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无用？
波林（Brianne Bolin）、或如她要学生这样称呼自己的伯芮安教授，就像是隐形人。在我抵达位于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即她教授写作课的地方后，我询问前台的助理该去哪里找她。「波林？」女助理一脸茫然地反问，并快速浏览了一遍教职员名单。「非常抱歉，我找不到这个名字。」上头没有波林·伯芮安这个名字，尽管这几年下来，她每年都在学校开四门课，但她连个联络电话也没有，更别提研究室。
原本想要带我参观校园的波林，匆匆赶到大厅。她将满头红发扎成马尾，黑框学院风眼镜左侧靠太阳穴的地方，缠了一圈红色电线绝缘胶带；几个月前这副眼镜摔坏了，但她买不起新眼镜。波林为了今天的会面，着实细心地打扮了一番：黑色背心（她后来告诉我这件衣服来自旧货店）、牛仔裤（也是来自旧货店），和一个解剖学风格的心型黄铜坠饰，用一条细细的黑绳串起，挂在她的脖子上。对波林来说，这是一个难得且梦寐以求的夜晚─她有一个八岁但行动不便的儿子，名叫芬恩（Finn）。芬恩父亲的未婚妻答应为她照顾孩子，但此刻的她情绪有些激动，无法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夜晚。她刚刚得知那名女子和芬恩的父亲即将结婚，因此在婚礼期间他们将无法照顾男孩。又一次地，她只能靠自己。
在她向我展示了计算机实验室和学生们的抽象摄影及录像装置后，我们为了谈话而在学生休息室坐下来。那是一个摆放着现代时髦家具且能欣赏格兰特公园（Grank Park）和密歇根湖（Lake Michigan）绝美景致的地方。此刻，比起焦虑，波林更像是愤怒。作为兼任教授，每一堂课她可以赚四千三百五十美元，年收入则低于两万四千美元。在我跟她见面的时候，她的银行账户里只有五十五美元，待支付的信用卡账单则为三千美元。她以九百七十五美元的代价，在芝加哥郊区一个沿着铁路、每二十分钟就会有一辆火车呼啸而过的地方，租了一间两房的房子，而她已经欠了一个月的房租。她的书架上放满了研究所时读到、至今依旧能琅琅上口的诗集与哲学书籍，还有她搜集的一九六○年代法国黑胶唱片，而她却只能依赖食物券来养活自己与儿子。此外，由于她的工作不提供医疗保险，因此她们加入了由各州及联邦政府针对贫困者所推出的医疗照顾计划。而伊利诺伊州给予如芬恩这样年纪孩子的保险补助，其家庭收入需受限于联邦贫穷标线的一四二％：在二○一四年，此金额为两万两千三百三十六美元，在二○一七年则为两万三千零六十美元。[1]这意味着波林的收入不能超过此金额。「事情不该如此的。」主修英文的波林，知道这句话就像是陈腔滥调，但她就是无法不去想这件事。事情不该如此的。
大学时代，波林就读位在遥远南边的东伊利诺大学（Eastern Illinois Univerisyt），成日与书籍相伴，「和朋友住在拖车公园里，读着吴尔芙（Virginia Woolf）和莒哈丝（Marguerite Duras）的小说，并为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及金斯堡（Allen Ginsberg）关于『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叛逆而痴迷，」她如此回忆。她获得大学及硕士学位，修读前卫诗词。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学术界的明日之星，毕竟东伊利诺大学不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但她确实想过自己可以获得一份薪水还过得去的稳定工作。「我喜欢美好的事物─我是小小中产阶级分子，」她说。「我以为到了三十五岁的时候，我就可以穿着没有破洞的衣服，银行里还有一点积蓄，但现在的我只能在慈善旧衣回收中心Goodwill购物。我穿着只要五块美元的Banana Republic西装夹克，而这些衣服总是很快就坏掉，毕竟之前早就经历过其他人的磨损。是我的梦想让我沦落至此。这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但我确实无法不去想，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如今许多政治辞令谈论着该如何拓宽人民触及大学教育的机会（因为有充份的证据显示，教育程度能提升经济收入），但在历经金融危机的世界里，良好的教育并不能让你免于在贫穷线附近徘徊。在接受粮食援助或其他形式的联邦救援人口中，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数自二○○七年到二○一○年间，成长了三倍；接受援助的博士学位持有者人数则从九千七百七十六人上升到三万三千六百五十五人。[2]具体而言，二○一三年领取食物救济的家庭之中，至少有二八％的家庭其成员中的最高学历为大学以上。根据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经济学者的分析，此比例在一九八○年仅为八％。[3]
