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让我感到害怕的是那些难以分辨的影像、依稀的词语。一旦有一个难以捕捉的思想，一团青紫色的意义、墨绿色的复杂文字滑过脑子，我就会觉得很痛苦，会陷入恐慌。我很害怕，在家里的角落，过于稠密和潮湿的影子会忽然出现，它们窸窸窣窣，在暗处快速移动。这时，我会反复打开和关上电视，只是为了给自己做伴儿。我会用那不勒斯方言，哼唱一首童年的催眠曲，我会受不了冰箱旁边的奥托的碗，或者会忽然无缘无故陷入困倦，会躺在沙发上，用指甲轻轻挠着手臂。
另一方面，在这个阶段，我发现我能做到举止得体，这对我帮助很大。那些脏话忽然就消失了，我感觉不到想要用它们的冲动，我很羞愧自己曾经口无遮拦。我又回到了很讲究的书面语，虽然表达有些杂乱，但会让我和别人有距离感。我又开始控制自己的声调，愤怒沉淀到了底部，我不再话里带话，结果是我跟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好了。我通过彬彬有礼的方式，让人给我修好了电话。我甚至还发现，我的手机也可以修好。我奇迹般地发现，有一家手机店开着，一个年轻的店员向我说明，我的手机很容易修好，我自己都能修。
为了让自己摆脱孤立的处境，我打了一系列的电话。我想和一些熟人重新建立联系，他们的孩子和詹尼、伊拉丽亚年龄相仿。我想组织一次旅行，一两天也行，来弥补过去黑色的几个月。我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我发现我要把之前的僵局化开，变成微笑、交谈和客气的举动。我又和莱雅·法拉可建立起了联系，在她面前，我表现得很从容。有一次她来找我，小心翼翼地对我说了一件特别迫切的事。她拐弯抹角绕了很大一个圈子，那是她通常爱用的方式，我也没有催促她，没有表现出不安。当她最后终于确信我不会发脾气，她建议我要理性一点，一段关系可能会结束，但没有任何事可以剥夺一个父亲的孩子，或者是剥夺孩子们的父亲，诸如此类的话。最后，她总结说：
“你应该定个时间，让马里奥见见两个孩子。”
“是他让你来的吗？”我问，但并没有咄咄逼人。
她有些不自在地承认了。
“你告诉他，如果他想见孩子，只要打个电话就好了。”
我知道，我应该为我和马里奥未来的关系找一种合适的语调，也不为别的，只是为了詹尼和伊拉丽亚。但我不是很想那么做，我不希望以后再见到他。在和莱雅见面之后的晚上，入睡之前，我感觉衣柜、墙壁、鞋柜里一直传出他的气味。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这种熟悉的气味勾起了我的怀念、渴望、愤怒。现在我把这种气味和奥托的死亡联系在一起了，我不再感动。我发现那就好像变成了对一个老男人气味的记忆，可能是在公共汽车上，他用垂老的身体磨蹭过我，这让我很厌烦、沮丧。我等待着那个曾经是我丈夫的男人在接到我的信息后采取行动，但是没有焦灼的心情，只有顺从。
37
奥托一直是我心头的痛。有一天下午我特别生气，因为我看到詹尼把狼狗的项圈套在了伊拉丽亚的脖子上。她在学狗叫，詹尼拽着绳子对她喊道：“乖乖的，坐下，如果你不听话，我会踢你一脚。”我把项圈、狗绳、嘴罩没收了，我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内心很不平静。在洗手间里，我突发奇想，就好像要在镜子前试一下朋克风格的装饰品。我把那条项圈戴到脖子上。当我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时，我哭了起来，把那些东西全都丢进垃圾筐里。
九月的一个早上，两个孩子在假山公园里玩耍，他们时不时会和别的小孩吵架。我好像远远看到了我们的狼狗，真的是它，正在快速跑过。我坐在一棵橡树下的长椅上，旁边不远处有个小喷泉，一直都会喷水出来，很多鸽子在那里喝水，水滴溅到鸽子的羽毛上。我在艰难地写着东西，对于身处何处并没有清晰的意识。我只听到喷泉汩汩的水声，还有岩石间小瀑布、水流过水草的声音。忽然间，我眼睛的余光看见一条狼狗的影子，倏忽地穿过草地。有那么一刹那，我确信那是奥托，它从死者的岛屿回来了。我想，我内心的某些东西在崩塌，我感到很害怕。实际上——我马上察觉——那是一条陌生的狗，跟我们那条不幸的狼狗没有任何共同点。它只是像奥托一样，在草地上跑完一圈之后，做它习惯做的事：在喷泉里喝水。它跑到喷泉跟前，聚集在那里的鸽子一下子飞走了。它对着在喷水口附近嗡嗡叫的马蜂吠叫了几声，用紫红色的舌头开始舔水，贪婪地喝着喷口里流出来的亮晶晶的水。我合上笔记本，愣愣地看了一会儿，有些感动。那条狗比奥托更壮、更肥。我甚至觉得它的脾气没有奥托好，但它一样勾起了我的柔情。它听到主人的口哨声，毫不犹豫地跑开了。那些鸽子又飞回来，在喷泉跟前戏水。
