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洛尼亚的红窗帘（出版书）》
作者：[英]约翰·伯格
译者：郑远涛
内容简介：
本书记录了作者和他父亲大哥之间的故事，关于记忆、食物、绘画、一个可爱的叔叔和博洛尼亚不可思议的美，字里行间都是怀念与深沉的爱。
“这是个不太可能的城市，博洛尼亚——就像一个你在死后也许会行过的地方。”
我应该起笔于我如何爱他，以什么方式，到什么程度，怀着什么样的不懂。
埃德加是我父亲的大哥，在他出生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维多利亚女王刚加冕成为印度女皇。他刚搬来跟我们同住的时候，我十岁左右，他五十好几。然而在我心中他没有年龄。不是没有变化，也绝非永生，这没有年龄，是因为不曾锚定于任何时期，往昔或将来。因此，童年的我，可以平等地爱他。我是那么做的。
以我成长年代的标准，他是个失败的人。手头拮据，没有结婚，不修边幅，显然也胸无大志。他在南克罗伊登[1]开了一家规模很小的职业介绍所。他的热情主要在于写信（还有收信）。他写信给笔友、远房亲属、陌生人、旅途中的萍水相识。在他的梳妆台上永远搁着一册邮票。他对世界的了解或推断使我着迷。青春期的我喜欢他与众不同的憧憬，他落魄而极致的执着。
他和我很少拥抱或触碰彼此的身体，我们最亲密的联系在于互赠礼物。三十年间，我们的礼物依从着一条默契的不成文规矩：任何礼物都要小，不同寻常，并能够回应心中知道的对方的某一种兴趣。
随意罗列一部分我们互赠的礼物。
一柄开启信封的小刀
一袋布列塔尼酥饼
一张冰岛地图
一副摩托车护目镜
一册平装本的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一打半惠特斯特布尔生蚝
一部狄更斯传
满满一火柴盒的埃及沙粒
一瓶龙舌兰酒——来自墨西哥的沙漠白兰地
还有（这时他在医院里快要死了）一条闪亮抢眼的丝绸宽领带，我把它系到他的法兰绒条纹睡衣外套的领口上，一边呵呵笑着，未曾号哭。他也知道我为什么笑。
我爱他，也由于他的从容淡定。他相信从总体和原则而言，美好盛世在于未来。这信仰在二十世纪很难延续，除非人闭上眼睛。他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三副眼镜——镜片个个不同。他验看一切。他一九七二年去世。
他是我遇见过的最安分守己的人，还是最执着而独立的人？也许两样都是。他永远不在你预料他会在的地方。
他练习佩尔曼记忆术[2]和世界语，是和平主义者。代步工具是一辆样子古板的直立式单车，后部有行李架，上面绑着他从东克罗伊登公共图书馆换来或借来的书籍。他有三张这座图书馆的借阅证，随时可以调出十来本书。
骑上单车前，他先扣上两个绑腿夹，在刚过脚踝的地方扎住裤管。这使他看上去有点儿像印度人，尽管他的肤色很白——令人联想到法国人所谓牛奶面包的那种肤色，于男子而言也分外柔软。他没有驾驶证，虽然他三十岁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上开过两年救护车。
每次和他并肩的时候——不论是比喻义还是实际意义上的——我都感到心安。他常常说，时间会证明的。他语气中有点儿什么使我设想，时间终究会证明那些我俩高兴听说的事情。
写信之外，他还热爱旅行。那时候旅行的人不少，但是观光业尚未出现。旅行者，不论富有还是俭朴，都自己计划行程。他是个俭朴的、持久不断的旅行者。他相信旅行能开阔心胸。在他阅读的大量传记之中，我记得有一本是成立了第一家旅行社的托马斯·库克的传记。另一本是柏辽兹传，在我伯父看来，他的音乐是最杰出的[3]旅行音乐。当然[4]。用上法语和意大利语（这比较少）词组的时候，他会露出一种自豪的微笑。
