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轻视的照顾工作──新移民困境
白兰卡（Blanca）在金属风格的候机楼里，等着吉托（Guido）。他什么时候会到？一个小时过去了。接着又是一个小时。白兰卡三度走到航班抵达时刻表前，确认每一班航班。她一遍又一遍地检查讯息。她的儿子到了吗？她用西班牙文发了一封讯息给陪着吉托从乌拉圭搭飞机、一路飞了十四个小时的好友葛萝莉亚（Gloria）。得到的响应，只是沉默。
白兰卡必须等，但她已经习惯了。她和吉托生活在一起的日子，已经是十年前了，现在吉托已经十一岁。在白兰卡三十出头的时候，她离开了孩子到美国工作。自此之后，吉托和年迈外婆的生活，就一直依赖着白兰卡将担任保姆所挣得的钱寄回乌拉圭。在她离开时，吉托还跟那个她在曼哈顿带过、有着胖乎乎小短腿的孩子一样。
「Estoy nerviosa（我很紧张），」白兰卡说。终于，在她收到一封简讯后，惶惶不安的心定下来了。飞机降落了。「这表示他们要过海关了。这么近，居然这么近。」
在「全球照顾链」背后
白兰卡绝对不是唯一一个为了工作而远离孩子半个地球的女人。学者们称此种安排为「全球照顾链」（global care chain）。[1]在这条链子的一端，是一个在已开发国家工作的女性。这名女性拥有工作，因此无法担任全职妈妈。为此，她雇用了海外时薪低廉的劳工。而这些移民保姆或外籍劳工只能雇用另一个价格更低的劳工，来照顾家乡的孩子。当我们沿着这条链子从北半球走到南半球时，可以发现女性劳动力的货币价值降低了。这条链子的作用方式，就是将薪资所得者和受抚育者分开。美国大学针对洛杉矶拉丁裔移民所做的调查发现，约有二四％的女佣和八二％的住家保姆，都和自己的孩子分隔两地。在目前所读到的被压榨家庭故事中，白兰卡的经历是一段更容易被忽视的变体。白兰卡和那些必须将孩子送到极限托儿所、以及在极限托儿所内劳碌过度的工作者不同，她既是被压榨的家长，也是提供托儿照顾的人。她受到的压迫是如此强烈，逼得她不得不离开孩子十年，让孩子在没有她的陪伴下独自成长。
现在，白兰卡必须做出另一个重大决定，她是否该为了和儿子团聚，让过去一直以中产阶级身分在乌拉圭生活的孩子来到美国，沦为美国在职贫穷族群的一员。
这并不总是唯一的选择，如同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历史学家、《工作的总是女人》（Women Have Always Worked）一书的作者艾丽斯·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所言，在十九世纪末与廿十世纪的某些时间点上，美国确实遍地都是机会。移民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但或许也是通往成功的一条道路。然而，柯斯勒－哈里斯认为现在的美国与多数工业化的国家相比，拥有的社会流动力较差。根据研究，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力或许就跟英国这一个受社会阶级架构箝制而僵化的国家一样薄弱。当然，这听上去非常违反直觉。我们长久以来都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社会弹性的国度，尤其是在薪水于一九五○年代普遍地成长后。然而现在，随着薪资几乎停滞，柯斯勒－哈里斯指出那些过去凭一份薪水来养活孩子的工作者如白兰卡，开始面临困境，因为成功的中产阶级生活必须要有两份收入来支撑。
在美国的密西西比三角洲区域，缺乏流动力的情况尤其明显。[2]如果将世界上所有已开发国家的社会流动统计数据视为一个整体，那么此处发生的社会移动低于前者。（当然，由于密西西比的黑人数量居美国所有州之冠，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缺乏流动性的因素除了经济方面外，更与种族歧视相关。）在那些可能被归类为劳工阶级或底层中产阶级者的孩子中，其向上流动到顶层社会的机率显著下滑。贫者依旧贫穷，如同政治理论学家麦克·海灵顿（Michael Harrington）所言，他们唯一的错就是生错地方，或是生错了肤色，[3]向上流动较常发生在白人身上。对在美国境内占最大比例的工作者─中产阶级来说，过去能在父母辈身上看到的流动性与弹性消失了，而他们自身经历到的停滞，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曾经占美国梦很大一部分的流动性，如今却消失了，这无疑是一种最深的背叛。
在乌拉圭长大的白兰卡，在首都亚松森担任护理师，然而美国的阶级地位使她心动不已。假使合法移民者如白兰卡的经历都已如此困难，那些非法移民者的处境将更难想象。
