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限托儿所──高压工作环境的沉重代价
在「迪斯托儿所」（Dee’s Tots Child Care）的花园里，在盛开的向日葵、麦秆和塑料汽车之间，坐着一个头发上串着小彩珠的三岁女孩和一个两岁、正在手足舞蹈的小男孩。这是戴乐萝丝·霍根（Deloris Hogan）预计在晚上六点四十五分以前，让他们回到父母手中的孩子。在她们身旁，还有四个同样在手足舞蹈的孩子，他们要一直等到深夜才会回家。此外，还有两个戴乐萝丝称之为「过夜宝宝」的孩子。迪斯托儿所的营业时间为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而这如此罕见的营业时间，也是基于孩子父母亲的工作时间非比寻常。
二○一四年八月的某个下午，孩子在充气城堡里跳上跳下，在盛着沙子的桌子旁玩沙，并吃着西瓜当点心。接着，天色渐渐昏暗。晚上八点半，三岁的奈玛（Naima）换上那件粉红色的波卡圆点睡衣。伊薇特（Ivette）和总是时时关心她的姊姊黛安娜（Diana），在一个下头垫着瑜伽垫的薄床垫上躺下。在微弱的灯光下，依稀可以看到墙上贴着的明亮海报、制服、一篮的洋娃娃和婴儿服，飘扬的彩虹窗帘将房间一分为二。一旁传来了《阿拉丁》（Aladdin）中精灵即兴演唱的歌声。
戴乐萝丝替两岁的卡登（Kadan）更换尿布；接着替一岁的诺亚（Noah）洗了澡。看着「极限托儿所」在睡觉时光前的最后一场冲刺，着实让人筋疲力竭（极限托儿所是我对这些近期大量激增、提供夜间时段、超早时段甚至整夜看护的托儿所总称）。我害怕即便在戴乐萝丝这般准备充分、且超高效率的行动下，还是无法赶在就寝时间前，替所有孩子洗完澡，到时我就不得不替她将孩子们赶到浴室，再带他们回到小床上。要是在戴乐萝丝将这些孩子赶上床前，这些小家伙就变成令人崩溃的爱哭鬼，又该怎么办？她该如何应付？迪斯托儿所的大房间看上去就像是正在举办一场超大型睡衣派对，然而，这只是非常平凡的一天。
迪斯托儿所不过是全美境内其中一间二十四小时制托儿所。光是在纽约新罗谢尔（New Rochelle）同一个街区上，还有另一间同样提供过夜服务的托儿所「小宝贝」（Little Blessings）。在我拜访这里的整个星期期间，小宝贝和迪斯托儿所被布置成犹如卡通大会的现场，用巨大的卡通人物多拉、蜘蛛人和五彩斑斓的灯光，企图赢取孩子的芳心。相较之下，有些二十四小时制托儿所则会以父母认同作为营销重点，取一些充满雄心壮志的名字，像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成功儿童二十四小时培育中心」（Success Kidz 24 Hour Enrichment Center），以及赌城的「完美儿童发展中心」（Tip Top Child Development Center）或「五星级托儿所」（Five Star Sitters）。
不正常工时的代价
这类行业的蓬勃发展，反映美国职场生活的剧变。在我们之中，有许多人的工作天数不断增加，工时更是难以预测。这点尤其反映了廿一世纪二十四小时制商业环境的实况，无论是数字经济或自由工作（freelance）、零工（gig）经济、以及无法跟上经济成长脚步的薪资停滞，在在显示即便在低通膨的时代，美国人民的薪水依旧未能赶上支出。二十四小时制托儿所的崛起，也反映出美国工会的无能，以及企业极端的工作排程已经打破一般大众惯来遵循的工作天数与时数。使用「无能」两字，绝非夸大其词。在一九六○年代，有三○％的美国人加入工会；反观现在，在所有就业人口中，仅有一一％的人加入工会，私人公司更只有七％的员工为工会成员。[1]在美国选民眼中，工会已经失去讨价还价的能力。
根据二○○四年的统计，有近四○％的美国民众有过异常的工作体验─如果所谓的正常是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话（连此标准放在现在来看，也有如神话）。[2]美国妇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也指出，有九％的日托中心现在也提供夜间或周末照顾的服务，此数量已经多到足以浓缩成一篇趋势专题报导。此外，在必须照顾年龄为六岁以下儿童的妇女中，有逾六成（六四·二％）的人需要工作，而在照顾低龄儿童的职业妈妈中，有近两成的妇女只能找到时薪十·五美元的低薪工作。要想负担托儿所的费用，她们就必须赚得更多。
当前多数美国成人的每周工时为四十七小时。[3]那些生活在贫穷线之下的人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工时，往往更没有权力说不。有些雇主为了减少员工「无所事事」的时间以精简开销，甚至屏弃人工管理的办法，使用数据与算法来决定工作时程。因此这些人就算想说不，也没有人类对象可申诉。这些软件根本不在乎工作排程是否会结束在深夜，是否会彻底撕裂员工的家庭生活，像是让他们无法赶回家哄孩子上床睡觉，或因为要上超早的班而没能替孩子准备早餐等。
极限托儿所的存在，点出了这个国家的工作时间是多么地奸诈、且全然荒谬。我们现在居然需要二十四小时的托儿所。是的，极限托儿所反映出那些要求我们应该要投注在工作上的时间量，正在压迫我们。
