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阶级的底层生活
表面上看来，尚恩·坦诺（Shaun Tanner）并不是需要存钱的人。
就各方面而言，三十八岁、拥有年薪六位数出头收入的坦诺，过得相当不错。他每个月必须缴三千美元的贷款，而此数字仅占他每月收入的一半不到。在二○一六年的时候，他同时做着三份工作，以支付自己的医疗保险还有家庭开销：担任气象网站Weather Underground的气象学家、独立契约人员，还有圣荷西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讲师。换言之，他在经济上并没有任何困难，在时间上也没有如经营二十四小时托儿所的霍根夫妇那样紧迫，更不若迪斯托儿所孩子的家长那般疯狂。
尽管如此，坦诺觉得很紧张。对他和某些朋友来说，生活在科技业的阴影下，似乎有着不太好的影响，他们的工作并不像那些薪水「出奇荒谬」的科技新贵，而生活的成本更是异化了两者间的差异。
与同样从事科技业的邻居相比，辛勤工作的坦纳与对方有着一大截收入差距。从他位于加州湾区阿拉米达（Alameda）的家，到位于圣荷西的工作地点，通勤时间需要两小时。为了支付三个孩子的课后辅导费（最大的孩子十岁），他也努力鞭策自己。
「人们一听到我在科技业工作，就认定我是百万富翁，」坦诺说，然而他不是。「而且在旧金山，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了。我该换工作吗？我该做什么？跟我一样住在湾区的朋友也问：『我赚得有像邻居一样多吗？』」
对于像是坦诺这样明显属于上层中产阶级，但为了保有当前社经地位，而不得不忙碌奔波的族群，我认为有深入理解的必要。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在收入极不均衡的美国，他们也是会因个人财务状况感到自卑的族群。「一周一周过去了，」坦诺描述着自己的生活，但每个星期五发薪前，他依旧觉得手头很紧，「我一点都不剩。」
当收入比不上邻居
既得利益者的怨言可能只会引起反弹，他们的问题似乎跟其他人无关，而且心理问题的程度大概比记忆练习、特殊夏令营或自制果酱大不了多少。与多数人所遭遇的困境相比，因为收入差距而感受到压力的准特权族群，感觉上较不切实际。但就他们的角度而言，这些是最显著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也反映出某些美国城市财富极度不均，以及少数顶层一％与其他人的差异。
如今的上层中产阶级生活，建构在薄弱的基础上。心理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指出，对一个薪水合理的中产阶级者而言，生活在富人之中确实会损害心理健康。二○一○年，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和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研究发现，只有当金钱能提升一个人的社会阶级时，金钱才能带来快乐。[1]换句话说，获得高薪是不够的：人们希望感受到生活的提升，知道自己确实在进步，并能够向周遭的人与自己展现出此种进步。社会学家格伦·费尔布（Glenn Firebaugh）和马修·施罗德（Matthew Schroeder）在名为〈邻居收入是否影响你的快乐？〉（Does Your Neighbor’s Income Affect Your Happiness·）的研究中，谈到此点。「在收入与幸福方面，」他们写道，「最重要的在于此人和所属团体其他人收入的比较。」[2]个人满足是相对的，视你和你的「真实」同侪比较结果而定。
如同坦诺，过去十八年来在不同科技公司人力资源部门任职的艾米（Amy），也曾和「任何在硅谷或硅谷附近工作的人都应有六位数年薪收入」此一假定，周旋许久。偏偏她的职业并非如此。艾米和丈夫的收入相加后为年薪十五万美元，尽管她知道这听上去相当不错，并承认「与美国许多地方相比，这是一笔很优渥的收入。」但他们超过一半的月收入，都用于贷款上；育儿费用又吃掉了额外的三○％。此外，艾米负担不了离公司更近的房子，因此她必须花大量的通勤时间。每一天，「我必须准时在六点的时候，带着孩子出门，好在七点的时候抵达托儿所，并赶在八点半进办公室。接着再于五点、六点的时候去接孩子，然后开车回家、洗澡、吃饭、上床睡觉。每天，我能和他们悠闲相处的时光仅有十五分钟。」如同她所说的：「我赚得钱不够，没办法像同事那样请打扫或煮饭的人─尽管我的同事们没有时间自己打扫煮饭，但至少他们有钱。」
