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有资本，即握有资源
我对于中产阶级会如何应对白兰卡所遇到的问题感到非常好奇，因此访问了纽约市最有名的公立学校顾问乔伊斯·祖弗利塔（Joyce Szuflita）。二○一五年的某一个夏日，我询问她：「那些拥有资本的人是如何评估学校的？」
五十六岁的祖弗利塔，是一位令人愉快、有着满头灰金色头发的女士，带着一条串着五颜六色彩色珠子的项链。作为一名公立学校顾问，她能给予家长安心的信息和建议，并精确地带领家长们穿越纽约市那犹如拜占庭般繁复的公立学校体制。有太多诸如此类的问题：该去上学区学校还是去抽学校？要选一般公立学校还是特许学校？哪间学校拥有最多和我们社会地位相近的孩子？哪间学校提供外地孩子住宿？让孩子脱离候补名单、取得入学资格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在我的观察下，那些和她进行一对一或在她经常发表公开演讲时找她咨商的家长们，用着如同膜拜邪教首领般的虔诚信念，谨记着她给的答案。在一场地点位于布鲁克林的晚餐会面上，一对夫妻提出了他们当前的困境（其中一人在学术界任职，另一人为公共医疗研究员）。他们刚从麻州的剑桥搬到纽约，对于家中那名两岁的孩子以及肚中尚未出世孩子的教育，感到无比忧心。他们知道要想在纽约市那令人垂涎的优秀小学中取得一席之位，是出了名的困难。祖弗利塔的客户多数都和这对夫妻一样，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试图在对孩子怀抱的憧憬，与如何在全美最昂贵城市中养活一家人的两难间，取得平衡。一场如我所观察到的晚餐咨商会（包括了冰咖啡、薯饼和一迭该市行政区的地图），其费用为四百至五百五美元。（如果预算有限，电话咨商的费用为每十五分钟五十美元。）
祖弗利塔这类型的顾问如此受欢迎的现象，显示了学校体制与学生、家长（甚至是拥有特权的家长）间的沟通，是多么地无效。公立学校顾问这门职业之所以如此忙碌，也证明了此一令人困惑的体制，是如何在种族与阶级的分化下，潜藏更多明显与不明显的不公平。
「选择这所学校更保险，」祖福利塔向那两名进行咨商的家长解释。她指着那些摊在两人之间的招生文宣中的一所学校。「因为这所学校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就读该校，不惜搬家，迁进该校学区，「因此，如果你们选择这间，就不需要考虑资优班了。」她花了点时间解释「资优班」制度；换句话说，她认为一间拥有富裕且参与度高家长的学校，教育成效基本上就跟那些拥有资优班的学校差不多。
在洛杉矶、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大城市中，如祖弗利塔这样的公立学校顾问，多半以上层中产阶级家长为服务对象。我看得出来祖弗利塔提供给那些家长们的信息，是多么地珍贵。
但是，我们是否能用较低的代价，让经济不充裕的人也能获得这些有用的知识、文化资本和帮助呢？如果美国教育部能付出些微心力，让那些信息不足（且甚至没能获得任何信息）的劳工与赤贫阶级家长们，可以接触如祖弗利塔这样的顾问，了解考试日期、申请日期及各公立学校的优缺点，情况又会有怎么样的改变？如果经济较不充裕的家庭也能普遍且充分获得如祖弗利塔这样的学校顾问服务，孩子们的申请结果又会有怎么样的改变？更重要的─如果我们能拥有一个每间学校表现一致、而不是良莠不齐的教育体制呢？在这样的情况下，祖弗利塔这般的顾问或许会面临失业。
