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詹尼身边，手放在他的额头上，鼓励他吐出来，他吐出了一口发绿的口水。他非常虚弱，最后侧躺下去，哭了起来。
“我一直在叫你，你都没有过来。”他一边哭，一边指责我。
我擦了擦他的嘴、眼睛。我解释说，我有些问题要解决，着急找到办法，没有听到他叫我。
“奥托是不是真的吃了毒药？”
“不，不是真的。”
“是伊拉丽亚告诉我的。”
“伊拉丽亚在说谎。”
“我这里疼，”他叹着气，把脖子展示给我看，又让我看后颈，“很疼，但我不想用栓剂。”
“我不会让你用栓剂，你应该喝这些药水。”
“又会让我吐的。”
“药水不会让你吐的。”
他很艰难地喝下了那杯水，又吐了一口，然后躺了下去，头靠在枕头上。我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还是很烫。我感觉他干巴巴的皮肤让人无法忍受，那就像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一片酥皮。伊拉丽亚敲击地板的声音变得难以忍受，虽然她在外面，隔着一段距离，但那是充满力量的敲击，声音回荡在整栋房子里。
“这是什么声音。”詹尼很担心地问。
“隔壁在施工。”
“噪音让我很难受，你去告诉他们别吵了。”
“好。”我向他保证。我让他把温度计放在腋下，但只有我用两只胳膊抱紧他，他才肯量体温。
“我的孩子。”我一边摇晃着他，一边唱着，“我的病孩子，现在要好起来。”
过了几分钟，虽然伊拉丽亚还在一个劲儿地敲打着地板，詹尼还是睡着了。他的眼皮没有完全闭上，眼圈有些发红，睫毛间有一条白线。我等了一会儿，他急促的呼吸，眼皮子底下不断转动的眼珠子，让我很担心。我把体温计取了出来，水银指示他的体温很高，几乎四十度。
我把温度计放在床头柜上，有些不适，好像那根温度计是活的。我把詹尼放在床单上，头枕着枕头。我盯着他红通通的嘴唇，他嘴张着，好像死了一样。伊拉丽亚砸地板的声音，好像在一下下地敲打着我的脑子。要回过神来，要弥补夜晚、白天的错误。他们是我的孩子——我想说服自己——是我生出来的。虽然马里奥让我受孕时，不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哪个女人；虽然我以为自己是奥尔加，和他生了这两个孩子。虽然我丈夫现在只觉得一个叫卡尔拉的小姑娘有意义、有价值，他鬼迷心窍；他甚至不承认我的身体，他赋予我的那些特征，讨他喜欢的、让他愿意在我身上播种的特征；虽然我从来不是那个女人——现在我知道了——我不是自己以为的奥尔加。哦，我的天，我只是一些侧面，胡乱拼接在一起，是很多立体形象，我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那两个小家伙是我生的，从我的身体，我这个身体里出来，我对他们负有责任。
因此我需要努力承受那些无法承受的东西，我站起来了。我需要振作起来，搞清状况，重新和外界建立联系。
28
我把手机放在哪里了？那天我把手机摔坏了，我把那些碎片放在哪里了？我来到了卧室，在床头柜的抽屉里翻找，手机在那里。紫色的手机摔断了，摔成了两段。
我对手机的构造一无所知，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说服自己，手机其实并没有摔坏。我仔细看着带着显示屏和键盘的那块，摁了一下开关，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想，也许只要把这两块粘在一起，手机就可以用了。我鼓捣了一会儿，并没什么章法可循。我把掉出来的电池放了进去，试着把零件拼起来。我发现手机断成了两片，因为连接它们的中间部分的卡槽断开了。我们生产的东西就像我们的身体，一边连着另一边。要么是我们在设计时，想象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我们和渴望的身体连在一起。这些物品产生于平淡无奇的想象。马里奥——忽然间我感觉——虽然他在事业上很成功，能力很强，非常聪明，但他是个很没有想象力的人。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一定会让手机恢复使用，能拯救狗和儿子。成功，就是依赖精确的计算，对显而易见的事情进行操纵。我不懂适应，也没有被马里奥的目光彻底塑造。我尝试过了。我是个钝角，但我假装是直角，我甚至压制住自己的志向，胡思乱想。我做得不够，他后来抽身而去，去别处扎根，和别人结合。
不，我应该停止胡思乱想，要想想那部手机。我在抽屉里找到了一根绿色的带子，把断开的两块紧紧绑在一起，试着开机，但手机一点反应也没有。我希望忽然出现一个奇迹。我想看有没有信号，但没有用，手机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把手机放在床上，伊拉丽亚敲打地板的声音，让我心烦意乱。这时我忽然想到了电脑，我为什么之前没想到呢？问题就在于：我就是这样的人，没有什么知识，这是最新证据。我去了客厅，试探着向前走，就好像榔头的敲击声是一张灰色的网子、一张幔子，我应该张开双臂，打开一条路，双手摸索着向前。
