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带来新秩序
在匹兹堡一间规模庞大、足足有三个街区宽的医院中，往来穿梭于巨型建筑物中的人们，就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护理师、医生、药剂师和清洁工。尽管如此，在这些人之中，出现了一支异于以往但为数不多的小小工作者：二十六台机器人，有八个在药局，十八个在大厅。这些「执行医务」（借用医院里的说法）的机器人们，平均每日会往返四十至五十趟。它们搬运干净和用过的床单，以及医疗废弃物。外表看上去就如同被拉长微波炉的机器人们，往来穿梭着。
在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莎迪赛德长老医院（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 Presbyterian Shadyside）这座充满前瞻性的医院里，这些机器人可不是某些暂时出现在此的古怪玩意儿。在其他医院里，这些机器人的身影也很常见，目前有五百台机器人分布在将近一百四十所的医院里。这些被称为「TUG」的机器人们，也效力于病理科和血库。负责运送药物的机器人，被设计成只需要透过一个人的生物辨识加上密码，就能批准这些药物的运送事宜。尽管它们可以和路人随意交谈，但充其量不过是能运用少数词汇的机器人而已。「它们不太有侵略性，只会说些『麻烦，请让一让』的话」，TUG机器人制造商的发言人这么告诉我。「它们就像是可以随意使唤的烂好人！」
不过，这些机器人并没有为医院省下什么钱……至少在目前为止。但雇用这些冰冷机器人作为新员工的长老医院和其他医院们，深信这些机器人迟早能为他们省下成本。有人告诉我，这些药局机器人照理来说应能省下技术员的时间，替他们独自奔走在经常相隔数英里远的医院药局间。然而，这番乐观言论不过是为了掩饰医院在限制雇用人数的情况下，只能部署TUG机器人为其效力的事实。事实上，就长期来看，它们反而会威胁到中产阶级流众。
「这些机器人能帮助我们省下雇请额外人手或FTE的成本，」长老医院药剂科主任艾尔·拉特里尼（Al L’Altrelli）对我说。「什么是FTE？」我谨慎地追问。「全职员工（Full-time equivalents），」他解释。
他说得可是全职的人类员工。在长老医院，药剂机器人能让医院免于雇用药剂师。换句话说，就是让医院可以不要雇用那些接受过专业训练、年薪约莫落在八万至十一万美元（外加福利）的人类。他还补充道，这些机器人可没有组建工会。
被机器人取代的未来
有鉴于这些机器人的势力日渐庞大，高科技主义者如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和比尔·盖兹（Bill Gates），也关注到了此一趋势和令人忧心的问题。（举例来说，比尔·盖兹提出政府应该对那些使用机器人的公司课税，并以这笔税收成立基金，去帮助失业的人类员工，让他们接受职业训练好担任其他不会被机器取代的工作。）我所遇到机器人不再是TED演讲中的抽象概念，而是成为中产阶级者的职场对手，我发现这些机器人已经导致许多人的工作可能会、即将会、甚至已经因为自动化而被取代。在此之前，多数的失业都发生在自动化产业及工厂中。现在，自动化的触角甚至延伸到更多如看护工作或驾驶卡车等职业中。长老医院中的TUG机器人，不过是众多自动化中的一小部分。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使命湾（Mission Bay）医院里，也可以看到沿着走廊奔走的机器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迅速且听话地将餐点与药品送到病患手中。机械臂则能运用于寻找和整理药物。制作机械臂和TUG机器人的公司Aethon向我保证，这些机械臂绝对非常、非常精确，不可能出错。此外，比起早上需要喝杯咖啡、甚至偶尔想与他人交谈的人类相比，TUG机器人需要的不过是充电座而已。
然而，护理师和药剂师不过只是个起点，许多在过去被视为坐稳「中产阶级」的职业领域如汽车产业、记者、法律等，如今也严重受到机器人的威胁。例如，正在进行为期十年测试的戴姆勒（Daimler）自驾卡车，威胁到卡车司机们的工作。卡车司机此一行业的终结，或许会对活生生的家庭造成严重的破坏。美国货运协会（American Trucking Associations）表示，全美共有三百五十万名职业卡车司机（包括开着其他货运车种的司机）。[1]一般而言，这些司机的收入往往高于全国平均。这份年薪逼近七万美元，有加班费，还有医疗保险的工作，意味着卡车司机们尽管做着蓝领阶级的工作，却能领到白领阶级的薪水。
