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指都写肿了，握钢笔的地方开始疼痛，我的眼睛因为不断流泪变得模糊。我来到窗前，感受着风吹着公园里的树木，吹动着幽暗的夜色，隐没在树冠中的路灯散发着斑驳的光。在那漫长的时刻，我像卫兵一样守护着痛苦，只有一些死去的语言陪伴着我。
7
白天，我越来越颠三倒四，越来越失控。我会给自己安排很多事，从城市一头跑向另一头，其实是一些不太紧急的事，但我像是在应对紧急状况。我想让人觉得，我充满了义无反顾的决心，但实际上，我都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在那种活跃的表现之下，我像个梦游者一样神思恍惚。
在我周围，都灵就像一座铜墙铁壁的堡垒，墙壁是冰冷的灰色，即使是春天的太阳也不能让它变热。天气好的时候，一种冰冷的阳光洒在路上，会让我很不舒服，出一身冷汗。如果我走路出去，碰到有些人或事，我随时都可能坐下来，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开车出去经常会闯祸，会忘记自己在开车，街道很快会被记忆里清晰的场景所取代，或者我眼前会浮现出让我满怀怨恨的想象。我经常撞凹汽车挡板，或者急刹车，但我很气愤，就好像现实不合时宜地强行介入，驱散了我唤起的记忆，那是我当时唯一在乎的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怒气冲天，从车子里出去跟被我追尾的司机吵架，骂一些很难听的话。如果那是个男司机，我会说不知道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当然都是下流东西，可能是小情人。
有一次，我真的很害怕，我想都没有想就让伊拉丽亚坐在我身边的位子上。我开车走在马西莫·阿泽廖路上，开到了加利莱奥·费拉里斯街那里。虽然天上有太阳，但同时也下着小雨。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想什么，也许我看着女儿，想知道她有没有系好安全带，也许事情并不是这样。当然，我是最后才看到红灯的，我看见一个瘦高的男人正在过斑马线。那人直直地看着前方，我觉得那是卡拉诺——我们的邻居。也许真的是他，但他低着头，没有背着乐器，满头灰白的头发。我猛踩下刹车，车子在一声痛苦的嘶叫之后停了下来，正好停在距离那人几厘米的地方。伊拉丽亚的额头撞到了前面的挡风玻璃上，玻璃上出现了一道闪亮的裂痕，额头被撞到的地方很快变成了青紫色。
呼喊、哭声，我听见右面传来电车的喧嚣，一个灰黄的影子穿过了人行道，滑过了铁轨，超越了我。我一声不吭地坐在方向盘前，伊拉丽亚很愤怒，她的拳头打在我身上，叫喊着说：
“你把我撞疼了，你太笨了，疼死了！”
有人对我说话，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能就是我的邻居，我假定就是他。我忽然清醒过来，骂了他几句。我抱住了伊拉丽亚，检查她有没有出血。我对着那些按喇叭的人破口大骂，我推开行人，在我的催促下，他们显得很厌烦，我推开了一团影子和声音。我把车子停在那里，抱着伊拉丽亚到处找水。我穿过了电车的轨道，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跑到了一座灰色的建筑面前，上面有个牌子，写着“法西斯之家”。我改变了主意，怎么办呢？我往回走。我和伊拉丽亚坐在电车车站的长椅上，她在我怀里嘶叫。我用非常粗暴的动作，推开围绕着我的声音和影子。我让孩子安静下来，决定去医院。我记得我清楚地想着一件事情，那个念头非常执着：有人会告诉马里奥他女儿受伤了，他就会出现。
但伊拉丽亚一点事也没有，她只是头上起了个很大的包，青紫色的，就在额头正中央，她还挺骄傲的。这一点也不会让人担心，至少是不会让她父亲担心——如果有人告诉他的话。那天唯一让人不适的记忆是我的内心活动，简直绝望到有些下作。我不由自主地渴望用女儿当筹码，让马里奥回到家里，告诉他：你看，你不在家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看，我把自己一天天逼到了什么地步？
我对此感到羞耻。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一筹莫展，满脑子都想着怎么让他回到我身边。我很快形成了这个执念：和他见面，告诉他我已经受不了了。我会向他展示没有他，我成了什么样子。我很确信，不知道源于什么感情，他已不再考虑我和两个孩子的真实处境，他盲目地相信，我们会很平静，像以前那样生活。也许，他以为我们会如释重负，因为我终于不用照顾他了，两个孩子不用再畏惧他的权威。詹尼如果打了伊拉丽亚的话，不用担心挨骂，伊拉丽亚闹腾她哥哥时，也不用担心被爸爸呵斥。我们都幸福地生活着，我们在一边，他在另一边。我想，应该让他睁开眼睛看看，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他能够看到我们，他如果知道家里目前的境况。如果他能看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变成什么样了，即使只是一天的日子——混乱、焦急、紧张，就像一把能切开肉的利刃——假如他看到我写的信，他会明白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想要搞清楚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他马上就会回心转意，回到家里。