白兰卡是一位努力工作、期望能改善自己与儿子生活的女性。作为中产阶级的追求者，她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白兰卡的问题就在于缺乏向上流动的管道。除了其他各种条件外，作为中产阶级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取得某些物品与服务的途径。这和你买的房子或车子无关。这种地位也可以进一步细分，反映在精确的知识与信息种类上，中产阶级知道应该去哪里购物或定居，知道该把孩子送到哪里去上学，该去哪里看医生、托儿、获得职业建议、受训或接受其他帮助。而阶级地位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让你知道一切该从哪里开始，而这又牵涉到我们所谓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
一提起「文化资本」，就让我想起自己念研究所时最喜欢的理论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布迪厄认为资本此一词汇超越了经济层面，进一步包含教育程度、技能与品味。经济资本是可转换的，如果你拥有经济资本，你就可以透过教育获得文化资本。如果你拥有后者，你也可以透过正确的社会途径，将其转换成更多的经济资本。尽管有些文化资本是显而易见的，像是你的古董黑胶唱片收藏、放在衣柜里的十个路易·威登包（Louis Vuitton）、你的Prius（丰田的油电混合车）等，但文化资本也包含了进阶能力，以白兰卡的例子来解释，就是她为孩子选择、并实际送孩子去上「好」学校的能力。与一九一○或一九五○年代的人相比，类似如白兰卡这样处境的人所能获得的文化资本较少，柯斯勒—哈里斯表示。「如果白兰卡在一九五○年代时来到美国，她的儿子较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发展，」她解释道。「当时的人们对公立学校拥有更高的信心，孩子能获得的流动力也高于他们的移民父母：他或许能透过上大学的方式，反过来帮助母亲。」
此外，与一九五○年代及六○年代相比，旧金山、纽约等城市及其近郊出现的阶级隔离也更为显著。
白兰卡的故事反映出进入中产阶级所必须经历的障碍，以及追求跻身中产阶级的人，与体制中支持办法的破裂。她的故事无可避免地展示了阶级特权的普遍性。
我们认识那些因为怀孕或早产而受到压迫的父母们。我们也知道父母的工时是如何挤压到他们陪伴孩子的时间，以及托儿费用是如何反过来迫使父母亲延长工作时间，以负担这笔开销。在白兰卡身上，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经济与文化无法再次塑造出历史上的中产阶级，即是那些认真工作、移动到世界另一端的中产阶级移民者。无论这些父母再怎么样努力，成为中产阶级的美国梦已一去不返。
在纽约市那存在于中产阶级化与奢华氛围外的阴暗角落里，就是白兰卡的藏身之处─一个被玻璃华厦与缤纷商店包围的地方。当时，她每年只能赚得微薄的三万美元，其中还必须扣掉自己的医疗保险。她总是将自己担任保姆所赚得的大多数收入，透过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汇回乌拉圭，而这笔钱也包括她于周末时候担任家庭清洁工的收入（一天一百美元）。
「能够帮助家人使我开心，」在某个寒冷冬日的晚上，下班后的白兰卡这样对我说。「但所有的事情总是围绕着我的儿子、父亲、母亲，从来就不是关于我。」当白兰卡睡在一个仅有两个小窗的寒冷公寓、处在离赤贫不过差一份工作收入的困境下时，她让远在乌拉圭的儿子就读一个月学费要价两百美元的私立学校。尽管她是如此渴望飞回家乡好将吉托拥在怀里，但她选择送吉托去上游泳课（这也是特权的一种象征）。她寄回家的钱，让她的母亲可以带吉托去听音乐会或去游泳。
外籍看护的想望
积极的社会运动提升了大众对于家务劳动的关注，但对于像白兰卡这些女性的境遇，却依旧受到忽视，尽管人们抗争着要得到更好的薪水、尽管她们才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快速区块下的主要参与者。在全美有上百万名看护工作者，但由于她们多为移民，因此总是安安静静地消失在大众眼前。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数据，二○一一年全美雇用的儿童照顾工作者为一百二十六万零六百人。尽管如此，共有八百二十万名五岁以下的孩童，是跟儿童照顾提供者如朋友、家庭成员或启蒙方案（Head Start）等相处，而不是和父母。[4]显然，我们可以推论有大量照顾儿童工作者没有出现在数据上。而此一快速成长的数据，也将白兰卡每天都必须面对的困境推到了最前线：如果美国需要的照顾服务提供商愈来愈多，导致愈来愈多的家庭被拆散、愈来愈多的骨肉被迫分离，这些情况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此种家庭分离的处境，跟白兰卡过去在乌拉圭成长的环境非常不一样。那时候，所有家人的生活都是紧紧交织在一起。然而，此种紧密的关系也是出自于生活的困苦。白兰卡在非常贫穷的环境下长大。九岁的时候，她才第一次收到圣诞礼物；而她的娃娃总是自己用玉米外壳做成，因为没有人买得起娃娃。
