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尽管她希望独立，但观察处于家庭氛围中的克洛艾有助于我理解她的某些方面，也有助于理解我们之间差别的根源。格拉莱德橡树村的一切表明，克洛艾出生在一个世界(几乎是一个银河系)，而我出生在另一个世界。起居室摆放着仿奇彭代尔式[4]家具；红褐色的地毯已经褪色了；布满灰尘的书柜上是特罗洛普[5]的小说；两边墙上挂着斯塔布斯式的画；三只滴着涎液的狗在起居室和花园之间跑来跑去；墙角长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植物。克洛艾的母亲穿着一件有不少破洞的紫色厚套衫，一条印着花的宽松裙子，长长的花白头发没有编扎，披在肩后。她的身上简直能找到根根稻草。一种乡村特有的冷淡随着她一遍遍地忘记我的名字(她富有想象力地把我当作另一个人)而显得更加强烈。我在心里比较着克洛艾的母亲和我母亲的不同，她们折射出迥然相异的两个世界。无论克洛艾怎样想脱离这一切，进入大城市，实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的朋友，她的家庭仍然代表了她拥有的一些遗传和历史传统。我注意到两代人之间有一些共同之处：她母亲做土豆的方法与克洛艾一样，碾碎大蒜放进黄油洒上海盐；母亲与女儿一样热衷于绘画艺术，爱看周日报纸上的相同内容。父亲喜欢闲逛，女儿同样喜欢。克洛艾经常在周末拉着我到汉普斯泰德希斯[6]转一圈，声言新鲜空气有益健康，也许她父亲曾经也这么说过。
17.一切都是那么奇异，那么新鲜。她成长的家园描绘出她全部的过去，我一直无缘领略的过去，而我为了理解她必须仔细体察。吃饭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克洛艾和她父母在就家庭事务的各个方面进行提问—回答：保险公司支付了祖母的医疗费没有？水箱修了没有？卡罗琳接到房地产公司的信没有？露丝真的要到美国去念书吗？谁读过莎拉姨妈的小说？亨利真的要和杰米玛结婚吗？(所有这些人物都先于我进入克洛艾的生活，-而且也许在我离开克洛艾之后，他们仍然处于家庭的紧密联系之中。)
18.克洛艾的父母对她的看法与我的感觉分歧很大，这不禁引起我的好奇心。在我看来，克洛艾既乐于助人，又慷慨大方；而她家人却认为她有些专横霸道、苛求任性。小时候的她是一个小独裁者，父母给她起了一个诨名-鲍帕多索小姐，这是一本儿童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我所了解的克洛艾冷静地看待金钱和自己的职业；父亲却说他的女儿“不谙世事”，母亲则笑话她“制服了所有的男友”。我与她家庭成员相左的看法，使我不由自主地加深对克洛艾的理解，理解我们相遇之前她的全部生活。
19.下午克洛艾领我参观了整栋房子。她把我带到楼顶上的房间里，她叔叔曾经告诉她说屋里的钢琴中住着一个鬼，所以小时候她一直害怕去那儿。我们去看了她从前的卧室，她母亲现在把它当作自己的工作室。她指着天窗说，每当悲伤的时候，她就和她的格皮象从那儿躲到阁楼上去。后来我们又去花园散步，在一个斜坡下面有一棵树，上面有撞击的痕迹，那是有一次她激将她哥哥，说他不敢放开手刹，才让车给撞坏的。她指给我看邻居家的房子。以前一到夏天，她总是把那家种的草莓摘得精光，还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吻过房主的儿子。
20.下午晚些时候，我和她父亲在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他是一个老学究，三十年的家庭生活使他对婚姻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
“我知道我女儿和你互相爱慕。我不是爱情专家，但是我有些话要告诉你。我认为，最终来看，与谁结婚并不重要。如果你最初爱他们，可能你并不会一直爱到最后。而你如果一开始讨厌他们，那么也总有机会让你最终改变想法。”
21.那天晚上在回伦敦的列车上，我感到精疲力竭，忧虑我们彼此早期生活的差异。当克洛艾过去生活的诸多情节和场景萦绕在我脑海时，她在我们相识之前的生活和习惯显得可怕而又稀奇古怪。但它们就像她鼻子的形状或眼睛的颜色一样，属于她的一部分。我感到一种原始的怀旧，怀念熟悉的环境，意识到每一例交往中都有必须经历的混乱-一个全新的人有待去认识、适应，同时把自己展示给对方。想到我从克洛艾身上发现的所有差别，想到一直以来她是一个人而我是另一个人，想到我们的世界观会有不可调和的地方，我的心里掠过片刻的担忧。望着车窗外威尔特郡的乡村，我产生了一种迷路孩童的渴望，渴望一个我完全熟悉的人，我了解这个人家庭的癖好，了解她的父母，也熟知她的过去。
[1]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2] 特洛伊罗斯，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之子，在特洛伊战争中为阿喀琉斯所杀。克瑞西达，特洛伊罗斯的恋人，后来到希腊军中，移情别恋希腊将领。参见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