然而，威胁到人类工作者存亡与病患、客户人际体验的事物，绝不仅止于TUG机器人或自驾卡车。这些不过是更广泛的「未来工作型态」下的一小部分。二○一六年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也预测，截至二○二○年为止，或许会有高达七百一十万人失业，而该数字的三分之二人口将集中在医疗保险、广告、公共关系、广播、法律、金融服务业的办公室与行政工作上。[2]（每一位机器人朋友获得一份工作，就会有五位女性失去工作机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也以将近一百万美元的经费，研发可以搬运并分派药物给病患的机器人护理师，好让人类护理师只需要烦恼「决策」。[3]根据二○一三年由麦肯锡全球研究针对破坏性创新（disruptive technologies）所进行的研究指出，随着「知识工作自动化」的情况愈来愈普及，高阶技术工作者或许将面临极大的危机。[4]一项在二○一六年由埃文斯数据公司（Evans Data Corporation）针对五百五十名软件程序开发者所进行的调查发现，有二九％的人担心自己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5]最后，一项由波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于二○一五年所进行的研究显示，尽管美国工厂内工作机会流失的原因之中，有一三％必须归咎于贸易，但机器人与新科技往往才是隐形的小偷，八八％的失业都与其相关。[6]某些研究就业趋势的高阶经济学家则深信，「知识型非例行性工作」（nonroutine cognitive tasks）将因为计算机化而消失；确实，开放技术策略公司（Open Tech Strategies）的共同创办人卡尔·佛吉尔（Karl Fogel），就曾使用「过剩人类」此一可怕的描述。
银行助理被在线银行系统所取代，电影卖票人员则被计算机化的机器招待员所取代。近期，一份由市场调查公司所进行的研究指出，到二○二一年为止，目前由美国人担任的工作中，有六％将因为机器人的出现而消失，而这些失业的人口之中，绝大多数为中产阶级工作，如药剂师或某些领域的律师。[7]目前，无论是法律或税务服务领域，都已经出现了软件取代人工的情况，而后者被取代的趋势，更是难以阻止。规模堪称美国数一数二大的税务服务提供商H&R布洛克公司（H&R Block），使用的是IBM人工智能平台Watson（华生），而不是三十年前那些拙劣广告中会出现的勤恳、让人放心的真人注册会计师。尽管或许有那么一天，计算机替我们计算的税金，或许能让我们省下一些钱，但这些程序却是改写部分美国中产阶级人生、将其推向灭绝的一连串程序代码。
我想起了雷·布莱伯利（Ray Bradbury）的短篇小说《细雨即将来临》（There Will Come Soft Rains），一部背景设定在二○二六年某个早晨，关于一间被计算机所控制的屋子的故事。在未被解释的大灾难（如核子冬天）过后，这座富足却空荡的屋子里，没有任何一个活人，但设定好的吐司机和机器人管家却依旧为着这空无一人的家庭，努力工作。（这个故事对幼年时期的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尽管如此，此种改写中产阶级命运，使部分成员面临存亡之灾的潜在隐忧，似乎没能获得所有人的在意。「我们认为机器人不过是自动化的一种道具，」来自TUG机器人制造商Aethon的资深营销专家安东尼·梅兰森（Anthony Melanson），这样对我说。「这些是作业机器人。」
我询问梅兰森关于机器人的学习能力。它们「并不像Watsons」，他响应我，提起IBM知名的智能计算机。他也补充道，TUG机器人只能将指派的工作做好。
「劳工阶级机器人？」我开玩笑地问。
「记者都有既定的观点，」他犀利地回应。
我忍不住想着，利用机器人来取代那些经常能向上流动、且受过良好训练的职业如护理师，是否明智？而愈去思考TUG机器人的存在，就愈让我觉得，我们是否应该质疑自动化爱好者的恋物情结。毕竟，我们曾经走过自动化这条路。（这次，牛市可是跟人工智能手牵手。）
难道我们不该总是将捍卫人与其劳动力作为第一考虑？
大失业潮来临？
身为科技悲观论主义者，我很难装作不在意。而我对机器人的悲观态度，也让我深陷在由（具有人类外观的）「思想领袖」、工会组织等类似性质团体，所提出来的意见之中。这些意见，可约略区分为四种。第一种意见，认为机器人时代即将来临，而未来世界就像是一部我们只看过预告片的恐怖电影般。第二种意见也认为机器人的时代即将来临，但此一趋势只会带来正向的科技革命。第三种意见，则宣称机器人的出现虽然是无可避免，但其所造成的影响被过度夸大；根据该流派的想法，自动化或许会引发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也没有那么严重。第四种意见，则确信机器人正锐不可挡地朝着我们的工作而来，但对此一结果所造成的破坏，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尽管该方法所带有的思想倾向与过度的乌托邦思维经常会让听者忍不住翻白眼，即全民基本收入。
我同意第一种意见，因其指出了机器人可能造成的影响。此一思维脉络所传递出的担忧，有些较微不足道，有些却非常严重。