在我们家的餐室早早吃毕晚餐，他总是回到楼上自己的小卧室里读书，常常读到凌晨。那个房间不足欧陆火车卧铺单间的两倍大小，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部打字机，他用两只手指在上面敲出信件和想法。大多数晚上，孩提和少年时的我会进去跟他道晚安，而我常常有个印象，觉得我们至少有三个人身处那个仅有一把直背椅（讨论时我总是坐在床上）的房间。那第三人，要么是他当时所读书本的作者，要么是书里他最喜爱的一个人物。就在那个拥挤的房间，我领会到印刷文字在阅读之际可以召唤出一个真人，如在身边。
伯父读的书大多关乎他计划的下次旅行，不然就是他刚结束的旅行。一年年过去，他已踏足爱尔兰、挪威、俄罗斯、丹麦、印度。（也许我夸张了，也许其中的一两次旅程，仅仅是我们在他的南克罗伊登办公室里低声交谈时计划过而已。）他也确实到过埃及、格陵兰岛和意大利。
他去南方研究历史，去北方（他更喜欢北方）跟大自然融为一体。
在意大利，他发现我们家的两个表亲，两人都在罗马教音乐。游历佛罗伦萨之前，他读了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花了好几个星期来详细计划每日的参观行程以及次序。定下计划，执行计划。后来，他对博洛尼亚这座城市着了迷。
这时我已经在上美术学校，便向他提起博洛尼亚是莫兰迪的城市。话刚出口，我就灵机一动：他和莫兰迪两人即使对调鞋子穿，也会浑然不觉有差别！他们都没有结婚，都在不同时期和一个未嫁的姐妹同住。他们的鼻子和嘴有同样的表情，在寻求一种无关肉体的亲密。他们都喜欢独自漫步，行走时始终对目光所遇保持好奇。两人的不同在于，莫兰迪是个孜孜矻矻的大艺术家，而我伯父不是，他是个热情洋溢的写信人。
这些话任何一点讲出来都很无礼，所以我只反复说了一句话：他去博洛尼亚时应该看看莫兰迪的画。
莫兰迪，他是个非常安静的人，伯父回来后告诉我。
什么意思？他已经死了，去年死的。
我知道。我只看了他画的瓶瓶罐罐、贝壳、花卉。非常细致，非常安静。他本来也可以当个建筑师，你不觉得吗？
是的，建筑师。
裁缝也行！
嗯，裁缝。你喜欢那城市吗？
它是红的，我从没见过博洛尼亚那样的红。啊！假使我们能明白那种红的秘密……它是一个让人想重返的城市，下回吧。[5]
沿着主广场的一些台阶拾级而上，便来到圣白托略大教堂的东面，它像博洛尼亚的很多历史建筑一样为砖石结构。数百年来，人们坐在这些台阶上观望广场上的动静，注意到昨日和今日的细微差别。我正坐在这些台阶上。
没有机动车，只有单车来来往往。我注意到，有些穿越广场的人到了大致是中心的地方，会停下来，背靠着一座伸向天宇的隐形空气塔的一堵隐形墙壁，原地仰视，检查云朵或空阔的天。谈到明日天气，这里的人总是意见各异。
五个少年置身于想象中的绿茵场，展现着他们耍弄足球的天赋。有位老妇人显然大吃一惊，她碰见了一个相识的、似乎是独自在此的五岁女孩。
大约她俩住在同一城区，比如圣多纳托那样的工人公寓区，得坐趟公车来市中心。老妇从街头小贩手里给女孩买了个氦气球。球身是一只老虎，有黑黄相间的条纹。它在女孩头上高高飘荡着，一路跳跳纵纵。
一个提着两只塑料袋的五十多岁男人——他买了点杂货——放下袋子，俯身凑过来问我有没有一根香烟。我掏出一包烟，递给他几根。他的眼睛，属于那种惯于阅读文字而非观看楼房的男人。只要一根！他决然说。他的帆布鞋露了线，灰扑扑的。他用自己的打火机点了烟。
从我面对的地方向右步行十分钟，便是博洛尼亚大学，如今有六千名在读生。中世纪，欧洲第一所世俗大学建立于此。