[3] 琼尼·米切尔(1943— )，加拿大画家、歌唱家、作曲家，1969年获格莱美奖。
[4] 托马斯·奇彭代尔(1718？—1779)，英国家具木工，制作的家具以优美的外廓和华丽的装饰为特点。
[5] 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以虚构的巴塞特郡系列小说著称。
[6] 汉普斯泰德希斯(Hampstead Heath)，伦敦西北最大的一块开阔地带，有八百英亩的绿地(Heath)，以及高级居住区。
八 爱情与自由
1.如果让我再回到克洛艾的鞋子上来，应该提及一下的是，鞋子事件并不以我持否定态度的个人分析而告终。我承认经过我们认识后第二次最激烈的争吵，经过泪水、伤害、吼叫，以及右脚的那只鞋砸破一块窗玻璃落在登巴尔街的人行道上后，一切才宣告结束。撇开其中情节剧一般的紧张气氛，这鞋子事件还包含了让人产生兴趣的哲理，因为它标志着一个个人生活的选择，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政治生活中的选择：爱情与自由的选择。
2.这种选择常常因为乐观地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而被忽略，一个概念被视为另一个的缩影。但是如果将两者联系到一起，却又是不合情理的结合，因为不可能既谈情说爱又拥有自由；而如果能够拥有自由，又并不总能得到爱情。我们满可以质问，除了公开的敌意，为什么恋人之间的刻薄言辞不能得到容忍(或甚至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同样，由鞋子引申到国家，我们会发出类似的疑问：为什么那些没有社会意识或公民意识的国家让人民隔绝分散，而不是安居乐业？为什么那些把社会意识、爱、兄弟情谊挂在嘴边的国家总是以大批大批地屠杀人民告终？
3.“那么，你喜欢这鞋子吗？”克洛艾又问了一次。
“坦白地说，不喜欢。”
“为什么？”
“我不喜欢这种样子，穿上了像一只鹈鹕。”
“真的？但是我觉得很雅致。”
“不见得。”
“就是这样，你看鞋跟，还有蝴蝶结，漂亮极了。”
“你很难找到与你看法一致的人。”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懂什么是时尚。”
“也许我不懂，但是当我看到一双难看的鞋子时，我会知道那叫难看。”
“这双鞋子不难看。”
“承认吧，克洛艾，确实很难看。”
“你只是妒忌我买了一双新鞋。”
“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感觉。我真的认为它不适合今晚的派对。”
“很适合，因此我才非要买不可。”
“那就穿上吧。”
“我现在怎么能穿？”
“为什么你又不穿呢？”
“因为你刚才说我穿上了像一只鹈鹕。”
“确实如此。”
“那你想让我像一只鹈鹕一样去参加一个派对？”
“没那个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鞋有多丑。”
“那好，你为什么要向我说这些呢？”
“因为我很在乎你。你买了一双难看的鞋子，必须有人来告诉你。不过我怎么想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想要你也喜欢。我买它们，是希望你也觉得好，而现在你却说我穿上了像个怪物。为什么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合你意？”
“喂，别这么说我，你知道不是这样嘛。”
“就是这样，你甚至不喜欢我的鞋。”
“但是除此之外，我几乎喜欢你的一切。”
“那么你又为什么不能不奚落这鞋子？”
“因为你适合穿更好的。”
4.读者可以略过整个情节剧。这段对话足以预示，片刻之后，像突如其来的风暴一样，克洛艾脾气大发，把那惹祸的鞋子脱下一只(拉开架势以让我看到)，我迅速蹲下身(也许是荒谬地)躲避飞来的炮弹，鞋子砸穿我身后的玻璃，飞落在街上。
5.我们的争吵充满爱情与自由的悖论。克洛艾的鞋子如何又有什么关系？她身上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优点，我却宁愿破坏我们的爱情也要紧盯住这一点不放？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对待一位朋友那样善意地向她撒谎？我惟一的理由就是，我爱她。她是我理想中人-除了这双鞋子-因此我被迫指出这一点小小的瑕疵，而对朋友，我从来不会(他们离我所谓的理想中人相去甚远。而友谊的理想中人，我还没考虑过这种概念)这么做。因为我爱她，所以我直言不讳-这是我惟一的辩词。
6.我们有时更多理想主义地去想象，以为浪漫的爱情几近基督之爱，是一种胸怀宽广的情感，这情感宣布：无论你怎样，我都爱你。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没有界限，欣赏每一只最蹩脚的鞋子，它是接纳的体现。但是爱人之间的争吵又提醒我们，基督的爱并非床笫之间的爱情，它似乎更适用于普遍，而不是个别；更适合于所有男人对所有女人的爱；更适合于两个听不到互相嘲笑的邻居之间的爱。