在我所认识的中产阶级流众之中，其生活很快就会因为机器人崛起而受到影响的人，包括了出版回忆录《长途之旅》（The Long Haul）的卡车司机芬恩·墨菲（Finn Murphy）。墨菲向我解释道，如果未来十年内长途自驾车的威胁成真了，那么他的司机朋友们将被迫失去自己的卡车。由于这些司机的受教育程度往往不高，且年纪多落在中年后半，未来他们很可能只能在沃尔玛这样的零售超市工作。而这样的改变已经发生了，二○一六年十月，自驾卡车在克罗拉多州内，完成首趟商业运输服务，将两千罐啤酒从Otto（Uber旗下的汽车公司）一路运送到一百二十英里外的目的地。[8]当我阅读到关于这些卡车的文章时，我联想到了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早期的电影《横冲直撞大逃亡》（The Sugarland Express），脑中想象着一辆辆根据精密程序设定好的车子突然间失去控制，在高速公路上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并看着它们的受害者露出阴险的微笑。但我所担心的，自然不是这样的场景。如果上百万名从事货车运输业的工作者都失业了，社会中将充斥着更多失去工作而不得不尝试往往会失败的第二人生者，并导致愈来愈多的家庭付不出房租和托儿费，然后，是的，让那些擅长利用选民焦虑的候选人，煽风点火，让民众在被愤怒蒙蔽的情况下投给他们。
部分社运人士非常关注运输行业下的自动化趋势以及自驾车的发展，并因此开始组织许多活动。举例来说，非营利组织「纽约小区改变」（New York Communities for Change）就对运输与行车的自动化提出强烈的反弹，并针对分拨数十亿美元补助汽车自动化研发与推广的美国运输部（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发起抗议活动。
「有非常多的卡车司机感到害怕，」该组织内负责筹办司机对抗自动化趋势的劳工动员资深主任萨格里·勒纳（Zachary Lerner）说道。「开卡车称不上最棒的工作，但在许多乡村地区里，这份工作的薪水是最棒的。他们非常担心，未来他们还养得起家人吗？那些仰赖卡车运输行业而兴起的地方小镇，又该何去何从？」Uber自驾车的出现，或许确实威胁到我们在稍早章节所认识到的零工经济打工者，像是为了支付生活账单而加入共乘服务行列的学校老师。更加讽刺的是：如同作家道格拉斯·洛西可夫（Douglas Rushkoff）所指出的，现在的驾驶们也是未来自驾车研究与发展下的一部分，他们正在付出自己的劳动力，帮助一间在未来营运正式上轨道后就可以一脚将他们踢开的公司。[9]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在政府或业者提出如何解决因自动化而失业者的因应方案前，停止所有给予自驾车研究的补助。」勒纳表示。为了达成此一目标，纽约小区改变组织会定期和出租车、Uber、Lyft的司机们召开会议。会议中，他们提出了自己是如何为了开Uber而买车，因而负担着沉重的车贷，以及在自动驾驶取代他们后，车贷也不会因此自动消失的问题（Uber曾承诺将在十年内，推出自驾车的服务）。
在中产阶级流众间扩散开来的自动化恐惧，也出现在与法律相关的行业中。机器人的阴影，如今也笼罩在那些牵涉到信息处理的高阶工作上。我第一次察觉到律师对此事态发展的忧虑，是在二○一五年。当时，我参加了一场在纽约市希尔顿饭店所举办的法律与科技研讨会─法律科技（LegalTech）。上千名参与者聚集在此，只为了认识各式各样与法律相关的最新发展，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可以审查法律文件的软件。当然，会场中少不了那些具个人风格的塑料法官槌，还有一幅由前企业律师利用乐高所拼出来的超巨型梵谷画作《星空》（Starry Night），但会场中还有更多摊位推销着那些、简单来说，就是能让企业减少雇员（包括律师）的软件。或许很快地，这些科技将会让此刻出现在此会场中的部分律师们，逐一消失。确实，其中一名参与展览的软件公司代表，就骄傲地告诉我自家产品最棒的一点，就是几乎不需要人类员工来维持其运作。如同我们在前面两个章节中所读到的内容，现在有愈来愈多的律师面临未充分就业或失业的危机，而这些危机背后的成因，部分就在于法律行业出现的自动化。
科技对法律产业的影响非常明显，因为律师与律师助理的时薪，就是根据他们在法律诉讼案中需花多少时间来审查法律文件而定。长久以来，审查一直是法律诉讼案中最低阶而沉闷的苦活，法律工作者必须如蚂蚁般，一字不漏地浏览证据以确认内容是否正确。尽管这是一份讨厌、繁琐且需要大量劳力的工作，但对刚从法律系毕业的毕业生来说，审查文件或许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入门工作。
但即便他们得到这份工作，如今法律科技的扩散不仅挤压了法律工作者的存在，更导致他们的收入减少。曾经在审查文件血汗工厂里工作的受雇律师（staff attorney，主要是跟法律事务所内部人员共事、而不跟客户打交道的律师，薪水多为固定或视工时而收费），描述了一个犹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笔下环境恶劣的俄亥俄州与宾州工作环境（她戏谑地称这些员工就像是「文件猴子」）。她认为「自动化」软件服务降低从事文件审查者的薪资，导致他们唯一剩下的工作机会，就是在这些不稳定且薪水过低的地方劳动。