但如果他真的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一定会抛弃我们。同一个春天，已经到暮春了，可能对于他来说是春天，无论如何，应该是个美丽的季节。但对我们来说，只是不安和崩溃的背景。日日夜夜，公园好像在逼近我们的房子，就好像要用它的枝叶将房子吞没。到处都是花粉，奥托特别不安，伊拉丽亚的眼皮肿了，詹尼鼻子周围、耳朵后面长了疹子。我自己因为疲惫、麻木，在早上十点也会睡着。醒来的时候，我急急忙忙赶去学校接孩子，后来我担心自己无法准时醒来，开始习惯于让他们自己回家。
另一方面，我大白天睡觉，刚开始我很警惕，觉得那可能是一种病症，现在我很喜欢这一点，很期待白天睡觉的时刻。有时，我会在遥远的钟声中醒来，不知道孩子敲门敲了多久。有一次我很晚才开门，詹尼对我说：
“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8
某天早上，我正在睡觉时，忽然惊醒，就好像被针刺了一样。我以为到了接孩子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手表，时间还早。我发现叫醒我的是手机铃声，便怒气冲冲地接了电话，用了一种很不客气的态度。那段时间，我对所有人都用那种语气。电话是马里奥打来的，我马上改了语气。他说，他打电话到我手机上，是因为家里的电话打不通，他打了很多次，只能听到窸窸窣窣，还有远处有人说话的声音。他的声音、温柔的语气，证明他还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某处，这让我很感动。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不要想着面条里的碎玻璃是我故意放进去的。我打碎了一个瓶子，不知道碎片是怎么掉进去的。”
“我才不会那么想，”他回答说，“是我不对，我当时的反应太激烈了。”
他跟我说，他之前不得不马上去出差。他去了丹麦，那是一段很美好却很辛苦的旅程。他问我，能不能晚上过来看孩子，取几本他需要的书，尤其是取一些笔记。
“当然了，”我回答说，“这是你家啊。”
我挂上电话，忽然间，向他展示目前家里的状况、两个孩子和我的糟糕状态的想法消失了。我把家从里到外打扫了一遍，整理好一切。我洗了个澡，吹干了头发，又洗了一遍头发，因为第一次洗头的效果不那么让人满意。我很仔细地化好妆，穿上一条轻薄的裙子，那是夏天穿的裙子，是他送给我的，我很喜欢。我把手和脚都打理了一番，尤其是脚，我的脚长得很粗糙，让我很羞耻。我没有漏掉任何细节，甚至拿起记事本算了一下。我很不高兴地发现，我快来月经了，我希望它能推迟。
两个孩子从学校里回来，他们一时有些目瞪口呆。伊拉丽亚说：
“屋子干干净净的，你也干干净净，真美啊。”
但惊喜到此为止，他们已经习惯了生活在混乱之中，忽然恢复之前的整洁，这让他们很警惕。我不得不跟他们斗争很长时间，让他们去洗澡，把他们打扮得像过节的样子。我说：
“今天晚上，你们的爸爸会来，我们要尽量让他不要再走了。”
伊拉丽亚用威胁的语气对我说：
“那我就跟他说我长了丘疹的事儿。”
“你想说什么都可以。”
詹尼很激动地说：
“我会告诉他，自从他离开家，我做作业总是出错，学习退步了。”
“可以啊，”我表示同意，“告诉他所有事情。告诉他我们很需要他，告诉他要在我们和那个新女人之间做出选择。”
晚上，我又梳洗了一遍，但我很焦虑。在洗手间里，我一直在对着两个孩子叫喊，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放得到处都是，又把家里搞乱了。我感觉越来越难受，我想我下巴和额头上一定会长包，真太倒霉了。
这时我想到戴上马里奥的奶奶留下的耳环，那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物件，他母亲后来一直戴着那副耳环。那是一副很昂贵的耳环，十五年里我只戴过一次，是在马里奥的弟弟结婚时。即使是那次，我也是突破了层层阻碍才戴上的。他很担心我会把耳环弄丢了，还很害怕别人会偷走。或者他觉得耳环只属于他，他不想让我染指。我觉得他看着我戴那副耳环，很害怕我会破坏他的某段记忆，或是青少年时期的幻想。