7.浪漫的爱情不可能如处女一般纯洁，它使用特殊的身体语言，具有惟一性而非普遍性。爱上邻居A是因为他或她有一种笑容或雀斑或笑声或观点或脚踝不为邻居B所有。耶稣拒绝为爱指明标准，从而避开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也避开了这过程中爱的残酷。因为有了标准，爱情就给打上了痛苦的烙印。当我们企图将邻居A变成邻居B，或将邻居B变成结婚前我们想象中完美的B时，鞋子开始飞来，离婚申请也被提出。就是在想象中的完美和岁月剥蚀出来的真实之间，我们将逐渐失去耐心，苛求完美，直至最终忍无可忍。
8.尽管这并不总是装玻璃工人的事，但非自由主义永远都不是片面的。我曾做过成百上千的事把克洛艾惹怒：为什么我总是喜怒无常？为什么我执意要穿那件看上去像穿了一个世纪一样旧的外套？为什么我睡觉时总是把羽绒被蹬下床？为什么我把索尔·贝娄看成那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我还学不会泊车，不能把车整个儿停在车道里？为什么我经常将脚跷在床上？所有这些都与《新约全书》所说的爱相去甚远；《新约全书》中的爱从来不会对一双丑陋的鞋子、对牙齿间的菜叶说三道四；也不会因为她对《卷发遇劫记》作者[1]的固执而且错误的观点品头论足。然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家庭中的古拉格[2]，已经设定好他们应该怎样，每天都想把对方拖进这个框框之中。如果把理想和现实想象成两个部分重叠的圆圈，那么这月牙形的部分就是我们试图通过争论使两个圆圈重叠成一个，从而得以消灭的差别。(见图8.1)
图8.1
9.如此行事的理由何在？不过是所有的父母、军队里的将军、芝加哥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在使他人苦恼之前惯用的甜言蜜语-我在乎你，所以我会使你心烦意乱；我敬重心中那个完美的你，因此我会伤害到你。
10.克洛艾和我之间的争论从来都不是朋友式地进行的。朋友之间因为礼貌和客气，建立了一层无形的保护膜，这膜，即身体的生疏，阻止了敌意的产生。但是克洛艾和我已经肌肤相亲：一起睡觉、一起沐浴、观看彼此刷牙以及共同为感伤缠绵的电影流泪，故而我们之间的那一层隔膜被撕掉了。于是我们不仅得以相爱，还可以演绎相爱的对立面：吵架辱骂。我们把结识对方等同于一种拥有和许可：我了解你，所以我拥有你。在我们相爱的进程中，肉体交合之后，礼貌客气(朋友间的友谊)就止步了，就此而言，第二天早餐时爆发的第一次争吵并非巧合。
11.保护膜被撕去后，曾经垄断的物品开始在自由市场里交换了，以前正常地(宽厚地)保留在自我批评领域的想法现在表达出来，制造了紧张的关系。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我们不仅自身有“超我—自我”的冲突(见图8.2)，两人之间也同样如此。当交叉点仅仅是自我A和自我B时，就产生了爱；当超我A和自我B发生冲突时，鞋子开始飞出窗外。
图8.2
12.忍无可忍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非观念；其二，不能让他人生活在暗昧之中的想法。一天晚上，当克洛艾和我开始争论起埃里克·侯麦[3]的电影时(她腻味那些电影，我则爱看)，我们忘了侯麦的电影既可以好，又可以不好，这完全取决于各人的看法。争论逐渐演变为逼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意识到异见存在的合理性。同样，虽然我憎恶克洛艾的鞋子，但我并没有想到：尽管自己不喜欢，但鞋子并非生来就让人讨厌。
13.当个人的判断被推广，使其为女友或男友(或者整个国家的公民)接受之时，当我认为这很不错成为我认为这对你来说也很不错时，这种从个人观点扩展到众人共识的举动实乃一件专横之事。在有些事情上，克洛艾和我各自相信自己的看法，而由于这种相信，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命令对方同意我们在所有的方面都正确无误。专横地声言这就是爱情，是迫使对方(假装是出于爱)放弃自己爱看的电影或自己喜欢的鞋子，去接受一个(充其量)只是假冒成普遍真理的个人判断。
14.政治与爱情似乎没有相干之处，然而我们从法国大革命和法西斯主义血迹斑斑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同样的一厢情愿，同样的理想模式与存在分歧的现实相对而立，从而如月牙形所代表的差异一样，让人们产生厌烦(刽子手的厌烦)。法国大革命最先提出(给出所有的选择，只是为了一次洗劫)，政府不仅要统治人民，而且要爱他们；人民大概也要同样接受政府的统治，并且爱政府，否则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从那时起，一厢情愿的政治就开始了其不光彩的历史。革命的初期，从心理学上看，极其类似于爱情关系-强求合一，相信两人/国家的无所不能，要求抛却先前的自我，消解自我的界限，渴望不再有秘密(对对立面的担忧很快使情人胡思乱想/或建立起秘密警察)。
