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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当我们的建筑与其背景格格不入时会让我们觉得非常不安，当发现相反的迹象——即建筑被烙上了当地鲜明的特色时我们则会很是高兴，哪怕是那些我们刚踏上一个全新国家时能吸引我们眼球的小东西。
抵达日本几个小时后，我躺在东京一家酒店里辗转反侧之际才第一次注意到房间里的电源开关和插头多么不一样。来到一个未知国度的兴奋感是跟这些小装置密不可分的，它们对于建筑的意义就像是鞋子之于人：能出乎意料地将一个人的个性展现得一目了然。我在它们身上发现了这个民族特性的前兆，也正是因为这种民族特性促使我做此远行的。它们正是当地那种与众不同的幸福的征兆。我的感受并非源自对异国情调的民俗的天真向往，而是希望发现存在于地域间的真正差异是如何在建筑的层面寻到恰当表达的。我期望电源开关，进而推广至整幢建筑，能使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正在此地而非彼地，正活在此时而非彼时。三更半夜在我住的酒店周围溜达了一圈之后，我又见到了更多无可争议的日本特征的表现。在一家餐馆里，我因一个电子控制马桶的复杂操作板而大感惊讶。在一个地铁车站附近，有台自动售货机可以提供瓶装水，就仿佛一份普通的快餐或袋装龙虾干螯肉。有些建筑上装着成排五彩缤纷的消防栓，在一个超市里，成桶的海苔漂浮在透明的胶状物中。在一个游戏厅里，除了驾车和滑雪的游戏外，还有一台投币游戏机，要你用一个电动钳子去抓一只疲惫又困惑的螃蟹，抓到了就成为你的晚餐。
水族捕手，新宿，东京
我回到床上，陷入了时差导致的梦境，梦中满是霓虹灯、苔园、子弹头列车、和服以及螃蟹的破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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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次日早晨的东京并未纵容我对当地特色的期许。当两千万人赶着去工作时，整个城市都笼罩着一种实用的气氛。各商业区的街道上挤满了汽车和身穿深色套装的上班族：我真不知身在何处。广告灯箱的灯熄灭后，周围的建筑看起来一心甘于平凡。一簇簇乏味的摩天大楼主宰着地平线，它们陈腐的外观在无声地嘲笑我为了抵达此地穿云跨雪耗费的那十二个小时。就建筑意义而言，这跟在法兰克福或底特律又有什么区别。
即便是在相对而言的住宅区里，建筑仍然几乎完全缺乏民族根基或地域特色。巨大的新兴开发区随处可见，每幢建筑采用的材料和外观跟你在发达国家几乎任何地方的所见都没什么区别。在日本的建筑中似乎极少见到日本式的特征。
早期的现代主义者想来对此不会生出什么抱怨，因为他们本就期盼一个理性时代的来临，到那时地方风格将完全从他们的职业中销声匿迹，正如在工业和产品设计中它们已然销声匿迹一样。毕竟，不存在什么地域风格的现代桥梁或雨伞。阿道夫·洛斯曾打过个比方：要求特别属于奥地利式的建筑就好比要求特别属于奥地利样式的自行车或电话机一样荒唐透顶。如果这一事实具有普适性，那干吗还要求具有地域差别的建筑？东京好像就是那些现代主义者梦想的一个缩影，你在这儿只凭建筑根本就弄不清你到底漂泊到了哪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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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毕竟还是有几个地方给美学留了条缝隙。一位朋友推荐我去一家旧式的传统日式旅店过一夜，这家旅店在大部分细节上都忠实地再现了江户时代（1615—1868）的建筑与设计风格。
摩天大楼，汐留区，东京
镰谷市，千叶县，1993
这家日式旅店距东京有一小时的车程，群山环抱雾霭缭绕。周围是松林和一座苔园，旅店是一幢长条形木造亭阁，上覆传统的瓦顶。一位穿着和服与日式厚底短袜的接待员引我进入我的房间，房间装有日式拉门和书法装饰的障子。房间朝向一条小河和一个林木茂盛的山坡。日落前，我在附近一个露天的天然温泉里泡了个澡，然后又在花园的凉亭里饮用冰镇大麦茶。晚餐装在一组漂亮的食盒里呈上来。我品尝了什锦火锅和泡菜——然后伴着沿光滑的古火山岩从山上淙淙流下的山泉水声进入酣眠。
可是一早，我因为不得不返回东京又开始觉得不爽。我郁郁不乐地吃了一碗干海苔，然后开始思索传统日本美学上的完美及其现代化身那粗俗的乏味之间的裂痕。
乘列车返回东京的途中，再次飞速地穿越沉闷的住宅区和公寓楼那被糟蹋了的景色时，我却甚至开始对日式旅店所代表的那个世界生出了反感，我着恼于它无力将其自身转化、融合进现代的现实中，着恼于它未能找到某种途径将其旧有的魅力植入新的表现方式。
我面对日式旅店而生的困扰与我曾在英国体验到的情感颇为类似，那是去参观庞德伯利的一个传统风格的村庄，位于多切斯特郊外。尽管那个村庄成功地展现出十八世纪乡村生活的精髓，可它仍然因为跟当代社会不论是精神还是现实的要求完全格格不入而简直令人抓狂。它就像我们幼年时候一个很是亲近、上了年纪的亲戚，可如今我们已经成年了，而他对在此期间造就了我们如今形象的详情却一无所知，不管好也罢，坏也罢。