女孩带着她的老虎，走向帕瓦利俄涅拱廊的商店橱窗。她跟自己头顶上的动物一样行着猫步。连真实大小的老虎行走时也有轻盈之态。老虎后面相当远的地方，两幢塔楼矗立，更高的那座建于十二世纪，近一百米高。文艺复兴时期，城里有许多这样的塔楼——每一座均为互相竞争的经商家族为了展示各自的财富和权势而建造的。塔楼一幢又一幢坍塌了，不足百年之后，余存者五指即可数完。十六世纪，罗马兼并此城，其后居民饱受贫困和瘟疫之苦。没有薪水，没有工作，没有出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受惠于马可尼、无线电和光学精密工程，这里开始再度繁荣，随后成为熟练工人之都。
有老虎飘浮相随的女孩那样如痴如醉，她微笑抬头时，我不禁遐想她是不是听见了一些音乐片段。这是个不太可能的城市，博洛尼亚——就像一个你在死后也许会行过的地方。
我离开广场，朝着大学的方向信步东行。街道两边都有连续的拱廊。这里的人不但争论明日的天气，也争论穿过城市的拱廊有多少公里。
拱廊的传统始于中世纪早期，当时称为门廊。每座大宅门前都有一小块临街的地方，许多人家有了主意，给自家地块加上屋顶。这样就可以供不期而至的旅行者留宿，让增员的仆役过夜休息，或租给大学的穷学生栖身。与此同时，民众行走于各个门廊之间，受其荫庇，把大街让给套车、马匹和牲口。长年下来，当局说服豪宅的主人自豪地维护这种对大街的贡献，同时颁行一套规范。门廊终于演变为拱廊。
对本地居民来说，拱廊是一种用石料、砖头和鹅卵石做成的行事历。你可以走访你的债主们、你的秘密情人、你誓不两立的仇敌、你最偏爱的咖啡馆、你的母亲、你的牙医、你的失业管理局、你年龄最大的朋友，或去一张你常常孑然独坐的长椅，调整你生疣疼痛的食指上的绷带——你可以前往所有这些约会，无须身处露天之地。这会给你的人生万事带来任何差别吗？不会。然而在那些拱廊下，万事会产生不一样的回音。到了晚上，晚间散步的逸乐与荒凉会沿着拱廊挽手同行。
我路过的窗户都有帘子，一律是同样的颜色。红。大多已褪色，少数是新的，但全都属于同一种颜色或年轻或陈旧的样子。每一幅帘子都在靠内的一侧跟窗户贴合，它还能根据室内所需的光线来调整角度。这种帘子叫tenda [6]。这种红色不是黏土红，不是赤陶色，是一种染料红。它的另一边有各种身体和它们的秘密，那一边，这些并不是秘密。
我想买一段这种红色的亚麻窗帘布。不确定有何用途。可能我只是需要用它来制作一幅肖像。无论怎样，我将能够摸到它的质感，揉皱它、抹平它，把它对着阳光举高、悬挂、折叠，遐想另一边的情景。
我问路人哪一家商店可以买到。
去帕斯昆尼斯那边试试，有个女人对我说，海神喷泉附近。
前去的路上，我在一个很久以前曾经是陶器集市的转角路过一道高墙，隔着玻璃，墙上展示出数千张黑白照片。有男子的肖像，也有女子的，各人的姓名及出生和死亡日期印刷在他们的胸膛底部，那是一个你可以戴上听诊器，聆听他们心音的位置。他们以字母排序，形成队伍。这是二十世纪中叶。多少人预见到自己的肖像跟别的几千名烈士的肖像并列，肩膀挨肩膀，一行高过一行，在市中心的一道公共墙壁上展示？数目大于我们的想象。在字母排序的队伍里他们知道赌注几何：意大利这一地区，抵抗法西斯的男女游击队员每四人中就有一人牺牲。
我看了一些人名，听见名字被诵读出来。他们的脸，大多神情自信，而在心里蕴含痛苦。审视照片，我隐约想起帕索里尼的一点儿文字。现在，在写作的时候，我找到了我希望想起的诗句：
……未来的光
从无一刻停止地伤害我们，
在我们一切日常行为里烙上
焦灼，哪怕是给我们带来
活力的信心……
经过一九四五年的自由选举，博洛尼亚成了一座共产党执政的城市。五十年间，一次又一次选举后，市议会依然由共产党掌握。在这里，管理层必须接受工人委员会对工厂经营的监督。另一个结果（政治实践常好比织布机的运转，在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两相穿梭），则是博洛尼亚成了意大利保存最完好的城市，以其小小的奢侈、精致品位和平静著称——这里也是欧洲最受青睐的交易会主办城市。（体育设施、时尚针织品、农用机械、儿童书等。）
