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基督教从未让艺术家去自行决定自己的作品应涉及何种主题，重要题材的制定权留给了神学家和神学博士，题材决定后才递交给画家和雕塑家，并被转化为令人信服的具有美感的作品。教会坚信，掌握艺术之技法，比如娴熟地用一笔油彩勾勒出一只手臂，或者用一块石材加工成一撮头发，并不等于能够厘清生活的意义。基督教至少没有期望提香这位天才画家同时也是一位天才的哲学家。也许，我们对世俗艺术家们提出了太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仅能够打动我们的感官，而且能够首创出心理的和道德的深刻见解。假如思想家和艺术形象的创作者更多地合作，使得最伟大的思想观念与最高妙的表现手段结合起来，那么我们的艺术世界一定会从中获益良多。
基督教认为我们可以固守某些关键的题材，并允许艺术家主要通过自己的解读来追求不朽。上：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逃往埃及途中的休息》，1750年。下：提香，《逃往埃及》，约1504年。
基督教不会坚持说，艺术作品背后的概念应当随时而变，这本身也体现出了宗教的智慧。浪漫主义则相信，作品的伟大必定意味着主题方面的不断创新，可以说，很少存在比这一观点更有害的艺术教条了。基督教艺术家可以充分地表现自己的独特技法，但必须坚守从“天使传报”到“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这样的一整套固定主题。艺术家的个性特点都消融在这个至高无上的规范中，但他们也摆脱了浪漫主义要求不断创新的持续压力。
艺术形象按要求必须集中表现同样的观念，这并不是说它们都应该千人一面。即使表现同一个圣母子“逃往埃及”的主题，提香版与弗拉戈纳尔版的作品看起来迥然有别，同样，假定要展现“不贞之悲伤”这个主题，当代摄影家杰夫·华尔的作品也没有必要与其同行菲利普-洛尔卡·迪科尔西亚或者亚历克·索思的同主题作品一模一样。
9
虽然到此刻为止我们只是顺便讨论了现代世俗艺术，而且是透过图像艺术的棱镜作了观察，但是，艺术的服务模式，即作为一种向人们重申重要观念的机制，却完全可以超越具象表现领域而应用到抽象作品当中。
尽管有时候难以说清抽象作品究竟在表现什么，但我们还是可以充分地领略它们题材的广泛性，而且，每当涉及那种伟大作品的主题，我们也会将其欣然接纳到自己的生活中。这样做的理由跟在具象作品领域是一致的：因为它们让大家得以重温那些人们需要贴近但又很可能忽视的主题。从抽象作品中，我们照样可以感受到美德，比如从理查德·塞拉硬邦邦的钢板片中传达出了勇气和力量。在阿格尼丝·马丁画作整整齐齐的几何图形中，有一种永远都需要的对平静的召唤；而芭芭拉·赫普沃思由木头和弦线组成的雕塑，则富有诗意地传达了张力在美好生活中的特别角色。
佛教提出过一个颇有启发性的观点，即假如在观摩抽象作品时能够给予一些应当如何思考的提示，那么就可以强化我们对作品的响应。例如，当面临复杂的曼荼罗图形时，佛教鼓励我们缩小其可能含义的范围，较为集中地将其视为形象地表现了佛教理论中所描述的宇宙和谐。此外，在观摩时，佛教还另外让我们念咒，最通常的是“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译自梵文，意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字咒构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使得可用眼睛来丰富我们的思想，而思想则又指明我们的视野。
佛教这些监护性指令手法严厉却又确有效果，受其启发，我们可以向诸多艺术作品提出要求，请其更明确地告诉大家，它们试图用形象的方法在向人们提示什么重要的观念，这样便可把我们从本会坠入的满腹疑虑、迷惑不解中拯救出来。虽然精英们出于强烈的偏见，反对给艺术品作题解，但很少有作品因为附加了指导说明反而会贬值。
理查德·朗等当代抽象艺术家的作品（下）之所以有别于佛教曼荼罗传统（上），是因为朗的作品不附带祷告词，不会告诉我们观赏时可以想些什么。因此，尽管抽象艺术也可有形式上的大美，但面临着观者乏味生厌、茫然以对的风险。虽然精英们出于强烈的偏见反对给艺术品作题解，但没有哪件作品因为附加了指导说明反而会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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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除了引导我们去反思主题及艺术的目的外，也要求我们重新考虑艺术作品的归类方法。现代博物馆一般按“19世纪”、“北意大利派”之类的大题目来编排展室，参观者当然是照此来登堂入室，这反映出馆方人员当年接受教育时的学术套路。然而，这种编排方式未能照应参观者的内心需求，一如学校教育将文学分为“19世纪美国小说”、“卡洛林王朝时期诗歌”未能照应读者的内心需求。
