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找我需要的镇静剂，但没找到。我把它放在哪里了？昨天晚上的洗手池——我忽然想起来了，真的太愚蠢了。我现在想要洗个热水澡，好放松一下自己，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祛毛，泡澡会让人放松下来。我需要感受水流落在身上的感觉，我正在失去自己。如果我无法抓住自己，那两个孩子怎么办呢？
我不希望卡尔拉碰他们，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一阵恶心，浑身发抖。让一个小姑娘来照顾我的孩子，她还没有彻底结束青春期，双手沾满了情人的精子，两个孩子也是同样的精子孕育出来的。我要让两个孩子远离马里奥和她，我要自给自足，不接受他们的任何东西。我开始往浴缸放水，先是几滴水落到浴缸，然后水龙头发出催眠的水声。
但我已经听不到潺潺的水声了，我看着旁边的镜子，看着自己，清楚地看着自己，清晰到让人无法忍受。我头发凌乱，眼睛没有化妆，鼻子里塞了一块药棉，沾着发黑的血迹，有些鼓鼓囊囊的。我脸上是一副专注的神情，短短的睡袍，上面沾着血迹。
我想弥补一下，于是开始洗脸，用洗脸棉洗脸。我希望恢复美丽，我感到一种迫切的需求。美丽会让人平静下来，两个孩子会很高兴。詹尼会很快乐，他的病会好起来，我自己也会感觉好很多。我很小心地在眼睛周围涂了卸妆水，用温和的洗面奶洗脸，用了不含酒精的柔肤水、卸妆水，上色，化妆。在一张没有颜色的脸上化妆有什么意思？上色就像在隐藏，颜色最能隐藏表面的东西了。来吧，来吧。从头脑深处涌出来各种声音，马里奥的声音。我沉浸在丈夫的情话里，很多年前的话。幸福、愉快生活的小鸟，他对我说。他喜欢读文学名著，记忆力好得让人忌妒。他用愉快的语气对我说，他想成为托起我胸脯的文胸、我的内裤、我的裙子、踩在脚下的鞋子、我洗澡的水、抹在身上的润肤露、照出我影子的镜子。他用戏谑的语气提到那些经典文学，他是个让人讨厌的工程师，取笑我对漂亮话语的狂热。他也沉迷于那些丰富的表达，他给自己的欲望找到话语，那是他对于我，对镜中女人的情感。一张用粉底、口红打造的面具，鼻子鼓起来了，因为里面塞着药棉，嗓子里有血的味道。
我厌烦地转过身，看到浴缸的水已经溢出来了。我关上了水龙头，把一只手伸了进去，水很冷，我刚才没有检查放出来的水是不是热的。我的脸从镜子前滑走了，我失去了照镜子的兴趣。冰冷的水让我想起了詹尼在发烧、呕吐，还有头疼。我关在洗手间里要找什么？扑热息痛片。我又开始翻找，找到后，我高喊起来，好像在求救：
“伊拉丽亚？詹尼？”
21
我感觉我需要听到他们的声音，但他们没有回应我。我来到洗手间门前，试着打开门，但我没能打开。我记得钥匙应该转向右边，就像关门一样，而不是向左。我叹了一口气，想起来那个动作，我转对了方向，来到了走廊里。
我在洗手间门口看到了奥托，它侧躺在那里，头靠在地板上。它看到我动都没动一下，耳朵没有支棱起来，也没有摇尾巴。我很熟悉它的这个姿态，它为什么事难过、想得到爱抚时，就会摆出这个姿势，表示忧伤和痛苦，它想寻求理解。愚蠢的狗，它也想告诉我：我让人不安，我的毛孔会向家里散布痛苦？可能吗？从什么时候开始？四年或者是五年前？因此马里奥才去找小卡尔拉了？我伸出赤裸的脚，放在狗肚子上，感觉一股热气涌上来，一直传到腹沟。我发现它的嘴边有一圈口水。
“詹尼睡着了，”伊拉丽亚在走廊的尽头小声对我说，“来吧。”
我跨过狗的身体，来到了两个孩子的房间。
“你真漂亮啊。”伊拉丽亚带着真诚的欣赏，感叹说。她把我推到了詹尼跟前，向我展示他睡着了。他额头上放着三枚硬币，睡得很沉，呼吸很深。
“那些硬币很凉快，”伊拉丽亚解释说，“会减轻他的头疼和高烧。”
她时不时取下一枚硬币，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捞出来擦干，放在哥哥的额头上。
“他醒来之后，要吃扑热息痛片。”我说。
我把装药的盒子放在了床头柜上，回到了走廊里，想要找些事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我要做早餐。是的。但詹尼不应该吃东西。我应该去看看洗衣机，或者只是抚摸奥托也好。但这时我发现，奥托已经不在洗手间门口了，它决定不再让我看到它满是口水的忧伤。这样最好不过了。假如我的痛苦不会传染，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那就是别人的痛苦渗透到了我身上，让我生病。因此——我想，就像是最后的举措——我需要找个医生，我应该打电话。