帕斯昆尼斯的店面在转角，从街道望过去只见标语：亚麻、棉、羊毛面料、窗帘。店堂里看上去已经五十年没有变过了。但是谁知道，也许待售的料子有些是百分之七十五腈纶的。
有三个高高的柜台，柜台之间和柜台后面全是一卷卷的染色布匹，从地板上直立堆成一堵墙。你会想到圆木的围桩。圈养颜色的地方。
每个柜台后都站着个单穿衬衫的男子，扣着宽宽的皮腰带，上面插着一把大剪刀、一支量杆、一把尺。柜台高，当这些男子展开一卷布，征得顾客同意举起剪刀剪裁的时候，他可以站着操作，不用弯腰。
我前面有两个女子。一个抚摸着天鹅绒，犹豫不决，好像那是她女儿才洗好的头发；另一个大声数着自己在地板上迈开的步子，计算一种印花白棉布她需要几米。
店堂尽头，入口门附近，有一个高高的平台，上面摆着一张凳、一张桌、一个钱柜。店主正坐在凳上，对生意的每个环节一览无余。此时他在读报。
光，如那静一样，是弥漫、喑哑的，仿佛一卷卷布匹，长年累月，散发出一种极细的、无法识别的白棉尘埃——莫兰迪所绘物品的表面上，落的也是这种尘，他一定知道这家店。
轮到我了，我向年轻的伙计讲明意图。他像他的两个同事一样，有牧场工人而非布商的气质。为了取出尺幅两米的红亚麻布，他极其灵巧地移动了别的几卷，然后把那布匹放到柜台上，以炫技姿态展开一米长短。我掂了掂那个料子。
这是一种厚重的亚麻，他说。
多少钱一米？我问。
十九欧元。
好的。请给我来……三米。
他从腰际抽出剪刀和量杆，又看了我一眼征求确认（错误无法纠正），我点头，他便剪了。把我买的布匹折了四折放进袋子以后，他拿起同样以系绳连在腰带上的铅笔，写好账单，对平台那边点了点头。
我提了货物，从钱包掏出三张二十欧元的钞票，走去付账，钞票高举过头。店主前倾身子并俯过来拿我手上的钞票，我们四目相遇。我认识他。他假装不认识我。他了然的表情我何其熟悉。最后一次他露出这种表情，是我赠他领带，在医院跟他道别的时候。他在双焦镜片背后的一只眼睛（左眼）无比迅捷地闪烁了一下，示意：时候到了，我就在转角跟你碰面。
我默默离开店堂，回到主广场的台阶上，在那里端详我买的东西，又拿它跟我看见的广场四周顶层窗户里的帘子比较。
时间会证明的。
我思来想去。接着，我把布料再对折了一折，搁在身旁的台阶上，顺着那级台阶平躺下来，头枕着布料，合上了眼睛。
我十四岁之前，我们一起旅行过三次。一次去了诺曼底，一次布列塔尼，第三次去了比利时和卢森堡。每当抵达一座小城——不管根特、鲁昂还是卡纳克，找到他事先预订的旅馆后，我们有一个特殊程序，也许可称仪式，只不过它毫不张扬。
我们会稍事饮啖——可能是一小杯白葡萄酒，接着踏上一条他计划好的路线，一条又一条街地走过去。路途上惊奇连连，于我是全然惊异，于他，则是预料中的惊奇。街道一般交错的运河。一个绞刑架。一个橱窗展示的白色镂空纱，犹如最遥远的星系中的星群般令人赞叹。
有时候，这路线需要叫出租车载我们穿越乡野。为了在环法单车赛上，趁着骑手们结束一日车程冲刺时为之喝彩。为了观看一条渔船在夜晚驶离码头，桅杆挂一盏油灯，火光摇摇，始终不灭。为了寻觅一块可以躺上去的巨石——如同我现在躺于其上的主广场台阶那样。
所有这些由我们一同获得的发现，就像包好的礼物那样隐秘。甚至更加隐秘，因为，它们一旦拆开了也仍旧是秘密。他会把那只长疣的手指抬到嘴唇上，示意我别说，自己记着就好。
年少如我，也感到这不只是个孩子气的游戏。他早已明白许多人有种执着不已的需求，要将目光避开，要中和他们周围的一切。为此他们频频采取的手段之一是，坚称一切注定平平无奇。未言明的事物具有优势：它不能被贬低为平平无奇。神明是那未用语言表达的，某夜在圣马洛他对我低声道，一边喝着一杯睡前本尼狄克丁酒。