目前，「文件猴子」每小时的薪资约为十七美元至二十美元，而这些从业者往往背负着超过二十万美元的学贷。一般而言，这些人都拥有法律学位。以商业智能协会（Business Intelligence Associates）公司为例，该公司刊登一则广告，表示愿意提供每小时二十美元的时薪，雇用刚从法律系毕业或拥有执照的律师来进行暂时性的文件审查、诉讼案件准备与支持性工作。该广告宣称，该份工作的额外优点在于「良好的工作／生活平衡」。
然而，不管他们有多不情愿，对于刚从法律系毕业的毕业生来说，这或许是他们唯一的机会。如同许多出现在法律科技展览会上的最新技术，当电子化搜证程序（e-discovery）系统出现时，就连那工作内容极端复杂的人类工作，也受到了死亡威胁。然而，在这些工作机会彻底灭绝之前，律师们也只能接受薪资不断下滑的事实。
另外，受到自动化压榨的工作者，也包括了加州护理师协会（California Nurses Association）副执行董事邦妮·卡斯狄奥（Bonnie Castillo）这样的护理师。多年来，卡斯狄奥一直从事护理师工作，也曾经在加护病房中工作。「我们已经关注自动化议题非常多年，」她说。在她头一次听到附近的医院开始使用机器人时，她立刻感受到自己的地位被矮化了，且被「商品化」（引用她自己的说法）。她认为护理师身处在一条由医疗照顾产业所控制的「输送带」上。（在美国的其他地方如圣保罗，当地的护理师工会也起身抗议医院使用那些在走廊间快速奔波着的机器人。该护理师工会认为使用机器人是相当不智的选择：「我们怎能在那些关于患者以及员工的决策中，移除人类的判断？尤其当此种判断往往是机器人所缺乏，且会对家庭和心理造成一定影响的时候。」）
卡斯狄奥认为，她和其他护理师在工作过程中，能察觉到机器人所无法察觉到的病患症状或情况，因为这些发现往往需要透过「人与人的接触」（借用她的话），才能达成。而她所谓的人与人接触，正是如字面意思。她提到，身为一名护理师，她经常能碰触到病患的肌肤，而她可以透过触觉来判断病患的皮肤属于清爽还是汗淋淋的状态。而负责发放药物的机器人，能透过这样微小的征状来判断一名病人的情况是否出现恶化吗？还是在放下药物后，立刻转身离开，错失透过触碰来拯救或维持病患性命的机会？卡斯狄奥说：「在看护这个行业上，照顾提供者与病患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此种关系往往必须在数秒之内就建立，以确保病患得到最实时的协助。「人们将他们的性命交予我们照顾：而机器人能拥有这样的同理心吗？」卡斯狄奥反对此类「以女性为主导的职业」被自动化，尤其在经济衰退后的时刻。
卡斯狄奥对机器人同事的出现，并不开心，而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使命湾医疗中心工作的马蒂·汤普森（Mardi Thompson），也抱持着同样态度。她对PRI的广播节目「Marketplace」表示，她为自己这门职业感到担忧。「人们需要工作，」她说。「然而我们却用机器人来取代人类。」[10]
如同卡斯狄奥所说的，护理师「往往是一家之主，更扮演了大家庭中的重要支柱。」因此，机器人威胁的，是一个事实上能促进阶级流动、且属于增长型产业的职业。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推断，由于年长人口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持续增加，因此在二○一四年至二○二四年间，对护理师的需求将成长一六％。[11]因此，对许多人─尤其是妇女与移民者而言，这将会是进入中产阶级的好机会。
至于那些身为中产阶级流众的一分子、面临被取代威胁的记者案例，我根本不需要特地去找。这些人经常是我所属非营利组织经济困难报告计划的援助接受者。他们反对Tronc（前身为知名的论坛出版公司〔Tribune〕）正在引导的趋势：该公司在其有失妥当而可笑的公司广告影片中，大肆歌颂人工智能远优于相片编辑、记者等人，并赞扬以优化系统或某些称为「内容漏斗」（content funnels）的事物，来取代后者。Tronc的代表将「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词汇挂在嘴边，并宣称能将那些曾经属于相片编辑或相片助理的任务，进行自动化。该服务能也能将讯息的产制过程自动化，让新闻变得更加便宜且─是的，更加拙劣。在川普当选总统、并开始对媒体进行秋后算账时，我对此事的危险有了彻底的体悟。对于这种喜欢霸凌他人、且特别喜爱否认事实的金融家们，软件能挺身而出，对抗他们吗？
