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到累死──零工经济的兼职人生
麦特·贝瑞（Matt Barry）在加州圣荷西（San Jose）郊区的利弗奥克高中（Live Oak High School）教历史。三十二岁的他，工作进入第九年。每周有五天的时间里，他会站在三十五名十一年级与十二年级的学生面前，指导他们关于美国史与经济的进阶先修课程。但就跟一股在许多美国学校老师间蔓延开来的风气一样，贝瑞也有秘密生活，为了迎接第一个孩子，他会在课后时段与周末的时候担任Uber的司机，以赚取额外收入。
贝瑞和同样担任老师的太太妮可（Nicole），两人各自的年薪为六万九千美元。照理来说，这笔收入应该能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当个中产阶级。假如硅谷没有崛起，那么他们的薪水或许还算够用。但科技热潮带来的大笔财富导致湾区的房价高涨，让长久以来处于工人与中产阶级的居民们，倍感吃力。在贝瑞家附近的吉尔罗伊（Gilroy），一间一千五百平方英尺（约四十二坪）的「起步房」（starter home，通常是指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财力有限下所买下的第一间房子），要价六十八万美元。在他教书的地方，起步房的价格甚至飙升至一百五十万美元，让那些每天指导着利弗奥克高中学生的老师们，根本不用妄想和学生住在同一个区域里。当贝瑞的孩子出生后（我是于二○一六年九月和他认识，当时他的妻子怀孕十四周），他们开始每年支付额外的六千美元医疗保险。
教师兼职开Uber
贝瑞的Uber乘客们，总想象老师的薪水应该能轻易地让他们跟自己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当他载着乘客穿梭于奢华的摩根山丘（Morgan Hill，也是贝瑞念高中的地方）时，乘客往往对于他在白天担任老师的事情感到吃惊。在开车空档，他会批改作业。在美国教师之中，他还不算状况太差的，他和妮可有两份收入，且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即便如此，他们仍旧处于边缘。「老师们正在谋杀自己，」他说。「我根本不该在平日晚上的八点，还开着Uber，心理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我在接送乘客的空档间批改作业、思考自己除了开车外还能做什么工作─像是开设课程之类的。」
贝瑞之所以会开Uber，并不是意外。Uber公司在过去两年内，特地设置了补助优惠，鼓励老师在夜间担任司机。每一年、每一地的活动内容都不相同。在二○一四年，该公司那令人不安的文宣为：「老师─驾驶着我们的未来」。在二○一五年的芝加哥，则凸显了季节性元素：「Uber让老师拥有暑假工作」。为了强推活动，Uber提供两百五十美元的奖金给每一位在特定日期内注册成为Uber司机、并完成十趟接送的老师。二○一六年，奥勒岗的Uber则发行了一款应用程序，能告诉乘客自己的司机是否为老师。[1]奥勒岗的Uber也吹嘘每笔乘车费的三％，会回馈到课堂，而最多老师担任司机、或载客距离最远的学校，还能得到五千美元的奖金。Uber大力推动自己的教师司机创新计划，将其归类为传统美式利他主义的一种展现，更是私人企业如何拯救公领域失败的完美救援行动。该公司还有可以左证此一特殊机制的教师司机部落格发文。其中一名网络名称为「林赛」（Lindsey）的Uber教师（Uber-teacher）热情洋溢地说：「每一天，老师都被要求以少击多、以有限的资源迎战新挑战。而Uber开启了一扇通往更多可能的大门，为我们所服务的小区带来别具意义的影响。」
藏在这美好的框架背后，是一个阴郁的现实。许多如麦特·贝瑞这样的父亲往往「被迫以少击多」，不仅仅是因为资源稀少得令人起疑，更因为民众与代表我们的政治人物不够珍惜教师的存在价值，因而不愿意给他们较好的薪水。
其实自美国这个国家的现代教育体制甫一出现，就藏着这个问题，但近期在许多如硅谷这样经历经济急速成长的区域，这个问题变得格外严峻。教师薪水与当地住宅价格间的严重落差，变得愈来愈显著。在这些区域内，富裕的居民们开心地为有泳池与「超奢华地下室」的定制豪宅掏出钱来，却不愿意缴更高的税好让老师至少租得起当地的房子。
