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榨下的居住权利
一个阳光充沛的秋日午后，在纽约杜且斯县（Dutchess County）一个波希米亚风格的小镇上，两个分别为四岁和五岁的孩子，正在客厅里玩耍。女孩们刚吃完那份作为午餐的意大利冷面、干酪棒和自家做的心型水果棒冰。现在，两个人正在轮流玩瑜伽吊床─利用衣物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的闪亮新玩意儿。无可避免地，两人开始争吵。
「明明就轮到我，她却不让我玩，」一名女孩大叫。
「妳可以从吊床上下来吗？」另一名女孩的妈妈玛丽（Mary）温柔地对着女儿低声说道。
「不要，不要，不要！」玛丽的女儿诺娜（Nona）愤怒地回应她。
「她说她不喜欢我！」阿斯卓娅（Astra）抗议道。（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家庭成员的名字都是化名。）
最后，第一个女孩的母亲珍妮弗（Jennifer）开始倒数，并要求女儿不要这么激动。接着，她要诺娜从吊床上下来。洋洋得意的阿斯卓娅，终于爬上了吊床，兴奋地来回荡着。另一名女孩开始哭。
妈妈们分别试着和自己的女儿好好谈谈。「妳为什么哭呢？」留着深棕色鲍伯头、带着专业瑜伽老师特有的平静气质的玛丽，这样问女孩。妈妈们接着建议女孩们不妨一起到外头去玩蹦床，作为和好的第一步。女孩们答应一起分享，如同过去她们总是一起分享所有事物般。
与陌生人共享生活
这两名妈妈为共亲职（coparenting）。该词汇是用于形容那些住在一起、共同抚养孩子，但彼此间并没有任何爱恋或生理关系的家长。（该词汇也能用于形容较传统的情况，像离婚或分居的家长双方，以分割时间的方式共同养育孩子。）采取如珍妮弗和玛丽般共亲职的父母们，其部分考虑往往是基于节省房租或房贷，以及托儿所的高额收费。对某些人来说，此一概念在个人空间、传统角色分工上所必须面临的种种挑战，可能会让他们感到焦躁。但对其他人而言，共亲职简直就像是完美幻想─拥有一个不是建构于血缘或爱恋义务关系、而是经由自己筛选的合作对象所共同组成的大家庭。
玛丽与女儿、三十六岁的珍妮弗、珍妮弗丈夫以及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在我第一次认识她们时，这两个家庭也只不过相识两个多月，但双方毅然决然地接受共亲职模式。三位家长之间，不存在任何爱恋的元素；相反地，他们的关系融合了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尽管此种共亲职的安排，听上去似乎带着过去的公社之感，但比起过去公社所具备的嬉皮意识，此种做法更多是基于经济安稳性。在过去五年间，珍妮弗和玛丽所居住的小镇房价，出现惊人涨幅。有时会兼职图像设计师的珍妮弗，和先生以二十七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现在这间面积为一千平方英尺（约二十八坪）的家。根据珍妮弗的说法，这个价格差不多是她们两人所能负担的极限，因此两人沟通后，决定把地下室租出去以减缓经济压力。这对夫妻对于共亲职的概念也很认同，珍妮弗表示部分原因或许在于她自己小时候的经验。她的父母亲由于每周工时长达六十个小时，因此他们常常将珍妮弗放在保姆家，而她不太想这样对女儿。「我现在已经习惯跟别的家庭生活在一起……我就是没办法想象不这么做，」她说。「我喜欢住在一起时的那种透明感。你无处可藏，大家都知道你在做什么。」
而她们和玛丽共亲职的河边小镇之家，是珍妮弗和先生第三次进行共亲职。之前，她们住在附近另一栋更像是公社的大楼里，住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三个家庭（都有小孩），以及少数几位单身或有伴侣的成年人。当人际关系的互动开始趋于复杂化时，这对夫妻买下了属于自己的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们和最好的朋友及对方的女儿同住，而朋友最后为了工作搬到了波士顿。因此，珍妮弗和先生在分类广告网站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上，刊登广告，寻找愿意和她们一起共亲职的对象。