与此同时，许多类似如自动化洞察公司（Automated Insights）的网站（该公司的名称本身就构成一种自相矛盾），能利用算法以每三十秒钟生产一篇新闻的速度，提供新闻给《富比士》（Forbes）等新闻媒体。而此一新闻产制过程将排挤掉许多如我这种专门为类似如《富比士》等媒体撰写文章的自由撰稿人。以定期报导各公司收益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所发表的〈苹果第一季营收超越华尔街预测〉（Apple Tops Street 1Q Forecasts）这则新闻为例。在这篇报导之下并没有任何署名，因为这篇文章是由那些被输入了美联社新闻写作手册（AP Stylebook）的计算机化系统所写的，而不是那些有血有肉的记者们。（每一季，美联社会发布三千篇由自动化洞察「机器人」所写的新闻。）[12]美联社之所以这么做的动机，一方面自然是为了节省人力开销，另一方面则是抢先所有人（确实是所有人类），发布没有任何错字的新闻。这些机器人的「声音」既公式化，且可以想见地毫无人情味。机器人无法分析，且甚至无法像新闻学系的学生那样，恰当地引用某一则数据源（就算机器人做到了，你可能也会猜想这数据源该不会是其他机器人）。此类写作缺乏细节，而精确的程度就连最平庸的记者也能做到。机器人无法洞察人物或事件的重点，更无法以具备魅力的方式来组织文字。对我而言，自动洞察所写的文稿读起来就像是最差劲的新闻学系学生所交出来的文章。作为新闻系毕业的学生、且有时也会担任新闻系教授的我，最害怕使用或教授金字塔写作（pyramid structure），金字塔写作就像是自动演奏钢琴所「创造」出来的音乐般，然而，此一软件就这样沾染新闻领域中存在已久死记硬背、墨守陈规的恶习。问题在于，阅读自动生成文章的读者，是否在意文字间所欠缺的语气和差异性呢？他们又是否察觉到这根本不是人类的作品？
在科技影响下反思人性
对于像我这样对自动化抱持怀疑的人而言，关于机器人背后的算法是否能确实如常地运作心存质疑。就这点来看，在未来十年里，我们必须为机器人或人类员工所付出的「代价」，很有可能是差不多的（机器人搞不好更贵），然而有鉴于中产阶级工作的数量不断减少，导致就业困难，我们又为什么要让自动化的机器人，来填补还存在着的工作岗位？因为不请人类员工所省下来的钱，本该用于填补购买机器人所需耗费的成本，但有时事情却不如人们的预期。举例来说，一名机器人药剂师的成本，可能高达一千五百万美元：这真的能为医院省下钱吗？就年收入十万美元的标准来看，一名人类药剂师必须连续工作一百五十年，才能赚回购买一台取代他的机器人。就长期来看，使用机器人能省钱的论点是一个过于荒谬的说法。社会学家日娜·杜菲琪（Zeynep Tufekci ）同意第二个立场，并认为机器人照顾者实际上具备「经济毁灭性」，而人们之所以接受它们，也只是基于「由于当前的经济政策与现实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只能接受」的心态。[13]
如果自动化批判者─如那些和我交谈过、试着阻挡自驾卡车取代真人司机的组织们，能和机器人爱好者及科技实证主义者好好地传达自己的立场，事情会有怎么样的不同？又或者我们能单纯地放缓机器入侵者的速度，实行以符合当前「慢食」和「慢时尚」精神的「慢科技」运动呢？或者至少我们能开始重新思考，谁能拥有─例如，自驾卡车？是卡车司机、还是某间企业掌控全部的自驾卡车？毕竟这两种机械化所产生的后果，可是有着天壤之别。机器人总是被塑造成未来的化身，但对我而言，其也像是十九世纪卢尔德派（Luddites）所反对的纺织机般。如果反对纺织机者能化身合作社的一员，并拥有那些用于取代他们的自动纺织机部分所有权，情况该有怎么样的改变？
如果我冷落了那些机器人狂热者，那也是因为我对人类的热爱更甚于效率。那些「机器人追求者」总喜欢刻意忽视因为机器人而失去工作人类的影响。他们更喜欢将焦点放在医院机器人所表现出来的高效率，像它们是如何自动自发，又或者它们能在多低的系统性互动下完成任务（理想上）。假使TUG机器人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像被要求搬运一张床，然而此床却因为某些原因未能在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它会连结到「云端指挥中心」，而那里的「人类」在多数情况下，会替它解决问题。这种对机器人所抱持的热情，就藏在那些对日本医疗机器人的兴奋描述中─一个重达三百磅、可温柔地搬运病患的医疗机器人Robear。[14]在二○一四年《纽约时报》一篇由老人医学专家所撰写的社论中，也带有此种热情。[15]该专家坚持此刻就是拥抱机器看护的最好时机，因为我们缺乏充分的照顾者来承担如此大量的高龄病患，因此我们需要这些机器帮手。这种热情也隐藏在如Aethon这样的机器人制造商术语间：「全天候增益生产力」（延伸了强加在人类工作者身上「永不下班」的机器人版本）。「TUG机器人能全天候工作，」Aethon的网站上刺耳地说着。「它能代替医院内用于移动或搬运物品、材料与临床用品所需要的人力。」
