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会反对更快速且精准的服务，但当我想到医院机器人时，无论是基于女儿或母亲的身分，我的心中出现了一股厌恶之情。近年来，我那年长的母亲经历了数次重大手术，像是更换膝关节等，因此，当我对她提起TUG机器人时，她单纯地想象到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有着简洁外观设计的机器人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像是替她收走床单等。认为在自己「最脆弱的时刻」（引用她本人的词语），只会有机器人照顾她的想法，使人不寒而栗。她对护理师的感受，跟我产后的感受不谋而合。「你需要那种被真人环绕的感受，」母亲这么说。
确实，对于那些和我们共享短暂人性交流片刻（如替我们送餐）的医院员工们，我们往往轻忽、贬低且未能给予对方适当的回报，更别提主动赞美。如果自动化最终能迫使我们将工作与收入进行切割（明白机器人已取代我们，因此我们付的钱并不是因为想要得到他人的劳动成果），我们将必须停止针对工作价值所展开的无论是左派或右派的道德论述。更重要的，我们还必须改变思维角度。我们必须学会重视那些此刻被我们视为毫无价值的非工作行为，此外，也必须保护并珍视那些包含此类非工作行为所付出的劳力。当工作成为一种被淘汰的事物时，爱会面临怎么样的改变？照顾工作这种最近似于爱的体现，又会有怎么样的不同？难道没有某些劳动工作如照顾，是绝对不该被机械化的吗？我们对护理师这份工作的想法，点出了我们对照顾工作的贬抑。如果我们足够重视照顾工作，我们或许就会反抗在身心饱受折磨的病人或经历生产磨难的母亲身边，安排机器人而不是活人这样的发展。
就更广泛的角度而论，与其给予机器人人格化状态，我们更应该将焦点放在如何透过组织来保护人类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庭。
即便是那些很可能因为机器人而丢掉工作的人们，也很难鼓起勇气说出自己对这些潜在机械对手的恨。如同作家兼卡车司机芬恩·墨菲对我提起的宿命论：「我不会采用卢尔德派的观点，自驾车迟早会发生，他们或许可以砸毁纺织机，但自驾卡车依旧存在。」他似乎期望自己看上去更像是务实主义者。他自然不希望自己被视为一个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徒劳地反抗科技的进步。
然而墨菲并不孤单。我经常听到此种观点，而我总是禁不住察觉到此种论点下所包覆的无可奈何默许。对我而言，此种默许就是一种征兆。
首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是卢尔德派？就算不是卢尔德派，为什么我们与卡车司机们不能提倡共同拥有自驾卡车所有权的做法，以避免上百万名卡车司机被遗弃在真真实实的冰冷结局中？我们或许可以这么假设，当机器人占上风时，多数职业将真的沦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口中的「不可能的职业」（impossible professions）[24]，不仅仅因为它们带给工作者「难以满足的结果」，更因为这些工作根本不是为人类而存在。只有机器人从事的工作，就是如此。
或许很快地，许多职业领域─从护理师到法律助理、电影院售票员或收银员等，都将成为不可能的职业。难道我们不该透过立法的手段，去协助那些被人类之友机器人所取代的各阶层工作者吗？我们自然也必须在自动化的讨论中，再次将照顾工作当成讨论的主题，并基于珍视人在脆弱中最需要与他人互动的出发点上，将照顾视为不能让机器人涉足的重要劳动领域。我们应该基于人道观点，更直接地挺身而出，或至少质疑为什么一个逼迫上百万名人类吞下失业苦果的事物，会被歌颂为「进步」？
或许在未来的世界里，我们这些未能拥有机器人的人，必须从剩余的残羹剩渣中，赚取些许收入。[25]几世纪之前，德国浪漫作家E·T·A·霍夫曼（E. T. A. Hoffmann）在其小说《机器人》（The Automata）中写到：「尽管如此，最冷酷而无情的执行者将永远是那遥遥领先的完美机器人。」最低限度上，我们至少该彰显人类的温暖与情感。当我们放弃了让未来更加平等的企图，我们或将失去一切。
结语
不平等的秘密生活
我在轻微的个人苦难中，着手写下这本书。自二○○八年金融海啸爆发后，我与周遭的人们陷于格外脆弱的处境中。我那些身为兼任教授或没能写足稿量的记者朋友们，无力负担养育孩子的开销。若将生活圈扩大来看，还有那些失去工作的图片编辑、行政人员和木匠们。
在我开始替致力于报导不平等现象的非营利媒体进行编辑与管理工作时，周围的朋友与熟人们开始向我征求意见。我撰写了以困境和经济挫败为主题的文章和论文。我被分配到且负责为其提供资金的作者，包括了曾经是中产阶级、如今生活在没有暖气、只能以手机来写作，还必须养育三个孩子的记者；还有为了讨生活而贩卖文字者；为了养育孩子而去当女佣且需仰赖食物券而活、然而却从未放弃写作的坚强单亲妈妈。我亲耳听闻金融海啸的余震是如何以远超过大众想象的维度，影响着生活。
