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援助方案，被我称为「公平劳动标章」（the fair labor seal）。只有正当对待员工的学校，才能获得这个荣誉标章。而员工工作的公平性与稳定性，会影响大学和学院的排名。这个策略之所以能发挥效果，是因为美国父母在替其孩子挑选学校时，对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 World Report’s）的大学排名非常痴迷。而这些排名基本上是综合了许多因素，如入学者的SAT分数、申请人数对比接受人数等。但如果我们能在大专院校排名中，将兼任教授占比，作为整体教育质量的参考指针，结果会怎么样呢？假使兼任教授的薪水和上课时数也被视为排名因素之一呢？假使那些雇用全职或终身职教职员、给予兼任教职员不错的薪水外加一定程度就业保障的大学，就能获得（或被剥夺）公平劳动标章，大学排名又会出现怎么样的变化呢？
在采用「标章」这个制度后，大学就可以称自己为「公平劳动」机构，如同某些品牌喜欢称自己为「公平交易」品牌般。许多大学表示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成功吸引学生和家长的注意，学校往往需要砸大钱，而这个制度或许能给予他们一定的优势，同时还能让那些工作不稳定的教职员因为较好的待遇，而产生一定程度的激励效果。自然地，某些大学的行政部门或许不愿意分享这些信息，这是我们必须克服的难题之一。那么，是否干脆让学校内的兼任教职员自己来评鉴该机构是否有取得公平劳动标章的资格呢？
第三种援助方案的规模较小：如果校友捐赠者组织起来，将他们的捐赠用于提升兼任教师的待遇呢？为了让校友能做到这点─假使我们让学校有义务必须遵守这些有条件性的捐款呢？
我个人最喜欢、且或许是最合适的解决方案，则是波林想出来的一个点子。
创办援助组织
波林的其中一位朋友乔伊·傅雄尼（Joe Fruscione）在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担任兼任教授时，他时不时地就要到网拍平台Half.com上变卖自己的电动或家具，以换取现金。波林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任教数年，但她依旧经常需要依赖食物券购买生活用品。傅雄尼和波林的处境绝非特例。有鉴于实际情况如此恶劣，因此傅雄尼、波林，以及使用凯特·史基尔斯（Kat Skills）作为兼任教授化名的凯特·雅各布布森（Kat Jacobsen），决定创办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帮助受贫困所苦的教授们。为了反映成员的经济困窘与凝聚众人的心，他们决定将组织名称定为PrecariCorps（注：直译为「流众团」）。
首先，他们成立了网站，并宣扬该组织的使命：「作为高学历者的代理人，希望能给予经常在经济、情绪与心理上饱受压力的兼任教育者暂时性与欢迎性的援助。」透过这个网站，人人都可以捐款。他们建立了一套申请流程，会根据申请者申请的补助内容如研究素材开销、基于前述研究所进行的旅行或甚至是医疗账单等，来评估申请。截至二○一七年为止，这三人收到超过一百项捐款，以及五十份经费申请书。（他们告诉我，他们是无偿经营此一组织。）他们也将目前收到的一万美元捐款，全数分配给那些生活于经济危机中的兼任教授们。
在傅雄尼和一名有着不错收入的女性结婚前，「我的生活中只有慌乱、教书和焦虑，」傅雄尼如此形容那时候的自己。「我属于中产阶级底层，只有微乎其微的存款和IRA（退休帐户）或退休金。单凭兼任教授的薪水，我根本无法像现在这样，跟妻子一起申请领养孩子。我连门坎都无法通过。」
由于兼任教授的待遇实在太差了，最后傅雄尼离开学术界，转往业界发展。现在的他在定义尚不清晰的写作咨商界，担任文字编辑者─尽管他拥有博士学位、毕业于知名的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且在该校（和乔治敦）任教数年。
仍旧拚命着为困境寻找一条生路的波林，则获得一丝喘息的机会。在我刊登了一篇关于她的经济困境文章后，她在教职员信箱与家里的信箱中，收到陌生人寄来的支票与匿名礼品卡，甚至还有一笔五千美元的捐款。还有善心人士捐了一台三轮车给芬恩。波林告诉我，她将部分捐款分给了她在网络上结识的两名兼任教授朋友，因为他们比她更需要这些钱。
