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用也不能成其为借口。虽说巴思的新月楼和爱丁堡的新城建得并不便宜，我们却不能把缺乏灵感怪到贫穷上头，认为预算紧张自然造成建筑丑陋——往利雅得富裕的郊区和锡耶纳那些店铺掌柜的家里走一圈，就能马上而且深切地明白这一点。
谢泼德丛林区的承诺：
约翰·罗克，《伦敦与乡村十英里方圆略图》，1946
据说伟大的城市已经不可能在现代建成了，因为不具备必要的基金，勒科比西埃听腻了这种老生常谈，于是辛辣地反问道：“难道是我们的建筑方法不具备？路易十四时代使用鹤嘴锄和铁锨都做到了……奥斯曼时代的装备也同样简陋；铁锨、鹤嘴锄、四轮马车、独轮手推车，前机械时代每个种族使用的最简单的工具。”我们的起重机、挖掘机、能快速干燥的水泥和焊接机使我们失去了任何借口，只能归咎于我们自己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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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那块注定受到摧毁的土地上要造什么样的房子，你就会获赠一本印制精美的市场推广小册子，展示出五种不同的房型，每一种还都以一个英国君王命名。伊丽莎白二世夸耀其铬合金的门把手和一个不锈钢的烤箱；乔治五世有一个用玻璃纤维作房梁的餐厅和一个“新艺术与工艺”风格的屋顶；而亨利八世则不可避免地忠于新都铎式风格。
如果我们把这本雅致的推介材料翻了个遍之后，仍然对这些建筑的外观有所疑问，这位地产开发商就差不多肯定会援引熟极而流而且显然战无不胜的论点予以报复了：这样的房子一直以来都卖得飞快而且销量巨大。我们将得到严厉的提醒，嘲笑他们的设计就等同于忽视商业逻辑并试图否定他人拥有属于自己的趣味的民主权利，那么我们也就等于是跟我们文明的两个最具权威性的概念——金钱和自由对着干了。
不过这样的辩称也不是没有漏洞。其中的可商榷之处在我飞往日本，在前往豪斯登堡和传统日式旅店的途中渐渐清晰起来。我因为被嵌在一个靠窗的位置，没办法睡觉，窗外的北极圈又闪烁着一种明亮的绿色，所以只得转而阅读一本由美国日本文学专家唐纳德·基恩写的书：《日本文学的乐趣》（1988）。
基恩论述道，日本人对美的感觉历来与西方人南辕北辙：他们喜爱不规则胜于对称，喜爱无常胜于永恒，简单胜于华丽。而且究其原因，跟气候或遗传毫无关系，基恩补充道，完全是一直以来参与形成这个民族美学观的作家、画家以及理论家实际行动的结果。
这可是与我们各自天生就秉承相应的美学观这样的浪漫主义观念完全相反，看来我们的视觉和情感功能实际上不断地需要外界的导引，以帮助它们决定它们应该注意什么、欣赏什么。“文化”这个词儿是用来称呼帮助我们确定在众多感受中我们该选择、珍视哪些感受的那种力量的。
在日本中古时期，诗人和禅宗僧侣引导日本人去关注的那些世界的层面，极少成为西方公众关注的对象，对此他们要么完全忽略要么只是偶然才会注意到：樱花、变形的陶器、倾斜的砾石路、青苔、雨打树叶、秋日晴空、屋瓦和天然的木质。于是专门出现了一个词：“闲寂”，西方语言中没有与之直接对应的词汇，它界定的是一种谦逊、简单、未加润饰以及短暂易逝的事物所具有的美。独自一人在林间茅屋中听一夜雨声是享受“闲寂”。在不成套的旧陶器中，在普通的水桶中，在有污迹的墙上，在饱经风霜生有青苔和地衣的粗糙石头上，都有这种“闲寂”之美。而最“闲寂”的颜色当属灰、黑和褐色。
有意识地浸淫于日本美学中，养成一种对其特殊气氛的同情，这样一来如果某天在一个陶器博物馆里碰上了比如说出自大画家本阿弥光悦之手的传统茶碗，我们就会有所准备了。我们就不至于将这样的展品视作未成型的材质做的什么莫名其妙的玩意儿，而如果没有六百年来对“闲寂”之美沉思默想的传统，我们极有可能会这么想。我们将会学着欣赏一种我们原本视而不见的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揭穿那个过分简单化了的观念，这一观念又被那些人造大厦的承办商进一步强化，即一个人眼下认为什么是美的，也就等于划定了他或她终生喜爱的所有事物的范围。
