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社会经常极力主张，我们应该感到无比欣喜，不仅有如此大量的书籍，而且其价格还是如此之低。可是，不应当认为这两种情况必然就是板上钉钉的优势。谷登堡之前时代，一册《圣经》蕴含了代价高昂、煞费苦心的手工技艺，书页边空处花卉的插图样子、对约拿[6]和鲸鱼朴拙的刻画，以及圣母头顶的湛蓝天空和点缀其中的奇异飞鸟，无不透露出精工细作的态度。这种制作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注重在收敛的基础上用足工夫，并且期望把一本本单独的书册制成赏心悦目的作品，从而突显其精神意义和道德价值。
技术进步已使得因拥有一册书而心存感恩显得多少有点荒唐，但尽管如此，物以稀为贵这一心理并未过时。当年制作一册犹太托拉经卷，一名抄写者誊抄《摩西五经》要花上一年半的时间，抄经的羊皮纸来自于按特定仪式宰杀的山羊，羊皮还要在按教规配制的苹果汁、盐水、五倍子混合液中浸泡九天。对于此番用心，我们自应崇敬有加。我们谅必愿意用一些很容易散架的平装书去交换几册精良的经卷，这些精装书卷，通过其材料的厚重、版式的雅致、插图的精美，传达了一种愿望，即希望书中的内容能在我们的心灵占有一个恒久的位置。
价值连城的书：15世纪末一部祷告集中精制羔皮纸彩饰图页，描绘了《贤士来朝》。
（三）精神的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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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大学设置另类课程体系并且强调有必要演练和消化知识之外，宗教还别具一格地让教育走出课堂，跟其他活动结合起来。它鼓励信众们通过自己的全部感官来进行学习，即不仅听和读，而且更广泛地做：吃喝、洗浴、散步、歌唱。
例如，佛教禅宗的理念告诫友谊之重要、挫折之必然、人类工作之不完善。但它不是就这些信条简单地向追随者高头讲章，而是更直接地帮助他们通过各种活动来体会这些真理，这些活动包括插花、书法、打坐、散步、磨石，还有最著名的就是饮茶。
由于饮茶在西方司空见惯而又缺乏精神内涵，令人欣喜无比却也尤感奇怪的是，禅宗居然会把饮茶仪式奉为最重要的教化时刻之一，其对佛教徒的重要性恰如弥撒之于天主教徒。在“茶道”这一饮茶仪式中，一般英国茶饮时刻也若隐若现的某些情绪得到了净化、放大，并且象征性地与佛教的信条连接到一起。该仪式的每个方面都别有一番滋味。在最初的茶具环节，茶具的奇形怪状反映了禅宗对于一切未加雕饰的天然材料之喜爱；茶主人备茶时的和缓动作可让个人“自我”的欲求归于沉淀；茶室的简朴装饰意在让人们的思想摆脱对名缰利锁的挂念；冒着热气的清香茶水可助人更好地品味墙上卷轴所书汉字背后的真义，这些汉字表达了“和谐”、“纯洁”、“平静”等基本佛教品德。
茶道的焦点不是要教授某种新的哲学，而是要让既有的哲学通过一项蕴含微妙情愫的活动而变得更加形象生动。它是一种让理念获得灵动生命的机制，对这些理念，参与者本来就有较好的理论掌握，只是继续需要鼓励以便践行理念。
从另一宗教中可以举个类似的例子。犹太经文反复提及赎罪以及悔过自新的重要性。但在该宗教中，这些理念不仅仅借助书本加以传输，它们还经由某种身体的体验，即一种仪式化的沐浴而变得栩栩如生。自从巴比伦流亡以来，犹太教便告诫其各社会团体要修建神圣的“净身池”，每个池子正好装满五百七十五升洁净的泉水。犹太人在忏悔自己可能有违教义的行为后，身体要浸泡在池水中，如此方可恢复自身的纯洁并且重建与上帝的联系。犹太经文建议每周五下午、新年之前、每次泄精之后，都要在浴池中完全浸泡一次。
“净身池”制度立足于某种推陈出新的含义之上，这种含义世俗洗浴者也知道一点，但犹太教赋予它进一步的深刻度、结构性和庄严感。当然，无神论者也感到洗澡后干净、不洗澡肮脏，可是“净身池”仪式把外表的清洁与某种内在纯洁的恢复联系起来。如同各宗教所倡导的诸多其他象征性做法，这一仪式也设法用一种有形的身体活动来促进精神的教化。
关于生活意义的感悟已融入茶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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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深谙严格的头脑训练所具有的价值，而一般我们只习惯于努力训练自己的身体。诸多宗教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精神操练，用以强化我们思无邪、行有德的向善品性，比如会安排我们坐到不熟悉的空间、调整我们的姿态、管理我们的饮食、为我们规定台词以详细列明相互之间应当说些什么，还会细致地监控我们头脑中闪过的思想。如此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剥夺我们的自由，而是为了缓解我们的忧虑、锤炼我们的道德能力。
宗教有一种双重见解，即我们应当像训练身体一样训练我们的头脑，而头脑的训练一定程度上应当借助身体来进行。这一见解导致所有较大的宗教都建立了宗教退避所，信众们一段时间内可在这里退出普通生活，通过精神操练来求得内心的复原。