我强迫自己记住这个想法。我带着这个想法——就像那是一条风中的带子——迈着小心翼翼的步伐，在客厅里走着。凌乱的书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抽屉打开着，书放得到处都是。我为新小说做笔记的本子也打开着，我翻了最后几页，看到了我细小的字体。那里抄写着波伏瓦《破碎的女人》，还有《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内容，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抄写过。当然了，从书里摘抄一些片段，那是我的老习惯了，但我不会抄在那个本子上，我有个专门的本子。有没有可能我的记忆正在解体？我不记得我用红笔画出了安娜问自己的问题。当时火车已经快要撞上她、碾碎她：“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些话并不让我惊异，因为我很熟悉，不知道我把它们抄在本子上做什么。另外我那么熟悉这些话，一定是因为最近我才抄写下来的，是昨天，还是前天？但为什么我不记得我抄写过呢？为什么它们出现在这个本子上，而不是另一个本子上？
我坐在书桌前，想起自己要铭记一件事情，但我不记得是什么事了。一切都溜走了，我什么都抓不住。我看着我的笔记本，在安娜·卡列尼娜的问题下面，用红笔画出来的横线，像是船抛下来的锚。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眼睛一遍遍经过那些文字，但我并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的感觉器官出了问题，就像接触不良，感觉断断续续，我的情感也断断续续。有时我听之任之，有时我会害怕。比如说，我找不到答案来回答那些问题。每一种可能的答复，我都觉得很荒谬。我迷失在我所处的地方，在我做的事情里。我在“为什么”旁边沉默不语。我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这个样子。也许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经过几个月的挣扎、对抗，我在那些书里看到了自己，我脑子很凌乱，最后彻底坏掉了。一个坏掉的钟表，因为金属芯还在转动，它会破坏所有东西的时间。
22
我感觉鼻子忽然一阵刺痛，我想可能是鼻子又出血了。我很快明白，是家里传出一阵恶臭，我把嗅觉和鼻子的伤口搞混了。我想，詹尼真的病得很重，我站了起来，走到他的房间里。虽然妹妹很勤快，不断更换着他额头上的硬币，但他还是睡着。我慢慢来到了走廊里，小心翼翼来到了马里奥的书房，门虚掩着，我走了进去。
臭味是从那里散布出来的，简直让人无法呼吸。奥托侧躺在那里，在它主人的写字台下面。我走近时，它浑身打了一个颤，嘴里不停地流口水，但眼神还是好狼狗的眼神。虽然我觉得它的眼睛有些发白，有点像用漂白剂漂白了。它身侧是一摊发绿的液体，里面还有血迹。
刚开始，我想向后退，从房间里出去，关上门。我迟疑了很长时间，我意识到，家里的疾病在四处蔓延，正在发生什么事。最后我决定留下来，狗一声不吭地躺在那里，已经不再抽搐了，它的眼皮放下来了。它一动不动，好像在积攒力量，在上好最后一根弦，就像之前的那种老玩具，只要用手指按下一个小杠杆，它就会忽然动起来。
我慢慢适应了房间里的恶臭，接受了那个味道。在短短几秒钟，那摊绿色液体的味道中间，夹杂着另一种味道，那更让我受不了。那是马里奥留下的味道，在他的书房，他的味道封闭在那里。我有多长时间都没进那个房间了？我应该尽早让他把东西都拿走。我愤怒地想，我要把他留在每个角落的痕迹都刮掉。他不能决定离开我，却把他的毛孔散发的气息，还有身体的污渍留在家里。他留下的味道那么强烈，连奥托拉肚子发出的恶臭都掩盖不了。除此之外——我意识到——正是因为那种味道，奥托才用尽最后的力气，用爪子打开了门把手。它也对我很不满，它艰难地走到了这个书桌下，这里它主人的味道比别的地方强烈，对它来说是一种安慰。
我受到了羞辱，比这几个月来我受到的羞辱更强烈。没有良心的狗，我一直在照顾它，没有遗弃它，而是和它在一起，带它出去，让它撒尿拉屎。而它呢，现在要变成一摊烂泥了，还在我丈夫留下的味道中寻求安慰。那个不可靠的男人，叛徒和逃兵。我想，没良心的狗，你就在这儿待着吧，真是活该。我不知道它怎么了，也不关心。它也是我醒来之后的闹心事，倒霉的一天的晦气事。我带着怒火退到了门口，听见伊拉丽亚在身后问我：
“什么东西这么臭？”
她隐约看到奥托躺在书桌下面，就问：
“它也生病了吗？它吃毒药了吗？”
“什么毒药？”我关上门问。
“就是放了毒药的肉丸子，爸爸总是说，遛狗要小心。那是楼下的先生放在公园里的，他讨厌狗。”
她很担心奥托，想打开门看看，但我制止了她。
“它很好，”我说，“只是有些肚子疼。”
她仔细看了我一眼，我想她一定是在猜测我说的是不是真话。她却问我：
“我能不能像你那样化妆啊？”
“不能。你得看着你哥哥。”
“你看着他吧。”她有些不耐烦地说，后退着走向洗手间。
“伊拉丽亚，不要碰我的化妆品。”