从我们此前视而不见的事物中看出美来：
本阿弥光悦（1558—1637），茶碗
1900年，日本小说家夏目漱石曾旅居英伦，他有些吃惊地注意到他认为美的东西却绝少能打动当地人：“我曾因为邀某人赏雪受到嘲笑。另一回我描述了一番日本人的情感受月亮的影响有多深，而听者只感觉莫名其妙……我受邀去苏格兰，住在一幢宏丽的宅邸中。有一天，主人和我到花园里散步，我注意到林木之间的那些小径都厚厚地生了层青苔。我有意恭维一下，就说这些小径看来多么沧桑华美。而我的主人却回说他正打算找个园丁把这些青苔全都铲干净。”
自然，西方人偶尔也会觉得粗糙的陶器很美，或是喜欢青苔的蔓生。不过生在一种推崇帕拉弟奥式别墅和代尔夫特精陶的文化中，你却很难为这类的趣味摇旗呐喊。当我们试图赞美某种我们缺乏合适的词汇予以描述的现象时，经常被嘲笑得哑口无言。我们会赶在别人之前先自我审查一番。我们甚至都可能没注意到我们已然扼杀了我们自己的好奇，正如在找到乐于倾听的听众之前我们都忘了自己还有话要说。
尽管我们会嘲笑那些为了赢得尊敬而谎称热爱某种美学趣味的人，可是相反的倾向却更加要不得，即为了不显得与众不同而压制我们真实的激情。比如，我们可能会对我们热爱水仙花这件事守口如瓶，直到在华兹华斯的诗中读到对水仙花的赞美，或者压抑我们对庄严、具有仪式化之美的雪景的喜爱，直到这种行为的价值得到夏目漱石的肯定。
是书籍、诗歌和绘画经常赋予我们信心，从我们自身汲取严肃的情感，否则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正视这些情感。当奥斯卡·王尔德以嘲弄的口气说，在惠斯勒开始描摹泰晤士河前伦敦根本就没有雾时，他指的正是这一现象。同理，在日本僧侣和诗人开始书写破石块之美前，这些石块想必也没有什么美丽可言。
那位地产开发商对于既存趣味的自发性辩辞从根本上讲，即否认人类有爱上他们此前未予注意的事物的可能。可是即便它在玩弄自由的话语时，这一断语也压制了这样一个事实：要想做出正确的选择，你也必须知道都有什么可选的。
我们下次在考虑选择住宅区时应该记取苔园与粗制陶器的教训。我们应该自由地去想象，只要新的风格摆在面前，只要我们的词汇表中增添了新的词汇，就能由此引出多少新型的趣味。一系列迄今为止一直忽略了的材料和样式将展现出它们的品质，而且既定的现状再也无法将自己装扮为事物的天性和永恒秩序的体现了。
在正确地认识了建筑真正的范围之后，原本想购买一幢红砖新都铎式住宅的买主可能会超越他们原本的打算。有几位甚至可能会出乎他们本人预料地对天然粗糙的“闲寂”风格的水泥匣子产生兴趣，通过一番美学教育历程后，他们已然学会了欣赏它们的美德，培养出一种全新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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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我们因想当然地认为要造成一种真正的趣味革命需要具备太多条件而陷于绝望，我们可以提醒自己先前已经完成的那些美学革命借用的手段是何其普通。