结果导致如贝瑞这样的老师们，必须为学生的家庭们提供额外的个人服务（本质上就是如此），以应付生活所需。Uber将此种发展称为老师们的「机会」─一个让他们能在「致力于形塑孩子未来」的教学工作外，多赚一点钱的机会。教师兼职Uber司机的例子，本该是「共享经济」的最佳例子。然而，剥去那层「良善」的外皮后，Uber教师司机活动所共享的，实为一个更加扭曲的硅谷妄想：低税金、好学校，而老师还能在你和创业家吃完那顿可用公款报销的大餐后，开车送你回家！
这些企业集团将那些由「独立」契约者所提供的廉价、短期服务，套上华美的包装。而这些公司的成功，就奠基在透过平台出卖自己劳力、没什么权利说不的劳动者之上。
此外，在硅谷黑暗的狂想中，还藏着关于性别的元素。在我于二○一六年所访谈到的Uber或Lyft教师司机中，多数都有小孩，且几乎所有人都为男性。（当然，过去提供此服务的工作者也确实多为男性。）
这让我不禁猜想，男性是否真的更愿意用闲暇时间开车赚钱，以维持自己的社经地位。毕竟，对于支撑起一个家庭所需耗费的成本，美国社会总是像得了失忆症一般，而男性也免不了受此影响。现在的家长往往必须花更多时间在工作上、找第二份工作、或在奇怪的时段工作─或甚至以上皆要。此外，对于照顾工作的轻视，不仅仅伤害了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看到的女性，甚至也影响到男性。
或许，因为外显性失败（如失业、失去社经地位等）从而导致人们失去对自我及作为公民认可的情况，男性反应可能比女性来得强烈，如同社会心理学家所定义的「不稳定的男子气概」（precarious manhood），男子气概是一个必须刻意经营与维持的事物。[2]研究对象为男性的社会学家麦克·基莫（Michael Kimmel）也曾写到，男性从小生长在必须达成社会阶级特权的期待中，将自己能否养家糊口的能力，内化成一种自我认同，但这么做也让「他们期待着一个永远不会降临的安稳。这些男性认为只要自己按部就班，他们就会得到和父母辈一样的成果，一个底层中产阶级版的美国梦。」基莫对我说。「然而他们赌输了。」[3]
对我来说，无论这些教师司机的性别为何，他们渴望保有中产阶级身分（像是住房、收入等）的想法，我非常能理解。毕竟，对某些人来说，失去这些认同就意味着失去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念。他们受到了阻碍，而此种阻碍不仅仅是关于自身的前途，还包括孩子的。如同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那本《失败恐惧》（Fear of Falling）中所指出的，中产阶级的最大焦虑感，源自于我们不相信自己能为孩子开创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社会地位。相较之下，顶层阶级对此问题的答案，就非常简单：继承并空降。对底层人民来说，此问题则有着另一个他们不得不如往常般吞下的答案：终其一生，他们都只能依赖极低的资源生活，而他们的孩子也是。
Uber教师司机父亲，不过是我一次又一次见识到的当代焦虑症的普遍症状之一。如果你不能依照自己成长中的标准来养育下一代，你或许会觉得自己就像是生活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天地间。
体面的包装
有鉴于教书所必须具备的资格，以及不得不承担的重责大任，这份工作的薪水一直被低估了。根据宾州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教育与社会学教授理查德·英格索尔（Richard Ingersoll）的看法，其中一个可以解释教师薪资低廉的原因，是因为在很久以前，教书被认为是女性的工作，因此其挣得的薪水不过扮演了一个家庭中，相较之下较微薄的第二份收入。