她没有回答，我随她去了，我用眼睛的余光扫了她一眼，并没有转身。我拖着步子走到詹尼的房间里。我精疲力竭，觉得我的声音不是真实的，而像是从脑子里发出来的。我把伊拉丽亚放在他额头上的硬币取了下来，用手摸了摸他干巴巴的皮肤，还很烫手。
“詹尼。”我叫他，但他还在继续睡觉，或者在假装睡觉。他的嘴半闭着，嘴唇很红，就像一道火红的伤口，里面是亮晶晶的牙齿。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再抚摸一下他，还是亲吻他的额头，或者轻轻摇醒他。我也在避免思考他生病的缘由：中毒、热感冒、喝了冰冷的东西、脑膜炎。一切都有可能，或者不可能，我很难推断，很难建立次序，尤其是我很难提高警惕。我的想法让我很害怕，我现在不想有想法，我感觉那些想法也带着病毒。我看到奥托的状况，担心自己是所有疾病的源头，最好要避免接触伊拉丽亚，我不应该再碰她。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给我们的家庭医生，那是一位年老的儿科医生，还有兽医。我已经打电话了吗？我是想着去打电话，但实际上忘记了？马上打电话给他们！这是规则，只需要遵守就行了。尽管马里奥对疾病的反应一直都让我很烦。他太害怕生病了，有点疑神疑鬼，为一点儿小问题都会打电话给医生。爸爸知道——两个孩子提醒我——住在我们楼下的先生，会把有毒的肉丸放在公园里；爸爸知道发高烧、头疼、中毒的症状出现该怎么办；他知道需要个医生，需要找个兽医。如果他在这里——我忍不住想——他一定会先为我叫医生。但很快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心目中那个勤快、马上会解决问题的男人，已经不能为我做什么了。我是个被遗弃的女人，带着废弃的身体。我的疾病，只是我作为女人的生命废弃了，不再有用了。我带着决心走向了电话，给兽医打电话，给医生打电话。我拿起了听筒。
我马上愤怒地放下电话。
我的脑子在哪里？
重新振作，重新抓住自己。
听筒里是通常的呼啸声和各种杂音，没有信号。我知道的，但我假装不知道。或者说我不知道，我已经没有可靠的记忆，已经失去了理解、学习的能力，但我依然假装自己有这些能力。我假装，我逃避对两个孩子、对狗承担责任，带着哑剧般的冷静。
我拿起听筒，拨了儿科医生的电话，没有任何用，电话里还是呼啸的声音。我跪在那里，在桌子下面找插销，我把电话插销拔下来，又重新插上。我又试着打了一次，还是一片杂音。我开始对着话筒吹气，非常用力，就好像我能吹散干扰电话线的呼啸声，但依然没有结果。我放下了电话，很不情愿地来到了走廊上。也许我没明白，我应该尽量集中注意力，应该意识到：詹尼生病了，奥托也生病了。我应该找到一种方法，让自己变得警觉，意识到状况很危急，知道这件事的意义。我用手指数了数，努力地思考着。首先，客厅里的电话坏了，打不通；其次，有个孩子在发高烧，在房间里呕吐；第三，狗的状况也很糟糕，它在马里奥的书房里。但奥尔加你不要激动，不要慌张。你要注意，一激动你可能会忘记手臂、声音、心思。要么，你让地板断开，让客厅和两个孩子的房间永远断开。我问詹尼，也许过于用力地摇晃着他：
“你感觉怎么样？”
孩子睁开了眼睛说：
“打电话给爸爸。”
别再提你们没用的父亲。
“我在这里，不要担心。”
“是的，但你要打电话给爸爸。”
爸爸不在，爸爸知道该怎么办。他离开了，我们只能自己来应对。现在电话坏了，沟通的渠道没有了。也许，我也要走了，我脑子清醒了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要走上哪条路，迷失的路，而不是出口。孩子明白了，因此他担心的不是他的头疼，不是高烧，而是担心我，担心我。
这让我很难过，我要找到弥补的办法，要保持冷静，不能发疯。我看见桌子上有个金属夹子，用来夹零散的纸张。我把它拿过来，夹在了右胳膊的内侧，也许它会有用，至少有个东西抓着我。
“我马上回来。”我对詹尼说。他坐起来一点，为了看清楚我。
“你的鼻子怎么了？”他问我，“塞了那么多药棉，取下来吧。你为什么在手臂上夹了那个东西？你待在我身边吧。”
他仔细看了看我。他看到了什么？药棉、夹子。他对我的妆容一句话都没有说，他没有觉得我很美。那些大大小小的男人，都不懂真正的美，他们永远在考虑自己的需求。可以肯定的是，他接下来会渴望他父亲的情人，极有可能是这样。我从房间里出去，去了马里奥的书房，我又把手臂上那个金属夹子调整了一下。有没有可能奥托真的中毒了，是卡拉诺投的毒？
狼狗还在那里躺着，在主人的书桌下面。它又拉肚子了，臭味真的让人难以忍受。但现在，不仅只有它在房间里，在书桌后面，在我丈夫的转椅上，在蓝灰色的光线中，坐着一个女人。
23
她把赤裸的脚放在奥托身上，脸色有点发绿，她是马志尼广场上那个被遗弃的女人。那个弃妇——这是我母亲叫她的方式，她仔细理顺头发，就像用手梳头一样。她调整了一下胸前褪色的衣服，太暴露了。她忽然出现，让我目瞪口呆，然后她就消失了。
