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Jacob van Ruisdael (1628—1682），荷兰风景画家。——译者
[6] 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2），18世纪英国重要画家，在绘画中强调宏大风格。——译者
写作如何再现生活
8岁时我写了第一本书。这是我的暑假日记，我和父母、姐姐和狗一起在法国乌尔加特的诺曼底海滨胜地度过了这个暑假。“昨天没有事情发生。今天天气很好。我们整天游泳。我们午饭吃了色拉。我们晚饭吃了鲑鱼。晚饭后我们看了电影，讲一个人在秘鲁发现了金子，”这是很典型的一篇，标着1978年8月23日，星其三（其中的用词错误并非语言障碍，而是拼写水平还不行）。如果这本书难以卒读，那是因为它尽管初衷良好、书写整齐，但作者似乎并不能传达真正发生的事情。虽然提供了一系列事实，诸如鲑鱼和天气报道，但真正的生活却似乎没有显现出来。就如同观看家庭录像，却只能看到脚或云彩，你会困惑不解，很想知道在人们的脸部正在发生什么。
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即使拼写水平提高了，也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的组织语言的过程，才能够真正实现我们的表达目的。典型的情况是，文字描述仅仅在事物的表面滑过，我们看到一次日落，然后在写日记时搜肠刮肚，将其称为“漂亮”，我们深知还有很多东西尚未表达，却无法将其用语言呈现，然后很快被抛之脑后。我们为了描述今天发生的一切，列下一个清单，记录我们去过哪里，看过什么，但离开纸页的时候，心里明白有一些转瞬即逝的事物我们没有呈现出来，而我们怀疑，或许正是这些事物才是解开今天真实情况的钥匙。
呈现真实的生活，难于对感官体验的忠实记录。将看到的事物进行记录，并不足以成为艺术：只有经过筛检、选择和思考的过程，笔下的事物才有可能显得真实。以下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记录下的1915年2月15日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今天下午伦纳德[丈夫]和我都去了伦敦；伦去了图书馆，我则漫步伦敦西区，顺便购买一些衣服。我的确衣衫褴褛。随着年龄的增长，让我不再惧怕装饰华丽的商店。我逛遍了德本汉姆百货公司和马歇尔斯百货公司。然后喝了一杯茶，一路走到公园里的查令十字街，心里构思着词语和事件，以便写作。或许，就是一个人死亡的方式。我买了一件10英镑11便士的蓝色裙子，就是我此时此刻身上穿着的这件。
很难具体说清楚为什么这样写就可以，为什么在这样的描述中生活没有被剥离。好像伍尔夫只是选择了合适的细节，她知道应该看什么；或许是关于装饰华丽的商店的坦白中包含有什么，或许是她有能力意识到查令十字街上的自己行为的怪异，或许是“我此时此刻身上穿着”传达出了一种亲密。
他人之书的悖论在于，它们能够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生活，远甚于我们对自己独自的理解。他人书本上的文字，能够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我们是谁，我们的世界如何。比如说，是歌德的年轻人维特[1]让我明白年轻和单相思意味着什么，是福楼拜的药剂师赫麦[2]让我从政治家或广告商身上看到博学的愚蠢，是普鲁斯特的一些痛苦的文字让我理解了我妒火中烧时的面目。
但伟大书籍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描述与我们生活中相似的感情和人物；它的价值还在于能够以比我们更加完美的方式描述这些感情和人物，它能够提供一些感受，我们虽然能明确认识到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感知，但却无法自己将其表达出来。
比如，我们或许已经认识某人，酷似普鲁斯特笔下的虚构的盖尔芒特公爵夫人[3]。我们或许已经感觉到这个女人身上有些盛气凌人、傲慢无礼的地方，却并不清楚到底在哪里，直到普鲁斯特仔细地在括弧里描绘了公爵夫人对他人的反应，公爵夫人又叫奥利安·德·劳美，在一个时髦的宴会上，德·加拉尔东夫人喊了公爵夫人的名字，因显得与公爵夫人过于熟悉而犯了错误。
“奥利安”（立刻，劳美夫人又好笑又惊讶地转过头，面向一个隐形的第三者，她似乎要让其证明，她从来没有赋予加拉尔东夫人喊自己名字的权利）……