更具创新的一个编排体系是打乱作品的风格和年代，纯粹按照我们心灵的关注点来排列组合。沿着参观线路走下去，展馆的每一个空间都应以感性的方式帮助我们重温某些重大理念，它们都跟大家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相关联。全部展馆中，有的专门会唤起简洁之美（展示夏尔丹、崔锡焕的作品），有的专门唤起大自然的治疗力量（展示柯罗、霍贝玛、比尔斯塔德、袁江的作品），有的专门唤起社会边缘人群的尊严（展示弗里德里希、霍珀、斯塔奇的作品），也有的专门唤起母亲养育所给予的慰藉（展示赫普沃思、卡萨特的作品）。在博物馆中行走如同有条理地复习一些最容易忘记、却最值得记住、最能够帮助生活的关键内容。
作此重新布置时，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威尼斯圣方济各会荣耀圣母教堂，以从中汲取灵感。该教堂富有自尊地不受学术体系通行编排方法的影响，致力于以丰富多样的作品来恢复我等心灵平衡这一使命，它对作品兼收并蓄，包括了保罗·韦内齐亚诺的壁画（约1339年）、多那太罗的雕像《施洗者约翰》（1438年）、乔凡尼·贝利尼的《圣母圣子与圣人》（1488年），以及提香的大幅祭坛画（1516—1518年）。这个建筑里杂陈了各个世纪、各派宗教各异的雕塑、绘画、金属件、窗花格，因为教堂更感兴趣于艺术在影响心灵方面的内在一致性，而不是艺术的不同创作者在出生地或表现风格方面的外在一致性。
对照之下，就尊重艺术的宗旨而言，现代博物馆表面上的有序本质上看反而是一种严重的无序。学术上的老套，例如，根据艺术品创作的地点和时间来加以编排，按照诸如“威尼斯派”、“罗马派”、“风景画”、“肖像画”来进行分类，或者依据摄影、雕塑、绘画这样的基本表现手段来作出区分，使得博物馆无法在情感层面实现任何真正的一致性，因此也无法拥有教堂和庙宇编排的艺术品所具有的真正教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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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是重新设定博物馆的议程，借此艺术才能开始有效地服务于心理的需要，正如多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有效地服务于神学的需要。博物馆长应当敢于彻底改造展馆空间，这样，它们才不只是收罗过往作品的“死藏馆”。这些馆长们应该把艺术作品调动起来从事一项直接的工作，即帮助我们去生活：获得自知之明、记住宽恕和爱、敏感地体察麻烦不断的人类及其危机四伏的地球所遭受的痛苦。博物馆必须超越现状，不仅仅停留在陈列美丽的藏品，它们应当是利用美丽藏品让我们变得更和善、更智慧的场所。只有到那时，博物馆才能够声称，自己已经实现了那个高尚而又遥远的抱负，即成为我们新的教堂。
伦敦较新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如果博物馆真要成为我们新的教堂，那里的艺术品不需改变，只要改变其编排和陈列的方式。每一展馆都将致力于形象地展现一系列有助于恢复心智平衡的情感主题。
九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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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世界大片大片的地方已经变得丑陋不堪，人们可能会想，我们周围的东西看起来像个什么模样，写字楼、厂房、仓库、码头的设计在直接所有者或使用者之外，是否还能博得其他人的关注，这些都还有意义吗？一般给出的答案必定是“没有意义”。的确，过分敏感地注视我们眼前的任何东西，是愚不可及、反应过度并且终究危险的，要不，我们一辈子多数时候都会闷闷不乐。
单纯从法律角度看，物业开发只不过是私有经营的又一个领域而已。重要的是谁拥有一片土地，而不是谁被迫去观望土地上建造的东西并因此而心里不痛快，法律体系并不关心过路人的心理感受。假如你抱怨说一座塔楼或者一家汽车旅馆触目惊心，这种苦恼可不是当代规划者们能够得心应手地加以重视并且处理的。当今的景观实在让我们别无选择只得盯着自己的脚尖，而就对如此景观的宽容而言，现代世界绝对称得上惊世骇俗、放任自流，恰如基督教的“新教”（也称“抗议教”）派别。
16世纪宗教改革捣毁圣像运动中，乌德勒支圣马丁大教堂中的浮雕遭到攻击。
当新教于16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北部得到确立时，它表现出了对视觉艺术的极端敌视姿态，天主教因其建筑物的复杂繁琐和富丽装饰而遭到攻击。约翰·加尔文强调：“任何人要想通达造物主上帝，他仅需《圣经》来充当自己的向导和教师。”他的话表达了这个宗教新派别中许多人抵制审美的情绪。对新教徒而言，落在纸上的文字才是重要的，考究的建筑并不重要，文字足以带领我们通达上帝。凭借一本《圣经》，即使身处家徒四壁的房间也能培养献身精神，而且可以跟在镶嵌宝石的大教堂的中殿里做得一样的好。况且，据说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由于感觉上的琳琅满目，反而存在着让人分心走神的风险，并会使得我们将美丽置于神圣之上。新教改革家们主持过多次“倒美”活动，他们砸碎塑像、焚烧画作、粗暴地割去石膏天使的翅膀，看来这一切并非偶然。