当然，现在的老师早已不是由那些希望为家里挣得额外收入的女性来担任，但老师微薄的薪水依旧承载了早期的性别歧视。为了弥补收入短缺，长久以来教师们经常在暑假时候兼差其他工作（尽管多数老师已经能赚到十二个月的薪水）。唯一的新情况，则在于绝望的强烈程度。在许多地方如俄克拉何马州，长期薪资过低的教师们除了兼任第二份工作外，甚至被迫依赖慈善厨房（soup kitchen）或食物券而活。我认识一位住在北达科他州曼丹（Mandan）的小学老师丽贝卡·马罗尼（Rebecca Maloney），她是一位带着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为了参加当地大学开设的职涯发展课程，她只能到群众募资网站GoFundMe上，请求大家捐给她一千块美元的课程费用。另一位我所访问的北达科他州老师，则会在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钟响起后，赶去当家庭清洁工，以支付自己的房租。拜该州于二○○○年年初所出现的油价暴涨之赐，生活开销以难以负担的速度成长着，然而第一年入行的教师，年薪却依旧只有三万到三万二千美元。与此同时，那些生活在异常昂贵城市如旧金山、芝加哥的老师们，则被迫投入零工经济或寻找其他副业如调酒等，以存活下去。
二○一六年，除了贝瑞外，我还和几位担任Uber司机、正努力累积英里数的学校老师谈过话。在加州东圣荷西（East San Jose）詹姆士利克高中（James Lick High School）担任历史老师的约翰·丹尼尔斯（John Daniels），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晚间，开着自己那台丰田（Toyota）4Runner，担任Uber司机。在旧金山麦尔肯小学（Malcolm X Academy）担任一年级导师的安东尼·艾瑞怀恩（Anthony Arinwine），于二○一五年暑假开始投入零工经济的行列。他开着那台Nissan Altima，每周载客二十小时，有时甚至开到深夜。在旧金山的联合学区（Unified School District）内，每一名教师的平均年薪为六万五千两百四十美元。[4]在加州八百二十一个学区之中，此区薪水的排名为第五百二十八名。与此同时，旧金山却吹嘘着自己的房租为全州最高，与加州一房一厅公寓平均月租为一千七百五十元的价位相比，旧金山一房一厅公寓的平均月租金为三千五百美元（尽管前者事实上也称不上便宜）。
「我的租金一直在增加，水电费一直涨，」艾瑞怀恩解释。「与前一年相比，今年薪水剩下来的部分少了许多。」他眼睁睁看着自己那位在东湾的一房一厅公寓租金不断飙涨，从最初的一千三百美元涨到一千五百美元、直到两千美元，为了继续住在原地，他只能开始担任司机，兼差到深夜。尽管如此，他告诉我，无论他再怎么样努力开车，最终他还是不得不放弃那间公寓。现在，他租下好友家里的一个房间。「我买不起房子。除非我结了婚且两人都有收入，否则我或许只能搬到其他较不那么昂贵的州去生活，」今年四十六岁的艾瑞怀恩说道。他那分别在军中担任行政人员与警察局担任文职人员的父母，只有短期大学的学历，但根据他的描述，住在加州橘郡的他们，其经济余裕远比住在湾区的他，来得自在。
对Uber来说，经济困窘的老师们如艾瑞怀恩，代表两件事：营销素材和可获得的劳动力来源。近几年，Uber试图以司机是遇到经济困难的中产阶级者为卖点吸引顾客。在当时的执行长特拉维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于二○一○年入主后，Uber采取了不同的推广策略，宣称Uber司机也可以是一份全职工作，而且年薪甚至可以高达十万美元。然而Uber司机的薪资单证明了这个说法绝非事实，因为他们的收入远低于此。
现在担任Uber司机的约翰·库伯曼（John Koopman），曾经是名记者。作为媒体业的中坚分子，库伯曼过去二十五年来一直是位记者，最后一份工作则任职于《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报导伊拉克战争。曾经获得普立兹奖提名的他，也是许多中产阶级职业父亲的最佳代表，展示了他们如何被卷入零工经济，又因此感到烦躁、甚至愤怒。在我第一次和他谈话时，他固定开车维生，每年能在他的家乡旧金山，赚得四万三千美元的收入。（现在，他开车的时间没那么固定了。）在他刚开始担任司机时，他将自己对于失去职业前景与社会地位的愤怒，全部转移到路况上。接着，他发现了一个或许更令人沮丧的境界：当Uber司机就像是进入禅学中「无」的境界，借用他自己的说法。一个根植在虚无主义屈从下的新平衡。