下午，我找到了兽医的电话，是个名叫莫莱里的医生。奥托生病的时候，马里奥会带着它去找这个兽医。我一直都没机会认识他，但我丈夫提到他时总是赞不绝口。他是都灵理工大学一位教授的弟弟，马里奥和那位教授关系很好，他们经常一起工作。我给他打了电话，他很客气，声音低沉，就好像电影演员在念台词，他让我第二天去找他。我把孩子放到认识的人家里，就去了诊所。
那个兽医是一家动物诊所的主任医师，一块天蓝色的牌子日日夜夜都亮着。我走下一段很长的台阶，来到了一个小小的入口，那里灯火通明，动物的气味浓烈。一个黑头发的姑娘接待了我，医生正在做手术，她让我在旁边一个小客厅里等着。
在小客厅里，有几个人在那里等着。有人带着狗，有人带着猫，还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怀里抱着一只黑色的兔子，她不停用手抚摸着它，动作有些机械。我研究了一个布告牌，上面写着血统高贵的动物的交配建议，还有一些走丢了的狗或者猫的详细描述。时不时会有人过来打探他们心爱的宠物的情况：有个人询问了一只住院的猫的情况，想要得到确切的消息；有个人询问一条正在化疗的狗的情况；还有一位太太，为她快要死去的卷毛狗伤心难过。在那地方，痛苦会越过人脆弱的门槛，在家养动物的广阔世界里散布开来。我在那地方，也闻到了奥托痛苦的气味，还有那气味勾起的不适。我感到一阵轻微的晕眩，浑身都是冷汗。很快，对于奥托的死，我担心自己需要承担责任。这种责任被我无限放大，我感觉自己那时极端残忍、轻率，我的不适感在增强。大厅角落里开着的电视，正在报道着人类世界各种残酷的消息，这也没能减轻我的负罪感。
我等了大约一个小时才见到医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象他是个性格易怒、肥胖的男人，身上穿着带着血迹的白大褂，手背上有很多毛，脸很宽，满脸玩世不恭的神情。实际上，我见到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身材干瘦，有一张和蔼、宜人的脸，蓝色的眼睛，宽额头，一头金发。他身上干干净净的，看起来很清爽，就是医生给人的感觉。除此之外，他还是老派男人的样子，带着一丝忧伤，就好像之前的世界在他周围坍塌。
医生很仔细地听了我的描述，我讲了奥托的惨状，还有死时的情景。他只是时不时打断我，建议我用一些专业术语：流涎，呼吸困难，肌肉抽搐，大小便失禁，癫痫症状，让我散漫、印象式的表述变得更准确。最后，他总结说，几乎可以肯定：杀死奥托的是士的宁，不完全排除是杀虫剂。好几次，我提到了杀虫剂，但他表示怀疑。他说了一些我不怎么听得懂的词汇，比如“二嗪磷”和“甲萘威”。最后他摇摇头，总结说：
“不，我觉得应该是士的宁。”
在他面前，就像在那个儿科医生面前，我忍不住讲了我的处境。我那天特别想用准确的词语来描述发生的事，好让自己安心。他一直在听我说，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他用专注的眼神看着我的眼睛。最后他用平静的语气对我说：“您没有任何责任，您只是太敏感了。”
“过于敏感，可能也是一种错。”我重申说。
“真正的错在马里奥身上，他情感太迟钝了。”他说，并用目光告诉我，他很清楚我的理由，他认为他朋友不对。最后他还说起了一件事情：为了获得一个项目，我丈夫用了投机做法。那也是他听到的闲话，都是从他哥哥那里听到的。我感到很惊异，我不知道马里奥还有这一面。那位医生露出了微笑，牙齿很整齐。他补充说：
“哦，除此之外，他是个有很多优点的男人。”
他最后那句话，从说坏话一下子变成了恭维，我觉得简直太成功了。我想，成年人的正常处事态度和技巧，就应该像他这样，我真应该学习学习。
38
那天晚上，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家里。遭到遗弃之后，我第一次感觉到家里温暖、宜人的气息。我和两个孩子开玩笑，说服他们洗澡、上床睡觉。我已经卸妆了，正打算去睡觉，这时我听见了有人用手关节轻轻叩门。我从猫眼往外看，是卡拉诺。
在埋葬了奥托之后，我很少遇见他。我总是跟两个孩子在一起，见面也只是打招呼。他一直都看起来很谦卑，经常弓着背，就好像为自己长那么高感到羞愧。我第一个念头是：不给他开门。我觉得他可能会把我推向痛苦，但我看到他梳了一个新发型，没有梳分头，灰色的头发刚刚洗过。我想，在决定上一段台阶，来到我的门口之前，他一定用了很长时间打扮自己。他用指关节敲门，没有摁门铃吵醒两个孩子，我也很欣赏他的态度。我拧开了锁眼里的钥匙。
他用有些迟疑的动作，首先向我展示了一瓶冰好的白葡萄酒。又有些忐忑地告诉我，那是一九九八年布特里奥产地的皮诺，是我去他家时带的酒。我说，当时我是随便拿了一瓶酒，并不说明我很喜欢它。我讨厌白葡萄酒，喝了会让我头疼。
他耸了耸肩膀，一句话都没有说。他站在门口玄关那里，手里的瓶子上全是冷凝的水珠。我轻声说了句谢谢，把那瓶酒接了过来。我向他指了指客厅，就去厨房拿开瓶器。当我回到客厅时，看到他已经坐在了沙发上，手里在把玩着奥托咬过的杀虫剂瓶子。
