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生产业
秋天，在波士顿的某个课堂上，教室内好几排的学生们穿着几乎是自己最高级的套装。整体看上去，似乎融混了好几个世代的上班穿着：平底鞋和卡其色长裤、有着刺绣的芥末黄连身洋装、正式的白衬衫和老花眼镜。不过，这些学生的年纪既不是十几岁，也不是二十出头，他们多介于中年。他们学习的，也不是传统的课程。相反地，一群称自己为「职业领航员」的女性，正在指导他们该如何进行工作面试。如果面试后他们没有拿到工作，一名带着眼镜、穿着铅笔窄裙的领航员亲切叮嘱：「不要责怪自己！」
每一位学生都付了二十块美元，来学习乍看之下再简单不过且理所当然的事：在LinkedIn上制作一份个人档案、熟悉面试技巧，并在那些被命名为「战胜负面思维」的迷你工作坊中，抵抗自己的忧郁。在另一个房间里，一名摄影师正在替所有参与者拍摄专业个人照。一个接着一个，他们用着有些僵硬的姿势，在亮晃晃的白色反光伞下端坐着。他们是一些中年的中产阶级人士，有白人、黄种人和黑人。失业或未能充分就业的情况，让这些人吃尽苦头。他们询问职业领航员，怎么样才能获得、并保有一份工作。他们认为自己或许还有机会重新来过，站在全新的起点上。他们必须拥有另一份职业，否则就会陷入贫困。有些人家中甚至还有孩子，而这也让他们的情况更为紧迫。
这是「再出发」研讨会（RE:Launch）研讨会现场，一个位于波士顿的非营利组织「犹太就业服务」（Jewish Vocational Services）所举办的活动。
帮所有人找到新工作
「你们眼前有什么困境需要克服？」一名职业领航员问道。
「世界已经超越我们了，」五十岁出头的前航空工程师塔玛拉·史宾塞（Tamara Spencer）说着。她就跟其他人一样，穿着适合进行面试的棉夹克。「我对这个时代的工程技术一窍不通。」
「我已经十七年没工作了，」另一名女性以微弱的声音说道。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一直在照顾家庭，但我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律师。我能预料到雇主会拒绝我。」另一名头发灰白、声音温柔的幼儿园老师，则坦白自己在一年内接连丢了工作。一名计算机程序设计师则说自己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人，脑中总有个声音一直对他说，事情不可能顺利的，他说：「我过去以为写程序是一个很有保障的职业，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排斥年长者、迷恋年轻人且需仰赖最新科技知识的领域。」一位前餐厅总经理兼侍酒师，也丢了工作，他坦白自己刚失去了公寓的租贷权，因此现在无家可归。
职业领航员说，她可以帮助所有人。
「我承诺，我们绝对不会只是要求你们保持乐观、或笑一笑就好，」她说。
那名餐厅总经理依旧维持着非常细致的打扮，上身穿着猎装外套，脚上套着欧洲设计师条纹袜。他让我想起一部法国电影的主角：在被公司裁员后，主角为了隐瞒家人，每天都假装继续从事着银行业的工作。[1]当餐厅总经理向全班诉说自己的故事时，我一边想着那部电影。这名餐厅总经理和其他聚集在此的求职者（中产阶级且失业）不一样，餐厅总经理总是能获得雇用。接着，他会如预期般被解雇，而这段时间通常是工作后的三个月。「等到我完成那间餐厅的酒单后，他们就会停止雇用我，」他说。餐厅老板的这笔钱花得非常值得，从头到尾他们都不打算让他留下来。
其他坐在白色塑料课桌椅后的人们，听了他的话后，接连摇头。这是二○一六年的九月，距离导致这一切混乱的金融海啸，已经过去八年。照理来说，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就业率已颇有起色。但尽管工作机会看似充足，来参加这场全日研讨会的参与者们，却一个都没找到解答。犹太就业服务的办公室位在波士顿的商业区，由一个错综复杂的大楼改建而成：每一天，里面都挤满了上百万名年轻求职者的喧闹声，而多数人都在为了改善自己的履历而努力着。
「摆脱此种消极情绪：你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差劲，」一名职业领航员说。她试图让众人养成一个固定的作息。她表示，不能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有时是会让人沮丧的。
尽管外头或许早有不少激励型的活动，可帮助求职者摆脱内心小小的自责（尽管有时一点都不小），但再出发研讨会还提供了更新颖的内容。职业领航员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我称之为「失业耻辱」的事物；取而代之的是，她们强调在求职者找工作的同时，也应该顾及自己。
「没错，都是我妈的错，」一名带着浓厚波士顿口音的求职者，开玩笑地说着自己的困扰。