这是经济「压榨」对父母与其子女造成的影响之一。高等教育贫穷潜伏在那些遭遇怀孕歧视的女性身旁。如果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父母也只能勉强负担其子女的生活费，那一般的美国父母又该如何？当一名怀孕女性发现自己在就业市场上根本没有选择余地时，她又怎么敢因为缺乏育婴假或不良的工作环境，挺身对抗体制？当托儿所的费用超过自己的薪水时，员工又怎么会以为自己还有余裕抱怨？毕竟，她知道要想获得和保有一份工作，是多么地不容易。举例来说，根据一项针对五百名兼任教授所做的调查发现，六二％的人因教书所获得的年收入低于两万美元。[4]如果他们胆敢抱怨，下场或许就是失去下一次上课的机会。
上一章所提到的怀孕歧视，不过是职场对于我们身体所采取的一种压迫形式而已。本章所提到的高学历贫困者，则是另一种不同、但与之息息相关的基本案例。在今日的美国环境下，一个人很难将其自身享有的文化与社会地位「传承」给自己的后代。毕竟，当我们的孩子高中毕业时，他们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负担和其父母相同程度的教育？或甚至是研究所？他们是否能保有和父母一样的社会信心，亦即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信念？他们还在乎所谓的「职涯曲线」（career arc）吗？
高知识分子向下流动
如同波林之于她所任教的学校，高等知识分子贫穷者普遍藏在美国这个国家内。「没有人知道或在乎那个住在拖车停车场里的我，拥有博士学位，」住在俄勒冈尤金（Eugene）、抚养一名孩子、曾经在大学里教语言学，如今却依靠福利与食物救济维生的兼任教授佩特拉（Petra），如此说道。明尼苏达的图资管理员和网站开发者米雪儿·贝尔蒙特承认，很少朋友知道她的经济状况如此窘迫。她说：「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自己是暂时经济拮据的百万富翁，我也不例外。」
这些教授与其他受过教育与培训的工作者，面对的是中产阶级流众最典型的困境：债务、工作过量、孤立无援、以自己的贫困为耻。他们甚至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像是和伴侣喝着爱尔淡啤酒的约会，或和朋友谈论自己的困境并交换八卦的聚会。他们几乎不放假。
在这些人之中，许多人都表示尽管父母的学历或许不如自己，却拥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当我在和这些中产阶级流众交谈时，总会听到他们不断责备或嘲笑自己。追求崇高的职业与想要美好事物的欲望，难道错了吗？他们觉得自己错了。
他们的人生自然也不像那些年纪较长且生活更有保障的同事们，更遑论与自己原本预期的轨道，有多大的差距。
波林透过网络，和一群与自己出身相仿的同伴们保持联系。其中一个是她在大学时期认识的朋友，叫贾斯汀·汤玛士（Justin Thomas），拥有历史硕士学位，现在于帕克兰学院（Parkland College）及湖滨学院（Lake Land College）担任兼任教授。在这些离芝加哥三个小时车程的学校里，汤玛士每个学期会开四至六门课，而湖滨学院会付他每门课一千六百七十五美元，帕克兰学院则为三千一百美元。在每个学期开始后的一个月，他会收到薪资，而在收到薪资之前的四周里，他的两个女儿每天晚餐都是干酪通心粉和烤马铃薯。（由于他没有取得两个孩子的全部监护权，因此没有领取食物券的资格。）「我会对她们说，『对不起，我实在没办法帮妳们买其他东西，就连冰淇淋都不行。』」他说，并在继续开口前，哽住了一会儿：「对我来说，要想帮女儿达成梦想，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梦想。」尽管他会在夜里到父亲的工地兼差，但手头依旧很紧。「我很想让女儿去上音乐课，她真的很有天分。但现在的我没有任何资源，能让她充分发挥自己的天分。」
然而，受过高等教育却向下流动的大学教授们，并非偶然的现象。其他受人尊敬的职业，也正在失去昔日的光环。根据全美法律就业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w Placement）的调查，法律系毕业生的就业率从二○○七年的九二％下降到二○一二年的八四·七％，并来到二○一六年的八七·五％。而二○一二年法律学系生的平均负债金额为十四万美元，与二○○四年相比，上升了五九％。[5]（在稍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谈到为此所苦的人。）在经济衰退期间失去工作至今依旧没能重拾工作机会的行业，还包括了建筑业、市场调查、资料分析、书籍出版、人力资源和金融─尽管这些工作的就业条件或吸引到的人口，往往是具有硕士学历者。对我而言，让此种压迫更为严重的元凶之一，是那句经常浮现在我们耳边的呼告：「做你所爱」（do what you love）。