我打算一次性向他展示：只有我才能衬得起他的想象。我看着镜中的自己，虽然看起来瘦了很多，眼袋很重，脸色有些发黄，粉底也掩盖不住，但我觉得自己很美。说得准确一点，是我不顾一切，想要展示自己很美。我需要信心。我的皮肤还很光洁，还看不出来有三十八岁。我的生命力就像在一场美容手术中，就像血液、口水、鼻涕一样被吸走了。如果我能在自己面前掩盖这一点，那也能骗过马里奥。
但我很快就陷入了沮丧之中，感觉眼皮沉重，腰疼，特别想哭。我检查了一下内裤，上面已经染上了血迹。我用方言骂了一句脏话，声音里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怒火，我很担心两个孩子会听到。我清洗了一下，换了内裤，这时门铃响了。
我马上就恼火起来了，马里奥把自己当成了外人，没用家里的钥匙开门，他想强调，他只是过来看看。奥托是第一个冲过去的，它跳得很高，呼吸急促，很兴奋地叫了起来，已经辨别出是他回来了。然后是詹尼，他打开门，一下子就愣在那里；伊拉丽亚藏在哥哥的背后，她眼睛亮晶晶的，满含笑意。我站在走廊尽头，靠着厨房门。
马里奥进来时，带了很多礼物。我已经有三十四天没有见到他了，他看起来更年轻了，甚至更放松了。我胃里一阵抽搐，感觉自己快要晕厥了。从他的身体和脸上，一点都看不出他很想念我们的痕迹，他无法掩藏他的惬意，或者说幸福。我身上却带着痛苦的痕迹，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一定会警惕地发现这一点。
“孩子们，别缠着爸爸。”我用假装出来的愉快语气说。这时候，伊拉丽亚和詹尼已经把礼物从袋子里拿了出来，他们都扑过去，抱住父亲的脖子，亲他的脸。两个孩子还在吵架，争取他的关注，一点儿都听不到我在说什么。我很气愤地待在一个角落里。伊拉丽亚在试穿一条裙子，显得矫揉造作，那是她父亲带给她的。詹尼在走廊里玩一辆电动小汽车，奥托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叫。我觉得时间在沸腾，就像一口放在煤气上的锅，锅里黏糊糊的汤马上要溢出来了。我要容忍伊拉丽亚，她在讲额头上撞的青紫色的包，差不多已经好了，她在讲我的罪状。马里奥亲吻了她的额头，向她保证，那没什么。詹尼夸大其词，说了他在学校的不良表现，还念了老师对他的差评，马里奥表扬了他，让他不要担心。真是让人悲伤的场景。后来我再也受不了了，有点粗暴地把两个孩子推到他们的房间里，把门关上。我威胁说，如果他们敢从里面出来，就会受到惩罚。之后，我做了极大努力，才让自己的声音回归甜美，但我的努力白费了。我大声说：
“好吧，你在丹麦玩得痛快吧？你的情人也跟你一起去的吧？”
他摇了摇头，抿了抿嘴唇，小声回答说：
“你如果要这样说话，那我就会拿上我的东西，马上离开。”
“我在问你，你的旅行怎么样，不能问吗？”
“不是那种语气。”
“不能吗？我是什么语气？我该用什么语气？”
“用文明人的语气。”
“你对我文明吗？”
“我恋爱了。”
“我早就恋爱了，我爱上了你。你羞辱了我，你还在继续羞辱我。”
他低下了头，我觉得他真的很难过。这让我很感动，不由自主地换成了一种温情的语气。我对他说，我了解他的处境。我说，我想象他心里一定很乱。但是我——我长叹了一口气，用痛苦地声音说——虽然我很努力地重整旗鼓，尽量去理解他，找回之前的秩序，耐心地等待这段时间能过去，但有时我会崩溃，我会做不到。为了向他表明我的决心，我从厨房抽屉里拿出了我写给他的信，急切地把那沓信放在了他面前。
“你看看我多努力，”我跟他解释说，“在这里面，我写出了我的原因，也在费劲地理解你的理由。你看看吧。”
“现在吗？”
“如果不是现在看，那要什么时候看？”
他有些沮丧地翻开了第一页，看了几行，然后看着我。
“我回家再看。”
“回谁的家？”
“奥尔加，别这样。给我一些时间，求你了，不要觉得对我来说很容易。”
“对我来说肯定更难。”
“不是这样。我感觉自己好像在落入深渊，时时刻刻都很害怕，每个小时，每分钟……”
我不记得他具体说了什么。如果要诚实一点，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事实：两个人一起生活，在一张床上睡觉，另一个人的身体会变得像个时钟。他说，“一个计时器”——他用的确实是这个词——“一个生命流逝的计时器，只会让人感到焦虑”。但我感觉他想说的是别的事，我理解到的当然比他说的更多。他本来想说出一些话，但终究没说，用一大堆粗俗的话掩饰过去了，后来陷入了沉默。我一字一句地说：
“你想说，我让你感到痛苦？你想说，和我在一起，你觉得自己变老了？你在我的屁股上看到了死亡逼近的痕迹。之前它柔软、紧实，现在变得不成样子了？你想说的是这些吗？”
“孩子在那边呢……”
“在这里，在那里……我在哪里？你把我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知道这一点！如果你觉得痛苦，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你看吧，看这些信！我想不通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他用充满厌恶的目光看着那些信。