可获得高薪但必须工作到晚上的工作，或许能让这些父母请得起一、两位保姆，或双亲中的其中一人可以待在家照顾孩子。但对于那些需要依赖迪斯托儿所的家长而言，他们负担不了这样的奢侈。举例来说，必须独立抚养伊薇特和黛安娜的单亲妈妈玛丽苏（Marisol），早上八点到下午两点的时候，必须在超市工作，紧接着下午六点到十点的时段，要去家饰建材量贩店家得宝（Home Depot）上班，每周必须工作六天。在这两个上班时段里，两个女儿会待在迪斯托儿所，而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的休息时刻，她会去陪她们。「第一份工作每周只要工作二十九个小时，因此我又找了第二份工作，毕竟我无法负担托儿所的费用。为了生存，我需要赚更多钱，」这名带着眼镜、将头发整齐扎起的年轻妈妈这么说道。她在四岁那年，从墨西哥来到美国。玛丽苏这两份工作的每周工时分别为二十九个小时。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果员工的工时超过三十个小时，依法雇主需要提供医疗保险。（二○一三年至二○一五年间每周工时低于三十小时的兼差工作数量上升、工时超过三十小时的工作数量却下降的情况[4]，并不令人意外。）
「随着即将面临缴车贷的压力，我申请了家得宝的工作，」玛丽苏说。作为一名单亲母亲，她需要更周全的盘算。「对于我的行程，迪斯托儿所很能理解，也愿意配合我。」
玛丽苏错过许多与孩子成长的时刻，当她决定为她们多兼一份差的时候，这就是她不得不面对的悲伤事实。某个下午，我看着她带着一盘以巧克力糖霜妆点的杯子蛋糕走进迪斯托儿所，让伊薇特和她的托儿所朋友一起庆祝四岁生日。「我必须叫醒她们。小的还很好叫醒，大的就……」玛丽苏的声音黯淡下去。戴乐萝丝和一起经营这间托儿所的丈夫派崔克·霍根（Patrick Hogan），帮每个孩子取了个昵称─巧达汤、K.K.、小点心、果冻。多数孩子和派崔克与戴乐萝丝（孩子们称她为努努）相处的时间，远超过和父母相处的时间。
迪斯托儿所中，多数儿童来自于非裔美国家庭，这在统计数据上相当合理：数十年来，非裔美国人妇女需要工作的比例一直高于其他裔的女性。对于这些家庭来说，托儿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霍根夫妇在一九八五年的时候创办了这间托儿所，好让他们可以一边赚钱一边照顾自己的孩子。现在，五十七岁的戴乐萝丝和六十二岁的派崔克，必须二十四小时工作。那些给予工时不正常父母方便的托儿所，势必会让自己的工时偏离常轨。夫妇两人总是在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就寝。但如果过夜的孩子中途醒来，戴乐萝丝就必须起身照料他们。处理好这些小情况后，戴乐萝丝会继续睡，而派崔克必须在早晨五点四十五分起床，他会替所有过夜的孩子准备早餐，并打扫环境，迎接六点钟送孩子来托儿所的家长们。（凌晨三点至六点期间，不会有父母来迪斯接送孩子。）
戴乐萝丝和派崔克于一九七四年相识，地点是他们如今居住小镇另一端的公共住宅区。派崔克的母亲负责照顾他；而他担任职业拳击手和炸物厨师的父亲，无法经常陪伴他。戴乐萝丝的双亲，则在密西西比的乡村陪伴她长大。他们的工作是在旧时的农场里采摘棉花与烟草。戴乐萝丝和派崔克相知相伴四十年。他们以自己的四个孩子为傲，其中几个已经从研究所毕业，现在也开始追寻自己的事业。他们也以迪斯托儿所为傲。派崔克总是穿着五彩缤纷的医院工作服─红色、蓝色、紫色、黄色，作为自己的制服。「这对宣传来说，效果挺好的，」他说。（他有时候会因此被误认为医生，而这点令他有点开心。）
霍根夫妇都是非裔美国人，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托儿服务的劳动人口不成比例地多为有色人种构成。但在另一方面，派崔克又是一个异常的存在：根据二○一五年的统计，从事照顾儿童的人口之中，九五·六％为女性。
有时候，派崔克会为这份工作感到自豪，并在替孩子们送上餐点时，假装自己是服务生、孩子们是顾客，对着孩子开玩笑地说：「六块钱，谢谢」。从某个角度来看，他说的倒也没错。我曾问他，这疯狂的作息时间是否让他感到疲惫。
「你问我想不想休息？当然，」他说。「但谁不是呢？」
霍根夫妇会在六个月之前准备好行事历，告诉家长哪些日子迪斯会休息。每年，他们会暂停营业时五个小时，以进行各州政府规定的工作培训。此外，他们还会在两人结婚年纪念日那天放假一天，但感恩节就不一定了。
「商店和护理师在感恩节的时候不会放假，」戴乐萝丝说。尽管如此，她愿意为照顾孩子付出所有心力（她甚至教我怎么样让自己的女儿戒掉奶瓶），有时依旧不够。其中一个孩子的母亲被要求在凌晨三点半的时候去上班，因此这名母亲询问他们是否能在这个时段内，将孩子送过来，答案是不行。
霍根夫妇明白他们与孩子双亲间的互补关系，而孩子的幸福以及他们自身的经济稳定性，也必须仰赖他们所能提供的二十四小时照顾服务。对于此种极限托儿所的需求，只会随着照顾行业的需求愈来愈高，同等增加。举例来说，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就业预测，由于大量老化的人口，因此在二○二四年之前，有注册的看护职业数量将会成长一六％。[5]（由于此种情况将压迫到社会大众，因此自然不是好事。在本书的稍后，我们将读到更多关于医护人员所遇到的困境。）