与此同时，宗教改革家们约束自己的建筑师，只允许他们设计简单朴素的棚顶房，不过为了在自己朗读《圣经》时能让信众避雨遮风而已。据说，身处这些简易房中，人们不会去多想所在的建筑，因而也不会因此而分散注意力。
没过多久，天主教便不得不作出回击。继1563年天特会议后，教皇颁布敕令告诫道，与新教徒亵渎上帝的说法相反，大教堂、雕塑、绘画实际上都融会于一个总目标，即保证“引导并巩固民众的习惯，使其心中牢记并不断地重温宗教信条”。神圣建筑物根本不会分散注意力，倒可以向人提醒圣主的真理，它们是用石头、木材、五彩玻璃写就的奉献诗篇。天主教会为了充分灌输这一主张，还启动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和装饰项目。紧挨着改革派那些暗淡无色、了无特点的厅堂，他们现在建起了一批宏大的建筑物，希望借此把激情重新注入遭遇挑战的信仰。于是，天花板上布满了天堂的各种景象，壁龛中挤满了各种圣像，墙壁上贴有灰泥线条，其下的壁画则描绘了耶稣周围的种种灵异事件。
岩石城堡教堂，德国托尔高，1544年。
耶稣教堂，罗马，1584年。
若想体察基督教两大派别之间出现的审美鸿沟，我们只需比较双方的教堂即可。一方是德国托尔高市位于岩石城堡的教堂（1544年），这是现存最早的新教小教堂，另一方是罗马的耶稣教堂（1584年），它的中殿拱顶绘有《耶稣之名的胜利》。前者的节制、严肃与后者的狂喜、华丽形成了鲜明对照。
2
天主教在为建筑的重要性进行申辩时，讲到了一个涉及我们身体机能的道理，颇为动人也颇为惊人。它的意思是，人类的苦恼在于会对周围事物过度敏感，我们会注意自己眼睛看到的一切并会受其影响。这个弱点新教也经常提到，却希望视而不见或者漠然处之。天主教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则是，我们需要在自己周围拥有好的建筑，这样才能成长为良善之人并且保持这一状态。
天主教崇尚美，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柏罗丁的著作。柏罗丁在公元3世纪明确地将美与善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周围环境的特质具有影响力，因为美的东西远不是无缘无故地、不讲道德地、自我放纵地“有吸引力”。“美”涉及并向我们提醒诸如爱、信任、聪慧、和善、正义等美德，它是“善”的物质性体现。按照柏罗丁的哲学，如果我们研究美丽的花朵、廊柱或者椅子，便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与道德品质直接相仿的某些特质，这些特质通过我们的眼睛能够强化我们心中的同类东西。
自此往后，柏罗丁的主张促使人们强调应当严肃地看待“丑陋”现象。丑陋远不是单纯的难看，经过重新归类，它被视为属于邪恶的一种。凡是在伦理层面令我们感到恶心的那些缺陷，必定同样可见于丑陋的建筑物。就如对待人一样，我们也可以用野蛮残暴、玩世不恭、洋洋自得、多愁善感等词语来描述丑陋的建筑物。进而言之，人们也很容易受到建筑物所传达信息的影响，正如居心不良的熟人会轻易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坏建筑物和坏人一样，都会为我们心中最邪恶的一面敞开大门，二者都会以微妙的方式诲淫诲盗、陷人于不义。
当然，也决非偶然的是，正是在欧洲的新教国家首先出现了那种极端的丑陋性，此种丑陋随后则变成了现代世界的典型状态。曼彻斯特、利兹之类的城市让其居民忍受着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丑陋，仿佛是为了充分地验证约翰·加尔文的观点：建筑和艺术不会对我们的心灵状态产生任何影响，只要手执《圣经》，即使身处贫民窟的危棚简屋，即使前面就能望见敞开挖掘的煤矿，一个人照样能够心满意足地过上圣洁的生活。
这种意识形态并非没有遭到挑战，天主教即再次出手作出了抵制。当19世纪建筑师奥古斯塔斯·皮金考察工业化英国新的地貌景观时，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不仅抨击了其外观景象，而且抨击了其摧毁人类精神的能力。他用两张对比明显的画面，先是展示了15世纪关注审美的天主教体制下一个想象中的典型英国村镇，然后展现了四个世纪后即他所处时代，新教体制下压制人性的济贫院、作坊和工厂肆意毁坏一方水土的景象。皮金以为，新教直接助长了那种肆无忌惮、泛滥成灾、对开发商则是从此可以随心所欲的理念，即人们可以摧毁一个城市的外貌景观而同时一点也不会伤及当地居民的心灵。
