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该是丹妮拉·南诺（Daniela Nanau）的职业颠峰，她三十多岁，当上一间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十个多月。她的合伙人在劳动法领域享有极高声誉，而她也为此感到雀跃；对于自己那间位在纽约市、有许多艺术品相伴的办公室，她也非常满意。南诺和老板在工作上总是合作无间，她觉得她们两人互相欣赏。她甚至觉得两人拥有极为罕见的「专业上的心灵契合」（引用她本人的描述），且彼此的人格特质非常相似。
但上班的通勤过程，开始让南诺不太舒服：有些时候，她不得不在公车站牌附近一块狭小绿地上的长椅坐下，但在纽约皇后区的早晨，这么一坐，也意味着失去排队上车的机会。等到公交车要来时，她就如同住在郊区的西西弗斯，努力凝聚起全身的力气站起来，但此时排队的人龙早已越过了她的位置，她只好走到队伍的最后头。等到她终于踏进自己那间裸砖风格的办公室时，她必须设法稳住自己，趁着自己在跌倒之前赶紧坐到椅子上。她觉得自己异常虚弱，并因此去看了肿瘤科。她得了癌症吗？在血液检测的结果出来后，医生问：「妳难道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吗？」她怀孕了。
如果这只是一张贺卡、或身在一个视每位母亲为家中天使的时代，那么南诺或许可以打从心底感到开心。她可以什么事都不做，想着自己肚中的小宝贝到底是长到荔枝大小、还是葡萄柚大小。但她没有，她的身心备受煎熬。毕竟念过研究所的她，是家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南诺的先生跟她一样，在华盛顿特区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但此刻他正在改装家里，整日不离手的电动工具和刮刀恣意盘据家中每一处角落。他的工作并不赚钱。如果南诺被解雇或无法找到下一份工作，她们将无法继续支付房贷。
她彻夜难眠。坐在那张来自她德裔祖父母流传下来的芥末黄马海毛沙发上，她想起在一场午餐会上，其他法律事务所合伙人对她说的事。如果她想在这个领域生存下去，那么她最好在四十岁之前都不要生小孩。她试着甩开这些令人不安的念头，并决定告诉老板自己怀孕了。然而，在她开口后的一个星期内，老板完全忽视她，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她说。
尽管她怀孕了，那本就纤细的身体却没有增加分量，反而日渐单薄。她很快就意识到，老板之所以会突如其来对她产生敌意，是因为她近日出现的病态和总是较晚才进办公室。此外，她也认为老板觉得怀孕这件事，只会让南诺变得愈来愈虚弱。她觉得他一开始是因为南诺居然想要小孩这件事而回避她；之后又不断忽视她，即便不得不说话，也总是疾言厉色。然而，她不敢抱怨或如自己的客户那样，对公司提起告诉。因为她知道在纽约，她们这个圈子非常小。她丈夫知道在她进入这间公司的那十个月里，她每周固定会有一天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连晚餐都没时间吃。所以他希望她立刻辞职。南诺开始找下一份工作。
当南诺终于提出辞呈时，她没有告诉雇主自己辞职的原因。然而就结果来看，她是非常幸运的。南诺得已翻越「母性高墙」（maternal wall，用于形容职业母亲和企图就业母亲所遇到的各式各样歧视），且逃脱此种偏见所带来的长久影响。在她离开那间有着「坏老板」的公司后，她找到另一份法律工作，待遇甚至更好。这件事彻底改变了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亲身经历的不公平对待，左右了她对就业歧视诉讼的态度。然而，对于自己的个人遭遇，她选择吞下去。
职场中的家庭歧视
南诺与那些她试图为其讨回公道的女性们，并不是特例。这些对待孕妇的态度，反映出美国企业与立法者对于「照顾」这件事的在意程度是多么地低。怀孕歧视案件的数量正在大量攀升，二○一六年，一份由工作生活法律中心（Center for WorkLife Law）所发表的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间，尽管整体联邦就业歧视案的数量减少了，所谓的「家庭照顾义务歧视」案（family responsibilities discrimination），却成长了二六九％。[1]在二○一一年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收到的歧视申诉案中，有一○％的案件和因为怀孕而未能获得雇用的女性相关，数量出现惊人成长。