15.如果爱情和一厢情愿的政治其开头都是同样的美好，那么结局也许会是一样的血淋淋。难道我们还不熟识以专横告终的爱情？以同样的专横，统治者坚定地宣称他们心怀国家的真正利益，但结果不也是以合法化地杀戮那些坚持异议的人而告终吗？如此看来，爱情是一种信念(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是非自由的，因为信念从来避免不了向持异议者和异端发泄自己的挫折感。换一种说法，一旦你对某事产生了信念(祖国、马列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强大力量必然会自动地消灭其他的选择。
16.鞋子事件之后过了几天，我到报摊买报纸和牛奶。摊主保罗先生告诉我说牛奶卖完了，如果我愿意等一会儿，他就到贮藏室拿一箱来。望着保罗先生向铺子后面走去，我注意到他穿着一双灰色的厚袜子和褐色的皮凉鞋。袜子和鞋子都奇丑无比，然而奇怪的是，我却无动于衷。为什么当我看到克洛艾的鞋子时就不能同样如此？为什么我不能友好地对待我爱的这个女子，就像我对待每天卖给我牛奶的报摊摊主一样？
17.政治学说中长期有这种愿望：用顾客和报摊摊主的亲切关系代替屠夫和牛羊的杀戮关系。为什么统治者不能客气地对待人民，容忍凉鞋、异见和分歧？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答案则是：只有当统治者不再奢谈是出于爱而统治其人民，转而关注降低利率和火车准点时，友好的关系才有可能出现。
18.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于1859年发表的《论自由》，是提倡不以爱的名义制约人民的自由主义经典之作，他毫不含糊地要求政府(无论有多好的意图)不要干涉人民，不要逼迫他们换鞋子、读某些书、清除耳垢或是剔清牙齿，从此非暴力政治找到了最伟大的辩护者。穆勒认为，尽管古代的联邦(不是指罗伯斯比尔[4]的法国)觉得自己有权力对“每一个公民的身心需合乎法则保持浓厚的兴趣”，但现代政府却应尽可能退后，让人民各行其是。如同爱情中被烦扰的一方请求仅给予一个空间一样，穆勒呼吁政府不要干涉人民：
只要不妄图褫夺他人之自由，或妨碍他人对自由之求索，吾侪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好尚即得以名之为自由。……自由之义，在于防止强权势力对于违反自己意愿的文明社会成员的妨害。强权势力自身之偏好，不论是物质方面还是道德方面，皆非侵犯他人之理由。[5]
19.穆勒的呼吁听起来是那么合理，难道我们不能把这些原则运用于个人生活中？然而如果将之运用于二人世界，那么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观点似乎失去了精彩之处，必然产生一些徒有虚名的婚姻：爱情早被蒸发，夫妻分床而睡，只是上班前在厨房碰见时才偶尔说上几句话。当他们一起吃完晚餐的肉馅土豆泥饼，或在凌晨三点品尝感情失败的苦涩之时，两人早已放弃互相理解的希望，替代以建立在克制住的争执和彬彬有礼基础之上的不冷不热的友谊。
20.我们又回到爱情和自由的选择上来了，后者看上去只存在于疏远的，或者冷漠出现的关系当中。报摊主的凉鞋不使我恼怒，是因为我不在乎他，我只希望从他那儿买报纸和牛奶，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不会希望向他袒露心迹或在他的肩头哭泣，所以对于他的穿戴，我不会冒昧地说三道四。但是如果我爱上了保罗先生，我真的还能继续对他的凉鞋这样安之若素？或者是否总有一天(出于爱)我会清清喉咙，建议他换一双？
21.如果我和克洛艾的关系永远达不到恐怖统治的程度，也许是因为我们能够缓和爱情和自由的选择，这缓和的法宝就是幽默感。幽默感很少为恋爱关系所有，几乎更不为一厢情愿的政治家(波尔布特[6]、罗伯斯庇尔)所具备，幽默感能使(如果能够那么广泛的话)政府和夫妻从忍无可忍中解脱出来。
22.革命家和情人似乎都十分倾向于严肃认真。难以想象与斯大林或与少年维特开个玩笑会是怎样的情景-尽管区别难以避免，但两人似乎都极其紧张而认真。缺乏欢笑的能力，就是无法认可事物的相对性、社会和人际关系与生俱来的矛盾性、欲望的复杂性和冲突性，也无法知道必须接受心上人永远学不会泊车，或洗不干净浴缸或改不去对琼尼·米切尔的偏好-而你仍然爱着他们。
23.如果克洛艾和我能够超越我们之间的一些差别，那是因为在看到彼此性格不投合时，我们能够用个玩笑来将其解决。我没法不讨厌她的鞋子，而她却继续喜欢，我一如往日地爱她，但(窗户修好后)我们至少为那次事件找到了开玩笑的余地。每当争论激烈起来时，一个会威胁说要把自己“扔出窗外”，另一个听后总是能报之以笑，从而化解了恼怒。我的驾驶技术无法提高，却赢得了“阿兰·普罗斯[7]”的名字。我觉得克洛艾偶尔殉难者似的旅行令人厌烦，但是当我能把她当作“圣女贞德”而听从她时，心情就好多了。幽默意味着无须直接的冲突，你就可以轻轻越过一件恼人之事，目成心许，无须明言就做出了一个评判(“通过这个笑话，我想让你知道我讨厌X，而不必对你直说-你的笑声说明你接受这个评判”)。
24.当两人不再能把差异化解成玩笑，那么这就是他们停止相爱(或至少不再为爱的维系做出较大的努力)的信号。幽默标示出产生在理想和现实的差异之上的恼怒：每一个玩笑背后，都是一次对差异甚至是失望的警醒，但这已经是无害的差异-因此能够顺利前行，而不必大动干戈。
[1] 指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