我看到女儿蹲在地板上，用榔头敲打着瓷砖，她一直在敲打同一片瓷砖。那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折磨，我觉得在卡拉诺听来也应该一样。
“我可以停下来了？”她问我。她浑身是汗，脸很红，眼睛亮晶晶的。
“不能停，这很重要，要继续。”
“你来敲吧。我累了。”
“我有其他着急的事要做。”
我的写字台前面现在没有任何人。我坐下了，那张椅子并没有人坐过留下的体温。我打开了电脑，点了邮箱的标识，然后点了收发信件。虽然电话目前打不通，但我希望能够上网，我希望那只是电话机的问题，就像电话公司的人告诉我的那样。我想给所有朋友和认识的人发一封求救信，那些都是我和马里奥的联系人。我试着用电脑联网，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电脑在拨号上网时，发出让人泄气的声音，像叹气，最后宣告连接失败。我紧紧按着键盘的边儿，眼睛一会儿看这儿，一会儿看那儿，让自己不要那么心焦。我的目光时不时会停留在我打开的笔记本上，停在用红笔画出来的字迹上：“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为什么？”那是安娜的话，她很愚蠢地怀疑，她的情人正在背叛她，离开她。失去理性、精神紧张，会促使我们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伊拉丽亚的榔头声把电脑发出的让人焦虑的拨号声切成一段段的，那就像一条鳗鱼在房间里乱跑，女儿正在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我尽量忍着，但最后实在受不了了。
“够了，”我喊道，“不要再那样敲打了。”
伊拉丽亚惊异地张大了嘴巴，不再敲击了。
“我刚才告诉你了，我想停下来。”
我点了点头，有些沮丧。我已经崩溃了，但楼下的卡拉诺并没有。这栋楼里任何角落都没有动静，没有人的声息。我像只无头苍蝇，没法坚持自己的策略。我目前唯一的同盟，就是那个七岁的女孩，但我不断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看着电脑屏幕，没有任何反应。我站起来走过去拥抱了女儿，发出一声长长的、痛苦的呻吟。
“你头疼吗？”她问我。
“一切会好起来的。”我回答她说。
“我帮你按摩一下太阳穴？”
“好的。”
我坐在地板上，伊拉丽亚用她的手指，仔细地揉着我的太阳穴。我又开小差了，我还有多长时间：詹尼和奥托怎么办。
“我会让你好起来，”她说，“现在好点儿了吗？”
我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要给手臂夹那个夹子？”
我忽然回过神来，看着夹子，我已经忘了有这回事。我给自己制造的小小痛苦，已经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因此没有什么用。我把夹子取了下来，放在了地板上。
“我需要有人提醒我。今天我特别容易忘事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我来帮助你。”
“真的吗？”
我从书桌上拿起一把金属裁纸刀。
“你拿着这个，”我对她说，“如果你看到我走神，就用它扎我。”
女儿接过裁纸刀，目光炯炯地盯着我。
“我怎么才能发现你走神呢？”
“你会察觉到的。一个走神的人闻不到气味，听不见别人说话，什么都感觉不到。”
她摆弄着裁纸刀。
“用了你也听不到怎么办？”
“你就用它刺我，一直到我听到为止。现在你跟我来。”
29
我把她拉到了储藏室里，到处翻找，想找一段结实的绳子。我很确信家里有绳子，但我只找到一团用来系包裹的细绳子。我来到了玄关那里，把绳子一头绑在我放在门旁边的一段铁棍上。我回到了客厅，来到了阳台上，伊拉丽亚跟在我屁股后面。
一阵炎热的风刮吹过树木，树叶被搅动，发出一阵沙沙的声音。这阵热风吹到身上，让我有些喘不过气来，短睡衣贴在我身上。伊拉丽亚用空着的手抓住我的衣服，就好像担心我会被风刮走。空气中有强烈的野薄荷的气息，混杂着尘土、太阳暴晒下的树皮的味道。
我从栏杆探出身子，想看看楼下的阳台，那是卡拉诺家的阳台。
“当心掉下去。”伊拉丽亚很担忧地对我说，她抓住了我的睡衣。
窗户关着，周围什么声音都没有，只能听到鸟叫，还有远处公交车的轰隆声。河流像一条灰色的、空荡荡的小路。没有任何人声，我住在六楼，楼下、左邻右舍都没有任何声息。我侧耳倾听，想要捕捉到收音机的音乐、一首歌、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但我什么都没听到，至少是近处没有任何声音。除了那股反常的热风刮着叶子的声音，听不到别的动静。我大喊了几声，但我的声音很虚弱，从来都没有什么穿透力：