家庭歧视案件的成长，部分反映必须担负照顾义务的员工（无论是男性或女性）数量正在成长。而女性就业量增加，是企业职员兼任家中孩童照顾者数量成长的部分原因。然而，就业环境的改变不够。在美国，怀孕和为人父母（如同我们即将在稍后章节中所看到的）就像是一场职业灾难。南诺提起自己的客户─那些在怀孕六个月的时候，连张椅子都没得坐、不得不持续站在收银台后的女性们。而那些她作为白领工作者的客户，更经历了各式各样的骚扰：承担超过一个人所能负担程度的工作量、接受同事对工作和生活该如何取舍的「友善」建议、或单纯地对他们鸡蛋里挑骨头─衣服是否太紧、是否有产后忧郁症等。在受访时，南诺的音量逐渐提高，脸部涨红。有太多人遇到比她和朋友更惨的遭遇，她说道。为什么婴儿的存在会变成一种罪恶？我们怎么能生活在一个蔑视怀孕的社会里？当我们拆解层层现象时，你会发现社会对怀孕与孩子的态度是非常奇异且超现实的，且在很大程度上轻视这种自然发展。
这本书描述在经济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家庭。然而，如若我们能正确看待照顾这件事，这些家庭在一开始就根本不会陷入困境。在贺卡上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口中、在陌生路人说出来的「愿上帝保佑你」话语中，孕妇和孩童以一种逆于常态的方式被浪漫化了。但在职场上，这些赞美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的配套措施。
如同许多职业母亲，当我的朋友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家庭时，对于怀孕和抚育孩子随之而来的经济困境，我有了更尖锐的体悟。在我还没有生孩子时，我记得自己曾和一个刚进行完工作面试的女性友人吃晚餐。她穿了一件灰色、宽松的粗针织毛衣，隐藏自己怀孕的身形。「我不打算跟他们说我快要进入第二个孕期，」她指着身上的粗针织毛衣，谈论着她去应征的公司，并在酒吧里点了一杯蔓越梅汁。她拿到那份工作，并在接受工作时坦承这件事。很快地，她开始察觉到新老板的不悦。工作时，她那三十六岁的同事表示自己很怕怀孕，因为她不想丢了工作。其他怀孕的朋友们也试着隐瞒这件事。和潜在雇主（如法律事务所或新公司）见面时，她们会用宽松的夹克遮盖自己微微凸起的肚子。
她们的恐惧不难理解。在二○○五年至二○一一年间，与怀孕有关的歧视案，成长了二三％。[2]这些女性觉得自己必须「隐瞒」自己有了我所谓的「隐匿型怀孕」（hidden pregnancies）这件事。（当我在和南诺的谈话中提起这件事时，她说：「那些隐藏自己怀孕的妇女是正确的。不然她们怎么可能和雇主谈判？」）
此种负面刻板印象为「照顾者惩罚」（caregiver penalty）的一部分：广泛用于指称对于身为照顾者所给予的社会惩罚。如同哲学家马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指出的，美国社会惩罚所有照顾阶级（父亲、母亲、托儿所工作者），认为这些人「有所不足」。此种态度源自于对人类弱点的难以容忍，并因此蔓延到被人性折服的人身上。
身为父母，就会遭遇到非常明确的照顾者惩罚。在职场上，照顾自己的孩子就会受到「家长惩罚」。（美国联邦与地方政府就像疯了似的反对育婴法。）受到家长惩罚的对象，并不仅限于母亲，男性也会。想请育婴假的男性，很可能会遭到雇主断然拒绝。有一次，南诺严肃地提起针对此一现象的调查，就好像这些是程序源码般：与女性职员不同，男性职员在有小孩后往往可以获得加薪，但如果他们提出请育婴假的要求，就可能必须在工作上付出代价。[3]如同德勤（Deloitte，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之一）针对成人工作者所进行的调查指出，有三分之一的男性受访者表示自己不会请陪产假或育婴假，因为这么做会危及到自己的地位，而他们或许是对的。[4]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副教授珍妮弗·伯达尔（Jennifer Berdahl）发现，那些比一般职场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男性，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机率较高。[5]