晚上，白兰卡的妈妈在准备食物的时候，会叫她和弟弟先躺到床上，这是一无所有的母亲所想出来的办法。当白兰卡和弟弟等着那不存在的食物时，总会不小心睡着。八岁时，她开始帮妈妈做所有工作，替其他家庭打扫或煮饭。长大后，她坠入情网，并生下了吉托。当她发现吉托的父亲背着她偷吃时，她离开了对方。
作为单亲母亲，白兰卡知道自己必须靠着担任护理师的收入，来抚养年迈的母亲和儿子（根据白兰卡的描述，吉托的父亲偶尔才会出现在儿子眼前）。但这是不可能的。白兰卡说，在公立医院里，护理师必须做所有杂事，有时甚至没有热水或电灯，而且薪水非常低。几经挣扎后，白兰卡成功取得在迈阿密担任保姆的机会，尽管雇主给了她非常低的薪水，也没有任何休假。根据美国对家务劳动的说法，她是「住家」（live-in）保姆。「我就像牲畜般努力工作，迈阿密那边共有三个孩子要顾，还要煮饭、烫衣服、打扫和整理，」白兰卡说道。接着，她般到了纽约市，并找到一份每小时十五美元的保姆工作，取得了公民身分，并在周末的时候兼差打扫房子，以赚取额外的收入。
二○一四年的冬天，我在纽约市认识了许多像白兰卡这样的照顾者。有在肯尼亚长大的爱丝特·席米尤（Esther Simiyu）；当天深夜她必须前往曼哈顿的上东区，在婴儿母亲睡觉的时候，彻夜照顾该名婴儿。二○一四年的时候，爱丝特的先生和她们十五岁的女儿及十一岁的儿子一起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比。她第一次离开家人时是九年前，当时她凭着学生签证来到美国；头几个月她总是在断断续续的哭泣中，恍恍惚惚地睡着。担任婴儿护理师与睡眠训练师的薪水（时薪分别为二十美元与二十五美元），让她能将住在肯尼亚的孩子们送去上寄宿学校。「现在，我的女儿已经进入青春期了。我们在用Skype通话时、当她说『妈妈我有问题想问妳』的时候，我脑中想的总是紧紧抱着她。但我做不到。」对女儿和母亲来说，这种分离很痛苦。「但做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爱丝特边拍着桌子边说。她的薪水能供养家中八名成员，包括她的两个孩子。她总是寄着金额大大小小的支票回家，有时候甚至是一千美元。她还会在曼哈顿的时代广场或布朗克斯区的福德汉姆路（Fordham Road）商店，买礼物给家人。尽管她的先生也同时在工作，但就如同描述的一样，压力还是落在了她─母亲这个角色身上。
对这些新来的照顾者而言，要想将孩子带来自己工作的城市，就必须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一份于二○一二年进行的调查指出，在参与调查的家务工作者之中，七○％的人时薪不到十三美元。[5]但即便是获得适当薪水者，托儿必须支出的费用，也让她们根本不可能将孩子留在身边。[6]
来自西藏、在曼哈顿担任保姆的佩玛（Pema），在二○一四年四月的时候，将孩子送回西藏，因为她负担不起纽约的托儿所费用。作为职业保姆，佩玛说自己经常需要在早上八点的时候就开始工作，而她替儿子找的托儿所接送时段，也是从早上八点开始。
「时间太难安排了，」佩玛对我说。她的困境源自于阶级特权的另一种半意识型态实况，雇主有权决定他们的家庭生活，而且经常视保姆的孩子为潜在阻碍。没有孩子的照顾者往往比有孩子的照顾者，更有弹性。因而后者在保姆市场上总是居于劣势，此景就如同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公司是如何不耐烦地对待怀孕女性。「当你说自己有孩子时，那些可能雇用你的雇主，往往会倾向于雇用那些没有孩子的保姆，」佩玛说。[7]
新移民照顾者的难题
白兰卡曾经在吉托九岁的时候，试图将他带来纽约，但吉托是如此厌恶在那里的生活，因此最终他还是回到家乡。由于工作需要，白兰卡经常要东奔西走，而那些时候吉托只能交给白兰卡的其他朋友照顾。吉托也不喜欢纽约的学校，因为其他孩子总会取笑他。他很想念奶奶；毕竟奶奶才是那个陪伴他长大的人。由于白兰卡的工时，她无法给予她和儿子都希望的相处时光。在吉托回到乌拉圭后，她们发展出一套频繁的打电话模式，有时候一天会通上十次电话。
当我于二○一三年十二月下旬、吉托抵达美国的两个月前认识白兰卡时，她正在照顾一个很喜欢说话的十九个月大孩子，而她显然也很喜欢这个孩子。孩子坐在自己的UPPAbaby推车里，吃着装在橘色容器里的金鱼（Goldfish）饼干，玩着棒冰的棍子；时不时地，他会说「好热」、「水」，然后喝着自己小水壶里的水。
白兰卡非常喜欢这个小男孩。她总是为小男孩说的每句话发出惊叹，并对他唱着《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每当有人对小男孩表现出兴趣时，她就会骄傲地向人展示他在雪地里玩耍的照片。
