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社会就像一个上好的文具店，给了我一批标签，标识心脏的无数震颤。想到克洛艾，我时而产生的病痛、恶心和盼望，被我所在的社会归档为“L”。然而穿越大洋、回溯几个世纪，这个分类可能要归属于另一个目录。难道我的症状不可以轻松地被视为一次神人交接，是一次病毒感染或甚至是没有任何寓意的心脏病？《加尔默罗隐修规程》的制定者、阿维拉的圣特雷萨[3]曾说过一种心理传感，也许就是现在的所谓性高潮。她是这样描述如何通过一个天使-一位男子-体验上帝之爱的，这位男子：
“……非常俊美，脸上充满了炽热的激情，就像一个最高贵的处于兴奋中的天使。……他握着一把金灿灿的利矛，在那铁质的末梢，如有火喷。他似乎用那利矛几番刺穿我的心，深入我的体内。……疼痛是那么锐利，以至我发出呻吟；剧烈疼痛带来的甜美感觉是那么强烈，以至我渴望持续下去，灵魂得到的满足不逊于从上帝那里获取的。”
15.最后我决定，这张印着长颈鹿的卡片不是示爱的最佳地点，我应该等到晚饭时分。八点钟时，我驾车到克洛艾的公寓去接她，并且把礼物送给了她。她很高兴我领会了她对皮卡迪利橱窗的暗示，惟一的遗憾是(很有策略地在几天后表示出来)，套衫是蓝色的，而不是她曾经想要的红色(尽管发票允许我们调换一次)。
16.再没有比这家叫老子的餐馆更浪漫的了。在我们四周，都是一对对与我们相似的恋人(尽管我们主观感觉上的独特性不允许自己这样想)：手握着手，啜着酒，笨拙地用着筷子。
“老天，感觉好一些了。我肯定是太饿了，一整天都打不起精神，”克洛艾说道。
“怎么了？”
“因为生日，生日使我想起了死亡和逃不掉的生日狂欢。不过我想今天肯定不会那么糟糕。实际上可以说好极了，多亏了你。”
她抬头看着我，笑了。
“你知道去年这个时候我在哪儿吗？”她问。
“不知道，在哪儿？”
“被我那讨厌的姨妈带出来吃晚饭。感觉真是不好，我不停地到洗手间去流泪，很难过我的生日就是那样过的，惟一邀请我出来的人竟是我姨妈。令人恼火的是，她不停地唠叨，说不理解像我这样好的女孩怎么会没有男朋友。看来遇见你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17.她确实令人倾慕(虽然是她的心上人极其主观的看法)，但是怎样告诉她才能显示我的倾心卓尔不群？爱或者忠诚或者迷恋之类的词汇已经被延绵不断的爱情故事说得太滥，被人们用得太多。当我想用既新颖又个性化而且是完全独有的语言来表达时，我还是无可避免这心灵表白之语固有的共性。
18.餐馆帮不上一点忙，它浪漫的装饰使得爱情太可怀疑，从而不真挚。这种浪漫弱化了表白之人的意图和语言之间的联系，甚至濒临语义的失真(特别是扬声器里传出肖邦的《小夜曲》，我们之间的桌子上点上了一支蜡烛时)。看来是没有办法既用L-O-V-E传递爱，同时又不把最平庸的东西一起带了出来。L-O-V-E需要一个名称，但是无论我怎样搜肠刮肚，这个词的历史还是太过于丰富：从行吟诗人到《卡萨布兰卡》，所有的一切都运用了这几个字母。
19.情感总有偷懒的办法-引用他人的话语。我可以拿来《普通爱情词典》，为感情套用现成的词句，给它涂上谎言和蜜糖。不过这个想法令人有些反感，就好像睡在别人肮脏的床单里。难道我没有责任成为自己爱情倾诉的作者？难道我不应该设计出与克洛艾的独一无二相称的表白？
20.引用他人的语言总会比自己创造更为轻松，用莎士比亚或辛拉特那[4]的语言比冒险用自己疼痛的喉咙更容易。出生于语言海洋中的我们，涉身于一个不属于我们自己的语言历史，必定采用别人已经规范的语言。对那些认为是自己的爱重新创造了世界的恋人来说，他们会不可避免地与彼此结识以前的历史(他们自己的过去或过去的社会)发生矛盾。在认识克洛艾之前，我已有过爱的表白-曾经的心上人也总会庆祝生日，也许找不到最初的剖白(甚至十二岁的克洛艾在湖边已经表白过，要是拍摄下来那该有多好)。就像做爱，一提起来它，我就会想起曾经和我上过床的每一个女人。
21.因此，每一件事都夹杂有其他的记忆片断，而在我的食物和思想之中也存在差异。当我希望餐馆里只有克洛艾时，事实上还是脱离不了文化背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对恋人、在一家中国餐馆里庆祝生日、西方社会的一个夜晚、二十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现在理解了克洛艾为什么害怕过生日，明白了我们被任意地甩在文化的传送带上。我的欲望迫使我抛开直白，寻找隐喻的表达方式。我的情意永远也不会用L-O-V-E来承载，送给心上人。它必须找到另一种交通工具，也许是一条有些破损的船，或是被延展，或是被缩减，或是不为人所见-这船不等同于爱本身，为了更好地抓住爱的玄义，得像希伯来人的主那样去爱。
22.就在那时，我发现克洛艾肘弯旁边有一小盘免费赠送的果浆软糖。我突然莫名其妙地从语义学的角度获得了清楚的认识，我与其说是爱克洛艾，不如说是软糖克洛艾。我永远不会明白，软糖怎么会突然那么符合我对她的感情。它似乎精确地表达了我所处的情感状态，“爱”这个因为过度使用而沉闷无味的词，已无法达到这样的精确程度。甚至更奇妙的是，当我托起克洛艾的手，朝博加特和罗密欧眨了一眼，告诉她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说：我软糖她，克洛艾似乎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说这是她听到的最甜蜜的语言。