医院与其他企业集团如塔吉特（Target）百货逼迫领着低薪的员工们，在不正常的工作时段工作，甚至对于员工的需求视若无睹，而消费者客有时也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我们认为自己应该要能在任何时候购物、用餐，即便是在凌晨，我们也希望能随心所欲。极限托儿所的数量之所以增加，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体制无法确保每个家庭的需求能被满足，包括那些在奇怪时段工作的家长们。
我们是一个二十四小时工作的社会。
公司利益 vs. 员工权益
对于那些不需要二十四小时托儿所的人来说，这些极限托儿所的存在非常令人诧异。当我在女儿那间会在傍晚五点四十五分休息的托儿所内，向其他家长聊起极限托儿所的情况时，某些父母明显感到吃惊。这些父母多数都替自己的孩子报名了全日制的时髦托儿所，或雇用保姆。他们也经常需要工作到深夜，闪闪发亮的计算机屏幕让昏暗的家里，看上去就像是水族馆。但部分父母却觉得任孩子在托儿所过夜，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有些人甚至讶异地发现原来存在着这种地方。
当然存在。在这千禧时代下，雇主与员工的关系经历了一番阴郁的革命，而革命结果就是员工权益出现极大的损害。对于「让员工拥有可忍受生活」的义务，雇主往往不愿意接受或轻易忽视。曾经在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口中大为流行的「生活水平」（standard of living）一词，愈来愈少被使用到。（或许认为相较之下较高水平的生活应包括些许娱乐与慰藉的概念，已经消退了。）
并不是说夜班或二十四小时制工作是这十几年间才出现的，至少医生、护理师、夜班警卫，和服务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稍有能力者，可以雇用互惠生（au pairs，以照顾孩子的服务换取住宿和些许零用金的职业）或家庭保姆，帮忙照料孩子，有些人甚至一开始就有托儿中介或助理可以帮他们寻找最适人选。「如果能有助理帮我们处理孩子的事务，日子就轻松多了，」纽泽西布里奇沃特一间托儿中介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如此宣传，儿童照顾中介是一个「客制化且独一无二的中介服务公司，为忙碌的家庭打造平衡的工作生活」[6]。更富裕者，甚至可以使用位于加州、有儿统版Uber之称的Zūm公司所提供的客制化儿童接送照顾服务；如同价格较高昂的Lyft共享汽车服务，Zūm可以接送年纪介于五岁至十八岁的孩子，往返于学校、社团练习、音乐课。如有需要，也可以选择额外收费的接送前、后托儿服务。但对于在商店里或连锁餐厅上大夜班的工作者来说，他们根本无法负担这样的服务。确实，如同知名小说家瑞秋·库斯克（Rachel Cusk）在自传中对于有钱人如何安排日间托儿的描述：「我发现，那些为了缓解父母作息的高效率保姆，是只专属于富人的产物。至于其他形式的托儿服务，则是秉持着公共电话亭的原则来经营。」[7]
不规律且永无止境的工作文化，影响了我们许多人，无论是筋疲力竭的中产阶级家长，或那些领着最低薪资、从早到晚必须在各个家庭或托儿所内照顾孩子的职业保姆。这些家长与照顾者的共生关系，就如同俄罗斯套娃般层层嵌合，而双方都希望能达成一个全新却又令人头疼的目标：实时（just-in-time）排班。实时排班制几乎不顾员工的需求，仅根据公司的利益设下了奇怪、且不稳定的工作时段，像是不给予充分的事前通知就急召员工来值班，而这在工作过度的文化下，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除了必须在没有收到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进办公室外，员工也被要求接受与典型朝九晚五不同的上班时段。事实上，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调查，有一七％的美国就业人口工作排班是难以预测的。[8]部分公司如快时尚品牌J.Crew、Urban Outfitters和Gap，在面对媒体与抗议者的强烈抨击下，最终舍弃了实时排班制。尽管一项规定雇主必须确保员工工时稳定的联邦法案在二○一七年年初未能通过后，又再次卷土重来、并希望能获得美国十个州的通过[9]，但现阶段排班不稳定的工作依旧非常泛滥。