这句话总是劝诱着中产阶级，要他们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出于好意的精神导师和企业们，频繁使用这句格言。我自己也经常听到这句话。那些总爱劝别人「做你所爱」的人，成功地让自己看上去令人称羡，并从底下的员工身上榨出更多劳力。这则忠告的目的原本是想推翻过去总认为工作是一种职责、一种屈从而非激情的想法。工作对于一个人的人格，以及其内心对于重要性、价值观的形塑，有着愈来愈显著的影响。然而，有些历史学家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常态。反观上一个世纪，人们之所以工作，往往是出于经济压力，而他们心目中的天堂，是一个不用工作、流着奶与蜜的土地。（贵族们自然是希望什么事都不用做，凭着自己的家产而活。）
让我们将「做你所爱」这句咒语代入眼前这一切；此刻，我就坐在庞大的共享办公室WeWork桌子前，打着这段文字，而这句咒语醒目地印在这间公司的员工T恤上。我凝视着这句标语，期待那名此刻身穿着这件T恤、正在补充咖啡的年轻女子，能真的在某处实现这场美梦。我脑中想起许多自己认识的年轻与中年父母们，是如何遵循这句格言，却导致自己不得不吞下那一言难尽的苦果。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做自己所爱，该如何生存下去？世界上的其他人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对于许多记者、新创工作者等那些虽不稳定但「具有创意」的产业员工来说，这句格言有时甚至具有某种强制性。这些工作的光环与声望，就是这些以长工时换取低薪者的收获。
美国人民彻底浸淫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萝伦·柏兰特（Lauren Berlant）笔下的「残酷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氛围中。根据柏兰特同名著作，所谓的残酷乐观主义存在于「当追求的目标实为阻碍自身健全发展」时。[6]在「做你所爱」指令中所存在的虚无缥缈理想之下，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同柏兰特所写，无论是「向上流动、工作保障、政治与社会平等、愉快且持久的亲密关系」，我们的个人安稳及未来已残破不堪，而我们却依旧相信自己可以「做你所爱」，即便美国已经没办法再帮助我们从生活与工作中「获得正面回馈」。我们这些「做你所爱」的创意阶级者所经历到的现实，有时更像是柏兰特所谓的「愚蠢乐观主义」，即「最令人失望的事」。
如同宫德光（Miya Tokumitsu）在自己那本《做你所爱》（Do What You Love）中所写，「做你所爱」这件事在美国早已名存实亡，只是企业用来加倍剥削员工的铐镣。[7]从科技公司到高档连锁餐厅、再到如乔氏超市（Trader Joe’s）等商店，每间公司都强调自己的员工是─或至少看起来是─快乐的。当然，还有更难察觉的剥削，如那些走进众所皆知的「做你所爱」虚幻花园小径的兼任教授、学校老师和记者们。或许有一天，他们能实时发现以追求所爱之名，被迫做着那些根本不能带给他们任何回报的工作。当我在基于人生的种种压力下、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创造力」以换取工作机会时，我这才明白：在坚持「做你所爱」的本质之中，隐藏着令人不舒服的阶级歧视。假使深信「做你所爱」的信念其实来自一个拥有特权的社会身分、一个风险较低且失败也不意味着赔上一切或人生终结的环境，那么对于那些不拥有特权的人而言，为了实践这句话会让他们落得何种下场？
在如今这个有时被我视为「中产阶级终结」的年代，选择养育孩子无疑会动摇那本就不稳固的结构：我们就像是在玩生存迭迭乐。
波林等那些工作岌岌可危的人们，本该是社会上的高知识分子。他们本该饮下权力的美酒。如果你觉得自己和工作的关系非常疏离，那么你或许该问的是：你是谁？
找一份「真正的」工作
在波林非常年轻的时候，她就期望自己能和工作有紧密的连结。她生长在伊利诺伊州中部一个小镇上，觉得自己和学校里的孩子们非常不同。第一点，她是养女，也是家中的独生女。最初，她通过测试并进入资优班，她的母亲也骄傲地称她拥有「令人畏惧」的智商（尽管在她进入青少年时期后，母亲的词汇变成了『难搞』）。进入高中后，她不太能适应学校，变得非常情绪化，总是穿黑色的衣服，并时常沉浸在阅读中。
上了大学后，她很快就觉得自己找到了容身之地。「文学赋予生命另一番回响，」她说。接着在她升到大二时，她的男友令人震惊地被室友杀害了。这场悲剧让她更常将自己埋藏在文学中，尤其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和乔治·奥本（George Oppen）的诗集。灵魂是什么？她想着。男友的灵魂存在于某处吗？「我以特有的方式，建立起我和这些作家的友情，」她说。「那时的我很孤单─现在也是如此，而书本能让这个世界更美丽。」