世俗社会没有提供真正类似的场所，最接近者也许是乡间旅馆和温泉胜地，实际上这样去比附本身只会暴露我们的浅薄少知。世俗场所的介绍册子往往承诺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发现自身最本质的东西，会展示伴侣们身穿奢华睡衣的照片，会炫耀床垫和洁具的质量，或者会自夸全天二十四小时的客房服务。然而，强调的对象总是物欲的释放和精神的逍遥，而不是心灵需求的真正满足。当我们的人际关系落到最不和谐的谷底时，当读着星期日报纸引发对本人职场生涯的惶恐时，或者当我们天亮前惊醒过来无可奈何地痛感自己余生苦短时，这些地方是无法帮助我们的。那些服务人员原本无比殷勤好客，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们何处可以遛马何处可以玩小高尔夫球，可是，一旦询问他们消解负疚心理、莫名渴望、自暴自弃的策略时，他们立马就变得张口结舌。
用洗浴支持理念：犹太“净身池”，伦敦西北部威尔斯登。
还好，宗教退避所关注的范围相对会更加全面。圣伯纳德是第一批西多会修道院的创办人，这些机构当年成了世俗者的退隐之处和修道者的永久住地。圣伯纳德提到，普天下凡人都可分为三部分：身体、头脑、心灵，每一部分都必须由恰当的场所来加以悉心照料。
按照圣伯纳德的传统，天主教退避所直到今天依然向客人提供着舒适的食宿条件、广博的图书馆藏，以及丰富的精神活动。后者既包括“良心省察”，即每日三次的良心自省，一般都是点上蜡烛、就着耶稣的小塑像、在安静中独自进行；也包括与辅导顾问的对话，这些顾问受过特别的训练，能将逻辑和道德注入到信教者混乱不堪、错误百出的思维过程中。
佛教的退避所也同样关注着人的全面需要，尽管其所传授的具体课程可能明显有别于其他宗教。当我听到英国乡下有一门专教静修打坐和步行冥想的课程时，我决定亲眼见识一下这种精神操练的课程会带来什么好处。
在佛祖于恒河流域迦毗罗卫附近降生之后约两千五百七十三年，6月份某个星期六上午六点，我与十二名其他新手坐在萨福克地区一座原先的谷仓里，大家围坐成一个半圆。我们的老师叫托尼，他开始上课时先邀请我们从佛教徒的视野来理解人类的状态。他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完全身不由己地被自我（梵文为“ātman”）所操控。这一意识的中心本质上是自私、自恋、贪婪的，它不甘心于自己终将灭失的命运，念念不忘幻想通过事业、地位、财富的回天之力来逃避死亡的降临。自出生那一刻起，自我就像发狂的野牛一样得到释放，从此决不停歇，至死方休。因为自我天生多愁善感，所以其主导情绪便是焦虑。它好动多变，从一个目标跳到另一个目标，永远都无法放松戒备或跟他人恰当相处。哪怕在最安详的环境下，它基本上还是忧愁连连，始终如一地鼓声阵阵催人躁动，也因此自我很难真心诚意地介入到己身之外的任何事情中。另一方面，自我存在一个经久不变、令人心动的趋势，即坚信自己的欲求即将得到实现，故此其前方也会萦绕宁静和安全的图景。某一特定工作的得手、社会征战的取胜、物质财富的聚敛看起来总是展示着大功告成的前景。但事实上，每一分忧愁都很快会被另一分忧愁所取代，一个欲念的了断又会引发另一个欲念，从而生发出一个无穷无尽的循环，佛家谓之“取”（梵文为“upādāna”）。
不过，正如托尼现在所解释，就我们自身某一部分作如此灰暗的描述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全部，毕竟老天尚且赋予我们举世罕见的、通过精神锻炼更可增强的能力，能让我们偶尔放下“小我”的欲求，进入佛家所谓“无我”（梵文为“anātman”）的状态。在此种忘我状态中，我们可以稍稍退离个体的激情，思考一下假如返璞归真、灭除令人痛苦的额外欲求，我们的生活应该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当西方人获知，抛弃“小我”主要不是通过逻辑辩论来做到，而是要靠一种新的方式坐在地上来学习，他们定会大呼惊异。然而，这本身就是西方过于偏重思想意识的表现。
克莱尔沃的西多会修道院，1708年：身体、头脑、心灵的安歇之地。修道院每区都安排供人体某一不同部位修身养性，身体由厨房和宿舍加以照料，头脑和心灵则分别由图书馆和礼拜堂照料。
托尼继续解释道，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确定生活的优先重点，关键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站起来、抖动肢体一分钟，以及照着大日如来九点禅坐姿势去调整自己的身体。对于一拨新手而言，这必然有点苦不堪言，因为我们许多人的身体早已不再年轻，更何况脱去鞋子只穿袜子在陌生人面前歪扭着身体，这很自然让大家的自我意识都尴尬不已并备感苦恼。当我们用力模仿托尼姿态时，还难免咯咯傻笑一番，间或也会听到几声屁响。托尼的姿态据说就是佛祖及其信徒的姿态，两千多年前，当他们在印度比哈尔邦东部神圣的菩提树下修禅时，用的就是这个姿势。动作要领是精确的：两腿必须交叉盘坐，左手必须放于右膝上，脊椎应该挺直，双肩应该微微伸展，头部应前倾，目光要往下，嘴巴稍张开，舌尖抵住上颚，呼吸则平稳和缓。