「我拥有新闻学硕士学位。我去过巴格达，我采访过伊拉克战争的少校和下士，」这名五十九岁、必须抚养二十一岁儿子的父亲说道。「在我被资遣后，我变得什么都不想管」，他不愿意接受心理咨商或寻找其他自助的手段，「反正我不是太顽固就是太笨。我在脱衣舞俱乐部里工作。现在，我担任Uber司机。人们总问我，『难道你不想重操旧业？』我回答，『不怎么想。反正谁会在乎？你就不在乎。』没有人真的在意我是不是一名记者。唯一重要的事，在于我付不付得出账单。」
一开始，他很担心还年轻的儿子，而儿子的母亲自然会批判他居然从记者变成一名脱衣舞俱乐部的经理。我在纽约一家咖啡厅里，和库伯曼碰面，当时搬到特拉华的他，开着那台专门用来载客的车子沿着东岸一路往北。在我和他谈话时，我想起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如何深信自己的人生将会沿着一条向上的拋物线发展。母亲是一名护理师、父亲是卡车司机的库伯曼，也是这么相信的。他是家中第一个就读研究所的人。但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提到身为前中产阶级的父母是如何因为湾区的物价不断提高，导致他们就跟库伯曼一样，必须开Uber或将自己位于湾区的房子放在Airbnb上出租，两人只能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
为了支付账单，库伯曼找了些额外且不太有前景的工作，包括将喝醉的脱衣舞俱乐部客人拖下舞台，或抱着一名用药过度不得不紧急送医的脱衣舞娘搭救护车。库伯曼向我强调，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学历，可以保证一个人能永久保有自己的职业认同或甚至是任何一种认同。他同时也带有一定程度的羞辱感。面对羞耻，我们没什么选择：如同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所写，羞耻被囚禁在我们体内，就哲理上与实际上，困囿于我们的皮囊之中。[5]
零工经济流氓
「在筛选职业方面，Uber表现得实在太聪明了，他们宣称这就像是你的邻居为了多赚一点外快而已，」史蒂芬·希尔（Steven Hill）这么说道，他是《原始交易：Uber经济和失控的资本主义如何剥削美国工作者》（Raw Deal：How the “Uber Economy” and Runaway Capitalism Are Screwing American Workers）的作者。「这些都是Uber的公关手法之一，」他对我说，「以及该公司崭新的叙述角度。」[6]
我在Uber发言人麦可·阿莫迪奥（Michael Amodeo）遛狗的时候，和他交谈了一阵，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该公司的中产阶级夜间兼差企划的目的。由于他实在太忙碌，因此他热情的建议我去阅读一篇由戴维·普劳夫（David Plouffe）所撰写、刊登在Medium网站上的文章。该文章呼应了希尔对于Uber公关策略的见解，但同时具备更多公民意识的色彩。普劳夫曾经担任欧巴马的竞选总干事，并担任Uber的资深副总裁直到二○一五年，而当时也正是该公司决心主打自己是美国被压榨中产阶级救星的时刻。普劳夫在文章中写道，Uber平台给予「（司机们）别的工作所无法给予他们的加薪。」当然，增加工时可称不上「加薪」─如同「零工经济流氓」大师（我擅自结合了gig〔零工〕与gangster〔流氓〕这两个字，形成Gigster）的经典奥韦尔式陈述，普劳夫的修辞令人感到轻率且愤怒。
对于Uber来说，透过招募中产阶级对象为司机，可以更轻易地获得正直可靠的形象，并触及该公司渴望接触到的社群。在美国许多城市─尤其是物价特别昂贵的华盛顿特区、纽约、洛杉矶等城市里，生活成本与薪水之间出现了极大的断层。后来，Uber的阿莫迪奥也寄了封信给我，回应我对教师司机此一现象的疑问：「就我们所得知的，教师与教育者们视Uber为一种可透过自己的车来获取额外收入的弹性办法。」但是，这些教师与护理师等其他中产阶级流众们，正被拉扯着倒向崩溃的边缘，导致兼任第二份工作的情况愈来愈普遍（如同我在德州所遇到的老师们，他们表示薪水实在太低，所以他们只好兼差送披萨）。