这是很糟糕的征兆。我很害怕，我感觉白天的炎热正把我推向我绝对不想去的地方。我开始反思，假如那个女人真在房间里，按照推算，我只能是当年那个八岁的小女孩。或者更糟糕：如果那个女人出现了，那个八岁的女孩，对我来说已太陌生了，但她正在占上风。我现在三十八岁，她正在把自己的时间、世界强加给我。那个女孩在努力，从我脚下把我的地盘去掉，用她的地盘取而代之。那只是个开始：如果我跟着她来，如果我听之任之，那我会感觉到那天在那栋房子里有不同的时间，有很多场景、人和事，还有不同的自己会同时出现。真实的时间、梦境、噩梦，一直构成一个密集的迷宫，我就出不去了。
我不是个轻率的女人，我不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出现。不能忘记的是：书桌后面出现的那个女人，虽然是个很糟糕的征兆，但毕竟是个征兆。奥尔加，你要清醒过来。三十年前那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无法进入你小时候的头脑里；任何有血有肉的女人，都不可能完整地出现在这里。我在马里奥的写字台后看到的女人，那只是“女人”“马志尼广场上的女人”“弃妇”这几个词语产生的效果。你要紧紧抓住这几点：狗现在还活着；我已经不再是三十年前那个八岁的小姑娘了。为了记住这些，我咬住自己的手关节不松口，一直到感觉疼痛。我沉浸在狗发出的恶臭里，只想闻那种气味。
我跪在奥托的旁边。它无法控制自己的喘息，这条狼狗被痛苦控制了，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偶。我眼睛看到了什么？它紧闭的嘴，溢出来的口水。它抽搐的四肢，让我的感觉找到了一个坚固的支撑点，比咬着关节、用夹子夹着手臂更有效。
我想我应该采取行动。伊拉丽亚说得对：奥托是吃了毒药，这是我的错，我没有看好它。
但这个想法并没有通过我的声音说出来，我感觉它卡在喉咙里，就好像在我身体里说话，是呼吸的震动，像孩子的咿咿呀呀，像大人的嗲声嗲气，那是我最痛恨的语气。卡尔拉说话就是那样，我记得很清楚：她十六岁的声音像六岁一样，也许她到现在还那样说话。有多少女人无法放弃儿童的声音，她们一直装出孩子的声音。我马上就放弃了孩子的语气，在十岁时我就开始用成人的语调说话。即使是恋爱时，我也没有装出孩子的语气，女人就是女人。
“你去找卡拉诺吧，”马志尼广场上的弃妇建议我，她这次浮现在窗户的角落里，“请他帮助你。”
我没法拒绝，我感觉自己像面临危险的小女孩一样，用细微的声音，抱怨受到的伤害，觉得自己很无辜：
“卡拉诺给奥托下毒了，他对马里奥是这么说的。那些最无辜的人，总是能做出最糟糕的事。”
“他们也会做一些好事。我的孩子，你去找他吧，楼里只有他在，他是唯一可以帮助你的人。”
真是太愚蠢了，我不应该和她说话，我们竟然还在对话，真不应该。我就好像在写书，脑子里全是人物和幽灵。但我没在写东西，也没在我母亲的桌子下面，在给自己讲述弃妇的故事。我在自言自语。事情总是这样开始的，我说出自己的话，好像是替别人说的。真是大错特错。我应该牢牢抓住具体的东西，相信它们的持久性，确认它们的完整性。这个女人只是存在于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不应该感到害怕，也不应该理会她。我们的脑子到死都会带着一些活着和死去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个限度，比如说，永远都不要和他们说话。我沉下去，想要知道自己在哪里、我是谁。我两只手放在奥托的毛皮里，它的身体散发着一种让人受不了的热度。我轻轻碰到它，抚摸它，它的身体抖了一下，抬起头来，睁开有些发白的眼睛，张开喉咙对着我咆哮了几声，口水喷到我身上，我害怕地向后退去。狗不想让我分享它的痛苦，它拒绝了我，好像我不配减轻它临终的痛苦。
那个女人说：
“你没有多少时间了。奥托快要死了。”
24
我马上站了起来，匆忙从房间里出去，关上了身后的房门。我本想大步流星，什么东西都拦不住我。奥尔加走在过道里，走在客厅里，她现在已经下定了决心，去进行弥补。虽然她脑子里的女孩在用甜美的声音说话，告诉她伊拉丽亚拿了你的化妆品，不知道她在洗手间里搞什么；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属于你，她会碰你的所有东西；去洗手间看看，你要扇她耳光，教训她。我马上放慢了节奏，我无法忍受激动的心情。假如周围的世界加快了速度，我会放慢速度。奥尔加最不喜欢手忙脚乱了，她害怕要马上做出反应——快步走，快动作——脑子迅速转动。她无法容忍纠缠着她内心的声音，她的太阳穴突突跳着，有些反胃，出冷汗，感觉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失控。要不慌不忙，要心平气和，要有气无力地走。我调整了一下胳膊上的夹子，尽快停止使用第三人称，奥尔加想跑。回到第一人称，我来到防盗门前，我知道自己是谁，会控制自己所做的一切。