对于任何需要帮助的人，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责备自己」。自责的情绪无所不在，甚至具腐蚀性：在我女儿睡着后，从手机连结的耳机中所流淌出来的朋友声音中；在公园或游乐场内父母们低语交谈的字里行间。你已经尽力为孩子做到最好了，我想这样对着因为孩子的学校选择而不断苛责自己的母亲说。要想改变孩子就读的学校，这个家庭或许就必须整个迁移到另一学区。而这个办法却也存在着是否可行的疑问，就算搬到那一学区，也只是让孩子能去一间充斥着富裕家庭孩子的公立学校而已（而这些家庭能为了学校捐款）。你已经做到最棒了，我很想这么说。有更多的原因能解释为什么你的工作和父母亲相比，是如此不稳定。对于自己被驱逐出现在的住所、只为了让其他人能将其改建为豪华套房的事，你无能为力。这是体制上的失败。问题的规模远超过个人可以处理的程度。我的建议听上去就像是内心的独白，反复地诵念以平抚我自己及周围人的思绪。学区内的学校太差不是你的错；你和邻居对于可共同分担且价格合理的托儿费用观念不同，也不是你的错；你为了学位去上私立学校，然后再也快乐不起来，这更不是你的错。
提供这些灵丹妙药的我，站在阳光明媚的都市里，用吸管死命地啜饮着冰咖啡。就连睡眠时刻，我那忧虑的潜意识也充斥着这些就像是在对自己说的建议：我总是做着关于找不到理想房子与学校的噩梦。
一开始，我为着自己的家庭而担忧，因为我和先生除了担任自由撰稿人以外，并没有其他工作。当事情最终都步上轨道后，我从个人的亲身经验与数据中，彻底感受到职业女性的困境往往最为严重。她们总是最惨。我所认识的母亲们以及我透过非营利组织给予补助金的女性们，她们的收入经常低于身边的男性。至于那些曾经享有更多特权的人，那闪闪动人的乐观光芒，早已从她们的眼中褪去。至于那些曾经是历史上受压迫且不被接纳族群中一分子的人─从单亲妈妈到有色人种父母，他们经历的压迫有时已经严重到几乎使人窒息。
过不了多久，挺身而进（lean in）和工作／生活平衡这些观点，将沦为无稽之谈。对许多女性而言，无论她们接受过何种教育与训练，最终也只能勉强度日。如同劳工阶级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桃莉·巴顿（Dolly Parton），在被问到对于雪莉·桑德伯格《挺身而进》中企业女性的看法时，所给出的回应：「我竭尽心力，我奋起向上，但我不懂什么叫挺身而进。」当我在编辑作家莎拉·史玛许（Sarah Smarsh）的文章而读到巴顿这段回应时，我联想到了依赖食物券过活的兼任教授母亲、被学贷压得喘不过气而充满怨愤的律师，还有经历怀孕歧视的工作者─她们全都竭尽心力。那些为了照顾孩子而不得不结盟，形成二十四小时照顾链的父母与照顾者，他们奋起向上。还有那些被迫开着Uber的学校老师与前记者们，以及好不容易可让孩子免费上学却因为健康检查（包括脑部MRI检查）必须缴交额外费用而苦恼不已的母亲。我想起在担任战地记者时还使用着速记本与笔的约翰·库伯曼。在被裁员后，他去脱衣舞俱乐部担任经理，阻止那些因为嗑药而爆发的冲突，拖着昏死的舞者而不是报导器材。
其中一名母亲开玩笑地说，她们家的财务策略就是只生一个孩子。「作为相对贫穷的父母，我们没有选择生第二胎。」她说。然而，这不仅仅是一句玩笑话。如同劳伦·桑德勒（Lauren Sandler）在《独一无二》（One and Only）中所写到的，职业妇女包括我本人，为了生存只能少生一些孩子。
而我认为这些家长兼工作者的未来，只会变得更加晦暗。尽管某些身处在研究机构中的经济学者们面对机器人崛起，发表了令人宽慰的看法，指出自动化革命无非是过度泛滥的概念而已，但就我所读到与接触到的众多证人来看，除非我们做好准备，否则在前方等着我们所有工作者的，就是一个机器人地狱。（「机器人地狱」一词，让我一瞬间想到了《太空英雄》〔Barbarella’s〕中机器人遥控娃娃大军的进击。）人们认为机器人会对劳工及中产阶级造成不好的影响。可能被取代的职业从屠夫到药剂师、报税代理人到出租车司机等，涵盖范畴可谓铺天盖地。如同史丹佛大学教授杰里·卡普兰（Jerry Kaplan）所写到的，面对此一机械化产物，「你衣领的颜色」已不再重要。[1]根据一份于二○一五年所发表的麦肯锡研究显示，在当前美国国内所有职业中，约有六○％的职业其三○％的工作量很快就会由机器人取代。[2]
既然如此，我所面对的「不过是中产阶级」的朋友们、财务状况摇摇欲坠的作家、及访谈对象们，又该如何放轻松？这是一场生死存亡之战，也是一场愧疚的斗争。套上牛仔裤，挥舞果汁盒，我们必须在这个社会对家庭的既定观点中，寻找一条逃出迷宫的生路。
我们该怎么做？
我开始搜寻那些可以缓解许多家庭困扰的解决方案。可能有效的解决办法包括了小额的债务整合、共亲职安排、学生贷款免除，以及适当的在职父母职场保护措施。（其中绝大多数是我们在稍前章节中讨论过，或社会上会听到的。）
又一次，我发现只有找到质量较好、价格较低廉且方便的托儿所时，妇女被再次雇用的机率才能提高，整个家庭也才有脱离不安稳的可能。我也发现，多数政治人物与企业管理阶层们，总是尽力回避此一议题，他们假装为人父母或组建家庭都是私人事务，涉及的只是我们个人应尽的义务。