尽管教师在表面上向来属于中产阶级，但他们所拥有的中产阶级优势其实比我们想象得少。（举例来说，公共电台节目或许会选择一个双亲皆为老师的家庭，作为健全且平凡的中产阶级生活家庭代表。）教师或许付不出来他们的房贷，也无法负担孩子的托儿费，更无力负担过去此一阶级下所应该具有的代表性事物，如在夏天的时候去度假、家中每名大人拥有一台车、医疗与退休储蓄、孩子的大学学费或健身房的会员费等。此外，他们也负担不起专业协助，尽管这些服务或许能让他们讨论那些付不出来的账单。是的，有些老师偶尔甚至会需要美国补充营养协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或其他联邦福利的帮助。
发动夺回人性的战争
我们该如何帮助那些需要将开Uber作为第二份工作的教师父亲们？我所想出来的解决方案，不过都是权宜之计。尽管这些方法在短期内或许可以奏效，却无法在联邦与州政府层级引发必要的改变。举例来说，一个慷慨的体制，自然会给予他们的孩子一些补助。但他们需要更详尽的帮助。
在支付房租或房贷方面，有些中产阶级者所遇到的阻碍为可负担住宅的资格认定，往往是根据特定区域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而定：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家庭想要获得租房补助的资格，其收入必须等于或低于在该区收入中位数的五○％。（在艾奥瓦市和旧金山，这个数字天壤之别。）
最近几年，少数的地方政府（多为城市），开始着手解决高居住成本的问题。有些地方设立了住房补助计划，企图吸引前面章节所读到的学校老师们，以及消防员、警察等公务人员。芝加哥就是一个例子，该市施行了一项帮助执法人员购屋的政策。至于洛杉矶、密尔瓦基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赫特福特（Hertford），则特别在学区内投资教职员住房，以帮助老师留在那些光凭薪水根本住不起的区域内。二○一三年，纽泽西的纽瓦克市设立了教师村（Teachers Village）：一个由六栋建筑构成的区块，其中包括了只卖给学校教师的住房。
尽管如此，当看似可依赖的安全网似乎仍旧遥不可及时，我们又该怎么办？我们可以试着争取那些被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或许可以让零工经济公司（如Uber）更加适合教师司机、或甚至是所有人的修正办法。举例来说，一个较具乌托邦色彩的方案─被称之为「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的新数位现象。此一拗口且近期在学术界非常流行的词汇，描述的是将那些传统上以营利为目标的在线平台，推向更具合作与民主意义的方向。
尽管当前的规模还很小，但某些具应用程序依赖性的新在线合作社，也开始雇用中产阶级工作者，随着它们的发展，未来可能还会需要更多任务作者。举例来说，Stocksy就是一个成功的在线图库，确保摄影师能用作品换得收入；而位在旧金山的Loconomics合作社，则希望能和媒合「自由劳动力」的公司TaskRabbit竞争市场。（当TaskRabbit被IKEA买下时，我忍不住想着该公司的最终目的，会不会是利用焦躁且廉价的人力，去帮助顾客组装他们那「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瑞典胶合板书桌。）Stocksy和Loconomics让我们得以想象全新的发展，并着手解决那些当前许多零工经济工作者所面临的困境。最理想的状况，就是具备科技能力的合作社能赋予工作者力量；否则，雇用这些工作者的过程将如同点披萨般，毫无人性。
从Uber的契约工作者到负责审核文件的律师、零售店店员，眼看当前许多人因为工时不稳定、工作不稳定或薪水过低而饱受磨难，逐渐被许多政治人物提起的平台合作主义，也成为剥削时代下的一个可行方向。其中，英国工党的杰里米·柯宾（Jeremy Corbyn）更称赞该主义为「数位平台的合作共有权」。
「如果我们都在创造价值，」平台合作主义应用程序开发者夕恩·安萨内利（Sean Ansanelli）说着，试图解释该主义背后的哲学思维，「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共享这些价值所带来的益处？」