「赚钱很难，而我总是选择照顾婴儿，」白兰卡对我说。「或许是因为我无法贴近儿子，照顾这些孩子是因为我真的很想他。我想念他的童年时光。」
在三十年前，担任照顾者的人，多为来自加勒比海的妇女；而她们的孩子被称为「包裹儿童」（barrel children），因为他们会收到跨国母亲寄来的巨大箱子，里面则装着礼物与衣物。社会学家、出版以照顾者为研究对象的《养育布鲁克林》（Raising Brooklyn）一书的作者塔马拉·莫斯·布朗（Tamara Mose Brown）指出，现在多数的照顾者来自拉丁美洲或如菲律宾这些地方。当我在布鲁克林一间西藏咖啡厅里见到布朗时，她向我解释照顾者有时甚至会将六○％的薪水，都寄给家人；这些汇款不仅是她们家中重要的经济支柱来源，更是稳定她们国家经济的重要根基。「这些钱能让孩子们接受教育、拥有更好的饮食条件和物质生活，」布朗指出。
但如果想要一家团聚，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些希望和自己的孩子、伴侣或父母团圆的人，是每年申请移民与签证的最大宗。那些获得美国公民身分者的孩子，可以获得美国签证，且不算在签证配额内。理论上，这些孩子的签证申请应该是可以快速通过的。但在施行上，大量积压的申请表造成申请过程异常漫长。在抱持反移民立场的川普政府上台后，这个情况也只是愈来愈严重，川普政府甚至因为文件上的疏失，将那些来自海外的被领养者（且认为自己是美国人）驱逐出境；如果川普继续掌政，这些令人震惊的举动只会愈来愈常见。此种困境也暴露了全球化主义下的重大矛盾，亦即劳工是透过何种方式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在川普执政后，某些反移民富人的态度就是希望让这些移工分担自己的家务、照顾家中的孩子，但就是不能让这些劳工的家人到美国生活。
同样地，这些工作者的孩子也可能因为缺乏政府或家人的支持，而面临无人照顾的窘境。然而在家乡，家庭成员往往能担起政府做不到的事。如同来自肯尼亚的爱丝特所说：「我来自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美国人都是个人主义。我会付钱给自己的阿姨，还会替所有家人付上大学的学费。」而这些家庭成员则会反过来，替她照顾好孩子。
出于个人原因，我对白兰卡和爱丝特的困境感同身受。我是奋斗民族波兰与俄罗斯移民的后代，我的祖父母在他们非常年轻的时候，来到语言完全不通的美国。这些被迫与家人分离的移民（有些人甚至还只是青少年）深信：只要辛勤工作，就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顺利成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分子，而他们的后代自然也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然而这样的雄心壮志已经再难实现了。对我的祖父母来说，当时的情况非常艰难，他们必须克服现在已经不存在、或以不同形式存在的藩篱，像我的祖母虽然可以说非常流利的英语，却因为自己的波兰口音而无法找到教师的工作。尽管如此，我的祖父母深信机会就等在他们的眼前。然而，对于今日如白兰卡这般处境的人来说，他们已经不再如此确信了。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
白兰卡和许许多多放下自己的孩子、远渡重洋到美国照顾中产阶级子女（这些孩子的父母有时还会成为她们生活的压迫源）的女性，让我们看到了新型态的父母。无论是来自劳工阶级或移民，新的成员总是不断加入美国的中产阶级，为其注入活力，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内都是如此。然而，有愈来愈多的指标告诉我们，类似如白兰卡这样的「los de abajo」（居劣势者），已经愈来愈难进入中产阶级。如果美国中产阶级获得新血的频率仍旧很低（如果真的有发生的话），这个阶级将很难存活。
在乌拉圭担任护理师的白兰卡，拥有硕士学位，但这份学历在美国无法发挥效果。在社会阶级链之中存在着许多缺口，白兰卡扮演了连结的角色，而许多像她一样的移民者，往往会陷落在这些裂缝中。要想进入美国的中产阶级，白兰卡就必须从事一些如护理师这样的工作，但缺乏必要训练以获得认证的她，没办法这么做。对根本负担不起训练费用的她来说，这些是遥不可及的事物，她没有时间去上学，而她的英文也不够好。因此，她只能继续作为贫穷的劳工。
美国梦破碎
白兰卡的情况凸显了一九五○年代移民不会遇到、如今的移民者才会遇到的困境─想要进入任何高等教育机构，都可能会让你负债累累。相较之下，我的祖父母在廿十世纪抵达美国时，他们可以接受免费或仅收取合理价格的大学教育，像我的祖父就念了纽约市立学院（City College）的夜间部。在那个时候，市立学院被称为「无产阶级者的哈佛」。那些被（基督教）新教菁英大学拒于门外的犹太裔移民，仅需要付一点点学费，就能在这里接受教育。