23.从那时起，爱情，至少对于克洛艾和我来说，已不仅仅是爱情了，它还是一件物品，这物品直径只有几毫米，甜美蓬松，会美妙地融化在口中。
[1]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伦理作家，著有《箴言录》。
[2] 许烺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3] 圣特雷萨(1515—1582)，西班牙天主教修女，神秘主义者，倡导加尔默罗会改革运动。
[4] 辛拉特那(1915—1998)，美国流行音乐歌手、电影演员。
十一 她有什么好？
1.伴随着六月的第一个星期，夏天翩然而至，把伦敦变成了一个地中海的城市。人们从家中、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来到公园里，来到广场上。与炎热一起到来的还有一位新同事-一位美国建筑师。他被借用六个月，和我们共同设计滑铁卢大桥附近的一座综合写字楼。
2.“人们跟我说，伦敦每天都下雨-可你瞧这天气！”当威尔[1]和我在科文特花园广场的一家餐厅吃午饭时，他这样说道，“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可只带了套衫。”
“没关系，威尔，这里也有T恤卖。”
我是在五年前认识威廉·诺特的，当时我们一起在罗得岛州设计学院学习了一个学期。他长得魁梧高大，皮肤棕褐色，总是面带机灵的微笑，满是皱纹的脸颇有探险家的味道。从伯克莱大学毕业后，他在美国西海岸发展得非常成功，被认为是同辈人中最有创意和才智的建筑师之一。
3.“喂，你有女朋友了吧？”当我们开始喝咖啡时，威尔问我道，“你和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女孩没在一起了？”
“噢，你是说那一段，早就结束了。我现在正儿八经地恋爱呢。”
“好极了，说来听听。”
“好，你什么时候来我家吃顿饭，见见她。”
“很乐意，先介绍一下吧。”
“她叫克洛艾，二十四岁，是个平面设计师。她人很聪明，长得也漂亮，非常有趣……”
“听起来真是不错。”
“你呢？”
“没什么好说的，我在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女生约会。不过你要知道，我们刚刚认识，彼此都还在试探，没怎么考虑结果，所以……还是你再谈谈这个克洛艾吧，她有什么好？”
4.她有什么好？那天晚上在西夫韦连锁店[2]我又想起威尔的问题。当时克洛艾在收银台旁，我看着她，被她忙着把东西装进塑料袋的样子深深吸引。我从这些细微的动作上发现的魅力表明，我乐于把几乎任何事情都当作无可置疑的证据，以证明她的完美无缺。她有什么好？她一切都好。
5.一时间，我幻想能把自己变作一盒酸奶，同样被她轻轻地、若有所思地放进购物袋，摆在一听金枪鱼和一瓶橄榄油之间。只是超市里讲求实际的气氛与我的心境不相适宜，这使我明白过来，我已经多么深地陷入浪漫的病态之中。
6.在回停车场的路上，我赞美着她购物时令人爱慕的姿态。
“别犯傻了，”她说。“把行李厢打开，钥匙在我包里。”
7.从异乎常情的方面寻找魅力，就是拒绝对显而易见的东西着迷。从一双眼睛里或是线型优雅的嘴唇轮廓上发现魅力是再容易不过，而要从一个女子在超市收银台整理物品的动作中发现魅力，那可是困难多了啊。克洛艾的个人习惯为恋人寻找完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就如冰山露出的尖顶预示了下面巨大的冰体。难道这不需要恋人去辨出它们真正的价值吗？只有那些缺少好奇、缺少爱意的人才会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价值。
8.驾车回家时正是晚上交通拥堵时分，我仍然陷在沉思之中。我的爱开始扪心自问：如果在我看来是克洛艾魅力所在的地方，却被她自己认为是一时的现象或与真实的她毫不相干，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我从克洛艾身上领会到的是不是并非她实际拥有的东西？我看着她肩头轻泻的曲线，一缕头发被压在靠背上。她转过头，对我笑了，于是，在一刹那间我看见了她两颗门齿间的缝隙。我心中那位敏感、情致深切的心上人，到底在身边的这位同伴身上体现了多少？
9.爱情不愿意承认心上人与生俱来的平庸，从而显出它的不可理喻。因此在局外人看来，恋人们都是乏味无聊的。除了把我们的心上人视作另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局外人还能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呢？我经常让朋友分享我对克洛艾的激情，我曾经与他们在电影、书籍和政治方面有很多共同的观点，但他们现在却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我，就像无神论者看到对救世主的狂热迷信时表现的疑惑一样。在我第十次告诉朋友克洛艾在干洗店、克洛艾和我在电影院或克洛艾和我买外卖的故事之后，这些故事已经没有了情节、没有了动作，只剩下中心人物站在一个几乎没有变化的故事的中心。我不得不承认，爱情是一个孤独的追求，爱情至多只能为另一个人-被爱的人-所理解。