在如纽约这样的城市中，上哪间幼儿园基本上是依照学区来分配，并搭配上自主选择与抽签。要想进受欢迎的学校是一件难事，毕竟，班级人数已经爆满，有些学校开始有候补名单，如资优班和特殊教育班，只接受数量很少的申请者。最后，在「优秀」公立学校与「一般」公立学校间的差异中（前者的家长教师联合会往往能每年募得一百万美元的资金），还包括了基本功能的存在与否（如代课教师）。那些过去曾经意味着最基本质量的受欢迎公立学校，如今却成为拥有附加价值的代表。
公立学校顾问等辈所拥有的信息，是那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父母们，根本无心无力去摸索的信息。一个相对简单且能创造出较为公平学校体制的修正办法，就是给予家长理解公立学校体制的帮助─无论是免费或提供高额补助。毕竟许多小学的毕业生根本无法申请到附近的中学。而家长或许会没有察觉学区的改变，或单纯不明白显著出席率差异的意涵，举例来说，高缺席率（三○％及以上），暗示了该校学生的背景较为复杂。
表面上来看，公立学校似乎服膺平等主义，尤其当它们在网站上特别使用了「连结」、「小区」和「选择」等字眼。然而，在这些充满民主性的字眼背后，却存在因金钱而造成的差异。那些增强孩子公共教育的昂贵服务清单，如额外的艺术课、击剑课、音乐，甚至是数学与测验辅导课等，也持续成长中，现在甚至包括了顾问与考前准备。此外，还包括一些待在家的父母们所能提供的家庭作业协助。
在纽约市，教育体制所存在的种族与阶级隔阂，甚至比城市本身的情况还显著。根据部分统计数据，纽约拥有全美隔阂问题最严重的学校体制。近期，一份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所进行的研究指出，在二○一○年纽约市三十二个公立学校校区中的十九个校区，仅有一○％、或低于一○％的学生是白人，这也意味着白种人家长选择脱离此一体制。[15]
某些时候，学校顾问可以藉由提醒父母他们所拥有的特权，来消除这些家长的焦虑。「尽管有两万八千名的学生会参加入学考试，但绝大多数学生根本连准备都没准备过，」祖弗利塔对着一群冒雪前往布鲁克林、只为了听取关于高中入学考试建议的家长们说道。台下的家长们许多人戴着粗针织的毛线帽，和时髦刷色牛仔裤。「他们认为自己很聪明，但他们只走到了一半。他们跟你们那些通过精心准备的孩子不同。」
「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中产阶级与上层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进入公立学校，」祖弗利塔在最为「疯狂」的十月学校申请季时，透过电话对我说。言谈间似乎暗示她们这个职业至少能藉由舒缓家长对于入学的焦虑，协助这些家庭留在公立学校体制内，否则或许更多人会选择脱离此一体制。研究显示，拥有更多经济多样化的公立学校能获得一些益处，且在一个前五％人口的年收入高达九十万美元（为底层二○％的家庭收入八十八倍）的都市里，让某些富裕的家庭留在公立学校内，也被视为一种政治行动。[16]相反、且不令人意外地，那些富裕家庭孩子最终落脚的学校，往往最不具备阶级与种族多样性，而父母捐款也往往是最多的。
对于这样的问题，祖弗利塔了然于心。「我提供服务给那些能雇用我的家庭，」她说。「我也非常清楚那些无法（负担）雇请我的族群的存在，但我也必须养活自己的家庭。因此，我只能提供服务给跟我处境相似的家庭。」在一谈到祖弗利塔就兴高采烈的客户丹妮尔·杨森（Daniel Janzen），也提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疑问：「我们确实在寻找较好的学校，但为什么不能所有学校都是同等优秀或都能成为我们的第一志愿？」
祖弗利塔的世界，和白兰卡截然不同。二○一五年某个深夜，街头的灯光非常昏暗；肉眼可视的最亮光源来自于理发店和面包店展示着巨大、花俏生日蛋糕的橱窗。该街区内的建筑几乎都是多单位（multifamily）住宅，有些较新，其他则多建于一九二○年代。吉托和白兰卡的家，就位在NSA超市和停车场之间。吉托已经准备好列出那些他想申请的高中候选清单。