渐渐地，我们这批人达到指令要求，房间里也安静下来，只有从远处旷野传来一只猫头鹰的鸣叫声。托尼引导我们注意到一个很不起眼也很少顾及的事实，即我们大家都在呼吸。在初步掌握“安般守意”[7]（梵文为“ānā pānasmrti”）入定冥思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安静地在房间打坐、不做任何事情、只剩下存在本身，这对人提出了异乎寻常的挑战。换句话说，我们开始悟到，自我平时的茫茫杂念和纷繁俗务在何等残酷地缠磨着本人。我们注意到自己总会分心走神，而当全力只去关注呼吸时，我们感觉到，大脑意识仍在照其通常狂乱的路线东奔西突。我们领悟到，哪怕只在三次呼吸之间做到不让充满忧虑的意念侵袭自身，都是难上加难！我们也由此推断，平时在经历任何体验时，要想不落入张牙舞爪的自我的魔掌中，该是多么的难得啊！
为了回应我们对平静的渴望，西方消费社会在以往五十年里改进了日光浴概念，而佛教花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去完善入定修禅的艺术。
我们这个新坐姿的目的是要在自己的意识与自我之间拉开一点距离。当感觉自己在呼吸时，我们注意到本人身体各部分各有其单独的节奏，这种节奏并不跟着自我主导的杂念俗务而展开。肉身另成一体，这触及浩瀚的“无我”境界的一个侧面，自我并不控制也并不理解此“无我”境界，但佛教正在把我们带入这一王国。
由于自我惯于将所遇到的一切东西都当作工具来加以开发和利用，所以它一般不会关心身体，除非身体有利于自我去实施其寻欢作乐的计划。自我会隐隐地不满身体的脆弱性，并为此等脆弱性感到震惊。自我不想关心肝脏的奇特工作方式或者胰腺的神秘机理，只是命令身体忠实履行分派到的任务，要求它躬身伏案，抽紧背部肌肉，唯唯诺诺，诚惶诚恐。然而现在，突然之间，自我被要求把控制权转让给呼吸这个最最劳苦功高的角色。从前，自打我们投胎到这个世界以来，这个呼出和吸入的背景性过程一直在进行着，但也基本上不被注意也不受称道。而今，自我在惊恐之余，不免感到天翻地覆、无所适从，此等感受形同一个国王，由于未曾逆料的重大变故，被迫在一家简陋客店的硬板床上委屈了一夜。
随着我们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到自己的呼吸而不是自我的欲求，自我便开始放弃对意识的某些操控，会放进来一些平时被过滤掉的信息，我们便开始关注与平时欲念毫不搭界的、内部的或外部的东西。我们的意识从专注于呼吸转变到首先感受到自己的四肢，再感受到自己的骨架，然后是感受到体内循环往复的血液。我们能意识到自己脸颊的敏感性，意识到房间里空气的些微拂动，会意识到贴着皮肤的衣服纤维。
上午晚些时候，我们走到室外去做另外一项称为“步行冥思”的精神练习，这是由越南禅宗和尚一行禅师倡导的练习。按指令，我们应清空自己的头脑，漫游在自然景点，除观察自然外决不多做一事，从而暂时摆脱自己那些自我为上的习惯，正是这些坏习惯剥去了自然之美，让我们误以为自己在宇宙中有多么重要，也从此给自身造成了无穷麻烦。在监护之下，我们按骆驼的速度前行，个人意识中去绝了自我平时的熏心利欲。这种心灵状态梵文中叫做“无愿解脱”，深得佛教之推崇，就如同它深为资本主义所诅咒一样。有了这种心态，人会与周围世界中的万千细节开始合拍起来。有一缕阳光透过树林飘洒下来，光芒中可见无穷尘埃颗粒正在舞动。从不远处的溪流传来淙淙的流水声，一个蜘蛛正在跨过我们头顶上方的树枝往前爬行。佛教诗文中大量记载了跟世上这些微小生物的类似相遇，而这些小东西只有在自我放松了对我们官能的掌控之后才会进入我们的感受范围。
禅宗诗人松尾芭蕉[8]写过一首诗：“山路走过来，自可见惹人喜爱，还在紫罗兰。”而从草木丛中走过来的我们，都成了考察我等自身存在状态的超然旁观者，也因此在观察这个星球及其居民及其紫色小花时，增加了一分耐心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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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和其他宗教的退避所传授的精神操练内容也许没有它们所提出的大原则那么重要，那些大原则强调，我们有必要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给予更多的约束。
假如我们烦恼中绝大部分都是由我们的心灵状态所造成的，那么，现代休闲产业的做法便显得有悖常理，因为其孜孜以求的目的居然是要把舒适带给我们的身体，而未能同时设法去安慰并且驯服佛家所谓“猴性”，佛家此说诚可谓充满了先见之明。为了恢复我们整体的身心，我们需要行之有效的场所，新型的退避所将借助一系列世俗化的精神操练，致力于同时教化我们的心灵和肉体。
（四）智慧的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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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一切教育的目的是要节省我们的时间、减少我们的错误。教育是一种机制，不管是世俗社会还是宗教社会，都希望借此机制，以一种可靠的方式，在为期若干年的时间里，向其成员灌输先人留下的文明。祖先中最为优秀最为坚定的分子在众多世纪中以其艰苦卓绝、时断时续的努力，凝结起了这些文明成果。
就科技知识方面而言，世俗社会已经证明自己倾心接受有关教育使命的上述道理。如今在册的一名物理专业的大学生能在几个月时间里学到法拉第曾经知道的东西，也可能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推进到爱因斯坦统一场理论的前沿地带。对于这样的事实，世俗社会丝毫不会觉得有任何懊悔惋惜之意。