10.爱情与幻想只在一线之隔，爱情与自信也只有一步之遥。这种自信与外界现实几无联系，基本上是一种个人挥之不去的自我陶醉。克洛艾包装物品的姿势当然并非生来就值得爱恋，爱情只是我决意将之归属于她手的姿势的某一样东西而已，而这姿势在西夫韦连锁店里的其他人看来也许包含完全不同的意义。个人于自身而言从来都无所谓好坏，这意味着爱恋或是厌恶必定出于他人的主观感觉，也许还有幻想的成分。我想起了是威尔提问的方式将一个人本身的性格和爱人赋予的品质截然分开。威尔没有问：克洛艾是谁(心上人怎么会如此客观呢？)，而是问：她有什么好-一个更主观，也许更不可信的认识。
11.在她哥哥死后不久，克洛艾(刚过完八岁生日)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哲学思考的阶段。“我开始质疑每一个事物，”她告诉我，“我得弄明白死亡是怎么一回事，这足以让人变成哲学家了。”克洛艾会用手蒙住眼睛，告诉家里人说，她哥哥还活着，因为她可以在自己的脑海中看到他，就像她可以看见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如果她可以看到，家人又为何说他已经死去？接着，克洛艾进一步挑战现实，并且出于对父母的憎恨，她(带着一个八岁孩子面对敌意的冲动的诡笑)告诉他们说，只要她闭上眼睛，永远不再想他们，就可以把他们杀掉-一个无疑会引发可以预料的非哲学反应的计划。
12.爱情和死亡似乎都会自然地产生内心愿望和外部现实的种种疑问，前者使我们从它的外部存在中生发出一种信念，后者使我们从它的空无所凭中寻求一种信念。无论克洛艾是什么或无论克洛艾是谁，难道我不可以闭上眼睛相信自己的认识是真实的？无论她或西夫韦连锁店里的人们怎么想，难道我不可以认为自己从她的身上挖掘出来的就是事实？
13.然而唯我论自有其局限。我对克洛艾的看法真实吗？或者，我是不是完全失去了判断能力？当然在我看来她似乎值得我爱，然而她实际真如我想象的那样值得爱恋吗？这属于为人熟知的笛卡儿颜色问题：在观者眼中，巴士也许是红色的，但是巴士果真是红色的？当几周后威尔见到克洛艾的时候，他肯定对我的判断产生了怀疑，当然他不会直言，但一切都表现在他的行动和第二天上班时他对我说的话语之中：对于一个加利福尼亚人来说，英国女人当然“非常特别”。
14.坦白地说，克洛艾自身有时也给我这样的怀疑。记得有一次，她坐在我的起居室看书，当时录音机里正播放着巴赫的合唱曲。歌曲唱的是天堂之火、主的祝福以及被爱的人们。在暗暗的房间里，克洛艾的脸沐浴着一缕台灯光线，有些倦容，但却洋溢着幸福，看上去就如天使的脸一般，一个只是精心装扮成(到西夫韦连锁店或邮局去时)普通人，但内心实际充满最精致、最微妙、最神圣思想的天使。
15.因为眼睛所见的只有躯壳，所以我希望这让人神魂颠倒的心上人的灵魂与躯壳保持一致，希望躯壳拥有一个相符合的灵魂，希望外表反映内心。我爱克洛艾，不是因为她的身体，我爱她的身体，则是因为她的内心。那是一个多么令人精神鼓舞的内心啊。
16.然而如果她的脸是错误视觉产生的逼真，是一个面具、一个与内心不符的外表，那该怎么办？再回到威尔没有明言的不同看法上来吧，克洛艾的诸多方面是不是出于我的想象？我知道有些面孔会透射自身并不具备的品质，有些孩子眼中会闪烁他们那个年龄并不具有的智慧。“到了四十岁，每个人都有一张与其内心世界一致的脸。”乔治·奥威尔这样写道。但是，这种说法正确吗？或者，这是否只是一个让人们对外表放心的神话，就如经济领域里让人们相信自由市场的调节一般？认清神话的真正面目，就得面对外表可怕而无法预测的本质，并由此放弃我们对上帝赋予(或至少富有含义地赋予)的脸蛋的信念。
17.站在离超市柜台不远处或待在起居室的恋人注视着他的心上人，开始幻想，释义她的脸、她的手势，从中寻找超脱凡俗、完美而迷人的东西。他们用心上人包装金枪鱼罐头或倒茶的姿势作为幻想的素材，然而生活不总是迫使他们成为一个轻度失眠者、总是容易在更为世俗的真实面前清醒过来吗？
18.“你难道不能关上这唱来唱去的噪音？”天使突然说道。
“什么唱来唱去的噪音？”
“你当然明白我是指那音乐。”
“可那是巴赫的乐曲。”
“我知道，但是太难听了，我根本没法看《Cosmopolitan》。”
19.我爱的就是她吗？当我再一次看着坐在房间那头的沙发上阅读着的克洛艾，我在心中问自己，或者只是关于她的嘴、她的眼、她的脸的意念组合而成的一种想法？将她的表情扩展为她的整个性格，难道我不是错误地使用了转喻，错误地将喻体当作标志和象征，取代了本体？王冠取代了帝王，轮子取代了车，白宫取代了美国政府，克洛艾天使般的表情取代了克洛艾自身……