“卡拉诺！阿尔多！有人吗？帮帮我，救命！”
没人回应，风把我嘴边的话语吹走了，就好像我正要发出声音，这时一杯热汤送到了嘴边。
伊拉丽亚明显很紧张，她问：
“为什么我们需要帮忙？”
我没回答她，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她说，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你不要担心，我们自己帮助自己。”
我把铁棍放在栏杆外面，把绳子放下去，让它碰到卡拉诺的栏杆。我探出身子，想要搞清楚那根铁棍距离窗户有多远，这时伊拉丽亚放开我的睡衣，马上抓住了我赤裸的腿，我的皮肤感觉到她的呼吸。她说：
“妈妈，我抓住你。”
我尽可能把右胳膊伸出去，用食指和拇指紧紧捏住绳子，让铁棍在绳子另一头快速摇晃起来。我看到那根铁棍在卡拉诺的阳台上来回晃动。为了达到目的，我的身子探出去很多，盯着那根铁棍，就好像出神了一样。我看着那个黑色的影子，它很锐利，一会儿在路上飞，一会儿退回去，擦着邻居的栏杆。我很快就不再害怕会掉下去，我感觉我家阳台距离地面很近，还没有那根绳子长。我想击中卡拉诺家的窗户，希望那根铁棍能刺穿玻璃，进入到他家里，进到他那天夜里接待我的客厅里。我有点想笑，这时他当然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他的体力已经开始衰退，勃起都没有保障，他是个不怎么样的一夜情伙伴，很难让人在屈辱中扳回一局。我想象着他怎么度过一天的时间，忍不住很鄙视他。尤其是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候，他一定是躺在阴凉的地方午休，浑身是汗，呼吸很粗重，等着晚上出去演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小乐队，他已经没有任何出头的希望。我想起了他粗糙的舌头，嘴里咸咸的味道。伊拉丽亚用裁纸刀在扎我的右大腿，我才回过神来。多棒的姑娘，她很专注，也很敏锐，这就是我需要的感觉信号。我张开手，绳子从我手中溜走，铁棍很快消失在楼下的阳台上。我听见了玻璃破碎的声音，绳子断了，我看到那根铁棍在楼下阳台的地砖上滚动，撞到了栏杆上，弹到了阳台侧面，最后掉了下去。它落下的时间很长，伴随着玻璃破碎的声音，它撞击着下面一层层阳台一模一样的栏杆，黑色的影子越来越小。最后它落在了地上，反弹起来几次，远远地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
我很害怕地向后退去，六楼展示出了它的高度，眼前就像一道深渊。我感觉伊拉丽亚紧紧抱着我的腿。我等着那个乐手的声音，我给他带来了损失，他一定很愤怒，但他没有反应。我又听到鸟叫，刮在我和孩子身上的热风。我的女儿，她是我的肉体真正创造出来的东西，逼迫我回到现实。
“你表现得很棒。”我说。
“如果我不抱住你，你会掉下去的。”
“你什么都没听到吗？”
“没有。”
“那我们一起喊：卡拉诺，卡拉诺，救命！”
我们一起叫喊，叫了很长时间，但卡拉诺一直都没有动静。回应我们的是一声长长的、很微弱的叫声，可能是远处一条狗在叫，可能是夏日被抛弃在路边的狗，或者是奥托，真的是它，我们的狼狗。
30
我要采取行动，马上找到解决方案，避免在这没有意义的一天里手忙脚乱、丢盔弃甲。我要紧紧抓住生活里剩下的碎片，就好像它们是拼起一幅画不可缺少的部分。我做了个手势，让伊拉丽亚跟我来。我对她微笑，现在她是那个带剑的女人，手里拿着一把裁纸刀，很认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手紧紧握着，关节有些发白。
我想在我失败的地方，也许她会成功。我们回到了玄关，在防盗门前面。
“你要试着拧钥匙。”我对她说。
伊拉丽亚把右手上的裁纸刀放到了左手上，她伸出了胳膊，但够不到钥匙。我抱住了她的腰，把她抬到能够着的高度。
“向这边拧吗？”她问我。
“不，向另一边拧。”
软绵绵的小手，手指上全是汗。她试了又试，但力气不够。如果钥匙没有卡住，她估计也转不动。
我把她放下来了，她很失望，因为没能完成我交给她的任务，她忽然很生我的气。
“你为什么要让我做你应该做的事？”她怨恨地问我。
“因为你更厉害。”
“你已经不会开门了吗？”她担心地问。
“是的。”
“就像那次？”
我有些疑惑地看着她。
“哪次？”
“我们去乡下的那次。”
我感觉到胸口一阵疼痛，她怎么能记得，那时她还不到三岁。
“有时候，用钥匙开门时，你真的很笨，让我们很没面子。”她补充了一句，想提醒我，她记得很清楚。
我摇了摇头，不是这样，我通常用钥匙都很顺手。我开门的动作很自然，从不担心钥匙会卡在门里。但有时，尤其面对一把陌生的锁——比如说宾馆房间的门锁——我会惊慌失措，羞愧地去前台找人帮忙。尤其是电子钥匙，那些磁卡让我很焦虑，想到可能遇到的困难，一不小心，一走神我的动作就不像平时那么自然，可能就打不开门了。