如同劳动专家、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乔书亚·费里曼（Joshua Freeman）对我说的，「现在仅有非常少数的美国人，能拥有一份每周工作四十小时、一周工作五天的正常工作。」二○一四年的盖洛普（Gallup）民调也得到令人不安的相似结果：尽管「全职」工作的定义依旧是每周工作四十小时，但在每十名美国人之中，仅需工作这么「低」时数的人，不到四人。事实上，仅有四二％的人每周工时为四十小时，另外约有五○％的人，工时超过四十小时，平均工时则为四十七个小时；而在全职工作者中，仅有八％的人表示自己的实际工时少于四十小时。（其中有一八％的人每周工作六十小时或甚至更多！[10]）
现在，部分企业甚至希望员工的工作班表，能根据依照最佳效率所调整出来的全天候生产进度表做规划，并适应地球另一端商业伙伴的时区（该如何用印度话来说「工作过量」？），或因应实时供需波动与客户数量。公司希望员工能做到随传随到，完全不理会这对员工的家庭生活可能会造成何种影响。担任这些工作的家长们，往往无法陪伴孩子做他们的科展，或指导孩子写数学作业。永无止境的班表，受实时排班制影响的家庭，永远没有充分的相处时光。另一个美国家庭之所以如此习惯于这样作息的原因，则是因为我们的领导人尽管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如何珍惜作为父母与照顾孩子的时光，却没有帮助这些家庭，反而想方设法地阻挠人民的抗争。
惊人的托儿费用
尽管霍根夫妇全天候上班，却只能获得微薄的收入，而那些针对家长义务所施行的惩罚，也只是惩罚那些资源有限的父母，当他们因为兼差许多份工作，而奔波在路途间犹如搭上疯狂旋转木马时，这些法令没能给予他们任何帮助。照顾者和父母的痛苦，就像是层层相迭的俄罗斯套娃般。
极限托儿所和那疯狂、严苛的工作需求，也让家长们想为自己的孩子找到可靠的托儿、托婴服务，变得难上加难。[11]在过去三年，我曾访谈超过百位家长，而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应该能负担得起托儿所或自己带孩子的成本。难道他们还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吗？尽管如此，他们依旧时常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而这样的挫败感，往往就来自于照顾孩子和育儿开销。
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托儿费用。倘若中产阶级父母真的沦为濒临绝种的族群，且在各方面因为严苛的工作家庭政策所累，那么罪魁祸首或许就是托儿费用。美国的联邦育儿支出占GNP的比例，在富裕国家中敬陪末座。[12]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社会学教授乔雅·米瑟拉（Joya Misra），分析了上千名来自各阶级的父母。其中一个针对中产阶级学术圈父母的研究，更是搜集了上百份问卷及焦点小组访谈，以及十七份一对一访谈。米瑟拉说，许多问卷参与者表示自己被托儿费用吓到。在双薪家庭中，该笔开销可能会占据其中一份收入的三○％左右。在美国三十三个州与华盛顿特区中，将一名婴儿交给市区托儿所照顾的费用，比公立大学一年的学费还贵（更别提保姆了）。[13]我也听说，纽约中产阶级者的每个孩子托儿费用，经常加一加就高达两万五至三万美元。对纽约的低收入户来说，托儿费用远超过食物与住房项目，成为最大的开销。
或许有些父母对于自己该如何负担托儿费用的事情感到绝望，因而在募资网站上出现了这样的内容：「全职教授单亲妈妈，在正职工作与各种开销中，陷入困境……因为一连串意料之外的紧急开销，现在的我无法实时筹措出必要的钱。」这名标示着「两千五百美元目标金额」的母亲，最后募得了两千两百八十六美元，而她也放上一张可爱的男婴照片。照片中十三个月大的赛巴斯宣（Sebastian），挂着临时托儿所的小围裙。我忍不住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情况，赛巴斯宣的母亲居然被迫上募资网站以筹措最基本的开销费用。
除了负担托儿费用的压力外，工作者和家庭更会因为极端的作息而蒙受极大压力。举例来说，一名和我交谈过的母亲表示，由于她必须在早上七点半抵达圣荷西的麦当劳，开始工作因此当整个城市才刚刚苏醒的时候，她已经将家中最小的孩子送到托儿所。七点四十五分时，她已经在煎着蛋堡里的蛋或清理桌子。当超过八小时的工作终于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她连一口气都不能喘，必须立刻赶到托儿所和学校，分别接走四岁与十二岁的孩子。
如果这名母亲没能实时接走四岁的儿子，托儿所可以依每分钟一美元的价格，收取额外费用。（她说托儿所最近已经郑重警告她，如果她再迟到，他们就会真的收取这笔费用。）但如果她不能实时接走待在学校图书馆里等着她的儿子，儿子的家庭作业就会写不完。当他在等妈妈来接他时，图书馆里没有人可以督促他做功课，而没完成的作业就会压缩到较晚的用餐时光或应该上床睡觉的时间。身为单亲母亲，她常常无法准时接到孩子，因为她的上司总会在她下班后，要求她做一些额外的工作，导致她无法准时下班。而这些变动造成了她的压力，她每周的工时约为三十五个小时，但薪水仍旧无法负担所有开销，而和孩子关系疏远的父亲，并没有伸出援手。她们一家人住在一个车库里，而此处对于正在成长的孩子们来说，实在过于狭小。现年十五岁的大儿子，希望能拥有自己的房间，好摆脱弟弟们。而她没能准时接到二儿子的情况也出现了负面影响，导致儿子的成绩开始下滑。