[2] 古拉格，苏联内务部劳改局所在地，曾经关押过很多政治犯，因苏联作家A·I·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而出名。
[3] 埃里克·侯麦(1920—2010)，法国导演，被认为是法国新浪潮中最细致入微也是水平最稳的影人，曾获得第43届奥斯卡金像奖(1971)，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提名奖等。
[4] 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领导雅客宾派政府-公安委员会（1793—1794），平定反革命叛乱，镇压忿激派和阿贝尔派，热月政变（1794年7月）时被逮捕处死。
[5]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论自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6] 波尔布特(1925/1928— )，柬埔寨政治领袖。
[7] 普罗斯(Prost)，意即祝你成功。
九 美 丽
1.是美丽引发了爱情，还是爱情创造了美丽？是因为克洛艾美丽我才爱她，还是因为我爱她她才美丽？在茫茫人海之中，我们(凝视着正在打电话或躺在我们对面沐浴的心上人)也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特定的一张脸、一片唇、一弯鼻、一轮耳会满足我们的欲望？为什么她脖子的曲线、颜靥的酒窝正好符合我们对于完美的标准？每一位心上人都能使我们得到美丽的不同诠释，都能圆满地重释我们各自的情爱美学，其方式既新颖别致，又富有个性，有如她/他们脸上的风景一般。
2.如果马西略·费奇诺[1]把爱定义为“对美的欲望”，那么克洛艾是怎样满足了我的欲望？克洛艾自己说，没法满足。我费尽口舌也不能说服她，她一点都不丑。她执意认为，自己的鼻子太小、嘴巴太大、下颌死板、耳朵太圆、眼睛不够绿、头发不飘洒、胸太小、脚太大、手太宽、腕太细。她会无限向往地盯着《ELLE》和《时尚》杂志里的一张张脸宣称，从她的长相来看，说上帝公平简直就是胡言乱语。
3.克洛艾相信美丽可以根据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她自己完全不符合这个标准。尽管克洛艾并不承认，但她已经坚定地与柏拉图的美丽观站到了一起。这是她和世界时尚杂志的编辑们都接受的一种美学观念，这观念会令人每天坐在镜子前时产生一种自我厌弃的感觉。根据柏拉图和《时尚》编辑的观点，美丽存在一种完美的形式，是身体各部分均衡的结合，普通人的身体或多或少有点接近。柏拉图说，任何被认为是美丽的东西都部分具有美的基本形式，因此肯定展示了普遍的特征。从一个美丽的女子身上，可以发现美丽包含数学的基本原理，是一种天生的均衡，比古代神庙建筑中发现的不会少。在柏拉图看来，杂志封面上的脸像更接近于完美的形式(克洛艾正为此而崇拜不已。我还记得她坐在床上一边晾头发，一边翻杂志，扭动着脸部肌肉，夸张地模仿模特们轻松自在的姿势)。克洛艾为自己的鼻子与厚薄不一的嘴唇不搭配感到遗憾。她的鼻子很小，嘴唇过厚，这意味着她的脸的中心部位产生了柏拉图所谓的不和谐。柏拉图曾说，只有各个部分均衡的搭配才能创造一种动态的静止和自在的完满，这正是一般人所缺少的。如果柏拉图说只有“尺寸(计量)和比例(对称)的适宜才能组成美丽和卓越”，那么克洛艾的脸肯定既不美丽也不卓越。
4.除了脸部的不和谐，克洛艾发现自己身体的其他部分更不匀称。虽然共浴时我乐于欣赏洗液泡沫流过她腹部和腿部的曲线，但每当克洛艾在镜子中看见自己的身材时，总是说“某个部位不匀称”-尽管我从来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匀称的。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2]也许对此更在行一些，因为在他看来，雕塑家应该明了，美的体形有一些固定的比例，将身体分解为六百个单位就可以发现这些比例，从而找到各部分之间的理想距离。在《论雕塑》一书中，阿尔贝蒂将美丽限定为“无论主体如何呈现，所有部分依照这样的连接比例和谐地组装，分毫不爽，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嫌少，任何改变则使其破坏”。但是在克洛艾看来，几乎她身形的任何部位都被增了一分、减了一分或被修改，就此而言，她完整地保存了上帝馈赠给她的一切不完美。