机器人粉丝或许会歌颂机器人的自给自足与毫无人性的纪律。在最近的新闻报导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效率」、「有礼貌」、「不会抱怨」和「可爱」这样的描述。使用「可爱」此一词汇的心态颇令人玩味，就好像人们试图和那些最终将取代自己的栩栩如生机械达成和平协议，或消除反对杂音、甚至接受它们。如同文化评论家赛恩·盖（Sianne Ngai）所言，可爱是一种「对待弱小的多愁善感态度……（该对象的）形式简单或不复杂，与幼稚、女性的或不具威胁性有深深的关联。」[16]机器人往往因为无论工作多久都不会感到疲惫或不需要休息，而受到大力称赞。在巴尔的摩的西奈医院（Sinai Hospital）里，它们有各式各样可爱的名字：李格比、赫比、Love TUG、杰克、艾尔伍德。在长老医院里，它们有着更可爱的宠物名：R2D2、C3PO。在医院的活动中，机器人会和医院员工聊天，发送糖果，并打扮成海盗与海盗船的样子。当我听到这个活动时，我立刻想着：这根本是披着机器人外皮的破坏者！有人告诉我，机器人药剂师犯得错误比人类药剂师少。在麻省理工学院，为了协助护理师进行病房劳务而设计的机器人Nao，能建议医生决定该将病患移动到何处，哪一位护理师该去帮忙剖腹产，且理应能够「解决」劳动力分配的问题。在关于Nao的论文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茱莉·沙阿（Julie Shah）及该论文的共同作者认为该机器人能有效减轻员工的负担。[17]同样地，根据拉特里尼的看法，匹兹堡长老医院内的TUG机器人们，正是医院「重组」后的成果。
赞成机器人的一方，有时甚至宣称机器人是解放劳动力、让人们免于从事无趣且痛苦工作的关键，让人们可脱离那些使人麻木、感觉疏离且（矛盾地）被剥除人性的工作。如果我们真的能摆脱这些工作，会有怎么样的不同？此派论点认为对护理师或清洁工来说，更换床单或倒烟灰缸是「毫无意义」的工作，而他们长期以来却不得不执行这些令人疲惫且死板的例行性任务。（我并不同意这个论点，因在其所点到的工作中，部分涉及照顾，也是我认为极其重要的工作。）那么开卡车不也总是相当悲惨吗？超时工作、超速、发生车祸的风险、驾驶远达几千英里的无趣、远离家人与家、住在汽车旅馆，并因为吃快餐而变得过胖。难道对人们来说，追寻自己工作中的意义并进而领悟生命的意义，不再是一件重要的事了吗？
而关于未来机器人影响人类的第三种意见，看上去尽管对议题抱持着较慵懒态度、但涵盖了机器人工作者优、缺点的框架，或许是最好的选择。此派意见主要近似于《被科技威胁的未来》（Rise of the Robots）一书作者马丁·福特（Martin Ford）所认为的，自动化是一个问题，且还是无可避免的问题。在一次采访中，他开朗地告诉我，他是一位未来主义者。第三种意见的支持者阵营认为，机器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它们的入侵，我们应该试着做些反应。如同福特对我说的，我们应该学着如何去解决因为机器人出现而导致的失业情况。[18]
基本收入
还有我在稍早所提到的第四种意见，他们自然畏惧机器人的入侵，但认为或许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情况就不会太严重。第四种意见的代表包括无条件基本收入「大使」史考特·桑坦斯（Scott Santens）。身为一名作家也是该运动提倡者的桑坦斯，经常会撰文支持此一方案。桑德斯也亲自告诉我─用着介于狂热分子与活泼派对聚会常客的热情，为了防止我们因为势不可挡的机器人劳动力而受害，无条件基本收入是绝对必要的。身为一名科技宅，他表示光想到机器人看护，他就会非常兴奋。等到他自己老的时候，他也想要一个。（他现在只有四十岁。）
桑坦斯在此一议题上的灵感，源自于自己的成长背景。他这一生，都是自营工作者（self-employed），负责设计网站等。「我从来没有安全网。我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医疗保险、或退休福利计划、保险。对我来说，这些都不存在。」他住在纽奥良，透过群众募资来获得收入（他视此为最原始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每个月都会有两百五十个人赞助他）。当我问他如何看待自己时，他指出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也是基本收入的支持者。根据桑坦斯的看法，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笔设定好的年度津贴，由政府根据公民是否有工作的情况来发配。在美国，无条件基本收入的金额较有可能根据贫穷线来设定：举例来说，每个人将得到一万两千四百八十六美元（根据个人贫穷线），而一个三口之家可以获得一万九千三百一十八美元。
尽管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想法已经出现一段时间，但最近却获得群众更广泛的注意，从左派到科技「大使」、再到保守派。尽管人人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最后却走到同样的手段。