“狗把这个瓶子咬得不成样子了，”他说，“为什么不丢掉呢？”
那只是为了打破沉默、随便说的话，但他提到奥托，让我很厌烦。我给他的杯子里倒满酒，对他说：
“喝吧，喝完赶紧回去吧。太晚了，我很累。”
他狼狈地点了点头，但他一定想着我说的不是真话。他期待我能慢慢变得客气一点、随和一点。我不满地叹了一口气，对他说：
“今天我咨询过兽医了，他告诉我，奥托是被士的宁毒死的。”
他摇了摇头，露出了难过的表情，很真诚。
“有的人很坏。”他嘀咕了一下，我开始还以为他说的是那个兽医，后来我明白，他说的是经常去公园的人。我仔细地看着他，说：
“你呢？你威胁了我丈夫，你对他说你会把狗毒死。这是两个小孩告诉我的。”
我看到他满脸惊异，随后是无辜和难过。我注意到，他很着急地摆了摆手，好像要把我说的话驱赶开。我听见他很忧伤地说：
“我想说的是另一件事，他没有听明白。威胁说要毒死狗的话，是我听别人说的。我也告诉你了……”
但这时他忽然激动起来了，语气很尖刻：
“再说，你也很清楚，你丈夫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我觉得如果我告诉他，我一点也不清楚，这没有什么用。我对我丈夫的看法不是这样，此外，我已经把他从生活中排除出去了。他离开之后，长期以来我赋予生活的意义也离开了我。这件事忽然发生了，就好像在一部电影里，在高空中看到飞机上裂开了一个洞。我没时间对他保留一点点好感。
“大家都有缺点，他也难免，”我忍不住说，“他和大部分人都一样。有时很好，有时让人厌恶。我来找你时，难道不是也做了些可耻的事、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那是没有任何爱意的行为，连欲望也没有，纯粹的绝望和报复。虽然如此，我也不是个坏女人。”
我觉得这番话让卡拉诺受到了强烈的打击。他有些担忧地问：
“你一点儿都不在乎我吗？”
“不在乎。”
“即使是现在，你也一点儿都不在乎吗？”
我摇了摇头，尽量挤出一个微笑，想让他觉得这是生活中经常会发生的事，就像玩牌时输了一场。
他放下了杯子，站了起来。
“对于我来说，那个夜晚特别重要，”他说，“今天比那天还要重要。”
“我很遗憾。”
他笑了一下，摇了摇头，否认了我的话。他觉得我一点儿都不会遗憾，那只是我想赶快结束对话的方式。他忍不住说：
“你和你丈夫没什么差别，再说，你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他走到门口，我很虚弱地跟在后面，在门槛那里，他把杀虫剂瓶子递给了我，他差点儿要带走。我接了过来，以为他会甩门而去，他却轻轻关上了身后的门。
39
这次见面，让我内心很苦涩。我晚上没睡好，决定尽量要减少和这位邻居接触的机会，他说的寥寥几句话，已经让我很难过了。我在楼道里遇到他，他向我打招呼，我会很艰难地回应他，然后匆忙走开。我感觉他会用谴责而忧伤的目光盯着我的背影。我想，我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摆脱那种充满怨恨也充满期待的眼神。除此之外，我真是活该，我在他面前太草率了。
但事情很快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时间一天天过去，卡拉诺小心翼翼，避免和我见面。他只是通过一些忠心耿耿、充满善意的表示来体现他的存在。有时，我会在家门口看到我忘在小区前厅里的购物袋、放在公园长椅上的报纸或笔。我也尽量避免感谢他，我脑子里一直回响着那天我们见面时，他说的只言片语。我努力琢磨那些话，后来我发现最让我不安的是，他默默地谴责我像马里奥。我无法摆脱这种感觉：他对我说了句实话，虽然让人很不舒服，比他想象的更让我不舒服。我长时间反刍着这句话，尤其是学校开学了，两个孩子不在家里，我有了更多胡思乱想的时间。
在初秋温暖的早晨，我坐在花园的长椅上写东西，那里有很多石头。表面上我是给我的新书做笔记，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我想剥去外衣——我想——想深入精确地研究我自己，不惜说自己的坏话，我想要深入讲述那几个月遭遇的痛苦。实际上，我一直在想着卡拉诺让我反思的问题：我真的像马里奥吗？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因为性格相似，才选中了对方，还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越来越像？我爱上他时，我和他在哪些方面很像？在我们的关系开始时，我认同他身上的哪些东西？哪些思想、动作、语气、品位、性习惯，是在这些年里他传递给我的？