一幢无法接受我们已然成年了的建筑：
庞德伯利，多切斯特，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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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停留期间有时确实也看到日本人愿意将他们的新建筑与他们国家的过去联系起来的表现。不过这些努力大部分看来都三心二意、过于多愁善感甚至完全彻底地缺乏耐心。
在京都一个拥挤的角落，在一幢办公楼的顶上，在空调和天线当中竟有一个很小的传统神社，看起来就像从天上掉下来响应那些现代建筑对付不了的特别的内在需要。过去和现在在此处根本丝毫没有要融合为一体的迹象；它们只是相安无事地共同存在着，而且看来丝毫没有相互取长补短的可能性。
而在别处，各公寓的门前只能摆放雪松盆景，苔园也只能种在盆里从阳台上挂下来。我曾见过印有书法的浴帘，见过厨房门上装的障子。我曾用过餐的饭店向观光客提供不使用塑料再造品的“真正古雅的房间”。一家保险公司或是邮局屋顶的四角有时会文雅地向上翘起，以向德川时代的建筑风格致敬。
四条通，京都
不过这些本想超越庸俗模仿的努力的失败正表明了要想在一种现代形式中体现一种文化的传统特征是多么困难。障子并不一定能使一幢房子具有日本精神，同理，水泥和锈迹斑斑的黄铜也并不一定就不能。德川风格的真正后继者常常并不追求简单的形似：他们追求的相似更为微妙，端赖于比例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像紫式部最优秀的译者常常是那些对具体的文字处理采取极为自由态度的译家，因为他们知道，逐字逐句的转换反而极少能保留原汁原味。
9
我首先注意到位于伦敦曼彻斯特广场（最著名的古典主义广场之一）上的一幢新建筑中存在的某些转化上的难题。负责设计俯瞰广场西北边办公楼的建筑师正确地认识到对窗户的处理是与已经存在的那些建筑立面保持和谐的关键所在，并因此为他们的大楼设计了白色矩形窗框。
可是不幸的是，这些建筑师没有认识到古典主义的窗框之所以值得注意并非因为它们的颜色或形状，而是因为它们的细长以及蕴涵于其间的优雅——这些品质由于他们采用了由工字钢构造的古怪而且粗重的窗框而令人痛心地牺牲掉了。尽管他们真心诚意地希望尊重过去，他们却惊人地一上来就忽视了过去为什么值得尊敬的真实原因。如果他们完全照搬另一组窗户的设计——剑桥女王大厦立面上的窗户的话，结果会好得多。虽然那些窗框不是白的而是银黑色的，而且与其说是垂直的毋宁说是水平方向的，可它们跟那些位于显然更加令人尊敬的伦敦街区上的窗户相比，却显得更加富有真正的古典建筑的品质。真正的致敬极少让你一目了然。
GMW建筑事务所，曼彻斯特广场西北面，伦敦，2001
曼彻斯特广场东南面，十八世纪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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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现代日本建筑的成功范例——既能避免庸俗模仿又能恰当地与其地域和时代协和一致——应该是什么样子？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倒确实有过几次解答的尝试，不过不是日本，而且解答的方式也有点神神道道，仿佛是在暗示某些界线，它们以某种方式界定出客观、可知的个性，而建筑则应该对这些个性作出解读，然后再被动地予以反应。歌德在其《论德国建筑》（1772）中宣称德意志在“本质上”是个基督教国家，因此新德国建筑惟一合适的风格就是哥特式。每看到一个教堂，歌德写道，“一个德国人就该感谢上帝，因为他能够大声地宣称，‘这就是德意志的建筑，我们的建筑。’”
现代装束的古典主义：
迈克尔·霍普金斯，女王大厦，伊曼纽尔学院，剑桥，1995
可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曾经专有或被锁定于一种风格的先例。一个民族的建筑定位，就像更加广义的民族定位一样，并非全由其国土所决定。历史、文化、气候和地理等为建筑提供了众多可与之响应的可能的主题（或许没有豪斯登堡的建筑者所希望的那么宽泛，也不像歌德建议的那么局限）。如果我们不再将某些特定的风格认定为某些特定地域不可分割的产物，它就只构成对建筑技术的一种贡献，借助于它建筑师诱使我们透过他们的眼睛来看这个环境，并因此使他们的建筑成果显得合情合理。
因此，争论的焦点就并非在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风格应该就是什么，而在于它能够表现为什么。建筑师拥有选择的特权，可自由地选择当地精神中那些他乐于相信的侧面予以表现。比如说，虽绝大多数社会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暴力和混乱，我们却不乐意看到我们的建筑去反映这样的“时代精神”特色。还有，如果建筑师们完全抛弃现实，如同在个人事务中一样，我们也不喜欢在我们的建筑环境中存在假象。去创造那些丝毫不能反映我们占据主流的道德或理想的设计，我们也会感觉很不舒服。