中产阶级总能透过这些破碎的连结，获得维持并继续开创：许多移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孤身一人离开自己的家乡，远离挨饿、失业或甚至被骚扰且杀害的父母与手足。而这些移民往往会以美国土地上的新家庭生活，像是照顾家庭成员或邻近区域的社交生活，作为造成家庭缺憾的弥补。但现在，那些可以帮助如白兰卡这样企图打入中产阶级的劳工阶级移民者的族群，却很难进入美国，就算成功来了，也很难留下。
对于新移民到美国的父母亲们，移民这件事并不总是意味着向下流动或停滞。我的祖父母在布朗克斯经营一间小鞋店，小时候，我经常坐在鞋店的地板上，玩着鞋油、鞋拔和撑鞋器。青少年时期，我的爷爷奶奶到纽约的下东区，负责在帽子上固定羽毛的工作。在二○○○年代的纽约东村（East Village），最常听到的背景音乐就是从上千家商店与精品店传出来的收据打印声。在我心里，那些穿梭在廿十世纪早期工作室中的人物，就像是徘徊在小区周遭的幽灵般。我想到母亲是如何在百货公司打工，才攒足了上大学的学费，以及她又是如何坚持我的生命中应该充斥着诗歌朗诵、以及那些被称为古氏积木（Cuisenaire rods）的五彩缤纷算数棒，而让我进入了当时最前卫的幼教班。对现在的第一代移民来说，这些变成相当难以企及的目标。
在针对平等与美国家庭是如何受压迫的问题探讨中，移民议题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移民的处境经常限制了流动性，而非法移民、或甚至是新美国公民的处境，则更加险峻。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如同柯斯勒—哈里斯告诉我的：「我也是移民，一九五○年代的教育普及让我受惠良多，当然还有当时充分的就业机会。那时候的人们，对公立学校体制抱持着更高的信任与信心。如果你能接受教育，就有向上流动的可能。这是真的。此外，在一九一○年代，如果你来美国当保姆，接着找到心仪的另一半，你可以和对方一起努力朝社会上层流动：但这样的机会已经消失了，即便对那些拥有两份收入、两名伴侣组成的家庭来说。」
柯斯勒—哈里斯一一列举为什么美国梦对许多人来说，已是遥不可及的幻想，又为什么过去的移民体验和现在如此不同，以及进入中产阶级为什么不再可能。其中一个因素在于移民的困难。在对移民来说极为可怕的二○一七年里，有超过一百万份以家庭为基础的移民申请被搁置，[8]有些一搁就是数年。（随着川普执政的时间愈长，这个数字势必会继续扩大。）此外，并不是每一位雇主都明白他们的员工处在多么困苦的处境下。「我现在的雇主非常亲切，她会问，『吉托过得如何、妳这周过得还顺利吗？』」白兰卡这么对我说，那时川普还没开始竞选总统。「但是有些人根本不管吉托是死或活。」在川普开始竞选后，她的话在我耳边响起─这个情况成真了。
为了提升雇主对于如白兰卡这些员工的关注，社会上也出现了新的力量。「手牵手」（Hand in Hand）组织为了改善家务工作者的环境，列出了薪资和休假标准，并鼓励雇主认识那些进入自己家庭的照顾者生活；举例来说，由于他们的员工需要寄钱回去给孩子，让孩子可以生活或买上学用的课本，因此在薪资方面雇主绝对不能拖欠。除了给予雇主的指南外，「手牵手」也鼓励照顾者在工作的时候，要懂得稍微善待自己，像是在雇主的厨房里为自己准备午餐等。该组织里的其中一名社运者盖尔·基尔斯鲍姆（Gayle Kirshenbaum）告诉我，她一开始也是一名彷徨无助的保姆雇主，「没有适当的信息能告诉我，该怎么样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雇主。」她表示，对这些照顾工作者而言，「家也是工作的场域」。
当我于二○一四年一月再次碰到白兰卡时，她思考着儿子和她的生活或许将面临新的改变。无论要付出何种代价，她都希望在三月的时候将吉托带到美国，因为她的母亲已经年迈到无法继续照顾他了。「他在美国的新生活不会太好过，」白兰卡说。尽管一家团聚听上去非常美好，但这其中也伴随了许多问题。吉托的英语能力有限，而白兰卡的工作时间让她无法在晚上七点十五分前回到家。她能缩短工时吗？毕竟她周末的时候也有兼差当保姆或打扫。如果吉托生病了，怎么办？「我必须要能在家陪他。」
二○一四年二月，白兰卡又打给我。在限时调降票价期间，她替吉托买了一张单程机票。三天后，他就会在白兰卡最好朋友葛萝莉亚的陪伴下，抵达这里。尽管单身的葛萝莉亚凭着担任保姆的收入还能过活，但她还是基于友情，为自己买了张到乌拉圭的来回机票，因为白兰卡买不起自己的机票，也无法承担因为长途飞行而不得不请假数日，造成薪水减少。