在卡普拉里耶街，我们将会找到纸袋里的一公斤帕萨帖利面，看样子是预备给松露铺底的。复活节后，暑热时光，博洛尼亚人会停止食用太油腻的千层面和宽扁面，改为帕萨帖利这种高汤面食。你想要食材单子吗？四百克白面包碎，二百四十克帕尔马干酪，一茶匙面粉，六只鸡蛋，一小颗肉豆蔻，五十克黄油？
他对茶匙着迷，旅途中时有搜集。半打都柏林茶匙是他的藏品，保存在一个类似军功章盒的扁盒子里，托在一块深蓝天鹅绒上。
在马尔萨拉街，我们会吃到世上最好的意式肉肠。它是十七世纪初叶的本地发明，叫摩泰台拉香肚，得名于里面调味的“摩泰尔”（桃金娘）浆果。味道好的时候，肉肠不是切片而是大块享用的，还要喝一种产自上阿迪杰的白葡萄酒。他举起酒杯跟我碰杯。
现在来点儿咖啡？新门街的一家店。这里，你看到了，每款咖啡豆都标有收获年份，像葡萄酒一样。年头有好也有坏。时间会证明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豆子：巴西南米纳斯，爪哇水洗豆，印度羊皮纸豆。我们直接要最好的吧：牙买加蓝山咖啡。当这种咖啡豆新货运到，他们夜夜将它放进保险箱，跟钞票一起！喝完，滋味会在嘴里停留五十分钟，整个头脑都有它相伴。
躺在台阶上，我继续闭着眼睛。
当你嘴里已感觉不到那滋味，到圣马利亚生命教堂去。
我睁开眼睛，凝视广场上空寥廓的天。
那教堂我知道，那里有哀悼基督的群像。
一组真人大小的赤陶塑像。十五世纪。死去的基督倒卧在地，站在他周围的有：亚利马太人约瑟，那个买了墓地收葬耶稣的财主；门徒约翰和雅各的母亲马利亚；耶稣的母亲马利亚；讲故事和传福音的约翰；耶稣的婶婶马利亚；抹大拉的马利亚。雕塑家是制圣棺的尼科洛，大半生在博洛尼亚城工作。
在这群人里两个男子举止平静，四个马利亚则被哀恸的风暴所裹挟。风暴的旋涡在抹大拉的马利亚身上。风对她衣裳的作用、风随着她的前奔而撕扯衣服的方式，与哀恸对她的嘴和喉咙的作用一样。
但“哀恸”这个词对吗？她的哀恸已成了她的决心。什么也挡不住她。
后天晚上，她会独处于同一个地方。墓穴洞开。基督的尸身不知去向，只留下裹尸布和裹头布。她会询问园丁，他把钉过十字架的尸身放到何处了，她要找到尸体，给以料理。那园丁会看着她，她会立即认出他来。他会说：不要碰我。她会第一次相信他正是此意。告诉我的门徒，我到我父亲那里去了……
艺术史上有些人物最终落入了错误的场景。在委拉斯凯兹的一幅画作里有个马德里石匠，是专注和耐心的典范，而最终被看作战神玛尔斯！在这组哀悼基督的雕像里，抹大拉的马利亚最终代表了每一位烈士——露西亚、特蕾莎、塞西莉亚、凯瑟琳、厄休拉。[7]
她无所畏惧。面对她，一切事物都毫不减缓。
到达教堂时，那里没有旁人。我独处着，把那如在柜台时一般对折四次的帘布挂上环绕着哀悼基督像的熟铁栏杆，和膝盖高度相齐。
我原地等待。心生一念——一幅窗帘除了把阳光阻挡在外，还可以把哀恸保存在内，并让决心生长。
过了些时候，我离开圣马利亚生命教堂。它所蕴含的风暴从来没有刮到外面。外头夜晚宁静。人们谈论着明日的天气。我走进帕瓦利俄涅购物中心，因为我有个预感。这里有一个两条拱廊在圆顶下交叉的地方。它角落上有高高的壁柱。鸽子经常从那儿飞过。麻雀不来，因为那里没有人们就餐的桌子。它是个通行之所。也许当年帕瓦利俄涅用作室内农贸市场时，这里是最清静的地方。无论如何，这里有一种声学现象，可称为“悄悄话的叫喊”。
如果你背靠某一根壁柱站立，视线越过八边形空间望着对角的壁柱，刚巧有人站在那里，你就能与之交谈，他们也能与你交谈，你们的声音会清晰响亮，不管多少人从你们中间经过，并且谁也旁听不到你们的话语。秘密这观念被倒转了过来。在这儿分享秘密，你们要远远相隔，话语会回荡在公共场所，却只有你们俩能够听见。