少数几幢建筑和一本书通常就能提供足够他者仿效的榜样。尼采观察到，被誉为伟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动和展开实际上只不过是大约百余人的努力造就的，而我们在想象中会认为不定有多少人在其中扮演过角色呢。而与之相关的被教科书称为“古典主义再生”的革新，其赖以成功的推动者则更少：只有一幢建筑，即布鲁内莱斯基的佛罗伦萨育婴院，外加一篇论著，即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的《建筑十书》（1452），就足以将一种全新的感受力推广到全世界。仅靠一卷书，即科伦·坎贝尔的《大不列颠的维特鲁威》（1715），帕拉弟奥风格就已经在英伦大地上遍地开花，而勒科比西埃《走向新建筑》（1923）那薄薄两百页的一本书就决定了二十世纪的大多数建筑环境。某些特定建筑——施罗德宅，法恩斯沃斯宅，加利福尼亚个案研究所——所具有的影响绝对无法以其自身的规模或造价计。
学习欣赏天然混凝土的粗糙魅力：
马尔特-马尔特建筑事务所，住宅，沃拉尔贝格，1999
在所有这些构造学的变迁中，那些最初推动者所具有的坚忍不拔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伟大的建筑革新家绝对是集艺术与实际于一身的综合体。他们懂得如何描绘与思考，也知道如何哄骗、迷惑、威吓以及跟他们的客户和政客玩漫长、耐心、审慎的游戏。因为专制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勒科比西埃并非头一个满怀遗憾注意到这一点的建筑师），我们无法再像路易十四那样，只需挥挥手，建筑就会像小孩子玩的积木那样听从指挥。
在一个更加集体、民主的时代，建筑师必得逼着自己成为委员会会议的艺术家，成为像查尔斯·霍尔顿那样的人物，他（跟弗兰克·佩克一道）设法劝说本能地反对严肃建筑的英国政府为他们设计的几个伦敦城郊地铁线路的车站杰作开了方便之门。正如勒科比西埃精明地指出的：“我们必须牢记，城市的命运是由市政厅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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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筑提出的最严厉的控诉莫过于我们在推土机到达时所感受到的悲哀了，因为相对于痛恨开发这个概念本身，我们的悲哀更多地因我们对将要建成的建筑的嫌恶而起。
专制主义对建筑的好处：
R·博纳尔创作的版画：路易十四在1672年下令修建荣军院的建筑，勒科比西埃在《明日之城及其规划》中复制，1925：“他可以说，‘我们希望这样。’或‘我们乐于这样。’”
当一帮帮建筑工人抵达并划出巴思的新月大厦或爱丁堡的新城轮廓时，当他们披荆斩棘开出路来并将测量绳钉入地下时，恐怕没有人会为迫近的破坏流下泪来。虽说在将变为住宅区街道的地方总会夷平几株古老高贵的大树，虽说斧锯和锨铲难免会毁掉狐狸的洞穴和知更鸟的鸟巢，为之难过的也不过是这些原有的住户，而且转瞬即逝，因为将在它们的地盘上实现的规划将远胜过这点损失。取代雏菊地的圣詹姆斯广场绝对不辱使命，卡尔顿山所具有的美也绝非一棵大树敢与争锋，而皇家新月大厦所具有的安详也没有一条小溪可与媲美。正如威廉·莫里斯指出的，如果我们在威尼斯建城的初期就住在那儿，眼看着泻湖的沼泽——这种黏糊糊的泥沼如今在威尼斯的边界仍能看到——被变为街道和运河，“当一个个小岛在上面建成时，我们本该感到不满的，可是却没有。”莫里斯还想，当我们眼看着“牛津从早期的奥森尼向北扩展……看着那些伟大的学院和尊贵的教堂年复一年被牛津河畔越来越多的绿草和鲜花所环抱”时，我们应该也不会过于感伤。
我们对脚下的土地负有义务，我们建造的房屋决不能劣于它们所取代的那片处女地。我们对小虫子和树木负有义务，我们用以覆盖了它们的建筑一定要成为最高等而且最睿智的种种幸福的许诺。
“当一个个小岛在上面建成时，我们本该感到不满的，可是却没有”：
环威尼斯的泻湖
乔凡尼与巴尔托洛梅奥·博昂，卡多洛金屋艺术馆，威尼斯，1430
致谢