后来我们发现，学贷和教育费往往是将这些参与者推入经济困境的主因。对我来说，这个情况并不让人意外。毕竟，在欠下助学贷款的美国人之中，有超过六○％的人年龄大于三十岁。[2]尽管某些傲慢的菁英会说，只要千禧世代的孩子早餐不要再吃酪梨吐司，那么他们就可以买得起房子（一名房地产大亨真的就这么说了）。[3]但根据纽约联邦储蓄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二○一七年的研究，此种指责人们在美食上过于挥霍的迷思，根本不是真的。[4]精确地说，公立学校学费与学贷的涨幅，影响美国年轻人成家立业的能力，也是导致住宅自有率下滑的原因之一。
根据二○一五年的数据，在总额为一·三兆美元的学贷中，有至少十七·五％的负债者年纪超过五十岁。[5]自二○○五年开始，中年人口所积欠下的债务金额，出现巨幅成长。成长的部分原因或许是因为有些人为了获得更高学历而重回学校，但有更多原因在于大学学贷必须用多久的时间来偿还，以及大学和研究所学费的成长。那些和我谈论着学生贷款的中年人们，让我想起了黑色电影的视觉风格，深深困扰他们的学贷，就像那在墙上恣意蔓延、如同电影中总是用来象征邪恶的黑影，只不过此时黑影却幻化成活生生的存在。目睹讨债公司如何追着「前」学生跑（像是与我交谈过、心中还带有一份期待的中年护理师与母亲），给了我一种在看鬼片或甚至是惊悚片的感受。部分讨债公司甚至威胁那些中年负债者，对他们来说，世界正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步步逼近。然而，眼前的敌人不是人类，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即数十年来所积累而成的生活开销数字。
当人们试着发展事业第二春时，没有任何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或神奇面霜，能掩饰年龄对这件事的重大影响。年纪愈大，情况愈糟：圣路易斯（St. Louis）联邦储备银行针对长期失业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指出，如果你年过五十五岁且失业，与三十岁时的自己相比，想要找到工作更为困难。此外，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发现在过去二十年间，出现了更多的年龄歧视诉讼案，与一九九○年代晚期相比，过去几年与年龄相关的申诉案，每年至少多出五千件。[6]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二○一四年的报告，年纪超过五十五岁者的长期失业率几乎为年轻人口的两倍。[7]显然，年龄歧视确实存在。如果我们希望能在职场上继续存活，在某些程度上，我们必须否认自己在生理上所面临的客观改变，像是身体的老化或生孩子。
某些时候，再出发研讨会的参与者，会戴上自己的老花眼镜并打开计算机，就好像他们是一间自己从未想过会来就读的学校新生。他们原以为人生在步入这个岁数时，就应该退休了，而不是忙着找下一份工作。又或者，要不是他们的工作岗位被缩编或被机械化所取代，他们就可以一直留在业界了。
「我国经济发展的宏图，就是让人类的处境愈来愈不稳定，因此他们必须拥有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分工作，而这些人也包括了上层中产阶级，」麻省大学阿莫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社会学教授、职业转型机构（Institute for Career Transitions）共同创办人欧菲·雪隆（Ofer Sharone）说道。「然而，对年长工作者与失业者来说，就业市场非常严苛。」
美国人相信从头来过、再来过、甚至再再来过。但是现在，作为中产阶级者，重新来过的代价高到需要我们审慎深思。那些有偿提供「帮助」的营利型大学、认证学程和辅导者，纷纷抢搭这波热潮，凝聚成一股庞大、且经常引发许多问题的现象。我称此为「第二人生产业」。
第二人生产业
对于第二人生的美好幻想，可不是仅仅来自于那些贪婪、且以营利为目的的法律学校。尽管这些学校确实企图吸引焦虑且有时资格并不符合的中年学生（诱使他们注册并欠下债务），但此一信念也源自于那些大量贩卖着快乐的网站、特殊学程、自我启迪的书籍和某些心灵大师。要求工作者以贩卖商品的方式兜售自己（哈啰，痴迷于自我推销的美国人！），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打着「职场叛将」（career renegades）大旗的讲师们，对着那些要是生在上个世纪早就在准备退休的人们，宣扬人的潜能。我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浏览这些激励人心的网站，看他们如何利用各式各样的老梗，来鼓励我这个年纪的人勇敢起身，追寻自己喜爱的事物。第二人生训练（Second Act Coaching）的创办人安·瑞克伍兹（Ann Rankowitz）承诺，「你的第二人生或许将是你生命中最自由、最活力四射的时刻。」在更高级的市场里，有些公司专门以年纪超过五十岁、追求第二人生的专业人士为对象，以每年两万至九万美元的代价，教他们该如何在新的雇主面前展现自己，以及应该「转行」到哪个职业。那些文章总是怂恿读者应该在五十岁的时候，按下「重启」键，或在四十岁的时候按下「重开机」键。网站向我们保证，「只要学会增加自己价值的必要能力，年纪也可以转化成一种优势。」某一名教练提供「工作＋生活自信药剂」，甚至幽默地称「自信」才是货真价实的「维他命C」。另一名教练则称自己为「职业设计师」。还有所谓的虚拟高峰会，像是「大型重塑」（Mega Reinvention）和「突破年龄力峰会」（Age Busters Power Summit）。