于是，一幢恰当地符合语境逻辑的建筑就被限定为能够体现出其所处的时代与地域所拥有的最值得称羡的价值观与最高雄心的建筑作品——一幢可当作现实可行的理想之体现的建筑。
如此一来，这样一幢建筑就好比是同样语境下的一个令人景仰的原型人物了。奥斯卡·尼迈耶尔曾表达过他希望自己的建筑作品能够分享到这个时代最开明的巴西人的外观和态度：它们应该意识到这个国家殖民地历史的负担和特权，又不被这些东西所压倒，它们应该与现代技术共鸣，同时又应该保持一种健康的游戏心态和感官性。还有，他注意到，最重要的是它们应该表现出它们与巴西“白色沙滩，崇山峻岭——还有那晒得黝黑的美丽女性”之间的密切关联。
激发杰弗里·巴瓦在科伦坡市郊筑就议会岛建筑群的亦是类似的一幅当代理想化的斯里兰卡肖像。这组建筑是当地与国际，历史与现代的综合体，屋顶采用的是前殖民时期佛教圣地康提的寺院与皇宫的宝盖顶形式，而内部则成功地综合了僧伽罗、佛教和西方特色。巴瓦的建筑不但为国家的立法机关提供了一个家，而且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斯里兰卡公民理想的迷人形象。
巴西的理想，与这个国家的“白色沙滩，崇山峻岭——还有那晒得黝黑的美丽女性”协和共鸣：
奥斯卡·尼迈耶尔，库比契克宅，潘普拉，米纳斯吉拉斯，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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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东京和别的地方的一些民用建筑与日本伟大的传统建筑作品的内在抱负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协和共鸣。
日本这个民族建筑的美德——简单、有效、谦逊、优雅——在几幢乍一看跟历史毫无联系的建筑中得到了再现。只有经过细心查考，你才会意识到一种几乎跟古代房屋完全一致的感性气质，而这种气质却是完全在现代材料中体现出来的。
在东京的一条后街上，这样的一幢房屋向世界展现的只是一张默然的水泥面孔。钢制的大门通向一条窄径，窄径的尽头就是一个粉刷成白色的两层楼高的中庭，照明采用房顶磨砂玻璃的天窗散射进来的太阳光。虽说这是个家居环境，却具有一种宗教性建筑才惯常拥有的那种空寂与纯粹之感。这幢房子促使我们从喧嚣的尘世撤步抽身，推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一个精神避难所的禅宗信条，这并非为了逃避现实，而是藉此更加靠近居于其中心的某些内在真实。
“屋如其人”：
杰弗里·巴瓦，议会岛，科伦坡，1982
这幢房子没有看得见风景的窗户，也许如此方能助其住户看到真正需要细心体察的对象。从房顶泻下的光具有跟透过障子透出的光同样温和迂回的价值。建筑师已经认识到，而他的众多二流的同行却没有这种认识——这种照明效果已经不能再靠纸和木头达到，而通过一种更加耐用的方式比如采用磨砂玻璃窗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托了这些设计的福，整幢房子具有了一种超脱尘俗、冥想沉思的气质：进入其间就会感觉亲近到一个阴翳和朦胧的世界。下雨的时候，滴滴答答的水声从头顶传来，而磨砂玻璃却隔绝了落雨的乌云。这幢建筑真可以使你的思绪超然于物外，直窥入现象的本质。
手冢建筑事务所，重箱宅，世田谷区，东京，2004
另有一幢住宅，它的两翼由一个露天的中庭连接，这样即便是在冬季，为了从起居室走到卧室都须经过户外。它确实强化了西方人经常针对日本房屋的一种抱怨，即那种神秘兮兮的冰冷感，不过这幢住宅对保暖措施的漠视却远非意外所致，而是有意为之，以提醒其住户不要忘记他们跟自然的联系、他们对自然的依赖以及所有生灵均须和谐相处的禅宗思想。在隆冬季节，只需到厨房走一遭，就能学得关于人在一个更广大更强有力的宇宙中所处位置的简短而又辛辣的一课。而这个广大的自然世界是经由最为抽象的方式唤起你注意的，并非通过种满成熟植物样本的草坪，而是经由空气本身的温度、薄薄的一层苔藓还有三块精心布置的火山石传达出来的。
我所邂逅的这几幢了不起的现代住宅的家居设置通常也非常简单，以附和日本美学长期以来对空寂与素朴的推崇。日本中古朝臣鸭长明在其《方丈记》（1212）中描述了从多余的财产中脱身出来专注于聆听自己灵魂喃喃自语的大自由。结果就是简单的木制茅屋在日本的想象中获得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位置。安土桃山（1573—1614）与江户时代的大领主们每年都要匀出几个月时间在茅屋中度过，将他们的官府和城堡抛在脑后，为的是服从禅宗的洞见：精神的启蒙只能经由去除了烦琐装饰的生活才能获致。