作者和出版社对善意地为此书提供图片资料的机构和个人表示感谢。我们尽力联系了所有版权持有人，但如果仍有任何错误或遗漏，作者和出版社愿意在此书以后的任何版本中加入适当的感谢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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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幸福的建筑》是英伦才子作家阿兰·德波顿2006年出版的新书。拙译的中文版已经摆在这里，本不必再啰嗦什么，不过在翻译过程中有一种愈来愈强的感受，不吐不快，想跟读者交代一声。这绝非一本《西方建筑××讲》或是《××家居廊》，也不是一本教科书式的西方建筑史，或教你如何欣赏建筑的鉴赏手册，更不是你可以拿来指导你新家装修的实用指南。德波顿的雄心或者说野心绝不止于此。他是个真正意义上的才子和通才，在此之前，他已经用自己的著作打通了诸多领域：爱情、文学、哲学、旅行、人对自己的认识等等。经过数年的准备，他终于开讲建筑了，而一旦涉足这一领域，他就想通过自己的博识和深思一举解决这个领域的根本问题，即建筑对人到底有何重要意义，跟人的幸福又有什么相干？枝节的、知识性或技术性的问题只有在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之后才能找到自己的合法性、具备自身的重要性，所以他根本不会或者说不屑纠缠于这些问题。因此，他从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深度来探讨人为什么需要建筑，为什么认为某种建筑是美的，为什么这种对于建筑美的认识会改变；归根结底建筑与人的幸福到底有什么关联。德波顿毫不回避这些最根本最难缠的问题，他以自己的睿智和学识勇敢地一一做出了解答。他探讨建筑问题的角度与做出的解答会整个颠覆你日常接受的那些有关建筑的陈词滥调，会促使你从根本上改变对建筑，进而对人生和幸福的既定态度与追求。
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04年4月推出的“德波顿作品系列”囊括了当时这位才子作家的全部作品，并于2004年5月邀请作者访华。当时译者作为陪同之一，在各项活动间隙跟德波顿也有过一些交流。不过英伦才子是真正的英国绅士，“nice”得不得了，事后想想，恐怕他当时的很多话都不过是客气，当不得真的。我曾没话找话问起他以后的写作计划，他说打算写一本有关建筑的书，我于是继续没话找话问他对上海和北京（我们出版社的同事曾带他看过了紫禁城）的建筑做何评价，他回答挺喜欢上海现代化的高楼（他指名要住金贸大厦的君悦酒店），然后话锋一转说他很不喜欢伦敦二战后建的很多廉价丑陋的房屋。如今终于读到他论建筑的书后才明白他当初根本就“不过是客气”，他根本就不喜欢如今这些毫无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水泥森林。译完全书后我还曾心生一点小遗憾：他怎么在书中对中国之行中看到的中国建筑不置一词呢？再一想，他一是行程太过匆忙，来不及细细考量周遭的建筑细节，再则，显见的也是他对如今的中国建筑（起码是）不太满意吧。跟我客气一句没什么，像“立言”这样的大事哪能随便敷衍？而且，德波顿特意为中译本写了序言，也算正式有了个交代。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心的读者在读过他这本建筑专论后，自然会大为提高自己对建筑的鉴别品位，自然会对周遭的建筑和环境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倒是这本并不以“实用”为目的的著作自然而然的实用副产品了。
才子文章渊而且博，旁征博引，体大思精，多的是优雅严密的英文长句，中文的翻译是否妥帖尚祈读书界方家批评指正。
冯涛
2006年岁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