这是一幢带有两房地下室的公寓，而她们打算以一千二百美元的价格将地下室租出去（并表示如果遇到「对的人」，可以再优惠一点）。在这个镇上，面积与其相当的公寓，月租金约为一千三百美元到三千美元。「有些精力充沛型的人我可以接受，有些我无法，」珍妮弗表示，并解释在遇到玛丽之前，她已经面试非常多人。「我喜欢个性内敛、纤细且沟通良好的人，那种懂得尊重自己与他人界线的人。我们希望能和拥有一个或多个与我们孩子年纪相仿的父母，进行积极的共亲职安排。」最终，她们同意将玛丽的月租降到一千美元（包含电费）。此外，为了家务分工与育儿责任，两个家庭还会一起分担食物、账单和车子。尽管双方的情况在一开始并不是对等的（有鉴于屋主和房客的关系），但在生活安排与义务共享上，双方尽量做到公平对等。
玛丽告诉我，她接受共亲职的原因，主要是出于经济因素而不是个人理想，这样的生活能省下不少开销。在她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她离开了孩子的父亲（根据她的说法，对方是一个性格冲动的人）。在孩子出世后，她和婴儿就睡在母亲客厅的沙发床上。玛丽在一家特殊食品店里面担任店员，而她自己的三餐都需要依赖食物券。
四年后，玛丽和女儿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她们住的公寓里有着瑜伽中心般的松木简洁风格、干净的木头地板、一把悬挂在古董乐器旁边墙壁上的吉他、一个由她女儿所做出来的漂亮抽象雕塑。透过窗户向外望，可以看到枫叶和邻居家的苹果树。玛丽现在在一间时髦的spa店上班；她赞扬因为共亲职，让她和女儿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而且在她可负担范围内）。
共亲职下的安居之所
自从我认识玛丽和她的女儿、以及她们那特殊的安排后，我不断遇到更多接受共亲职安排的父母，有些模式与她们相似，有些规模甚至更为庞大。二○一七年下半，在波士顿及郊区、一个距离玛丽与其共居家庭两百多英里外的地方，我认识了另外两个同样接受此一特殊模式的家庭。其中一个家庭是自然而然地进入这个模式。曾经在公立与私立学校担任老师、现在担任教育顾问的苏非亚·伯耶（Sophia Boyer），是此模式的最佳解释者。现已四十岁出头的苏非亚，在过去五年内曾经拥有一个共亲职的家，家中的成员会互相照顾彼此的孩子。她和八个左右的人、三个家庭，住在一起，而她必须养育现年（在我写作此刻）十三岁的双胞胎。由于每个家长的工作行程都不一样，如果某个人必须一大早去工作，其他人就会代替他，送孩子去看医生或牙医。这些父母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苏非亚自己也是来自海地。其他家长则来自危地马拉和塞内加尔。
这间座落在麻州布罗克顿（Brockton）的大家庭，整个面积约莫三千八百平方英尺（约一百零七坪），外观漆着黄色的油漆，而屋内宽敞到足以「让人迷路」，苏非亚说道。屋内的三层楼是「姻亲」房。屋里的居住者鲜少需要担心无法替自己的孩子煮饭。尽管他们没有非常正式的安排，大家却总会一起吃饭和活动。首先，她们会一起购物然后一起煮大锅饭，从好市多买来的意大利面、饭、肉、季节性蔬菜、海地食物、危地马拉食物。食材的内容必须健康，且价格合理，而该周工作最不忙的人，会成为三餐的主要负责人。在开饭之前，孩子们会一起玩。接着，他们就像是亲兄弟姊妹般，一起用餐。
整体而言，这些家庭的生活开销费用，远比这些家庭独自负担房租／贷款、育儿费用、甚至是食物等，来得划算。苏非亚说，这就像是「上层中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源与帮助的替代版」，而这正是这些家庭所欠缺的。
苏非亚觉得自己的成长背景（曾经在海地住过一段时间），让她自然而然地接受共亲职的模式，并认为这也是她和其他来自移民家庭的父母们之所以能共享同样「育儿哲学」的原因。这套（拥有共亲职外观的）「哲学」，其实非常传统。「孩子们做孩子们的事，大人做大人的事，」苏非亚说。「这是第一代的态度。」
此外，作为美国中产阶级父母所需承担的经济压力，让苏非亚与其他父母们有了这么做的念头。对她们来说，波士顿和其邻近地区的房价已经高昂到她们根本无力负担，尽管她们之中所有人都拥有学士甚至是硕士的学位、且从事专业工作。「就数字来看，我们确实是中产阶级，但我们没有亲人能为我们分担压力，因为我们亲人来到美国的时间根本不够长到足以累积什么财富─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没有人能给我们两万五千美元，」苏非亚说道。