然而，就是这个完全相同的原则，尽管在科技领域显得是那么的毋庸置疑、理所当然，但在用到智慧、自知之明、心灵的道德指引这样的领域时，往往会遭到莫大的反对。假如有人提出，新入学的一班物理专业学生应当自己去独立摸索电磁辐射理论，教育的辩护人一定会对此想法嗤之以鼻。可是，值得注意的是，同样这些教育辩护人却同时会慷慨陈词，强调智慧绝不是可以相互传授的东西。
如此这般的偏见早已浸透了文化教育，已使其基本上放弃了穆勒和阿诺德的宏大抱负，也毁灭了里尔克[9]高调表述的希望。里尔克在诗篇《古老的阿波罗躯干雕像》的最后一行中推测，世上所有伟大文艺家至高无上的希望就是告诫其受众：“你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10]”
伟大文艺家们从来没有跟那些声称智慧不可教的人站到一起，这一点要归功于宗教。文艺家们敢于直面个体生活的重大问题：我应为何而工作？我如何去爱？我如何才能更加完善？这种直面问题的方式应当引发无神论者的兴趣和思考，即使你们很难同意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
本章已经表明，文化拥有足够丰富的内容，可以使人不必依赖宗教信条而照样面对生活困境。令我们个人和政治生活遭受重创的错误在于，我们用狭隘的课程材料取代了自古以来的文化作品。在文化典籍当中，从来不缺乏有关愚蠢、贪婪、色欲、嫉妒、傲慢、感伤、势利的内容，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题材都可在弗洛伊德、马克思、罗伯特·穆齐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大江健三郎、费尔南多·佩索阿、尼古拉斯·普桑、索尔·贝娄等人的作品中找到。问题是，由于站不住脚的偏见，世人无意利用文化来纾缓人间的悲伤，故而很少对这一宝库进行有效的清理并令其信手拈来地为我所用。
现有主流的世俗机构中，没有哪一家公开宣称有意向世人传授生活的艺术。不妨拿科学史来打个比方，伦理领域尚处在业余的阶段，好像业余爱好者在用花园中的枯木落叶打探化学入门之道，而不是专业人员在研究型实验室从事程序严密的试验。要开展任何以心灵为核心的教学工作，大学里的饱学之士本来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首要人选，可他们却扯起纯学问的幌子，远离经世致用的现实要求，躲避教化听众的责任，恐惧简洁明了清晰直白，假装没有看到我们是多么的脆弱，也无视一个事实，即不管内容多么重要，我们的脑子实在太容易遗忘。
宗教则充满了矫正诸多弊端的理念，以之为榜样，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课程体系。在编排知识时，应该依据其所相关的人生挑战，而不是正好所属的学科领域。新的策略应该是为了目的而阅读，这一目的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完善、更加清醒。同时，应该投入精力训练演说口才，训练记忆技巧，训练书面表达能力。
在某些人听来，这些教育方法也许具有太过浓重的基督教味道，但且莫忘了，它们多在耶稣降生以前久已有之。希腊人和罗马人早已有意让知识为内心需求服务，是他们首先为了传播智慧的目的而创办学校，把书籍比作良药，并且看到了辞令和重复的价值。我们不应当让无神论来妨碍我们对传统的鉴赏和吸收，诸多传统本来就是人类不以派别划分的共同遗产的一部分，只不过凡夫俗子误解了这一遗产之创造者的真实身份，长期以来践踏乃至灭失了这份遗产。
宗教跟现代大学不一样，它们不会将教学限于一个固定的时段（年轻时代的若干年），不会限于某一特定场所（校园），也不会限于某种单一的形式（讲课）。宗教认识到我们既是认知的动物，也同样是感性的动物，故此深知需要采用各种可能的资源来影响人们的头脑。宗教的许多方法，尽管与当代教育的理念相去甚远，但仍应被视为是必不可少的。要想让任何神学的或者世俗的思想在我们这个健忘的头脑中发挥作用，还真少不了这些方法。宗教的这些技法值得加以研究和采纳，如此我们才可望在有生之年比起父辈们少犯哪怕一两个错误。
[1] Ephesus，古希腊小亚细亚西岸的一重要城市，以阿耳特弥斯神庙而闻名。——编者
[2] MountSinai，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的上帝授摩西十诫之处，据信系指埃及西奈半岛南部某山。——编者
[3] Babylonian Captivity，是指公元前6世纪耶路撒冷陷落及大批犹太人被俘至巴比伦，史称“巴比伦囚虏”时期。——编者
[4] Easter Sunday，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一般指每年过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编者
[5] Titus，古罗马皇帝（79—81），曾任执政官，与父皇Vespasian共执朝政，镇压犹太人起义，夷平耶路撒冷。——编者
[6] Jonah，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先知。——编者
[7] mindfulness of breathing，亦作“数息观”、“持息念”，梵文“ānā pānasmrti”的意译，直译“念出息入息”，梵汉并举，译作“安般守意”。指坐禅时专心计数呼吸次数，使精神专注，进入禅定意境。——编者