还有其他几幢现代住宅也同样忠实于日本传统上对有缺憾的材质的喜爱。距东京几个小时车程的一幢度假小屋，其厚重的外墙是由粗糙生锈的铁板筑就的，上面覆满青苔和水渍。主人压根就不想把这些痕迹清除掉或者装一套排水管保护这些材质；没错，这里确实有一种眼看着自然侵蚀人造物品的存心的乐趣。那些历史悠久的茶馆出于同样的原因采用未经涂饰的天然原木，珍视岁月的流逝在木材上流下的光泽和痕迹，他们将其视作超越了世间万物的智慧的象征。谷崎润一郎在《阴翳礼赞》（1933）中试图解释他和他的国人为什么会觉得瑕疵是如此美丽：“我们发现其实难以真正喜欢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西方人喜欢用银质、钢质和镀镍的餐具，而且把它们擦得锃光瓦亮，可我们反对这种做法。虽说我们有时确实也用银质的茶壶、酒壶和酒杯，我们可是宁愿不去擦它们。相反，只有当这些器物表面的光泽褪去，当它们呈现出一种发黑的、烟熏一样的锈迹之后，我们才真正开始喜欢它们。”佛教的经文将不能容忍有缺憾的木、石与无法接受生存那天性固有的搓磨本质联系在一起。不像我们自身的挫折和衰落，同样的情形表现在建筑材料上却是不同寻常地优雅，原本的木、石，如今的水泥和木材，都会慢慢地带上岁月的痕迹，愈发尊贵。它们不会像玻璃那样歇斯底里地粉碎，不像纸张那样容易撕毁，而是带着一种忧郁、高贵的气质慢慢失去亮色。度假小屋那锈迹、水迹斑驳的外墙正是一个最为精雅的容器，其中怀抱的是人生无常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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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建筑风格成功的现代再阐释不单单能在美学层面上打动我们。它们也向我们显示出我们如何才能超越时代和疆域，在继承我们的先辈与地域传统的前提下融入现代与世界。
那些了不起的现代住宅很乐于承认它们的青春年少，光明正大地得益于先进的现代材料，不过它们也知道如何吸收它们传统世系中那些动人的主题，并因此能够疗治因这个残酷飞速变换的时代所造成的创伤。在并不对于它们宣称热爱的历史屈尊俯就的前提下，它们也向我们显示出我们如何能将过去值得珍视的部分与地域特色带入一个永不停息的全球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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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回来几个月后，我又进行了一次穿越荷兰之旅，并意识到荷兰人有时也会像日本人一样弄出些很不协调的大杂烩来。荷兰同样有众多建筑让人摸不着头脑，从中根本看不出在当下如何才能过一种充实的生活，而且虽说跟长崎的模仿版相比与其地域的关系要和谐得多，却同样跟时代格格不入。
不过从阿姆斯特丹往西到哈勒姆和海岸线的路上，我却邂逅了维支惠曾村的一个新建区域，这个新区的建筑成功地纠正了豪斯登堡荷兰村犯下的所有严重错误，因为它们不但兴建于本乡本土，而且使自己完美地适应于它们当前的这个世纪。
远看，这个村子很传统。房舍都是尖顶，而且也是按照典型的城郊排列方式建造的。只有近距离观察后，你才会注意到那些特别当代的格调：建筑侧面的角度非常锐利，仿佛在暗示一种对于它们这种原始形状的反讽或自觉。房顶覆的不是瓦片，而是由罗纹钢片制成，外墙也不是砖石砌就，而是混合了钢板和同样有罗纹图案的木料筑成。在这种传统形式与现代材料的结合中，你能感到过去与现代之间正在展开一场令人尊敬的对话。
瑞士山区一幢将新旧融为一体的建筑：
彼得·组姆托尔，古加仑宅，韦山姆，1994
这些住宅知道如何使自身适应现代荷兰的现实，同时又毫不声张地保持着它们的世系与血统。它们看似重造了典型的荷兰民居，却成功地既未屈从于怀旧，又绝没有忘本。
与地域及时代和谐一致：
S333建筑事务所，新区，维支惠曾，2004
·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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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巴黎第二区的一个小旅店里度过一个夏天，距老国家图书馆那冷冰冰的严肃领地只一箭之遥，我每天早上都要前去徒劳地为一本我希望写（却从未写成）的书查阅资料。那是市区一个很是活跃的部分，在厌倦了工作时——其实厌倦的时候占了大部分时间——我就经常在旅馆附近的一个小咖啡馆消磨时光，咖啡馆的名字像是源自一位导游的大名，叫“安托万咖啡馆”。安托万已经故去，不过他的小舅子贝特朗接手了咖啡馆，而且以非凡的兴致和魅力将其经营得有声有色。看起来好像每个人在一天中的某个时刻都会顺道过来坐坐。优雅的女士会在早上靠着柜台来杯咖啡抽根香烟。警察叔叔在那儿吃午饭，学生们在午后待在带篷的阳台里消磨时间，到了傍晚，这里就会挤满学者、政客、妓女、离了婚的男女以及观光客，调情、争吵、吃饭、抽烟外加打弹子球。结果，我虽说孤身一人寄居巴黎，而且经常好几天都几乎不跟任何人讲一句话，却从未感觉到在其他城市经常会产生的疏离感——比如说洛杉矶，我曾在两条高速公路之间的一个街区住过几个礼拜。那个夏天，就像之前和此后的无数人一样，我想象不出还有比永远在巴黎住下去更大的乐事了，就这么泡泡图书馆，遛遛大街，从“安托万咖啡馆”的一个边桌后头观察这个世界。