当然，这些劝戒人们在上了年纪后，也要包装、培养人脉并接受再教育（以迎接最美好的第二、第三人生）的资源，并非凭空出现。对于这样一个总是教导民众在面对人生困境时（尽管常常是因为体制而造成的），应试着找出个人解决之道的国度内，这些服务还是有其必要性。（在本书的稍后，我们将学到应对这些困境的通用法则。）
职业第二春的崛起，本质上也是基于对人类完美性的深厚信念：我们具备了改造自我认同的能力。此外，则是后现代社会下，人们对于人生常轨的认知，或许弥漫在第二人生产业中的改造心态，最差的情况不过就像是经历一场职业上的整形手术。然而，更换工作或专业可不像注射皮下填充物那样简单，尤其在考虑到不甚稳定的工作环境，和如今深深威胁着白领阶级的机械化趋势。认为只要我们够努力地精进自己，迟早就能再次适应经济体制的想法，不过是一个或许永远不会实现的美梦。这个前提本身就有缺陷：我们或许可以接受完美的训练或展现百分之百的能力，但如果没有人想要雇用我们，一切仍是枉然。
在廿十世纪中期的时候，人们大部分、或甚至是全部的职业生活，都发生在同一间公司内。在我于一九九○年代进入衰退的就业市场时，终身奉献给一间公司的做法已经不常见了（那是一个为了让自己免受日渐凋零的就业市场拒绝，年轻人会刻意以「意兴阑珊」的态度维护自尊的年代）。就像是在老员工退休时送给他们的金表一样，那个曾经象征着某种常态的情况，如今却不再复见，仅沦为一种过时的刻板印象。
人们预期自己会不断地跳槽，或接受自由从业者的慌乱。我很早就学到这个道理，我甚至记得自己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悲伤地追问为什么我父母所享有的安稳已经远离了我，为什么我必须打工替数据库写些东西，而教授是如何安抚我。真相就是零工与自由业经济已经开始侵吞其他工作，紧接着，愈来愈少机会能让员工真正「走进」一间公司工作。
而第二人生产业就藏匿在这样的幻想中。那是一个正向思考的乐园，应允我们在人生的下半段迎来第二次机会。而让此种产业欣欣向荣的隐形推手，就是失去实践自身命运机会的人们。当美国梦正常运作时，我们或许能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你的第一份工作，能引导你获得第二份工作（通常在同个领域），假使一切都很顺利，那么一直到你六十五岁退休之前，你都能稳坐这份工作。然而，现在事情已经不是这么运作了，美国的工作者（包括许多我在本书中提到的人们）的生命轨道，和他们的父母亲有了截然不同的架构。
对于美国被压榨的族群来说，理解这不纯粹是他们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他们是在庞大体制性失败下，被扼杀的一群人。
职业训练造成的沉没成本
一般来说，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学和训练学程，为了让获利最大化，往往会将目标放在年长的失业者身上，也就是那些准备迎向事业第二春、却不知道该从何下手，只能责怪自己并试着独自解决问题的人。雪隆表示：「他们夸大了透过这些训练工作坊、书籍、教练或学校所能收获到的成果。」他们宣扬努力永远都不嫌晚，年龄永远都不嫌老。「这些教练往往会表现出，只要你跟着我的公式……」雪隆说，「只要你能照着工作坊给你的建议，那么唯一会造成失败的原因，就只在于你不愿意踏出这一步。」
塔玛拉·史宾塞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南加州担任一名工程师。后来，她为了养育现在已经二十岁出头的两个女儿，选择离开职场。等到女儿都上了高中后，她才思考着重回职场。
由于过去她所学到的工程知识早已落伍，因此她无法回到工程这个领域，但找不太到工作的她，只能不情愿地成为所谓的圈外人。身材娇小、言词犀利而又喜爱吐槽自己的她，拼拼凑凑地规划出自己的未来轨道。一开始，她成为 一名兼职工程师。接着，她担任网站设计师。私人厨师，看上去是个不错的点子；她认为这或许是一个较容易切入的领域。因此，她报名了学费四万美元的烹饪学校。她说自己报名的烹饪学校银顶（Sliver Top）「并没有强迫我（注册），」她说，「但这毕竟是一间营利型学校。这就像是走进二手车市场，销售员开始你围攻你，给你一些美好的承诺。」