在那个阶段，我写满了一页页类似这样的问题。马里奥离开我了，如果他不再爱我，如果我也不再爱他，那为什么我身体里还承载着那么多他的东西？我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在那么多年他和卡尔拉秘密来往中，应该已经被抹去了。我和他相似的地方，当时我应该觉得很可爱，现在不再觉得了，我怎么才能真正抹去那些东西？我如何彻底从身体上、头脑中抹去那些印记，而不用担心会抹去自己？
只有在这种时候，早上的阳光在草地上、在树荫间移动，那些树荫就像深色天空中明媚的绿色云彩，我才会带着羞愧，想到卡拉诺充满敌意的声音。马里奥是不是真是个霸道的男人，他确信自己可以对所有人、所有事颐指气使？他甚至是个机会主义者，就像那位兽医提到过的？我从来都没发现，自己是和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我一直觉得他的行为很正常，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和我很像？
我花了几晚上时间看那些家庭照片，寻找自己在认识我丈夫之前的身体里，和现在的我不一样的地方。我把少女时期的照片，和后面几年的照片进行对比。我想发现，自从我和马里奥交往之后，我的目光发生了什么变化。我想看看，后来我的目光有没有变得像他。他的种子进入了我的肉体，让我的身体发生变形，我的身体变宽变重，他让我怀孕了两次。这话说出来就是：我怀了他的孩子，我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如果我试图告诉自己，我什么也没有给他，两个孩子首先是我的，他们一直在我身边，我一直在照顾着他们，我同时不可避免地想到，那些难以改变的天性潜伏在孩子身上，马里奥会在他们的骨头、血肉中忽然爆发出来，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越来越明显。我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不得不继续爱他，只是因为我爱两个孩子？那是一对夫妻难以撇清的混合。虽然两人的关系破裂、终止了，但还是通过一种秘密的方式继续发生作用，它不会死掉，也不想死掉。
在一个漫长、寂静的夜晚，我用剪刀剪出了我的眼睛、耳朵、腿、鼻子、手，还有两个孩子的、马里奥的。我把这些部件贴在一张绘画纸上，得到了一张难以描述的未来主义式图画，一个可怕的身体，我匆忙把它丢进了垃圾筐里。
40
莱雅·法拉可在几天后出现时，我马上明白，马里奥没有任何和我正面交涉的意图，即使是打电话，而使者不会传递痛苦。莱雅说，我在路上打了他之后，他觉得我们尽可能不要见面，然而两个孩子他还是要见，他想念他们。他问我，周末能不能让他们去他那里？我对莱雅说，我会问两个孩子，让他们做出选择。她摇了摇头，说了我几句：
“你别这样，奥尔加，孩子能做什么决定呢？”
我没有听她的，我想，我可以处理好这件事，就好像我们仨可以商量讨论，进行表决，一致同意，或者大部分支持，然后做决定。詹尼和伊拉丽亚从学校回来时，我就和他们说了这件事。我说，他们的父亲想在周末跟他们相聚。我解释说，他们可以决定去还是不去。我告诉他们，他们可能会认识他的新妻子（我用的就是“妻子”这个词）。
伊拉丽亚没有丝毫犹豫，马上问我：
“你希望我们怎么做呢？”
詹尼插了一句：
“笨蛋，她说让我们来决定。”
他们看起来明显很忐忑，问我他们能不能商量一下。他们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听见他们吵了很长时间。他们从房里出来时，伊拉丽亚问我：
“如果我们去的话，你会难过吗？”
詹尼推了她一下，说：
“我们决定留下来，和你在一起。”
我很羞愧，让他们经历这种情感考验。星期五下午，我让他们好好洗了澡，穿上最好的衣服，把他们的东西装在两个背包里，陪他们去了莱雅家里。
在路上，他们一直坚持说，不想和我分开。他们问了我一百次，星期六和星期天会做什么。最后他们上了莱雅的车子，带着激动不安的期盼消失了。
我在外面散步，去了电影院。回到家里，我没有摆盘子，站着吃了晚饭，开始看电视。莱雅晚上给我打了电话，她说，两个孩子和父亲见面的场景很感人，也很美好。她有些不自在地告诉我马里奥现在的住址，他和卡尔拉住在克罗切塔区，是那姑娘家里的房子，很漂亮。最后，她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去她家吃饭。虽然很不情愿，但我还是接受了。空荡荡的一天很糟糕，夜幕降临时，这一天会像活结一样勒紧你的脖子。
我去了法拉可家，感觉去得太早了。他们尽量陪我聊天，逗我开心，我很努力，表现得很热情。后来我忽然看了一眼摆好的桌子，不由自主地数了数盘子、凳子，是六个。我一下子变得很不自在：两对夫妇，加上我，还有第六个人。我马上明白，莱雅想要撮合我和某个男人，她打算给我提供机会，可能是一场偶遇、一段临时或长久的关系，谁知道呢。当托雷利夫妇和那位兽医来了之后，我的推测就得到了确认。莫莱里医生是我一年前作为马里奥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吃晚饭时就已经认识的，也是在奥托死后，我去找他咨询的那个兽医。莫莱里——莱雅丈夫的好朋友，人很和善，他对于都灵理工那些风流韵事也一定很清楚，很明显，他受邀来给我作伴。