她的儿子为了完成一个关于太阳系的报告，需要使用到一些材料，像是用来代表各星球的保丽龙球与上色的颜料。但她的老板再次更换了她的班表，让她的下班时间再次被延误。由于不稳定的工作时段和无法负担安亲班的费用，她经常无法协助孩子完成他们的家庭作业。而未能按时完成作业也导致儿子的成绩渐渐下滑。
另一个因缺乏国家对育儿方面的补助、并成为二十四小时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则是儿童照顾者。我们持续忽视这些工作者的需求，而部分问题在于我们文化对「托儿」这个概念的排斥。由于美国并没有公立、国家体制的托儿所，因此人民普遍认为托儿所就应该由私人企业经营。（就此角度来看，托儿所跟医疗体制非常像，由于社会对于将其制度化抱持抗拒心理，从而导致私有制的失败。）如自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社会学家凯斯林·格森（Kathleen Gerson）所言：「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奇怪的信念，认为照顾应该是一种基于个人、而不是隶属在社会之下的行为？」
爱的迷思：照顾工作者的报酬
回到一九八○年代，当托儿所爆出令人震惊的邪恶犯罪，并成为众人打击魔鬼的目标时，托儿遭到污名化，并成为守旧分子抨击妇女就业的一个借口。如同理查德·贝克（Richard Beck）在《相信我们的孩子：一九八○年代的道德恐慌》（We Believe the Children: A Moral Panic in the 1980s）中所争论的，在那十年间所爆发的托儿所性骚扰案件判决中，隐藏着保守民众对于女性主义的害怕，以及社会对妇女走出家庭（及伴随而来的托儿需求）、日常犯罪的恐惧。因传统家庭瓦解而感到惊慌失措的大众，将托儿所视为替罪羔羊。
但如同许多人所指出的，照顾儿童这门行业所导致的心理疾病，是当前较为务实的批判走向。以托儿所经营者或照顾者如霍根夫妇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亚莉·霍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则担心那些领着低薪却必须出卖部分亲密互动、制造欢笑并提供无微不至关怀者，可能会面临的潜在伤害。在她出版的《外包自我》（The Outsourced Self）中，展示了这段历史，过去曾经属于个人生活的儿童抚育及呵护责任，如今都已外包出去了。
但还有一个更普遍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看护与育儿工作会受到歧视。著名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精辟指出，我们对于照顾此一行业的歧视，源自于「超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的概念，即疯狂且不受约束的利伯维尔场意识。看着里夫金描述我们是如何透过交易市场，替人类互动寻找替代方案时，担忧与千头万绪浮现在我脑中。「但当多数关系都转变成商业关系时……那些非商业本质的关系中，还剩下些什么？」里夫金问道。[14]在交易型的美式生活下，人类关系沦为「由合约与金融工具所约束」的情感，而所谓的「基于爱慕之情、爱与奉献的」相互（reciprocal）关系，早已荡然无存。这些都是被称为「情感商品化」现象的一部分；当我们出卖自己最亲密的关系时，可能会造成情感（与财务）上的损害。一方面，我们将爱与金钱混为一谈；另一方面，或许会出现薪资严重过低的下场，像是那些以照顾他人维生、并因此出现有时被人称之为「感情征状的囚犯」（Prisoner of love phenomenon）的保姆、护理师、托儿所职员们。
「感情囚犯」（prisoner of love）理论宣称，雇主之所以能给予照顾提供者如此低薪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雇主知道他们可以玩弄照顾者的关怀本能。市场经济的触手不断扩大，并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但儿童与年长者的看护工作却只受到愈来愈强的打压。除去托儿所具有的交易本质，该行业之所以备受歧视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显而易见的性别观点，认为照顾是一种较轻松且没有价值的「女性工作」，过去都是由那些待在家里的传统母亲「无偿」提供。
就我来看，从宗教到美国人对于何谓成功的定义里，埋下照顾工作之所以备受歧视的原因。轻视的历史起源于照顾工作在长久以来，一直和慈善行为或孝道相关。照顾工作者不是无偿提供服务，就是民众捐献的对象。给予固定薪水的做法与过去长久以来视照顾为自我牺牲的高尚精神，有所违背。