新移民之子的教育
那一天，到了晚上白兰卡依旧还没到家。尽管如此，在她搭火车回家的路上，她会定时打给吉托，告诉吉托自己已经到哪里了，同时确认他有没有因为忙着用WhatsApp聊天或玩电动，而没有认真做作业。在白兰卡回家后，她以夸张滑稽的动作，带我参观了那整洁而昏暗的公寓。「欢迎来到我的顶层豪华套房，」她说。
在短短十分钟内，她已经在厨房那小小的餐桌前坐下，检查吉托的家庭作业。她浏览着数学问题表，确保每一题都有确实写到（由于她没有念过太多数学，所以无法确保答案是否正确）。她希望知道他花了多少时间写功课。白兰卡烦躁地向我抱怨道吉托总是只花一个小时做功课。她所受的教育是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度与时代，因此她不知道除了教导吉托要如她一样努力工作外，还能告诉他什么。
近期的研究质疑，是否有实质的证据能证明，在一九七九年后不公平现象的增加，致使阶级流动力减少。在此一时期后发生的事件中，包括了顶层一％阶级的收入出现显著的成长：在一九七九至二○○七年间，最顶层者的收入与其余九○％的人口相比，飙升速度几乎为后者的十倍。[17]根据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二○一五年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那篇被乐观地命名为〈全世界的中产阶级又能迎向曙光〉（It Can Be Morning Again for the World’s Middle Class）的文章中的数据：如果当前的美国收入就跟一九七九年一样，那么根据家庭收入而属于底层八○％的家庭，其平均年收入约为一万一千美元。而一九七九年的顶层一％者收入，则低于七十五万美元[18]换句话说，当前的阶级之间的级距变得愈来愈大，导致人们更难向上攀爬。
白兰卡加热了雇主让她带回家的脆皮美味比萨。她一片片放进烤土司机中（这台烤吐司机取代了能放进整个比萨的大烤箱）。吉托脱下了学校强制规定购买的光鲜亮丽制服，换上一件愤怒鸟的T恤，接着开始疯狂地传着讯息。
晚餐后，白兰卡几乎虔诚地拿起了那本被她称之为「圣经」的《纽约市市立高中目录》。她和吉托快速地浏览了一下那本厚重的巨著，接着阖上书本。她们看上去似乎不太能理解内容。在几周后就要缴交的志愿表中，吉托单纯地根据自己对商业的兴趣，填了几所看上去最适合自己的学校名称。在纽约，不同的高中能对应到学生不同领域的兴趣，但吉托只能像菜鸟赌客选择要下注的马一般，依照学校名称念起来的感觉去选。他的第一志愿为经济财政高中（High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根据清单，下一间学校为艺术与商业高中（High School for Arts and Business）。至于拉瓜地亚（LaGuardia）、福勒勋和福雷斯特希尔这些高中呢？我询问他─尽管后来我才知道吉托根本不在这些学校的学区内。我又问了白兰卡。她告诉我她根本不知道该极力争取哪间学校。
对于处境和白兰卡相似的移民来说，她们能透过学校网站理解哪些隐藏与非隐藏讯息？对于无法流畅地阅读英文的家长如白兰卡来说，学校缺乏适当的翻译资料，使她们就像是被拒于门外。此外，和学校人员交谈，往往只会让白兰卡很不自在。我还记得一年多前，我们一起坐在一间意大利餐厅内，庆祝吉托的抵达。那天晚上，她向我诉说自己对于吉托的教育是多么地不安。那个时候，吉托的英文只比白兰卡好一点点。
那缺乏时间弹性的工作，也是白兰卡经历的阻碍之一。她无法为了和学校老师、辅导员或人员碰面而请假，没有时间去参观学校，更无法为了吉托的入学进行游说。白兰卡也不知道其实她有许多教育服务可使用，而这些服务能帮助她解决学校安置或辅导事宜。