5.但是柏拉图和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不论他们计算得多么准确)的美学理论中显然忽视了一些东西，因为在我看来，克洛艾美丽无比。我说不出到底是什么如此吸引我，是喜欢她绿色的眼眸、黑色的头发、饱满的嘴唇？我不知道，因为言辞不能描述为何一个人有吸引力而另一个人却没有。我可以说是由于她鼻梁上的雀斑或她脖子的曲线，但是这又怎能说服那些不觉得她有魅力的人呢？美丽毕竟不是可以通过说服别人来接受的啊。美丽不是数学公式，不可以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关于男人和女人魅力的争论，类似于艺术史家试图说明为什么一幅画优于另一幅画的争论。是凡·高的画更优秀、还是一幅高更的画更高明呢？惟一的比较办法就是通过语言描述作品(“高更《南方的海》里的天空展示感情奔放的天才……”逊于“凡·高运用蓝色达到的瓦格纳式的深度……”)，或通过绘画技巧和材料来阐释(“凡·高后期作品的表现主义感觉……”“高更那些塞尚式的直线……”)。然而在解释为何一幅作品能感动我们，令我们感受到美的真谛时，它们又能起到什么真正的作用？如果说画家历来就不屑于艺术史家跟随其后的评论，那么与其说这是出于反向的势利，还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感觉，即绘画的语言(美丽的语言)无法用人类的话语来表达。
6.因此我能够描述的不是美丽，而只是我自己对克洛艾外表的一种主观感受。我不能说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效验的美学理论，只能指出我的欲望最终的归宿，同时允许他人认为克洛艾并非十全十美。于是我不得不反对柏拉图的美丽有客观标准的论点，而同意康德的说法(表达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即美的判断是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只能是主观的”判断。
7.康德的美学观认为，身体的比例最终并不像欣赏身体的主观方式那么重要，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对于同一个人，为何有人看来美丽动人，而有人则认为丑陋不堪？美丽在于观者，这个现象可比作是著名的缪勒—莱尔幻像(见图9.1)，由于两端的箭头方向不同，两根相同长度的直线看起来却长短各异。如果把长度比作美丽，那么我注视克洛艾时的情形，就像指向直线末端的箭头一样，使得克洛艾的脸看起来与众不同，比那些客观地看几乎是同一张脸的人显得更为美丽(直线更长)。我的爱就像放在同一根直线两端的箭头，它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印象，不论其多么不真实。
图9.1 缪勒—莱尔幻像
8.司汤达曾经给美丽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美丽即“幸福的允诺”，这与柏拉图所谓的部分与部分之间完美和谐的刻板观点实在大异其趣。克洛艾也许不能被认为是完美无缺，但是她依然美丽。是她的美丽令我感到幸福，还是她令我感到幸福才美丽？这是一个自我确认的循环：当克洛艾令我感到幸福时，她是美丽的；她是美丽的，这又令我感到幸福。
9.我被吸引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并非建立在欲望的明确目标之上，同样也不是建立在克洛艾的众多特征-从柏拉图的观点来看，也许并非完美的特征-之上。在克洛艾面部不美丽的特征之中，其他人不会多看上一眼的特征之中，我找到了自己渴望看到的东西，这令我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例如，我并不认为她两颗门齿之间的缝隙(见图9.2)不好看，不符合完美的排列，恰恰相反，我觉得它独特无比，是最值得爱慕的完美牙齿。我不仅不对牙齿间的缝隙漠然处之，相反，我十分欣赏。
图9.2
10.我欣赏自己的秘密，崇拜自己欲望的与众不同，以及无人知晓克洛艾的牙齿在我眼中的意义。在柏拉图的信仰者们看来，克洛艾也许并不美丽，甚至会有人认为她很丑，但是在她的美丽之中有些东西并不为那些所谓的柏拉图式的完美脸庞所有。在丑陋和经典式完美之间的地带，是可以找到美丽的。一个让上千艘船只下了水的斜坡从建筑学上看并不一定正规，也许很不牢靠，就像在两种颜色之间旋转的物体一样，只要不停下来，将会产生第三种颜色。完美有一种专横的味道，也有一种枯竭的感觉，它甚至否定在创造完美的过程中观者的作用，它用明确的教条武断地发表评价。真正的美丽并不可测量，因为美丽是流动变化的。美丽只有从某些角度才为人所见，而并非所有的角度，并非永远都能看见。美丽危险地隐现在丑陋之间，有被人视为丑陋的可能。美丽并没有恰当地符合比例的数学原则，美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正是可能使自己显得丑陋的地方。美丽也许需要承受与丑陋共存的风险。
11.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绝代佳人不该给人们留下想象的空间。也许是因为克洛艾牙齿的缝隙留给我想象的余地，所以才那么富有吸引力。我的想象力被她齿间的缝隙激发了：合上，分开，要我的舌头伸入。缝隙使我能够重新安排克洛艾的牙齿，她的美丽是断裂的，可以创造性地重新组合。因为她的脸既有美的体现又有丑的特征，于是我的想象被赋予责任，需要去保持这不稳定的美。因为这种美和丑的模棱两可，克洛艾的脸可比作是维特根斯坦[3]的“鸭—兔”图(见图9.3)，同一幅图中包含了鸭子和兔子两种形象，就如同从克洛艾的身上可以看到两张脸孔。
图9.3 维特根斯坦的“鸭—兔”图