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认为：身为父母所受到的惩罚是不分性别的。
惩罚父母的其他现象，还包含难以取得且代价高昂的儿童照顾服务。美国是一个不太在乎能否提供双薪家庭可负担、且易于取得儿童看顾资源的国家。对于那些企图维持或进入中产阶级生活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障碍。这样的惩罚一点一滴地沁入那些企图维持或进入中产阶级父母者的生活中，让他们的日子变得更为艰难且昂贵，生活作息更是紧绷到令人发狂。
母亲惩罚则显示了作为双亲之一的女性，必须承担最多压迫。如同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雪莱·柯瑞尔（Shelley Correll）指出的，雇主较不愿意雇用母亲。[6]此外，作为母亲们，也总是被评估较不适合获得升迁机会，获得举荐而踏上管理职位的机率也更低。另一项研究则指出，获得工作的母亲其年薪低于那些与其资格相同、但没有孩子的同侪，平均仅有一万一千美元。[7]对于那些因受就业市场拒绝而感到自卑的母亲来说，母亲惩罚也是束缚在她们身上的意识型态，让社会对照顾者的轻视─认为照顾小孩是无能、平庸或甚至根本算不上什么劳务的偏见，在她们心底扎下了根。
照顾孩子让女性受到职场骚扰，甚至因为孩子的出生而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当父母的其中一方必须辞去工作、在家带孩子时，离开的通常是母亲，或者沦落为一个能力不足、经常被套上「失败者」刻板印象且还需受到骚扰的就业者。对多数老板而言，员工孩子那小小的手指就像是偷食了生产力这块大饼般。在工作场合里，一名养育孩子的员工在雇主心里，或许就是一个穿着休闲裤的沉重负担。对怀孕的偏见导致了美国双亲（尤其是母亲）在经济上面临困境，从而受到压迫。学者吉莉安·托马斯（Gillian Thomas）发现，即便女性没有因为怀孕而遭到闲言闲语、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其薪水也会受到调降。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社会学教授米雪儿·布德格（Michelle Budig）指出，调降的幅度平均为每个孩子七％。[8]
社会大众对于产假与育婴假的严厉态度，对新手妈妈的影响尤其显著，因为她们需要承担极大的心理与生理压力，才能重回职场。对许多行业来说，孩子就像是毒药，证明你没办法为工作付出全部或更多心力。
然而事情不该如此。
一怀孕就完蛋
二○一六年，一个寒冷的日子，我和南诺走在她那位于皇后区格伦代尔（Glendale）的家与其从小到大生长的森林小丘（Forest Hills）附近。我们就像是在浏览四十年前就竖立在此的上层中产阶级生活缩影。那里有一间没有招牌的法国面包店，南诺买了一个苹果塔。那里还有一间旧式裁缝店，橱窗里放着人形模特儿，身上穿着一件打着蝴蝶结的双绉衬衫。在充斥着墓园和巨型干道的格伦代尔，南诺可以用低于纽约高价地区一半的价格，买下一幢房子，市面上也有不少房子的出价甚至更低。在南诺那幢有着都铎式外观的迷住家内，她快要满九岁的女儿奥莉维亚（Olivia）滚着一个大大的红皮球，做了一个倒立，接着便迫不及待地要让我看她扮成《冰雪奇缘》（Frozen）中艾莎的万圣节照片。南诺七十五岁的母亲英嘉（Inga）曾在非营利组织担任会计，现在则帮忙照顾奥莉维亚。英嘉向我分享自己因为怀孕而遭到差别待遇的经验，那是一九七○年代早期，当时她的一个老板对着她的先生谈论了她的工作情况，而不是怀孕的英嘉。
南诺是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后代，她的父母在一九六○年代来到纽约皇后区。在南诺还小的时候，严格的父亲就要求她不断练习数学，而她也将同样强度的毅力灌注到自己的法律工作中。当她向我介绍那只被她称呼为「超级甜心」的宠物─浅褐色比特犬时，我并不意外。