一个伟大城市的未来：
勒科比西埃，“另一个”巴黎的设计规划，1922
2
也因此，几年后，当我翻阅一本城市规划的插图书籍时才忍不住大感惊讶，原来就在我曾寄居的那个地区，包括我的旅店、那家咖啡馆、当地的洗衣店、售报亭，甚至国家图书馆，一度全都落入了一个规划区域，而二十世纪最有智慧最具影响的建筑大师之一一度想系统地全部将其炸毁并代之以一个点缀着十八幢六十层高的十字形高楼的巨大花园，楼高将与蒙玛特尔的低坡取齐。
这个明显是发了狂的计划不禁激起了我的兴趣。我翻到了一张勒科比西埃靠在他的设计模型上，面向一排当地的议员和商人侃侃而谈的照片。他头上既没有长角屁股上也没拖条尾巴。他显得既智慧又人道。只有在充分理解了一个理性之人是如何起意要摧毁半个巴黎市中心的，只有在对这个计划背后的志向产生同情并对其中的逻辑产生尊敬后，再开始嘲笑或者确信自己超越了这个关于城市未来的非凡创意，才算得上公道。
3
勒科比西埃草拟他的巴黎未来蓝图之际正是前所未有的城市危机出现之时。在整个快速发展的世界上，城市的规模正在爆炸性地扩张。1800年的巴黎有六十四万七千人口。而到了1910年已经膨胀到三百万，巴黎已经不堪重负。几年之内法国的大部分农民阶层已经集体决定放下手里的镰刀拥到城市中寻求更大的机会——这个过程造成了极大的环境与社会灾难。
在公寓住宅中，几个家庭挤在一个单间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1900年，在巴黎比较贫困的区域，一个厕所通常要供七十个住户之用。一个冷水龙头都成了奢侈品。工厂和车间就开在住宅区中间，肆意排放着浓烟和各种致命的排泄物。孩子们就在院子里的污物和垃圾堆里玩耍。经常爆发霍乱和肺结核的流行。街上不管白天黑夜都拥挤不堪。晚报上不断报道导致断肢的事故。一匹马在与一辆公共汽车相撞后，竟被歌剧院大街上的一根灯柱所刺穿，挂在了上面。关于二十世纪早期的城市风貌，再也没有比这个场景更生动的图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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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科比西埃深为这样的状况所震惊。“所有的城市都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他论道。“这个世界病了。”鉴于危机的规模和程度，最切中病根的猛药就是秩序了，建筑师哪还有心情顾虑什么副作用。毕竟，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不过是身患结核病的巴黎的代号。
摘自勒科比西埃，《明日之城及其规划》，1925
他的宣言包含在两本书中：《明日之城及其规划》（1925）和《辉煌的城市》（1933），号召跟过去一刀两断：“现存的中心必须推倒。为了自救，每个大城市都必须重建其中心区域。”为了避免过度拥挤，旧有的低层建筑必须被因钢筋混凝土技术的发展新近才成为可能的新兴建筑所取代，即：摩天大楼。“两千七百个人将共用一扇大门，”勒科比西埃赞叹道，他还继续想象更高的大楼，有的甚至能容纳四万人居住。当他首次参观纽约时，竟然对当地建筑的规模大失所望。“你们的摩天楼太小儿科了，”他对《国际先驱论坛报》一位大吃一惊的记者道。
可容纳四万人的摩天大楼：
摘自勒科比西埃，《明日之城及其规划》，1925
将城市向高处发展，将一次解决两个问题：过度拥挤与过度扩张。既然高层建筑为每个人都提供了足够的空间，那就不需要再将城市外扩、吞并周围的乡村了。可是勒科比西埃认为“我们必须消灭郊区”，他的这一论点既是基于他对城郊居民狭窄的精神视野的鄙视，同样也源自他对篱栅环绕的别墅建筑美学观的痛恨。在新型城市中，城市生活的乐趣将向所有人敞开。尽管人口密度达到每公顷一千人的程度，每个人却都能得以安居乐业。连门房都能拥有自己的书房，勒科比西埃补充道。
城市中还会有充足的绿地，而且城市用地的百分之五十将成为公园——为的是，照这位建筑师的说法，“一出家门就是运动场地。”而且，这个新型城市不单单是拥有公园，它本身就是个巨大的公园，巨大的高楼不过点缀在绿树之间。公寓大楼的楼顶将用作网球场和人造沙滩，你可以打打网球或是舒舒服服躺在上头晒太阳。
与此同时，勒科比西埃还几乎要废弃城市的街道：“我们的街道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街道本身就是个过时的概念。不该再有街道这样的东西存在于世了；我们须得创造取代它的东西。”他咄咄逼人地指出巴黎街道的设计起始于十六世纪中叶，那时候“有轮子的交通工具只有两种：要么是王后的马车，要么就是迪亚娜公主的马车。”他痛恨汽车和行人共用街道的传统做法，认为这毫无必要，因此他建议这两者应当分离。在那个新型城市中，居民将有专用的步行道，蜿蜒穿越树木和森林（“行人不会碰到一辆汽车，永远不会！”），而汽车将享受宽阔专用的高速公路，而且有平坦、弯转的立体交叉系统，保证驾车者不必为了行人的缘故减速慢行。