我建议的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推动全国性的育儿津贴计划」，让所有生孩子的美国人都能获得额外的金钱补助。当前，美国的税务体制是透过子女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政策来帮助部分有孩子的家庭（该计划下每个孩子可获得一千美元的抵免额），此外还有子女免税金。但对于该如何强化此种帮助，社会上也开始出现广泛地讨论。如果能给予津贴，抚育孩子的家庭们就能获得实质的金钱。在国际间，这种津贴相当普遍：举例来说，在瑞士，人们视此种津贴为缴纳房租、在餐厅用餐或添购额外婴儿家具的办法。在这方面，美国家是多么地落后，为了抚育下一代所给予的帮助居然如此稀少。
除了广发育儿津贴给家庭外，最基本的解决方案则是高质量、全面性、获得更多政府补贴的托儿所。对只有单亲或双亲都需要工作的家庭来说，托儿体制的需求再明确不过（一个在概念上与当前处于备战状态的欧巴马健保〔Obamacare〕较为相似的系统），好给予下一代富足的教养环境。而唯有享有特权者才能获得良好托儿服务的现况，不应该被视为无可奈何的现实。分布更广、更容易到达且能获得充分补助的托儿所，对我们在本书中所认识到的托儿所工作者来说，也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稳固；毕竟那些给予他们托儿费用的妇女们，往往也生活在难以摆脱的贫穷阴影中。在前述所提到的所有工作者处境中，我们见到阶级、性别与种族是如何相互交织，而家长与照顾者又如何像是层层迭套的俄罗斯套娃般，组成一个隐忧极多的经济共生体制。如同艾利斯·古尔德（Elise Gould）在经济政策研究所于二○一五年所发表的报告中指出，九五·六％的托儿所工作者为女性。另一个更不成比例的数字则指出，在这些工作者中，有一百二十万名为移民或有色人种，且每七人之中就有一人生活在贫穷线之下。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设计精良、具人性化、所费不赀的托儿体制，我们又该如何使其成真？作为答案，部分非营利组织和一间公司结盟，发起了名为「谁关心联盟」（Who Cares Coalition），试图推动一个结合家庭、照顾者（来自Care.com护理服务市场网站上的工作者）以及智库（以各种崭新词汇来陈述护理人员处境）的「社会改造运动」。当然，要想在这个人人备受压榨的社会下推动革命，绝非易事，但这些社运也已经取得了些许成就，包括参与者愈来愈多的保姆与家务工作者合作社的诞生。
而更有可能在我女儿童年时期就实现的改善，则是某些我们已经探讨过的计划推广：全面性的公立幼儿园学前班。我第一次认识这个计划，是在我所居住的纽约市里。为了更加理解全面性的学前班计划，以及探讨推行至全国的概念，我采访了在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任内下，负责推动学前班计划的理查德·布瑞。白思豪所率领的政府是如何执行此计划的？而我们又能如何加速此计划的普及？
首次推动的全面性学前班计划，成长速度令人吃惊：从二○一四年一月的两万名学前班名额，在同年九月成长到五万一千五百名，又接着成长到二○一五年九月的六万八千名（尽管当时他们原本希望能扩增到七万三千个名额）。布瑞表示，推动全面性学前班的秘诀（除了那来自政府的五年十五亿拨款外），就在于跨县市机关的协调，在此计划中，有超过二十多个县市机关加入。「这就像是在部署我们自己的迷你军事行动，」布瑞如此描述当时他最主要的工作内容。这就是如何将纽约全面性公立学前班计划在全美推动的第一课：尽快连结起各市政机关（包括联邦政府层级与地方性机关）。
布瑞更提到，纽约市之所以能推行地如此顺利，是因为他们利用了现存基础设施，如天主教或犹太学校，作为学前班的地点。确实，纽约市成立了上千个教育场所，并募集了上千名教师。
这就是第二课：超越前人所设立的虚假障碍物（举例来说，「噢，我们怎么能利用宗教学校来推行政府计划」─你当然可以，而且你就应该这么做），并精简扩大施行的时间与程序，尽可能删掉一切繁文缛节。当我听到布瑞说着这件事应该、也必须在全国各地方执行时，我脑袋忍不住开始转着。如果一个如纽约市这样规模庞大且多元的都市，都能成功推动学前班普及计划，那么其他更小的城市自然也能。唯一的原则就是不要过分拘泥于细节。对于执行全国性学前班计划的其他城市，布瑞所给予的建议就是利用现存的学校资源，无论那个资源有多么地不乐观或异常（当然，你还需要获得民众与政治上的意愿，以及各部位机关的协调）。「每个小区都特定资源─而每个地方都必须从自己做起。」