20.在绿洲情结中，干渴的人们想象自己看见了水，看见了棕榈树和绿荫，不是因为他们找到了证据，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证据。极度需要产生了幻觉：干渴产生水的幻觉，对爱的需求产生了完美男人或女人的幻觉。绿洲情结从来不是完全的妄想：人在沙漠中确实看见地平线上有些东西，只是棕榈树叶已经枯萎，井已经干涸，这个地方害了蝗虫。
21.当我和一个女人在房间独处时，她正读着的《Cosmopolitan》，在我的眼中却变成了《神曲》，那么我也同样是一个妄想症的受害者啊？
[1] 威尔，威廉·诺特的昵称。
[2] 西夫韦是一家大型零售连锁商店的名字，在世界很多国家开设分店。
十二 怀疑与信念
1.相对于人类爱情史而言，哲学史一直以来都不懈地关注着表象和真实之间的差异。“我想我看到了屋外有棵树，”哲学家喃喃低语，“但这会不会是我视力的错觉？”“我想我看到了我妻子，”哲学家嘟囔着，却又满怀希望地加上一句，“会不会她也是一种错觉？”
2.哲学家往往把认识论方面的疑虑局限在桌子、椅子、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和偶尔令人生厌的妻子这些具体有形的事物上；而当他们把这些疑虑进一步扩展到那些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同小可的事物上时，比如说爱情，那么就会出现一种令人恐惧的可能性，就是说心爱之人与客观现实几无联系，不过是我们内心的幻想而已。
3.当面对的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时，怀疑对我们来说无关痛痒，我们尽可以去怀疑一切。对于那些不是我们生活中最根本的事物来说，怀疑是毫发无损的。怀疑一张桌子的真实性无关紧要，然而怀疑一个人的爱情是否合理却令人痛苦不堪。
4.在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初期，柏拉图把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进程比做是从黑洞到光明的辉煌旅程。在柏拉图看来，人类生来并没有对真实性进行思考的能力，就如穴居者误以为物体投射到墙上的阴影就是物体本身一样。只有付出非凡的努力，才能抛却错觉，从洞穴中的阴暗世界走到灿烂的阳光中来，才能最终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个寓意深刻的故事还具有一种道德蕴涵，即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人生的意义之所在。
5.又经过二十三个世纪左右，苏格拉底式那种从错觉到真知的发展过程会为人类带来利益的论断才遭到一个道德上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观点上的挑战。当然，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每一个人都批判过柏拉图，但没有谁去真正质问追求真理的价值何在。不过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其著作《善与恶的彼岸》(1886)中，终于无畏地提出这样的疑问：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真正需要真理？……我们质疑这种需要的价值。假如我们需要真理，为什么不要非真理或不确定的事物？甚至不要一无所知？……错误的判断不一定就否定判断……问题是错误的判断在人类进步、生命延续、物种保存，也许甚至是人类繁衍中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基本的倾向是，坚定地认为最错误的判断……是我们最不可缺少的东西；……拒绝承认错误的判断就是拒绝承认生命，就是拒绝生命。[1]
6.从宗教的观点来看，真理的价值当然在许多世纪以前就已受到质疑。哲学家帕斯卡[2]就曾说过，面对世界分裂为不均衡的两部分，即宇宙中不存在上帝的恐惧和上帝真实存在的喜悦-这无疑虚无飘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出抉择。尽管有很多事实说明，上帝并不存在，帕斯卡认为人们的信仰仍然是正当的，因为即使是小而又小的可能性带给我们的喜悦，也会远远超过更大的上帝不存在的可能性带给我们的恐惧。也许爱情也同样如此。心上人不可能永远是哲学家，他们终究会产生宗教般的冲动情怀，他们终究会产生信仰和信念。与哲学家对真理的怀疑和探求不同，他们宁愿错误而爱着，也不愿心存怀疑而无爱。