很快地，史宾塞就跟许多人一样，最后还是没能当上厨师或找到任何工作，却因为念书而背负债务。由于烹饪这门职业只能算是她的第三、或第四职业，而不是她当初主修的领域，因此史宾塞缺乏在高级餐厅工作的经验，而这点偏偏是许多客户或餐厅要求员工必须具备的经历，因此她怎么样都争取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
雪上加霜的是史宾塞的背部出了问题，需要开刀；最终，她的生理问题也导致她根本无法在餐厅里工作。「都是我的错，居然会认为去上这所学校是个好点子。试着将这个想法塞到我脑中的烹饪学校，也脱不了关系。为了重新投资自己，我已经试了无数次。老实说，一点用都没有。」
在她边做着自己最拿手的巧克力油醋蛋糕时，她边告诉了我这个故事。
「对于自己让家庭承受这笔债务压力的事，我感到非常内疚，」她说。「必须和大学毕业生竞争的情况，也使我的心理受到极大的影响。当我看着这负面螺旋效应、看着自己必须完成、但偏偏力不从心的事情时，设法让自己不陷入沮丧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
尽管她的父母只是老师，但他们的处境远比她安稳；她的父亲会在周末的时候担任乐队指挥，还会在暑假的时候当理发师。她们拥有舒适的上层中产阶级生活，还会全家一起去度假。她父母的薪水有只四分之一会用于住房和其他开销，而且他们还不需要负担有线电视账单。
当然，史宾塞的父母也拥有典型的长期职业生涯。但是不需要开创第二人生的他们，自然不会成为第二人生产业的猎物。该产业内的营利型职业学校和商业学校，往往还可以获得政府的补助金。尽管职业训练学校经常因为使用过于激进的招生手法，而被控诉剥削退伍军人和非典型学生（通常为年龄较大者），然而他们就跟传统的非营利学校一样，必须依靠联邦政府给予的学生助学金来经营。
和我交谈的中年有色人种求职者们，也表示种族（和种族歧视）是让他们无法获得社会所承诺的第二人生的一大因素。前报社记者柯特妮·艾德哈特（Courtenay Edelhart）告诉我，身为黑人的她在报社裁员的威胁下辞职，并申请了上百份公关工作，却连一份都没有被录取。她认为自己已经五十岁的事实，确实是一个阻力，而种族或许也是。「一个胖胖的中年黑人？没有人会想雇用妳，」她说，而她的话不全然错。一份由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哈佛大学和挪威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在二○一七年所进行的研究指出，同一份职位、同样资历的申请者，白人获得再次面试的机率比非裔美国人高了三六％。
此外，整体来看，自一九九○年后，招聘歧视的状况并没有减少。
当求职需求被利用
没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工作，也可能会陆续引发一连串新效应。以艾德哈特为例，她在二○一五年的时候决定重回学校，到非营利型的峡谷学院（College of the Canyons）攻读律师助理的专业，同时修读副学士学位。在我们最后一次联系时，她就剩一门课要修（并打算接着找一份在法律事务所担任律师助理的工作）。在念书的期间，只要遇到任何危及情况如车子电池坏了、轮胎漏气、替房子除虫等，她就会以信用卡支付，因此她的卡债愈积愈多。
艾德哈特非常渴望带孩子们去度假，因为她们一次都没去过。尽管她那十五岁的女儿拥有异于常人的体育天分，无论是田径、足球还是篮球，都表现得非常出色，艾德哈特却无法带她去参加比赛或付钱请教练，就算是五百美元的足球俱乐部注册费，她也拿不出来。最后，她的女儿之所以可以继续踢球，是因为对方免除了她的注册费（不过她的强项其实是田径）。现在，她的女儿已经高中二年级了，艾德哈特试着在她刚入学的第一年时就让她加入校队（这也是各大学开始观察新人的时候），希望女儿能凭着优秀的体育成绩取得奖学金。
「让她停滞不前的，不是她的天分，」艾德哈特陷入那股我经常看到的自责情绪中，「罪魁祸首是我。」
这让我一度想要放弃记者的身分，与她争论并表达自己强烈的不同意。不是的，我很想这么说，这不仅仅是你的问题。这是新闻行业的没落以及中年转行经常遇到的失败。
第二人生产业所瞄准的目标客群，不仅仅是那些沦陷在绝望之中、怀抱着难以实现美梦或过份天真的人，他们更经常利用年纪较大求职者所感受到的绝望、或企图实践人生梦想的憧憬，将其转化为攫取利益的对象。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大学（像是现在已经关闭的私立ITT技术学院，该校分校近一百四十间，遍及美国三十多州），有时会对其学生许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教育和职业美梦。从ITT技术学院毕业、和四个孩子住在芝加哥西北边的麦诺·罗德里格斯（Mynor Rodriguez），将自己和营利机构交手所引发的那场灾难，原原本本地告诉我。那确实是一场非常、非常糟的噩梦。在他报名ITT技术学院之前，罗德里格斯是一名最高学历为高中的平面设计师。在他拜访了附近那间位于郊区的ITT技术学院校园后，深受「诱惑」的他报名了。招生人员向他保证，在他毕业后，他们会协助他找到一份工作，这也确立了他的决心；最后，他取得了信息安全系统的学士学位，但求学过程也让他负债累累。他说和自己同班的同学们，多为三十岁、四十岁出头。ITT技术学院的代表刻意将年纪较大的学生们，作为自己的招生目标。