然而，她说，学校里的人从来没有告诉她，踏入学术圈或许不是最明智的就业选择。相反地，教授美国浪漫主义、也是她最喜欢的教授麦克·劳登（Michael Loudon），总是鼓励她到办公室里聊天。（他现在退休了。）「他对我有信心：他知道我一定会继续研究当时正在研究的题目，并写出一篇论文。当然，他没有想过我会拥有一份了不起的工作，但他认为我可以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这算是某种天赋。」
一九七五年，在劳登念大学的时候，获得全职终身职（tenure-stream）的教授，占全美教授的四五·一％。然而到了二○一一年，仅有二四·一％的教授获得终身职：也就是六名教授之中，仅有一个人能实际拿到终身职。[8]像波林这样的兼任教授或兼职教授只是附属的，意味着他们属于非终身聘用教师，因此这些受过良好训练及教育的人，有许多面临经济困窘。波林上大学时，这个现象开始发生，但她和父母并没有察觉到这个趋势。她的父亲没有上过大学，一辈子替泛世通（Firestone）制造轮胎；她的母亲则是家庭主妇，拥有家政学学士学位。「早上九点打卡，晚餐时间回到家，」她如此形容父亲。他的工作只是为了谋生，没有其他意义，而他或许也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追求做自己所爱之事。
即便如此，当迈入二十岁中期的波林于毕业后，立刻找到一份位于芝加哥韦斯特伍德学院（Westwood College）教写作的教职时，用存款替她支付大学学费的双亲，对她刮目相看。（一个学期后，她转到哥伦比亚艺术学院任教。）她希望能教文学，但她说自己也很喜欢基础写作，且乐于帮助学生精进写作能力。此外，芝加哥让她感到兴奋。她从未见过这么多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她能日日夜夜听到各式各样的音乐，并尤其喜爱犹太传统音乐克莱兹梅尔（klezmer）和巴尔干的民族音乐。她甚至组了一个两人乐队，演奏乐器包括了手风琴、用海上旅行箱做成的低音乐器、一桶铁链和一台打字机。「我在经济上不算宽裕，但我就跟城市中那些二十六岁的人没两样，和几个室友合租房子，举办那些有现场演奏的派对，享受人生，」她说。「我没有认真的伴侣，对未来也没有计划。我尽情挥霍年轻。」
接着，二十八岁的时候，她怀孕了，对方是一个二十岁、来自她喜欢的乐团的随性男孩。她知道养育孩子的责任将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但她说自己从未想过堕胎。然而，不幸的意外发生了：芬恩生来就因为脑性麻痹而不良于行。为了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她辞掉工作长达数年，并搬回父母家中。她的母亲以她为荣，但这次不是因为她是学者，而是因为她一肩担起照料这个有着蓝色大眼、一头姜黄色头发、没有人帮助便无法吃喝行走、一天之中需要数次将他那孱弱的身体从轮椅上移动到别处的男孩。
二○○八年，在芬恩两岁时，波林回到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并尽可能地多开课。但她的老板警告她，她或许永远都拿不到终身职。「学术圈再也不是理想的职业选择，」波林说道。那些批评她「被击倒」、指责她因为「未婚生子」而落得这般下场的人们，并没有给予她任何帮助。这些令人反感的反对者，和波林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这些令人痛苦的言论，无法改变她的人生轨道。她的处境已然定型。她隶属于一群除了能获得父母或网络社群些许帮助，社会根本无法给予他们半分援助、而他们对未来早已茫然若失的族群。
对于这种困境的其中一个反应是：忘了你自己！找一份能缴清账单的工作！或如同前人类学教授、如今为顾问公司「教授来了」（The Professor Is In）创办人的凯伦·卡尔斯基（Karen Kelsky）所言：「找一份『真正的』工作」。（此刻我不得不停下来思考，为什么对卡尔斯基而言，教授不算一份『真正的』工作。）卡尔斯基的客户以每小时一百五十美元的价格，雇用她为他们编辑个人档案或履历。两封电子邮件的咨商费为十五美元。一个小时的Skype面试准备讨论为两百五十美元。她表示，这些是她所能给予客户在重塑自我方面的帮助，以及帮助某些人表达，对于自己的工作正在消失的情况所出现的「愤怒、绝望与失望」。
「为了照顾孩子，担任兼任教授可能会累积大量债务，」她指出，而这个过程「让他们必须奔走于五个校园间，摧毁了他们的健康，并陷入恶性工作循环。如果你已经尽力尝试了，那么是时候该迈出新的一步了。」她帮助那些无法走上终身职这条路、或最终没能获得终身职只好从头开始的研究所毕业者，找出市场可能需要的分析、数据搜集、写作、公开演说等技能。如卡尔斯基这样的顾问与专家存在于学术圈、法律圈等高等行业的事实，反映出该职业领域所面临的困境。