现在，学者们开始研究理解一个地区对财富、贫穷与社经地的需求，以及这些又是如何影响如艾米这样的族群。举例来说，智库「资料与社会」（Data & Society）的创办人达娜·博伊德（danah boyd，她希望自己的名字用小写来呈现）争论道，社会地位或许是地域性的。如同博伊德所指出的：「周围环境塑造了人们对于成功此一概念的理解。」[3]
尽管平均而言，多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比中世纪贵族所能梦想得还棒，但当隔壁就住着富豪和他们奢华显贵的豪宅时，这件事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假使你是一个据全美平均而言属于上层中产阶级、却住在美国境内超富裕地区（有钱人都很感激不均这个现象）的人，你或许体会不到自己所拥有的优越。在我访谈时，我听到这些父母所感受到的疏离。这让我忍不住推测他们之所以感受到迷乱（anomie，社会学用语，指人的社会行为规范由于社会快速且剧烈的变迁，不再具有规范效力。），或许是出于与其他父母间的竞争，而此种孤立感也因社群媒体的使用（如脸书此类具具吹嘘本质且能窥探他人生活的平台）而加深。
我个人也经历过此一构筑在阶级上的家长间疏离感。住在一个富裕的城市里，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被有钱人主宰。我使用「主宰」这个残酷的词汇，并不是因为我过于情绪化或失礼。这就是当我们身处在那些金钱资本高于自己的人的身旁时，所感受到的情绪。这个词汇具体表达出身处在家乡这座城市里的我，在经过某些区域时，会因为自身有限的收入与财产而萌发的情绪。每当我出门买杯咖啡或散步，却发现根本没有公共空间可供我休憩、或所谓的「聚会」总是伴随着高昂的开销时，我总忍不住怀疑自己实际上是在支付「租金」，又一次，我掏钱买了第二杯标价过高、而我根本不想喝的香料茶，或为了让女儿在室内游乐场再玩一小时而掏出另一大把零钱。
你们不属于这里
这就是身为中产阶级的我在物价高昂的大城市中，所经历的日常剥削。个别来看，这些烦恼都可以忍受。但一旦加总后，就会让人觉得这座城市似乎在对我们说：你们这种人已经不属于这里了。（我和先生曾经讨论搬去其他更便宜的城市，如德州的奥斯汀或奥勒岗的波特兰，希望自己能轻松地在这些地方重新开始，买到那些以孔雀羽毛装饰的复古衣服，并保有至少能负担得起一杯氮气冰咖啡的生活质量。但我们最后还是打退堂鼓，留在纽约，因为在这代价高昂的城市里才有新闻相关工作。）与此同时，我开始发现家里附近的商店往往开业没多久就倒闭，因为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付不出店租。他们因为自己的店铺而被挤出市场，而不是竞争者。我居住区域的附近，很快地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鬼镇─在这如今就像是帝国的美国城市里。事实上，如同旧金山的坦诺，我出生长大的城市和我上过的学校，如今都被超级富豪入侵，而这也是为什么租金如此高昂的原因。如果中产阶级者拒绝接受高层中产阶级也在受苦的事实，就像是在否定另一个因不平等而感受到孤立的族群，无论这种程度对其他中产阶级者而言，是多么地轻微。
根据二○一四年的研究，收入带给你的生理与心理满足，会视你的收入与周围社群收入的比较结果而定。来自斯特灵大学（University of Stirling）的行为科学副教授麦克·戴利（Michael Daly）和其同事，指出他们的发现「解释了社会地位─而不是物质状态，或许才能阐述金钱对人类健康的影响。」[4]根据他们的研究，一个人的整体健康（包括肥胖或慢性疾病等）受收入与财富名次的影响，远高于收入与财富的绝对价值。此外，较高的地位，能带来实质的健康益处。转换成社会阶级来看，就是在经济方面做到「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看起来，处在上流社会的底层，会损害一个人的生理健康。
表面上来看，那些位在上流社会底层的人们就经济方面而言，没有什么困扰。但他们却仍旧烦恼着。甚至连拥有稳定职业且经济方面无虞的人，也无法放宽心。
此处，我必须再次重申─确实，与我们先前所认识的那些较不宽裕家庭相比，上层中产阶级所感受到的心理负担，远不能和这些家庭面临的危机或甚至是焦虑相提并论。然而，对于坦诺或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艾米而言，生活在被一％的人所主宰的美国城市里，其感受到的痛苦是真切的。我也感受到了。我还记得尚未被金钱宰制的纽约，一个处在一九七○与一九八○年代零碎片段的城市，一个可以容纳非雄心抱负者的地方。回想着纽约还未经历房地产热潮的时期，我心底充满被我自己视为不道德的怀旧情结。那时候，我所认识且热爱的大人们，住在一大片邋遢而凌乱的小房子里，如同隐藏在串珠项链珠子间的污垢。