而这也确实是我无数次采访到中产阶级有色人种家长时，经常听到的被压榨故事（无论这些家长是否为移民）。他们的原生家庭并不像多数白人中产阶级家庭那样，拥有足够的存款。这些家庭拥有自己房产的比例较低，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往往没有长辈留下来的财富。而那些拥有自己房产的家庭，他们所拥有的房子往往位于黑人区，因而房子的增值速度并不如白人区那样显著。（曾有研究指出黑人区房价成长迟缓的原因，在于白人买家倾向于拒绝黑人区，导致住房需求下降。）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根植于历史中的种族歧视。
苏非亚表示，那个时候她每年赚到的薪水约莫为四万八千美元，有时甚至更少。某些时候，她任职的私立学校所给的薪水，跟该校的学费一样。而家中其他分别担任社会工作者、会计师、研究生的父母们，其收入则约莫介于四万五千美元至五万美元之间，另有一人的收入为三万美元。苏菲亚说，她们的想法比较近似于「买房，但不炒房」。她和当时的先生以「极低、几乎免费」的价格，将房子租给其他共亲职的父母。
由于手头拮据，因此她们会共享孩子们的旧衣服。举例来说，所有衣服会以尺寸大小、性别来整理，这样其他家庭就不用花钱买新衣服。
苏非亚认为这样的安排简直完美，且令人惊奇地从未引起任何纠纷。
然而，苏非亚和先生最终离婚了，他们卖掉房子。与其他共亲职家长分道扬镳。
苏非亚的熟人，则拥有另一套相似的替代版生存策略。举例来说，蜜亚·强森（Mea Johnson）就住在波士顿另一户共亲职家庭中。我在波士顿牙买加平原（Jamaica Plain）的教会活动上，认识了蜜亚和苏非亚。
蜜亚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阿帕契人，而她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在有色人种家庭所组成的公社中成长。因此，她带着儿子搬到了采取共亲职模式的印地安黑人客栈（Black Indian Inn），一个真真实实的黑人之家，一住就是五年。现在，蜜亚住在玛格丽特莫斯利公社（Margaret Moseley Cooperative）。据她的说法，那是一个「主要由有色人种构成」的小区：十三名大人，以及六个孩子，另还有四名白人。蜜亚认为，这个做法主要是想避免共亲职家庭「再现既有的体制」，并藉由共享房子所有权的做法，弥补数世代以来被剥夺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拥有财产先人的遗憾（更别提历史上他们祖先手中的财产是如何被窃夺的）。作为一名单亲妈妈和公社组织者，没有继承到任何家产的蜜亚，要想在今日的美国社会上获得些许经济保障或甚至是安居之所，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对她而言，共亲职是少数几个对她来说相对实际的选择。
家庭的新定义
尽管如此，所谓的共亲职或其他具开创性的实验，就像是在用一颗颗渺小的鹅卵石，企图击退因缺乏政府补助的托儿或住房压力，所幻化而成的巨兽。这些方法确实能显著减少作为父母所面对的经济压力。一旦缺乏这些方法，如玛丽这样的家庭只能陷于困苦之中，因此类似如共亲职此类量身定制的模式，正渐渐流行起来。
「许多家庭正在突破传统家庭的藩篱。而这些情况变得愈来愈普及，」研究方向以美国家庭及新经济为主的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凯瑟琳·格尔森（Kathleen Gerson）说道。她也指出，在那些弱势家庭中，为了照顾孩子，经常会叫家族中的阿姨、祖母等其他成员来家中长住。
此种共亲职解决方案之所以未能大肆普及的其中一个阻力，就是美国人错误地「痴迷于核心家庭模式。所谓的家庭，并不只是包含因为法律或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团体，也包括那些聚在一起以共享关怀、经济资源的人们。」因此，长久以来共亲职成为「生活有困难者」所习惯采用的策略，格尔森向我解释。如同托儿所或大学或研究所教育，某些地区内的住房价格变得异常高昂，而这也成为许多家庭感到被压榨的一大主因。本书中的许多父母有些仅能勉强负担得起自己的住所，有些则因为价格合理的住房选择过于稀少或开销过高，而被迫离开自己长久以来所居住的城市。而共亲职是他们所能想出来的小小抵抗。