尽管波林是卡尔斯基部落格的死忠粉丝（不用说，她自然是无法负担一对一的咨商服务），且卡尔斯基的忠告听起来非常可靠，但因为照顾儿子和工作已经日渐消瘦的波林，说自己真的无法腾出时间来寄履历或接受额外的培训（后者自然不会是免费的）。她也曾想过去商店打工以贴补家用，但照顾芬恩的看护费实在太高了。她说自己几年前曾经开始接受语言治疗师的训练（芬恩自出生开始后，就需要接受语言治疗），但随着她学得愈深，她也变得愈来愈沮丧。最终她放弃了，光和自己儿子进行练习就够让人痛苦了，更遑论和其他有类似处境的孩子交流。二○一五年，她一直在找校园工会组织者的工作，用实际行动来提升兼任教授的待遇，但这个计划也没能成功。
当收入只够填饱肚子
波林的困境不仅仅肇因于时间不够用。如同社会心理学家针对已发现的「决策疲劳」（decision fatigue）所做的研究，作为贫困者需耗费极大的心力。即便金额再低，他们仍旧需要持续针对所有开销进行衡量，像是：没错，或许我应该多买几块正在大减价的肥皂（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曾在贫穷的印度农村进行此一实验[9]），但如此一来就无法负担这个星期的药品或食物了。与波林一起走在那个对她而言只会让她自惭形秽且超过她消费能力的乔氏超市里，我见识到了要想让开销维持在食物券所补贴的三百四十九美元范围内，是一件多么令人筋疲力竭的事（只有在夏季不上课的时候，波林才有资格申请食物券补助。此外，当她的月收入低于两千美元时，她还可以申请六百美元的社会安全生活补助﹝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由于患有乳糖不耐症的芬恩只能喝昂贵的杏仁奶或米浆，因此波林只能买每磅五十九美分的量贩鸡腿包、一袋四十九美分的红萝卜，以及单位价格最便宜的牛绞肉。「我曾读过一篇部落格文章，指出人们是如何浪费二十美元在快照服务或高级的干酪上，」她说。「我绝对不会那么做。」
当最基础的生存都需要耗费如此多的心力时，已经没有多少余力可让他们进行长期规划或鼓起勇气─如波林知道自己该做的那样。「我必须靠抽烟来纾解压力，」她说，一边热切地卷着自己的烟。访谈的那个晚上，我约她在酒吧碰面，而她发现除了香烟外，大量的玛格丽特也能缓解压力。她说总是自己吃药；平时，她会使用镇定剂Xanax来对抗焦虑。她还会每天服用抗忧郁药。如同二○一五年因为在部落格中赤裸写下自己的最低工资生活而引起全美轰动的琳达·提拉多（Linda Tirado），在自己那本《当收入只够填饱肚子》（Hand to Mouth）所写的：「拚命工作却很穷真是他妈的让人崩溃。」[10]
过去，教育曾经是进入中产阶级生活的管道，如今却再也无法扮演这样的功能。学术圈和其他领域的工作要不是陷入危机，就是濒临灭绝。波林就跟许多人一样，紧紧攀附在那已经岌岌可危的阶级边缘。
当波林带我去逛她在芝加哥最喜欢的区域安德森维尔（Andersonville）时，或许是她被绝望刺痛得最深的时刻。她的教育背景影响了她的品味，她兴奋地窥视着橱窗内摆放的中世纪古董、人造花、手工帽、用欧洲啤酒做成的太妃糖。她告诉我，自己是一个美食主义者，喜欢白酱意大利面和鸡尾酒鲜虾，还有奥地利蛋糕店那可以外带的欧培拉蛋糕。但与她自己住的布鲁克菲尔德区相比，安德森维尔的咖啡厅和餐厅价格都在两倍之上，远超过她的能力范围（就如同她的房租）。她在一间女性主义书店前停下来，希望自己可以买到一本关于性与女性主义的书，或一系列关于如何在网络时代生活的文章选集。
隔天，我和波林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芝加哥的林肯公园（Lincoln Park）里推着芬恩的轮椅四处散步。在游乐场里，芬恩身体朝下从溜滑梯上滑下来，脸上还带着大大的微笑。然而多数时候，他总是因为生理缺陷而挫折地尖叫着，但他不过是想踢踢球或跑来跑去而已。波林的愿望并不是太难：做和现在一样、但雇佣关系更为稳定的工作，并同时获得三万五千美元的年收入。「有这样的收入，照顾芬恩就没有问题了，」她简单地表示。如此，她就能替芬恩换一辆更大的三轮车─尽管他连行走都很困难，但他却非常喜欢骑车。此外，波林也表示她很希望能遇到一位值得用心相待的伴侣，两个人能一起分享日常生活，像是如何照顾孩子等。但现在，她还没有遇到适合的感情对象。
随着黄昏的降临，她指着一对黑发、外型亮眼、带着刚学会走路的儿子坐在长椅上的夫妇。这对夫妇的身旁放着一辆时髦的婴儿推车。「每当我遇到那些拥有工作、看上去相当完美的夫妻时」她说，「我总是想问他们：你们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如同我们每个人，波林既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却也和众人并无二异。她是美国中产阶级内的其中一层─劳心工作者（brain worker）。她也是那些因为母亲身分而受到压迫的兼任教授之一。身为身障儿童的母亲，压力更大。波林也属于那些深信自己受到剥削的工作者之一（他们想得没错），属于那些投给独立或离经叛道总统候选人、只因为对现况不满意的人。二○一六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她仔细浏览了每一位大选候选人，希望找出一位能对身障者，尤其是贫困且行动不便如芬恩这样的孩子，给予帮助的候选人。但就此点来看，每一位候选人都半斤八两。