我的预感是，如果我在其中一根壁柱前等待，也许他会来。
我好像等了很长时间。并不是年龄增强了我的耐性。我依然像十一岁时那样没耐性。原因只是我不再那么相信时间了。一条狗摇着尾巴向我走近。狗在博洛尼亚很少见。狗的女主人责备它，对我皱眉，继续前行。她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同时又不可救药地将其遗忘。
忽然他在那儿了。他身上冒汗。他没穿外套。他的双手轻轻扣在身后。他知道那个隐形的声学话筒。他声音里平静的自信，显示他是个表面上自言自语，其实知道自己会被听见的人。
不要忘记，烈士是平凡的人，他们从来无权无势。过后，一点点势力会因为他们立下的榜样而累加。一个榜样，延续着千千万万的小希望。小希望，就像小快乐的追求一样。
他抹抹额头。
唯有在帕瓦利俄涅的这个圆顶下，我们能够谈起这样的悖论。谁会天马行空地想到把烈士和蓝山咖啡并列？然而，两者比卫道士假装的更为接近，十分接近。
他的目光穿透眼镜盯着我。
烈士值得羡慕。他们由于亲身遭受的痛苦，在某些时刻极其严酷的痛苦，而惹人怜悯。但是他们也值得羡慕。
我点点头。
他们学会了如何被触碰——那是烈士特有的天分，战士学不到。
他的白衬衫有一粒扣子松开了，他不瞥一眼地用右手重新扣起，同时继续悄声细语。
他们死前知道自己为了某件事而活过，这让很多人羡慕。
哪怕他们信仰的事业失败了？我问。
我相信如此，嗯。无论如何，我不确定历史有赢家和输家，就像正义无分胜负。烈士死了，四海为家。所以穷人敬奉他们。当在庙堂上供奉他们时，烈士便反抗、消失——只遗下他们的骸骨。
他摘下眼镜，从衬衫胸前的口袋取出手帕擦拭。
那些小快乐，我回答，肯定不属于死亡，只属于生命。
烈士殉难也是。他说这话的方式，仿佛是要我听清楚词语里的每一个字母。它是对立面的巧合。在烈士中间，在精致的小快乐的追求上，都有一点儿同样的蔑视、同样的谦逊。层次不同，当然。但巧合依然存在。两者都蔑视生活的残酷。
你让我想起卡拉瓦乔的一幅画。
画的什么？
圣厄休拉的殉道。
他的笑声响彻穹顶，除了我，谁也听不见。商店关门在即，路人都加快了脚步。
厄休拉由始至终都属于谣言。他摊开双手做了个谦卑顺从的手势。街头传闻。那女子生活在三世纪，而她的故事直到九世纪才开始流传。来辨明一下真相。四世纪末叶，在修缮科隆附近一座巴西利卡[8]的时候，石匠们发现了一个集体墓葬，清一色女性，据说是童贞女。石匠们刻了一段碑铭，没有引用名字或日期。四个世纪过去，出现了一个说书人。这说书人从别处一座坟墓上看到厄休拉的名字。孩子的墓，八岁夭折。此人读错了罗马数字，想入非非，让厄休拉一夜之间成了英格兰国王的女儿，由一万一千童贞女陪伴，踏上朝圣之旅！显然，没有足够的船可供她们渡过英吉利海峡。于是得动工打造。等待之际，女子们自己学会航海，成了无所畏惧的水手。她们一同渡过了海峡，在莱茵河溯流而上，航行到巴塞尔，再从那里徒步越过阿尔卑斯山到了罗马。
他摇摇头，等待，我们一同望着路人在拱廊下经过。
灾祸是在回程降临到她们身上的。距科隆不远，她们落入阿提拉及其暴徒的手中，坚拒不从的女子概遭杀害。
他用拇指徐徐划过下唇。
谣言从来都有，无法避免。谣言会帮助我们渐渐接纳那些被严厉否认，但可能是真实的传说。
他拿手帕揩了揩嘴。手帕移开时，他的嘴含着微笑。
由它去。博洛尼亚！博洛尼亚！靠近圣维塔勒门有一个叫“金嘴”的酒吧，那里做的柠檬酒——如果你坚持要老板的母亲亲自动手的话——味道会是你尝过的最好的。它承诺一切。
只有壁柱还在。他不见了。我耳朵里只充满城市的喧哗。
I should begin with how I loved him, in what manner, to what degree, with what kind of incomprehension.