二○一五年三月，我收到来自白兰卡的最新近况简讯。她不太开心。很快地，我得知吉托进入了他当初的第一志愿经济财政高中。但白兰卡根本不知道那所学校位在远离她们家九英里外的曼哈顿市中心，而白兰卡在距离该校七英里外、且完全不同行政区的地方工作。尽管吉托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上学，但通勤时间将近一个小时。她担心吉托未必准备好进行如此长距离的通勤。对白兰卡来说，最聪明的选择或许是拒绝该校，尽管许多参加学校座谈会的家长来自比她们更远的区域。她的音量提高了，而她往往只有在焦虑的时候才会这样。
我告诉白兰卡，有一个专门为那些不喜欢自己被安排到的学校、并希望能接受再次分发的学生，所举办的活动。他们有考虑参加吗？
在三月一个天空被雨水刷成鸽子灰的日子里，吉托、白兰卡和我在星巴克碰面，准备一起去参加在曼哈顿举办的高中第二轮分发活动。「我太笨了，才会让吉托申请这个学校，」白兰卡对我说，「笨死了！」我替她买了杯她最喜欢的拿铁。那天是她四十五岁生日。很快地，我们走在穿越林肯表演艺术中心（Lincoln Center）的路上。吉托从来没看过如此宏伟的剧院与购物中心。他和白兰卡偷偷地盯着庄严剧院内那盏巨大的水晶吊灯与衣着光鲜亮丽的戏剧爱好者们。
当我们抵达了位在第六十五街与阿姆斯特丹大道的马丁路德金恩高中（Martin Luther King Jr. High School）时，我们发现白兰卡与吉托并不孤单。大量的孩子和家长们在街角边排起长长的人龙，抱着期待能改变学校分配的心情，排队等待进场。站在雨中二十分钟、周围夹杂西班牙语、俄罗斯语、法语、中文与英语等各种语言，我们三个人终于进去了。彩色的箭头指引学生走向自己行政区的学校，在翻译的帮助下，白兰卡与吉托找到了皇后区的位置。满满的学生与家长围绕在学校代表的桌子周围。
另一名年轻男子指引我们去另外一楼，让学校顾问来帮助我们。那名顾问坐在一个飘扬着红色、橘、紫色汽球且桌上还铺着相应颜色塑料桌巾的礼堂内，那颜色让人想起舞会。有鉴于白兰卡和吉托有多么地苦恼，该会场内的庆典气氛反而让人更加惶惶不安。其中一名顾问表示自己会说西班牙语，但当因为英文能力而充满挫折的白兰卡，开心地说着自己的母语时，那名顾问显然相当吃力。尽管白兰卡会说英文，但在细节的表达上有时会遭遇困难。她的脸开始涨红。她觉得头晕，白兰卡说，需要一点水。她担心吉托的教育会失败。
最后只能靠运气？
白兰卡是否能对学校决定提出异议？顾问告诉我们，她确实可以这么做，但申请的截止日就快到了。这是白兰卡第一次听到这件事的程序。接着，那名顾问告诉我们一间名叫新移民（Newcomers）的高中，专门收皇后区的学生或那些在入学时还没在美国住满一年或少于一年的人。吉托可以参加那间学校的足球队，而且学校还有媒体中心，离她们家很近。「这间或许不错？」白兰卡说话的方式，就跟许多参加此次活动的学校一样，以开放性问句来做评论。
接着，顾问提醒我们新移民高中的代表或许没有来参加这场活动。「因为那是一所专为新移民量身打造的学校，」他说，「而许多新移民根本不知道这些学校活动。」
我们再次被引导至挤满了专为皇后区学生与家长服务的楼层。顾问的话是对的，看来新移民高中的代表并不在场，我们发现一间在长岛市的学校或许还有位置，但白兰卡对于该校的质量很担心。尽管学校代表告诉她可以选择一天来参观，但白兰卡知道自己不可能提早下班。
白兰卡和吉托的处境其实很常见。在二○一五年，有三七％的纽约人在海外出生，[19]许多人只能依赖极低的预算过活。而端视白兰卡和吉托的生活方式在纽约是多么地寻常，就能知道对这些新移民来说，这些日子是多么地不寻常了。「无论就何种角度来看，对一个家庭而言，移民或许是压力最沉重的一件事，」卡罗拉·苏亚雷兹－奥罗斯科（Carola Suárez-Qrozco）和马塞罗·苏亚蕾兹－奥罗斯科（Marcelo Suárez-Orozco）在他们的作品《移民之子》（Children of Immigration）中写道。[20]