我想我有记忆，我不是那种甚至会忘记自己叫什么的人。我记得，实际上我还记得那两个装防盗门的工人：一个老的，一个年轻一点。他俩中有一个告诉我：太太，你要小心，不要太用力，要注意钥匙的用法，锁的内部结构有些精密。他俩看起来有点儿奸诈，那么多暗示，钥匙要横着，竖着，还好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如果马里奥对我做了那些事，在欺骗了我那么长时间之后抛弃了我，我还是我自己。那么不安的几个月，我坚持下来了。在炎热的天气里，在八月初一直在坚持，对抗各种挫折，这就意味着，我从小担心的事——长大之后变成一个弃妇，这是三十年来我最害怕的事——没有发生。我正在做出反应，很好。我把自己的每部分紧紧抓住，恭喜你，奥尔加。虽然发生了那么多事，你还在这里，没有和我分开。
在防盗门前，我停留了一下，就好像真的跑完步一样。好吧，我要向卡拉诺求救，虽然是他给奥托下的毒。没有别的选择，我会问他，能不能用他的电话。如果他再次想要我，从后面进入我，我会说“不行”，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去找他，仅仅是因为家里出了急事。我会马上告诉他，让他不要心存幻想，要打消他的念头，让他不要觉得，我去找他是为了那事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但有第一次，不一定会有第二次。再说了，唯一的那次你还弄到了避孕套里，混蛋。
但我马上就知道，在尝试之前我就知道门不会打开。我抓住钥匙，想要拧动它时，脑子里之前预想的情况发生了：钥匙一动不动。
我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焦虑，我真不应该有这样的反应。我用了更大的力气，手忙脚乱，先把钥匙向左拧，然后向右拧，没有任何结果。我又尝试把钥匙从锁眼里抽出来，但取不出来了，钥匙的金属像是熔到了锁眼里。我用手拍打了门板，用肩膀顶着门，接着用钥匙开门。忽然间我的身体清醒了，感到特别绝望。最后我放弃了，发现自己浑身都是冷汗，睡衣粘在身上，我的牙齿在打架，虽然天气很热，但我感觉很冷。
我蹲在地板上，我应该考虑清楚。那两个工人，是的，他们对我说过，我应该小心点，锁可能会出问题。但他们跟我说这些话时采用的是男人特有的、夸大其词的语气。他们那样说，只是为了彰显他们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性方面必不可少。我想起来，那个年龄大一些的工人在给我名片时，他脸上的奸笑。他说，如果我需要，可以打电话给他。我知道他想说的是哪道锁，当然不是防盗门上的锁。因此我想我应该抹去他的话，他说的不是任何技术问题，他只是利用行业术语说些调戏我的下流话。这就意味着，我会从脑子里抹去他说的那些话，还有话里隐含的警告。我不应该担心门会卡住，会打不开。我要尽快把那两个粗俗工人的话，从脑子里抹去，把一切打扫干净。我要放松心情，把一切都整理好，堵住意义的漏洞。还有狗，比如说，它为什么必须是吃了毒药呢？把“毒药”抹去。卡拉诺，我近距离看到过他——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觉得他不是那种在肉丸里加毒药的人，奥托可能吃了什么变质的东西。保留“变质”这个词，把这个词固定好。我把这一天所有的事，早上醒来之后发生的事，重新规整一下。把奥托的苟延残喘，带入真实的层面，让所有的事都有个尺度，也给自己一个尺度。我是谁？一个经历了四个月痛苦的女人，非常虚弱，我不是魔法师，绝望会让我分泌出一种毒药：让我儿子发高烧，杀死一条家养的狼狗，让电话线断掉，让防盗门锁出障碍。我要快点思考。到现在为止，两个孩子什么都没吃，我自己也没有吃早饭，没有梳洗。时间飞快地过去，我应该把那些带颜色的和白色的衣服分开。我已经没有干净的内裤了。床单上全是呕吐物。我要用吸尘器，打扫一下家里。
25
我站了起来，小心控制着自己的动作，尽量不慌不忙。我盯着那把钥匙，用很长时间，就像那是一只要拍死的蚊子。我坚定地伸出右手，重新激活我的手指，让它们向左旋转，但钥匙没有动。我把钥匙向自己的方向拉了一下，希望钥匙能动一下，找到正确的位置，但钥匙纹丝不动，一毫米都没动。它看起来不像钥匙，而像是黄铜板上冒出来的东西，是一个深色、凸起的部分。
我检查了一下门扇，门很光滑，除了那个光洁的把手，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抓，门稳稳当当地装在结实的门轴上。没有别的办法打开门，除了转动那把钥匙。我研究着两把锁带着的圆形金属片，钥匙在下面那个锁孔里。每个金属片都由四个小螺钉固定。我知道，如果把那些螺丝拧下来，距离打开门就不太远了。我想，如果我能做到的话，那会让我勇气大增，不会泄气。