第三课：与加入此计划的族群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反馈循环。组织一个挑选焦点团体的制度，征求参与学前班计划父母的想法。举例来说，根据布瑞的说法，纽约市的立法机关们就因此得知某些参与者很感谢公立学前班的计划，让他们每年能平均省下一万到一万五千美元的开销。而这笔家家户户迫切需要的金钱，过去往往进了私立学前班、托儿所或保姆的口袋，或者迫使双亲不得不增加额外的上班时数或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然而，对贫困家庭、甚至是中产阶级家庭而言，这造成的身体劳累有时远多过于经济上的疲惫，布瑞如此说道。「在纽约，即便你年收入十万美元，还是有可能过不下去，」布瑞补充道。
该城市目前也正在发展另一个、或许也能复制的计划，叫做「3-K学前班」（3-K for All，即三岁孩童学前班）。（「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绝妙的双关语」，布瑞说。）3-K学前班将接纳纽约市的三岁孩童，且施行地点就从两个低收入学区开始，其中包括了布朗斯维尔（Brownsville）和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
另一个潜在、且规模庞大的解决方案，则是我们在上一章所讨论到的「全民基本收入」。二○一七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开始推动一个为期三年的基本收入保障（Basic Income Guarantee）实验计划。在该省之下的三个区域，安大略会提供每个人每个月一定额度的金额，每人每年所能收到的最高上限为两万四千美元。为了给予人们足以维持生活的基本收入，其每年预计的支出为五千万美元，而任何单一收入低于三万三千九百七十八美元、或双人收入低于四万八千五十四美元的人，都可以加入此计划。
当我和加拿大的基本收入保障提倡者罗德里克·班尼斯（Roderick Benns）交谈时，他向我解释该计划就像是一个社会缓冲安全枕，不但让父母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更改变了「有偿劳动就是定义我们为人价值的观念」。班尼斯的看法有些诗意，却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毕竟，照顾我们的下一代就像是我们人生的使命。」
「无条件基本收入」和「基本收入保障」听上去有些古怪，有点像是科技业的时髦术语，如硅谷那堪称荒谬的商业职称「首席布道师」（chief evangelist）般。但现在，美国许多州开始认真看待此一想法，如夏威夷正在研议无条件基本收入是否能帮助其岛上的劳工阶级家庭，面对度假天堂那疯狂的高物价。
当然，施行全面性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方法，需要的可不仅仅是一支能在TED演讲中侃侃而谈的制度破坏者大军。建立无条件基本收入或基本收入保障这样的计划，需要政治上的意愿以及有责任感的领导。为了达成此一目标，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国家结盟、愿意为有薪假奋斗的政府官员、进步的税制，当然，还有一个具备无条件基本收入精神的政策。我们必须全力支持思维进步的非党派人士，而这其中的办法就待有兴趣者以另一本书来阐述了。
还有一个解决方案，是「企业必须正视员工的托儿需求」。这将造福广大的美国民众。企业曾在哪些地方展现对为人父母员工的体谅，或替那些为员工带孩子的照顾者设想？非常少。某些公司确实在公司内推行了「职场托婴」（babies at work）计划，但根据职场育婴组织（Parenting in the Workplace Institute）的调查，在全美仅发现约莫两百个与此相关的计划，这个比例简直是微乎其微。而推出此一政策的公司，包括了制作婴儿服装的公司Zutano。（在听到这件事后，我立刻为女儿订了一件Zutano的红色脚踏车车裤。）Zutano推行此一政策的时间早已超过十多年，该公司的创办人也表示能充分参与孩子成长的父母，将是公司内待得最久且「最忠诚」的员工。对于那些希望降低员工离职率的大企业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先例。
其他规模较小的方案，包括了对「企业文化顺应性」的评鉴制度，根据公司行号如何对待为人父母员工的方式，来表扬表现最佳的公司，同时谴责表现最差者。不想成为全民公敌的公司企业，就必须将家庭需求纳入自己的经营考虑中。在工作生活法律中心所发表的报告中，就列举了五十个组织（全部都为法律领域）。而这些公司施行的方案有许多种，从虚拟法律事务所到允许员工部分时间内可在家工作的「工时全弹性」（full-time flex）政策。
尽管如此，这一切的办法，都只是个开始。它们就像是草图与微型蓝图。
在我们等待着那漫长─甚至超越我们育儿年份长度的社会架构改善之余，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为自己提供出路