“如果你现在这么较劲，那你永远都不会明白。”
“是吗？如果我不想较劲，那我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散散心，想开点。”
我心里一阵抽搐，忽然想知道：他是否会吃醋，还在不在意我的身体，他是否会接受别人的介入。
“当然了，我会散心，”我用一种暧昧的语气说，“你不要觉得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我写东西，是想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痛心疾首。但我做这些是为我自己，为两个孩子，当然不是为了取悦你。我才不会那么想。你看到了吗？你看，我们仨过得多好？你看到我了吗？”
我弯下身子，摇晃着耳坠，充满揶揄，先给他看了一边的侧脸，然后是另一边。
“你看起来不错。”他说，但并不是很确信。
“好个屁，我是特别好。你问问我们的邻居，问问卡拉诺我怎么样。”
“那个乐手？”
“那个乐手。”
“你跟他约会了？”他有些不情愿地问我。
我笑了，有点像抽泣。
“是的，可以这么说，我们见面，就像你和你的情人见面一样。”
“为什么偏偏会选择他？我不太喜欢他。”
“是我跟他搞，又不是你。”
他用手捂住了脸，仔细摩挲了一遍，嘀咕了一句：
“你当着两个孩子的面？”
我露出了一个微笑。
“搞？”
“你当着孩子的面，也这样说话。”
我失控了，开始大喊大叫：
“我怎么样说话？我已经厌烦了嗲声嗲气。你他妈的伤害了我，正在毁掉我，我还得像一个有教养的好妻子那样说话吗？去你妈的！你对我做出那样的事，你现在还这样对我，我应该怎样说话？你和那女人搞在一起，我应该用什么措辞？我们说说吧！你舔了她的洞吧？你插了她后面吧？你和我没做过的事，都会和她做吧？说吧！我虽然看不到你们，但我的眼睛能看到你们在一起做的事，成千上万次，日日夜夜都能看到，睁着眼闭着眼都能看到！但为了不冒犯先生您，不让您的孩子不安，我还应该采用文雅的措辞？必须要言谈高雅、讲究？滚开吧！混蛋，赶快滚吧！”
他马上站了起来，飞快地走进了他的书房，把一些书和几本笔记塞到了包里，但他停了下来，愣愣地看着他的电脑，拿了一个装碟片的盒子，还有抽屉里的其他东西。
我吸了一口气，跟着他进了书房。我脑子里疯狂地回响着一些句子，想对他说：你什么都不能动，这是我在你身边时，你做出的成果。我照顾你，买菜做饭，你的成果的一部分也属于我，因为我付出了时间，把东西都放在那里！但我很害怕我说出的每句话可能会产生的后果。我很害怕自己可能说出的话，我还担心我会让他很厌恶，让他真的离开。
“马里奥，对不起，来吧，我们谈谈吧……马里奥！我有点儿神经质……”
他推开了我，走到了门那里，打开门说：
“我要走了，但我会回来，你不要担心。我会回来看孩子。”
他要出门，但他停下来说：
“别戴那副耳环了，它们并不会让你增色。”
他没有关门就消失了。
我用力把门甩上，那是一扇特别老旧的门，门弹了回来，没有关上。我用脚猛踢着那扇门，直到它关上。我跑到了窗口，狗哼哼唧唧，忧虑地跟在我身后。我等着马里奥出现在路上，很绝望地对他喊道：
“告诉我，你住在哪里，至少给我个电话号码！如果我需要你，该怎么办？如果两个孩子生病了……”
他头都没有回，一直向前走。我怒不可遏地大喊道：
“我想知道，那个婊子叫什么名字，你应该告诉我……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很美，有多大年纪……”
马里奥上了汽车，发动马达。车子消失在小广场中间的绿植下面，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最后彻底消失了。
“妈妈。”詹尼在叫我。
9
我转过身去，两个孩子已打开房间的门，但不敢迈出门槛。我的样子一定不是很让他们放心。他们站在那里，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他们的目光让我感觉到，他们好像看到了那些鬼怪故事里的人物，会让人浮想联翩，比实际看到的更多。也许我身边有个像墓地的雕像一样的人：我儿时记忆里那个被遗弃的女人，那个弃妇正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她从那不勒斯来到了都灵，拉住我的裙子，不让我从六楼跳下去。她知道我想抱住丈夫的腿哭泣，流着冷汗和血泪，恳求他留下来吧。那个弃妇让我想起来，她就那么做过。一天晚上，她服毒了。我母亲低声对两个和她一起干活的女人——她们一个是黑发，一个是金发——说：“那个可怜的女人，以为丈夫会后悔，会在她临终之前跑来求她原谅。”但实际上他很谨慎，远远待着，和新欢在一起。