至于护理工作的低廉，则反映出美国人内心的假设，也就是当一个人付出心力照顾、关爱他人时，代表此人不是基于利益考虑，自然更与务实、价值或能力无缘。这是护理工作者薪水如此低的其中一个原因；事实上，他们被迫为世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崇高精神或理想主义付出代价。就某些角度来看，照顾着国家最珍贵人口的他们，获得的下场就是低薪和不受尊重。
但是，如果我们能将照顾与金钱连结在一起呢？此种「爱与金钱」的架构指出，市场作用不一定无法和真诚关怀兼容。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薇薇安娜·札拉泽（Viviana Zelizeer）认为，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当亲密关系与市场重迭时，不必然会出现玷污。她表示，在理想情况下，我们能融混「亲密关系与经济活动……从而建立并协调出『紧密连结的生活』。」[15]一方面，因为孩子而寻求托儿帮助的家长们，往往会认为自己在养育方面不及格，并担心在受到财务或金钱方面的影响下，给予孩子的爱可能会因此受到污染或不足。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对于此种雇佣式工作产生情感上的防备心态，认为该过程不要牵涉到任何情感，或许才是最好的。但如果我们能将这两方面结合呢？如果真的能做到此点，美国人或许愿意给予照顾者更好的薪水。
我和女儿的亲身体验，决定了我对这种爱与金钱被切割体制的想法。与许多家长一样，在我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照顾者之前，我无法回到职场。我浏览保姆网站，并像是使用交友软件般，分别和网站中的女性见面。某一次在我点开网站后，看到一名年轻女性的档案，她并没有对着镜头露出灿烂的笑容，看上去反而像是在思考些什么般，而齐刘海的鲍伯头衬着她素颜的面庞。她的名字叫希妮（Sydney），而她很快地就让我的女儿随着我那屏幕破裂的iPhone所播出来的低音质一九六○年代音乐，在自己的婴儿床上兴奋起舞。我用金钱换取自由，但我同时也为远离女儿付出情感上的代价，过去，我们两个就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白皙生物，而在与她分离之后，我突然间不知道缺乏实质另一半的自己，究竟算是什么。
在那一年里，我的女儿深深爱上希妮、复古独立摇滚乐和永无止境的傻气躲猫猫游戏。在这极为罕见的亲密关系与经济关系结合下，我可以安心工作，知道女儿将获得我所没办法给予的精力充沛且无拘无束的关爱呵护。我可以在非营利性质的共享办公室里，进行自由编辑的工作，同时还挤着母奶。能做到这一点给予我极大的解放（尽管也有些许的疏离）。在希妮获得教师资格并停止保姆这份工作后，我们决定将女儿送到一个有着药局外观、教室里挂满孩子画作的托儿所。就跟所有父母一样，我们必须非常努力才能支付这间小小托儿所的费用。
我们的小困境其实早有历史可供左证。今日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家庭所面临的育儿困境，过去早就存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七一年，也是我出生前一年。第二次同样发生在一九七○年代，当时工时开始扭曲，并超越传统的朝九晚五、一周工作五日，「索求无度的职场」开始将自己的期望强加在员工身上。那些捍卫儿童与妇女权利的运动者，并非没有尝试改变这样的工作环境。事实上，当美国国会于一九七一年通过了属于《经济机会修正案》（Economic Opportunity Amendments）一部分的《全面性儿童发展法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时，抗议者也确实赢得了极具意义的一场胜利。该法案处理了因愈来愈多妇女走入职场，而逐渐升高的托儿需求。此外，更承诺会提高托儿所（从幼年早期到青春早期）的教育质量，并给予职业母亲、甚至是中产阶级家庭育儿补贴。但尼克松总统（Richard Nixon）于同年间驳回该法案，实践平等家庭的梦想被一个更为冷酷的现实所取代。在一九七○年，美国众议院为了帮助所有美国贫困者，投票支持尼克松「家庭援助计划」（Family Assistance Plan）中的保障最低收入措施，因为早从一九七○年代开始，工厂作业就已经出现计算机化，人们也只好努力解决工作逐渐消失的问题。
找不到托儿所，怎么办？
在我待在迪斯托儿所长达数小时、差不多来到深夜逼近隔日凌晨时，我开始为这扭曲的托儿状况，寻找解决方案。