八年后，他为了这间正在接受欧巴马政府调查的学校，欠下五万九千美元的债务。罗德格里斯欠下的债务金额和他正试图解决此一问题的情况，并非特例。对有色中产阶级贷款者来说，偿还助学贷款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根据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和华盛顿平等成长中心（Washington Center for Equitable Growth）研究，在非裔或拉丁裔美国人居多的小区里，学生贷款违约的情况最多。进一步研究数据后你会发现，那些最无力偿还学生贷款的有色人种，并非低收入户，他们就跟罗德格里斯一样，为中产阶级。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之所以欠下巨额学贷的有色人种学生，都跟罗德格里斯一样，碰上了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毕业于营利学校的学生，付清学贷的机率往往较低。
这种因为就读营利型学校，而不得不终身背负债务的情况，就是在差劲的第二人生学店ITT技术学院所会遇到的事。该校无预警于二○一六年九月六日关闭，抛下四万名的在校生与上万名思考着自己的学历究竟能换得多少价值的毕业生。[8]
罗德格里斯也因为ITT技术学院，遇上另一个问题。在他毕业后，申请了系统管理和计算机网络方面的工作，其中也包括了他的梦想工作─在芝加哥警局内上班。但芝加哥警局并不承认ITT技术学院的学历，因此他因为资格不符而被刷掉。
「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家庭，我想多赚一点钱，并让孩子知道无论你多老，都有学习的权利，」他说。然而，事实证明情况不如他的想象。现在，罗德格里斯靠着科技方面的工作，每年能赚得五万美元的收入，仅比他在上ITT技术学院前多了五千美元而已（未将通膨纳入计算）。然而现在的他却需要与债务周旋。「我仍旧未能实现美国梦，」他说。
二○一六年当选的美国总统川普，在此种营利计划中，令人惊讶地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以川普大学（Trump University）为例，许多中年美国人以三万五千美元的代价，报名了这间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具备等同于大学文凭资格的「学校」，而这个情况最终也导致大量官司的爆发。或许在一开始，该机构的名字就解释了一切，这个名字源自于一个在各种年纪下勇于尝试新事物、将所有失败抛之脑后就好像不曾发生、直到他令人震惊地成为美国总统，并从此握有免死金牌财务保护网的男人。对于该校诱骗学生相信川普大学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并诓骗他们可以近距离接触川普本人的索赔案，最终以两千五百万美元达成和解。[9]川普大学的结局让我们（再一次）清楚目睹，这些机构多么腐败，而此种腐败又是如何存在于社会高层。二度教育神话最糟糕的地方，或许不在于其存在的误导性，而是「真心相信这个神话」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而这个产业也恰恰成为整个体制是如何与不稳定中产阶级为敌的例子。毕竟就连美国总统都在这诈欺体系内，扮演极关键的角色。
然而，想占那些企图寻求第二人生者便宜的，不只只是营利大学。同样参与这个计划的人，还有来自德州圣安东尼奥的阿曼多·蒙特隆戈（Armando Montelongo），一个策划了诈欺性质房地产「翻身」（flipping）研讨会的房地产中介。[10]二○一六年，一百六十四名曾经参与过该研讨会的中年「前学生们」，共同对这位担任过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名人，提起告诉，指控他榨干他们的积蓄，甚至导致其中一人自杀。
但造成问题的，并不只是那些显而易见的江湖术士。有些专家确实得到法律认可，但他们仍旧帮不上忙。
合法的辅导员如「职业转换」专家马克·米勒（Marc Miller），他向我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帮助人们开创第二人生。他的客户往往都是五十多岁的人，而且刚被公司解聘。在我第一次和他透过电话交谈时，米勒告诉我评估状况的收费为一千五百美元，至于包装失业情况或粉饰来自前雇主的不愉快指控，收费将会落在三千至五千美元。（后来他告诉我这些只是「粗略估计」的数字。）