我母亲苦笑了一声，这个故事，和她知道的其他故事一样苦涩，都大同小异：没有爱的女人，她们眼里的光会熄灭；没有爱的女人，她们虽然活着，但心已经死了。六十年代晚期，一些客户还会找她量身定制衣服。她一边缝衣裳，一边说着这些话。一连几个小时，她都在那里裁剪、缝制，一边说着这些闲话，一边做衣服。我在偷偷听着，我想写故事的愿望，就是那时候在母亲的工作台下玩耍时滋生的。那个不忠的男人跑到了佩斯卡拉，他妻子特意处于生死之间，不得不叫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他也没有回来看看。那些话一直都留在了我脑子里。“特意处于生死之间”，就像走钢丝的人。我听到我母亲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象那个弃妇出于对丈夫的爱，躺在一把剑的刀口上，利刃切开了她的衣服、皮肤。我看到她从医院回来，比之前更可怜了，我觉得她衣服下面有一道深红色的伤疤。那些邻居都躲着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跟她说话，对她说什么。
我猛然回到现实，内心充满怨恨，我想整个人扑向马里奥，用全身的力气殴打他。我决定从第二天开始，重新打电话给那些老朋友，和他们重新建立联系。但电话坏了，在这一点上，马里奥没有说谎。一拿起听筒，我就听到难以忍受的嘶鸣，还有遥远的人声。
我来到了手机跟前，特意用了一种柔和的声音，和我认识的那些人交谈。我想让他们觉得，我现在已经平静下来了，正在学会接受新的现实。对于那些愿意和我交谈的人，我会小心翼翼地问起马里奥，还有他的新欢。我假装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现在只不过是想聊聊，发泄一下情绪。大部分人都是用单音节“是”和“不”来回答我，他们已经猜到我在暗中进行调查。有几个人忍不住向我透露了一些小细节：我丈夫的情人开着一辆金属灰的德国大众，总是穿着很庸俗的红色靴子，一头金发，但颜色有些发白，看不出来年龄。莱雅·法拉可是最乐意聊的，说实在的，她不是说闲话，她只是告诉我她知道的事。她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们在一起。关于那个女人的情况，她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她知道他们生活在一起。她不知道他们的住址，有人说，他们住在布雷西亚广场那边，就在布雷西亚广场。他们躲得挺远的，那个地方说实在的不怎么样，因为马里奥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被任何人看到，尤其是他在都灵理工大学的那些老朋友。
我正想让她多聊几句，但我的手机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充电了，这时忽然关机了。我手忙脚乱地在家里找充电器也没有找到。前一天，因为马里奥要回来，我把家里的每个角落都整理了一遍，当然把充电器也收起来了。我翻箱倒柜，想不起来我到底把它放在哪里了。奥托这时在吠叫，真让人受不了，我忽然火冒三丈，为了避免把手机丢向狼狗，我把它向一面墙壁扔了过去。
手机摔成了两段，零件落在地上，发出很清脆的声音。狗一边吠叫，一边冲过去撕咬，好像那些零件是活物。等我平静下来，我来到了家里的固定电话前面，拿起了听筒，我听到的依然是那种长时间的嗡嗡声，还有遥远的人声。但我没把电话挂上，我几乎不假思索，熟练地拨出了莱雅的号码。这时电话里的嗡嗡声忽然中断了，显示正在拨通，真的很神秘。
我给莱雅的第二通电话，真是无济于事。刚才的通话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我的朋友接了电话，我觉得她特别寡言，让人着急。可能是她丈夫批评她了，或者是她自己后悔了，众所周知，事情已经那么复杂了，她不应该火上浇油。她有些不自在，用关切的语气说，她就知道那么多。她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马里奥了，关于那个女人，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她不知道那女人是老是少，是不是有工作。至于他们住的地方——布雷西亚广场，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可能会是巴勒莫街、塔拉诺街，或是洛迪街。那个区域的街道都是以城市名命名，很难说是哪条。无论如何，马里奥跑去那个地方住，她觉得有些奇怪。她建议我不要管那些，时间会让一切水落石出。