「当前那些未获得报酬的看护工作其一年的总价值约为七千亿美元，」桑坦斯告诉我，该数字从二○一二年的六千九百一十亿美元之上，又成长了些，且约略占美国GDP的四·三％。[19]此数字涵盖了儿童的照顾，但也包括了成年子女照顾双亲，或年长的夫妻照顾彼此。桑坦斯幻想无条件基本收入就像是产后妈妈的有薪假，且还可以取代许多福利。类似如桑坦斯这样的倡议者，认为在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制度下，我们使用自动化来取代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的工作就有了意义。且这么做还能保护那些因为自动化而失去工作的人，缓和他们的自责，或甚至错误地将矛头对准移民或那些生活在贫穷线之下人们的对立情况。
至于执行无条件基本收入所需要的资金该如何而来，提倡者坚称此金额实际上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庞大。我们可以透过固定税（flat tax）来募集资金。而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取代既存的社会安全网计划（如医疗补助和社会安全等）的部分或全部。除此之外，该制度还能协助消除某些因为贫穷而发生的隐藏成本，像是因为投保或没投保而收到的医疗账单。
尽管目前没有任何国家采取无条件基本收入政策，但此制度绝不只是一种幻想。二○一七年夏天，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执行了一项囊括四千名参与者的无条件基本收入计划。该实验性计划会给予参与者根据收入所计算出来的最低资金（无论人们赚得钱高于或低于此数字），且参与者还可以继续使用社会福利。《渥太华公民报》（Ottawa Citizen）意气风发地表示，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正经历着分崩离析之际，他们却能团结一致，推出此项计划：「全民基本收入所蕴藏的美德，正是因为其对象为全民。此制度能给予人们额外的经济保护，协助他们度过如失业这样的意外」，或不顺遂的生产。[20]芬兰人目前也正在根据一个规模相当小的样本团体，来拟定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执行，此外印度与纳米比亚等地方，也推出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实验性计划。
美国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推行历史相当复杂。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也曾于一九六九年将此事付诸讨论。一九七○年代，在一项被称为「维持所得」（income maintenance）的实验中，特定地区如印第安纳州加里（Gary）、华盛顿西雅图等的居民，可以获得一定金额的钱；该实验于一九八二年结束。自那年之后，阿拉斯加开始给予其居民一种近似于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补助─每年额外给予男性、女性、儿童一笔金额约为一千美元至一千五美元的国家红利。
当工作不再必要
现在，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支持者融混了各式各样的类型：创业投资者、民主党和右派社会学家的查尔斯·莫瑞（Charles Murray）。女性主义理论学家凯茜·维克斯（Kathi Weeks）则认为，基本收入并非只是一种左派思维或令人头疼的毁灭性解决方案，而是一种对于国家未能给予经济援助、或甚至关注到女性为了照顾孩子、操持家务所付出劳力的一种理想回应。[21]自动化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极端的程度，导致工作就如同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历史教授詹姆斯·李文斯顿（James Livingston）在其那本聪明而又大胆的《当工作消失》（No More Work）所言，「因为不会获得薪水，而变得不再是社会所必须。劳动市场将瓦解且无法恢复。或者，在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的席卷下达到完善。」[22]以资本来取代人类劳动的行为，变得愈来愈容易，亦即利用机器来取代「有血有肉活人」的情况，已经达到使资本与劳动似乎等同的程度。李文斯顿反对工作，或至少是那种被他视为近似于做牛做马才能拿到薪资的传统性工作。毕竟到头来，薪资根本没有跟上生活开销或教育的脚步，在这场与机器人的竞赛中，我们输了，他这样对我说。如果对工作的社会（归属）需求消失了，剩下的将只有需要工作收入来满足的个人需求，他这样写道。如此一来，劳动力将不再成为我们定义自己的方式。工作将不再是获得理想生活的手段，也不再是衡量我们能力或德行的标准。