接着，南诺向我诉说了那个她埋藏在心底将近十年、因怀孕而遭到歧视所累积的愤怒经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回忆，在漫长的时间过去后，依旧萦绕在她心里。现在，南诺拥有自己的法律事务所，负责处理那些在职场上遭到歧视的客户，而那些客户多为女性。
她也非常理解作为病童父母─尤其是缺乏金钱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当她的女儿早产时，南诺和女儿一起住进新生儿加护病房，女儿在那里接受黄疸症及体重过轻问题的治疗。南诺回想起当看到女儿脸上那副小小的太阳眼镜（确保她的眼睛在照光时受到保护）滑落时的感受。就在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女儿是如此脆弱，并开始害怕女儿在出生的头一年里，会遭遇任何伤害。为了加强自己的母乳质量，南诺每天都逼自己喝下将近四公升的牛奶，希望能对体重过轻且早产的女儿带来一点点帮助。如果她不能离开工作以满足女儿的生理需求，该怎么办？或者，如果她因为选择多和自己那身形娇弱的女儿、而不是客户相处，并因此受到工作上的惩罚时，又该怎么办？
当南诺替其他女性打官司时，她会从雇主的言论中找出最隐晦但常见的侮辱性言语，而那些言语往往也泄露雇主对南诺客户带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这些言论中，有些是以「好心」的暗示呈现，像是暗示员工不应该有小孩，或者产后她应该减肥。站在法庭上的南诺将这些言论转化为利器，刺穿职场上对生儿育女所抱持的无所不在偏见与不公。
我曾经和这些妇女谈过话，像那群正透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诉讼案，以争取在职场上使用吸奶器权利的女机师。[9]她们的申诉内容指出，「她们受到航空公司的歧视，航空公司也未能给予其他女性空服员在怀孕及哺乳方面的配套方案。」其中一名参与诉讼案的女性机师，是来自边疆航空（Frontier Airlines）的副机长兰迪·弗里亚（Randi Freyer），她于二○一三年九月到边疆航空任职。半年后，她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在孩子出生后，正在执行飞行任务的她被告知，飞行期间不能使用挤奶器。
就在这一刻，母性本能占据了她的脑袋，她回忆道。
在此之前，喂母乳的机师和空服员都是「自寻出路」，在飞行的过程中想办法挤奶。然而，航空公司「说我们不可以在飞机上挤奶，又没给我们其他选择」，弗里亚表示。因此，她们只好在飞机上的厕所挤奶。
机师要求公司在飞机上或丹佛、芝加哥、佛罗里达的机场内设立哺乳室，却未能获得航空公司正面响应。最后，当弗里亚生了第二个女儿、并且再次遇到航空公司冥顽不灵的拒绝时，她和一群机师代表她自己以及那些和她一样、被公司告知不可以在工作期间挤奶的员工，提起告诉。
对于公司不能提供她们一个干净且有插座的地方来摆放自己的挤奶器，弗里亚感到莫名其妙。她甚至愿意认输、干脆请假以进行哺乳，却没有任何可供她请假的理由事项。由于女性在怀孕三十三周后，就不能搭飞机，因此在两个女儿出生前，她分别被迫请了八周的无薪假，并导致家里失去一部分的收入来源。她说自己曾表示只要能拿到薪水，她愿意担任地勤工作，但边疆航空没有给她任何选择。
她住在科罗拉多州位于山区的伊格尔（Eagle）小镇。巧的是，她和先生都是疯狂投入工作的机师，只不过先生效力于美国军队，而她在民间航空公司任职。
她并不是那种沉溺于时下风气、坚持母乳一定要喂到孩子三岁的母亲。对于自己居然会带头反抗，弗里亚本人也有些意外。在工作的时候，她不喜欢出锋头。她更情愿「乖乖低着头，替公司老板们尽自己之力，做到最好」，她这样描述自己。和边疆航空的这一战非常痛苦，情势非常紧绷。在边疆航空担任她指导者的经理，没有为她提供任何帮助。弗里亚选择采取法律途径来对抗公司的行为，依旧让她觉得就像是在进行一场「职业自杀」。但她知道自己必须挺身而出。