[8] Bash，生于1644年，是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一位俳谐师的署名。他公认的功绩是把俳句形式推向顶峰。——编者
[9] Rilke，生于1875年，奥地利诗人。其诗歌尽管充满孤独痛苦和悲观虚无思想，但艺术造诣很高，对现代诗歌发展有巨大影响。——编者
[10] 作者此处用德文“Du musst dein Leben ndern”表示。——编者
五 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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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北部一未名市镇的偏僻街道上，有座建于15世纪的小教堂。在一个阴雨的冬日下午，时光尚早，一名中年男子收起雨伞，走了进来。室内温暖而暗淡，只点着几排蜡烛，烛光往石灰岩墙壁投下舞动的影子。教堂长椅舒适又老旧，地板上铺着祷告垫子，每一块都绣有“忧伤圣母”的字样。一位老妇人跪在远处的角落里，眼睛闭着，嘴里念念有词。
男子相当疲倦，他的关节在作痛，身体感觉虚弱不堪，眼泪也快掉落下来。弄到这个地步也不是出了什么大事，不过是一连串小小的羞辱叠加在一起，酿成了一种强烈无比的平庸、多余、自暴自弃的感觉。他的职业生涯一度充满希望，但长时间来却一直在步步下沉。他清楚，自己在他人看来一定毫不起眼，社交场合大家也一定唯恐避之不及，自己提出的建议和发出的信件也有太多太多石沉大海。他再无朝前奋斗的信心，也难以置信本人身上居然还留着不耐烦和虚荣心的痕迹，正是这两种东西让自己走进了如今的职业死胡同。懊悔、悲观、孤独正在袭来，不过他懂得，恐怕不该把如此这般的忧愁带回家里。孩子们需要相信父亲很有能耐，备受折磨的妻子本身也有一大堆烦恼，从以往经历中可知，如果自己带着此番情绪出现在家里，情况定会变得彻底的一团糟。
男子想要沉沉睡去并被拥住，他想哭泣一番，也希望得到宽恕和鼓励。从教堂嵌入式喇叭里传出音乐声，那是巴赫《圣马太受难曲》中的咏叹调“我主垂怜我”。他搜寻着自己能够抓住的想法，但没有一样东西像是坚实牢靠的。他无法合乎逻辑地思考，甚至设法这样去做都已变得力不从心。
跪下双膝之后，他抬头望见祭坛上方挂着的画。只见一位温柔、体贴、和蔼、头上罩着一轮光环的年轻女子，正向他投来无限关怀的目光，不待你说出一个字，她似乎已经理解了一切。
男子记起了很久以前做孩子时学会的祷告词。想当年，自己仍被认为前途无量，本人也知道如何成为他人引以为豪的对象；父母操心着孩子吃下了多少东西，餐后为他擦着黏黏糊糊的手指；整个世界及其全部机会其时都展示在自己的面前。而今，他祷告着：“天主圣母马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等罪人祈求天主。阿门。”他闭上眼睛，感到眼泪冲击着眼帘。“到你这里，我来了，在你面前，我站着，充满罪恶，充满悲伤。啊，天主，请勿轻视我的请求，以你的仁慈，倾听我并且回应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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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将这一场景设在欧洲，但它几乎可以发生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类似的绝望时刻天天都能目睹，如在吉隆坡健康圣母教堂，在密苏里州莱茵兰悲伤圣母神殿，在韩国彦阳圣母石窟，在委内瑞拉圣母镜教堂。绝望之人在这些朝拜圣地会抬眼望着圣母，点上蜡烛，口念祷告词，讲述自己的悲苦，而作为倾诉对象的这位女性不仅是赎罪者之母，而且是所有教堂等于也是所有教友之母。
从一个极端理性的角度看，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似乎正好体现了宗教最幼稚可笑、最没有头脑的一面。一个有理智的成年人怎么可能去信任一个生活在数千年以前的妇女呢，再说有没有这个人也尚有疑问呢？更有甚者，尽管人们相信这位妇人拥有纯洁无瑕的心灵、舍身忘我的慈爱、无穷无尽的耐心，但又凭什么去从这种假定的信念中获得安慰呢？
此类质问中的核心观点确实难以辩驳，可是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不对。关键问题并不是圣母是否存在，而是如此众多的基督教徒在以往两千年里都感到有必要来造出一个圣母，这向我们传达了有关人性的什么信息？我们的重点应当聚焦于：圣母马利亚揭示了我们感情需要方面的什么东西，特别是，当我们失去信仰时，这样的感情需要将会得到如何的安置？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说明，纵然我们拥有成年人的推理能力，也纵然我们肩负着责任并且占有着社会地位，但孩子般的需求依然顽固地留存在我们的心智中。在生命的很长时段中，我们固然可以相信自身成熟可靠，可是，我们绝不可能成功地让自己彻底摆脱某些灾难性的变故，须知，这些变故会扫除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会消解我们逢凶顺变的勇气和智慧，会将我们打回到原始的无依无靠状态。