现在，住在我家附近的邻居们都是真正的有钱人，他们用上百万美元的代价，买下曾被小说家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轻蔑地称为「覆盖着冷掉的巧克力酱」[5]、外墙为褐色砂石的房屋。我看着这些房子的主人（更常是他们的保姆）到托儿所或学校，接送他们那穿着白色牛仔裤与洁白无瑕运动鞋的孩子们（就算是玩游乐设施，他们也经常穿着这样不合宜的打扮），手上拎着要价四位数、挂饰还会发出各种叮当声响的名牌包。他们所表现出的洁净与对高价消耗品的兴趣，往往让我相当紧张，那纯洁无瑕的白，就像是超乎寻常赚钱能力的象征（且经常与加剧不平等现象的金融活动相关）。在他们那大理石豪宅中所举办的奢华儿童庆生会（有时候还会有数名活动策划在场，外加数间托儿服务），就像是超现实主义者的活动。
过去，那些位于中产阶级上层的人们，并不是人人都想仿效社会顶层一％有钱人或名流的生活。此外，他们也更倾向去找一份能让他们与其他人不同、且具有确定性与稳定性的工作。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无论是读者或媒体网站下方留言的网民们，大肆挞伐那些抱怨着自己处境的上层中产阶级，为他们所拥有的相对舒适与特权责备他们。我也看到了知名记者尼尔·盖布勒（Neal Gabler）因为二○一六年一篇刊登在《大西洋》（Atlantic）上的文章，而招惹众怒。在这篇文章里，盖布勒分享了自己的财务危机，包括住在纽约度假胜地汉普顿（Hamptons）与一大群富人为邻的悲惨故事，以及必须将退休金拿出来以支付女儿婚礼费用的事情。[6]作为响应，作家海莲娜·欧伦（Helaine Olen）如此描述此一「悲伤、心碎而又文邹邹男子」的文章：「一名成功、受人敬重的白人男性站出来，将自己的财务困窘摊在大众眼前，一个试图维持表象、暗地里却已千疮百孔的故事。他暗示或坦白地说自己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化身……然而更多时候，这不过是个加以粉饰的特权故事。」[7]
当然，这些评论者（和我）或许会被视为爱抱怨的小小中产阶级分子。在城市内众所周知的「贫穷门户」进进出出（有收入限制的住宅区和混合收入的住宅区），必须付出一定的心理代价。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些代价往往是隐性的，因为这些住在旧金山（两房公寓的平均月租为四千四百三十美元）等高物价城市中、且在财务上高人一等的族群们，对于他人与自己的状况，可是再清楚不过。
我从那些住在扭曲且富裕地区旁的上层中产阶级者口中所听到的故事，包括下面这个：在马里兰的郊区，一支来自中产阶级学校的棒球校队正在和另一个来自更有钱郊区的校队比赛。其中一名来自没那么有钱校队球员的母亲，正兴高采烈地为自己的孩子与其他小孩加油时，却听到来自另一队的家长与年轻孩子们的口号：「低平均收入！低平均收入！」，接着是「你的爸妈喂不饱你吗？要不要叫儿童保护局的人来？」这就是来自顶层一％族群的笑话─而且是出自非常年轻孩子的口中。
在一份由迈克尔·马尔莫（Michael Marmot）爵士所进行的知名「白厅调查」（Whitehall Studies）中，自一九六七年起针对英国男性公务人员进行了长期追踪，并发现收入差异会对心理与生理产生影响，即便是那些只在一人（官员）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层。根据这份调查，高层中的底层人口，其死亡率高于他们的上司，当然，压力最大的底层员工其死亡率是最高的。但位于最顶层者和位于顶层底端者的差距，令人吃惊。这种差距为整体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根据研究显示，即便是收入列全美前一○％者，现在也认为自己被排除在财富与权力之外。[8]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也于二○一四年发表了相似的研究结果，指出在美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中，那占三分之二的月光族（paycheck-to-paycheck）或许已经算是幸运的一群了。在这份被命名为「贫穷化的富人」（The Wealthy Hand-to-Mouth）研究中，作者们描述了一群拥有令人称羡的流动性资产（如房子或退休基金）指标，却认为自己深陷在财务危机中的族群。[9]
而这些上层中产阶级家庭也时常经历了如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以及芝加哥大学学者所称的「跟风消费」（trickle-down consumption），像是雇用家教好让自己的孩子能跟富裕家庭的后代竞争。[10]然而后者的家庭为了维持子女在学业与才艺上的竞争力，往往愿意投注更多资源。举例来说，雇用时薪六十五至一百二十美元、甚至是五百美元的数学家教。