现在也有一些由员工经营、员工拥有的保姆及清洁工合作社，如纽约布鲁克林区的「超越照顾儿童合作社」（Beyond Care Childcare Cooperative）。该合作社基本上是由位在家庭生活中心（Center for Family Life）内的非营利组织「合作发展计划」（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rogram）帮助下，由保姆们自行经营。在我撰写报导的时候，超越照顾儿童合作社的三十八位工作者兼「经营者」，一共拥有三十一名客户。该合作社的全体成员们一起刊登服务广告，并一起分担合作社的费用；作为回报，他们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中介，并因此获得更高的工作保障，享有更高程度的团结。此外，我发现此类团体在本质上，也隶属于规模更庞大的美国工作者合作社运动。根据民主工作机构（Democracy at Work Institute）的调查，自二○○○年起，由工作者自行经营的新合作社数量，已经超过一百五十个。对那些非工作者经营或主导的零工经济清洁公司，如Handy（家务工作平台）或Care.com（一个协助数百万名家长找到合适保姆的在线市场）来说，超越照顾儿童合作社和许多合作社的出现，让他们必须迎战社会责任上的挑战。
新学院（New School）的学者、平台合作专家泰勒博瓦·休耶兹（Trebor Scholz）告诉我，他认为在科技创新下所导致的合作社运动，就像是「对抗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哲学家艾茵·兰德（Ayn Rand）的解毒剂。」在二○○八年的经济衰退后，每三名工作者之中就有一名是自由业，而临时与约聘员工更成为中产阶级的新常态。[7]平台合作主义拥护者希望他们的运动，能在严苛且难以预料的零工劳动市场环境中，注入些许人性。他们期望顾客们（或许就是那些会喝公平咖啡的人）能支持合作社，瓦解那些已经被视为常态的零工经济。其中一名组织者告诉我，在过去的清洁工应用程序里，用户只会看到「一个没有脸的黄色手套图案在清扫你的家里。」而新的应用程序与平台则可以培养顾客除了比较价格和寻找最高评价外，能注意到更多其他细节。然而，他们仍旧无法做到的事，就是提供这些工作者他们迫切需要的福利。
然而，那些正使用着TaskRabbit或Uber的工作者们，在忙着打零工以赚取收入之余，却没有余力注意到道德更高尚的平台合作主义。举例来说，麦特·贝瑞只是想着住在他那一区所需承担的经济压力该如何缓解。就跟所有Uber的司机一样，对于自己不得不兼职、无力花心思研究自己该如何当一名更出色、更棒的老师，贝瑞充满愧疚。当他在教学生关于硅谷经济状态的时候，他内心总是想着这些，而他也知道等到这些孩子长大后，多数人或许都住不起这一区。
「我确实以为担任老师能确保我留在中产阶级，并拥有稳固的生活，」安东尼·艾瑞怀恩说。照理来说，年薪七万美元的教职工作，应该能让艾瑞怀恩拥有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保护网。「但凭这份薪水我无法养小孩：我买不起一个能养育他们的家，」他忧伤地说着。「我的意思是，我无法给予他们那些得以让他们快乐成长的环境。」
艾瑞怀恩对我说，「我以为到了自己这个年纪的时候，就不用担心钱了。我以为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就差不多可以想着退休了。」
约聘工作者的自由？
在Uber的教师活动中，完全见不到这些绝望。相反地，在Uber的网站上，只有那些想要透过共享方式来赚取额外零花钱的中产阶级「Uber教师」。该网站上有一位名叫莫妮克（Monique）的司机，她是来自新纽奥良的老师，拥有十二年的教学经验，并于「二○一五年的圣诞假期期间加入Uber，以获得生活上的帮助」。该公司网站上的另一名司机档案，则是一位负责特殊教育的教师，由于投注在「行政工作」上的时间往往多过于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她因此感到非常挫折。此外，她还希望能帮家里换一条新的门廊。