7.一天晚上，当我坐在克洛艾的床上玩着她的玩具象格皮时，这些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克洛艾告诉我说，她还小的时候，格皮在她的生活中意义非凡。它就像她的家人一样，是一个具有生命的真实人物。而且和家人相比，更富有同情心，更体谅人。它有自己的习惯，有自己爱吃的食物，有自己睡觉、谈话的方式。然而，从一个更冷静的角度来看，格皮显然只是克洛艾自己创造出来的，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之中。但是如果说有一件事能够破坏克洛艾和玩具象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是质问她这只动物是否真实存在：这只毛茸茸的动物是独立于你而存在，还只是你自己的想象？于是我不禁想到，也许对于恋爱中的人也同样应该慎重，永远不要去问一位坠入爱河的人：“你倾心的人是真的存在，还只是你自己的想象？”
8.医学史上曾有过这样的病例：一个人生活在怪诞的妄想之中，他觉得自己是一只煎蛋。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怎么会有了这样的念头。他拒绝坐下来，因为担心会“把自己弄碎”，“蛋黄会溅出来”。医生试着用镇静剂和药物平息他的恐惧，但无济于事。最后，一位医生从认可他的妄想出发，建议他随身带片面包，想坐下时就把面包垫在椅子上面，这样他就不会摔破溢出。从此，这位不明就里的病人手中就从没少过一片面包，能够多少还算正常地生活下去了。
9.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什么？它不过表明虽然一个人可以生活在妄想之中(陷入爱河，认为自己是一只鸡蛋)，如果他能够找到这种妄想的补充物(与克洛艾相似的另一位心上人，一片面包)，那么一切又可以平安无事了。妄想本身于人无害，只有当一个人唯妄想是从，当一个人不能为自身创造一种可以生存下去的环境时，妄想才有害于人。只要克洛艾和我坚信永远飘忽不定的肥皂泡就是爱情，那么汽车是否真是红色与我们又有什么相干呢？
[1] 弗里德里希·尼采：《善与恶的彼岸》，企鹅出版社1990年版。
[2] 帕斯卡(1623—1662)，驼背的詹森主义者，著有《沉思录》。
十三 亲 密
1.克洛艾的相伴左右已成为我生命的意义之所在，但她一边盯着方糖慢慢融化在黄春菊花茶里，一边说：“我们不能搬到一起住，问题出在我，我非得单独住，否则就会失去自我。这不只是一个关上门的问题，而是我内在的、心理上的问题。我不是不想要你，相反我担心只想要你而完全失去自我，所以我为自己开脱说，是由于我这个人总是邋遢。我想我得继续做拎包女人。”
2.我是在希斯罗机场第一次看到克洛艾的包：粉红的圆柱形箱体，鲜绿色的手柄。她到我那儿去的第一个晚上就拿着这个包，而且一再道歉说色彩太刺眼了，说里面装着牙刷和第二天要换的衣服。我以为是她还不习惯把牙刷和衣服放在我的房间，所以才要用包带来带去，这包不过是个临时的用具而已。但克洛艾却一如既往，每天早上都要把一切重新装进包，好像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好像落下甚至是一对耳环就意味着个性消融这一让人无法承受的风险。
3.她经常谈起个性消融，融入早上地铁里拥挤的人群，融入她的家庭和办公室同事，所以也暗指与心上人融于一体。她的话语解释了那只包的重要意义，它是自由、独立的象征，是保存完整的自我、恢复消融于他人之中的那部分个性的愿望。
4.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克洛艾每次是多么准确无误地把一切带来带去，她还是开始落下东西了，不是牙刷，不是鞋子，而是她自己，一点点，一片片。首先是语言，随着我学会她惯说“不曾”，而不说“从不”，惯把“从前”的“从”字发的很重，惯于在挂电话前说“保重”。她也使用我常说的“太好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接着是习惯开始彼此渗透，像克洛艾一样，我在卧室里不开灯了，克洛艾也照我的样折报纸。思考问题时，我开始习惯围着沙发踱步，而她则像我一样喜欢躺在地毯上。
5.彼此的潜移默化让我们亲密起来，我们不再界限分明，从此布朗运动的微粒获得了自由的空间。彼此的身体不再感受到对方目光的停留。克洛艾会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把手指伸进鼻孔，掏出点什么，在指间捏成又干又硬的小团。身体的熟悉也跨越了性的吸引。闷热的夏夜，我们一丝不挂地躺在一起，却没有意识到两人的赤身露体。我们偶尔也会沉默不语，不再喋喋不休，不再害怕冷场会让人生疑(“在沉默不语中，她/他在如何想我？”)。我们都对心上人眼中的自己有了信心，不再一味地彼此取悦。
6.伴随着亲密接踵而来的不再是对生活的哲学思考，而是大量小说一般具体的内容：克洛艾洗完澡后皮肤的气息、她在隔壁房间打电话的声音、她饥肠辘辘时胃里的响声、她打喷嚏前的表情、她醒来时的眼睛、她抖动湿伞时的姿势、梳子梳过她头发的声音。