尽管如此，多数心怀不满的母亲并不会像弗里亚那样走上法院。相反地，她们选择使用影响力较小的网络平台如「一怀孕就完蛋」（Pregnant Then Screwed）网站来倾吐心声。在网站上，许多女性描述自己如何因为怀孕而被解雇或因此在职场上受到打压。一名担任木匠学徒的女性表示，她被告知自从她怀孕后，工作表现就受到影响。一名毕业于常春藤名校、从事法律相关行业的女性，尽管曾经受到直属上司大力赞赏，但在怀孕后，就立刻「失业」了。看上去，女性的生计似乎打从怀孕开始，就受到危害。如同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说的，怀孕「会对公司造成一定程度的不便。无论人们愿不愿意直言，事实就是：对公司经营者而言，这是非常不方便的。」尽管让人不舒服，他说的却是资本主义下最血淋淋的常识：员工怎么可以因为任何原因─尤其是生育下一代而请假？但按照这个逻辑，那我们这些生育下一代的人该怎么办？
你们还想生第二个吗？
在我怀孕后，我也体验到了这一切。我阅读了小说家瑞秋·库斯克（Rachel Cusk）那本冷眼旁观她怀孕及早产过程的回忆录《人生使命》（A Life’s Work），并在读到她写的「在孩子诞生后，父亲与母亲的生命历程开始分歧，过去他们的生命曾经处于部分平等的状态，现在两者间却沦为一种犹如封建制度下的关系」后，我阖上书本。[10]库斯克说，在自己的孩子出生后，她「无可避免地逐渐陷入在更深的父权主义下」。对于此种陷入，我感同身受，但并不是基于婚姻中的性别差异，而是因于面对「父权体制」及职场的封建本质。
之所以用封建来形容，是因为比起作为一位准妈妈，我更像是一名农奴，一名必须无偿地怀着那位如同公主般尊贵的胚胎的奴仆。我曾经拒绝怀孕，就是因为我不想成为所谓的契约劳工。而当时的我甚至还不知道，情况可能更惨。就跟南诺一样，我也属于中产阶级，在得知怀孕的时候正从事自由业，算是中产阶级流众的一员。那时我三十八岁，和先生住在全球最昂贵的城市纽约（现在依旧如此）。承诺我只会在怀孕的头三个月感到不适的妇产科医师和其他母亲，脸上带着冷静、甚至有些自鸣得意的微笑。然而一直到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我仍旧非常虚弱，我觉得自己就跟维多利亚时期经常昏倒的女性没两样。我只吃得下芒果奶昔，但这个饮料的成本有点高。我的特殊妊娠并发症叫妊娠剧吐症（hyperemesis），一个以拉丁文来表示对孕期维他命摄取感到反胃的词汇。我发现自己经常对着街角的金属垃圾桶大吐特吐。对我来说，怀孕就像是一种让我浑身病痛的劣药。朋友给了我柠檬口味的止孕吐棒棒糖和灰色止吐手环，一些看上去滑稽但宣称可抑制胆汁涌上喉头的工具。我无法工作，甚至无法好好说话。我以严肃的哲学思维，将主流连锁店「目的地孕妇装」（Destination Maternity）的名字，套用在自己身上：现在的我很虚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朝着一个既是终点、也是崭新起点的地方前行。由于我实在太虚弱了，就连过去十五年一直从事的自由撰稿工作都无法负担。因此，我们只能依靠我先生的工作收入及存款过日。
当我躺在床上阅读书籍时，我知道我们家会变得愈来愈穷，而我却只能躲在被子里，抱着我那巨大、肿胀且爬满蓝色血管的肚子。我变成一个病态的失眠患者，不是阅读那些关于十九世纪女性苦难的文字，就是观看深夜的电视购物频道，刀具和大腿运动器材的广告就像是我的色情片，并暗示我心底有多么地无助。
当我们的女儿出生时（她就像个浑身通透的小外星人，生产过程使她的头型被挤压成一个犹如庞克发型般的形状），我们已经累积了许多预期之外的账单。尽管我们都有购买自由业者的健康保险，但还是有大量住院费用未能获得给付。根据一项二○一三年的研究，生产费用（无论是自然产或剖腹产）与一九九六年相比，成长了三倍：二○一三年，美国平均剖腹产的费用为一万六千零三十八美元，自然产费用为一万两千五百六十美元。[11]生孩子可不便宜。
我还记得在女儿出生后，看着存款金额逐渐减少的我，是多么地紧张，我正在为自己的产假付钱。那时，我就像个吝啬鬼，开心地接过每一件二手连体衣。我还记得当自己边喂着母奶、边看着趴在自己肚子上的婴儿，同时思考银行账户就要被榨干时的焦虑。我的奶水一直不足，因此我用挤奶器试图挤出更多母乳。挤奶器发出来的声音就像是某种电子音乐或迪斯科、或一首工业摇篮曲，而我总在仓促赶往各种新闻、社论现场的办公室或地铁厕所里，拚命挤奶。我的脑海中总是不断响起（如果还称不上被主宰的话）我需要赚钱的声音。熟人问我，「你们会想生第二个吗？」我知道我的孩子注定是独生女。面对根本不够的产假与育婴假，许多父母和我们夫妻一样，选择只生一个孩子，因为这也是我们在经济上唯一能负担得起的程度。我们家绝非特例。在全美的就职人口中，仅有一四％的人享有有薪家庭假（paid family leave）[12]