正因为这些善意，让波林相信自己可以透过PrecariCorps，进行更正式的活动。她的同事希望能替她支付电费或参加学术研讨会、买教科书的费用，而他们也认为其他兼任教授也应该获得同等的帮助。此外，他们还和傅雄尼讨论该如何创办一些如PrecariCoops这样的团体。而这也是PrecariCorps出现的原因：为了引起人们对其职业困境的关注。毕竟，兼任教授正是中产阶级受侵蚀现象下的典型代表。现在，比起学生们，教授更有可能是那个需要住在地下室、只能靠汤面和香烟维生的人。
对PrecariCorps而言，他们绝对不缺需要援助的兼任教授（包括那名会在周末去家庭餐厅当服务员的兼任教授）。像是接受医疗补助计划的中世纪学者般，或那个只能住在车上的「无家可归教授」玛丽－费斯·佐拉索里（Mary-Faith Cerasoli）。几年前，我曾在佐拉索里进行绝食活动以引起大众对贫困教师的关注后，跟她联络。在绝食六天后，她终止了这个活动。PrecariCorps同时也收到了一份申请，申请者因为大学拖欠应付薪资太久，导致他因银行账户透支累积了许多财务上的惩罚。[17]
PrecariCorps是一个还不够完善、刚刚起步的组织，就跟自行组织的慈善团体很像。但该组织也是捍卫兼任教师权益、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的发起者为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捍卫对象也进一步拓展到医院工作者与警卫，参与活动者不乏规模庞大的非常态性学术劳动力联盟（Coalition of Contingent Academic Labor）、新教员多数基金会（New Faculty Majority）和兼任者行动（Adjunct Action）团体。二○一五年二月，在全美兼任教授走出教室日（National Adjunct Walkout Day），美国西岸与东岸皆有上千名兼任教授、一般教职员和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获得一个更公平的待遇与更好的工作环境。[18]毕竟兼任教授的工作内容和终身职教授一样，且多数也拥有一样的学历。
每当谈论到兼任教师的待遇时，校内的行政部门总是宣称自己是出于预算考虑。他们指出为了避免提高学费，预算短缺的现实让他们被迫只能开出兼任教授的职位空缺，他们也表示自己只是臣服于美国学费大幅上涨的事实。美国大众对学费上涨发出严重的抗议。
但是，为什么学费成长如此剧烈？二○一三年，大量文章与研究指出，大专院校学费的涨幅超越通货膨胀，并指出公立大学雇用的行政人员数量远多于教师，除了造成冗赘的官僚体制外，也是种下当前此种恶果的原因。事实上，根据美国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的数据，在一九九三年至二○○九年间，大专院校行政职位的数量成长了六○％，[19]比终身教职员人数成长十倍。[20]为什么大学不将高昂的学费用于聘请学生每天都会接触到的兼任教职员，而是拿去请薪水过高的行政人员呢？
为了纠正这股歪风，并提升非常态聘用教师的待遇，兼任教授权利运动企图推动各州立法机关，针对州立大学与学院制定强制性合约，必须给予兼任教职员医疗与退休福利。这波权利运动中的参与组织，目前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举例来说，在科罗拉多州，希望能终结「科罗拉多州小区大学双重教职员待遇体制」的法案，正周旋于该州的立法机关内。该法案原本有望能让科罗拉多州成为第一个立法禁止此种被称为「教师兼职化」（Adjunctification）吊诡现象的州，但该法案最终未能通过（二○一五年）。[21]
PrecariCorps提供不同的策略。随着波林、傅雄尼和雅各布布森对于募款的想法愈来愈坚定，部分PrecariCorps成员会在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手里拿着那顶出名的毛帽，向那些拥有终身职薪俸的教职员募款。他们认为，那些足以立足、经济稳定的「曾经为中产阶级」职业从业者，应该拥有稍稍帮助那些陷于贫困之中同事的余裕。该团体最终的目标，是希望能强迫学校改善恶劣的劳动政策。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希望能诱使那些终身职成员们和他们团结一致，期待他们能打开自己那意大利制的高级皮夹，援助那些如蜜蜂般辛劳工作、以确保前者舒适生活的兼任教授们。他们会成功吗？只有时间（那个能让兼任教职员领到微薄薪水的事物），才能告诉我们答案。