手会忘记动作，手指也忘记了该用的力度和方式，就像我觉得很丢脸的那次。吉娜——邪恶的小卡尔拉的母亲，她把乡下的房子钥匙给了我，让我带两个孩子去玩。我出发了，马里奥当时有事儿，会在第二天来和我们汇合。那天下午，开了两个小时车之后，我到了目的地。我感觉心烦意乱，一方面是因为周末堵车很厉害，另一方面是两个孩子不断争吵，奥托当时还是小狗，也在不停地叫。一路上我都在想，我多么愚蠢，白白浪费时间。我没法再继续写作，没法看书，我没有一个社会身份，可以让我和自己圈子里的人见面，无论是可爱的朋友，还是敌人。少年时我想象自己会成为的那个女人，她去哪里了？我很嫉妒吉娜，她和马里奥一起工作，他们总是有问题可以讨论。我丈夫和她说的话，比跟我说的话还多。那时卡尔拉已经有点让我烦了。她对自己的命运充满信心，有时候还敢于批评我几句，她说，我在孩子和家庭上投入太多时间了。她赞美我的第一本书，感叹说：“我如果是你，会首先想着自己的志向。”她不仅长得特别漂亮，在她母亲的教育下，也确信自己有个光辉的前途。虽然她只有十五岁，却觉得自己可以对很多事情指手画脚，常常想要教育我，在她一窍不通的事情上发表真知灼见，单是听到她的声音就让我很烦。
我把车停在了房子门前的小广场上，但各种思虑让我激动不安。我带着小孩和狗去那里干什么？我来到了门前，试着开门，但没能把门打开。我试了一次又一次，这时天已经黑了，詹尼和伊拉丽亚又困又饿，已经开始哭哭啼啼，我还是没有打开门。但出于自尊和骄傲，我不想给马里奥打电话，也不想让他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跑过来帮我。两个孩子和小奥托吃了饼干，在车上睡着了。我又来到门前，试着开门，试了一次又一次，手指已经发麻了，最后我放弃了。我坐在台阶上，任凭夜晚的重量压在身上。
第二天早上十点的时候，马里奥来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让人意外的是，跟他在一起的是房子的主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没有打电话？我支支吾吾地解释着，但同时也非常气愤。我丈夫有些不自在，居然拿我的笨拙开玩笑。他说我是个充满想象力的女人，但解决不了很多实际的问题，总之很蠢。我记得，那时我和卡尔拉交换了一个眼神，我觉得那是一个意味深长、相互谅解的眼神。她好像在说：你快反抗啊，你要说说真相是什么样子的。你要告诉他们，是你每天面对生活的实际问题，承担很多义务，照顾两个孩子。她的目光让我很惊异，但很明显，我当时没明白她的意思。或者我已经明白了，那是个小姑娘的目光，她在想，如果在我的位子上，她会怎么对付那个迷人的男人。这时吉娜把钥匙插入到钥匙孔里，毫无障碍地打开了门。
我忽然回到了现实，裁纸刀的刀尖刺痛了我的左胳膊。
“你走神了。”伊拉丽亚说。
“没有，我只是在想，你说得对。”
“什么是对的？”
“为什么我那次没能打开门，你说的是对的。”
“我已经告诉你了，有时候你很笨。”
“是的。”
31
是的，我很笨。我的感觉渠道全部堵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里已经没有生命力在流动。我把自己存在的意义局限于和马里奥的婚姻生活，依顺他精心建立的习惯生活，这是多么可怕的错误。把自己的意义建立在他的欣赏、热情之上，在他越来越富有成果的生活之上，这是多么可怕的错误。尤其是我相信，离开他我就无法生活，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但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无法确信，和他在一起时，我是活着的。比如在我的抚摸下，他皮肤的激情在哪里，他嘴唇的热度在哪里？如果这样追问下去——我一直避免这样做——我就不得不承认：在最近几年，我的身体一直在容纳，在被动接受。只有在一些偶然的时刻，纯属巧合，我才有一些存在感：我偶然见到或者重新见到一些人，他们很关注我，赞美我的天分、智慧，有时候会带着欣赏，抚摸一下我的手；在街上偶遇一个之前的同事，激动地欢呼一声；和马里奥的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得起劲，或保持沉默，他让我明白，他首先愿意和我做朋友，我丈夫是其次；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关注，在很多场合都发生过，似是而非，很暧昧，如果我愿意在合适的机会，找到合适的借口打一个电话，那结果就不可预料，无论有没有发生什么，都会让人心惊肉跳。