假如批评皮金教派色彩太浓、审美观点有点捕风捉影，那当然非常容易，可是，更令人气馁并引发忧虑的可能性却是，他本质上没有错。即使不在对新教徒的攻击上，至少在关于视觉形象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判断上，他还是对的。如果我们的心灵不仅仅容易受到自己所读书本的影响，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同时还受到周围住宅、医院、工厂的影响，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从此不就完全应该起而抗议和反对丑陋吗，而且，虽然障碍重重，我们难道不应该努力建造一些体现“以美促善”原则的楼宇吗？
3
在世俗世界里，经常可以听到无神论者，事实上尤其可以听到他们在哀叹，宗教建筑辉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常常能够听到那些对宗教教义毫无兴趣的人坦承，说自己非常眷恋宗教建筑物，包括山边礼拜堂石墙的纹理，透过昏黄的田野望见的尖顶轮廓，或许还有单纯为了一本书而矢志建造一座庙宇的雄心（犹太教），以及单纯为了一位开明圣哲的一颗臼齿而发愿建造一座圣坛的壮志（小乘佛教）。然而，这些怀旧的思绪总是戛然而止，因为他们会不很情愿地承认，宗教信仰的终结必然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庙堂建设的终结。
丑陋会伤害我们的心灵吗？天主教城市（上）与新教城市（下），录自奥古斯塔斯·皮金的《对照》，1836年。
这一前提假定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未曾明言的理念，即无论在哪个地方，既然再也没有了上帝或圣灵，那就没有什么再需要称颂礼赞的了，也因此没有什么东西再需要通过建筑的途径来唤起民众的注视。
然而，细查之下可见，我们不再信仰圣物神灵，从逻辑上讲决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此终止对有关价值观的敬重，或者从此放弃试图通过建筑来寄托这些价值观的愿望。在不存在神灵的情况下，我们仍然需要保留自己的伦理信仰，而且这些信仰还需要不断加以巩固和弘扬。任何一件我们敬重但又很容易忽略的东西，理所当然都值得为之建造一座专门的“庙堂”。可以有礼赞春天的庙堂、礼赞善良的庙堂、礼赞安详的庙堂、礼赞静思的庙堂、礼赞宽恕的庙堂、礼赞自知之明的庙堂。
一座没有神祇的庙堂将有一副何等模样呢？古往今来，宗教都满腔热忱地订立了关于建筑物外观的统一规则。对中世纪基督徒而言，所有的大教堂都应该具备十字形的场地布局、东西方向的轴线、中殿西端的洗礼池以及东端的大祭坛。直到今天，东南亚的佛教徒都理解到，自己在建筑设计方面的才能别无出路，只能用来建造半球形的窣堵波[1]及其阳伞和环绕露台。
不过，世俗庙堂没有必要遵循诸如此类的教会规则，庙堂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在于：大力弘扬对我们心灵健全至关重要的那些美德。但在各个场所具体崇奉何种美德、有关美德的理念如何成功地加以传达，这些完全可以留给个体的建筑师以及施主们去定夺。这里优先的重点只是确定一种新的建筑类型，而不是设计此类建筑的具体样本。
但为了展示该思路，这里拟大致描述一下世俗庙堂的几个可能主题，同时也介绍一下可服务于这些主题的若干设计策略。
——视角庙堂
有鉴于我们生命中花了大量时间在自夸本人的重要性，并在放大自己因此遭受的屈辱和厄运，庙堂建筑的当务之急首先应该回应我们对视角的需求，世上很少有如此迫切的任务。
人类似乎无法抗拒自夸的冲动，几乎会自夸一切方面：我们已在地球上生活了多久多久的年代，我们取得的成就有何等何等的重要，我们个人的职场失败是多么多么的罕见和不公，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如何如何地充满了误解，我们的悲苦又是怎样怎样的刻骨铭心。总之，个人的酸甜苦辣永远都是头等大事。
针对这种定位不准并终究自寻烦恼的自我至上心态，宗教建筑可以发挥一种关键的作用，因为它能够借助其规模、材料、声音和光源，调整我们对自身物理尺寸的印象，并随之调整我们的心理尺寸。某些大教堂体量无比庞大，由硕大的古朴石材造就；还有些大教堂黑黢黢的，只有一根光柱从遥远的天窗洒落下来；也有些大教堂寂静无声，惟有偶尔传来清水从高空滴入深池的声音。在这些建筑物内，可以感到周围环境无比雅致、令人陶醉，正把我们带入一种笑纳自身无足轻重的怡然境界。
被迫感觉无足轻重能带来好处：安藤忠雄设计的“光之教堂”，日本茨城，1989年。
诚然，让一个人“感觉无足轻重”，这在人类社会的平常生活中会是件痛苦的事。但是，由某种巨大、高尚、完美、明智的东西来让人感觉无足轻重，这会给我们带来智慧以及某种欣喜。有些教堂能够诱导我们放弃自我至上的心态，却一点也不会羞辱我们。在这些教堂里，我们可以放下平时的顾虑，正视自己的微不足道和庸碌平凡，而这种正视态度通常在直面他人的高压态势时我们绝不敢拿来尝试。我们可以对自我加以考察，好像在作远距离的观察，毫不介怀给本人的自尊所带来的伤痛，学着以超然的态度看待自己的最终命运，达观地面对宇宙并通达地接受宇宙之道。
这样的感受在非宗教的场所也会降临我们身上，比如在厚实、狭窄、木墙熏黑的高塔里，在地下有五层楼高的混凝土空间中，还有，在石头垒砌、石头上留有微小贝壳类古生物化石印迹的房间里。遥想当年，这种古生物生活在劳伦琴[2]的热带水域，该古生代时期结束之后约三亿年，依稀可辨的人类祖先才获得了直立行走或建造独木舟的智慧。