这一部分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的美国妈妈无法承担在怀孕期间，干脆辞职几个月，等到生产完后再重返职场的原因。任人宰割且根本上否定生理本能的市场，很有可能会抹煞我们的存在价值。
育婴制度
我们需要更周延的制度，才能获得不一样的工作环境。在法国、英国、智利、荷兰和南非的妇女，其在医院进行自然产所需付出的代价不仅较低，且部分或全部的费用还可以由保险或国家来承担。二○一二年，荷兰的自然产平均花费为两千六百六十九美元；二○一五年，南非的自然产平均花费为两千美元。[13]
谈到家庭假，以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为例，由国家负担的产假与育婴假保险能给予父母最高达其薪水七五％的补贴，且能给予母亲长达连续十五或十八周、父亲三至五周的假。[14]在丹麦，母亲在孩子出生前，可以获得四周的有薪「怀孕假」，产后还可以获得十四周有薪产假。而领养孩子的父母，也可以获得十四周的家庭假。总体而言，每生一个孩子政府就会给予父母最高达五十二周的有薪假（包括一开始的十四周）[15]。在我生女儿之前，我曾到冰岛采访。在参观某个观光景点时，一名女性向导带我们参观该国最著名的作家赫尔多尔·拉克斯内斯（Halldór Laxness）被精心修复的中世纪房屋。女向导快速地向我们介绍自己的生活，她有三个孩子，目前没有伴侣，不过她们一家过得非常好。（我推测，她们非常有可能正开心地泡在温泉里）。如果她有先生，那么她的先生或许就能受惠于冰岛九○％的人口都能得到的「爸爸假」[16]。该国给予父母双方各三个月的假，以及额外三个月可供父母自由支配的假。
值得一提的是，该国的经济自十多年前的银行危机之后，目前状况还算不错。确实，即便在这些先进的国家里，对生育一事毫不重视的市场依旧影响着人民。在瑞典，父亲怕影响自己在职场上的地位和竞争力，通常不会把所有的亲子假都请完，所以政府使用了奖励机制，确保父亲们能获得应有的假期。尽管我们或许会嘲笑蜜芮儿·朱瑞安诺（Mireille Guiliano）那本《法国女人不会胖》（French Women Don’t Get Fat）所流露出来的欧洲沙文主义，但对于帕梅拉·杜鲁克曼（Pamela Druckerman）于二○一六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那篇关于美国人生活在法国的文章，还是会心生向往。「突然间，所有重担都不再集中在我身上，」杜鲁克曼写道。「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欧洲的母亲不会为了取得工作与生活间的平衡，陷入在永无止境的恐慌中，也不需要写一本书关于担任经理职位的母亲们该如何更努力的书。他们的政府主动提供帮助，而且做得非常好。」[17]统计上，芬兰的中产阶级父母获得的待遇更好，荷兰的父母甚至过得更快乐。
在我女儿出生后，我曾幻想自己可以到哥本哈根一类的地方，度过一段很长的有薪假，这样我就可以坐在汉斯·韦格纳（Hans Wegner）的椅子上，一边照顾我那漂亮的女儿，一边看丹麦的政治节目《女总理比尔吉特》（Borgen）。我的先生会为我端上腌渍鱼和黑麦面包。相反地，对我和多数的美国父母而言，我们就像是被迫从事讨厌的工作以支持那个我们没能抽出时间陪伴、因而关系疏远的家庭。在美国，仅有一三％任职于私人公司的父母（无论是男性或女性），能从雇主那里获得有薪的家庭假，[18]至于这些假期的长短与质量，则没有什么信息能得知了。谈论到假期，表现最杰出的美国公司为科技公司、各大平台（Adobe、Spotify、Etsy）和非营利基金会。我们其他人就只能像是一个被用力榨干、直到仅剩下果皮的水果。
被育儿开销压得喘不过气和缺乏假期的日子，让为人父母者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彻底拧干，而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阅读到在法国养育小孩的文章时，对美国职业妈妈来说，就像是在看色情片般。这不仅仅是养育法国宝宝（bébé）的情况，更是德国宝宝（das Baby）和意大利宝宝（il bambino）的情况（在意大利，妇女拥有五个月的产假，而且休产假的期间还可以领八○％的薪水）。在许多国家，有薪假可以延长到三个月，如果是新手父母还可以更长。对于新手父母，英国提供两百八十天、可领九○％薪水的假，加拿大提供一百一十九天假（可领五五％的薪水），而荷兰则提供一百一十二天可领全薪的假。[19]任何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头三年不仅仅是孩子需求最多、且最需耗时照顾的日子，更是孩子发育的最关键期。（这段讨论的最佳配乐，莫过于当婴儿听到母亲可以领到几乎全薪并待在家里陪他们时，[20]从哇哇大哭转为破涕而笑的笑声。）