这些都是因为收入差异所导致的心理后果。但此种压力和恶性比较，并不是只存在那些拥有特权却神经兮兮的人们脑中。为什么？因为许多基础性的中产阶级职业，正在悄悄地消失。像是律师。
可怜的高收入中产阶级
多年来，我不仅访谈过惶惶不安或失业的律师，也访谈过许多写程序的工程师、图书信息和人力资源工作者。我询问他们为什么陷入经济不稳定的窘境，而他们在回答的时候总是异常热切，就好像一直期待有人能问他们这个问题般。然而矛盾的是，他们往往希望自己能匿名作答。我猜想谈论对于自己走在康庄大道上，却出了差错的心情，就像是闹出职业上的酒后乱性风波般。此外，假设这些受访者的事业突然好转，而人们却在书里看到他们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败时，又该怎么办？
举例来说，我曾和一名在南加州私人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谈过话，他专门负责人身伤害案件与民事诉讼。尽管工时超长，这名三十多岁的律师和他的太太却不得不和父母同住，以省下房租。他拥有移民背景的双亲，非常渴望抱孙子，但他说自己根本养不起孩子。他和太太赚得钱不够多，而且他念法律学校的学贷还没有还清。
这类故事很常见。住在弗吉尼亚阿灵顿市（Arlington）的会计师安斯莉·斯坦普顿（Ainsley Stapleton）今年四十岁，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她共有三个孩子。在我第一次跟她碰面时，孩子们都在上学前班或托儿所，而她计算了自己的收入，有八七·六％都花在他们身上。
「这让我有一点点想哭，」在办公室内和我通电话的斯坦普顿说道。她说，她和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先生曾经讨论过，是否夫妻中的其中一人应该辞职，「但我们都太喜欢工作了。」
一年后，当我又和她联系上时，状况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不过某些意料之外、但也是美国国内非常典型的压力来源依旧存在。随着两个孩子都上了公立小学、仅剩一个孩子需要去托儿所，他们的家庭总体开销显著下降。（她的第三个孩子将于二○一七年九月开始上幼儿园。）不过，年纪较大的两个孩子现在开始会去夏令营，且平日需要上安亲班。多数时候，斯坦普顿的工作都是结束在下午三点过后，夏天也需要上班。换句话说，他们必须送孩子去夏令营，另外，如果她想好好地完成工作，还必须帮孩子报名安亲班。北弗吉尼亚的夏令营可不便宜，她抱怨道。尽管有些夏令营收费较低廉，但估计也要三百五十美元左右；而她送孩子们去的夏令营每周收费为四百二十五至四百五十美元间（每个孩子）。对斯坦普顿来说，这些预期外的开销也必须加在整个家庭为了孩子的育儿费用上（目前为每年两万一千美元）。
诸如此类可能会吞掉家庭大部分收入的开销，会因地域而出现显著差异。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针对两大两小家庭所估算出来的基本预算，以二○一五年为例，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四口之家，每年预算为十万六千四百九十三美元；但如果在田纳西的莫里斯敦（Morristown），则只要四万九千一百一十四美元。（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也发现，拥有一个四岁孩子与一个八岁孩子的家庭，其托儿费用在该机构所调查的六百一十八个美国小区中，总金额甚至超过五百个小区的平均租金。[11]）
就表面来看，斯坦普顿认为她的家庭并不会不快乐。尽管必须负担房贷，她们拥有自己的房子。在天气好的周末，她们会一起到公园玩。但孩子的生活，与她在费城郊外长大的生活非常不同。在那个时代，她的母亲待在家里陪她，而且她上的是私立学校；但是斯坦普顿知道，这些额外负担对她的家庭来说太沉重。度假也是。斯坦普顿说自己是一名「成天忙着帮别人计算数字」的注册会计师，因此当我得知她对自己家庭开销的数字并不清楚时，觉得非常奇怪。她向我坦白，她一点都不想算那些数字，因为她知道结果肯定是惨不忍睹。