新的“视角庙堂”最终关注的理念跟科学博物馆和天文台所探索的那些理念是一致的，其墙壁中会布置某些具有古生物学和地质学意义的物件，天花板和房顶上则会安装天文学的器械。不过，在这两类机构之间，就其宗旨而言，还是存在重要的区别。视角庙堂与科学博物馆一样，希望将大家抬升到日常生活中总难达到的某种思想高度，以让我们意识到宇宙之浩瀚、悠久、复杂，但与科学博物馆不同的是，视角庙堂不会自命不凡地宣称，自己工作的目标是要为人们打下科学教育的基础。参观者到最后是否掌握了诸如三叠纪与寒武纪之间的差别，这本身无关紧要。有关这些差别，博物馆人员经常花足了力气进行详尽的解释，可大多数听众还没有走到停车场恐怕就已忘得差不多了。视角庙堂只会大而化之地处理并呈现科学内容，其目的首先不是为了增长知识，而在于激发人们的敬畏之心，不是为了单纯追求科学的表面价值，而在于从中过滤出治疗人心、拓展胸襟的功效。
“视角庙堂”的结构将代表地球的年龄，每一厘米高度等于一百万年。塔楼总高四十六米，基座处有仅厚一毫米的金质薄圈，代表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时间。
——静思庙堂
现代世界未曾料到的灾难之一是，人类近来对于信息前所未有的获取，居然是以我们的专注力为代价的。曾经那种全身心投入的深沉思考为人类文明带来了众多最重要的成就，可惜这种沉思如今受到了亘古未有的挑战。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几乎永远都不会远离一台机器，它保证会让我们浑浑然而又色眯眯地逃离现实。眼睛盯着屏幕时，我们无法去体验那些被屏幕排除在外的思想感情。然而，被排除的东西终究会报复我们，体现在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抽搐和疼痛，以及越来越不能在应该睡觉的时候安睡。
有些建筑的风格似乎拥有我们自身所缺乏的某些特质，大家会被这样的建筑所吸引。因此，并不奇怪的是，某些空间特别会让我们怦然心动，比如那些纯净的、没有干扰的、刺激被降到最低程度的空间。也许在这些地方，建筑师对视野作了精心的安排，映入眼帘的会是几块岩石、树的几根枝条或者某一片天空，同时，那里墙壁牢固、材料耐久、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清风或者流水。
只有在“黑莓”时代众人才终于领悟到为何当初发明了修道院：古加巴拉教堂，爱尔兰考克县，1879年。
此处适合等待那些一闪而过、难觅踪影的真知灼见：静思庙堂。
“静思庙堂”将为孤独的时光提供某种场所和理由。这里将是一个简朴素净的空间，给到访者提供的不过是一两条长凳、一片能望远的景色，还有一个建议，即应该努力释放那些平时一直被日常活动所压制的烦人问题。
人世间存在一种诡异的关系，一方面某一想法被认为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不得不面对这一想法又会令我们紧张不安。所以，虽然我们清楚自己确有极其重要的问题需要静思应对，可是需要独处这个想法又显得无法忍受。基于这一缘由，宗教一直强势地劝诫追随者，不管独处最初会带来多大的痛苦，信众都必须度过一些独处的时光。一座现代的静思庙堂将采纳这一理念，为沉思冥想创造有利的成长条件，允许我们静静等待真知灼见的偶尔降临。生活的顺畅充实有赖于这些真知灼见的指引，只是平时它们就像羞涩的小鹿，总是从我们心烦意乱的头脑中一闪而过、踪影难觅。
——地方守护神庙堂
罗马帝国时代的宗教有一些迷人的特点，其中之一是，当时的宗教不仅供奉朱诺[3]和马耳斯[4]这样的普世神祇（有关神庙遍布整个帝国，从哈德良[5]长城到幼发拉底河岸到处可见），而且，它还允许崇拜一系列本地神祇，这些本地神祇的个性反映了所在地区的地貌、文化等当地特征。被称为“地方神灵”的这些保护神拥有专门的庙宇，因为能够治愈五花八门的身心疾病，所以声誉日隆，有时还吸引了远道而来的访客。例如，来自那不勒斯以南海岸边的神灵被认为尤其能够缓解抑郁情绪，而科洛尼亚-朱利亚-艾艮斯特里斯[6]的地方守护神据说拥有特别的才能，擅长抚慰那些政坛失意和商场失败的倒霉者。
这一本地守护神的传统，如同罗马宗教中诸多合情合理的东西，后来也为基督教所吸收。基督教同样把具体的地方守护神与其治疗功能联系起来，当然，它不再用“庙宇”，而改称“圣殿”，不称“神灵”，而改说“圣徒”。中世纪欧洲的地图上布满了这些圣地，其中许多就建在罗马时代的地基上。它们承诺，通过与过世的基督教圣徒身体各相关部分的接触，可使善男信女身体和精神上的疾患得到缓解。
例如，牙痛的教徒知道应该去罗马的圣洛伦佐圣殿，在那里可触摸牙齿的守护神圣阿波罗尼亚的手臂骨。不开心的已婚妇女可到翁布里亚，去敬拜婚姻守护神加西亚的圣里达。期待在战前为自己壮胆的士兵应与圣弗伊的骨头作一沟通，圣物就安放在法国西南部孔克的圣弗伊修道院一个金制圣骨盒里。母乳喂奶有困难的妇女可以从沙特尔的圣母乳圣殿那里获得安慰。对雷击特别恐惧的人则应该去德国古镇巴特明斯特艾弗尔，他们可在那里把手放到圣多那的遗物上，世人都知道，圣多那能够缓解人们对烈火和爆炸的恐惧。