选自勒科比西埃，《辉煌的城市》，1933
在勒科比西埃眼中，纽约跟巴黎相比更是不合理城市的代表，因为它将摩天大楼这种属于未来的建筑嫁接到更适合中世纪布局的紧密的街道规划中。他在美国转了一圈后，建议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的美国东道们，曼哈顿应该彻底拆除，为一种新鲜而且更为“笛卡儿式”的城市设计让路。
将车辆和行人分离还不过是勒科比西埃完全彻底地重造新型城市生活的一个要素。所有的功能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比如，在住宅区中间将不再有工厂，因此孩子们在入睡时附近就再也不会有锻造钢铁的噪声影响他们入眠了。
那个新型的城市将是个绿色空间、清新空气、充足住房和遍地鲜花组成的大舞台——而且，按照《辉煌的城市》中一个标题所作的保证，不是为少数人独享，是“为我们所有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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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勒科比西埃当初的梦想推动下结出的果实却是现在环绕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的那些反乌托邦住宅，是片片荒地，观光客们在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都会半是恐惧半是不相信地把目光转开。乘坐横越英吉利海峡的海底列车进入最暴力最堕落的地方，会让我们意识到勒科比西埃关于建筑，或者更广义地说，关于人性都遗忘了些什么。
比如说，他忘了哪怕你那二六九九个邻居中只有几位决定开个派对或买把手枪就该是多么棘手的事儿。他忘了钢筋混凝土衬在灰色的天空下该是多么单调。他忘了如果有人在电梯里放了把火而你的家又在四十四楼该有多么尴尬。他还忘了，尽管我们对贫民窟有诸多不满，我们却根本不会在意里面的街道设置。我们喜欢那些能围绕我们形成连续不断的线条，并能令我们感觉在房间里与在露天一样安全的建筑。如果一片风景既非完全没有建筑又非建筑太过密集，而是散布着构不成角度和线条的高楼，总归感觉有些不对劲，这样的风景既剥夺了我们享受自然又剥夺了我们享受城市生活的真正乐趣。而且因为这样的环境不称人意，居民们恶意对抗这种环境的风险自然也就更大了，他们会跑到他们居住的高楼之间那些凹凸不平的土地上，朝轮胎撒尿，焚烧汽车，注射毒品——将他们人性中最黑暗的侧面统统发泄出来，而对此这片景色根本无力表示抗议。
勒科比西埃在急吼吼地忙着把汽车与行人彻底分离之际，也未曾洞见这两个貌似对立的力量之间存在的奇异的依存关系。他忘了如果没有了行人迫使它们减速，汽车只会开得太快，直到害死驾车的人为止，而如果没有了汽车盯着行人，行人只会自觉非常孤单脆弱。我们之所以欣赏纽约，正在于交通和人群已经被迫形成了一种困难却卓有成果的联合。
如果一个城市的布局太过理性和条理，不同的功能（居住地、购物中心、图书馆）分割得太过分明，中间隔开很大的距离，只由高速公路相连，那就会剥夺其居民很多意外发现的乐趣，而且等于预先设定我们从某地到某地必是先有了不可动摇的目的才动身的。可事实上，尽管我们可能表面上是去图书馆查资料，我们仍然很高兴在路上看到鱼贩子将它们那些暴眼睛像是惊呆了的猎物摆放在冰块上，看到工人把印花沙发往公寓楼里抬，看到树叶迎着春阳展开它嫩绿的手心，或是一位栗色秀发戴眼睛的女孩在一个汽车站读一本书。
增添了商店和办公楼的同时也为原本惰性十足的住宅区增添了某种兴奋的刺激。即便是跟商店最不经意的接触也会为我们注入一种我们并不总能全靠自我创造出来的活力。凌晨三点孤零零懵懂懂地醒来时，我们可以看看窗外，从街对面某家店铺仍在闪烁的霓虹中寻到安慰，它们标示的是瓶装啤酒或二十四小时供应的比萨广告，它们以其特殊的方式在这个偏执狂一般的凌晨时分唤起一种令人欣慰的人类的在场感。
所有这一切，勒科比西埃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建筑师经常这么健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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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于要理解我们的需要并将其转化为毫不含混的建筑语汇本身即存在难度，由此造成的疏忽也在所难免。当一个房间明暗适宜，一架楼梯上下方便时，要赏识它们的好处自是不难，可要将这种舒适的直觉感受转化为一种探求其之所以舒适的逻辑的理解那就实属不易了。设计就意味着强迫自己忘却我们确信已然知道的事实，而去耐心地剥离出隐藏在我们这些习惯性思维方式背后的心理机制，并充分认可其神秘性，承认在诸如关灯或开水龙头这样的日常事务背后那令人目瞪口呆的复杂性。
这也就难怪竟有那么多建筑令人难过地证明了自我认识的艰巨性了。难怪那么多房间和城市，其设计师都未能将他们对于自身需要的无意识的理解体现为明确可靠的形式以满足他人之需了。