当向上流动已成往事
波林和她的朋友及同事们让我们看到了，曾经具象征意义的中产阶级，如今正腹背受敌。在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改变已经重写了这个阶级的常轨。企业规模有了大幅成长且逐渐全球化；但在这些大公司的眼里，那些因限制工时的计算机排程系统，而被剥除人性的员工们，已经沦为不需要享有福利的合约劳动者（尽管于法律上企业们并不违法）。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更多相关案例。这些大公司的态度自然也蔓延到了以获利为目的的学店中。随着薪资成长停滞，过去能支撑起一个家庭的收入盛况不在。当前劳动现象激起了一个基于心理层面─甚至是生存层面的疑问，一个关于如今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做你所爱」格言的反思。「当破碎的未来成为苟延残喘生活的支柱时，乐观主义又会变成何等模样？」萝伦·柏兰特在《残酷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一书中如此问道。对于那些兼任教授以及你所认识、或即将在本书中认识到的中产阶级劳心工作者而言，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是谁？当我们缺乏线性或甚至曲线型的职涯展望时，我们还能期待些什么？过去，我们或许会对工作场所的安全性感到忧虑，或甚至视其为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口中的「疏离化监狱」（alienated prison）。[22]但反观现在？本该将满腔热情灌注在工作中的我们，却因为工作的不稳定导致对职业产生无比疏离的感触。对某些人来说，「做你所爱」的宣告已经沦为毒药了吗？如果事实真是如此，这样的现象难道是可被接受的吗？
那些向上流动的年轻职业父母已经成为旧时代的象征，此刻，是一个收入停滞不前的世代。对于中产阶级这个最大的劳动人口而言，停滞带来巨大的损失。
面对就业市场的新型态，许多高学历者者茫然自失。他们和过去那些只能依赖小扁豆汤而活的研究生或兼任教授不同（或如我二十年前在小区大学教书时，只能喝冰咖啡的日子）。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怀抱一丝渺茫的希望，期待终身职工作会突然降临。然而，就连这渺茫的希望都沦为不切实际的空想时，现实是多么令人不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要有中产阶级，就要有知识分子。事实上，无论是好或坏，有些时候知识分子也被视为中产阶级的「代言人」。
当我再次和波林联络时，她已经不在大学教书了。二○一六年，她开始攻读新的研究学位。
芬恩现在能走一点点的路，而他踉跄的步伐为所有人带来极大的喜悦。波林又开始接受语言治疗师的训练，并将重点放在替代性沟通上。过去因为学习这门职业而感到沮丧的波林，现在对于未来能和许多如芬恩这般无法使用语言的孩子接触、指导他们如何使用科技来与人交流的工作，充满期待。波林正在想办法筹措七万美元的学费。「我将获得一个足以在经济程度上养活我自己和芬恩的学位，一个极具意义且合情合理的选择。对芬恩来说，要找到合适的治疗师真的非常困难，而我可以填补这个空缺。」
约莫在一年后（二○一七年），波林正式成为语言治疗学系的全职学生。现在，她可以领取整年的食物券，并继续领取芬恩的身障补助金。另外，现在芬恩的父亲每个月也会给她两百三十美元。她在向家人借钱后，付清了信用卡卡债，并延长了她的助学贷款。唯一没变的，是她的信用卡账单还是在两千美元左右。现在已经十一岁的芬恩，就读一所专为身障儿童设计的学校（由公立学校支付费用），并接受治疗（除了语言治疗部分）。
近期，波林透过募资平台GoFundMe替芬恩募得马术课的学费。在她摆脱兼任教授这份工作后，她甚至戒掉了吃Xanax的习惯。
当她向长期任教的学院递交辞呈时，除了收到制式化的「听到你要离开了我们很难过……」回复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