吉托很喜欢在美国的日子，但白兰卡还是很担心。在这里待上超过十年后，无论她是否负担得起，对于那些美国上层中产阶级生活中的有形奢侈品，白兰卡已经愈来愈熟悉了（有时甚至参与其中），如好咖啡或可丽饼、全食超市（Whole Foods），和那只她用一千二百美元买给吉托的纯种狗（约为她当时每周薪水的两倍）。尽管如此，那些无形的中产阶级生活（像是进入理想教育轨道的常识），却依旧非常模糊。
苏亚雷兹－奥罗斯科认为，让移民孩子得以进入公立学校的第一步，就是设法让学校的选择程序更容易理解。对那些刚抵达美国的移民来说，他们很容易就「以为美国的学校是全世界最棒的，因此往往带着一定程度的信赖和对『教育权威』这个不切实际的假设而来，」她在我们谈话时如此说道。学校需要「创造更透明的教育路径，」她补充道，「这样一来你不需要像是西洋棋大师，也能将孩子送进学校。」尽管如此，需要厘清学校选择申请程序的，不仅仅是移民们。白兰卡与吉托等学生和家长们，获得的经历应该要跟那些拥有特权、自行摸索出公立学校体制的家庭一样，尽管后者往往知道为了进入较好的学校（如学校顶楼设有绿色耕植区、或学区内只包含了富人区的最佳〔同时也是最有钱〕学校），该如何进行游说。
与早期来到美国的移民相比，两者所面临的教育障碍非常不同，今日的障碍源自于彻底的不平等，而无形的障碍如文化资本等，也经常成为问题。公立学校顾问等职业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他们的服务对那些相较之下拥有更多特权者该如何维持自己在公立学校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毕竟公立学校顾问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资本的展现。
在一九○○年代早期，公立学校开始提供女学生也能上的职业训练，在职业训练法案于一九一七年通过后，公立学校的秘书训练课程开始大幅扩张。提供护理师培训的地方，多为教学或实习医院；学生们边学习如何成为护理师，边在医院里工作，有时甚至不需要缴交任何受训费用。与今日相比，这些学程成为进入中产阶级的流动力来源。这是受压迫故事的另一部分；进入中产阶级的门坎纯粹是变得太高了。
这也是为什么如白兰卡与吉托这样的族群，往往需要依赖运气。二○一五年的某个晚上，白兰卡透过简讯告诉我最新发展，吉托进入了位在阿斯托利亚（Astoria）的威廉卡伦布莱恩高中（William Cullen Bryant High School）。这是一间不错的学校，离她们家也不过三英里远，有运动校队，也有进阶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到了二○一七年，吉托和白兰卡经历了许多事。吉托的外婆过世了。他仍旧在上学，但下课后他会到翠贝卡（TriBeCa）的一间餐厅打工。白兰卡在某个家庭中担任工时较长的住家保姆，因此获得较好的收入。她觉得自己慢慢实现了当初来美国时所预期得到的生活，而我完全同意她。所有和我谈过话的外籍照顾工作者，在长年与家人分离后，最终还是获得了快乐的结局，如婴儿护理师爱丝特，我收到消息，在二○一七年下半，她终于和家人在美国永远团员。
相较之下，许多人或许不像白兰卡、吉托、以及现在担任婴儿护理师的爱斯特那样幸运，必须长久地与孩子分居两地。但至少现在，他们处于相对快乐的处境。对白兰卡和吉托来说，她们似乎克服了不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