由于美国境内许多城市可租或可买的房子是如此稀少，导致许多住在如旧金山等城市的老师与其他职业人士们，不得不兼任第二份工作（如稍早章节我们所认识的Uber司机）。而这些情况也变得愈来愈普遍。如同普林斯顿大学的人口统计学家道格拉斯·马赛（Douglas Massey）所写的，许多住在美国昂贵城市或近郊、城镇区域的家庭，深切感受到数字经济崛起对不动产价格所造成的影响。随着科技产业发展，领高薪的科技业搬进了都市中心，改变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有些时候，这些迁移还包括科技公司的进驻，并在那些已发展成熟的地方上，发展出新的迷你都市，亚马逊（Amazon）总部对西雅图所造成的影响就是一个例子。渐渐地，那些在职贫穷者和岌岌可危的中产阶级者只能搬到行政区外缘或内部的边缘地带，或较不受欢迎且遥远的通勤城镇，如离旧金山市区足足有三十二英里、光通勤就能叫你腰酸背痛的瓦列霍（Vallejo）。如今，受欢迎城市的紧缩状态，或许以「空间不平等」一词，能最好地阐述其内所展示的社会阶级隔离（及种族隔离）、而非融合的情况。
我们在前一章所认识的柯特妮·艾德哈特，也是众多中产阶级奋斗者的一员。过去十年间，城市与居住地让这些人难以安身立命，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阶级隔离的环境。现年五十岁的艾德哈特，曾经最擅长的是撰写商业新闻，如今却以抒写他人的经济困顿为职业。事情就像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从西北大学毕业后，担任新闻记者长达二十五年的艾德哈特失业了。曾经住在加州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的她，其报导内容以服务贝克斯菲尔德的居民为主。住在当地的她，最初的年收入为四万六千美元。对于必须养育两个孩子、且住在美国国内物价数一数二高昂地区的单亲妈妈而言，这个收入根本不够。但热爱新闻的她，为了自己的志向捱了过来。七年后，经历数次减薪或福利缩减，她的年薪下调到四万美元。最终，那份工作还是走向了句点，她的年薪被减少到三万九千美元，而她的同事们都被报社资遣，而她知道自己就是下一个。二○○八年的金融危机与衰退，加剧了前所未见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致使美国陷入严重的分崩离析状态，成为一个对「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难以招架、最终甚至选出唐纳·川普为总统的国家。而此景伴随着新闻从业人员的大幅减少（尤其是在远离华盛顿特区、纽约市等媒体菁英特区外的地方），也并非一种意外；有将近四○％的新闻从业人员被资遣。艾德哈特就是这群被遣散者中的一员。[1]
就在那个时候，贝克斯菲尔德地区的生活开销已变得难以负担。当艾德哈特被资遣后，她搬到了一个更遥远的城镇，但这么一来便增加了她的通勤成本，无论是费用还是时间。她们一家搬到杉矶市中心北方、车程约一个小时的沙漠城市兰开斯特（Lancaster）。在那里，三房的卧室月租金只需要一千零八十五美元，而且刚好离孩子们的学校更近。在住宿方面，艾德哈特每个月的支出约为一千二百美元。在贝克斯菲尔德的时候，她们住在一个拥有紧急托儿服务、或在车子坏掉时能找到车子接送的地方，现在，她们一家三口过得更与世隔绝。
尽管住房成本降低，艾德哈特一家却被迫接受另外一种更为普遍的共亲职，她们征求了一名暂时性（part-time）室友。这名室友四十岁出头，也曾经担任记者，与艾德哈特一样，正在邻近的小区大学攻读法律助理学位。对艾德哈特一家来说，找一名室友是必须的（而且还遇到一名非常慷慨的同学，为了来上课，每周会付钱来她们家住三个晚上）。尽管最后艾德哈特在法律事务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她的财务状况依旧非常紧绷，而且被信用卡账单及学贷所构成的庞大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我的下半辈子或许都要在负债中度过了，」她说。身为一名单亲妈妈，她甚至无法付钱让十二岁的儿子取得必要的ADHD（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药物，因此儿子只能使用过去医生替他开的旧版处方签药物，即Medi-Cal（注：加州政府为低收入族群所提供的医疗补助计划）给付的药物。艾德哈特表示，这些药物的效果较差，且副作用较多，但她付不出超过保险给付范畴的新药自付额，因此儿子只能吃旧的药。