米勒所提供的第二人生服务，和那些营利学校、研究所、在线MBA学程所提供的职业魔法并不一样。米勒告诉自己的客户，去修一个硕士学位只是浪费时间。对于那些去念研究所的学生，他认为「他们所做之事，不过是欠下更多的学贷而已！」相较之下，米勒更信赖专业证照。
第一步，他会让客户进行类似于伯乐门（Birkman）行为评量的人格特质测试，也就是一份关于职业与社会的问券。接着他会决定客户是否需要「品牌包装或再包装」。然后他会开始替客户撰写「品牌故事」，「毕竟最不会写『品牌故事』的人，往往就是自己，」他如此对我解释。
他认为自己的个性，是使他具备这个技能的原因。他发觉自己是一个「懂得经营人际关系的人」，往往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维护关系」。
他也提供自己的经历，作为这番说词的左证。六十一岁的他，住在缴清贷款的公寓里，拥有刚好突破七位数的收入，并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将现在正在经营第二人生培训生意卖掉，换取一笔不错的收入。早些年从事过科技业的他也说到，这已经是他的第五份工作。
不怪你，要怪谁？
第二人生产业企图刻画的大饼，源自于美国社会历史下最深层的脉络。
十九世纪晚期，人们对于「失败」的态度出现了改变。失败「不再是一个轰然巨响，而是一种当代、持续作响的嗡鸣声。其意味着生命的碎裂，但不必然意味粉碎，」历史学家史考特·桑迪基（Scott Sandage）在自己那本《失败万岁》（Born Losers）中，如此描述。[11]
数十年后，美国人对于自己可以从失败中东山再起的信念，出现惊人地演化与成长。如同费兹杰罗（F. Scott Fitzgerald）对此种炼金术的描述：「我曾经以为美国人的生命中不再有所谓的第二人生，但在纽约的热潮中，自有第二人生的空间。」[12]（这段话经常被错误地引用为：「美国人的生命中不存在第二人生。」）就跟当时最时髦的现代主义者一样（以及深受大萧条思维的影响），费兹杰罗笃信第二人生的存在与象征性力量。在那些以失败而引发疯狂自我改造、阶级流动为主题的小说中，充满了这种注定走向灭亡的再塑：费兹杰罗的《大亨小传》（Great Gatsby）、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阿奇正传》（Augie March）（「我是个出生在芝加哥的美国人─芝加哥，那景色黯淡的城市，待人处事完全采取放任自由，也将用自己的方式写下一切：敢批评，敢承认。有时候出于无意，有时候出于有意。」[13]）、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的《嘉莉姊妹》（Sister Carrie）和《金融家》（The Financier）（「真正的男人─金融家─永远不会沦为道具。他会使用道具。他会创造道具。他会引导一切。」[14]）这些上个世纪的小说往往包含了巨大的转折，讲述没没无闻的人是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大人物」（尽管有些是悲剧型的大人物）。
到了一九五○年代，文学以「动弹不得」的意境来定义失败。人们因为自己的出身、收入、工作而动弹不得，许多作品的主角根本无力振作。举例来说，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那本《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中的主角威利·罗曼（Willy Lomans），他所体现的就是美国全体人民的失败。[15]
一九六○年代，自我救赎的邪教组织或运动（后者的例子有「人类潜能运动」〔Human Potential Movement〕），进一步谴责了美国抱持着如罗曼这般自我投射的人。人类潜能运动深信，人类的潜能之所以经常无法被激发，是因为我们不去培养并努力启动自己的创造力。借用芭芭拉·艾伦瑞克和德尔德利·英格力斯（Deirdre English）的说法，人类潜能运动这种「毫不保留的利己主义」展现了市场是如何渗透进我们最私人的关系中：即和自己的关系。[16]
随着六十岁的人渐渐迈向七十大关，对于内在潜能的信仰变得愈来愈像是一种集体意志。现在，我们可以在那些曾经也是过来人（失败者）所出的「教你如何开创成功事业」等自我成长书籍，找到这种信念，模拟书架上放了各式各样类似如《人生不必走直线》（Life Reimagined: Discovering Your New Life Possibilities）、《真实机运：即刻改变人生道路》（The Real Brass Ring: Change Your Life Coutse Now）和《无限潜能：为下半生进行大脑改造、释放天赋、再塑事业》（Boundless Potential: Transform Your Brain, Unleash Your Talents, Reinvent Your Work in Midlife and Beyond，）。