当马里奥告诉我，他想离开我，也许我应该从这里开始。我应该基于这个事实而采取行动：一个迷人的男人，几乎是个陌生人，一个偶然出现的男人，有待探索的“也许”，却让人很愉快，可以带来意义感。我们就这么说吧，那就像一股泄漏的汽油味，城市里一棵法国梧桐树灰色的树干。那种强烈的愉悦感、忐忑的期待永远固定在邂逅的地方。但同时马里奥身上的任何东西，都不再拥有那种让人心动的力量。每个动作都放在正确的地方，在稳稳当当的网子里，没有废料，也没有过度。如果我基于这一点，从秘密的激情出发，也许我就会明白他为什么离开。在恍惚迷乱的时刻，我总是以我们夫妻的情感稳定为重，现在我感到错失之后的强烈懊悔，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我感到很不安，有一种不确定感，我不得不重新学习生活，但并不确信是否能学会。
比如，我要重新学会拧动一把钥匙。有没有可能是马里奥离开之后，他也带走了我用手开门的能力？有没有可能在乡下那次，一切已经开始了？在两个陌生女人面前，他那么幸福自在，他已经开始让我撕裂，夺去了我手指的握执能力。有没有可能我的心理失衡、痛苦从那时已经开始了？他在我眼皮子底下，品尝诱惑的幸福。我在他脸上看到了我熟悉的乐趣，而我经常会适可而止，因为担心会破坏保持我们关系的根基。
伊拉丽亚很及时地扎了我，我觉得她扎了不止一次，很疼，我的反应很激烈。她向后退去，大声说：
“是你让我这么做的！”
我点了点头，用一个动作让她放心。我用一只手抚摸扎疼了的脚踝，再次尝试开门，但门没有打开。这时我弯下腰，从近处仔细看着那把钥匙。我觉得自己之前的动作错了，我应该把动作分解开来。在伊拉丽亚惊异的目光下，我用嘴靠近钥匙，用嘴唇品尝了一下钥匙的味道，闻了一下塑料和金属的味道。我用牙齿紧紧咬住钥匙，试着转动它。我忽然发力，就好像想要给那把钥匙带来惊异，给它建立一个新规则，一种新的服从方式。现在看看谁能赢，我想。我嘴里有一种黏糊糊的咸味，但一点儿效果也没有。我用牙齿咬着钥匙，感觉钥匙好像动了，我拿钥匙没办法，它却在我脸上留下印记，像开瓶器一样正在撕裂我的脸。假如我的牙齿能转动的话，它会从我脸的最下面打开，划过鼻梁、一边的眉毛、一个眼睛，展露出喉咙、头颅黏糊糊的内部构造。
我的嘴离开了钥匙，我感觉脸垂向了一边，就好像用刀削橙子，一部分橙子皮耷拉下来。我还可以怎么尝试？我躺在地板上，背下是冰凉的地板。我伸出赤裸的双腿，蹬住防盗门的门板，我脚心对着钥匙，用脚后跟顶着钥匙把手，试着用脚转动它。可以。不行。可以。我控制住自己的绝望，想继续尝试，想让自己成为金属、门板、轴承，我想像艺术家一样，直接用自己的身体工作。这时我感觉到我的左大腿，在膝盖上面一点，发出一阵剧痛，我忍不住大叫一声。我意识到伊拉丽亚刺了我，伤口很深。
32
我看见她右手拿着裁纸刀，害怕地向后退去。
“你疯了吗？”我忽然粗暴地转过身，大声说。
“你听不见我说话，”伊拉丽亚大喊着说，“我在叫你，你听不见。你太让人害怕了，眼睛斜着，我要告诉爸爸。”
我看着膝盖上深深的刀伤，还有一道血迹。我从她手上夺过裁纸刀，丢到储藏室敞开的门边。
“我们不玩这个游戏了，”我对她说，“你不会玩。现在你在这里乖乖待着，不要动。我们关在了里面，成了囚犯，你爸爸永远都不会回来救我们了。你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应该更用力。”她眼里闪烁着泪花，反驳说。
我试着让自己安静下来，做了一次深呼吸。
“你不要哭，你要是敢哭……”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觉得我已经试过了各种方法，现在只能看清形势，接受现实。
我假装自己还能掌控全局，于是发号施令：
“我们家里有两个病号：詹尼和奥托。你现在不要哭，去看看你哥哥怎么样了，我去看看奥托。”
“我应该和你在一起，用裁纸刀扎你，这是你跟我说的。”
“我错了，詹尼是一个人，他需要有人摸摸他的额头，给额头上放降温的钱币，我不能做所有事。”
我把她推到了客厅里，她在反抗：
“如果你分心了，那谁扎你啊？”
我看了看腿上长长的伤口，那里涌出一道血。
“你要时不时叫我一声，拜托了，这就可以使我不分神。”
她想了一下，然后说：
“但你要快点，詹尼让我很无聊，他不会玩游戏。”
伊拉丽亚最后一句话让我很心痛，她公然说出玩游戏的话，这让我明白，她已经不想玩了，她真正为我感到担忧。如果我要承担起对生病的孩子和狗的责任，那么她的感觉是，现在她要面对的病号是三个。可怜的孩子，她感觉很孤单，心里默默地等着爸爸，但她爸爸一直都没有回来，她的游戏已经要玩不下去了。我感觉到了她的不安，这增加了我的焦虑。一切都那么易变，没有固定点。我走向詹尼房间的每一步，走向奥托的每一步，都会担心自己会晕倒，会让她看到我崩溃的样子。我应该保持清醒的意识、清楚的记忆，这两个总是在一起，是健康的两大支柱。
我把女儿推进房间，看了一眼儿子，他还在睡觉。我从房间里出来，用钥匙锁上了门，动作干脆自然。虽然伊拉丽亚在抗议，在叫我，用手拍打着门，但我任凭她折腾，我走向了奥托躺着的房间。我不知道狗怎么了，伊拉丽亚很爱它，我不想让她看到可怕的场景。是的，我要保护她，这种担心对我有好处。保护我的孩子，我需要冷静规划。这逐渐变成了一种迫切的需求、最主要的担忧。我觉得这个是个好兆头。