7.在了解彼此的性格特征之后，我们需要给对方一个新的称呼。初生爱意时，心上人的姓名是源自父母的馈赠，护照和公民登记使它正式化。考虑到心上人的卓尔不群，那么借助一个不曾有人使用过的称呼(无论怎样语义模糊)来表达这独一无二，不是很自然吗？克洛艾在办公室叫克洛艾，然而和我独处时，她则成为“蒂吉”(我们都不明白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而我的新称呼的来源则是，有一次为了逗她开心，曾跟她讲起德国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于是，我就被称为(也许没有那么神秘)“维尔什麦兹”[1]。这些别号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我们选择了别具一格的称呼-我们完全可以称对方“普维特”或“蒂克”-而在于我们给对方另一个称呼这个事实本身。“蒂吉”表明克洛艾独有的某些东西是不为银行职员所具有的(她洗完澡后皮肤的气息，梳子梳过她头发的声音)。“克洛艾”属于她的公民身份，“蒂吉”则超越了任何政治色彩，只属于更灵动更惟一的爱情天地。它战胜了过去，标志着爱带来的新生、新的洗礼。相遇时，你有自己的名字，心上人说，但我将给你一个新的称呼，以表明我眼中的你有别于他人眼中的你。办公室(在带有政治色彩的场所)里，别人称你为X，但在我的床上，你永远都是“我的胡萝卜”……
8.取别号的游戏也会延伸到语言的其他领域。普通的语言交流要求直观明了(因此意图明确)，亲密的语言却摆脱了这个法则的束缚，不需要明显而恒定的语义指向。它可能毫无逻辑，只是在嬉戏；可能全是意识流的表达，而没有苏格拉底对四旬斋[2]富有逻辑的叙述；可能只是一种声音，而不是交流。爱解释了位于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可表达与不可表达(爱情就是理解另一个人未成型思想的意愿)之间的试探。它是乱涂乱画与建筑图之间的差异。乱涂者无须知道铅笔在划向哪里，乱涂如同风筝随风飞舞一般随心所欲，是心中毫无目标羁绊的自由。我们天马行空地聊着，从洗碗机到沃霍尔[3]到淀粉到国籍到投影到放映机到爆米花到阴茎到流产到残杀婴儿到杀虫剂到吃奶到飞行到接吻。不管语言是否正确规范，我们不会有弗洛伊德的维也纳口误，因为我们没有站着，而是躺在床上仅凭意识滔滔不绝。任何事物都可能进入我们的话题，任何想法都可以随意发表。我们交替模仿政治家、流行明星、北方人或南方人的口音。与严格的语法学家不同，我们的句子开了头，却没有尾，而由对方补上缺少的动词，由对方接着话头，又连接到下一个句子。
9.亲密并没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诋毁，它只是将其移到了二人世界之外。他者现在被放到了门外，证实了人们对爱情的疑虑：爱情从来都近于合谋。个人的评价成为了双人的裁判，外部的威胁由一张床上的两个人共同分担。简而言之，我们在背后对别人说长道短，但这并不总是恶毒的攻击，更多的是对平常人际交往中虚伪的规范感到难受，因此需要将积累的谎言发泄掉。因为我不能跟你谈对你性格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看法(因为你不会理解，或你会太受伤害)，所以我就背着你，与其他能够理解的人私下议论或谈论。在这个世界，克洛艾成了我的评判的最后一个知己。我不能对朋友或同事述说我对他们的看法，甚至我不愿意对他们产生什么看法，如今这些都可以对克洛艾畅所欲言。爱情因为找到了共同厌恶的东西而迅速升温。我们都讨厌X所表达的内涵即是我们互相喜欢。恋人因此成为罪犯，我们互相的忠实也就成为交流对他人不忠实的途径。
10.爱情也许是合谋的，但至少是真实的。我俩私下里嘲笑正式场合中需要的虚假礼节。从正式的晚宴上回来，我们会嘲笑整个过程的死板，模仿我们刚刚与之礼貌道别的那些人的口音与观点。我们躺在床上，颠覆了正常生活的自重，学起晚宴上一连串彬彬有礼的对话。一个留胡须的记者吃饭时曾问过她一个问题，而现在我也学着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克洛艾会同样礼貌地回答。一边这样游戏着，她的手一边在床单下抚弄着我的阴茎，我则用腿在她两腿间轻柔地来回摩擦。然后突然之间，我会愕然发现她手的逗留之所，会用最傲慢的口吻问她：“小姐，冒昧地问一下，您在对我高贵的阴茎干什么？”她会回敬道：“尊敬的阁下，阴茎高贵的行为不关您的事。”或者会从床上跳起来，说：“先生，请您立即从我的床上离开，您打错了主意，我们互相还不认识呢。”在我们的亲密创造出来的空间里，生活的正规礼仪在滑稽的氛围中被重新演示。就如在一出悲剧的台后，演员们正开着玩笑，演出结束后，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在化妆室里抓住扮演乔特鲁德的演员喊叫着：“操我，妈妈！”
11.亲密不随时光流逝而去；亲密融进了克洛艾和我讲述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中；亲密融进了只有我们两人经历过的事件中。爱情扎根于史诗的传统，与故事有着必然的联系(说起爱情总是涉及故事)。更为特别的是，爱情与历险也密不可分，它有着开始、结尾、完成、败退和胜利的清晰结构。史诗跨越了时间的正常流逝，成为一种目的，推动人物向前发展-否则读者就会厌倦地打哈欠，不再读下去。保尔和维吉妮[4]、安娜和沃伦斯基[5]、泰山和简[6]都通过反抗逆境，巩固、丰富了他们的关系。围困于丛林中、在发生海难的船上或是悬崖边，同大自然或社会抗争，史诗故事中的恋人们就是这样用克服灾难的气势，证明了他们的爱情的力量。