但她的话没能阻止我当晚就出去了，等两个孩子都睡着了，我开着车子出去，在外面晃荡到夜里一两点。我在布雷西亚广场附近、布雷西亚街、巴勒莫街转悠。我慢慢向前开，在那个城区，我感觉城市被撕裂了，有一道很长的裂痕，那是电车亮闪闪的轨道。天空黑漆漆的，压迫着那些低矮的建筑，天空好像只由一台优雅而高大的起重器支撑着，路灯病恹恹的光线，就像一个运动着的活塞平稳的底部。在抛物面天线灰色的圆盘之间，露台上撑开来的白色或天蓝色的遮阳布，在微风的吹动下，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我会停下车子，满怀怨恨地在那些街道上走动。我为自己祈祷，希望遇到马里奥和他的情人。我想，我可能会碰到他们从一辆大众汽车里出来，可能是他们看完电影，或在外面吃完饭回来，会像我们过去在孩子出生之前一样愉快。但我什么都没有遇到，我看到一辆辆空车、关了门的店铺、睡在角落里的醉汉。在刚刚修复好的楼房旁边，是一些歪歪斜斜的建筑，里面传来外国人的声音。在一栋瓦片屋顶的低矮建筑上，我看到几个黄色的字：“自由的希尔瓦诺”。他自由，我们自由，大家都自由。我讨厌折磨人心的束缚，沉重生活的限制。我无力地靠在亚历山大街道的一面墙壁上，那是一栋刷成天蓝色的建筑，上面有几个刻在石头上的字：“那不勒斯王子避难所”。这就是我所在之处，南方语言的调子在我脑子里叫喊，两个遥远的城市就像一把钳子，蓝色的海平面和阿尔卑斯山的白色夹击着我。三十年前，生活在马志尼广场上的那个可怜女人，那个弃妇，她像我一样，因为绝望喘不过气来。她会靠在房子的外墙上，或是一面围墙上。我没办法像她那样，通过抗议和报复缓解一下。这时，即使马里奥和他的新女人真的回到了那些房子中的一栋——在对着大院子的那栋高大建筑里，入口处写着“铝”的房子，密密麻麻的阳台都带着遮阳布——他们一定会回避人的耳目，躲在防雨棚的下面。他们在一起很幸福，我拿他们一点儿办法都没有。我用所有的痛苦、愤怒，撕裂遮挡着他们的屏障，忽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用我的不幸，使他们变得不幸，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
我长时间走在那些黑漆漆的路上，天色紫黑。我毫无根据地确信（这种确信没有任何根据，我们会称之为直觉，是我们的愿望勾起的想象），他们就在那里，在某扇大门后面，在一个角落里，在一扇窗子后面，可能会看到我。他们就像那些得逞的罪犯一样，为他们的罪行感到幸福。
但我一无所获，凌晨两点我回到家里，因为失望而精疲力竭。我把车子停在小区的路边，向小广场走去，看到卡拉诺的身影在走向大门，乐器盒子从他佝偻的肩头探了出来。
我当时特别想叫住他，我再也无法忍受寂寞，需要和某个人谈谈，我想叫喊、吵架。我加快了脚步，想要赶上他，但他已经消失在大门里。如果我跑起来的话（我没有那样的勇气，我担心沥青路、公园、每一根树干，还有河流黑色的水面都会撕裂），在他进入电梯之前，我也追不上他。我正想赶上他，这时我看到地上有个东西，就在双头路灯的灯杆下面。
我弯下腰，那是一张驾照的塑料套子。我打开来，看到照片上那个乐手的脸比现在年轻很多。阿尔多·卡拉诺：出生在一个南方小镇。按出生年月算起来，他已经快五十三岁了，八月份过生日。现在，我有充分的理由去敲他的门。
我把驾照放在了口袋里，进了电梯，摁下五楼的按钮。
电梯比往常更慢，寂静中，电梯的嗡嗡声让我的心跳加快了。电梯到了五楼，我却感觉到一阵恐惧，毫不犹豫地摁了六楼。
回家，马上回家。如果两个孩子醒了，在屋里找我怎么办？我明天会把驾照还给卡拉诺。为什么要在夜里两点钟敲一个陌生男人的门呢？
各种感觉都涌上心头，怨恨、屈辱、雪耻的渴望。我需要验证自己身体的力量，这一切都在摧毁我残余的理性。
是的，回家。
10
第二天，卡拉诺还有他的驾照被我忘在脑后。两个孩子早上刚去上学，我发现家里到处都是蚂蚁。每年这个季节，天气刚刚热起来，它们都会出现，从窗口、从阳台成群结队地钻进来，有的从地板下面冒出来。它们跑来跑去，找藏身之所，会跑到厨房里，找到糖、面包和果酱。奥托嗅来嗅去，会汪汪叫起来，无意中会把蚂蚁带得到处都是，它们会藏在它的毛皮中。
我找来抹布，把每个房间都彻底打扫了一遍。我用柠檬皮，把我觉得蚂蚁最容易出没的地方抹了一遍。我特别焦虑，等着蚂蚁再出现的时候，我马上会发现它们是从房子哪里跑出来的。我找到诸多巢穴的洞口，在那里塞满滑石粉。当我意识到无论是柠檬皮还是滑石粉都不管用，我决定用杀虫剂。尽管我很担心奥托的安危，因为它到处乱舔，根本不会辨别哪些可以舔，哪些会损害它的健康。
我在储物间里找到了一瓶杀虫喷雾，仔细阅读了使用说明。我把奥托关在两个孩子的房间里，用那种有害的液体，把家里上上下下喷了个遍。其实喷的时候，我内心很不安，我意识到那瓶有毒的液体就像是我身体延伸出来的部分，是我内心仇恨的液化器。因此我不管奥托一边在吠叫，一边还在挠门，我在等着，没有理会它。我走到阳台上，就是为了不呼吸家里有毒的空气。
阳台是悬空的，就像是游泳池的跳台。外面的空气很闷热，炙烤着公园里纹丝不动的树木，热气弥漫在波河蓝色的流水上，笼罩着那些穿着灰色或天蓝色衣服的划艇手，还有伊莎贝尔公主桥的桥拱。在楼下，我看到卡拉诺弯着腰，在小路上转悠，很明显在找他的驾照。我对着他喊了一句：