当我和许多其他起步更艰辛的中产阶级交谈时，我总是想着造成他们对生活如此失望的原因之中，有多少是因为自己。有些人郁郁寡欢。这些原因之中确实有时会参杂着个人因素，但还有很大部分是基于外部因素，如年龄歧视。以在密西西比工作、直言不讳地称自己生活「并不快乐」的律师安妮（Anne）为例。五十九岁的她，过去二十多年来都在一间专攻税法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当她于二○一○年因为出现偏头痛症状而请了三个月的医疗假后，她很快地就被雇主「赶了出去」，她说。后来，因为头痛而卧病在床的期间，她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她因为健康原因而休养的期间，她还必须替儿子付大学学费。结局是无情的。「这与我预期自己在这个岁数时该有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她对我说。「年薪六位数的薪水和福利就这样没了。」而她接着对法律学校及差劲公司的批判，对现在的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内容。另外，还有一位住在曼哈顿的女子，尽管没钱却总是打扮得光鲜亮丽，只为了让自己在同侪眼中看起来就跟他们的地位相衬、且属于他们的一分子。举例来说，她会花钱买些昂贵的小奢侈─「在餐厅里点一杯红酒而不是喝水就好，更常地使用信用卡来支付像是染发或挑染等账单。」她也说：「我认为自己是可怜的中产阶级。」
另外，我们在第一章认识的图资管理员米雪儿·贝尔蒙特，也曾经为了延后还学贷的压力，去学校念了一个跟自己职业毫无关系的硕士学位。二○一四年的时候，她曾用自己的MasterCard卡支付那张用来支付Visa卡账单的美国通用信用卡账单。「我觉得自己好穷，但我们本该属于中产阶级的，」贝尔蒙特说。她试着厘清这些事的原因，以及她为什么无法在今日的市场上存活下去。她很勉强才能筹出儿子每周两百四十五美元的托儿费，而那已经是她所能找到的最便宜托儿所。又一次，她就跟所有受到压榨的家长一样，拚命责怪自己而不是广大的社会体制。「如果没有这些债务，我或许就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上层？」贝尔蒙特想着。在她十八岁的时候，立刻就办了信用卡，而自此之后累积了许多她自认为不必要的债务。「真的是太愚蠢了，」她说。
我也曾和一个经营着小生意却差点破产的母亲交谈过。她的孩子在私立学校就读，并领全额奖学金。（她希望能匿名受访，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孩子的身分。）她无法替女儿购买其他孩子都有的东西，像是女儿制服中那件昂贵的毛衣。有时候，她会错过学校举办的家长会，因为那些家长会经常在工作日举行。但即便是晚上的家长会，她也可能因为无法负担额外的托儿费而只能错过。
「我告诉女儿，有些人可以拥有很多钱但得不到爱，有些人则可以拥有很多爱却没有钱，」她说。「或许这么做等于在这个话题以另一种形式展开前，强迫使其发生。但在富裕且贫富不均的地区里，这个话题必须趁早开启。你必须给予孩子足够的力量与自信，来经历这一切。」
这位母亲的话听上去或许有些不堪，但我发现这也是在许多城市抚养孩子必然遇上的课题，毕竟孩子经常会目睹那些张扬的有钱人。就数字上而言，这样的极端再真实不过。如同柏克莱大学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那份引人关切的研究报告指出的，在二○○九至二○一五年间所增长的实质所得中，有五二％进入了顶层一％者的口袋。[12]另外，机会均等计划则指出，光是将美国国内分布不均的财富其中一小部分重新分配，就能让许多孩子踏上跟父母一样成功的道路。[13]
债务缠身的律师们
我也和佛罗里达州一个为着学生贷款而苦恼的中年职业父母谈过话。当初，罗伯特·马拉（Robert Mara）认为攻读法律能确保自己取得一个可以站稳上层中产阶级的职业。在他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佛罗里达海岸法学院（Florida Coastal School of Law）毕业十年后，他和太太（念法学院时认识的）共有两个孩子、一幢需清偿房贷的房子。他们两人共有五个学位，而其中三个为高等学位。在罗伯特进入法学院之前，他曾加入军队，退伍后负责管理一间超市。而他现在已经迈入五字头的妻子，正经营一间位于戴通纳海滩（Daytona Beach）的法律事务所。罗伯特曾和妻子一起工作一阵子，但后来开始受不了法律这门行业。他不喜欢匆促的节奏，而且这份工作带来的收入也不如他想象得充裕。因此，他转而投入经济领域，并将经营法律事务所的烂摊子，留给妻子温迪·马拉（Wendy Mara）去处理。然而当时已经四十多岁的他，却领着新人等级的年薪三万六千美元。而夫妇两人的学贷，使他们必须承担四十万美元的债务。温迪说，一想到他们这辈子根本还不清这笔债，就让她很想哭。