在面对黯而无光的处境时，我们可以试着改变自身的想法与态度。我痛恨自己必须说这种改变必须由内做起的话，感觉自己就像是企图强迫学员进入更放松的摊尸式的瑜伽老师。但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我们国家领导者的刻意忽视？
共亲职或与其他父母组成共同托儿团体，涉及到共享，且必须为了大团体的利益放弃自己的计划。参与此类新颖解决方案（偶尔）需要付出的自我控制能力，绝不仅仅是心灵上的修练，而我也不太愿意推荐人们采取这个方案，因为我认为这个方案还需要运气。毕竟，某些人为弥补方式，就隐藏在我们能否看开─从纷扰的乱世中抽离，回到自我、微观、小而原始的愉悦中。我喜欢视此种内在转变，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遮风避雨状态。无论我们能否能和一小群志同道合者携手向前，或「靠自己」独行，这些方法的目标都是让我们平安度过在政府失败政策下所激起的滔天巨浪。
第一项自我改变为「停止责备」。在出现问题时，家长们往往会责怪自己或责备他人。我们需要改掉这样的反应。
那些总是责备自己的父母亲，在面对困境时往往会将错推到自己身上，像是付不出医疗保险时，他们会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失败，而不是体制的问题。而那些习惯责怪他人的父母，则如同社会学家亚莉·霍希尔德所说的，认为自己「被占便宜了」。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社会学家卡西·克莱默（Kathy Cramer）将自己位在威斯康星州的邻居作为研究对象，并发现他们深信自己在实际上，往往是吃亏的。他们认为自己作为「乡村价值」的品味与信念，被轻忽或视如敝屣，而其他人如都市精英或移民们，则抢着挤到他们前头。
然而，自责与责怪他人就像是铜板的两面。假使「自责派」能站得更远来看事情，他们或许就能明白自己的问题其实是整个混乱局势下的一部分。如此一来，他们或许就能知道自己其实没有那么糟糕，而他们跟其他朋友及邻居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他们之前没能察觉。
第二，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照顾」。当然，我们首先需要明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对照顾有着严苛看法的社会现实。如同我之前所提到的，照顾者的薪资往往过低，价值也不被看重，与此同时，企业在育儿或孕期方面，给予员工的时间与空间、甚至是薪水都不够。出现在本书中的许多人都是照顾者─如保姆、托儿所经营者、教师、教授与护理师，而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我敢大声说，这些工作之所以获得的薪水过低，是因为我们不重视、甚至是轻视照顾者这份工作。污名笼罩了所有与照顾相关的行业。以学校老师为例，美国人与其民意代表们总是嘴巴上说着教育是多么重要，却持续给予老师们差到不能再差的薪水，最近甚至开始攻击教师工会。
但是，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改变自己对照顾的看法。举例来说，无论是在现实世界或网络世界中，我们可以实际支持照顾工作者所组成的合作社或工会（如我在书中所列举的那些）。我们可以透过由工作者所营运的合作社来寻找家务工作者，而不是透过公司企业。例如，在纽约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布莱德利清洁（Brightly Cleaning），而不是亨迪（Handy）。如同长年来一直努力组织家务与照顾工作者的蒲艾真所说的，家庭帮佣是美国许多家庭得以维系下去的原因，出于对这份原因的尊敬，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对照顾的看法。
我们还可以质问自己更具哲思的问题，并挑战自己过去的假设。为什么我们要视照顾为一种软弱的表现？当别人说他们觉得与所有劳动相比，和照顾相关的劳动（包括生孩子）较不重要、且不需要什么知识时，我们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与其争辩？许多人认为照顾是无聊、懦弱且顺从的，完全跟不上当前这残酷世代的标准，而我们为什么不去挑战这样的论点？我们又为什么总倾向于站在照顾者的对立面上？
为了重新定义我内心对照顾的看法，首先我必须处理自己对于照顾者与为人母亲的定义，总是想着它们是不是没那么重要、或不太需要高深文化知识的疑虑。自诩为严谨思考者的我，认为这些工作完全不符合我对自己的想象，不但自甘堕落地沦为身体劳动者，更需要背负巨大的失败风险。我甚至认为拥有一个与自己如此亲密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会侵害我的自我认同。