朝拜者一到达合适的圣殿，首先会直奔附近的商店，那里能买到自己身体患病部位的蜡制模型，从大腿、耳朵、胸脯到阳具，甚至还有婴儿状的灵魂。一旦进入圣殿，他们会将这些模型放到祭坛、坟墓或者棺材上，跪下祈祷，请求圣灵的帮助。
中世纪欧洲朝圣地图
纪念品产业背后的精神严肃性：一枚14世纪徽章，来自坎特伯雷托马斯·贝克特圣殿。
之后，朝拜者会赶去纪念品摊位。因为神学家耶路撒冷的西里尔在公元4世纪曾宣告，与殉道者身体接触过的手绢永远都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以，这些摊位上开始供应众多纺织布料。它们也提供小玻璃瓶，里面装有从圣徒坟墓边地板上收集的灰尘，这也可用来消解烦恼。本笃会有一位修士名叫诺让的吉贝尔，他报告说，自己有朋友曾不小心吞下了一只癞蛤蟆，几乎要被噎死，后来多亏吃下了巴黎主教圣马尔塞勒墓边的一勺灰尘才得了救。最常见的是，朝拜者会被邀请去获取精美的铅制徽章，上面塑有朝拜对象的肖像。据说，法国的路易十四曾拜访过国内每一个稍有名气的圣殿，所以帽檐上“缀满了圣徒像，不管收到什么好坏消息，他都会亲吻这些圣像”。
当然，我们中间如今很少有人会步行一百公里，去为自己恐惧雷电的心理而寻求帮助。但是，旅行仍然是世俗世界众多人生追求中的一个核心目标，出行对于调节内心情绪的变化还是发挥着作用。我们固然不会把旅行奉为神圣行为，至多称其颇有价值，可是，确实有些旅行目的地，由于其遥远偏僻、荒凉寂寥、美丽动人、文化丰富，保留着救治我等身体疾患的能力。
不幸的是，我们缺乏任何可靠的机制或方法来标识这些具有疗效的不寻常之地。在这里，就如世俗世界在情感需求方面反复表明的那样，我们又一次要怀念宗教曾经提供的那一套制度。旅行社认为自己只负责提供后勤服务，如预订连程机票、就机票和客房争取好的折扣等等，却很少花力气协助顾客去往那些能为心灵带来具体好处的目的地。我们需要长于心理分析的旅行社，希望它们能够仔细分析我们的缺陷，然后据此为我们安排世界上相应的某些地方，以保证产生有针对性的疗效。旅行社通过此种旅行，会让我们接触到心中敬重但在本地又无法大量得到的那些特质。
进而言之，我们世俗世界还苦于缺乏圣殿神庙。到达目的地后，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只得四处转悠寻找某个中心。我们渴望一个汇聚了当地意义的地方，巴望有个去处，或者干脆是巴望任何去处，只要能让我们领略当地保护神之真谛。可是，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只得无精打采地游览博物馆，一边还羞愧不已，因为自己心中怎么总是强烈地想着回到宾馆躺下来。
假如旅行中能安排参观一下当地的圣殿或神庙，特别是当这种建筑集中并代表了其周围环境的特征，这样的旅行该可以增加多少疗效啊。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放下代表内心忧虑及不成熟性的蜡质模型，借此象征性地传达本次行程的目的。同时，在那排小商铺里，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们则销售着引发灵感的象征物品，传达着当地风土人情独特的修身养性能力。
一个这样的庙堂可以专门敬奉大都市的勃勃活力，另一个可以专门敬奉渺无人烟的冰冻荒原那种沁人心脾的宁静，还有一个可以专门敬奉热带太阳的烂漫希望。这些庙堂将为那些本来隐逸不彰的当地精神提供一个寄身的家园，它们合在一起将启发我们要把旅行当作一种补救自身生存状态的手段，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或消遣的行为。
擅长心理治疗的旅行社把精神失调症与世界上最能缓解此症的地点搭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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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必要罗列这批新庙堂将会涉及的所有主题，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类的需求，最终总该有多少种类的敬奉庙堂。
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应当借助世俗庙堂，恢复并且坚持宗教建筑的基本使命。当然，所设计的世俗庙堂应该着眼于弘扬重要的情感和抽象的主题，而不是像宗教圣殿那样是为了供奉肉身化的神灵。
这些世俗庙堂将向人们提示希望，就此功能而言，它们一点也不会逊色于中世纪基督教市镇天空中的教堂尖顶。世俗庙堂在风格、规模、形态上会各有千秋：既会有小屋，也会有大厦；建筑材料既可以是回收的轮胎，也可以是金黄的琉璃瓦；既可以厕身于写字楼之间，也可以掩藏在街头地下灯光通明的洞穴里。然而，无论如何，它们都将共同传承宗教神圣建筑的古老使命：让人们暂时置身于一个精心构建的三维空间里，达到启迪心灵并恢复心灵平衡的目的。
[1] Stupa，即佛塔。——编者
[2] 今北美东部和格陵兰。——编者
[3] Juno，罗马神话中的天后，主神朱庇特之妻，主司生育婚姻等。——编者
[4] Mars，罗马神话中的人物，战神。——编者