随着吉托即将抵达，白兰卡还有许多事情必须完成。给吉托睡的那间房间很冷、没有窗户，地板甚至也还没铺好；在我们通话的那天，白兰卡的朋友正在帮她处理这些问题。为了迎接吉托，她打扫了自己的家，除了扫地，她再用那个她以一跟棍子加上布所组成的拖把拖地。她在自己家里，做着这么多年来一直替其他家庭做的工作。她指着那盆站在公寓中唯一两扇小窗前、枝叶繁茂、装在一个中国瓷器里的长春藤植物。「打从我搬进这里后，这盆盆栽就一直陪着我─它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笑着说。
接着，还有另一件事情：她已经两年没见到吉托了，因此替他挑选日常需要的衣服成为一件困难的事。「他已经比我高了，」白兰卡说。由于吉托在乌拉圭那边没有网络服务，因此他们最近没有打Skype，这让白兰卡有时很难想象吉托现在的模样。她替他买了印着爱心的内裤、袜子和睡衣，但她不知道他的尺寸，加上「他很阳刚，所以我不太确定他对这些爱心的反应。」有些时候，她会在吉托正在为这趟旅行做准备的时候打给他，用西班牙语谈论着他打包的衣物。他告诉白兰卡自己打包了一些夏天衣物，白兰卡笑了出来。纽约市刚刚又下雪了。
「我对母亲感到很抱歉，」白兰卡说。「我知道让吉托离开是最好的选择，但有些时候我总感觉所有事情都有好有坏。我伤了母亲。我伤了吉托。现在，我该让他去上什么学校？我一点头绪都没有。我询问了附近的学校，但没有人会说西班牙语。我不知道怎样做比较安全。他在乌拉圭的生活安全多了。」
在吉托两岁之后，他和白兰卡相处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几个月。白兰卡远在离他生长城市数千英里外的地方。她居住城市所拥有的人口，比他住的国家人口还多。「我就是想妳，我想要再见到妳，」吉托透过电话对母亲说。
被轻视的照顾工作
在白兰卡前往机场和儿子团聚的那天，她坐立难安。在开往皇后区的长途车程里，以及待在候机楼的时间里，白兰卡告诉我她过去在乌拉圭担任儿科急诊室护理师的日子，以及医院是如何缺乏基本设备。她告诉我有一次，当所有护理师和医生都认为一个六岁大的婴儿已经回天乏术，而她是如何只用了氧气，就救活那个孩子。我想着她是如何从一份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转移到一份不太需要训练的保姆工作─如学者凯伦·布洛金（Karen Brodkin）和美国家务劳工联盟（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Alliance）所指出的，这是许多女性移工经常面临的轨道转换。
白兰卡那些充满欢笑与悲伤的往日时光，在她反复检查吉托是否降落的动作间，时断时续。
「最近，我不小心丢了钥匙，忘了脸书密码，还忘了朋友生日，」她说。「吉托、我妈─没有人知道我有多么焦虑。」
从几分钟到漫长的数小时。每看到一个人通过海关，白兰卡就会跳起来。在飞机降落的两个小时候，她看到葛萝莉亚和儿子了。她的脸亮了起来。「嘿，吉托！吉托！」她呼唤着。尽管飞机准时降落，但海关留下了这两人。他们不断质疑为什么不会说英文的吉托，居然是美国人。
「·Mi amorcito lindo（我的小可爱）！」白兰卡说，亲了吉托。她的儿子看上去温顺而又开心。他没有说很多话。他到了，吉托说，「estar con mi mamá（跟我妈在一起了）。」
白兰卡从包包里拿出那件她为吉托买的深蓝色夹克。那不是他最喜欢的红色，而且他其实不怎么想穿，他说。但外面真的很冷，她告诉他。吉托只带了一个行李箱，里面放着两条牛仔裤和一双运动鞋。
「穿上夹克，吉托。可怜的孩子，海关对他太坏了，」白兰卡用西班牙文说着。
「No tengo frío，（我不冷）」吉托回应。此外，这件新外套不太合身。
「真不敢相信他已经长这么大了！」白兰卡说。「我必须把外套拿去退。」
她们需要摆脱寒冷的空气，然而出租车上的温暖只在她们身上停留了一会儿。她们到了吉托的新家。
三月的时候，白兰卡替吉托注册了几个街区外的李奥纳多达文西中学（Leonardo da Vinci Intermediate School），一所位在皇后区北边为劳工阶级聚集的可乐娜区（Corona）、很新、且有两千两百七十名学生的中学。在纽约五大行政区中规模最大的达文西中学，由于校内学生多来自贫困家庭，因而能获得联邦政府一级补助。学校老师推着装满教科书的小推车，而学生们挤在走廊间，往四面八方拥去。为了配合上层社会的期待，在这间充斥着低收入户学生的校园里，座落着一栋栋被命名为普林斯顿、史丹佛、耶鲁和哈佛等象征着昂贵教育、追求卓越先驱者的建筑。
白兰卡和其他出身相仿的人们为吉托就读的中学街区，重新带来活力。但租金也开始跟着高涨，这让许多工作地点在市中心的移民们，不得不搬到远离市区的外围。在现在的社会里，科技公司、银行和投资公司倾向于座落在集中化的区域，而圣地亚哥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历史学者、以及《买房者的世界》（A World of Homeowners）的作者南希·夸克（Nancy Kwak）告诉我，这些产业也往往会将大批富人和公司吸引到城市的核心区域，并因此造成地价上涨。然而，那些在同个产业中工作、但地位较低的工作者如看护或照顾者，尽管也需要住在都市中心，却往往付不起房租。