“我理解”：乔凡尼·巴蒂斯塔·萨尔维，《忧伤的圣母》，约1650年。
向圣母祈祷，立陶宛维尔纽斯。
遇到这样的时刻，我们会期盼得到他人的扶持和鼓励，就好像几十年前曾得到富有爱心的大人的帮扶一样。当时给予关怀的人最有可能是我们的母亲，一位曾让我们感到自己身体得到保护的人。妈妈会抚摸着我们的头发，以慈爱温柔的目光看着我们，也许不会讲得太多，不过是非常轻柔地喃喃“当然啦”。
尽管成人社会一般不会提起这样的心理期盼，但宗教的一大成就便是知道，如何去扶正这种心理期盼并任其得到合理的表达。基督教中的马利亚、古埃及的伊希斯[1]、希腊的得墨忒耳[2]、罗马的维纳斯、中国的观世音都发挥着某种回味幼年温情的桥梁作用。她们的塑像往往矗立于如同子宫般的昏暗空间，面部传达出慈悲为怀和扶危济困的神情，鼓励我们在其身旁坐下、倾诉并哭泣。这些女神彼此间具有太多的相似点，相信这不会纯系偶然。我们面前的此等人像并非从同一个文化背景演化而来，但她们为了满足人类心灵中的普遍需求而殊途同归。
中国的佛教徒朝拜观世音，其动因跟天主教徒去拜马利亚可谓一模一样。观音也有慈祥的眼神，也会给予自暴自弃之外的另类启示。在遍及中国的寺庙和室外广场，成年人愿意屈身跪倒在观音面前，她的目光往往令人情不自禁地想哭。这时候动情哭泣倒不是缘于处境艰难，而是感到终于遇上大慈大悲，找到了一个让长时间默默压制的悲伤得以宣泄的机会。观世音与马利亚一样，知道成年后哪怕只想过上差强人意的生活也谈何容易。
观世音像，中国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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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教相对照，无神论似乎惯于对我们的心理需求持一种冷漠的不耐烦态度。在它看来，崇拜马利亚，其深层所反映出的对慰藉的渴望似乎是种危险的倒退，与无神论者引以为豪的理性生活原则格格不入，马利亚及其同类实际上折射出成年人应当尽快摆脱的某些病态欲念。
在其咄咄逼人、好勇斗狠之时，无神论攻击宗教有意无视自身的真实动机，不愿意承认自己本质上只是在堂而皇之地迎合常人儿童般的心理渴求，其所作所为不过是将此种心理需求梳妆打扮一番、改头换面一通，然后再提升到天国的高度。
这样的指控可以说很有道理。问题是，指控者本身也经常在否认，他们否认的则是儿童般的需求。无神论者一方面猛烈攻击信教者因为个人弱点而终于接受了超自然的迷信，另一方面可能忽略了作为普天下生灵必然特征的个性弱点。他们可能给某些特定的需求贴上“幼稚”的标签，但这些需求实应作为较普遍的人性而加以尊重，毕竟如果不能充分地处置幼稚的一面，便谈不上真正的成熟，而且，要说成人不巴望自己时不时也被当作孩子来安慰一番，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成人。
一个人能够接受自己对外部力量的依赖，在基督教看来，这是道德与精神健全的标志。只有骄傲者和虚荣者才会矢口否认自己的虚弱，诚恳的人总能够毫无愧色地公开承认，自己也有时候靠在大型木制圣母的脚边流过眼泪，况且他们还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对马利亚的崇拜将虚弱锻造为一种美德，并因此修正了我们惯于把成人与孩子一刀两断的非此即彼态度。与此同时，基督教在调节我们的需求时做得得体而审慎。它允许我们分享母性的抚慰，但不会强迫我们去直面本人对真实母亲挥之不去、无法摆脱的欲求。基督教不会提及我们自己的母亲，它不过是提供了某种想象的快乐，使我们重返孩提时代，再次沐浴在一位世界之母的悉心关爱之中。
我们受到触动并得到慰藉，因为这既是我们又不是我们：乔凡尼·贝利尼，《圣母子》，14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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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基督教的方法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它太成功了。对慰藉的需求已被过分地与对马利亚的需求挂钩在一起，乃至人们不再严格地考察其实际内涵。事实上，对慰藉的需求是一种永恒的欲念，在福音传报之前早已存在，在最早的地下洞穴里，当妈妈在黑暗和寒冷中把第一个孩子抱起来百般呵护时，它就在那一刻升起了。
有时候没有体贴入微的母亲，也没有关怀备至的父亲，致使我们的一切无法安顿得井井有条，然而，不能以此为由而否认，我们多么强烈地希望能有这样的父母。在某些危机时刻，我们深陷绝境、忧心忡忡，慌乱地喊叫，请求他人帮助，哪怕我们本人明显不再指望任何东西，哪怕自己的母亲早已去世，哪怕自己的父亲坐视不管并铁石心肠，也哪怕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占着一个应当担责的成年人的位置。尽管如此，宗教教导我们，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们应该对自己展示温情和善意。