这让我很沮丧。我想这就是我要面对的现实：类似这样的夜晚，出现在陌生人家里，扮演一个需要重建生活的女人，受那些不幸已婚的女人支配，她们急迫地推荐她们觉得迷人的男人。我接受了这个游戏规则，无法坦白说出那些男人只能让我很不自在，因为他们的目的太明确了。在场的人都清楚，他会试探冷冰冰的我，会热情洋溢，试图温暖我，在我面前摆出诱惑者的样子，进行各种尝试。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孤单的男人，和我一样因为陌生的环境而害怕，他们被失败还有空洞的岁月消耗，是些鳏夫、分手的、离异的、被遗弃、被背叛的人。
整个晚上，我都没说什么，一个无形、尖锐的圆环包围着我。那位兽医的每句话，都期望我欢笑或微笑，我既不笑，也不微笑。有一两次我把膝盖挪开，因为他挨到我了。每次他的手无缘无故放在我手臂上，表现得很亲密，在我耳边说什么时，我的身体都会变得僵硬。
我想，我再也不要参加这样的晚宴，在那些好心的媒人家里走动。他们制造相识机会来看你的表现，想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看男人有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你有没有做出应有的反应。对于那些已经成双成对的人，这场节目简直是太精彩了。客人都走了，桌子上全是残羹冷炙，那也是他们的好谈资。我对莱雅和她丈夫表示感谢，很早就走了。我忽然间就离开了，那时他们正和客人在客厅里喝酒聊天。
41
星期天晚上，莱雅把两个孩子送回来了，我松了一口气。他们很累，但看起来很开心。
“你们都做了什么？”我问。
詹尼回答说：
“什么也没做。”
最后我得知他们去了游乐场，去瓦力高迪看了海，午饭和晚饭都是在馆子里吃的。伊拉丽亚对我张开手臂说：
“我吃了这么大一个冰激凌。”
“你们玩得开心吗？”我问。
“不开心。”詹尼说。
“很开心。”伊拉丽亚说。
“卡尔拉也在吗？”我问。
“在的。”伊拉丽亚说。
“不在。”詹尼说。
上床睡觉之前，我女儿带着一丝不安问我：
“下个星期，你还会让我们去吗？”
詹尼在他床上看着我，有些忧虑，我说，会的。
在家里，在寂静的夜里，我想要写作。我想到两个孩子，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他们会把父亲的形象印在心里。他们会模仿他的动作、学他的语气，和我的动作、语气混合在一起。我们夫妻解体了，但我们的关系，还是会越来越清晰地反映在他们身上，交织在一起，难以厘清谁是谁。我们的关系会一直存在下去，虽然已经没有存在的根基或理由。我把我的想法写了下来。我想，两个孩子会渐渐接纳卡尔拉。伊拉丽亚会不动声色地研究她，会学她化妆的动作、走路的样子、笑的方式，还有对颜色的偏好。一来二去，她会把我的特点、品位、我漫不经心的动作和卡尔拉的混合起来。詹尼会暗地里渴望她，在夜晚黏糊糊的床上会梦见她。我的两个孩子会认识卡尔拉的父母、她的祖祖辈辈，和我的父母、祖祖辈辈临时交叉在一起。我们内心会百感交集，有一种大杂烩的感觉。在我想这些事时，我觉得“我的孩子”中“我的”这个物主形容词特别荒谬。直到我听见狼狗舔碗的声音，才停止写作，奥托活生生的舌头舔着它的塑料碗。我站起来，去看看它的碗是不是空的，是不是没有水了。那条狼狗有一颗忠诚而警觉的灵魂。然后我上床睡觉，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开始找工作。我没有什么技能，但因为早年和马里奥在世界各地工作，我至少懂三门语言。在莱雅丈夫的一些朋友的帮助下，我很快在一家租车公司找到了工作，处理一些国际信函。
我每天的日子变得比平时更繁忙：上班，买菜，做饭，收拾屋子，照顾两个孩子。我想写东西，还有一系列紧急需要完成的事。这是我晚上列的单子：买一些新锅；给水管工打电话——洗手池漏水；让人修理客厅的百叶窗；给詹尼买一套运动服；给伊拉丽亚买新鞋子，她的脚长大了。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我精神饱满开始连轴转，但已经不像之前几个月那样，充满病态的执念。那就像一条绷直的绳子，把日子穿在一起，我在上面快速地滑过，没有心事，越来越熟练，表现出一种假装的平衡。到了周末我把两个孩子交给莱雅，她把他们带到马里奥那里。漫长的周末，会有一段空洞的时间，我会觉得自己像站在一口井的边缘，我的平衡也是临时的，摇摇欲坠。