最明显的办法，就是透过补助的方式使托儿服务变得可负担，然而，政治人物对于此方案的抗拒态度异常强硬，且由来已久。推广补助方案的前景令人无力。另一个几乎没用实际效用的办法，则是共和党税改计划中较常见的减税和贴现措施。对于作息混乱的劳工阶级而言，这微乎其微的减免，很难真的帮助他们得到如托儿所这类实质的服务。假设一个家庭每年花两万美元、或三○％的收入在托儿费用上（我提出的是一个极为普遍的情况），租税减免能如何帮助到这个家庭？对比较穷困的人来说，这类制度更是毫无意义。其中一个政策宣称能给予低收入家庭每年一千两百美元的托儿费补助，但对多数家庭来说，这个金额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政府对于育儿补助的不重视，体现了美国对于看护工作的不重视，而此一状况让照顾工作者与必须依赖照顾工作者贱价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中产阶级工作族群，负担更沉。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民们，都能享有自己国家内可得的托儿服务，也往往视其为全体国民的利益。在法国，政府成立了价格合理的托儿服务，并给予雇用居家互惠生或保姆的家庭税务减免的资格，还有普及的幼儿园（从三岁开始）。我的某些朋友离开居住的城市，搬到法国，就是为了使用这些政策与托儿所。有些人则因为更容易取得、且质量更好的托儿所，搬去德国。近期，德国也通过了一项法案，确保德国境内每一个年龄超过十二个月的孩子，都能获得托儿所名额，期望这个政策能扭转德国为欧洲出生率最低国家之一的情况。
至于芬兰，每一个年龄低于七岁的孩子，都有上幼儿园的权利。[16]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则针对四岁以下的孩子，提供了普及且由政府补助的托儿所，其每日费用为七·三美元至二十美元不等。[17]在我花了一个晚上和两名在蒙特娄做研究的学者们交谈后，才知道他们的城市提供了何等平价的托儿服务，并理解为什么这两名还未就业、年纪才二十几岁的夫妇，可以抚育两个孩子。
先不管那些显然可以解决美国托儿问题的方法，并将以税率为基准的政策抛到一旁，或许我们可以执行一些真正可行、更容易做到的选择。毕竟对多数家长来说，光是找到一个还有名额的托儿所，就已经非常困难了。何不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立案托儿所清单，列出每家托儿所的费用与名额？在美国境内的某些地方，现在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注册服务。举例来说，加州旧金山湾区的NurtureList网站，能让父母免费浏览指定区域内，所有还有名额的托儿所。NurtureList还提供设备方面的描述，与极其详尽的中心介绍。除了根据地域位置提供营业的托儿所信息，该网站还会列出新学校与特殊教学宗旨，像是让孩子们大量亲近自然的幼儿园等。
刚和先生与稚儿搬到旧金山的柔伊·汉森（Zoe Hanson），也是NurtureList的使用者；他们以每个月三千美元这难以置信的高价，租下一间「单薄的房子」。她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当她需要去找工作时，该如何处置孩子。她们居住的新环境看上去就像是「有六千个孩子的托儿需求，却只有三千个托儿所名额，」她如此描述。汉森的困扰非常典型，就像是全美家长的噩梦。二○一四年，科罗拉多州立案托儿所可以容纳的学童数量，仅为该州幼童人数的四分之一。[18]在明尼苏达州，提供居家幼童照顾服务者的数量在二○一一年至二○一六年间，下滑了一七％，导致市场出现严重短缺。[19]
托儿所危机将导致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已经明显到不需要我们点出来。政府的不闻不问，让托儿费用变得愈来愈高。我们缺乏的，不过就是充足且可负担的托儿设施罢了。
「找不到托儿所，我连工作都无法做，」在汉森开始使用NurtureList时，她这么对我说。她的需求，就是一间距离不要太远、每月收费能在两千美元以下的托儿所。与本书中受访的其他家长所遇到的问题相比，她的困境不过就是为孩子找到托儿所，然而这个问题却依旧难如登天。但NurtureList的数据库，为她的困境提供了一线生机。透过该网站找出可行的选择后，汉森替女儿注册了一间温馨的双语托儿所；很快地，她就在一所设计与建筑事务所内，找到一份工作室与营销策划的工作。当然，如同本书众多生活在瞬息万变不稳定阴影下的中产阶级家庭，一年多后，汉森的命运朝着不幸的方向驶去。「我现在没在工作了，」她说。过去，她担任全职工作；但当她转为兼职工作后，可负担的托儿所费用就掉到一个月一千二美元。在她于二○一七年六月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她完全停掉工作：无论那创新的网站可以如何依照她的筛选条件去寻找，托儿所的费用还是太贵了。「除非等到我的女儿去上幼儿园，否则我根本不可能回去工作，我们家负担不了两个孩子的托儿费。等到我把加州给的育儿假都请完后，我就会再去找些餐厅服务生的工作。」