然而，我发现事实与我的想象截然相反。而这一切的醒悟，就发生在当我察觉自己在心理层次所展现出来的母爱，远超越肉体所能做出来的母性行为、并知道这样也很好的时候。我与女儿真挚的爱恋，就开始于那本尘封已久的一九六○年代相簿。那是一本即便对曾经年幼的我而言，都属于古董级别的相本，而里面的主角是曾经生活在英国的我的家人。翻着相片集，我与女儿可以就这样数小时地徜徉在语言与照片的汪洋中。
此外，藉由阅读许多如学者马莎·纳斯邦（Martha Nussbaum）和莉萨·贝拉伊斯特（Lisa Baraitser）所撰写的一系列关于关怀伦理哲思的文章，我重塑了自己对于育儿的想法。举例来说，此派哲学家或许会说，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会让某些只是单纯较「自主的」团体或个人（如商业精英）的概念、或单纯就是「脆弱的」对象如女性、照顾者与儿童的概念，变得更为复杂，因而无法展现此类别下族群的真实内在，或其具有的相互依赖性。
研究主题为母性伦理（恰巧是我所需）的贝拉伊斯特，写到了母亲那独一无二的视角以及她所理解的「相互依赖、灵活性、关联性、包容性……无朽之爱」这样的价值观；她宣称这样的价值，正是我们所该珍视的特质。[3]贝拉伊斯特的分析，紧接在与其相似的概念「母性思维」（maternal thinking）之后。而提出该思想的哲学家兼母亲，为莎拉·罗德迪克（Sara Ruddick）。一九八九年，罗德迪克提出作为母亲，需要具备独特且极端理想的思维模式。育儿是一种专业。对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更灵活的思维方式，因孩子的大脑─借用罗德迪克的说法，就像是「开放式结构」。而此种得以掌控并彻底改变那早已成熟的思维模式，是否不仅仅能为个人与家庭带来帮助，更是职场上所珍视的特质？毕竟，在全球化市场下，我们必须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思维与人格特质。（「在一个人因成为母亲而需面对的事情中，藏着某些极为难能可贵的事物，」小说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点出了这个优势。「之所以像是超脱，是因为孩子所提出的要求不属于一般『他人』所提出的要求。孩子对我的需求，让我必须做到别人不曾要求我去做的事，像是成为一位出色的管理者，并保有一定程度的幽默感。」[4]）
在职场中，得以操控或和其他思维打交道（这也是从我们孩子身上学到的技能），不正是最可贵的技能吗？人类学家莎拉·布莱弗·赫迪（Sarah Blaffer Hrdy）也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论证作为母亲所拥有的优势。她以灵长类动物的母亲作为例子，赫迪的母亲虽然负责抚养孩子，但也保有了自己的企图心，为自己的家庭与年幼孩子的存亡而战。她必须同时管理自身的欲望与矛盾，还有对于子女的热情。无论是从生物学或关怀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父母绝非一种仓促而成或降低自我的职业。这是一份讲求心智成长的工作。
或许对于为人父母和照顾的崭新思维，能帮助所有父母在抗拒与个人价值方面上，建立起自己的观点。母亲、父亲、照顾工作者和监护人，在聆听、劝说、领导和规划时程方面，往往有着最深刻的实践智慧。光是安排接送孩子的时间，就让我们学到极为复杂的组织能力。为了理解孩子那广泛而特异、有时还颠三倒四的思维脉络与行为，作为父母的我们在理解他人想法上，也拥有超群的能力。
如果我们能视照顾为一种知识类型，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如第一章所提到的南诺那样，理解为人父母实际上能让我们成为一个准备充分、甚至是能力更上一层楼的工作者，而非人们对传统工作所抱持的负面印象。养儿育女可以激发我们的必备技能，让我们具备更好的处事技巧，而不仅仅是增加关于养育的知识。如果我们可以拥抱这些「能力」，我们或许就能发现母亲不仅仅是一个衣服上沾着奶渍的可怜虫，父亲也不仅仅是一个必须舍弃一切乐趣的角色。
第三，我们可以藉由审视自己情感关系的方式，重新思考那顽强的「传统性别角色定位」。根据社会学家者麦克·基莫的研究，尽管现在的男性分担了更多的育儿责任，但在擦洗或整理玩具方面，他们执行的频率依旧低于其女性伴侣。「父亲们比较会带着女儿在外头玩球，而与此同时，母亲负责在家里打扫和准备午餐，」基莫说道。[5]换而言之，母亲在育儿方面的重大贡献包括负担绝大多数的家务，而此种付出至今仍旧像被隐形，且比例经常失衡。让隐形的付出被看见、提升男性在操持家务上的付出，是我们在家庭层面上所能做出的改变。
最后，在家庭中可以「公开地谈论社会阶级」。这个建议听上去似乎很直白，却又有些模糊。那么，我到底是什么意思？非常简单，让我们坦然面对自己对社会阶级的感受。如果我们的政治或企业文化与家庭呈现对立，那我们至少应该试着反抗，而反抗就从坦然面对自己的处境、并接受自己对当前处境的感受开始。