藉由阅读那些懂得自力救济作者的文字，心灰意冷的中年读者获得心灵救赎，并找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再创人生巅峰的特定步骤与公式。」举例来说，《真正机运》作者黛安·比斯考夫·詹姆士（Dianne Bischoff James）在三十八岁的时候，在超自然力量的鼓励下，兴奋地展开了自己的第二人生。詹姆斯亲笔写下那股超自然力量的声音：「黛安，妳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作家、治疗师、老师和表演者。令人难过的是，妳的生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妳的机运就要来了，妳必须在其消失前紧紧把握。」（或许最能振奋人心的职业第二春例子，莫过于川普当选总统一事，一个为了拥有权力与财富不得不委屈自己与周围所有人的角色。）
而这也是第二人生产业活灵活现地想要传达的警讯：「立刻起而行！时间正在流逝！」在这之中也带有某种羞耻的能量：「如果你不行动，那么你唯一能责怪的对象就是自己。」警告和鞭挞带我们走向了那美好的境地：「如果你确实起而行，请想想那崭新的世界、丰富的人生。」
「我发现，许多为中年求职者提供服务的顾问，都是以指导如何推销自己为主，」犹太就业服务的职业咨商师艾米·马苏尔（Amy Mazur）说道。满头白发的马苏尔住在波士顿郊区，她那布满皱纹的笑容、舒适的装扮、民族风的项链，让我想起之前认识的几位美国东北部治疗师。
马苏尔表示，就此一目的，求职者需要的不仅仅是能协调人生的帮助，还包括可以给予他们训练、或进行咨商的服务。她认为不懂得自我包装并不是这些求职者的最大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政治层面，而且建构在孤独、年龄或偏见的基础上。在举办工作坊的时候，她会劝导求职者和她与在场的其他人，分享自己的情绪（包括悲伤）。
再创中年第二人生的过程中，往往牵涉到非常多情绪问题，而这些情绪往往出于自责。多数和我交谈的第二人生追求者，都会责怪自己而不是造成这一切苦难的元凶，像是让他们欠下庞大债务的营利型学校、将他们一脚踢开的前雇主、社会对母亲及年长者的歧视。这种自责的心态，也能在Uber的教师司机身上看到。他们将所有导致困境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开创出另一条道路。而这些司机并不期待工会、教会等组织，会如过去时代那样，对他们伸出援手。来自哥伦比亚法学院（Columbia Law School）的劳工专家马克·贝瑞伯格（Mark Barenberg）写道，这是因为美国正经历了自一九二○年代以来，工会最式微的时刻（一九二○年代到一九三○年代，是一个产业工会主义尚未崛起的时代）。他认为此种衰退或危机，是管理者对于劳工集体组织起来的一种报复，也是政治右倾的现象。放松管制和全球化，自然也是帮凶之一。[17]在我自己的领域，我见到出版业如「Gothamist」和「DNAinfo」在员工试图组建工会后，突然于二○一七年关闭。（我所属的组织现在也为了这些失业的记者们，拨出一笔特殊款项。）
当我和被压榨的父母们谈话时，我见到这些事情带来的真实影响。我见到放松管制对于劳工如教授、护理师、零售业店员（其工时愈来愈不规律）等权益方面的影响，以及造成愈来愈多的短期约聘人员，还有许多家庭必须依赖那营业时间愈来愈复杂、照顾时数愈来愈长的托儿所，当然还有因为缺乏工会保护，导致中年人较难保有工作而致使自身工作弧（work arc）遭到破坏等案例。
如同那些试着隐瞒或装作不碍事的怀孕工作者，追求第二人生的求职者也必须刻意忽视自己的生理改变。
面对债务，请勇敢
其中一个用来破除第二人生迷思的重要方法，就是遏止政府给予营利型学校的补助，如ITT技术学院或与柯林斯（Corinthian）等学校。和公立大学、小区大学相比，这些学校的文凭对学生取得就业机会的帮助不仅效果很差，收费却往往更高。
我们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社运团体「全体债务」（Debt Collective）策划了一场他们称之为「滚动禧年」（Rolling Jubilee）的活动，透过多方募集所筹措到的资金，从代理收款的机构手中，以一％的价格买下超过一万两千名学生所背负的学贷（总额为一千七百万美元）。举例来说，贝拉·高德曼（Belle Goldman）回到自己为于洛杉矶的小公寓中，一边摸着猫，一边拆开一个白色的信封。她告诉我，根据过往的经验，她以为自己又会在信封内看到最不想看到的事，像是某些诈骗邮件，或是又一张未付清的账单。然而，相反地，这次她看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她因为上珠穆朗玛峰学院（Everest College）而欠下的一千五百美元债务，已经结清了。「这听上去简直美好得不像是真的，」高德曼说。
这对她来说，更像是某种庞氏骗局。但无论是因为学贷而产生的恐惧，或少数如高德曼所获得的帮助，都确实存在着。
