不，不必了，亲爱的。我一小口一小口啜就行了。”
艾丽丝回家后，深信母亲以其自有的方式逐渐意识到她们母女之间存在多年的芥蒂了。这表现出她的价值观有了进步；她以前没有想到子女对自己这样重要——这同她以前的态度大相径庭，那时候，在她心目中，一局高尔夫球也比子女更加要紧。
那么，结果怎么会这样呢？有人事后告诉她说，她母亲认为她有点“精神上要崩溃”的样子。“那个可怜的孩子显然心绪十分烦乱，二十几岁的人，一提到一二十年前的事就掉眼泪，这样的人真应该找个合格的大夫去咨询咨询。我尽力对她进行排解，但是她仍然很脆弱，她太多心了。”
正是这样的经历使艾丽丝一下子回到了孤僻的状态之中。她深信人和人之间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互相理解，无论话说得多么滔滔不绝，无论花多少时间进行分析、恳求或者劝说，全都没用。她可以同母亲说上几天几夜，那个女人会显得很理解很同情，使人觉得很受鼓舞，但最后呢还是会和原来一样听而不闻，她老年时会和年轻时一样，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有些东西她就是没法理解，最好还是接受现状，对此表示遗憾，不必去冒险让自己再次失望了。
那么，艾丽丝对埃里克采取什么态度呢？打从一开始，她就更倾向于充满信心地期待，而不是孤僻地不予理睬，这对一个很少肯主动同人交流的人来说，也许带有一种过分强烈的感化意味，最后只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你根本没有希望获得埃里克的理解（有人也许会说那种希望简直不可思议）。
他们最近一起去看了一部电影，那是一部带有道德说教色彩的影片，说的是有个人对自己的女伴和朋友漠不关心，后来认识到他这是在逃避责任，从而改弦更张。尽管片子的表现手法比较粗糙，艾丽丝还是在黑暗中观察埃里克的面孔，希望他能像她一样将艺术和人生进行比较。但是当他们从电影院出来时，她发现他显然并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从影片中来认识自己。电影根本没有使埃里克产生任何震动，他反而觉得心情十分坦然，因为影片中的那个有毛病的人同他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
艾丽丝或许对埃里克的毛病不是不清楚，但如果她的理解同他的自我感觉完全对不上号，那就一点作用都没有。这也和那个传统的窘境如出一辙——你可以把一匹马带到水边（或者电影院里），但却没有办法强迫它饮水。
例如，她注意到，凡是别人有问题，埃里克总是责怪他们无能，而不肯承认这其中很可能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她对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有十几种解释。
“就因为你对自己太严格，你对别人也就太苛刻，”在他解雇了手下一个职员后她同他说。
“这根本不是苛刻不苛刻的问题，艾丽丝。事情是这样，我不允许手下的人把本职工作视同儿戏。我知道你会把这当作一件大事来谈，在我的性格、你的性格或许还有民族特性等方面同我争论，不过这个问题恐怕要简单得多，而且远不那样有趣。”
对埃里克的心理状态，艾丽丝也许会有精确的认识，但是，假如她指望他会按照别人的意见加以改进，那么她这种认知上的优势可以说是全然无用。说来可怜，她的洞察力根本无法促使别人加深对自我的认识，就像你指给某人看他的DNA结构一样。智力高超的科学家可以告诉某人说他的基因是这样的，可是因为他自己主观上对此无法感受，他很可能回答说（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这个双螺旋形的劳什子同我根本没有一点儿关系。”
艾丽丝在分析埃里克的性格时，有点像某个人从直升机上观察迷宫，他能够看到错综复杂的树篱中的问题的核心所在，地面上的人对此是看不见的。
不过，遗憾的是，她对如何破解这一谜团（无论这个方法好不好）却完全无能为力。十年二十年后，埃里克躺在澡盆里时，很可能回想起他从前有一位女友对他的性格具有深刻的了解，但是艾丽丝却完全没有办法将他弄到直升机上，载着他到他的心理迷宫中间，对他指出问题的核心所在，指望他告诉她说她完全正确。他自己没有进行这样的探索，因此无法看出将这一信息和他性格中其余方面联系起来的种种步骤，他很可能宽宏大量地说：“要是你不用你那套通俗心理学来烦我，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1] 哈洛德·品特（1930—）和汤姆·斯托帕特（1937—）均为英国荒诞派剧作家。
误读
在某个人爱上一个带有某种问题的人（他们对爱不作回报，他们妒嫉、冷淡、对同性更感兴趣，或者同另一人结了婚……）时，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宣称这类问题其实并不在他们所爱的人身上。他们自然有问题，但是这并不是他们性格中的核心成分，这就像脚趾甲长到肉里去一样可以剪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毛病是会消失的。
假如某人爱上一个感情十分淡漠的人，他或她很少回电话，从来不肯暴露自己的弱点，从来不肯同人共享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又有什么关系？这只是些小毛病，同你认为构成他或她的性格的核心成分相比不值一提——例如，他们的眼光是那么感情丰富，他们在繁忙的商业区见到我们时又是那么热切地走过来同我们握手，我们还看见他们在看电影时流泪，他们童年又受到那么大的创伤，使我们觉得无限同情……
艾丽丝向来对埃里克的性格采取了一种独到的或许是躲躲闪闪的解读方式，因此，尽管他天性中的某些侧面在比例上不及其他方面，她还是把这看成是构成他的性格的核心成分。她这种只及一点不顾其余的观察方式意味着，假如他只偶尔一两次表现得比较幽默，她就相信他为人本质上其实很风趣，只是隐藏在内心不容易看出来罢了。
但现在的问题是，使他在大多数场合显得不够风趣、不够敏感、不够宽厚的所谓障碍，说到底究竟算不算得上真是障碍。这些东西会不会就像美味的肉块一样，根本无法代表埃里克的真正为人？她一向都把他的为人想象得跟肉块一样好呢。
心中的意识和愿望总会补充（有人甚至认为代替）眼中看到的景象。我们很少依靠眼前所见，而是按照心头早已存在的意象行事，匆匆一瞥所见到的那些形象只是作为补充而已。以艾丽丝上班时为例，她对要走的路线烂熟于心，很少去注意一路上是怎么回事，有时候到了办公室坐在写字台旁，几乎记不得自己已经横穿了半个伦敦。她所需要的只是模模糊糊地对地铁站台匆匆一瞥，其余就全明白了。她知道自己得坐多少站，自动扶梯朝哪个方向，人群会避开哪一条隧道。她根本不会想到要去记住车厢的颜色、飘过伦敦天空的白云的形状或者她周围的人穿着什么质地的衣服。尽管这些东西很迷人，无疑很有点诗意，但同她上班这一件事本身自始至终没有多大关系。
艾丽丝只是懒洋洋地坐地铁上下班，她的观察力所以会这么差，其根源在于对习惯的依赖。她对见到的一切早已习以为常，不像个初来乍到的人那样会有一种新鲜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