解决托儿所有限的另一个大规模方案，就是全国性与普及的幼儿园学前班（pre-K）政策。就地方而言，这项政策正在推行，美国境内的数个城市里，现在已有公立的学前班。目前，纽约市效果卓越的「全体孩子读学前班」（Pre-K for All，后以「全体学前班」简称之）政策，为承受极大压力的纽约父母们，提供莫大的帮助。事实上，这或许是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任内最重大的成就，而该政策的规模也造就了此政策的成功。二○一四年，免费的学前班名额仅有两万个：两年后，名额成长到七万个。如同达娜·高德斯坦（Dana Goldstein）在《大西洋杂志》（The Atlantic）上所称赞的：「在华盛顿陷入僵局时，白思豪在美国最大的城市里，开创了一项新福利：延长K-12（注：从幼儿园至十二年级）教育体制，额外增加一年免费、且理论上更为严谨的公共教育与儿童照顾……该计划是如此受欢迎，许多郊区的民意代表也申请了州经费，好为选民们提供相同的福利。」[20]
「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学前班如此重要。长期来看，学前班对儿童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短期来看，该制度可分担家庭支付学前班的经济压力，」参与打造此计划的理查德·布瑞（Richard Buery）对我说。「当一个家庭在托儿方面拥有稳定的补助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他们的压力下降了。」
借用布瑞本人的说法，他认为「全体学前班」之所以成功、并成为其他市争相仿效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中带有的「反《梦幻成真》办法」（注：《梦幻成真》〔Field of Dreams〕是美国一九八九年的电影，经典名句为「如果你盖好棒球场，就会遇到他」）。他的意思是，与其带着「建好它，孩童就会来」的态度，该计划选择积极地招收学生。我自己就是因为女儿的关系，接到非常多通语音电话和电子邮件的询问，此种不遗余力的宣传方式，让人忍不住想起电影《大亨游戏》（Glengarry Glen Ross）中过激的销售竞赛。市长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全都赌在了儿童照顾上，而他或布瑞并不打算因为孩子的缺席，就让这个计划前功尽弃。「我们克服了语言和文化上的藩篱，」布瑞说道，「因为有些父母并不认为四岁的孩子需要上学。」
我们可以从整个计划中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在广告之外，还需透过积极的本地推广，并确保金钱和人力都用于招募那些会使用此计划的人。纽约市试着不让全体学前班沦落得如「劳动所得税抵减制度」（Earned Income Tax Credit）般─一个明明能为低收入户带来许多好处，却因为推广不力而无未能获得充分使用的计划。
当我参观住家附近的纽约市公立学前班时，我感到极为震惊。由于该校的学生多来自低收入户，因此也获得额外的财务补助。在一名如母亲般和蔼、头发灰白的退休老师带领下，穿着木屐的孩子们乖巧地玩耍着。休息时间结束后，孩子们鱼贯走进教室，以令人惊讶的热情开始学习英文字母。我知道这些孩子的父母有许多住在我家附近的公共住宅里，因此我想着不知道有多少白天必须辛勤工作的母亲们因为这个新计划，得以卸下心头些许压力。
然而，在我写下此段文字的同时，美国境内仅能找到零星的学前班计划。海辛格机构（Hechinger Institute）在二○一六年的报告中，引用了美国国家早期教育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for Early Education Research）的数据，指出美国各州使用学前班的状况非常不一致，在德州，有四八·七％的四岁孩子能上学前班，然而密苏里的孩子们却仅有二％能上学前班、奥勒岗则是一○％。[21]
当然，即便是在纽约市，对年轻父母们来说，学前班计划并不能和孩子那漫长的人生相提并论，尤其在那些下着雪、又无人能帮忙的日子里。此外，如果你经历过，你或许就会理解在孩子满四岁前，有些日子是真的非常难熬。对于那些必须照顾婴儿或幼儿、但在缺乏各方面帮助下而无法重返职场的父母亲而言，此一现象反应了美国体制因忽视家庭所引发的严重挫败。
合理工时与补助
在我们等着那看似永无降临之日的必要改革来临前，美国职业父母那永不停止的时针正滴答滴答地响着。二十四小时制的打卡钟和飘忽不定的排班，再加上托儿设施的缺乏，让许多人的日子陷入悲苦之中。某些社运活动者告诉我，比起低薪，不稳定的班表才是更严重的问题。然而，有些人还是选择乐观以待，劳工专家费里曼相信在争取家庭假与更高的基本薪资之战中，更公平的工时也会获得同样的成功。工时不稳定的问题，也是「苹果派」（注：出自于谚语as American as apple pie，泛指可代表或具象征性的美国生活、目标或理想。）的其中一个问题：企业如果不能在此议题上站对边，只会让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压榨员工而讨人厌的童话人物鬼灵精（尽管他们或许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