劳心工作者的难处
处境和波林相似的兼任教授，处于一个特别脆弱的地位。在许多学院和大学里，兼职工作者必须承担大量的授课时数，而此一现象也直指美国伟大教育机构下教授职位的讽刺之处：成功的学术生涯往往建立在不教书的基础上。研究生和兼任教授负担了大量的授课责任，尤其是基础课程。而获得终身职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只需要负担较少的授课时数。和波林同样的教授们，他们的工作内容是由供应方来决定。对于社会长期以来坚信「取得一个稳固且表面上看似明智的研究学位，是通往更好生活」的信念，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因为这再也不是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
而学术市场上最泛滥的事物莫过于自责，像是因学费欠下的债务，让他们不断谴责自己居然想要去那些地方念书、或没办法利用自己的高学历找到高薪的工作。理想上，能让他们停止责备自己（或更糟的─责怪受压迫的少数）自然是最好的，但除此之外，还必须让他们理解，隐藏在他们命运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力量究竟是什么？换句话说，让他们知道造成眼前困境的，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体制的失败。
劳心工作者也会因为另一种发展而受到挤压：随着教育优势转向科技领域，人文学科也因此凋零。产业与商业迫切需要准备充份的应征者。而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是一个如Google等大公司会要求新进员工必须拥有工程学位的世界。就政治情势而言，每个国家都希望能透过科技领域上的实力，以确保自己的国际竞争优势。而这样的社会影响非常残酷。整个就业部门逐渐萎缩，而那些未接受过新经济现实训练的人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一边努力地想要保有既有的社会地位，同时还要在机率、个人、社会及政治上，和他们怨恨地称之为「菁英分子」的族群抗衡。川普（Donald Trump）惊人的崛起，或许可以视为中产阶级市民与美国统治阶级间，所出现的鸿沟。对我们来说，这应该不算什么新闻，毕竟自里根时代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然而，学院和大学对于此一至少超过一世代的社会变迁，却接受得异常缓慢。
拥有人文学位曾经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如今这份光环却已不在；对现代社会而言，这份学位证书看上去就像是古老的勋章。然而，即便在英文学系衰退后，校园文化却没能跟上这样的改变。在过去十几年间，教育机构积极地发展科学领域。即便是大学的行政部门，也会因为缺乏资金或注册人数过低等理由，拒绝给予人文学科经费。大学风气也大量转变为以专业为导向，而非教育。
种种改变，让波林陷入困境。她所身处的环境，是一个不再视享受休闲时光或接受「高级文化」熏陶训练等事物为主流的时代。[11]人文科学或许也能蹒跚地拥抱科学。现为肯塔基大学（University of Kentucky）文学学者的莉萨·曾辛（Lisa Zunshine），在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时曾经使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来研究现代主义作家的读者。[12]她没有选择在狭窄的办公室或图书馆阅览室进行研究，而是选择走进实验室。聪明的波林，确实可以接受如调查大脑这样的训练。但在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接受这样的新训练。她的困境并不在于她顽固地想要撑下去，而是扎扎实实地受困在现实，并且正逐渐往下陷落。
在我和波林等其他处境相同的兼任教授交谈时，对于自己曾经一度差点成为兼任教授母亲这样的事实，感到非常冲击。一开始，我也依循同样的途径成为英文教授，而我也可能就如波林一样成为永远的兼任教授，努力拉拔自己的女儿。在我那羞涩的二十三岁时期，我总是扎着一个紧紧的包头，读着乔治·奥本（George Oppen）那本于一九六七年出版并造成轰动的《无尽之数》（Of Being Numerous）：「为个体的残骸所痴迷、困惑。」在我闲暇时光、或搭着纽约地铁Q线前往布莱顿海滩小区大学指导那些没能通过基本阅读与写作测验的学生时，我总是反复读着这本书。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试着教学生诗词，而一名男学生在我的桌上留下了一张写着淫秽言语的纸条。有些时候，我是成功的。那时的我是一个狭隘且专注的人，一个希望能透过诗词展开新「事业」的研究生，空有满腔不切实际的野心。尽管这听上去或许有些可笑，但随着我教课的时间愈长，我觉得自己口语表达的能力进步了，观察力也更为犀利，即便是面对一个情愿玩着教室里的百叶窗也不愿意将注意力放到诗词上的年轻男子。当跟我同年的人都追着珍珠果酱乐团（Perl Jam）或德瑞医生（Dr. Dre）时，我却更热爱诗词，我认为诗词具有疗愈的能力。