至于两个孩子，星期天晚上回来时会做一个简报，对我来说很苦涩。他俩都习惯了来往于我家和马里奥家，他们很快就不再留心什么话会伤害到我。詹尼开始赞美卡尔拉家里的厨房，说很讨厌自己家的。伊拉丽亚说，她和她父亲的新妻子一起洗澡，她说卡尔拉的胸脯比我的好看，她很惊异卡尔拉的阴毛是金色的。她仔细描述了卡尔拉的内衣款式，让我发誓，她的胸脯一发育就给她买颜色一样、质量一样的文胸。两个孩子都有了新的口头禅，当然不是从我这里学的，他们不断地说“实际上”。伊拉丽亚谴责我，因为我不愿意买卡尔拉经常炫耀的一个奢华的化妆包。有一天，我们正在吵架，她不喜欢我给她买的一件小外套。她对我大喊：“你太坏了，卡尔拉比你好。”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们不在家时我好过一些，还是他们在家时我惬意一些。比如说，我意识到，他们已经不顾及谈论卡尔拉会伤害我，但他们还是充满敌意地监视着我，确保我只照顾他们，不把心思放在别处。有一天他们不用去上学，我把他们带到了我工作的地方，让我惊异的是，他们一直都很乖。一个男同事请我们仨吃午饭，他们老老实实坐在椅子上，安安静静，很听话，没有吵架，没有面带微笑、交换暗含深意的眼神，没有说些他们的暗语，也没有把桌布弄脏。我后来才明白，他们在私下研究那个男人对我的态度，他对我的关注，我和他说话时的语气。他们用儿童特有的直觉在捕捉他在我面前流露出的微弱的性意味，但那纯属工作间隙的午餐。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每说完一句话都会吧唧一下嘴。”詹尼问我，明显带着好奇和敌意。
我摇了摇头，我没有注意到。他为了让我注意到，很滑稽地吧唧了一下嘴，然后噘着嘴，显得嘴唇很厚，每说两个词，就会发出吧唧的声音。伊拉丽亚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哥哥每演示一次，她都会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再来一次。过了一会儿，我也笑了起来，虽然他们的恶意让我有些迷惑。
晚上詹尼来到了我的房间，想要亲吻我，给我道晚安。他忽然拥抱了我，亲吻了我的脸颊，发出吧唧的响声，口水都溅到了我脸上。他和妹妹回到他们的房间里狂笑。从那时候开始，我无论做什么，他们都会批评。同时他们开始公然说卡尔拉的好话，他们让我猜卡尔拉教给他们的谜语，就是想要刁难我。他们强调说，马里奥的新家很舒服，我们的家又丑又乱。詹尼很快就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他毫无理由地大喊大叫，摔东西，和同班同学打架，打伊拉丽亚。有时他会很生自己的气，会咬自己的胳膊和手。
十一月的某天，发生了一件事。他和妹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每人买了一个巨大的冰激凌。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詹尼吃完了自己的那个，期望妹妹会把剩下的冰激凌给他，他很馋，总是肚子饿。后来他推了伊拉丽亚一把，她倒在了一个十六岁学生的身上，巧克力冰激凌把那男孩的衬衣弄脏了。
那男孩最初只是检查自己的衣服，但后来忽然发火了，开始凶伊拉丽亚。詹尼抡起书包直接打在他脸上，又猛咬他的手。那男孩用另一只空着的拳头猛击詹尼，扇他耳光，他才松口。
我下班回家，用钥匙打开门，听到了家里传来卡拉诺的声音。他在客厅里和两个孩子聊天。刚开始，我冷冰冰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家里，他怎么不经邀请就来了。结果我看到了詹尼，他一个眼窝乌青，下嘴唇裂了。我顾不上卡拉诺，急忙扑过去抱住了儿子。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发生了什么。卡拉诺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我的两个孩子陷入麻烦之中。是他把那个怒火中烧、狂揍詹尼的男孩拉开，安慰了绝望的伊拉丽亚，陪着他们回家。不仅如此，他还给他们讲了他小时候打架的故事，让他们心情变好了。两个孩子现在促使我让他讲下去。
我对他表示感谢，除了这件事，还有他帮的其他忙。他看起来很高兴，只是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他在告别时说：
“也许他们还太小了，不应该自己回家吧。”
我回答说：
“不管小不小，我没有别的办法。”
“有时我可以帮忙照顾一下。”他鼓起勇气说。
我对他表示感谢，但语气变得冷漠。我说，我一个人可以想办法，然后关上了门。
42