Edgar was my father’s eldest brother, born in the 80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t the time when Queen Victoria became Empress of India. When first he came to live with us, I was about ten years old and he was in his mid-fifties. Yet I thought of him as ageless. Not unchanging, certainly not immortal, but ageless because unanchored in any period, past or future. And so, as a kid, I could love him as an equal. Which I di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by which I was being brought up, he was a failure. He was hard-up for money, unmarried, unprepossessing, apparently without ambition. He ran a very modest employment agency in South Croydon. His principal passion was writing (and receiving) letters. He wrote to penpals, distant members of the family, strangers, and people he had once encountered on his travels. On his dressing table there was always a book of stamps. What he knew or surmised about the world fascinated me. And as an adolescent I loved his alternative vision, his shabby and royal intransigence.
He and I seldom embraced or touched one another, our most intimate contact was made through gifts. During three decades our gifts conformed to the same tacit, unwritten law: any gift had to be small, unusual and addressed to a particular appetite known to exist in the other.
Here is a random list of some of the gifts we exchanged.
A knife for opening envelopes
A packet of Breton galette
A map of Iceland
A pair of motorbike goggles
A paperback edition of Spinoza’s Ethics
One and a half dozen Whitstable oysters
A biography of Dickens
A matchbox full of Egyptian sand
A bottle of Tequila, the eau de vie of the desert from Mexico
And (when he was in hospital dying) a flamboyant wide silk necktie, which I tied around the collar of his striped flannel pyjama jacket, laughing so as not to howl. He too knew why I was laughing.
I also loved him for his imperturbability. He believed in general and in principle that the best was to come. A belief hard to sustain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if one didn’t close one’s eyes. And he carried with him everywhere three pairs of spectacles-each pair with different lenses. He examined everything. He died in 1972.
Was he the most compliant man I’ve ever met, or the most persistent and independent? Perhaps he was both. He was never where you expected him to be.
He practised Pelmanism and Esperanto and was a pacifist. He got around on a staid, upright bicycle with a luggage rack behind, on to which he strapped books which he was exchanging or bringing home from the Public Library in East Croydon. He had three tickets f rom this library so that at any given
moment, he could take out at least a dozen books.
Before mounting his bike he attached a pair of bicycle clips to his legs and they gathered in his trousers just above his ankles. Like this he had a slightly Indian look, although the skin of his body was pale, and for a man, particularly soft-reminiscent of what the French call le pain au lait. He didn’t possess a driving license, although for two years when he was thirty he had driven ambulances on the Western Front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Whenever I stood beside him-in the figurative or physical sense-I felt reassured. Time will tell, he used to say, and he said this in such a way that I assumed time would tell what we’d both be finally glad to hear.
Beside letter-writing his other passion was travelling. At that time many people travelled, but tourism as such did not yet exist. Travellers, rich or modest, planned their own journeys. He was a modest and persistent traveller. He believed travel broadened the mind. One of the many biographies I remember him reading was one of Thomas Cook who founded the first travel agency. Another was of Berlioz whose music, according to my uncle, was, par excellence, the music of travel. Bien s?r. He smiled with a kind of pride when he used French phrases and-less frequently-Italian ones.
After an early supper in our dining room he used to go upstairs and read in his very small bedroom, often until the small hours of the morning. The room was less than double the size of a wagon-lit cabin. In it was a radio and a typewriter, on which he typed out with two fingers his letters and thoughts. Most evenings as a boy and young adolescent I went to say goodnight to him, and I often had the impression there were at least three of us in the room with the single upright chair (I always sat on the bed when we were discussing together.) The third person was either the writer of the book he was reading or one of his favourit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It was in this cramped room that I learnt how printed words when read can summon up a physical presence.
Much of what my Uncle read was related to the next journey he was planning or the one he had just made. The years passed and he travelled to Iceland, Norway, Russia, Denmark, India. (Maybe I’m exaggerating. Maybe one or two of these journeys were only planned in low-voiced conversations between us when we met in his South Croydon office.) He certainly did go to Egypt, Greenland and Italy.
He went south to study history and north (which he preferred)to be at home with nature.
In Italy he discovered two cousins of ours who were music teachers in Rome. Before visiting Florence he read Burckhardt’s Renaissance and spent weeks planning exactly what he wanted to see each day and in what order. Plan your work and work your plan. Later he became fascinated by the city of Bolog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