“先生！卡拉诺先生！”
但我的声音一直都很小，我不会大声叫喊，声音在不远的地方就落了下去，就像是小孩子扔出去的石子儿。我想告诉他，我拿着他的驾照，但他根本就没有回头。这时候，我站在六楼默默地看着他。他的肩膀很瘦，但很宽，头发灰白，但很浓密。我觉得内心的敌意在滋生，我越觉得自己毫无道理，那种敌意就越强烈。不知道这个单身男人有多少秘密，可能是对于性的执念，到老年都无法放弃对性的崇拜。他当然也看不到更远的地方，除了他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可怜的精液。他唯一满意的事，就是看到自己还能挺起来，就像一株干渴的植物，垂死的叶子在获取水分。在女人的身体面前，在那些肯和他上床的女人面前，他会变得特别粗俗、肮脏，会很匆忙。他唯一的目的、唯一的心思就是进入到一个红色的洞里，就像在射击场打中靶心一样。如果那女人的阴毛富有光泽，屁股紧实，充满弹性，那就更美了。他一定就是这样想的，我觉得他就是这样想的。我满脑子都是这些无比清晰、让我愤怒的幻想。当我回过神来再看楼下时，我意识到卡拉诺消瘦的身影已经从楼下的小路上消失了。
我回到屋子里，杀虫剂的味道淡了一些。我把死蚂蚁留下的黑色痕迹扫掉了，又费劲地把房间擦洗了一遍。我咬着嘴唇擦了地板，把叫得很绝望的狼狗从房间里放了出来。我发现两个孩子的房间里全是蚂蚁，我觉得一阵恶心。从拼接不紧密的老木地板缝隙间，一队队蚂蚁冒了出来，它们充满力量和决心，黑色的队伍在四处逃窜。
我又开始消灭蚂蚁，虽然心里很不情愿，我只能那么做。我感觉它们无穷无尽，干也白干。我越是厌烦它们，它们就越是顽强。我觉得那是一种强烈的生命力的呼唤，它们意识不到任何障碍，相反，每一道障碍，都会激发它们自行其是的无畏、顽强的意愿。
我在那个房间里也喷了很多杀虫剂，我给奥托戴上狗绳，任凭它拖着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喘着粗气走下了楼梯。
11
狗顺着小路向前跑，项圈还有我拉着的狗绳让它束手束脚。经过了一块绿色的潜水艇残片——那是詹尼特别喜欢的，我钻进了写满脏话的地下通道，出来之后，我朝着一片小松林走去。这时小区里的那些带孩子的女人——一大群叽叽喳喳的女人，会停在树荫下，把小推车停在周围，特别像西部电影里在路上歇脚的殖民者。她们要么会看着年幼的孩子在附近的场地上，一边玩球，一边尖叫。那些母亲大部分都不喜欢没有拴绳子的狗，她们把自己的恐惧投射在动物身上，担心狗会咬小孩，或者弄脏孩子玩耍的区域。
奥托很受罪，它想奔跑，想玩，我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神经末梢快要从我的皮肤里冒出来了，我想避免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机会。为了不和别人争吵，我最好硬拉着奥托。
我来到小松林里，希望那里没人找麻烦。狗一边打着激灵，一边嗅着地面。我一直都没有怎么管过这条狼狗，但我对它很有感情。它也很爱我，但对我没什么期望。一直是马里奥在照顾它，陪它玩儿，在户外奔跑。现在我丈夫消失了，作为一条性格很好的狗，奥托渐渐适应了马里奥不在家的日子，只是有些闷闷不乐。因为它之前的习惯没有得到遵循，有时会很不耐烦地叫几声。比如说，马里奥一定早已经放开它了，过了那个地下通道，它就解放了。同时，他已经开始和那些坐在长椅上的太太搭讪，让她们放心，说狼狗很乖，很喜欢小孩。但我即使到了小树林，也要看看四周，看看会不会招惹到什么人，才会把狗放开。它欣喜若狂，一下子就窜出去老远，跑来跑去。
我捡起了一段柔软的树枝，在空中抽了两下，刚开始有气无力，后来变得很坚定。我喜欢树枝在空中发出像鞭子一样的声音，那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一种游戏。有一次在我们住的院子里，我找了一根很细的树枝，在空中甩动着，让它发出嘶叫。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说我们的邻居服毒、自杀未遂之后，最后在米赛诺角的海里淹死了。消息从一个窗口传向另一个窗口，从一层楼传到另一层楼。母亲马上把我叫回家里，她很烦躁，很小的事情都会让她对我大动肝火。有时候，我感觉她不喜欢我，就好像在我脸上她看到了不喜欢的东西，那也是和她相似的地方，她内心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她会禁止我到院子里去，禁止我在楼梯间玩。我待在家里幽暗的角落里，想象着一个故事：那个弃妇没有气息、喝了一肚子海水的身体，像一条银色的鳀鱼，等着用盐腌制。从那以后，每次我在空中甩动树枝，想要听到呼啸声，都会想到她，那个被海水腌过的女人。我听到她淹死时的声音，一整夜她都浸在水里，被海水冲到了米赛诺角。现在，在小树林里，一想到这一点，我不由自主越来越用力地甩动着手上的树枝，就像小时候那样，可能是为了唤醒幽灵，也可能是为了驱散它们。我越用力，鞭子一样的呼啸声就越大。我意识到自己的举动，忍不住笑了起来：一个处于困境的三十八岁的女人，忽然玩起了小时候的游戏。我想，是的，我们就是这样。即使长大成人，也会想象，也会做很多没有意义的事，为了快乐，或是因为崩溃。我一边笑，一边甩着手上的枝条，笑得越来狂野。