如果一本书关注这种细微、关键、令人震颤的时刻，一旦我们放下书本，继续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事情，将恰好是那些作者在相同情况下面临的事情。我们的思维就像最新调试的雷达一样，能够找到浮现在意识表面的特定事物，这种效果就如同把收音机拿进房间，我们本以为房间里安静无声，却发现安静仅仅存在于特定的频率，事实上，和我们一直生活在一起的，有来自乌克兰广播电台或小型出租车公司夜间呼叫的声音电波。我们的视线会被引向天空多彩的颜色、人脸多变的表情、虚伪多变的朋友，或某种隐藏的关于某种情形的悲伤情绪，我们此前根本不知道我们居然会为此而伤心。
[1] 歌德的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
[2] 福楼拜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
[3] 普鲁斯特代表作《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
论漫画之精妙
1.1831年的夏天，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踌躇满志。一年前七月革命的政治和经济骚乱使他登上高位，而现在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国家呈现一片繁荣安定的景象。在他手下有一个以首相卡西米尔·佩里埃为首的精明强干的领导团队；他在他的国土的北部和东部视察，受到当地中产阶级对待英雄般的欢迎。他在巴黎的王宫过着豪华的生活，每周都以他的名义举行宴会；他喜欢美食（特别是上等鹅肝和野禽肉）；他有一大笔私人财产、一个深爱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
阿里·谢费尔：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普，1835年
但此时发生一件事，给路易·菲力普宁静的心情蒙上了一丝阴影。1830年末，一个28岁的不知名的艺术家夏尔·菲利蓬创办了一份讽刺杂志《漫画》，在杂志上他把国王的头画成了一只梨的形状，他认为国王是大范围的腐败和无能的源头。菲利蓬的漫画不仅极不友好地影射了国王臃肿的脸颊和球茎一样的额头，而且法语中“poire”（梨）的意思是蠢货或傻瓜，他用这个词巧妙地表达了对路易·菲力普统治政府的远非尊敬的态度。
国王发怒了。他命令下属阻止杂志的发行，并把巴黎报刊亭所有已在售的该刊统统买回来。但此举并未阻止菲利蓬，于是在1831年11月，漫画家遭到起诉，罪名是“对国王进行了人身攻击”，要他在巴黎出庭受审。面对满满一屋子人，菲利蓬首先感谢起诉人逮捕了像他这样危险的人物，但他继而指出，政府在追捕国王的诽谤者的时候办事不力。最为重要的是，应该逮捕所有梨状的东西，甚至梨自己就应该被关起来。在遍布法国的梨树上长满了这种果实，每一颗都是需要监禁的罪犯，菲利蓬嘲讽地说。但法庭并不觉得好笑。他被判入狱6个月。次年，一份新杂志《喧哗》上他重复了这个梨子的玩笑，从而被直接送回监狱——因为把国王画成一只水果而在铁窗后面整整呆了两年。
2.如果幽默仅仅是游戏，路易·菲力普就不会反应如此激烈。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玩笑是一种批评的方式。作为另一种批判方式，玩笑可以反对狂妄自大、冷酷无情或华而不实，反对一切背离美德和常识的行为。
如果玩笑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批评方式，那是因为虽然它们在传达教育信息，但表面上其目的似乎仅仅是让人开心。漫画无需长篇大论，讲述权力的滥用。它们使我们在会心一笑中领悟到对权力机构的批评的合理性。
而且（尽管菲利蓬为之蹲了大狱），由于玩笑明显缺乏恶意，因此漫画可以表达那些直接说出来有危险后果、或根本无法直接说出的事情。历史上看，往往是宫廷的弄臣才被赋予资格，能够告诉国王或皇帝一些无法以严肃的方式讲述的严肃的事情。（英国詹姆斯一世国王时期，神职人员臭名昭著、腐败不堪，当詹姆斯一世为无法养肥一匹马而忧心忡忡的时候，据传宫廷弄臣阿奇博尔德·阿姆斯特朗曾为他出谋划策。他说，只要国王把这头畜生封为主教，它很快就会变得膘肥体壮的。）
詹姆斯·吉尔雷：《法国第一个皇帝拿破仑的宏大的加冕典礼队伍》，1805年
如前所示，并非每个高高在上的人都适合用漫画的方式来对付。我们很少嘲笑一个正在做重要手术的医生。但如果一个医生在手术后回到家，用医学术语在妻子女儿面前显摆，让其心生恐惧，我们则会嘲笑他。我们嘲笑的对象是那些不合规范的行为和程度不当的行为。一些国王或皇帝的自我形象超越了实际能力，个人品格落后于权势地位，他们就成了我们嘲笑的对象。我们嘲笑那些身居高位却丧失人性、滥用职权的人。我们嘲笑、并通过嘲笑来批判不公与过分。
牛津杂志版面，1771年
詹姆斯·吉尔雷：《赶潮流的妈妈》，1796年