大量报社的倒闭，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资遣潮，更因此掀起一波关于自我重塑的热潮。尽管如此，这些「新闻终结」故事最让人震惊、且经常被忽视的地方，就在于众多如艾德哈特这样的记者，其所代表的是未来被压垮的中产阶级，而这样的观点绝非自私的媒体阶级，试图哀悼那偶发事件的无病呻吟。艾德哈特那战胜劳工阶级出身、取得硕士学位并成为社会工作者的父母亲，尽管拥有远胜过女儿的生活质量，却没有留下太多的身外物得以让女儿依靠，无论是就遗嘱或当她们的女儿重回学校念书时。在父亲过世后，艾德哈特的母亲搬过来和她们同住。
艾德哈特一家人搬到兰开斯特的缺点，不仅仅是带来社会关系上的疏远（social alienation），还包括了孩子们在居住区域内所享有的自由度。「我的孩子都有手机，但我还是害怕他们独自外出，我们这区的安全性较令人不安，」她表示，并赶紧用带着希望（却让人不禁悲叹）的语气补充：「就现阶段而言。」
艾德哈特忍不住将这一切怪罪到自己身上。她知道那些暗自（或明显）带有偏见的雇主，之所以不愿意雇用她，部分原因在于她不仅中年，还是非裔美国人。尽管我认为她的处境很明显地是基于社会与政治因素，但她就是很难不将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毕竟，白人求职者获得第一次面试机会的比例，是黑人求职者的三倍。即便如此，「我觉得自己真的太失败了，」她语速急促地说着。
炒房下的生存术
廿十世纪下半、在艾德哈特还担任记者的时候，由于房价下跌，负担城市里的房租或房贷并不常成为一种问题。[2]然而，也正是因为房价下跌，引发了彻底改变─低廉的房价导致投资者想要在都市房地产上赌一把，而新办公大楼与豪宅的出现也让城市变得更加拥挤。到了二○○○年，在波士顿、费城和其他以生产知识而闻名的城市如旧金山与纽约市等，基本上已无中产阶级家庭立足的空间。握有权势的人们聚集到这些城市，提高对餐厅与美术馆的需求，而与此同时，长期居住在此地的居民们，却只能不知所措地看着住房成本飙涨。今日，就如同都市社会学者戴维·马登（David "DJ" Madden）在那本他与马库色（Peter Marcuse）共同执笔的书中所言，「利用房地产追求获利和将其作为住所的心态产生了矛盾，而不动产业击败了住房需求。」[3]希望住在理想城市内或其附近的中产阶级者，不得不兼任第二份工作，就像我们在Uber司机的例子中所见到的。这就是在职贫穷者长期以来，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做的事。
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进一步增强租金稳固性（rent stabilization），透过该系统来确保中产阶级能在昂贵的城市中居住与生存。我就是住在租金管制屋（rent-controlled apartment）中长大的孩子─一个被塞满了战前书籍、有着下沉式客厅、尽管闹蟑螂但房租确实远低于市价的屋子。直到今日，我依旧住在一间同样塞满书籍且租金稳定的公寓中，一个可看到如同垃圾箱画派（Ashcan School，廿十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一种艺术流派，作品中频繁出现贫困与现实生活的粗暴等不安定因素）闪闪发光的屋顶水塔，却同时充斥着蠹虫的房子。
整体而言，拥有租金稳定制度和管制的地方，往往也拥有较好的房地产发展规范（尤其是在那些令人向往的大都市里）。[4]
尽管如此，此类解决方案自然是说比做容易。
当然，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目前还称不上细致的解决方案，如共宅（cohousing），即由住在私有、单一家庭住宅的家庭，加上公共空间或「共有住房」（common house）区域，所组成的跨代小区。如同共亲职，共享住宅出现的原因，部分在于核心家庭所导致的疏离、中产阶级家庭所面临的财务窘迫，以及都市内理想居住区域房价变得难以负担等。[5]在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我的叔叔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华盛顿州的某个共宅小区里。在美国，共有一百六十个类似如此的小区，且还有另外一百三十个小区正在形成。此外，「翻新共宅」（retrofit cohousing）此一足以振奋人心的支线发展，也正在兴起。所谓的「翻新共宅」，就是指慢慢地针对某一居住区域进行集体改造（而不是盖新的住宅），使其更适宜执行共宅生活。