我来到了储藏室，把工具箱拿了出来。我把箱子拖到了进门的地方，在里面翻找，但我没找到能拧开那么小的螺丝的工具，工具箱里的螺丝刀都太大了。我去厨房拿了一把餐刀。我选了个螺丝，把刀尖放进了小十字螺钉细小的槽里，但刀马上滑开了，根本卡不住。我又开始找螺丝刀，我拿起最小的一把，想把它探入下面那把锁的黄铜片下面，把它撬起来，但没有用。我尝试了几次，又回到了储物间，想找到一个很薄、很结实的东西，把它从门下面伸进去。我找得很仔细、专注。我想试着把其中一扇门撬起来，让它从门轴里出来。我思索着，我必须承认，那就像在给自己讲童话。我一点都不相信能找到合适的工具，即使是找到了，我也没有力气实现我的构想。但我很幸运，找到了一根尖头的铁棍。我来到了门口，试着把尖头插入到门下，但那里一点空间也没有，门和地板贴得很紧。除此之外，假如我能插进去的话——我意识到——门上面的空间也不够，也无法从合页里出来。我把铁棍扔在地上，发出很大的动静。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关在自己的家里，手足无措。这一天中我第一次感到泪水涌向了眼睛，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26
我正想要哭出来，这时伊拉丽亚——她应该是踮着脚尖来到我背后，她问我：
“你在做什么？”
那当然是个虚假的问题，实际上她只是想让我转身看到她。我转过身去，看到了我不想看到的一幕。她穿上我的衣服，还化了妆，头上戴着一顶金色的假发，那是她父亲送给她的。她脚上穿着我的高跟鞋，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裙子，裙子很长，肩膀耷拉下来很长一截。她的脸像是画上去的面具：眼影、粉底、口红。我感觉她很像我母亲给我讲过的老侏儒，是她小时候在沃美罗缆车那里见过的。那是一对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她说，她们简直有一百岁，她们进到缆车里，一言不发就开始弹曼陀林。她们的头发是浅黄色的，眼妆画得很浓，满脸皱纹，颧骨很红，嘴唇也是画过的。她们弹奏完，不会致谢，而是会吐舌头。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们，但大人们讲得栩栩如生，这两个老侏儒的故事，就清晰地记在我的脑子里，活生生的。现在伊拉丽亚出现在我面前，我觉得她好像是从我小时候听过的故事里走出来的。
看到我满脸厌弃的表情，她有些尴尬地笑了，眼里的光彩黯淡下去了。好像为了解释自己的做法，她说：
“我们一模一样。”
她的话让我很不安，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感觉自己失去了好不容易才占据的领地。“我们一模一样”是什么意思？在那种时候我只想和自己一样。我不能，我不应该想象，自己就像缆车里的两个怪物中的一个。一想到这个，我就有点头晕，有一丝恶心，一切都开始粉碎。我想，也许伊拉丽亚不是伊拉丽亚。也许，她真的是沃美罗车站那两个小侏儒中的一个，她忽然出现了，就像那个在米赛诺角淹死的弃妇一样。哦，也许并不是这样。也许一段时间以来，我才是那两个弹曼陀林的老女人中的一个，马里奥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离开了。我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变得和她们一样。那是童年想象中的人物，伊拉丽亚现在让我看到了我真实的样子，她只是像我一样化妆，想要变得和我一样。这就是我正在发现的事实，在那么多年的表象之下，现实就是这个：我已经不再是自己了，是另一个人。那是我醒来时担忧的事情，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很害怕的事。现在任何抵抗都是白费，当我尽一切努力不想失去自己时，我已经失去自己了。我已经不在那里了，在进门的地方，在防盗门前，在那把不听话的钥匙前面，我假装自己在那里，就像小时候玩的游戏。
我打起了精神，抓住伊拉丽亚的手，拖着她走过走廊。我把她拉到了放满水的浴缸跟前。我用一只手摁住伊拉丽亚的头，把她的头浸在水里，用另一只手使劲搓洗她的脸。现实，现实，不要粉底掩饰。我需要的是现实，现在如果我想拯救自己，拯救我的孩子、狗的话。我要坚持，要承担拯救者的责任。好了，洗干净了。我把孩子拉起来，她对着我的脸吐了一口口水。她挣扎着，大口呼吸着，对我叫喊：
“你让我喝水了，你要淹死我了。”
我忽然又想哭，我用温和的语气对她说：
“我只是想看看，我的伊拉丽亚多漂亮，我忘记她多漂亮了。”
我用手心捧起了一点水，她挣扎着，想要挣脱我。我又用手搓揉着她的脸、嘴唇、眼睛，把残余的颜色混合在一起，抹在她脸上，直到她变成了一个脸色发紫的娃娃。
“现在看看你。”我想要拥抱着她说，“这样我很喜欢。”
她把我推开了，大喊着：
“你走开！为什么你可以化妆，我却不能？”