在美国国内，《家庭与医疗假法》（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给予父母至多十二个星期的无薪假。家庭与医疗假法适用于所有公共机构、小学及中学、还有员工人数超过五十名的公司。然而，未能适用此法案的人数，只会随着中产阶级流众的增长，不断上升。毕竟中产阶级之中，有愈来愈多的人口为自由业者和约聘人员。因此，当美国中产阶级的非官方报纸《纽约时报》指出，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长久以来被全世界视为最富有的人，已经失去此种地位时，并不让人意外。本书里的美访谈对象，并不是全部都过得很富裕，如同稍早所提到的，我使用美国商务部（U.S. Commerce Department）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其中也包括了收入和志向，像是拥有一个家庭、或家中每位成人都能拥有一辆车的想法。
被压迫的职场女性
怀孕和早产所造成的大量压力及怀孕女性可能遭遇到的歧视，源自于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男性主宰思维老板及男性沙文主义者。就如同当代社会的家长总会在许多事情中感受到无形的压力般，我们可以发现在本质上，对怀孕所抱持的偏见反映了社会对于女性（有时甚至是人类）生理特征的否定。我们经常无法获得避孕措施或计划生育保险，就好像意外怀孕的成因像一桩谜案般。此外，如同本书后面章节所言，生理年龄对于老年人而言，也成为他们在职场上受挫的主因：如果他们无法「克服」生理上的差异，他们就是失败者，而履历上所标示的年纪对他们而言，就像是一种出卖。
当然，「我们的生理条件是否会界定我们的人生与职业」，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争取平等的关键战斗中，女性主义者吶喊：「生理不该左右命运。」但这个口号并不意味着实际的生理差异不存在。但只有当女性在职场上的表现与男性相同、或甚至更好时，才会被视为一个有价值、有生产力的员工。南诺回忆起自己怀孕后期在不同公司工作的情况，回想自己是如何穿着全黑的裤装、留着几乎齐颈的短发和使用发胶，「打扮得像个男人」，企图模糊自己的性别。然而，怀孕后的她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因此她总是伪装成趾高气昂的模样走在街上，尽可能争取四周的空间。
对我而言，南诺的大摇大摆和其他女性尽可能隐瞒上司自己怀孕的行为，就像是另一种隐匿型怀孕，就是伟大的社会学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称的「掩饰」（covering）。[21]而这些也是人们如何遮掩并混淆受污名化身分─即高夫曼口中的「受损身分」（spoiled identities）的最佳实例。无论实境秀怎么演，或贺卡上的问候有多么地亲切，美国社会下的「孕妇」，就是一个受污名化（stigmatized）的身分。
此种态度就埋藏在南诺等中产阶级女性工作者因为过早怀孕，所遭遇到的惩罚中。延后、规划、等待是中产阶级工作者的口号。当上司也能主宰员工的家庭生活时，生活重心的紊乱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在怀孕的等式中加入体制内的种族歧视与美国种族间不平等的财富分配现况，我们很快就能发现黑人家庭处在一个更为糟糕的情况下。与白人同事相比，黑人女性可依靠的储蓄更少，因此更无力负担请产假，或因为怀孕和生产所导致的医疗账单。