天主教的例子显示，艺术和建筑在这样的时刻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一般在教堂、博物馆以及其他各类朝拜场所那些安静、幽暗的隐秘处，会有父母深情地将脸转向孩子的画面。正是借助观摩这些充满亲情的画面，我们才体会到自己身上的某些原始需求正在得到回应，内心平衡也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假如我们的世俗艺术家们能够不时创作一些以父母关爱为中心主题的艺术品，而且假如建筑师不管是在博物馆还是（放胆而言）在新的“温情庙堂”里设计出某些空间，让我们能够置身朦胧的环境并仔细端详这些新作品，那一定会有所裨益。
马利亚崇拜敢于向全体无神论者包括其中最固执己见者进言，你们自己在内心也难免虚弱之处和非理性之时，通过调适个人情绪中不够成熟、永难完美的侧面，你们或许能够学着帮助自己摆脱某些阴郁情绪。
在拒斥迷信时，我们理当谨慎从事，不应贪图一时之快，忽视了那些往往不太为人看重的心理渴求。要知道，宗教倒是非常成功地体察了这些渴求，并且不失尊严地化解着这些渴求。
成人生活必然意味着某些时刻，因理性虚弱无力我们只能往回倒退。世俗“温情庙堂”背景中，有玛丽·卡萨特1893年的油画《孩子洗澡》。
[1] Isis，古代埃及司生育和繁殖的女神。——编者
[2] Demeter，希腊农事和丰产女神，婚姻和女性的庇护者。——编者
六 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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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自己的历程中，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强调人间暗淡的一面。然而，即使在这一阴郁的传统中，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1]依然以其别树一帜的彻底无情的悲观主义而独领风骚。在其写于1658—1662年间的《思想录》中，帕斯卡不失任何时机地向读者展示证据，证明人类本性绝对异常、无比可怜、毫不足取。他以魅力十足的古典法文告诉我们，幸福是一种幻觉（“任何人若看不清这个世界的虚假，那他自己就十分虚假”）；苦难是一种常态（“假如我们的处境真的幸福，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考虑其他问题”）；真爱是一种妄想（“男人的心是多么的空虚和肮脏”）；我们十分肤浅正如十分虚荣（“鸡毛蒜皮会给我们安慰，因为鸡毛蒜皮会给我们烦恼”）；即使最强健者也会被众人容易感染的疾病逼入绝境（“苍蝇强大无比，足可麻痹我们的头脑并且吃掉我们的身体”）；一切人间的制度都必然溃败（“凡人必有弱点，天下没有再浅显的道理”）；我们极其荒谬地惯于夸大自身的重要性（“有那么多王国居然对我们一无所知！”）。基于如此这般的情形，帕斯卡建议，我们能做的最好事情不过是直面自身处境中的绝望事实：“人之伟大在于知道自己的悲惨。”
有鉴于上述笔调，人们颇为惊异地发现，阅读帕斯卡并不像事先以为的那样是种令人郁闷的经历。他的作品还是能够给人慰藉、暖人心田，有时甚至引人开怀大笑。虽然他的书刻意要将人的最后一丝希望辗得粉碎，但不无矛盾的是，对于那些徘徊在绝望边缘的人而言，实在找不出一本更好的书可以一读。比起任何一册用甜言蜜语吹捧人心之美、吹捧积极思维或者实现潜能的书籍，《思想录》拥有强大得多的力量，足可哄劝轻生者回心转意、悬崖勒马。
如果说帕斯卡的悲观主义能给人以有效安慰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们跌入郁闷沮丧的境地往往不是缘于消极负面，反倒是缘于积极的希望。正是希望，即对于个人事业发展、爱情生活、孩子成长，乃至政治领袖、地球环境林林总总的希望，才是令我们恼怒、令我们苦痛的罪魁祸首。一方面是志存高远、盼望热切，另一方面却是处境卑微、现实困顿，如此的云泥之别和格格不入定会生发强烈的失望情绪，折磨着我们的日日夜夜，也会在我们的脸上刻满怨愤的皱纹。
正因如此，当终于遇上一位作者，他大大方方地向我们确认，我等对人性幽暗的见解根本不是别出心裁、见不得人，倒是人类现实中司空见惯、不可避免的部分事实，可以想象，我们自会如释重负，并转而迸发出阵阵会心大笑。原先我们还深感恐惧，唯恐自己是唯一感到焦虑、无聊、嫉妒、残酷、变态、自恋的人，而今却无比欣喜地发现，此种感受完全站不住脚，由此反倒立足并笑纳黑暗的现实，开辟出喜出望外的生活机会。
我们应该敬重帕斯卡，也敬重与他为伍的一系列基督教悲天悯人者。他们开诚布公而又不失优雅地展示了我等罪孽深重、需要怜悯的生存状态，实为我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2
现代世界并不会认同上述姿态，这是因为，该世界一个最大的特征，当然也是一个最大的缺陷，便在于它的乐观主义。