我们的行为充满了怪癖，经常会突发其想而且剑走偏锋。与其歪在房间中央柔软的扶手椅上，我们倒可能觉得在靠墙的硬木凳上坐一会反而更舒服。我们会对景观设计师专为我们修建的小径视而不见，特意去抄我们自己的小道——正像我们的孩子可能觉得在一个停车场的通风井里玩要比在特意修建的游乐场里更开心一样。
我们的设计屡屡出错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满足感是由微妙而又意想不到的细丝织就的。我们的椅子单单能舒服地把我们托住还远远不够；它们还应该额外为我们提供一种我们的后背受到遮挡的感觉，仿佛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在逃避一种继承自祖先的对食肉动物的袭击的恐惧。当我们走近大门时，我们喜欢门前能有一道小门槛，有一道栏杆，一个天篷或是一排简单的鲜花甚至石头——这些特征能够帮助我们划分出公共和私人空间的过度并以此安抚进入或离开一幢房子的焦虑不安。
就算是设计方面忽略了很多微妙的细节特征，我们通常也不会由此而长期忍受痛苦；只是我们就得被迫加倍努力才能克服我们的慌张与阵阵的不安感觉。然而如果有人问我们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又很可能不知道该如何将我们周围环境中的有害特征用语言表达出来。我们可能会求助于神秘兮兮的表达方式，诉说沙发与地毯之间搭配得很不吉利，大门产生的不祥磁场或是窗户散发出来的格格不入的能量——不这么说就很难解释清楚我们愤怒的原因。虽说我们对环境的感觉绝非不可理喻，可也不难看出我们为什么会求助于宗教性的上层建筑以求框定我们那些很难描述的不适感。
不过，所有这些不适感归根结底也没什么玄妙的，不过是环境没有成功地与我们的感情形成共鸣，是由于建筑师忘记了对人类精神的怪癖给予足够的尊重，他们任由自己被“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样子”这种过于简单化的想象牵着鼻子走，而不去顾及“我们原本是什么样子”这一错综复杂的事实。
7
建筑师不能创造出适宜的环境正可以映射出我们在自己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亦无力寻到幸福的状况。坏的建筑归根结底不但是设计的失败，亦是心理的失败。它不过是通过建筑材料表现出来的一个例证。同样的倾向如果放在别的领域将导致我们入错行，嫁错郎，或订错了假期：这种倾向未能理解我们到底是谁，到底什么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在建筑领域中，正如在众多的其他领域，我们总是力求为我们的困境寻找出路，结果却总是堕入陈腐的老套。在本该悲伤的时候我们却很愤怒，在本该为古老的街道引入适合的卫生设施与照明系统的时候却把老街给拆了。我们根本就没能领会我们为什么痛苦，同时却徒劳地想抓住幸福的根源。
相反，我们称之为美的那些所在正是由极少数的建筑师满怀谦卑，充分地质疑与审视自己意欲将其对于快乐稍纵即逝的理解转化为具有逻辑性的规划的热望与执拗之后创造出来的作品——这种综合之后的结果使他们创造出的环境能够满足我们那些从未明确意识到的需要。
六、土地的承诺
城镇外面的一块土地。在几百万年的岁月中，它一直沉睡在冰层的覆盖之下。然后，一群长着明显下颌的人在此安顿下来，生起了火，在一块石头底座上，向奇怪的神祇奉献应时的动物牺牲。几千年又倏忽逝去。发明了犁，开始播种小麦和大麦。这块土地先是由僧侣拥有，然后是国王，再然后是商人，最后是个农民，政府付给他一笔慷慨的资助，作为将这片土地改造为一片五彩斑斓的金凤花、牛眼菊和红三叶草草地的补偿。
这片土地已然频遭变故。战时一架德国轰炸机因严重偏离目标曾在它上空飞过。孩子们打断了长途驾车旅行，在它边上呕吐。人们在傍晚躺在这片土地上，猜测头顶上的光是星星还是卫星。鸟类学家穿着米灰色的短袜踏遍这片土地找出一窝窝黑色红尾鸲。两对挪威夫妇骑自行车环游英伦诸岛的途中在这儿露营过一夜，他们在帐篷里唱“安娜·克努茨多特”和“在群山峻岭之间”[1]。狐狸四处查看。老鼠四处探险。小虫子把脑袋垂下。
可是属于这片土地的时间已经到了头。那片长满蒲公英的地方将成为24号的卧室。几米开外的虞美人丛将是25号的车库，还有，白色的剪秋萝丛将是25号的餐厅，一个尚未出生的人将来有一天会在那里跟他或她的父母争吵。在灌木树篱上面将是个孩子的房间，这房间的草图正由高速公路旁工业区内一间装有空调设备的办公室里的女性用电脑勾画着。一个在地球另一边机场里的男人将会思念他的家人，想起他的家，他家的地基就打在如今躺着一个水洼的地方。大科斯比村将尽其所能展现它的历史和必然性，将再也不会有人说起红尾鸲、野餐或回响着“在群山峻岭之间”歌声的漫长夏夜。
[1] 两者都是挪威家喻户晓的民歌。——译者
2
新房屋的建筑是典型的亵渎神圣的同义词，由此产生的街坊四邻也绝对没有它们所取代的乡村景色优美。
这个结果虽说苦涩，我们还是照常规听天由命地被动接受了。我们的默许源自建筑物仅以其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可获致的权威。它们的规模与坚固，它们的毫无来由，清除它们的困难和糜费，都使它们像一面丑陋的崖壁或一座小山一样具有了不可挑战的信心。