关于教师司机真实人生的证词（有时还外加了深具启发意义的慢动作影片），完美地呼应了Uber所设定的教师特质：人格健全、工作认真的专业人士。此外，这些内容也流露出另一层有用的含义，即Uber司机们并不是全职在做共享乘车这份工作，而是将开车视为能帮自己应付额外开销的第二份兼职。对Uber来说，这层意义非常重要，因为该公司一直很努力地宣传他们旗下的四十万名司机，都是独立的约聘者，而不是该公司的员工。作为员工，他们就必须获得最低薪资、加班费、福利与最基本的员工保障，而这些将对Uber的经营模式造成极大的冲击，甚至使公司损失数十亿美元。相反地，作为独立约聘者，就不能享有任何福利。
在某种程度上，Uber充斥着许多由于自身的工作价值被低估、为求生存不得不另觅出路的人。共享经济助长了忽视参与者基本工作权的风气，或如Airbnb那样，将住宅转变成不合法的民宿，并在恶性循环下致使租贷市场更难找到合适的房子。
现在，许多司机和重量级的劳工权益提倡者，不认同该公司将旗下司机定位为独立约聘者的态度，并开始寻求司法途径来挑战Uber的立场。Uber已经阻挡了几乎十几件起诉他们错误分类司机性质的官司，其中也包括了代表加州与麻州司机们的大型集体诉讼案。（Uber于二○一六年和加州与麻州的司机和解，承诺以一亿美元的代价换取继续将司机归类为约聘人员的权利，但同年内，法官驳回了这项和解。[8]）当我询问Uber的发言人阿莫迪奥，Uber司机究竟是工作者还是约聘人员时，他透过电子邮件给了我一个非常简短的答案：「透过Uber载客的人，都是独立约聘者。」接着，就像是一个企图推销不可靠产品的迷人文案编写者，他又说道：「他们很重视自己的独立性─按下按钮而不需要打卡的自由。」
当前市值为六百九十亿的Uber，是否能顺利走下去，还有待检验。现阶段除了一连串的违法劳动诉讼案外，最清楚的事实莫过于Uber旗下的教师司机成员，赋予该公司一个带着利他主义、正直可靠的珍贵外皮。用鼠标滚动着Uber网站上关于兼职中产阶级司机的广告文案，让我忍不住想起《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作者为强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其著名的作品还包括《格列佛游记》）中那经典的「建议」，让那些贫苦的爱尔兰幸存者将孩子卖给富有人家当食物。但Uber的公关人员既不是强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也不是尤维纳利斯（Junenal，古罗马著名诗人，其作品以讽刺罗马社会的腐败与人类的愚行为主）。在一个拥有如Uber这样公司存在的象征世界里，老师们（以及护理师、消防员等）舍弃了交易模式，而是透过点击应用程序，来换取「善意」的资本。
许多时候，零工经济工作者的存在，是非常抽象的，如同TaskRabbit上的工作者就跟网站上的卡通兔子标志一样；而Uber的司机，不过就是该公司标志「U」的人形延伸而已。
今日，面对薪资过低且劳动价值被低估的教师，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真正珍惜这些老师资历与认真工作者，不是那些长期以来对教师问题视而不见、总是说着场面话的政治人物，而是试着展现正义的公司。「我们应该送给老师一个警告标志，警告他们必须边开车边改考卷，」理查德·英格索尔边说着，边提高了音量。「去看看那些考试总是很高分的亚洲国家，老师都是大学班上的名列前茅者，而且可以获得不错的薪水。我们该如何和其比较？」
从工会势力式微，到不动产价格飙升、暂时与零工劳动的普遍化，这些隐形问题的根源，是造成如今许多人陷入困境的主因。然而，中产阶级流众却忍不住责怪自己。是的，我开始将自责、沮丧，以及偶尔还会伴随而来的侵略性，视为一种经济不稳定的征兆。
当我于夏天的尾声和历史老师─即将为人父的麦特·贝瑞又联系上时，他说自己已经不开车了。「夏天根本赚不到什么钱，热潮已经开始消退，」他解释道。尽管如此，期待第一个孩子出世的他和太太，找到别的方法来赚取外快，他和妮可将房子租给来参加高尔夫球女子公开赛（Women’s Open）的杆弟。换句话说，他从赚外快的零工经济代表Uber（一个宣称司机都拥有一份全职工作的公司），转移到另一个零工经济代表，在Airbnb上将房子分租出去。他们用尽一切努力，想要在硅谷富人的威胁阴影下，继续存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