世俗世界当然也有偶尔的慌乱时刻，那往往与市场危机、战争或者大瘟疫相关联，但它总体上倾心信奉所谓不断进步的传说故事，简直到了非理性的地步。这一信条立足于科学、技术、商业之上，现代世界将这三大变革动力奉为当代救世主。18世纪中期以来的物质进步的确令人瞩目，人类的舒适、安全、财富、力量也都有了一日千里的提高。这一点彻底打击了我们原来悲观阅世的能力，可也因此决定性地削弱了我们保持清醒、知足感恩的能力。当你目睹了遗传密码的破解、移动电话的问世、西方式超市在中国偏僻角落的开张、哈勃天文望远镜的发射，你就无法再心平气和地估测，生活将还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然而，尽管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科学和经济发展轨迹不可否认地指向一种明确往上的趋势，但“我们”并不能构成人类存在的全部。作为个人，我们谁也不能单纯地生活在遗传学或者电信领域前所未有的进展之中，哪怕它们给这个时代赋予了特点并让人以为发展会永不停步。热水澡和电脑芯片唾手可得，我们固然会从中获得某些好处，但我们的生活若与中世纪的先辈们相比，照样遭遇着意外的事故、梦想的破灭、断肠的伤心、难忍的嫉妒、无名的忧虑，以及无可避免的死亡。可是，我们的先人们至少有个活在宗教时代的优势，因为宗教永远也不会向众人夸下不当海口，说幸福会永生永世在当下的世界上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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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套不给人希望的体制。只是它掌握了较好的分寸，把希望牢牢地扎根在来世，扎根在此岸世界之外遥远的道德完善和物质完美之上。
既然希望被定格在遥不可及的彼岸天际，教会便能对现实世界秉持一种目光特别清醒、不会感情用事的态度。宗教不会假言声称，政治总能够创立完美的正义；一切婚姻都会风平浪静、和谐美满；金钱必然会带来安全；一个朋友会对你绝对地忠诚；以及统而言之，天堂般的耶路撒冷能够建立在这片平凡的土地上。基于自己天性腐败的残酷事实，我们究竟有多大的机会来完善自身并提升世界呢？对此问题，宗教自创立以来一直保持了一种颇为有用的冷静持重态度，世俗社会反倒过分的自作多情，毫不淡定地轻信俗见并转而巧言许诺。
在历史的目前时刻，世俗人士比起宗教人士要乐观很多。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毕竟无神论者一直在嘲笑宗教信众显而易见的幼稚和轻信。世俗世界如此强烈地渴求尽善尽美，以致财富增长和医学研究才过了没有多少年头，它便想入非非，真以为在此俗世人间可以建起天堂。世俗人士一方面粗暴地拒绝人们对天使的崇奉，另一方面却又真诚地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医学研究机构、硅谷科技、民主政治加到一起，会有能力来共同治愈人类的万千沉疴。他们似乎没有明显意识到自己逻辑中的自相矛盾之处。
我们情愿明智地将至善至美完全托付给另一世界：扬·勃鲁盖尔（小），《乐园》，约16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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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我们当中最雄心勃勃、最风风火火的那些人，最最需要借助宗教来浇灭其心中牛气冲天的热望，宗教尝试的在黑暗中没头浸泡的方法正好适用于他们。对于世俗的美国人而言，这尤其是个当务之急，因为他们是地球上最急功近利而又最易感到失望的一群人，国家向他们灌输了最极端的希望，信誓旦旦地保证大家能从工作生涯和人际关系中取得如此这般的东西。我们不该再以为宗教的悲天悯人单单只应属于宗教，或者必须建立在天主救赎的希望之上。即使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奉行无神论的基本准则，即相信此岸世界是我们所知的唯一世界，我们也仍然应当努力采纳彼岸天堂的信奉者所具有的敏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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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宗教悲观主义理念所蕴含的益处将会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婚姻中，婚姻早已成现代社会制度安排中最充满悲伤的领域之一。世俗世界断言，人们主要是为了幸福的缘故才进入婚姻殿堂，而此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论断更让婚姻制度变得雪上加霜。
基督教婚姻和犹太教婚姻虽然并非总是喜笑颜开，但至少可以免除一种次等的悲哀，这种悲哀来自于一个错误的印象，好像婚姻双方稍有怨气就意味着有问题或者没道理。基督教和犹太教不会把婚姻当作纯由主观热情所引发并经营的一种结合状态，它们会更加低调地将其视为某种机制，个体能够借此在社会中承担起成年人的责任，并因此在一位亲密朋友的帮助下，借助神圣的指导，着手培养和教育下一代。这些相对放低的期望一般有助于摆脱世俗婚姻中常见的那种疑虑，在世俗婚姻中，伴侣双方总以为在本婚姻之外，或许本来还会有更加浓烈、更加纯洁、矛盾较少的结合可能。在宗教的理想中，摩擦、争执、腻烦并不表示出现了错误，它们不过是生活按部就班往前推进的正常表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