12.在现代爱情中，历险失去了统治地位，故事不再是人物内心的体现。克洛艾和我是现代人，只会有内心独白，不会有爱情的历险。世界基本没有了爱情历险存在的机会。父母不再理会你的爱情发展，丛林已经被开垦，社会将异议掩藏在普遍的容忍之中，餐馆很晚才关门，几乎任何地方都可以用信用卡，性爱成了一种责任而不是罪过。然而克洛艾和我确实拥有一个故事，一段使我们更紧密的共同经历(过去的重量压在经常是没有分量的现在……)。
13.那不是恐怖小说的素材，但其重要性无所不在，共同的经历成为联结我们的纽带。经历是什么？是打破礼貌的陈规旧套，暂时让我们用新奇、危险或美丽增强的敏锐观察事物。经历就是突破习惯的制约，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睁大双眼。如果两人同时这样做，那么我们可以预料他们会由此走到一起。被丛林空地中的狮子惊吓的两人(如果他们能够生还的话)将会被他们的经历三角形般地结合在一起。
图13.1
14.克洛艾和我永远不会有机会被一头狮子惊吓，但是我们却经历了一系列小小的都市奇遇。一天晚上参加完一个晚会回家时，我们看到了一具死尸。尸体就躺在夏尔伍德街和贝尔格雷夫路的拐角处，是一个女人，乍一看，就像喝醉了躺在路上睡觉似的，没有血，也没有打斗的迹象。但是当我们快要走过去时，克洛艾注意到那个女人的肚子上露出个刀柄。在经历这样的死尸事件之前，我们对自己的同伴了解有多少呢？我们朝尸体跑过去，克洛艾用护士/教师似的口吻告诉我不要去看，说我们应该报警。她查看了那个女人的脉搏(但实际上她已经死了)，但一点也没有破坏现场。我不禁惊讶于她的行家本色。但是在警察问讯时，她一下子失控，啜泣起来。此后好几个星期，那把刀柄一直留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由此我们更贴近了。那天晚上我们一夜未眠，在我的房间里喝着威士忌，讲了许多更毛骨悚然而又逗人发笑的故事，扮演着各种尸体和警察以驱除心中的恐惧。
图13.2
15.几个月后，我们正在布里克街的一家面包店里排队时，旁边一位穿着粉红色条纹套装、风度优雅的男人悄无声息地递给克洛艾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几个大字：“我爱你”。克洛艾打开纸条，迫不及待地看完后就回过头瞧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却盯着外面的街道，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看上去只是个穿着粉红色条纹套装的男人，一脸的庄重。所以克洛艾也就若无其事地把纸条折了起来，迅速放进兜里。这件事如同那具尸体一样古怪，不过更轻松愉快一些，它成了我们经常重复的话题，我们会提起并为此打趣一番。后来在餐馆，我们偶尔也学学面包店里的那个神秘的男人，悄无声息地把一张纸条迅速递给对方，不过上面写的只是请把盐递给我。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哈哈大笑，一定觉得古里古怪，不可理喻。但这就是重复话题的意义：回溯一些事情，他人因为不在场而无法理解。所以这种只有两人知道的语言让旁边的人莫名其妙，也就不足为奇了。
16.两个人越是熟悉，他们在一起使用的语言就越会脱离常用的、词典里的释义。熟悉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语言，一种亲密的室内语，有关他们共同的故事，不易为他人理解。这语言凝结了他们共同的经历，包含了关系进展的过程，使得与心上人谈话有异于跟他人交谈。
17.实际还会有更多的共同经历：我们遇见的人，或我们看到、做过或听说过而且以后还会再谈论的事。共同的经历让我们无比欣慰：包括我们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一位教授，他正在写一本书，书中称弗洛伊德的妻子才是精神分析学的真正创立者；我的朋友威尔·诺特，他的加利福尼亚人的习惯经常逗人发笑；我们买来陪伴克洛艾的大象的玩具长颈鹿；还有一次在火车上碰到一位会计，她告诉我们说她的手袋里总带着一支枪……
18.这类奇闻轶事本身并不那么有趣，但只有克洛艾和我两个人知道，这些重复的话题很重要，因为它们使克洛艾和我感觉到彼此不再陌生，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些事情，我们记住了共同发掘的事物的含义。不论这些重复的话题多么微不足道，但它们就像水泥块一样牢不可摧。借助这些话题创造出来的亲密语言使我和克洛艾(不需要一起走出丛林、杀死蛟龙，或住在同一个公寓里)深深认为：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世界。
[1] 维尔什麦兹(Weltschmerz)，德语，即悲观、厌世。
[2] 四旬斋，也叫大斋节，封斋期一般从圣灰星期三(大斋节的第一天)到复活节的四十天，基督徒视之为禁食和为复活节做准备而忏悔的季节。