这些律师所感受到的经济压力本该属于例外，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这门过去相当稳固的行业正在向下流动。二○○八年经济衰退后，法律事务所和企业纷纷减少聘雇律师的人数，而学贷也是一个问题。法学院的学费从二○一○年平均九万五千美元，一路上涨到二○一四年的十一万两千美元。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律师兼作家麦特·莱特（Matt Leichter）也指出，在美国某些州内，法律界的失业情况尤其严重：在阿拉斯加，有五六·七％拥有法律学位者，并不是担任律师。[14]与经常以法律为书写背景的小说家约翰·葛里逊（John Grisham）笔下、南方律师勤勤恳恳工作的神话截然相反，在田纳西拥有法律学位的人口之中，仅有五三·六％的人担任律师；密苏里为五○·八％，马里兰则为五○·三％。此外，莱特也计算了在这三州内，都有律师「过剩」的情况（每万名居民的比例）。莱特经营了一个名字充满希望的「美国最后的X世代」（The Last Gen X American）网站，他认为该网站能让自己更好地运用时间，而不是是整天玩俄罗斯方块或听车库摇滚乐。
这并不符合我或其他人对法律从业者的期待。超过一世纪以来，「律师」这个词汇一直是「统治阶级」的代名词，更意味着安稳。以畅销的《超完美娇妻》（The Stepford Wives）为例，家庭主妇乔安妮嫁给了「穷极无聊的律师」华特，并着在美国郊区。这就是当时对律师的想象─一个踏上沉闷但安定、可预期且收入可靠道路者，一个《超完美娇妻》作者埃拉·雷文（Ira Levin）或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会竭力避免的人生。然而现在，沉闷与可靠的「律师」，似乎是一个旧时代的珍品。
根据《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报导，在二○一四年，仅有六○％的法律系学生在毕业十个月后，找到全职且具有前途的工作。[15]数据显示，法律事务所以及政府雇用的人数正在下滑。成千上万名法律系应届毕业生受这波不景气所苦，而此景与我们在本书中所读到的许多中产阶级职业困境非常相似。而光是去念法律，就能让律师们债务缠身，受压迫的美国人往往也是负债者。在过去十年中，学杂费普遍成长了四倍。自一九七八年以来，美国大学学费已经上涨了十倍，全美国的学生与毕业生所欠下的债务总额高达一·三兆美元。[16]除此之外，负债的不仅仅是学生们，还有他们的家长。
乍看之下，债务成长与机会流失的情况，和就读大学与研究所（较低程度上）的比例更为普及的两件事，不太可能同时发生。但对我而言，此种悖论并不是意外。
事实上，这些以营利为取向的「文凭工厂」学店，也让我想起了社会学家狄迪耶·艾西邦（Didier Eribon）于二○○九年发表的回忆录《重回汉斯》（Returning to Reims），描述身为法国某个省份穷孩子的自己，是如何成长。艾西邦原本不该上大学的，更遑论成为知名学者。作为一名充满雄心壮志且聪明的青少年，他就跟所有「较不富裕阶级」（借用他自己的形容）的年轻人一样，不明白教育体制内的「阶级本质」[17]。艾西邦写道，对于这些有志者来说，上大学或研究所很可能是徒劳无功的。他们注册了学校，确信「自己获得了过去一直以来，被摒拒于门外的机会，然而事实上，当他们获得这个机会后，却没能为人生带来多大意义，因为整个体制已经演化了，重要且宝贵的位置也已经移转到他处。」换句话说，美国国内这些空有学历却无用武之地的研究所或法律学校毕业生，就跟法国那些必须工作且出身于低层中产阶级的学生们一样，当他们的学历效益降低、富有的同学们却能进入那些可以带来真正差异的学校，绝非一种巧合。含着金汤匙出世的人往往能明白教育也是一种策略。他们绝对不会去念一所声名狼藉的学校，也不会踏入一个正在没落的领域。艾西邦精确地指出那真实且使我感到恐惧的现实，过去由男性主宰如今却多由女性主宰的职业，突然之间失宠了，当某个职业出现女性化，就会失去吸引力。
体制将那些无法获得特殊社会知识的族群，排除在外，最棒且最理想机构或公司的价值观，总是变化莫测，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要求了毕业生们必须透过自己的社会资本，好知道最理想的下一步是什么？而缺乏这些信息的人们就输了。
而罗伯特·马拉就读以营利为目标的佛罗里达海岸法学院时，似乎就缺乏了对各种学位及职涯发展的信息。「市场上没有足够的法律工作，而这是非常致命的，」他对我说。「你必须是班上的佼佼者或进入对的法律学校，因为市场上的律师已经太多了。而我念的法律学校就是间学店。」马拉形容教室挤满了一大堆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的低分学生。而这些踏入自己能力范围外的人，将会是未来的「过剩律师」。