这些是南诺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所经历过的战役。一九六四年美国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的修正案《禁止歧视怀孕法》（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颁布至今已经将近四十年。该法案宣称任何基于怀孕或生产所产生的偏见，都属于违法的性别歧视。一名雇主不得因任何与怀孕相关的情况，拒绝雇用女性。一九七八年，在我六岁那年，国会通过了禁止歧视怀孕法。「禁止歧视怀孕法对雇主政策带来立即且显著的改变」，法律学者德博拉·布雷克（Deborah L. Brake）和乔安娜·葛罗斯曼（Joanna L. Grossman）写道。[22]藉由陈述怀孕不该影响一名员工的薪资或升迁结果，《禁止歧视怀孕法》希望能终止所有恶劣的性别歧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下级法院的阐释，禁止歧视怀孕法的效果被弱化了，其对于怀孕歧视的定义也变狭隘了。这份法案的效果之所以难以发挥，是因其对于歧视所给定的定义不够详尽。身为一名律师，南诺见过太多「雇主知道如何建立纸本记录」来面对女性员工的投诉；而她也见过这些雇主是如何利用这些纸本记录来赢得诉讼案。而这些都属于法学家琼·威廉斯（Joan Williams）所谓的「母性高墙」（maternal wall）─根据常用的「玻璃天花板」所创造出来的空间性隐喻，一道囚禁所有女性工作者的高墙。[23]换句话说，怀孕工作者必须面临多种歧视，而这些歧视部分源自忽视私人生活的职场环境及雇主，导致职业母亲经常被迫切割自我，将生产和早期育儿的艰苦过程与职业生涯彻底区隔。
什么样的改变，才能为女性工作者带来保护？美国性别平等法律中心（Gender Equality Law Center）等团体，提出了一些想法。，他们希望能给予男性、女性及性别中立者具备「薪水透明性」的有薪假法律，同时也鼓励男性（即便是非「高阶」工作者）能请（或向公司申请）产假；该组织同时也表扬了最出色的企业育儿假制度，并指出最差劲的做法。其他非营利组织也纷纷仿效，此外还有代表职场怀孕妇女及新生儿母亲的重大诉讼案，正在进行中。
如果企业能提供父母九个月的家庭假，那么必须承担怀孕责任的管理阶层或老板将会减少，因为所有公司都是一样的。如果压力能平均分散，那么因请假而产生的成本，就更有可能为大众所接受。
有些人则认为歧视本身所造成的产量下滑、员工流动率、以及因歧视诉讼案所耗费的时间、精力与金钱，让美国赔上了数十亿美元。那些因榨干员工生活并将怀孕妇女拒于门外的企业主，也为此恶名付出代价。这些恶名玷污企业的公共印象，如早期被视为劳工乌托邦的科技业，现在却成为高级血汗工厂的代名词。如同担任美国性别平等法律中心组织律师的萝伦·贝特斯（Lauren Betters）的看法，他们希望所有公司─尤其是小公司，能明白即便女性休假，也不会因此让公司陷入经营危机。
是的，与没有怀孕的女性员工相比，怀孕员工的获利能力或许会下降。但这也没关系。我们应该单纯地拥抱生命价值应高过于经济产值的价值观。那些愿意在职场上坦白自身处境的女性，也不该因此受到惩罚。
「我是一名投诉者，而我认为当你受到不当对待时，就应该提出申诉，」南诺对我说。「但妇女也需要为挺身而出付出代价，」她坦承。
二○一六年十月下旬，南诺让我参观了她的家，一个几乎由她和先生家中传家宝所点缀的家。倚坐在风格现代的靠枕堆之间，有那么一瞬间，你几乎分不清自己身在哪个时代。我们坐在她那下沉式的客厅里，一边喝着花草茶，一边吃着胡萝卜薄片色拉，偶尔看看她祖父的时钟，以提醒自己时间。她说挂在楼梯周围墙上的照片，显示了夫妻双方家族中职业妇女在美国与德国的故事。「我们并不是生来就很富有，」南诺解释了她和先生家庭的状况。「我们或许拥有一份非常体面的工作，但我们也必须持续工作。处境与我们相似的中产阶级，根本无力负担因为怀孕或生产而离开职场几年的经济压力。」
她推迟了怀孕，认为等到自己终于「有小孩时，应该一切都不一样了，而这自然也包括了拥有足以负担养育孩子的财力。」说着说着，南诺似乎有些怀念那个对于未来还抱有些许憧憬的自己。
然而，这不仅仅是她自己人生的问题。
她此刻的故事和其他与之相仿的故事，反映的是一个更为巨大的现实。
在未来的十几年里，我们在如何看待与支持家庭（包括怀孕员工）的改变上，还需要继续努力。对于并不富裕的母亲而言，这就是她们眼前的「阶级天花板」，一个融混了性别与经济状态的毒瘤。
至今，这些限制依旧形塑且扭曲我们许多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