学习如何进行此种对话，也正是许多组织如牙买加平原的「阶级行动」（Class Action），所努力的目标。这个非营利性教育组织希望能协助老师与家长谈论并思考社会阶级。该组织的执行长安·菲利普斯（Anne Phillips）表示，在他们所举办的工作坊与训练中，他们会敞开心胸地探讨「阶级文化」或社会阶级、收入等议题。「阶级行动」的最终目标，是菲利普斯所谓的「阶级共享」（class sharing）：在工作坊中公开讨论「得到什么与为何得到这样的薪水，并让人们理解自己的阶级背景，还有自身所拥有的力量与极限。」
或许这听上去就很像是某种时髦的活动，让顶层的人们可以透过游戏「再次确认自己所享有的特权」。但菲利普斯向我澄清，在这些多数于私立学校内进行的活动中，他们接触到许多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们。
某些学校试图在自己的校园内，开始解决不平等或贫富差距的问题。举例来说，纽约市曼哈顿乡村学校（Manhattan Country School）参与了一个让学生们得以开始讨论关于阶级（还有道德与种族）界线的活动，并透过拜访别人的家、讨论自己居住区域、家中拥有什么、吃哪些食物的方式，来理解彼此的差异。位于麻州剑桥市的夏山学校（Shady Hill School）教职员，则开发了一套问题以进行类似的活动。「我们该如何帮助学生理解差异，尤其在一个将个人价值与财富挂勾的社会下？」他们问到。此外，学生的家庭也会表达他们的关心，像是学校福利的走向，或在最有钱的家庭内举办一人带一菜的聚会。
如果我们能支持学校扩大关于社会阶级课程的安排，我们或许就能在孩子的求学生涯范围内，探讨关于财富的许许多多复杂面向。除了这些课程计划外，我们还可以谈论更多关于社会价值观的事物，以及这些价值观是否给予事物正确的评价。毕竟有许多父母的职业或许没办法拿到高薪，却能表达出他们所接受过的训练或拥有的技巧。我们之中有部分人的才华，并不能透过金钱来充分体现（或至少未能充分反映），却能让我们与工作完美地结合。对某些家庭来说，地位代表的是名誉。对其他人来说，却可能代表了兴趣或技艺。
身为家长的我们，也能决定这些对话的发生。在我动手写这些文字的同时，我也开始和六岁的女儿谈论阶级与金钱的话题。她提出了许多问题，而我会深吸一口气，并希望阶级运动的人能告诉我，接下来我该如何表达。我知道这种话题总会自然而然地发生，毕竟对一切事物带有好奇心，就是孩子的使命。我不会说谎，因此这些对话相当不容易。
作为话题的起点，女儿问我为什么我们家附近有这么多无家可归的人，尤其是那位肩头总是站着自己养的麻雀的女人。接着，女儿表示她希望我们能把她那天的所有点心都送出去，包括她的巧达兔饼干与柠檬汽水。为什么我们能有一个家，而他们却没有？她问我。我向她解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或许曾经有过一个家，但现在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人生。
接着，她疑惑地问，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阳台，但她的某些朋友家里就有。这代表他们很有钱吗？为什么我们没有阳台？关于这题的答案，远比我对第一题的答案来得更迂回。我告诉她有些人赚得钱比较多，有些人则没有那么多，但有时候人之所以选择不要那么多的钱，是因为他们更希望将时间花在亲自劳动或教书上。
对孩子来说，金钱和金钱的其中一种体现─社会阶级，是如此诱人又神秘。如果我们不能透过谈论家庭阶级地位的方式，来挑战当前社会存在的污名，或许会使下一代的求学经验（他们进行学习的重要场域）变质。而这是我们承担不起的代价。
期待我们的政治领袖、我们的法院和我们的企业，能带领我们走出压榨。在等待的同时，我们当然也可以从自身改变下手。改变不必然要先从自身再推广到整个社会（希望有天如此）。这是一个相当不智的排序态度，但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身处的现况。
致谢
好的文学，应该「包含生活自身的声音，来自我童年时期所听到的，以及来自如今街头巷尾、家家户户、咖啡馆、公交车上所能听到的」，至少，我近期最爱的俄罗斯作家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是这么样说的。
同样地，我最大的感谢，必须归于「生活自身的声音」。对那些愿意与我分享人生经验、从而促成《被压榨的一代》这本书诞生的无数美国家庭们，我必须致上内心最高的谢意。
在我零星接触到与此本书相关的主题后，我必须感谢为我带来灵感的经纪人吉儿·葛林博格（Jill Grinberg），和她心思细腻的同事丹妮丝·圣皮耶（Denise St. Pierre）。无论是就哪方面来看，吉儿的付出远远超出一名经纪人的职责。她的洞察力无人能及，而她的批评就如同智慧的灯塔。