[3] 安迪·沃霍尔(1927—1987)，美国美术家、电影制片人。20世纪60年代流行艺术运动发起人和主要倡导者。
[4] 保尔和维吉妮，法国作家贝尔纳尔丁·皮埃尔(1734—1814)的小说《保尔和维吉妮》中困于荒岛上的一对情人。
[5] 安娜和沃伦斯基，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要人物。
[6] 泰山和简，美国现代作家E·R·巴勒斯的小说《人猿泰山》中的男女主角。
十四 “我”的确认
1.七月中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坐在坡托贝罗路上的一家咖啡馆里。那天天气不错，我们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书，在海德公园度过了大半时光。但是大约从五点钟起，我的心情不觉间沮丧起来。我一直在抑制想回到家躲在床单下的念头，只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让我这样做。一直以来，周日的夜晚都让我感到悲伤，让我想起死亡，想起未竟的事业，让我有罪恶感，有失落。我们就那样默默无语地坐着。克洛艾在读报纸，我看着窗外的车辆行人。突然克洛艾探过身来，吻了我一下，然后低声说：“你又是一脸迷路孤儿的表情。”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但是当克洛艾说出来时，它立刻就和我当时心中所感受的那种纷乱而莫名的忧伤不谋而合，并且让忧伤有所减轻。我感到内心对她一阵强烈的(也许这并不成比例)爱-因为她的话语，因为她意识到我当时无法确切阐明的感受，因为她愿意进入我的内心世界，将它具象化。感谢她提醒一位孤儿意识到自己是孤儿，从而为他的心灵找到一个归宿。
2.也许我们真的并不存在，直到有人目睹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也许我们并不能言辞达意地述说，直到有人能理解我们的语言。从本质上来看，只有被人爱恋时，我们才真正获得了生命。
3.人是“社会的动物”，此言意义何在？它不过表明人们为了界定自己、获得自我意识而彼此需要，这不为软体动物或蚯蚓所有。如果没有周围人的折射告诉我们止于哪里，别人又是始于何处，我们将无法获得对自己的正确意识。斯汤达曾说“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可以得到一切，但没法获得个性”，也就是说个性诞生在他人对自己的反应之中。因为“I”这个字母不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它的流动状须求助于他人给予的轮廓。我需要一个来帮助我承载自己的历史的人，一个对我了如指掌的人，一个了解我有时甚于我对自己的了解的人。
4.没有爱，我们就没有能力定位一个合适的身份；拥有爱，我们就可以不断确定自我的存在。在宗教中，上帝的注视对每个人都那么重要，这不足为奇，因为被上帝注视，我们就可以确认自己真实存在，如果能与眷爱我们的上帝或心上人交往就更美好无比了。只有在那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的人(我们对那人也是如此)的目光中，我们的存在才获得了合理性。周身聚绕着那些恰好不记得我们是谁的人，那些过去曾与我们交往甚多，然而却反复忘记我们结了多少次婚、我们有几个孩子、我们是叫布莱德还是比尔、凯特丽娜还是凯瑟琳(我们也如此忘记他们)的人，如果能够有一个人将我们牢记心头，从而让我们在他/她的臂弯里找到我们精神分裂症的避难所，这难道不让人感到欣慰吗？
5.如果从语义上说，爱情和兴趣可以互相替换，这并不是巧合。“我爱蝴蝶”即“我对蝴蝶感兴趣”。爱一个人就是对他们怀有极大的兴趣，由于这种关注，他们的所作所为才获得了意义。通过她的理解，克洛艾在与我相处时的行为渐渐添加上了一些可称为“我”的确认的部分。她对我许多情绪的直觉理解、她知道我的趣味、她对我讲述我的一些事、她记得我的日常生活规律和习惯习性，以及她幽默地说出我的那些病态的恐惧，这当中有一大批各种各样的“我”的确认。就如手套反映手的轮廓一样，心上人凸显出我们的性格。克洛艾知道我有疑心病、我害羞、我讨厌打电话、我一天必须得睡八小时、我不愿吃完饭还在餐馆逗留、我以礼貌回敬他人的冒犯、我更愿意用“也许”而不直接说“是”或“不是”。她会引述我说过的话(“你上次说你讨厌那种嘲讽的方式……”)，记住我做的事-好坏都有-表示她把握了我的性格(“你总是惊慌失措，每当……”“我从来没碰到像你这么经常忘记给车加油的人……”)。因为克洛艾的存在，我更加深刻地透视自我，迈向成熟。是心上人的亲密点出了他人不愿直言的诸多性格特点，点出了也许让我们难以面对的方方面面。克洛艾屡次坦言，我戒心过重，我吹毛求疵，我缺乏友善，我容易妒忌，我惹人怜爱的幼稚，我容易否定(实际是正确的)事物。每当这时，我就必须直面普通反省(为了内心和谐)无法触及的方面，直面他人无心关注的方面，直面在卧室里才能真实展露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