“你说得对，我也不应该化妆。”
我放开了她，把脸泡在水里，头发泡在浴缸冰冷的水里，感觉好多了。我抬起头，用两只手搓洗了脸上的皮肤，我感觉手指下面是那块蘸了水的药棉。我从鼻孔里小心地把它取出来，丢在了浴缸里。药棉漂在水面上，上面沾着黑紫色的血。
“现在好些了吗？”
“我们刚才更漂亮。”
“我们很漂亮，如果我们相亲相爱。”
“你不爱我，你把我的手腕弄疼了。”
“我很爱你。”
“我不爱你。”
“真的吗？”
“不是。”
“这样，如果你爱我，你必须帮助我。”
“我要做什么呢？”
一阵扭动，脉搏的跳动，事物忽然的凌乱，我忐忑地看了看镜子。我看起来不怎么样：湿漉漉的头发粘在前额上，一只鼻孔上还沾着血迹。虽然嘴唇上的口红擦掉了，但鼻子和下巴上还有口红留下的印记。我伸出手，想要取一块洗脸棉。
“我到底要做什么嘛？”伊拉丽亚很不耐烦地问我。
她的声音好像来自很远的地方。等一下，我先要好好卸妆。因为镜子是凹型的，在两侧我看见我的脸被分成了两半，距离很远，我先是被右边的侧脸吸引了，然后是左边的，两边的脸都让我觉得很陌生。通常我很少用到两边的镜子，我只看大镜子里的影像。现在我调整自己的位子，想要看到自己的正面，还有侧面。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复制的技术，可以突破镜子和梦境。看看我，我对着镜子轻声说，就像一阵呼吸。镜子在展示我的处境：假如我的正面让我放心，我是奥尔加，也许我能够成功到达这一天的尽头；两边的侧脸让我觉得事情并不是这样。它们展示出我的脖子，丑陋、活生生的耳朵，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的、有点儿弯曲的鼻子，下巴、高颧骨，还有颧骨上就像白纸一样撑起来的皮肤。我感觉奥尔加根本无法掌控两个侧面，她太不坚定，也没有毅力。那些影像跟她有什么关系呢？最好的一面，最糟糕的一面，隐藏的几何。假如在过去的生活中，我一直以正面那个奥尔加生活着，其他人一定都觉得：我的长相很不稳定，变化很大，两个侧面衔接不上。我对自己整体的样子一无所知。对于马里奥，尤其是马里奥，我以为自己把奥尔加给他了，就是镜子中间的那个。现在实际上，我都不知道她有什么面孔、什么样的身体。他把我安装起来，用了很不稳定、不协调、难以捕捉的两个侧面。不知道在他眼里我长什么样子。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组合让他爱上了我；哪种拼接让他很厌恶，让他不再爱我。我——不禁浑身颤抖了一下——对于马里奥来说，我从来都不是奥尔加。意义，她生命的意义——我忽然明白——那只是青春期结束时的自我欺骗，是我对于稳定的幻想。从现在开始，如果我要成功，我应该相信我的两张侧脸，要按照它们陌生的一面，而不是熟悉的一面。从这里开始慢慢找回自信，让自己变得成熟。
我觉得这个总结充满了真相。我越是看着自己左边的脸——秘密一面的清楚特征，我看到了弃妇的特征。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有那么多类似的地方。她的侧面，她从楼梯上下去，会打断我和几个玩伴的游戏，她眼睛空洞地走过去。我不知道这形象在我身体里藏了多久，这就是镜子现在让我痛苦的原因。那个女人在镜子侧面，对我嘀咕着说：
“你要记住，狗快要死了，詹尼得了肠胃感冒，正在发烧。”
“谢谢。”我毫无畏惧地说，甚至带着感恩。
“感谢什么？”伊拉丽亚有些不耐烦地问。
我忽然清醒过来。
“谢谢你答应我，你会帮助我。”
“但你没有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
我微笑了一下，我说：
“你过来，我给你看。”
27
我动了动身子，感觉自己就剩下一口气，很难把身体支撑起来。在熟悉的家里走来走去，真是无头无尾，什么都干不了。家里所有空间都是分开的，都变成了距离很遥远的平台。五年之前，我第一次测量了这栋房子的尺寸，熟悉每个角落，我很用心地装修了它。现在，我不知道从洗手间到客厅、客厅到储物间、储物间到玄关的距离。我把自己拽到这里、拽到那里，就像在玩一场游戏，感到头晕。
“妈妈，你要小心。”伊拉丽亚抓住了我的一只手说。我走路踉踉跄跄，可能快要跌倒了。我们来到玄关那里，指了一下装工具的箱子。
“你拿着榔头，”我说，“跟我来。”
我们在家里走动，她很自豪，用两只手拿着榔头，好像终于为我是她母亲感到高兴，我也对此很高兴。我们来到客厅，我说：
“现在你用榔头敲击地板，永远不要停下来。”
伊拉丽亚做了个振奋的表情。
“这样，我们就会让卡拉诺先生很生气。”
“正是如此。”
“如果他上来抗议呢？”
“那你就来叫我，我跟他说。”
女儿去了房子中央，用两只手举着榔头，开始敲击地板。
现在我想该去看看詹尼怎么样了，我差点忘记他了，多么不用心的母亲。