我听到叫喊声才停了下来，那是个年轻女人的叫声，忽然出现在小路尽头。她很高大，但并不健壮，只是骨骼很大。她皮肤很白，脸轮廓分明，头发黝黑。她一边叫喊，一边紧紧地握着童车的把手，那里面传出几声婴儿的哭声。奥托对她发出威胁的叫声，它也被叫喊声和孩子的哭声吓到了。我向着那个方向跑去，也在朝着狗叫喊：坐下，坐下！但它还在叫，那个女人对我叫喊着说：
“您知道该给它拴上狗绳吗？该给它戴上嘴套吗？”
蠢货。她才该戴上狗绳。我忍不住对她喊道：
“你有没有长脑子啊？如果你叫喊起来，就会吓到孩子，孩子哭了，你们俩就会吓到狗，狗也会叫起来！这是因果关系，你才应该带上嘴罩！”
她也针锋相对地回敬我。这时奥托还一直在叫。她提到了自己的丈夫，她用威胁的语气说他会有办法的，会一次性解决公园里狗不系绳子跑来跑去带来的麻烦。她嚷嚷着说，绿地是给孩子的，不是给那些畜生的。她抱起在小车里大哭的孩子，抱在胸前，说了些安慰的话。我不知道她是说给自己听的，还是说给孩子的。最后，她瞪着奥托，一字一句地说：
“看到了吗？如果我的奶水没有了，我会让您付出代价！”
也许是因为她提到了哺乳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胸口一阵撕裂，好像我的听力和视力忽然觉醒了。我忽然意识到奥托的真实面目：它锋利的牙齿、竖起的耳朵，皮毛也竖起了，目光凶残，每条肌肉都准备好冲出去，叫声也很可怕。那真是个可怕的场景，我觉得它好像变成了另一条狗，异常凶残的一面流露出来，难以控制，像童话里愚蠢的狼。我觉得，就是它的反叛举动难以控制，我叫它趴下，它没有乖乖趴下，而是一直在叫唤，让情况变得复杂。我对着它喊道：
“够了，奥托，别叫了！”
它还是没停下来，我气势汹汹地举起了手上的树枝，它还是没有闭嘴。这让我很生气，用力抽打起它来。我听见树枝的呼啸声，看到树枝落到它耳朵上时，它惊异的眼神。愚蠢的狗！马里奥送给詹尼和伊拉丽亚的小狼狗，它在我们家长大，变成了一条黏人的大狗。这其实是我丈夫送给自己的礼物，他小时候，一直梦想能有这样一条狗，才不是詹尼和伊拉丽亚想要的。一条被惯坏了的狗，在家里一直备受宠爱，顺着性子来。现在我对着它高喊，畜生！讨厌的畜生！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我一边抽打它，一边喊道。它呜咽着趴在了地上，身子紧紧贴着地面，耳朵垂了下去，一动不动，满脸忧伤，很不理解我劈头盖脸对它的猛击。
“您在干什么？”那女人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没有回答她，接着抽打奥托。她用一只手推着小推车赶快走了，吓到她的不再是狼狗，而是我。
12
当我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我停了下来。我看到那个女人在小路上，几乎是一路小跑，扬起了一道尘土，我听到奥托的脸埋在爪子中间，在难过地呜咽。
我扔掉了手中的树枝，蹲在它的身边，安抚了很长时间。我到底对它做了什么？我很迷乱，就像吃了致幻剂，我能想象这条可怜的狗很迷惑，它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劈头盖脸暴打了它一顿，搅乱了它长期以来的经验，现在一切都是无序的、失控的。是的，可怜的奥托，我不知道对它低语了多长时间。
我们回家了。我打开门，进去后，我感觉家里不是空的，而是有人。
奥托飞快地跑过走廊，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和快乐。它跑向了两个孩子的房间，孩子在里面，每个人坐在自己的床上，书包放在地板上，看起来神色不安。我看了一下时间，我又一次忘记了去接他们。
“什么味道这么难闻？”詹尼推开了扑过去欢迎他的奥托。
“杀虫剂，家里又有蚂蚁了。”
伊拉丽亚抱怨说：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啊？”
我摇了摇头，脑子里浮现出一个问题，但很模糊。我大声给两个孩子解释，我没有买菜，没有做饭，我不知道让他们吃什么，都是蚂蚁的错。
最后，我忽然想起来刚才要问的是什么了：
“你们是怎么进的门？”
是的，他们是怎么进来的？他们没有钥匙，我没有给他们钥匙，我觉得他们不会开锁。但他们现在就在房间里，就像幽灵一样浮现出来。我拥抱了他们，用的力气很大，就是想确认：的确是他们，是两个有血有肉的孩子，我不是对着幻影说话。
詹尼回答说：
“门刚才虚掩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