对于那些因为营利型学院与大学而欠下巨额学贷的学生们，「全体债务」想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在该团体的主持下，曾经是学生的人们，一起参与了二○一五年的债务游行活动，拒绝清偿因为就读营利型机构柯林斯旗下相关企业而欠下的债务。二○一五年，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打赢了那场对上柯林斯的五亿美元官司，而此一判决无疑支持了这些参与示威游行学生对柯林斯的看法。[18]二○一六年，「全体债务」组织了一场类似的游行，只不过抗议对象变成了ITT技术学院。至二○一八年年初，该行动已经为受骗的学生们赢得数百万美元的救济金。而我的母校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提出了另一项创新的点子：为学生募集足够的资金让他们打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依赖学贷。
遏止或减少政府给予不道德营利型学校的补助，是我们能对第二人生产业做出来的第一个修正。另一个方法，则是鼓励人们对于那些要价不菲的证书与咨商，保持适当的质疑态度。但最终的修正，则需仰赖中年失业者在心理与本质上，做出调整。在我所访谈的对象之中，有些人觉得自己就像是被社会遗弃，有些人甚至觉得自己沦为被歧视的对象。我们必须将就业计划的重心，放在如何提高求职者对自己的评价上。[19]
此外，我们也可以仔细观察那些成功的人们，找出到底该怎么样去做，才是正确的线索。作为一名图资管理员却总是摆脱不了贫穷苦苦相逼的米雪儿·贝尔蒙特（稍早章节的主角之一），觉得经济拮据的情况稍稍有了改善。在她个人问题中占据最核心位置、也最让人最感到无助的，依旧是她因为念研究所而欠下的债务，而这也是我认识的许多中产阶级家长，所遇到的困难。在二○一七年，贝尔蒙特依旧背负着两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以及十七万五千美元的学生贷款。但是她选择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这些改变确实有助于改善困境。她们全家搬到一个房租更便宜的地方。「或许等到差不多五年后，我的信用评级就会上升，我们就能买些东西了，」她计划着。（在我们于二○一七年最后一次联络时，她比预期还快地达成了这个目标，且准备买下一间房子。）此外，她替儿子找到的托儿中心，则是另一件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间托儿所的收费是如此「美好地」便宜，且「拥有超棒的质量」，她说。
贝尔蒙特之所以能扭转劣势，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她试着培养自己的情绪适应力。根据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建议，在面对与金钱相关的困境时，培养一个人的「恒毅力」（grit）是很必要的。对我来说，认为那些遇到经济困境的人一定是缺乏适应力的想法，当然是错的。或者以为他们不过是需要更大胆、具备更多「自力救济」能力，而不是一份更好的工作、充分且负担得起托儿所的观点，也不尽然正确。
就贝尔蒙特的情况来看，她也是将自己的心力，放在较实际的事物如可达成的目标上，另外就是美国心理学会所建议的「小成就」，像是将时间花在改善履历而不是想着不愉快的事。此外，她也做出了「关键性举动」（这也是美国心理学会的另一项建议），而不是逃避问题（引用该机构的说法）。在这些微小但具决定性的行动中，包括了她所说的─「干劲十足」地找一份年薪至少能拿到十万美元的全职零工。只要能有这样的工作，再加上先生那五万五千美元的收入，她们家就能坐稳中产阶级的地位。她当前的收入为三万七千美元，但在她又开始找工作后，她发现自己的能力应该可以获得更高的薪水。
「不再因为自己出现沮丧焦虑的情绪、或陷入债务的恶性循环而感到羞耻，终于让我卸下肩膀上沉重的负担，」她说。「有些时候，我还是需要跟家里借钱以购买生活用品，但我总能在一个月之内还清这些钱。」
贝尔蒙特的故事，或许是罕见拥有成功第二人生的例子。她察觉到眼前的困境并不是自己或伴侣的错。而这对夫妇现在在经济上的重担减轻不少。
对我而言，她那未曾预料到的好结局，就像是现实生活中所上演的好莱坞式扭转人生─尽管相当罕见且规模很小。事情会恶化，但也可能好转。扭转确实会发生，只不过不同于悲剧或凯旋般浮夸，往往是以更温和的方式降临。
心理建设
在波士顿的再出发研讨会上，整场会议的主轴就是试着让所有失业的男人与女人们，接受自身的挫败，并试着团结起来。有些人已经失去了明确、有意义或甚至能获得合理收入的工作，而充裕的中产阶级生活，显然更是他们目前难以触及的目标。但「职业领航员」没有试着教导他们该如何自我包装，或如足球队教练在希望球员振作起来时，所故意采取的威吓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