狗待的那个房间，马里奥的凳子下面，现在散发着死亡的糟糕气味。我小心走进房间，奥托躺着一动不动。我蹲到它旁边，然后坐到地板上。
我首先看到的是蚂蚁，它们也占据了那个房间，在狼狗身后黏糊糊的地面上探索。但奥托已经毫不关心，它好像一下子变得灰暗，像个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黯淡岛屿。它的脸好像已经遭到了腐蚀，从嘴里流出绿色的口水，地砖的颜色让人感觉它的口水已经渗透进去，它眼睛闭着。
“对不起。”我对它说。
我用一只手掌摸了一下它脖子上的毛，它抖了一下，张开嘴发出了威胁的叫声。我希望它能够原谅我无意中做过的事，还有现在没法做到的事。我把它拉到我跟前，把它的头放在我的腿上，它散发着病态的热度，渗透到我的血液里。它动了动耳朵、尾巴，我以为那是它舒服一些的表现，我感觉它的呼吸不再那么急促。亮晶晶的口水像一层釉面一样，覆盖在它黑色的嘴边，现在也好像冻结了，就好像它已不需要分泌那些痛苦的体液。
活着的肉身和死亡作斗争，这是一件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有时候它好像要赢了，有时候好像要输。我们就这样待了很长时间，奥托的呼吸有时会忽然急促起来，就好像它好着的时候，特别着急想玩耍，在户外奔跑，需要得到爱抚和理解；有时，它的呼吸会忽然变得轻盈，几乎感觉不到。它的身体也在经历一阵阵的抽搐和战栗，最后纹丝不动。我感觉到它身上残存的力量在一点点消失，它在不断回顾过去的情景：在公园浇水机明亮的水珠下奔跑；在小灌木丛里好奇地刨来刨去；在家里一直跟着我，等着我给它喂食。它在接近真正的死亡，它那痛苦地流着血的伤口，出乎意料地，忽然让我为自己最近几个月的痛苦，为那些夸张、非现实的日子感到羞愧。我感觉房间逐渐恢复了正常，空间又重新聚合在一起，地板看起来很坚固，炎热的天气像透明胶水，笼罩着周遭的一切。
我怎么能听之任之，让我的感觉、活着的意义解体？我抚摸了奥托两只耳朵之间的地方，它睁开眼睛，用黯淡的眼神盯着我。我看到了它老朋友一样的目光，它没有谴责我，而像在为它的状况道歉。最后，身体的强烈痛苦，让它的眼珠子忽然黯淡下去，它龇着牙对我叫了几声，但一点儿也不凶。过了一会儿，它就在我的怀里断了气。我哭了起来，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大哭，和那几个月、那几天的哭泣不可同日而语。
当我的眼泪流干了，胸中最后的啜泣也平息了。我发现马里奥又变回了那个好男人，也许，他一直都是个好男人，只是我已经不再爱他。
33
我把狼狗的脑袋放在地板上，站了起来。我逐渐又听到了伊拉丽亚叫我的声音，紧接着是詹尼的声音。我看了看四周，看到沾着黑血的粪便、蚂蚁，还有奥托的尸体。我从房间里面出去，拿了一个桶，还有抹布。我打开了窗户，把房间打扫干净。我匆匆忙忙，但很高效。有好几次我都对两个孩子喊：
“再等一下，我马上来。”
我觉得奥托躺在那里不太好，我不希望两个孩子看到。我试着抱起它，但我抱不动，我拉着它的后腿，拖着它经过客厅，来到了阳台上。生命很轻盈，不能允许任何人使它变得沉重，但被死亡碾压过的身体，真是沉重。风吹动狼狗的皮毛，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进了屋子。虽然天气很热，我还是小心地关上了窗户。
房间很安静，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小、很集中，没有黑暗的角落，没有阴影，几乎带着一丝欢快。两个孩子一边叫我，一边在玩耍嬉戏：伊拉丽亚用女高音喊着妈妈，詹尼用男高音的声音重复着。
我加紧脚步，走到他们的房门前，用坚定的动作打开了门，用愉快的声音说：
“妈妈在这里。”
伊拉丽亚一下子扑了过来，打了我好几下，用手拍打着我的腿。
“你不应该把我关起来。”
“真是对不起，但我给你开门了呀。”
我坐在詹尼的床上，他一定是在退烧，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起来，和妹妹玩儿，叫喊，大笑，吵架。我摸了摸他的额头，那些药水起了作用，他的皮肤是温热的，有点出汗。
“你的头还疼吗？”
“不疼了，我肚子饿。”
“我给你做点儿米饭。”
“我不喜欢吃米饭。”
“我也不喜欢。”伊拉丽亚也强调说。
“我做的米饭很好吃。”
“奥托在哪儿？”詹尼问。
我犹豫了一下说：
“它在睡觉呢，别打搅它。”
我还想补充几句，说狼狗的病很重，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接受它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这时，我听到了门铃响了。