12.维特根斯坦的例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观者的态度：如果想找的是一只鸭，那就会找到一只鸭；如果想找的是一只兔，那么同样会出现一只兔。两副图像都可以找到根据，关键是观者的倾向和意念。当然是爱使我把克洛艾想象成美丽的人(而非鸭子)。我觉得这种爱更为纯真，因为它不是产生于一张按明显确凿的比例分配的脸蛋。《时尚》的编辑也许不愿意把克洛艾的照片登在他们的杂志上，然而，滑稽的是，这反而增强了我的渴望，因为这似乎证实了我一直想从克洛艾身上找到的她的与众不同之处。发现一个完全符合比例的人的“美丽”又怎么算得上富有创造性？要在牙缝之间发现美丽必然需要更大的努力、更多的普鲁斯特式的想象。我不是从显眼处出发寻找克洛艾的美丽，而是从别人看不到的特征中发现她的动人之处：我已经领悟了她的灵魂，于是觉得她的脸庞生动无比。
13.这种看似不同于希腊雕塑的美丽存在一种危险：过于依赖观者。一旦想象力决定从牙缝间移开，岂不就是找一个好的牙科医生的时候了？如果美丽存在于观者眼中，那么一旦观者的目光转向别处，又会是怎样的情景？但也许那就是克洛艾一切魅力的所在。主观的美学理论使观者真是必不可少啊。
[1] 马西略·费奇诺(1433—149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代表人物。
[2]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1409—1472)，意大利艺术家、文艺理论家、建筑师。
[3] 维特根斯坦(1889—1951)，生于奥地利的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
十 爱的表白
1.五月中旬，克洛艾庆祝了她的二十四岁生日。这之前她一直暗示自己喜欢皮卡迪利街一家商店卖的红色套衫，所以头天晚上，我就在下班时买了一件，用蓝色的纸包起来，系上粉红色的蝴蝶结。但是当我准备再送一张卡片时，握着笔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还从来没对克洛艾说过我爱她。
2.言爱也许并不会让人意外(特别是和一件红色套衫一起)，然而我还从未向克洛艾明言，这却是有些非同寻常。套衫可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信号，但是我们还得用语言将爱情表达出来。我们关系的核心-由爱这个词组成-似乎有些说不出口，或是不值得说，或是太重要，以致还没来得及构想好。
3.克洛艾不曾对我言爱，这比较容易理解，她一贯对语言持怀疑态度。“祸从口出，”她曾经这样说，就如麻烦会被语言创造一样，爱情也会被语言破坏。我记得她曾讲过一件往事。十二岁时，父母送她参加一个青年团体举办的假期野营。在那里，她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同龄的男孩。在无数次的害羞和犹豫不决之后，他们终于一起到湖边散步了。走到一片浓荫掩映的堤边时，那个男孩让她坐下。片刻之后，他握起她汗湿的手。这是第一次有男孩握她的手，她感到无比高兴，迫不及待地告诉他(用一个十二岁女孩的全部诚挚)，他是“她遇见的最美好的人儿”。但是她真不应该这样说呵！第二天，她发现她的话传遍了整个营地，她傻傻的诚挚表白被人重复，嘲笑她经不起诱惑。她因为轻言而经历了一次背叛，亲密的语言成为众人的笑柄。从此她对话语失去了信心，只相信身体和行动。
4.克洛艾习惯性地抵触玫瑰谎言，对于表白也许只是付之一笑。这并非因为她不愿意听，而是任何构想好的话语，似乎都接近陈词滥调，过于直露。并不是克洛艾不易动感情，她只是对自己的感情太谨慎，不愿用那些陈旧的社交语言(通过中介的爱)表白。尽管她对我一往情深，但奇怪的是，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起。
5.我握着笔，仍然不知该在生日卡上(封面是一只正在吹蜡烛的长颈鹿)写点什么。我觉得，不论她心里怎样抗拒，在她生日之际(充满了对诞生的荒唐尊敬)，我需要用语言确认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努力想象她会怎样处理我送的这个包裹，不是红套衫，而是爱情表白的语言包裹。我想象她是独自一人，是在去上班的地铁中，或是在浴室里，或是在街上，轻松自在地把它打开，想弄明白那个爱她的男人送给她这样一件奇怪的礼物的意图。
6.表白远远难于平常的交流。如果我告诉克洛艾，说我胃疼或我有一辆红色的车或我有一个开满黄水仙的花园，我料想她一定懂我的意思。当然，我想象中开满黄水仙的花园也许与她的想象有细小的分别，但是两个想象至少大致相同。语言会跨越我们之间的差异，就如信件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一样，成为传达意义的可靠信使。但是我眼下正挖空心思书写的卡片无法担保有这样的可靠性。示爱的词语属于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词汇，因为它们的所指缺乏稳定的含义。心路旅人已经归来，想尽力再现他们的见闻，但是语言缺少地理的定界，没有固定的纬度，只是一只稀有、从未确定种类的花蝴蝶。