奇奇·葛罗斯曼（Kiki Grossman）的例子，也证实了这个想法。现年五十岁的她在三十岁初头时，在会计部门担任行政工作，直到她报名了佛罗里达海岸法学院。找不到法律相关工作的她，没车没房，和先生一起住在自己母亲的家里。由于学贷而负债累累且失业的她，于二○一四年申请了「债务重整」（Chapter 13）。（二○一七年，她在瓦伦西亚学院〔Valencia College〕的和平与正义机构〔Peace and Justice Institute〕内找到新工作，担任法律教育行动计划〔Leag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的协调者。她至今依旧为学贷所苦。）尽管如此，葛罗斯曼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不顺遂而责怪营利型法律学校。法律工作的「大环境」改变了，她在写给我的邮件中说道。「我们不能因为时机坏，就责怪学校。」
「我认为该校真正做错的地方，是在财务咨询方面，」葛罗斯曼说。她过去并不知道自己可以申请联邦贷款（包括生活贷款）。「他们将私人贷款推到我眼前，就好像那是唯一的选择。」
在所有法律学校里，葛罗斯曼就读的学校对LSAT的最低标准为一百四十四分，是数一数二的低。尽管学费需要昂贵的四万六千零六十八美元，却仅有六一·九％的毕业生能找到律师工作。她推测，许多学生根本过不了这个门坎─如同法律高等教育评论家保罗·坎普斯（Paul Campos）在《大西洋》上、针对佛罗里达海岸学校的评论：「（该校）很容易就让这些学生陷入比房贷违约者还凄惨的下场。」[18]
我们当然可以说，每一个受挫律师的「法律个案」都只是特例，或甚至是一个将个人失败归咎于社会的被害者情节社会结果。「你之所以失败都是美国的错！」但当我仔细研究证据时，我发现根据法律新闻网站「法律之上」（Above the Law）编辑乔伊·派崔里斯（Joe Patrice）的说法，现今律师的收入确实很有可能仅为二○○八年之前的四分之一。「但即便如此，只要他们没有因为念法学院而欠下学贷，那么四分之一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派崔里斯沉思道。「虽然，他们的薪资也处于停滞不前。」
当然，其中一个问题在于法律服务业并没有工会化。这是一个利己主义高度发达的行业，派崔里斯说。如同许多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职业，一旦缺乏团结就会需要付出代价。此外，法律也因为自动化而面临威胁，律师助理与法务助理有九四％的机率，会因为未来的计算机化而面临失业。
再也靠不住的「金饭碗」
如同前面章节所提到的那些在学术圈中勉强存活下来的人，律师面临的困境凸显了：即便追求某些看似「金饭碗」的职业，依旧有可能让你陷入职业瓶颈，并沦为那些饱受煎熬、生活不安定的底层中产阶级。
我们可以将问题归咎到这些失业律师身上，但我们也可以视他们为走在那条崭新并区分着美国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界线的人。享有特权者与没有特权者的关系「在场域的改变下，重新被制造出来，」艾西邦写道。这就是当某些职业或学校（如法律）在经历了所谓的普及后，实际上「不过是置换了」过去区分当权者与较无权力者的方法而已。而不平等以更精确的方式被展示。艾西邦暗示道，此一细微的置换过程正是确保不公平体制能不被驱散的关键。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改变，让追求法律学校「重组并提高透明度」的社运人士如凯尔·麦肯蒂（Kyle McEntee）之所以如此愤怒。现年三十岁出头、刚从法律学校毕业的麦肯蒂，也是非营利组织「法学院透明度」（Law School Transparency）的共同创办者。他相信自己为律师的困境，提出了崭新的反驳。「念法学院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他以这句话开启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关于工作或日后的薪水，法律学校并不总是会提供详尽的信息。根据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规定，必须提供一定限度的就业数据，但有些学校提供高于最低限制的信息（自发性地提供就业与薪资情况），有些则否。除此之外，尽管最便宜的法律学校其每年学费仅微微超过一万美元，多数学校的学费却落在四万美元以上。[19]「法学院透明度」的目标，就是提供充分的信息好让人们做出明智的决定，就像是某种程度的消费者保护般。麦肯蒂表示，他希望能让那些预备就读法学院的人拥有财务上的心理准备，让他们明白未来可能需面对的处境。潜在的学生至少能针对自己的学费进行协商；麦肯蒂表示他自己当初就是如此，另外，取得他所谓的「学费折扣」也是可行的方法。「让法学院在招生或接受学生入学时，给予对方知道自己余生都可能需要为学贷所苦，就是『法学院透明度』的使命。」