另一个相似的生存策略，则囊括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解决方案：以物易物。举例来说，现年四十二岁的卡莉·福克斯（Carly Fox），是一名居住在纽约州罗彻斯特（Rochester）的工会组织者，她出于个人与金钱因素，不得不依赖一种家长次文化：以其他服务来换取托儿帮助。这是一种自助式的体制，且不涉及任何金钱。在女儿查娅（Zaya）四岁的时候，福克斯的年收入为四万两千美元，而这个金额刚好超过能接受政府托儿补助或津贴的标准，因此她只好找了父母，或雇用表亲、邻进地区的保姆，拼凑能请人看顾孩子的时段。此外，她也会跟其他家长轮流照看孩子。福克斯拥有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硕士学历，然而她却需要依赖医疗补助计划和食物券。而她之所以能负担相对便宜的托儿服务和居住成本，部分原因在于她所居住的城市正处于经济萧条的状况。罗彻斯特曾经是柯达公司（Kodak，由于数字化兴起导致公司一蹶不振）的故乡，如今却成为一个充斥白领阶级、矗立着外观雅致而价格过低房屋的鬼城。
就某种角度来看，福克斯和她周遭的人，为了应付身为一名家长所需负担的生活成本而依赖邻人，正是一种家庭间共同承担养育子女义务的最传统、且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办法。单一夫妻、且拥有独立居住空间的家庭，所需承担的育儿压力其实是在工业革命后才出现的。过去，此种小家庭往往是住在某个农场的大家族之内，人人一起工作，活在一个被诗人与历史学家歌颂的氛围之下。我们或许会争论中产阶级家庭与富裕家庭的孩子们，至少可以享受此种新家庭模式（包括儿童用餐椅与托儿所的发明）所赋予的隐私。然而劳工阶级的孩子们，却因为家庭和托儿功能的分裂，蒙受损害。依靠直系亲属如祖父母，来解决托儿问题，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就我周遭的亲朋好友状况来看，许多人的近亲要不是住得太远，就是缺乏长期帮忙照看孩子的意愿，导致此一方法的效果并不显著。此外，上层社会的父母总喜欢吹捧自家保姆或家庭教师所提供的专属且可依人「量身打造」的服务，导致非共享的托儿服务，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潮流。而此一潮流使得托儿服务的门坎变得愈来愈高，甚至朝着私密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在过去十年间，为了弥补家长在动用人际关系后所能找到的照顾资源依旧不足，许多在线合作服务和营利性公司出现了，如CoAbode，一个能让单亲妈妈找到其他处境相似的家庭、并一起居住的网站。
共亲职教养
一如所料，此种安排也会产生某些问题。举例来说，我曾经和两名住在奥克兰、和另外一名女性共同抚育两个由不同妈妈所生的孩子的女性聊过。其中一人告诉我，如果她们之中有任何一个人退出，她绝对负担不起拥有自己房子和拥有稳定托儿帮助的生活。「我们都是积极的教养参与者，但彼此间并没有任何长期承诺的关系。」
然而，此种关系所产生的紧张，也渐渐变得愈来愈明显。在每一次的实际走访或安排访谈时，我可以清楚感受到三人之间所出现的摩擦，变得愈来愈尖锐，而这些问题主要是源自于三名女性在实际或感知上的种族、文化、社会阶级差异。我收到其中一名女性抨击白人特权与共同生活的信件，而她也表示由于自己的收入较低，因此被要求分担比其他人更多的家务和带孩子的时间。我忍不住猜想自己在面谈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是否加速了这三个人的决裂，就在一年内，她们其中一个人找到了新的共亲职伙伴。在我和这些曾经参与共亲职的父母交谈时，我感觉这些父母与广大族群所面临的潜在困境，正是美国家庭为求生存，不得不面临的更大挑战。为什么没有以国家为基础或由联邦来执行的政策，能帮助我们这些为人父母者，脱离那令人筋疲力竭且往往难以长久的依赖关系？