《笨拙》，1895年场景：莱斯特广场附近的餐馆琼斯：啊——呃——伙计——看——这个——哦——给我拿——噢——呜——这个——那个。（原文为法语：Oh-Er-Garsong-Regardez Eecee-er-apportez-voo le-la）服务员：先生对不起，我不懂法语。琼斯：天啊，那就叫一个会法语的过来！
对最好的漫画家来说，笑声因此具有了道德教化功能，玩笑能够引导他人改善自己的品性与习惯。玩笑有助于描绘政治理想、创造更加平等、更加理性的世界。哪里有不公平或欺骗，哪里就是披着幽默外衣的批评的舞台。正如萨缪尔·约翰逊博士[1]所说一样，讽刺仅仅是另一种、而且是非常顶用的“谴责邪恶和愚蠢”的方式。用约翰·德莱顿[2]的话说，“讽刺的真正目的是对缺陷的纠正”。
3.幽默不仅是攻击地位显赫之人的有效工具，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并缓解我们自己的身份焦虑。
我们所能够觉察到的好多有趣的事物都是关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为之沮丧或羞愧的情形或感受。最伟大的漫画家总是能明确指出我们的脆弱，我们往往对此不能直接面对；我们总是隐藏着一些最令人尴尬的东西，而杰出的漫画家能够把我们从这些尴尬的东西身边拽开。焦虑越隐秘、越强烈，引发的笑声就可能会越大，笑声成了把那些无法言说的缺陷拿来公开处理的有力武器。
“我认为自己是个充满热情的人，但我首先是一名律师。”
“乔伊斯，我疯狂地爱着你，我为你茶饭不思，但我不是为这个打电话的……”
贩奴船船长：“人力资源？”
“各位，你们知道我认为什么最重要吗？那就是成为亲切、正直的人。”
“你现在想的是微软公司的哪一位大款？”
“我一般在早晨6点半尖叫着起床，9点钟抵达公司。”
因此毫不奇怪，很多幽默都努力揭示一些对身份的焦虑，进而对此进行克服。它让我们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比我们嫉妒心更盛，而在社会生活中更脆弱的人群；还有一些人在凌晨醒来时，深受经济状况的折磨；在社会要求我们具备的理性表象背后，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点神经失常——这一切都给我们提供了理由，要我们向相较而言比我们更惨的邻居伸出援助之手。
最和善的漫画家不会讽刺我们对身份的关切，而是调侃：他们批评我们，但同时认为我们依然相当不错。由于漫画家的卓越技巧，我们能够以开放心态、笑着承认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痛苦事实，而这些事实如果用普通的、批评的方式向我们提出，我们肯定怒火冲天、深受伤害，从而拒绝承认。
“他们当然聪明。他们只能聪明，因为他们没有钱。”
4.漫画家，同其他艺术家一样，同样证明了马修·阿诺德对艺术的定义：艺术是对生活进行批判的学科。他们的作品试图纠正强权的不公和我们对身居高位之人的过分嫉妒。如同悲剧一样，漫画的创作动机来自于我们生活环境中最令人遗憾的方面。
漫画家的潜在和无意识动机或许就是——通过灵活使用幽默技巧——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中让可以嘲笑的东西变得少些。
[1] 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评论家，辞书编纂者。——译者
[2] John Dryden(1631—1700)，英国桂冠诗人、剧作家、批评家。——译者
译后记
要了解阿兰·德波顿的作品， 必须先了解作者本人。
首先他是一个畅销书作家，他的作品深受普通大众的喜爱。他23岁时发表的《爱情笔记》（Essays in Love, 1993）就热销两百万册，后来的《拥抱逝水年华》（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 1997）、《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 2004）和《幸福的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Happiness, 2006）等著作更是让他名利双收，更不用提在各种畅销书排行榜上经常出现的《哲学的慰藉》（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 和《旅行的艺术》（The Art of Travel) 了。同时，他又被社会权威机构认可，获英国皇家建筑学院荣誉院士头衔，并当选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在“大众”和“精英”两个阵营左右逢源，既是德波顿成功的结果，也是德波顿成功的秘诀。