因此，我们也就控制自己不向一座公寓大楼、新建的过时村庄或是河畔大厦提出那个最基本也最令人气愤的政治问题：“到底是谁干的？”然而你如果调查建筑兴建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这些不幸的案例归根结底并不能归咎于上帝之手，或归咎于任何不可动摇的经济或政治必然性，也不能归因于买家不容改易的愿望或出于人类更深的腐化堕落，其归根结底的原因在于缺乏雄心、无知愚昧、贪心不足与全属凑巧的混同一气。
一个毁了十平方英里的乡野的开发区不过是少数几个既非特别罪孽深重又算不得恶意狠毒之人的杰作。他们可能就叫德里克或马尔科姆，休伯特或施格鲁，他们可能热爱高尔夫或动物，可是，在几个星期之内，他们就能将计划付诸实施，将一片已经有三百年或更加历史悠久的景色从根本上毁掉。
同样陈腐的想法如果表现在文学领域，至多产生几本语无伦次的坏书或冗长乏味的剧本，可是应用于建筑领域，则会留下从外太空都能看得到的伤痕。坏建筑就是一个大写的凝固的错误。不过也仅只是个错误，而且，尽管其外表的形成伴随着无数脚手架、混凝土、噪音、金钱和大夸海口，它同样像生活中其他任何领域中犯下的愚蠢错误一样不值得我们任何额外的尊重。就像对待不公平的法律或胡说八道的论点一样，我们也丝毫不该受到平庸建筑的胁迫。
对于该建什么我们应该恢复一种多变的柔韧感觉。没有什么既定的脚本来指导推土机或起重机的方向。在痛惜已经丧失了那么多机会的同时，我们仍然毫无理由放弃一个信念：我们一直都有可能将我们的环境塑造得更加美好。
3
伦敦的很多部分变得如此丑陋当然并没有什么天生注定的原因。1666年9月，在伦敦大火几乎将整个城市烧成白地之后，克里斯托弗·雷恩向查理二世呈上了重建首都的规划，规划中包括了林阴大道和广场、城市景观和对称的大街，还有一套与之相配的道路系统以及适合的河边地段。伦敦为何不能有类似巴黎和罗马的荣光？它也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欧洲城市，而不是像后来的洛杉矶和墨西哥城那种随意蔓生的城市。
克里斯托弗·雷恩，《伦敦城市规划平面图》，1666
查理二世大为赞赏雷恩城市规划的优美和睿智。可是如何实施这一规划可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他没有绝对的权力，必须提交市议会审议，而市议会又是由商人把持的，他们只关心他们的税收收入并处心积虑地想调停他们中间互不相让的财产权。雷恩的规划由一个议会指定的委员会负责评估，结果被判定为过于复杂。保守主义和畏首畏尾占了上风，到了次年二月，这个计划彻底破产，雷恩的林阴大道成了白日梦，伦敦自身完全被商人的利益所掌控，他们都不甘心在一年的利润中损失一个银币，却高高兴兴地迫使首都在三个多世纪里都沦为劣等城市。
4
当我们查阅伦敦郊区的旧地图时，会发现坏建筑的偶然性本质同样显而易见，因为现如今连绵数英里杂乱不堪的地区曾经是大片果园和露天草地。白城曾经有农场而威尔斯登交叉口曾有过苹果树。形象丑陋的谢泼德丛林区和哈勒斯登如今占据的地段曾一度有无限的可能性，这里本可以兴建堪与巴思与爱丁堡相媲美的街道。
这种说法听起来或许显得有点自吹自擂，这只是因为我们不愿去设想在一块从未发生过重要事件（只缓慢地孕育出野苹果树）的普通土地上，竟有可能建成世上最伟大的城市建筑之一——另一幢皇家新月大厦或另一个夏洛特广场。我们易于陷入种种不合逻辑的假设，这些假设使我们无法苛求我们的建筑师：我们假设人造之美预先注定只能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特定部分，别的地方一概无份；假设城市的杰作是那些根本上不同于我们、比我们更加伟大的人民创造的；假设优良的建筑跟总是取代了其位置的丑陋建筑相比肯定糜费无度。
可事实上，在老约翰·伍德来到巴思和詹姆斯·克里格带着他的新城规划来到爱丁堡之前，不论是巴思的小山还是爱丁堡旧城中心上面靠近沼泽遍布的“北湖”的土地，都毫无出众之处。都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块块土地，上面只有野草、羊群、雏菊、树木，爱丁堡那儿还有一群群的毒蚊子。为了免得我们把假设命定要伟大的焦点从地方转移到人身上，我们应该赶紧指出伍德和克里格虽既富有想象力又绝对不屈不挠，却都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天才。他们建造的宜居的广场、花园和大街所遵循的都是些世代广为流传的原则。不过这两个人的胸中都燃烧着要将传奇式的城市变为现实的渴望，他们要创造新的雅典或耶路撒冷，而且他们的雄心壮志赋予了他们充分的信心，这才克服了困难重重的实际挑战，最终将原野化为了迷人的街道。自认天降大任于自身，自觉生逢其时自然也会导致目空一切和误入歧途，不过它同样也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因而绝非徒劳无益的保证，美只有藉此才有机会最终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