社会上对于看护工作的轻视，也是白兰卡从事家务工作却仅能赚得微薄薪水的原因之一。吸地、为孩子准备热水、用眼神给予关爱或警告─这些工作内容的价值经常被人们轻忽，并因此获得过低的薪水或甚至无酬。数世纪以来，放眼全世界，女性往往需要无偿进行家务劳动，女性可以不在乎代价、「本能上」照顾他人的想法，根植在大众的脑中。如同学者葆拉·英格兰（Paula England）所写，人们对于照顾工作的常见观点，让「照顾工作只能获得极差的回报，因为该工作总是与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相关。」如同英格兰所指出的，「此一贬低性框架凸显了文化偏见是如何箝制了看护工作的薪资与政府补助。现在依旧有许多母亲负责执行那些无偿的工作。」[9]二○一五年的麦肯锡报告也推测，「今日，由女性担任的无偿工作每年产出价值约为十兆美元，约等同于全球GDP的一三％。」[10]
根据估计，美国父母每年用于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的时间为一千一百八十三个小时，尽管半数的美国女性每日都会做家务，会做家务的男性却只占二○％；以每年来看，职业妇女投注在日常繁杂家务的时间上，比她们的男性伴侣多出十天，照顾孩子的时间则为两倍。[11]在庞大的单身母亲人口中，职业妇女则需独自打点一切。根据二○一三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指出，每七名美国人之中，就有一名必须同时照顾孩子与年迈的双亲，而根据调查，母亲每年用于看护工作的时间，比父亲多了十五天（一天意味的可是二十四个小时）。[12]
美国劳工统计局做的「美国人时间利用调查」（American Time Use Survey）则发现，自二○○三年以来，女性用于煮饭和照顾家里的时间数量并没有什么改变。二○一六年，女性每天需要用二·二四个小时，来做这些事。[13]
生产与女性照顾工作的历史，全都反映在统计数据和安全别针与尿布疹修护霜上。也有人用充满创意的方式，来展示母亲此一角色所遇到的压迫。美国艺术家米尔·莱德曼·乌克尔斯（Mierle Laderman Ukeles）在一九六九年写下一份宣誓：「文化赋予抚养工作的恶劣地位＝最低薪资、家庭主妇＝无偿／清理你的桌子、洗碗盘、扫地拖地、洗你的衣服、洗你的脚、替婴儿换尿布、完成报告、改正错字、修补篱笆、让顾客开心。」[14]乌克尔斯将那些迫使自己付出劳力并为此筋疲力竭、倍感挫败的劳务活动，改写成一首诗与表演艺术。
在一九七○年代，「家务有偿化」（Wages for Housework）运动将乌克尔斯的美学运动，转变成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家务有偿化」组织认为，照顾自己的孩子、打扫自己的房子都应该获得报酬，并获得政治正确与情感上的认可。出生于意大利的西尔维亚·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是这场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温文儒雅、现年七十三岁、住在纽约市公园坡（Park Slope），她说话的节奏就如同催眠曲般，但她仍旧牵挂着将妇女从沉闷的日常家务中解放出来、以及家务工作者薪水依旧很低的状况。在我们的对话中，她指出女性要做的无偿工作，除了煮饭和打扫外，在社交场合、职场与伴侣关系中，往往需要微笑或尽心尽力地讨好他人，而这些负担导致女性损失部分赚钱能力。她柔声地说着女性为家庭所付出的家务劳力与情绪劳力，其实也可以被视为家庭暴力的一种。
这听上去或许有些极端。但那些由女性所执行，而且经常没能获得回馈或根本无偿的隐性家务、照顾或情绪付出，难道不值得获得更高程度的回报吗？我很高兴听到对于脸书营运长雪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挺身而进」（leaning in）此派理论或许多关于女性职场赋权等主流文化意识的反对声音。「这些想法实在太表浅了，我根本没有认真地去思考它们过，」费德里奇说着，带着些许讽刺意味。「『拥有全部』是一个意识形态遭扭曲的概念。女性缺乏的是自主权和属于自己的金钱。此外，还有工作过度的遭遇。」
公平竞争？
一开始，皇后区的新生活对吉托来说非常辛苦。他很想念九十二岁的外婆。他们每天都会通话，而他手机里也存了许多外婆的照片。在他最喜欢的一张照片里，穿着便服的外婆坐着，充满笑意地望向镜头。