当我们还年轻时，我们不太可能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但与现在的我相比，二十三岁的我更了解自己。而现在的我，绝对愿意放弃诗词，即便只是为了交换继续待在我所拥有的中产阶级环境里。我知道为了生活，我必须放弃这些事物。
对我和美国许多劳心工作者而言，学术职位曾经具有的安稳与尊敬，以及拥有中产阶级生活的承诺，几乎荡然无存。对于自我意识的认知，变得摇摇欲坠。而不稳固的阶级认同，则成为不幸的一大导因。
阶级的向上流动向来被视为进步的象征。过去，人们认为这样的流动能让自己脱离贫困的乡村。他们认为只要接受适当的训练，自己就能移动到一个崭新、更为舒适且更具价值的地位。
但对当代的部分人口而言，这份承诺出了错，并让他们向下流动。对许多聪明的工作者而言，良好教育换得的只是庞大的学贷债务，而不是美好的未来。
曼哈顿柏鲁克分校（Baruch College）的人类学教授卡拉·贝拉米（Carla Bellamy）受访时，同意这就是当前现况。在我于三年前认识她时，她获得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每年有七万四千美元的收入，和先生住在一起。当时的她肚子里正怀着一个孩子，家里还有七岁的女儿。她的先生是一名兼职作曲家，还是一个音乐机构的执行长。
在第二个孩子出世后，贝拉米的生活陷入一定程度的困境。她利用有薪育婴假来照顾两个孩子。接着，由于两个孩子的幼儿园与育儿费用，让家庭债务负担变得愈来愈沉重。她先生的工作并不算稳定。贝拉米的一只脚已经踏出了中产阶级外。
我努力工作，但没空休息
处境和贝拉米相似的人们，总会忍不住质疑：「中产阶级」这个词汇对当前社会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她似乎符合所谓的中产阶级，透过教育的途径，踏入一个拥有实践智慧与管道的阶级；她拥有文化资本或所谓的非金钱资本（与金钱或不动产等经济资本非常不同的事物）。
贝拉米受过教育，说话谈吐与穿着打扮，也很像是推动阶级流动的人。她是一位获得终身职的教授；她会练阿斯坦加瑜伽；与身为纽约上州福音教派成员的双亲相比，她接受过更好的教育，且更具备知识。
然而，父母所拥有的经济条件，远比现在的贝拉米及其家庭更好。举例来说，尽管父亲是公交车司机，他们仍然拥有自己的房子。在纽约过热的房市氛围下，贝拉米和她的家庭或许一辈子都买不起一间房。贝拉米开始和其他处境与自己相似的纽约妈妈聊天，谈论彼此的困境，但她发现光是讨论银行余额或每个星期的家庭开销是「不够的」。她内心总会有个声音说着：抱歉提起这件事。有着金发、甜美外表的她，很可能前一秒才刚去了游乐园或生日派对，后一秒却开始怀疑自己。「我到底要多少钱才能支应经济状况，」她思忖着。不断增长的债务又让她有多么地不安，她认为如果自己将这些困扰展现出来，会因此失去朋友。因此，她情愿咬紧牙关，对于那些犹如电影《乐来乐爱你》（La La Land）中纽约上流社会、可以将自己三岁或四岁的孩子送去接受资优测试训练班的朋友们，闭口不提自己的处境。但这么做让她无比沮丧。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她和先生又该如何付清六年的学生贷款？
二○一五年，在全美各领域任职的女性之中，仅有推测的一六％女性能获得年薪七万五千美元或以上的收入，[13]因此贝拉米担任教授所获得的薪水，已经算是非常优渥。今日，能获得七万五千美元及以上收入的黑人女性，比例远低于白人女性。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调查，白人男性每赚得一美元，黑人女性只能拿到六十五美分，比白人女性的八十一美分还低了十六美分。
但贝拉米并不是这么想的。确实，即便两人的总收入相加后高达十一万美元，但连托儿所的费用他们都快要负担不起。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和我交谈过的其他女性教授口中，有些人甚至会在身体无恙的时候请病假，以省下托儿费用。
「我们全部的可支配收入，都用于育儿上，」贝拉米说道。「尽管这件事称不上悲剧，但真的让人疲惫无力。我拥有事业，我努力工作，但我却没空休息。」
贝拉米曾经想过在暑假的时候去餐厅打工，但这段时间往往是教授用来写作或进行研究，帮助自己顺利取得终身职的精华时光，所以最后她没有这样做。但用整个暑假的时间追求学术成就，也让她的家庭陷入更大的经济困境中。（我曾经和一个住在郊区的兼任教授聊过，她表示自己曾经暗地里在一间意大利家庭餐厅打工，却因为在工作的时候遇到自己的学生而尴尬不已。这个故事提醒了我：有许多阶级焦虑感都是源自于害怕遭遇羞辱的不安。）贝拉米将自己的社交生活和珍·奥斯汀（Jane Austen）的小说做比较。在她认识的女性之中，成功打入或脱离郊区中产阶级生活圈者，全都要感谢她们的先生，伴侣愈富裕，她们就过得愈好，也愈不能理解其他人的困境。