德波顿一直游走在专业与通俗之间。他的作品把人生感悟融入哲学思想，被称为“日常生活的哲学”。这个世界不缺乏哲学家，也不缺乏哲学思想。但普罗大众距离哲学却非常遥远。虽然哲学同其他任何文学艺术一样，都是对人本身的探讨，其终极旨归必然是人的幸福，但平凡大众却很难因其受益。
我们可以不太恰当地把德波顿比作美国的奥普拉。德波顿把哲学思想以通俗的方式介绍给英国民众，奥普拉读书会把严肃文学作品推荐给美国读者。两人都很成功，在庞大的受众群体中产生影响，让大量的读者对陌生的领域产生探究的兴趣。他们的成功，源自于他们拉近了专业领域与日常生活的距离，让人们获得了暂时超验的可能。
德波顿同奥普拉一样，也饱受訾议。毕竟，对哲学阐述的深入，德波顿很难企及专业的哲学家，正如奥普拉不能企及专业文学批评家一样。但普通读者，又有几人能够读懂艰涩的哲学原著呢？在阅读德波顿之后，对自己的生活有所反省，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如果因此对哲学本身产生兴趣，进而一窥哲学的堂奥，则能更有力地证明德波顿的价值。多媒体和网络的发展，使得严肃作品的读者群体严重萎缩，在当今时代，德波顿以其丰沛的意象、横溢的才情，将艰涩生僻的哲学思想，化作通俗易懂的活泼文字，进入寻常百姓生活，是一件非常值得称道的事情。
在具体的创作题材方面，德波顿也一直独辟蹊径，充当跨界的舞者。例如他的《工作颂歌》（The Pleasures and Sorrows of Work, 2009）用工作之外的眼光来看待工作，像旅人发现风景一般，在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工作环境中，发现美和诗意。《机场里的小旅行》（Heathrow Dairy:A Week at the Airport, 2009）也一样，用乘客之外的眼光来看待机场。如果你不是在步履匆匆地赶飞机，而是把机场当作旅游景点，你就会发现很多为人忽略的细节，而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生活的意义。《写给无神论者》（Religion for Atheists, 2012）则是用宗教之外的眼光看待宗教的细节，会发现宗教仪式性的细节本身，能够通过作用于参与者的身体，达到抚慰心灵的目的。一切的不同，全在于你是否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风景不在别处，而是在你的眼中。
德波顿自由地穿行于文学、艺术、哲学、建筑、旅游、职业等领域，用独具一格的眼光审视司空见惯的事物，从中发掘出富含意义的细节，尽管题材和领域变幻多端，但他的写作主题始终一致，即人生的幸福。当今世界，人们似乎越来越难获得幸福。交通和通讯越来越发达，人类的沟通却越来越少；地球的人口越来越多，人类却越来越孤独；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而人类的满足感却越来越低；生活中的烦恼绝大部分来自于心灵的状态，而休闲产业追求的目的却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舒适。总之，社会多方面的发展，与人类的幸福日渐背离。阅读德波顿，向他学习如何调整心态，转换视野，更加弥足珍贵。
德波顿不仅将建筑、哲学、文学等高深学问从高头讲章解放出来，让普通人能够从中获益，还通过录制电视节目宣传自己的幸福主张，同时躬行实践，在伦敦创建人生学院（The School of Life, 2008），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幸福教育。德波顿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做法，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上海译文出版社对德波顿作品的引进和推介，让中国读者也得以借助这位英伦才子的生花妙笔，体悟人生的真谛。
《无聊的魅力》是一部随笔集，关照生活的点点滴滴，以短小精悍的篇幅，体现德波顿标签式的写作风格和主题关注。如何让忧伤成为快乐，如何让机场成为景点，如何让成年人享受动物园之旅，如何让无聊成为魅力。总之，如何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收获幸福，是德波顿一以贯之的追求。阅读这本集子，让读者暂时突破自身的惯性，踏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这是本书，也是译者的愿望和祝福。
陈广兴 2013年7月于武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