为了提升目标，麦肯蒂协助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法律教授德博拉·梅里特（Deborah Merritte），进行一份研究。研究结果指出，尽管法学院学生的人数中有几乎一半为女性（准备进入过去曾经被男性主宰的职业领域中），但与男性相比，女性就读的学校排名往往低于男性，也因此较难获得稳定、高薪的法律工作。这份研究讽刺地命名为「让女性进入法律领域的漏水水管」（The Leaky Pipeline for Women Entering the Legal Profession）。[20]
尽管麦肯蒂本人或许可以置身事外，但他希望能用自己的行动，戳破虚假的幻象，他试着改革法学院，甚至是「律师」这个标志。这种思想上的改变还可以继续扩大，让人们对于接受大学教育的好处产生质疑，如同现在有愈来愈多人质疑得到的好处与成本。另一个相关的解决办法就是将法学院的就读时间从三年缩短至两年（欧巴马总统也曾经提出此一变革），并集中在实务层面上的教学上，如合约内容等。
麦肯蒂对于自己和法学院打交道的经历，感到愤怒。从法学院毕业后，麦肯蒂无法买房子，而他也认为自己未来不太可能负担得了结婚或生孩子。事实上，他的学生贷款让他不得不延后所有决定。「法律学校将我们吃干抹净后，就吐到一旁，」在我于几年后又跟他连络上时，他这么对我说。「我们本该是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前的领袖，或所谓的成功人士，但相反地，我却只能吃着泡面。」（二○一七年，他仍旧认为自己很难买得起房子，但接着不想针对自己的个人情况发表评论。）法律学校曾经是通往权力的道路。但现在，这个假设只对某些人为真，对其他人而言，如果你读「错」了学校、或在错的州工作和生活，那么这个等式就不成立。白领女巫用学历外加几年的实务工作以召唤成功的魔法配方，已经不再有效。对这条路深信不疑的人，可能只会落得一个痛苦的下场。
另一个可帮助失业且有时还会陷入自我嫌恶情绪中的律师的方法，不意外地，就是自力救济和个人咨商。旧金山的律师可以透过「抛开法律」（Leave Law Behind）这个名称非常讽刺的组织，接受心灵辅导。「还有一种更轻松、较不痛苦、较没有压力且有利可图的方法可赚到钱」，该网站如此宣称。四十多岁、曾经担任律师的卡西·波曼（Casey Berman），是「抛开法律」的创办人。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激励」那些破产、陷入沮丧的前律师们，并让他们踏上新的道路。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认识的所有被压榨家庭、以及多数社会族群一样，最基本的真相就是上层中产阶级者，正试着重置自己的社会状态。在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理论中，其中一个方向为：在人的一生中，总是单纯地试着为自己的后代复制同样的社会地位，并巩固自己留下来的阶级遗产（class legacy）。然而，社会阶级总是如此轻易地陷入危机，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就像记者提姆·诺亚（Tim Noah）所描述的，前一○％的美国人为「有点有钱」，前一％的人为「有钱」，而前○·一％的人为「超级有钱」。[21]而这○·一％的超级成功人士、社会上的极少数者，让我们看到了当前社会体制是如何让中产阶级陷于困境、困乏、无能为力的处境（甚至是前一○％的上层中产阶级）。那些和我聊过的「过剩律师」们，不太可能让自己的后代拥有如自己这般的社会阶级。而那些生活在超级富裕城市中的焦虑上层中产阶级者，将一边为超级富裕者的挥霍咋舌，一边为自己的梦想如购屋等，倍感挫败。
就如同某些人所争论的，工作和阶级认同感只是一场游戏。但在这场游戏中，我们很难或根本不可能赢─至少无法如过去那样。担任科技公司气象学家的尚恩·坦诺不想再玩这场游戏了。长久以来，他一直希望能逃离这个受压制且充满压力的上层中产阶级地位与居住环境。或许成为极简主义者？搬到森林里？或如他所说的，「回归原野」？我也想这样。我也很怀念那些当纽约、旧金山与洛杉矶较粗野、较波希米亚、较没有那些前一％人口的时候，也是当这些城市还能提供思想家一个庇护场域的时候。但我怎么能离开这丰富的城市？毕竟纽约这些城市─尽管讽刺，却也是如今许多科技、媒体和法律行业的大本营。在非沿岸地区，从事这些传统职业的机会已经凋零。
因此，还有一小部分的美国人卡在中产阶级的位置上，努力为他人、也为自己保留体面。能撑多久，就多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