我们仨都愣在那里了，没有动。
“爸爸。”伊拉丽亚充满希望，嘀咕了一句。
我说：
“我觉得不是爸爸。你们在这里待着，我禁止你们出去。如果你们敢迈出这个房间，看有什么好果子吃，我现在去开门。”
他们听出了我以往的语气，很坚定，没有任何开玩笑的意思，并不是对很普通的事故意做出夸张的语气。我也听出了自己的语气，我接受了，他们也接受了。
我经过走廊来到了玄关。有没有可能真的是马里奥想起了我们？他回来看看我们怎么样了？这个问题并没让我很激动，我只是想，现在如果能和一个人说说话，我会很高兴。
我从猫眼向外望去，是卡拉诺。
“你想干什么？”我问。
“没什么，我想知道你怎么样了。我今天早上出去得很早，去看我母亲，我不想打搅你。现在我回来了，看到玻璃碎了，出了什么事情吗？”
“是的。”
“你需要帮助吗？”
“是的。”
“拜托了，你不能打开门吗？”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门打开，但我没告诉他。我把手伸向了钥匙，稳稳抓住它，轻轻转了一下。我感觉它很柔和，钥匙在锁眼里转动了起来，很简单。
“哦，好的。”卡拉诺有些尴尬地看着我，小声说。他从背后抽出一支玫瑰，一根光秃秃的茎上唯一的玫瑰，一支可笑的玫瑰，一个很不自在的男人，用一个很可笑的动作递了过来。
我接了过来，对他表示感谢，并没有微笑。我说：
“我有个糟糕的任务要交给你。”
34
卡拉诺很客气，他用从地下室找到的一块塑料布把奥托裹好，放进后备箱。他把手机留给了我，就出发去城外埋葬奥托了。
我马上给儿科医生打电话，我很幸运，虽然是八月，我还是找到他了。我跟他仔细讲了孩子的症状，发现自己心跳如雷，我担心医生通过手机都能听到。我的心脏又开始在胸口跳动，它不再是空荡荡的。
我对医生说了很多话，强迫自己用词准确。我一边讲话，一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感受到空间之间的联系。我用手抚摸着家里的物品，接触到每个小玩意、抽屉、电脑、书籍、笔记本、门把手，我在告诉自己：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儿科医生在默默听我说话，他让我放心，说詹尼的状况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他晚点儿会来看看。放下电话，我洗了个冷水澡，时间很长，冰冷的水柱像针一样扎着我，我感觉到了这几个月我时时刻刻经历的黑暗。我看到了放在洗手池边上的戒指，我把那个镶着蓝宝石的戒指戴上，同时毫不犹豫地把婚戒从落水孔丢了下去。我看着伊拉丽亚用裁纸刀在我身上留下的伤痕，我给伤口消了毒，用一块纱布包了起来。我不慌不忙，把彩色衣服和白色衣服分开，启动了洗衣机。我想找回日常生活的安宁和平静。虽然我心里清楚，身体里有一种疯狂向上的挣扎，一种涌动，就好像看到了在洞穴的深处有一只有毒的虫子，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后退，手臂在挥动、脚在乱踢。我要重新学习——我想——迈出稳健的脚步，就像那些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为什么要去的人。
我致力于照顾两个孩子，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们，狗已经死了。我精心选择措辞，找到讲述的正确语调，但伊拉丽亚还是哭了很长时间。刚开始，詹尼语气里带着一丝威胁，有些恶狠狠地说要告诉马里奥，但他很快又抱怨起来：头很痛，恶心。
我还在安慰他们俩，这时卡拉诺回来了。我让他进门了，虽然他态度很好，特别乐于帮忙，但我对他冷冰冰的。两个孩子一直在房间里叫我，他们相信是卡拉诺把狗毒死的，所以不想让他出现在家里，也不愿意同他讲话。
我闻到他身上发出的泥土气息，也感到莫名厌恶。他用那种羞怯、亲切的语气和我说话，我只是用单音节回答他，那就像坏了的水龙头滴出来的零星水滴。
他想告诉我他把狼狗埋在哪儿了，但我对埋葬地点一点也不感兴趣，也不想听他讲怎么完成那项让人忧伤的任务、那地方叫什么。我不但无法专心听他说话，还时不时打断他，对詹尼和伊拉丽亚高喊：“住嘴！我马上来。”他很尴尬，只能长话短说。为了盖过两个孩子的叫喊声，还有他们的干扰，他提到了自己的母亲，还有照顾她的晚年时遇到的问题。他不停地在说他母亲的事儿，直到我对他说，那些母亲很长寿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死亡，因此他们永远都不会获得解放。他听了有些难过，很不适地告辞了。
在那天后来的时间，他没再试着和我见面，他带过来的玫瑰在我书桌上的瓶子里凋谢。那个花瓶可怜巴巴，一直都空着，在很久之前，每年我过生日时，马里奥都会模仿普鲁斯特笔下的斯万，给我送一支蝴蝶兰。到了晚上，那朵玫瑰的花冠有些发黑，已经垂了下来，我把它丢进了垃圾筐里。