7.对同一个单词的理解也许存在分歧，但是这分歧没有学术论争的价值，而对于那些只愿直抒心曲的情人却极其重要。我们可以彼此宣称徜徉爱河，但各自心中爱的内容却可能大相径庭。用言辞表达爱就如用一台有故障的发报机发送密码情报，总是不能确定怎样才能被收到(但是还得要发送，就像蒲公英抛洒出数不清的种子，只能有一部分繁殖生长起来；随意而乐观地发出一个电报-相信邮政局吧)。
8.我必须消除语言的差异。我费尽力气填满筛网，其中之意她能理解吗？当我的爱传送到她那儿时还能剩下多少？我们可以用似乎为我们共有的一种语言交谈，但届时却又发现词汇的含义千差万别。我们经常在同一个夜晚，躺在同一张床上，看着同一本书，后来却发现感动我们的部分各不相同，对我们来说，这书已成为两本不同的书。因此，难道在一条爱情线上不会发生同样的分歧吗？
图10.1
9.但是这些言辞并非出自我手，已有太多的人先于我使用过，我出生时就被语言重重包围(尽管这不是我的生日)。也并非是我自己发明了语言的局限性-使用既有的语言，会带来问题，同时也带来便利，便利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有一些共用的语言被分配用于表达爱情。尽管克洛艾和我对彼此的感觉也许并不一致，但我们都是很好的学生，知道爱情不是仇恨，知道好莱坞明星喝下马提尼酒讨论酒名时所表达的意思。
10.我们的爱情观浸染于爱的社会染缸。当我在白日梦中见到克洛艾时，我的梦必然伴随着既柔软又如卡拉梅尔糖般甜蜜的一百零一种方式的拥抱。我不仅是在爱着克洛艾，我同时也在参加一个社交仪式。当我坐在车里听着最新流行歌曲的歌词时，我的爱不正在毫不费力地融入歌星那高昂的歌声吗？不正是从他意味深长的歌词中，我发现了克洛艾吗？
难道这不美妙
拥你在我怀抱
爱着你，宝贝？
拥你在我怀抱
喔耶，爱着你，宝贝？
11.爱无法自我释义，总是从我们庆祝生日的习俗中得到诠释。没有其他人提示我答案，我如何知晓自己对克洛艾的感情就是爱情？我从汽车收音机的歌曲中所辨识出来的一切，并不意味着是对我爱克洛艾这一事实的自发理解。如果我让自己相信我在爱，这岂不只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定文化时代-寻求和崇拜无处不在的夸张心情-的结果？于我而言，岂不是社会，而非任何个人的原始感情需求，成了激发爱情的因素？如果回到以前的文化和时代里，难道我不会受到教诲去忽视自己对克洛艾的感情(如同我现在受到教诲去忽视穿长筒袜的冲动，或无视别人发出的决斗的挑战)？
12.拉罗什富科[1]说过这样一句格言：“如果没有听说过爱情，有些人永远不会坠入情网。”难道历史没有证明他的正确吗？我预定带克洛艾去卡拉登的一家中国餐馆，但考虑到中国文化中很少有爱情表白的传统，所以也许在其他场所表白爱情更为合适。文化人类学者许烺光[2]认为，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为中心”，强调感情的重要性；相形之下，中国文化是“以群体为中心”，强调的是集体的重要性，而不是夫妻和他们的爱情(尽管老子餐馆的经理仍然高兴地接受了我的预订)。爱情绝非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事物，不同的社会对之有不同的模式和概念。至少新几内亚的马努族人就没有一个词表示爱情。在其他文化中，爱情虽然存在，却被赋予独特的形式。古埃及人的爱情诗对描写感情的羞耻、负罪或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不感兴趣，希腊人认为同性恋没什么大不了，基督教则禁止肉体放纵，却让灵魂更为色情，行吟诗人把爱情等同于永无回应的激情，浪漫主义运动则将爱情崇拜成一种宗教。生活在幸福婚姻中的S·M·格林菲尔德在发表于《社会学季刊》(6，361—377)上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当今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保留爱情，其目的只是：
“……激励个人-再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激励他们-去履行丈夫—父亲和妻子—母亲的职责，组成核心家庭，那不仅是再生产和社会化的需要，也是保持目前存在的分配和消费产品及服务的需要。总之，是为了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将其作为目前的要务保持下去。”
13.人类学与历史在性爱方面充满了分歧(对于那些最终得选择自己立场的人来说有些恐怖)。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手淫的女人被认为是疯狂的，会被关进收容所。在新几内亚，“男性”被认为是存在于男人精液中，所以年轻男子有一种吞食精液的传统习俗。在新几内亚艾威村子中，为了增长力量，曾经一度还有将男人杀死吞食其阴茎的习惯。曼加伊女孩的阴蒂被拉长，而在玛萨伊社会中，女孩到了青春期就将阴蒂和阴唇切除，据说是清除“童年的肮脏”。美国印第安人的一些部落中存在性别变换，男人在战争中被俘虏后，会被带进胜利者家中，承担起妻子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