与此同时，对于加薪一事她不抱持任何希望，因为雇用她的纽约市立大学（CUNY）基于预算问题，目前薪资为冻涨状态。「每六年我便可以外出用餐一次！」她讽刺地说。
后来，贝拉米的先生终于获得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在教会担任管风琴演奏家，年薪五万美元。这让两人的家庭总收入提高到十三万美元左右，这自然是个好消息。另外，由于她最近成为系主任且终于获得调薪，因此他们的收入又增加到约为十六万美元。然而，根据纽约市的房屋发展基金组织（Housing Development Fund Corporation）规定，夫妻两人的收入总额使他们失去购买可负担住房的资格，剥夺了他们搬家的可能性，这掀起夫妻两另一波对于金钱的焦虑，每一天，贝拉米都想着这件事。出于竞争心理所导致的焦虑，贝拉米对游乐区和幼儿园里遇到的其他中产阶级母亲们产生深沉的厌恶。「谁在乎我的孩子学到了哪些才艺？」她对我说。
在这些年里，我亲眼看着贝拉米因为这些看似和缓的压迫而开始热中政治。现年四十五岁，有一个八岁与四岁大孩子的贝拉米，在二○一六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成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最死忠的支持者，参加了布朗克斯（Bronx）的游行，为了参加竞选活动而七拼八凑地凑出托儿费、为了候选人打电话给银行、挨家挨户拉票。「桑德斯说出长久以来我所感受到、而其他候选人不愿意坦白面对的事实，」她一边推着女儿的秋千，一边对我解释。我们站在哈林区的某个游乐区内。「我对于不平等所抱持的感受与态度，让我倍感孤立，并也因此深深为他的政见着迷。」她能否将自己的社会阶级传承下去？在宗教虔诚的环境中长大、且只上过同等虔诚宗教学校的贝拉米，最终跃身挤入常春藤名校。但当她的孩子出落得如同她聪慧且专注的年轻女子时，也能跟她一样踏上同样的轨道、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吗？
在选举完的一年后，对桑德斯支持度依旧未减的贝拉米，对二○一六年总统大选结果非常愤怒。现在的她正着手准备自己的新书《黑暗天女，印度教的灾厄之神》。对她而言，「不幸福」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应景的研究题目。
需要援助的兼任教授们
对于那些年收入落在三万六千美元上下、拥有孩子、日子只能勉强餬口、离贫穷线不过一步之遥的高等教育在职贫穷者（working poor）而言，社会上确实有着大大小小的援助方案。有一个被我称之为「非典型工会」（unusual unions）的援助方案，就是针对那些薪资过低且经常处于绝望边缘的兼任教师。过去五年里，非典型工会成员（如兼任教授）的数量显著增加，尽管整体工会成员的数量出现下降。而这些工会也开始组织这些工作并不稳定的工作者，如兼任数学教授和快餐店店员。
今日，美国大专院校内的教师之中，有超过四○％的教师为兼任。[14]这些兼任教师的薪水如同波林一样，是根据开课数量来决定。为了在这令人沮丧的情况下获得些许保障，近期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校园内的兼任教职员们，加入了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的行列。在二○一三年，塔夫兹大学（Tufts）与其他学校的兼任职员们，决定组织工会。以二○一○年的标准而言，每堂课两千七百美元的待遇（没有任何其他福利）[15]，并不算太好。这也难怪我所遇到的兼任教授们，处境都跟玛丽葛蕾丝·甘纳尔（Mary-Grace Gainer）差不多，一半的家庭收入都要拿去缴房租，连在晚餐时多负担一位客人用餐的能力都没有。（甘纳尔的先生为了维持生计，偶尔会去担任校车司机。）身为在费城生活的家庭，天然气的开采导致房租上涨，因此在本就吃紧的开销又更紧绷后，甘纳尔一家人决定举家迁徙到费城的洛克海文（Lock Haven），一个她口中的「乡下地方」。然而此处的房租虽便宜，每个月却还是需要两千美元。此外，在甘纳尔需要教课的那几天，她必须开到六十英里（约九十六公里）外的学校，将所剩不多的现金花在油钱上。她的年收入约为三万六千美元。某一年，甘纳尔为了替五岁的孩子买生日蛋糕，不得不存了好几个星期的钱。
这也是为什么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或某些代表兼任教师的工会，希望能将每堂课的薪水调涨到一万五千美元，并包含福利配套。[16]非典型工会可能会对当前的大学营运模式造成极大影响，并期待最终能帮助部分劳心工作者脱离抑郁与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