儿科医生是晚饭后来的，那是位年老的医生，很瘦，特别受两个孩子的喜爱。因为他来给孩子看病时，总是不断给他们鞠躬，称他们为“詹尼先生”、“伊丽小姐”。
“詹尼先生，”他说，“请马上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
他很仔细地给孩子做检查，得出的结论是，詹尼生病是因为一种夏季病毒引起的肠胃紊乱，也不排除他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比如说鸡蛋，或者——在客厅里，他低声对我说——是因为遭受了强烈的痛苦。
他坐在写字台前，正打算写药方。我平静地跟他讲述了家里发生的事，就好像我们俩已经习惯交流此类的事：我和马里奥关系破裂，糟糕的一天终于要结束了，还有奥托的死。他耐心地听我说完，很专注，最后摇了摇头，表示真是遗憾。他开了一些乳酸酵素，要我对两个孩子温柔点，还让我喝一些安神茶，好好休息。他答应说，过几天会再过来看看。
35
晚上我睡了很长时间，睡得很沉。
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开始精心照顾伊拉丽亚和詹尼。我感觉他们在仔细观察我，想要知道我是不是重新变回他们熟悉的母亲，或者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又会发生别的突变。我尽一切努力让他们放心，我给他们读童话书，好几个小时都跟他们玩一些无聊的游戏。我夸大了自己的一丝快乐，一直在防止绝望情绪的反扑。他们俩谁也没在我面前提到他们的父亲，也许暗地里说好了。他们也没有说，应该把奥托死了的事告诉他。我觉得很不安，因为我担心，他们害怕伤害到我，会让我再次脱离正常的轨道。我开始提到了马里奥，会讲过去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些趣事，他表现得很有创意，很机警，或者他做的一些很大胆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讲的那些故事会让他们有什么感觉，但他们都听得很认真，有时会高兴地微笑起来。但那些事让我觉得很讨厌，我讲那些故事时，感觉马里奥还继续留在我的记忆里，这让我很不舒服。
后来儿科医生回来看孩子的情况，詹尼的状态很好，已经彻底好了。
“詹尼先生，”他说，“您脸色红扑扑的，您确信没变成一只小粉猪？”
在客厅里，我确信两个孩子听不见我们说话，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也是想搞清楚自己有多少责任，有没有可能是我那天夜里在家里喷的杀虫剂，让詹尼的身体出了问题。他排除了这种可能，他提出伊拉丽亚没有任何类似的症状。
“但我们的狗呢？”我给他看了看那个杀虫剂瓶子，上面没有喷雾的按钮。
他仔细看着那个瓶子，看起来有些忐忑，最后说，他没法做判断。他回到两个孩子的房间里和他们告别，弯腰致敬之后，他说：
“伊丽小姐，詹尼先生，真遗憾，我要告辞了。我希望你们早日生病，这样我们就可以再见面。”
他的语气让两个孩子很快乐。后来有几天时间，我们都继续相互用尊称称呼对方：“詹尼先生”、“妈妈夫人”、“伊丽小姐”。他们看起来情绪稳定了，我又回到之前的生活习惯，就像一个人生病住院，在医院里待了很长时间，因为担心再次生病，想要过健康人的生活。我开始做饭，尽量做些新菜，让他们多吃一点。我又切又烤，各种调味。我甚至开始做甜点，但我没什么做甜点的天分，也没有这个爱好。
36
我无法做到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表现出可亲的样子或做事高效。有一些征兆让我很担忧：我还是会把锅忘在火上，有时闻不到饭烧煳的味道。之前我觉得很正常的事，现在会觉得恶心，比如绿色的香菜和红色的西红柿皮混合在一起，漂浮在厨房堵塞住的洗碗池上。我做不到像之前一样，对两个孩子留在餐巾上、地板上黏糊糊的剩饭无动于衷。有时我用刨丝器把奶酪擦成碎末，动作那么机械，心不在焉，会割破指甲，还有手指肚上的肉。除此之外——这是我之前从来没做过的——我经常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长时间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检查得很仔细，像着了魔一样。我会摸着我的胸脯，把手指放在肚子的赘肉上。我会用一面小镜子检查自己的阴部，想要看清楚它的损坏情况。我检查自己是不是长了双下巴，上嘴唇有没有起皱纹。我努力让自己不迷失，我很害怕这种努力会加速我的衰老。我觉得我的头发变得稀疏，白头发越来越多，我应该染发。我觉得头发很油腻，我一直在洗头，很小心地把头发吹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