我想赞扬我那完美的编辑丹妮丝·奥兹沃（Denise Oswald）。丹妮丝拥有罕见而杰出的判断力与无与伦比的价值观。在进行这本书的写作时，我屡屡因为她的剖析而获益匪浅，而这么多年来我们之间所展开的对话，总让我无比享受。我也必须对她在哈泼柯林斯（HarperCollins）的团队─埃玛·真纳斯基（Emma Janaskie）、宣传团队艾许莉·葛兰德（Ashley Garland）、梅根·迪恩斯（Meghan Deans）和米莉安·帕克（Miriam Parker），致上同等的感激之情。
我还想大力表扬本书那无与伦比的事实查证者昆恩·尔森—欧麦利（Queen Arsem-O’Malley），她真的是最出色的调查者。在她的努力付出下，本书有了极大的推进。
对《被压榨的一代》这本书的主题来说，朋友是非常重要的救生索，对许多记者─包括我本人而言，社交网络也是我们得以继续载浮载沉、但从未淹没的一个原因。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在这之中，首先是扮演另个自我与合作对象的玛雅·撒拉维兹（Maia Szalavitz）。她几乎阅读了每一篇章节段落，如果没有她那犀利的思维和慷慨到几乎离奇的亲切，这本书根本不会诞生。而我的知己们也对这本书的创作，带来莫大的帮助。他们本身也都是才华洋溢的作家。这些人包括了极有天分的安·诺伊曼（Ann Neumann）和艾比·埃林（Abby Ellin），聪明且勇敢的女子，愿意拿着重点笔一字一句、协助我浏览全部章节。此外，我也要感谢约翰·迪潘尼（John Timpane），他在编辑上的想法是如此精准且不可或缺。
我还要对伟大的芭芭拉·艾伦瑞克致上种种感激。四年前，她接纳并带领我加入她的经济困难报告计划，而我的人生也因此出现了改变。跟她和超棒的记者组织一同进行主编的工作，是我无上的光荣。作为朋友、同事、记者与推动历史的力量，我无比地敬爱她。
我想要感谢在各个出版社所遇见的编辑们，尤其是负责我在《卫报》专栏的编辑，才华洋溢的洁西卡·瑞德（Jessica Reed）。我也想感谢自己在早期发展出如今成为这本书一部分的概念时，所结识的其他出版社编辑们：丽兹·瑞特纳（Lizzy Ratner）、苏珊·莱曼（Susan Lehman）、玛丽亚·史特拉申斯基（Maria Streshinsky）、崔许·霍尔（Trish Hall）和伊丽莎白·威尔（Elizabeth Weil）等。我很感谢Capital & Main的丹尼·法因葛尔德（Danny Feinglod）和史蒂芬·米库兰（Steven Mikulan）所给予的编辑协助。经济困难报告计划的同事们，也让我受益匪浅，在我为了完成本书的章节而进行迷你采访之旅、暂离工作岗位时，他们总是不辞劳苦地继续努力着。我要特别将感谢，献给戴维·瓦利斯（David Wallis），谢谢他那出色的技巧与精彩绝伦（且绝不寻常）的常识，和效率超高的亚力克西斯·贾西亚（Alexis Garcia）和坦维尔·亚力（Tanveer Ali）。
对于那些在我写此书时，曾经成为我谈话与依赖对象的众多挚友们，我也必须献上自己无尽的感激。自大学时期起，就成为我密友的学者艾莉安娜·金（Eleana Kim），为我阅读了本书的草稿，并不吝惜地与我分享她最棒的想法。以及后来结识的朋友，学者艾连娜·克鲁莫瓦（Elena Krumova）和黛佛拉·鲍姆（Devorah Baum），给予我理论性的宝贵意见。薇姬·德·格拉齐亚（Vicky de Grazia）则用着我最求之不得的批判眼光，替我审视了本书的前言。理查德·凯（Richard Kaye）给予我阅读建议。珍妮弗·德沃金（Jennifer Dworkin）为我带来一些哲学方向的启发。还有其他给予我无与伦比的支持与热情的朋友：凯瑟琳·史都华（Katherine Stewart）、海莲娜·欧廉（Helaine Olen）、瑞秋·乌柯维茨（Rachel Urkowitz）、莎拉·塞弗尔（Sarah Safer）、德尔·马哈里奇（Dale Maharidge）、德博拉·西格尔（Deborah Siegel）、凯瑟琳·塔利斯（Catherine Talese）、罗伦·桑德勒（Lauren Sandler）、贝齐·洛伊夫（Becky Roiphe）、茱蒂丝·马特洛夫（Judith Matloff）、安·柯豪泽（Anne Kornhauser）、伊丽莎白·菲利伽拉（Elizabeth Felicella）、阿斯特·泰勒（Astra Taylor）和贾里德·霍特（Jared Hohlt）。我还要额外感谢彼得·门德尔森（Peter Mendelsund），谢谢他那总是无比出色的建议，还有戴维·奥普克（David Opdyke）的投入。此外，我还要表扬我最喜欢的妈妈们，谢谢莎曼珊·尚菲尔德（Samantha Schonfeld）、米洛拉·索希特（Melorra Sochet）和凯特·维格纳－高尔史丹（Kate Wagner-Goldstein），谢谢她们为本书所成立的Instagram焦点小组。还有，谢谢你，乔恩·西格尔（Jon Segal），让这本书能在最棒的基础下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