在那次打架事件后，詹尼和伊拉丽亚的表现并没有好起来。他们依然无中生有，用想象出来的错误指责我。同时他们忽然转变了阵营，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原因，他们不再觉得卡拉诺是个敌人——害死奥托的人，之前他们就是这样称呼他的——现在，他们在楼道里遇到他，会亲切地跟他打招呼，就好像他是一起玩儿的伙伴。他会有些可怜巴巴地挤挤眼睛，或者用手很克制地打个招呼，就好像很担心打破一个界限。很明显，他不想让我受到冲击，但两个孩子期望更多，他们不满足于目前的状况。
“你好，阿尔多。”詹尼对他大喊。如果卡拉诺不回应他，没有低着头对他嘀咕一句“你好，詹尼”，他是不会罢休的。
我一把扯过儿子，对他说：
“你是怎么回事儿？这么没有分寸，你应该礼貌一点。”
但他根本就不管我，会趁机提出各种无理要求，比如给耳朵打眼儿，戴耳环，第二天把头发染成绿色。
星期天——有时候，马里奥不能带他们，这种情况比较多——我们在家时，特别让人心烦，我们经常会相互指责，吵得很凶。我会把他们带到公园里，我让他们玩旋转木马，一圈又一圈。秋风已经刮掉了树上的黄叶和红叶，落叶堆积在小路上，或者落入波河的水里。但有时候，尤其是潮湿而多雾的星期天，我们会去市中心。他们在喷泉旁边追逐嬉戏，地面上的喷口喷出白色的水流，而我会漫不经心地在周围闲逛。我要小心，内心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在我脆弱时，有些情景会回到我脑海里。有些时候我会特别不安，我尽量捕捉那些夹杂着南方口音的都灵话。这会让我回忆起童年那段让人回味的温柔时光，对过去的印象，岁月的积累，和家乡保持适当的距离，特别适合回忆。更多时候，我会坐到一边，在埃曼努埃莱·菲利伯托纪念馆后面的台阶上。这时詹尼手上拿着他父亲送给他的一把机关枪——那是科幻电影里的道具，他会给妹妹上课，告诉她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年的残酷战争。他会为死亡士兵人数、那些战士青铜色阴郁的脸，还有他们脚下的步枪而激动。我会看着花坛，盯着草地上冒出来的三个神秘而刺眼的烟筒，它们就像潜望镜一样，监视着灰色的城堡。我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安慰我。尽管我想，现在我在这里，我的两个孩子活蹦乱跳，在一起玩儿。痛苦已经提炼过了，让我有些无力，但没让我破碎。我时不时会用手指抚摸一下长袜上面一点的位置，那是伊拉丽亚给我留下的伤口。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很惊异，也很不安。还没到周末，我下班在手机上听到了莱雅给我的留言。她邀请我去听一场音乐会，她说，她特别希望我和她一起去。她特别迷恋古典音乐，我听出她的声音里有一丝兴奋，还有提到古典音乐时的滔滔不绝。我不想出门，但就像那段时间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我都是强迫自己去做的。我有些担心她暗地里安排了我和那个兽医再次见面，我犹豫了很久，不想整个晚上都绷着神经。最后我决定，无论那个兽医去不去，音乐会总会让我很放松，音乐总是会起到效果，会打开围绕着某种情感、拧在一起的神经。就这样，我打了一圈电话，安置好詹尼和伊拉丽亚。当我找到办法后，我不得不说服他们：负责照顾他们的人是我的朋友，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可憎。最后他们同意了。伊拉丽亚冷不防提出了一个问题：
“鉴于你从来都不在家，就让我们和爸爸一直生活在一起吧。”
我什么都没说，每次我想大喊大叫，都会被内心的恐惧抑制住，因为担心自己可能重新迷失，我忍住了。我和莱雅碰头了，我舒了一口气，因为她是一个人。我们坐着出租车，去了城外一家小剧场。那栋建筑就像个核桃壳，线条很平滑，没有角。在那种环境下，莱雅认识所有人，所有人也都认识她，我感觉很自在，享受着她的名望和光彩带来的关注。
在小小的音乐厅里，有一段时间，全是窸窸窣窣、低声呼朋唤友的声音。大家都在相互打招呼，空气中弥漫着香水的味道，还有人群的气息。后来我们找位子坐下了，音乐厅里安静下来，灯光调暗了一些，乐手和一个女歌手入场。
“他们都特别棒。”莱雅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什么都没有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在那些乐手中间，我认出了卡拉诺。在聚光灯下，他看起来很不一样，比平时显得更高挑，他纤瘦优雅，每一个动作都熠熠生辉，他的头发也散发出贵金属的光泽。
他开始演奏大提琴，和我同住一栋楼的那个男人的形象，一下子彻底消失，他变成了一个让人振奋的幻影，浑身上下散发着无穷的魅力。那把大提琴像是和他浑然一体，他身上迸发出那些神奇的音符，活生生地和他的胸部、腿、手臂、手、入神的眼睛以及嘴紧密相连。