我们俩交换了个会意的眼神。我正要走开，这时我看到了一件物品，它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在一个书架的下面。那是一瓶杀虫剂，它应该在储物间里，此刻却躺在地上，上面有奥托咬过的痕迹，喷头的白色按钮也掉下来了。
我把它捡起来，仔细查看了一下，有些迷惑地看看四周。我看到了蚂蚁，它们在书架下面排成队，来来回回。它们又回来包围这所房子了，也许它们是把房子连接在一起的唯一黑线，避免它彻底解体。如果没有它们的决心，我想伊拉丽亚可能正在一片地板上，比我现在看到的她更远。詹尼躺着的房间，可能已经无法抵及了，就像一座把浮桥抬起来了的城堡。奥托临终所处的房间，就像黑死病的隔离医院，无法进入。我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过去生活的记忆、外国的城市，还有我出生的地方，在那张桌子下倾听我母亲的故事，就像炎热的八月光线中的一粒微尘。我打算不管那些蚂蚁，也许它们并不是敌人，我不应该把它们赶尽杀绝。有时事情的坚实性是基于一些让人烦恼的元素，虽然表面看起来，这些元素好像要破坏它的凝聚力。
最后这个想法，发出的声音很大，在不断回响，我不禁一震，那不是我的声音。我清楚地听到那个声音，它甚至突破了伊拉丽亚频繁的敲击声。我的目光从手上的杀虫剂瓶子抬起来，看向了写字台：那不勒斯弃妇的身体像纸一样单薄，她坐在那里。我的两个侧面人工接合在一起。她通过我的血液活着，我看见她的血管红红的，露在外面，湿湿的，在跳动。她的喉咙、声带，让她震颤的呼吸也属于我。她说完那句莫名其妙的话，继续在我的本子上写字。
虽然我死死地待在原处，但我还是清楚地看到她在写什么。那是她的笔记，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她用我的字迹进行记录。这个房间太宽敞了，我没法集中注意力，无法搞清楚我身处何处、在做什么、为什么。夜晚很长，很难挨，所以我丈夫离开我了。在年老和死亡到来之前，他希望夜晚的时光很快过去。为了写清楚，我需要进入每个问题的核心，进入到一个更小、更安全的地方，要抹去多余的东西。我要缩小阵地，真正的写作，就是从母亲的怀里发出的声音。奥尔加，你要放下，翻过这一页，从头开始。
昨天夜里我没去睡觉，那个坐在写字台前的女人对我说。但我记得，我上床去睡了。有一点困，我中间起来了，然后又去睡觉了。上床的时间应该很晚，我一下子扑倒在床上，横着躺在床上，这就是我醒来时为什么姿势那么奇怪。
因此要小心，要把事情重新整理一遍。在夜里，一定是我身体里的某样东西崩溃了，坏掉了。我感觉，我的理性和记忆都层层脱落了，长时间的痛苦的确会带来这样的后果。我以为自己上床睡觉了，但实际上没去睡。或者说我睡了，然后起来了，不听使唤的身体在笔记本上写字，写了一页又一页。她用左手写，为了对抗恐惧，为了抵抗羞辱。有可能，这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我把杀虫剂的瓶子在手上掂量了一下，也许我昨天晚上和蚂蚁斗争了一宿，白白浪费时间。我给家里上上下下喷了一遍杀虫剂，所以奥托才中毒了，詹尼吐个不停。哦，也许事情并不是这样，是我自己的黑暗面在捏造这些罪责，这其实不是奥尔加的错。我塑造一个不负责任、马马虎虎、无能的形象，就是为了自暴自弃，让现实更加混乱。我阻止自己划出一个界限，确认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
我把那个杀虫剂瓶子放在书架上，踮着脚尖，慢慢走到门那里，好像不愿意打扰那个写字台前的女人的侧影。她又开始写了，伊拉丽亚这时很有节奏地敲打着地板。我又走向了洗手间，和想象的罪责作斗争。可怜的孩子，我可怜的儿子。在混乱的药品中，我找到了一些“安乃近” 注 【novalgina，一种镇痛解热药物。】 ，滴了十二滴（非常精确，就是十二滴）到一杯水里。我有没有可能那么不用心？有没有可能我夜里没开窗子，到处喷洒杀虫剂，把瓶子里的药都喷完了？
在楼道里我就听到了詹尼呕吐的声音。我看到他头探出床来，眼睛瞪得很大，脸涨得通红，嘴巴张着，好像身体里有一股力量在摇晃着他，但没吐出来什么。还好，我什么都留不住，任何一种情感、兴奋、怀疑。眼前的场景在变化，其他信息，其他可能性。我想到了在奇塔代拉前面的大炮，詹尼当时钻到炮弹口里面，是不是染上了一种遥远的、穷人的疾病，产生于特定的气候，一个沸腾世界的符号，边界在延伸，远的变成了近的，破坏的声音，新仇旧恨，遥远的战争，或已经烧到门口的战火？我沉浸在所有幽灵、恐怖之中。那个在青春期之后，我赋予自己的理性世界，现在越来越小。虽然我尽量放慢动作，深思熟虑。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周围那个世界越来越让人目眩，它的圆球形状，变成了一张薄薄的圆桌子，那么薄，它一层层脱落，中间好像已经出现了破洞，很快会变成一枚结婚戒指，然后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