在和无条件基本收入提倡者交谈并浏览了众多的论点后，我开始想象如果有无条件基本收入这份保障，我作为家长的体验将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我想象着另一种或双重生活，一种可以随心所欲地探险并得到与现在截然不同结果的生活模式。如果无条件基本收入真的存在，那么我或许就不需要为了检查电子邮件，而不得不将女儿晾在一旁。此外，我还需要在忙着拧紧奶瓶盖之余，同时检查日渐单薄的银行账户余额，并在脑中飞快进行各种重要的运算吗？如果我不会因为照顾女儿失去数个月的收入，且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因为照顾女儿而能获得基本收入保障呢？
毕竟，根据赞扬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拥护者，无条件基本收入能给予所有无偿照顾者─如照顾孩子的家长、照顾伴侣的妻子、照顾年迈双亲的成年人等，最基本的货币援助。如果无条件基本收入真的能帮我们解决中产阶级消失的问题，还能同时解决社会上普遍对照顾工作的轻视（部分或绝大多数原因，是因为此类工作被视为女性的，因而人们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或性别歧视去看待），事情又会有怎么样的改变呢？
对于那些为了照顾孩子或年迈双亲、而不得不终日进行着无偿而艰辛工作的母亲与子女而言，无条件基本收入或许能为他们带来意义非凡的价值。如同记者茱迪斯·舒莱维茨（Judith Shulevitz）在《纽约时报》中所写道：「无条件基本收入或许能领导我们走向一个性别更平等的世界。额外的金钱或许能让一名父亲更愿意成为主要的照顾者─只要他有这个意愿。拥有工作的母亲在付钱请保姆之余，还能保有自己的收入。」[23]换而言之，无条件基本收入或许能给予那些，为了所爱之人而愿意从事照顾工作的人，免费的经济与社会援助。如此一来，或许能彻底扭转我们对照顾工作的态度。在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施行下，或许感情羁绊将不再只是一种多愁善感，而是一种道德实践与一份可接受的工作：法律保障我们可以因为付出爱，而获得帮助。如同桑坦斯与其他提倡者所言，无条件基本收入允许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如今往往将家庭压得喘不过气的育儿工作上。
回到那些当我的女儿对亲喂的执着犹如难以抚慰的酒精成瘾者，或如一只企图挖出松露的（漂亮）小猪的日子；回到那些我努力地想要了解她最基本需求、发现她喜欢在黑暗中听着淋浴声、喜欢听到伴着收音机欢快背景音乐的父亲低语、蜜蜂的图片、被橄榄油和绵羊油和棉花球擦澡、「世界」这个单字和「美丽女孩」这句话的日子。她喜欢被放在肩膀上，透过肩膀窥视着那个曾经是她全世界的公寓。「判读」这样一个非语言的小生物，是一件极端费力且让人筋疲力竭的劳动。照顾她真的就是一份全职工作。然而，我依旧需要真正的工作。讽刺的是，为了趁女儿不注意时赶紧进行编辑工作，我往往必须依赖（低程度的）自动化：那台能比我快速且比我更持久地将她来回摆荡的费雪牌（Fisher-Price）自动秋千椅。（这张秋千椅的外观就像是一只毛茸茸的可爱绵羊。）作为婴儿的她，往往能在发出震动的机械绵羊怀抱中，安稳入睡。我知道自己应该坐在那张橘色的照顾椅上，抱着用印着小鸭的棉毯包裹着的她，亲自满足她对重复动作的渴望，但这张自动摇摆椅看上去表现得比我还出色。幸运的是，我至少还能跟她共处一室─尽管眼睛盯着至今依旧被她视为争宠最大对手的笔记本电脑。
无条件基本收入是否能帮助那时候的我，让我不需要兼差接额外的编辑工作？更重要的是，此制度是否能帮助那些尽管处境远比我来得脆弱、却仍旧将孩子放在第一位的母亲们？
更有温度的选择
在《被压榨的一代》中，美国社会对于照顾工作的不在乎、且剥夺照顾者应得的报酬与尊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点充分解释了为什么中产阶级难以在如今的美国社会立足，更成为机器人肆无忌惮崛起的基础。不在乎照顾此份工作的人们，自然不明白这些行为中所存在的非正规性价值，像是病患与医疗人员在术后的互动─即便当这些医护人员只是替病患更换床单或收走草莓杰乐（Jell-O）的包装盒。这想起那位在我因生产而导致并发症、不得不多住院几天的期间，经常来看我的护理师。这种具备人性的互动对我而言，极为重要，尤其在我穿着蓝绿色住院服，踉跄地拖着因为施打无痛分娩而严重肿胀的双腿，只能反复看着新手妈妈必备照顾手册的时刻。看着我抱着那因为被生出来而震惊无比以致五官扭曲、有着如同哑剧演员般美丽而淡然眉毛的母女合照，包覆在黑色丝质长袍下的我，是一个全然混乱的人类躯壳。然而在与护理师进行短暂的人性互动后，我会觉得自己终于拾回一点点人性。我记得被疼痛袭击的自己或蹒跚穿越大厅时，所见到的每一张面庞。我记得他们对我说的每一句抚慰之词。然而，未来将不存在这样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