对我来说，除了金钱、托儿费用或住房因素考虑外，我认为集体教养还有其他诱人之处。此种安排能减少在现代社会中，担任父母所必须承担的悲凉孤寂感。我还记得在女儿很小的时候，自己曾经感受到的情绪崩溃、肉体痛苦与混乱。我该怎么样解读婴儿的举止？哪些时候她是因为不舒服而哭？哪些时候她只是因为职责所需而哇哇大哭？我后来学到，落泪是婴儿的本份。「豌豆公主」事实上就是一个关于婴儿时期的故事，当然，公主就是那个婴儿。尽管如此，我学会了宝贝女儿的语言，而我也从她身上获益良多，像是明白她和我以及其他大人，是多么地不同。处理她的婴儿时期，或许是我所从事过的最艰难任务。如果在丈夫以及与我们夫妻关系并不紧密、且地理位置遥远、人丁单薄的家族成员外，还有人能与我分享这些工作内容，情况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如果有人能和我们住在一起、或就住在听得见婴儿哭声的范围内，情况又会是怎么样？状况会变得多好或多么轻松？如果我们能在共亲职相当普遍的共宅中养育孩子，事情的发展会有什么不同？我之所以受此一不寻常解决方案的吸引，并不是出于经济窘迫，或曾经经历共亲职者所经历到的不稳定性。我不能说自己非常了解玛丽或苏非亚·伯耶的情况。但我渴望经历她们在谈论自身体验时，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温暖。对于她们是如何掌握并支配自己的生活模式，也让我印象深刻。
毕竟，为人父母者经常感受到失去控制的无助，而经济上的吃紧也往往让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只要能掌握任何一件事情，往往就能让我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释怀些。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守护神、美国诗人亚卓安·芮曲（Adrienne Rich），称母亲是一种兼具「权力与无力的状态」。[6]是的，当你能在追求职业成就的同时，照顾好嗷嗷待哺的孩子，确实能让女性感觉充满力量（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暗自开心）。但当我们独自喂着孩子吃晚餐时，也经常会感受到严重的孤单。接着，看着孩子餐盘中依旧残留着没吃光的干酪通心面、边尖叫边用力踢，好抵抗妳为她用力梳开那打结的头发时，妳感觉自己的心碎裂成一片片，甚至或许永远都无法再回归一致。此外，那些落在我与众多母亲身上的期许，让我们的良心因为没能按时接孩子、没能亲自制作孩子的服装只能购买现成服饰、没能做饭而选择冷冻鸡块时，充满愧疚。
当然，在这些孤单与罪恶感之下，还有那嗡嗡作响的金钱焦虑警报。
「我们是如此疏离、孤单，且觉得自己孤立无援，」在我第一次见到苏非亚·伯耶的几个星期后，她向我说道。她谈论的是在美国养育子女的大环境，而我却感觉字字句句都在描述我个人的故事。「我们购买物品以填补自己的空缺，然而那些东西却没有发挥任何效果。」
苏非亚搬出了共亲职的住所，和女儿一起住到一间公寓，就位在剑桥那时髦的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上。但是，她认为女儿们之所以能持续维持「良好的态度」（借用她的话），必须归功于早期的集体生活经验。「因为她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分享的艺术。」
听她说出「分享的艺术」这句话，让我想起两年前拜访玛丽与珍妮弗的情景。午后的阳光正在褪去，空气也逐渐带着秋日的冰凉。为了谈话，我们大人移动到花园中。女孩们在室内继续玩耍，而其中一人的父亲在自己那位于家中的办公室内，时不时地看照着她们。母亲们再次谈起瑜伽吊床的争吵：就她们的想法来看，这种事真的没什么。她们还谈论到房子，以及计划在家里多种点食用植物的打算。玛丽在母亲家附近一片广大的小区花园中，种植了一小块地的植物，但在她搬家后，她只能放弃那一片园地。此刻，她因为能在新家种些植物的事情，无比兴奋。
共亲职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件充满挑战的事，因为他们必须和别人共享自己的玩具、生活空间、交通工具、厨房和浴室。在那一天里，其中一个小女孩不断叨念着自己需要一点「独处的时间」。
两名母亲的成长过程中，都因为缺乏与其他邻居的互动而感觉到人际之间的疏离。玛丽的母亲在没有丈夫或小区的帮助─自然也没有更广泛的系统性援助下，独自抚养三个女儿长大。
她们视自己当前的做法为一种解决方案。确实，当我收拾东西准备离去时，一整天争执不断的两个女孩，彼此间的矛盾早已消失。阿斯卓娅唱着字母歌，并在自己脸上贴着金色与银色的贴纸。而她的朋友─与室友，也跟她做着同样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