[5] Hadrian，罗马皇帝，他对外采取慎守边境政策，对内加强集权统治，数次巡行帝国，在不列颠境内筑“哈德良长城”，镇压犹太人暴动（132—135）。——编者
[6] 今尼永，在日内瓦湖边。——编者
十 体制
（一）书本对决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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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怀疑论者和无神论者在18世纪末开始攻击宗教时，他们主要是借助了书籍这一手段。他们在书中质疑，死人怎么可能掀翻墓碑石，并在毫无支持的情况下上升到大气层中呢；一个年轻女子怎么可能以童贞之身怀上天主的孩子呢；靠天使代人祈祷真的就能打胜仗吗；触摸殉道者科尔内留斯[1]的胫骨就可以治疗耳痛吗？在辩论结尾时，他们往往会展望未来某一天，届时人类可望以理性取代迷信，此种理性见于世俗的科学、哲学、文学、诗歌作品，他们自己也为之倾倒。
虽然这些质疑者刻薄而又搞笑地批判了宗教，但他们未能充分认识到自己与对手之间的差距，没有看到对手基本上不靠出版书籍来施加影响。换言之，宗教一方动用的是体制，即通过艺术、建筑、学校、制服、标徽、仪式、纪念碑、月历牌，集结了人山人海，让大家步调一致地作用于世界。
在塑造并延续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方面，体制的确能够产生广泛的影响力。与此相比，尽管书籍可以销售几百册乃至几十万册，把思想写到书中看来也算一个足够高尚的抱负，但书本这一媒介的影响范围终究十分有限甚至令人气馁。柏拉图在所著《理想国》中便基于自身经验，颇为动情地表达了对智识者形单影只、势孤力薄的感叹。他说道，除非哲学家成为国王，即所谓哲学王，不然世界就无法走上正轨。换句话说，假如一个人想要改变局面，写书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家必须学会掌握体制的力量，惟其如此，个体的思想才有可能取得对世界无孔不入的影响力。
然而，不幸的是，世俗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天生怀疑体制，这种怀疑植根于自19世纪至今熏染着文化生活的浪漫主义世界观。浪漫主义教导我们嘲笑体制沉闷刻板、趋于腐败、容纳平庸的特性。知识分子的理想据说应该是一种自由精神，游离于任何体系之外，对金钱嗤之以鼻，与俗务一刀两断，在私人生活中以读不懂账单为荣。
如果说人们的内心生活甚至到今天可能还更受圣经预言家的影响，大于受到世俗思想家的影响，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世俗思想家们一贯不愿意创立体制平台，因此无法促使其有关心灵的想法成功地传播到更大的受众范围。一部分人也想关注世俗心灵的需求，但一般而言，他们缺乏可资利用的可观和稳定的条件与能力，于是，不可能通过大众传媒去宣传自己的观点。上蹿下跳的个体户本质上只能经营家庭作坊，只有组织起来的宗教才能凭借体制的威力和老练，真正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诚然，现代社会也不是完全没有体制，事实上，它充斥着规模无敌的商业公司，公司与宗教在组织架构上共同点之多当令人啧啧称奇。不过，商业公司只关心我们外在的物质性需求，只想着向我们销售汽车、鞋子、匹萨、电话。宗教的出色之处在于，一方面它拥有跟那些推销肥皂和土豆泥的现代公司足可媲美的集体力量，另一方面它又过问我们的内心需求，而世俗世界恰恰把这些需求留给了缺乏组织、散兵游勇的个体去处理。
故此，这里的关键点是，基于对宗教体制的研究，我们应当创立能够满足内心需求的世俗实体，它们应该具备商业公司目前为满足人们的外在需求而展示的全部力量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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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体制特征为我们提供了若干基本经验，其中之一就是，体制能够帮助人们正当地汇聚资金、才智、地位，由此而获得的实力和好处确为其他手段所望尘莫及。
浪漫主义赞美单枪匹马的英雄所取得的成就，宗教却清楚，个人如果赤手空拳单打独斗终将一事无成。在一个组织之外，我们也许偶尔地能为自己争得如日中天的一时声望，但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成就建立在一个坚如磐石的基础之上，无法持续不断地复制自己的真知灼见或弥补自身的内在漏洞。要想应对复杂的重大问题，写一部书不可能是个合乎逻辑的长效解决方案。我们应当自问，为何在涉及心灵的问题上，大家继续相信那种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的生产方式，须知，在药品或飞机的制造中，人们早就放弃了此种生产方式。
以美元计价的年收益