有些时候，他会感到绝望，白兰卡说。在每天放学后，他会一个人走向那栋满是出租套房的大楼。尽管楼层间传来移民们煮饭与谈天的声音，但他们家却只是空荡荡。在那里，他盯着时间分秒消逝，听着薄薄墙板外所传来的人声，等待母亲回家。
然而事情逐渐好转。白兰卡替吉托买了一只纯种且昂贵的西施犬。对白兰卡来说，这只小狗的费用和考究的外观，似乎象征着美国梦的成功。吉托开始交到朋友。他的个子很高，面庞英挺，头发浓密而带着卷度。他的足球踢得很好，这是一个能让移民学生在校园里受欢迎的重要技能。有一天，我去学校找吉托，我看着他在朋友们的簇拥下踢球、防守。他穿着斜纹卡其裤、新的红色Nike球鞋、polo衫，明显比其他孩子高出许多。负责监督休息时间、留着时下潮男发型、感觉酷酷的老师尚恩对我说，女孩们最喜欢吉托。尚恩的好友─来自哥伦比亚的迪伦和来自多米尼加的胡安，因为这番关于社交情况的评论，明显地看了他一眼。
随着八年级进入尾声，学生间的闲聊话题开始聚集到高中上。高中生活是怎么样的？大家想去哪间学校？在吉托某一门课的课堂上，一名擦着绿松石色指甲油、穿着自己在网络上挑来的精心设计服饰的女孩，靠向正在涂唇彩的朋友。「福雷斯特希尔高中（Forest Hills High School）、福勒勋高中（Flushing High School）。」她们小声地交谈着。「这是我母亲找到的、这是我亲戚说的。」与吉托可能会去的学校相比，这些学校位于更郊区且更热门。女孩们偶尔会瞄着端正坐在自己桌子前的吉托一眼。
同一天里，正在上数学课的吉托，认真地做着笔记。时不时地，他会将老师的话翻译成西班牙文，帮助那些比他更晚来到美国的移民朋友们。散发活力的数学老师莎曼珊·豪尔（Samantha Heuer）站在台前，穿着抢眼的豹纹靴子，留着渐层的发色，一边教着线性方程式。豪尔用轻快且有魄力的声音，解释已知和未知变量。「在关于男孩胡安的方程式中，」她说着，「Y变项是未知变量，而X是已知变量。」
豪尔让吉托到台上为全班解一题数学，他不费力气地解出来。对豪尔来说，吉托简直是罕见的好学生，他会在下课后去找她，询问自己该怎么做，才能提升成绩。吉托最出色的就是数学。尽管如此，努力的吉托数学分数却只是居于中等（多为B的下半），此外，刚收到另一门科学考试的成绩为五十四分。
吉托的人生本身就很像是线性方程式，如同数学课的解释，充斥着已知和未知的变量X与Ｙ。出色的已知变数为他那优异的体育天分和来自母亲、外婆的爱。坏的已知变量为语言障碍和生活在几乎贫穷的破碎家庭中。而未知变量，则为运气。
当那些如白兰卡与吉托这样贫穷的劳工阶级，试图在纽约市寻找合适的学校时，他们往往必须和纽约的中产阶级竞争。而这种竞争本就不是以公平为出发点。
在这些寻求突破者的面前，存在着大量的挑战。即便在纽约这个以多元化为傲的都市里，寻找一间拥有多语沟通的都市学校却难如登天。作为中产阶级的另一个定义，就是能使用流利的英语，以及知道该去哪里寻求以该语言所提供的服务。美国的社会服务部门并不打算和那些不熟悉美国体制的人们，分享事情运作的流程。因此那些不熟悉教育、医疗保险与育儿政策为何，而且该如何与这些体制打交道的人，很可能因为缺乏中产阶级都知道的管道，从而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失去机会。此情况也逐渐演变成「如果你不知道，我就不告诉你」的大规模游戏。这也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文化资本上，即透过一个人的人脉以获得了解庞杂社会体制的必备知识。
拥有最多特权的家长们，可以替孩子们雇用家教，或送他们去上昂贵的补习班。其些人则可以雇用那些熟悉教育体制、帮助家长分析所有公立学校优缺点的顾问。我曾经见过一名母亲拦住一名校长，并坚称对方在她所在的学区内排名为倒数第一。当那名母亲占用了校长的时间、并忽视后头排着一大堆等着要和校长谈话的家长们时，我脑中突然浮现了一个由哲学思维「权利意志」（will to power）变体而来的名词：「教育意志」（will to education）。
多数我所认识的家长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多为上层中产阶级），往往会使用大量时间来了解学校政策。从考试成绩到出缺勤，他们几乎一项不漏地检视所有可能暗示着学校实力的指标。我也曾细细阅读密密麻麻的文字，只为了挑选出到底哪一间学校最适合我的女儿。我也曾搜索学校与家长网站；而后者往往让我感到吃惊，像是看到某些家长为其他人逐项列出公立学校的缺失，或者半夸耀地说着自己家的七年级生是如何进行一些「课外活动」，以提升自己在申请纽约市公立学校时的成功率。这些「课外活动」包括了「细胞复制」的科学活动或学习中文。这些活动往往需要大量的社会与体制内知识，当然，还有时间。拥有特权的家长们，自然可以更轻易地摸索出门路，知道自己应该具备哪些知识，又该去哪里找到答案。他们也更有可能─仅仅基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握住那些能让孩子进入最棒学校的娇贵绳索。