在音乐的推动下，我在脑子里平静地过了一遍他房子里的样子：桌子上的酒瓶、斟满酒或空空的杯子。那个黑色星期五之夜，赤裸男人的身体、舌头、性器。我在记忆里寻找那些影像，在那个穿着浴袍的男人身上，在那天夜里的男人身上，我找不到音乐厅里的这个男人。真的很荒唐，我想，我和眼前这位出色、迷人的先生赤裸相见，却从来没有真正看见他。现在我看见他了，我觉得当时的私密并不属于他，是另一个人取代了他。可能是我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噩梦留下的记忆，也许是一个崩溃的女人在睁着眼睛做梦。我在哪里？我落入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沉浸在哪个世界里？我回到了什么生活中？带着什么目的？
“你怎么了？”莱雅有些担心地问我，可能是我的激动让她有些不安。
我小声说：
“那个拉大提琴的是我邻居。”
“他很棒，你跟他熟吗？”
“不，我跟他一点儿也不熟。”
音乐会结束时，大家都拼命鼓掌，掌声一直在继续。乐手来到前台，返场致谢。卡拉诺深深地鞠躬，他的身体谦卑地弯曲着，就像风中的火焰一样，他金属色的头发先是垂向地板，站直身子时，头发忽然间都甩向脑后，变得很整齐。他们又演奏了一段音乐，那个美丽的女歌手，用她陷入爱情的声音打动了我们，大家又开始鼓掌。观众不想让那些乐手离开，在掌声最激烈时，他们像被吸入进舞台的阴影之中，硬生生被排挤出去了。我目瞪口呆，我感觉我的皮肤紧紧地绷在肌肉和骨头上。这才是卡拉诺真实的生活，或者是他虚假的生活，但现在我觉得，不管真不真实，这才是他的生活。
我试着平息内心受到的冲击，但我做不到。我感觉整个剧场的人都站起来了，舞台在下面，我好像在高处，在边上从一个裂缝里朝下看。一个观众在搞怪学狗叫，很明显他想回去睡觉，很多人都笑了，掌声这时才慢慢平息下来。整个舞台空了，投上了一层黯淡的绿光。我好像看到奥托的影子欢快地跑过舞台，就像富有光泽、充满活力的皮肤里一道深色的血管，我没有害怕。未来——我想——将会是这样，生活总是夹杂着死人世界的潮湿味道，有时注意力很集中，有时会走神，心脏充满热情的波动和忽然的失落虚空会交织在一起，但永远都不会像过去那么糟糕。
在出租车里，莱雅问了我卡拉诺的情况。我很谨慎地回答了她，她变得不可理喻，好像很嫉妒我，像是我把这个富有天分的男人藏了起来，没有告诉她。她开始抱怨这场演出的水平。
“他好像有些不灵光。”她说。
后来，她很快补充了一些类似这样的话：他停留在原地，像是陷在了泥潭里；他无法实现质的飞跃；他很有天分，就是被缺乏自信给毁掉了；一个过于谨慎、低调的艺术家。我们已经在我家楼下了，在告别之前，她忽然提到了莫莱里医生。她把猫送过去给他看，莫莱里医生问起了我，问我现在还好吗，有没有度过失恋的痛苦时光。
“他让我告诉你，”我进入大门时，她对我大喊着说，“他又想了一下，他不是很确信奥托是吃了士的宁，你给他提供的信息不够完整，他要你去再跟他详细说说。”
她在出租车的窗口，坏笑了一下，车子正在重新启动：
“奥尔加，我觉得那是个借口。他想见你。”
自然了，我不会再去找那位兽医，虽然他是个很不错的男人，看起来很可信。我很害怕随意的一夜情，我感觉很恶心，尤其是我不想知道，杀死奥托的是士的宁还是其他东西。一系列的事件巧合，像一张网子断开了，狼狗溜走了。我们会留下不少这样的缺口，分析因果时会发现很多无意中撕开的裂缝。最要紧的是那根绳子，那个兜住我的网子不会断开。
43
那天晚上之后，有好几天我都要和詹尼、伊拉丽亚的不满情绪作斗争。他们指责我，说我让他们和陌生人待在一起，指责我和陌生人一起出去玩。他们用严厉、毫不留情的语气谴责我。
“你没把牙刷放在我包里。”伊拉丽亚说。
“我感冒了，因为他们家没开暖气。”詹尼说。
“他们硬让我吃金枪鱼罐头，我吐了。”女儿毫不客气地说。
一直到周末来临之前，我都是他们的眼中钉，什么事都是我的错。詹尼用讽刺的眼神盯着我——那种目光属于我吗，因此我很讨厌他？那是马里奥的眼神吗？或者是他从卡尔拉那里学来的？——他俩较劲儿一样地保持沉默。伊拉丽亚为很小的事情大喊大叫，会号叫着一下子扑倒在地上，会咬我，一不称心如意就满地打滚：找不见一支铅笔；漫画书有一页撕裂了；她头发有些鬈，她想要直发，都是我的错，因为我的头发是鬈的，她父亲的头发很好。
我任由他们闹腾，我见过更糟糕的。我忽然觉得，他们的讽刺、沉默和叫喊，是他们暗地里商量好的，来掩盖他们的震惊，或者是他们在找理由减轻他们的惊异。我只是担心我们家的邻居会报警。
有一天早上，我们准备要出门，他们上学要迟到了，我上班也快要迟到了。伊拉丽亚很焦虑，对一切都很不满，尤其是脚上穿的鞋子。那双鞋子她至少已穿了一个月，那天忽然让她觉得脚痛。她趴在楼梯间的地板上，踢我刚刚关上的门。她一边哭一边喊，说她的脚很疼，不能穿着那双鞋去上学。我问她脚哪里疼，并没有催促她，而是很耐心地询问她。这时詹尼一直在一边笑，他说，把脚削下来一块吧，弄小一点，鞋子就能穿上了。我说，够了，闭嘴，我们赶紧走吧，要迟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