我们更经常想到除臭剂和上帝，远多于深思具体作家的理念，这反映在三个统计数字的比较中，涉及天主教会、一家消费品公司、世界上一名最盈利作者的年收益。至于其他99.9％的作者，甚至都无法在图中标示。
这里还有一个收入的问题。体制可以让其中的成员避免个体经营者常会遭遇的羞辱和恐惧。体制能把资本集中起来、分配到不同项目中、令其在几十年里日积月累，这就使得体制中的成员能够以丰补歉、渡过难关，并在研究、营销、招募、技术等方面进行充分的投资。
无论现代民主制如何夸耀自己多么崇尚言论自由和意见多元，一个特定社会的价值观终究跟着财大气粗的机构在转。哪个机构有实力支付晚间新闻播报前后每天三十秒的广告时段，其价值观念必然会有更大的辐射面。
实力对于成员的招募也具有类似的效应。财力雄厚的机构能够一呼百应，感召那些出类拔萃的优秀分子，而不单是盲目的追随者或者狂热的献身者。它们可以吸引到大批身心健康的候选者，这些人既在乎人格上赢得敬重、物质上安享舒适，也同样关心改善人类的处境。
美国持执照开业的人数
一份工作单凭“有趣”决不足以吸引大量有活力、有抱负的员工。
不妨考察一下托马斯·阿奎那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各自不同的人生历程。二者命运的反差部分缘于两人性情稳定性方面的差异，但阿奎那的平静泰然很大程度上可归结到他曾享有乐善好施的精神和物质氛围，先是在他担当主任教授的巴黎大学，后是在他协助创办的那不勒斯神学院。相比之下，尼采觉得自己活得（用他自己的话说）“像一头被群起猎杀、无窝藏身的野兽”。他孜孜以求用一套包含哲学、音乐、艺术的世俗意识形态去取代基督教道德，可是这一努力并未得到19世纪德国学界的响应，反而迫使哲学家跌入一种四海为家的流浪状态。虽然尼采经常被抬举为个人英雄主义的顶级楷模，但实际上他心中至少还是愿意放弃遗世独立的状态，用来换取在某一学府中的职位，这种机构本可以让尼采的思想对世人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体制的额外好处是，能够仅仅基于成员身份而向个体提供终身的地位，使他们不必年复一年地自己去苦苦钻营。若无体制中的地位，等到公众发现某人贡献了某个了不起的思想时，这一孤独的思想家或许不久于人世，或者像尼采那样早已撒手人寰。在体制当中，所有成员都可以分享由群星璀璨的先辈所长期积聚、由精致典雅的建筑和仪态万方的规程所不断强化的那种声誉。他们可以享用某个源远流长的头衔，比如神父或大助祭、教授或教长，并且为了名副其实的目标而利用体制中蕴藏的资源与荣耀，这种体制平台比起个人自然更加长袖善舞、更加经久不衰。
许多人无疑会反驳说，现代社会必定已经拥有所需要的各种机构或体制。然而事实上，那些有志于天主教所谓“心灵护理”事业但又不用宗教方式来从事该工作的人一定会发现，自己的事业很难有大的作为，原因就在于，缺乏稳定可靠的同仁网络，缺乏一份差强人意的收入，缺乏一个可供施展身手、稳定和体面的专业平台。这表明，问题已经根深蒂固，纵使现在要给尼采提供一个厕身其中的专业场所也将是困难重重。
英国每年支付有关产品的英镑额
只有宗教能将心灵需求转变为滚滚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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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的另一个特征是，它有能力通过一套共同的生动语言来凝聚下属成员各自的工作，在此问题上，宗教的策略与公司的战略不谋而合。当看到宗教建筑的侧面饰有一个十字架，祭坛的布上绣着一只羔羊，人们往往会有感而发，说基督教是现代公司所擅长的“品牌战略”的实践快手和高手。实际情况当然正好相反，宗教在身份标识方面早已行动在先，公司不过是亦步亦趋地采纳了宗教的做法而已。
一个品牌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促进一贯性。体制性机构相信，标徽的出现，不管是在辽远的山坡，在摩天大楼的顶端，还是在床单上，或者在罩衣上，都能马上传达一个信息，即这里存在着某一套特定的价值理念，同时，也向世人保证，这里存在着服务或产品的统一性和高质量。
品牌战略的敌人是各地的各自为政。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感觉到浪漫主义理念与体制主义理念的某种对立，因为浪漫主义欣赏个体的、区域的、自产的、自发的东西所具有的魅力，而体制主义则不可能忘记各行其是所包含的风险。在体制主义者眼里，只有从最低标准那里令人丧气的偏离，没有对中庸之道所作的令人服气的改进，他们反复想到的总是制度的败坏、人性的懒散、规则的走样、初衷的失落。为了消除非标准行为，麦当劳公司给新员工的培训手册长达三百页，对每一个可以想到的动作和交易环节都定下了规矩。例如，员工的名牌必须挂在哪里，对每个顾客必须给予何种微笑，具体应该向每个最上层面包片的底部加多少蛋黄酱，如此之类都有详尽规定。这家汉堡包公司知道，假如放任公司员工自作主张，很可能会一发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